2013年4月21日 星期日

《沈從文別集》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沈從文傳》(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記丁玲》《花花朵朵罈罈罐罐》《沈從文的後半生:1948-1988》(張新穎)、《章服之實:從沈從文先生晚年說起》(王亞蓉)


很感人的關係與合作

章服之實:從沈從文先生晚年說起


作者: 王亞蓉
出版: 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 2013-0

內容簡介

本書以沈從文、王予予[xù]、王亞蓉三人的文物考古工作內容為主線,王亞蓉先生以導語引出沈從文、王予予[xù]、王亞蓉三人的口述文字,敘述了中國六十年紡織·服飾考古事業走過的輝煌歷程。
全 書從沈從文晚年口述其開創中國古代服飾研究說起,講述王予予[xù]、王亞蓉伴隨沈從文研究中國古代服飾的經歷;生動再現了復原滿城漢墓金縷玉衣、親曆法 門寺地宮佛骨舍利現世、發掘日偽時期煤礦萬人坑、修復阿爾巴尼亞羊皮《聖經》、複製湖北江陵馬山楚墓戰國服飾等精彩事例。
本書文字樸實無華,但生動感人。 由此書,讀者定能更深入地了解沈從文先生所開創的章服文化事業的不朽價值。

章服之實:從沈從文先生晚年說起

章服之實:從沈從文先生晚年說起



中國古代服飾研究肇始

特別是帽子的問題,做些探索,很有趣的一些探索,得到一個結論,就是帷帽的問題。 過去一直以為是冪,記載相傳以為是白狄,或者是東胡,胡人像。 這是籠統而言,一直到現在為止。

追隨沈從文先生工作

他幾十年一貫倡導文物研究要為生產服務, 從20 世紀50 年代他自己攜故宮精美絲綢文物下江南給都錦生(杭州著名織錦廠家)等織錦生產廠展講,給中央美院、中央工藝美院學生講課。 親自指導燒製建國瓷,指導景德鎮的陶瓷設計。 一代一代對青年人培養提攜。 沈先生八十壽辰,中國社會科學院胡繩院長到家祝壽時,進門就告訴他:“沈先生,你還是我上北京大學的保人呢!”“我不記得啦!

金縷玉衣•親歷佛骨舍利現世

在劉勝墓裡出土的時​​候,背部那一片在上面,肚子那一片壓在下面,都搞反了,腿上的應該縫在底下,那個拼縫,腿肚子跟大腿都是立體,根據體形來做的,好像做玉衣的時候先用木頭做一個人的模型,先把玉片子都對好了,才做出來。 給劉勝原來穿都穿錯,大概沒有人知道怎麼穿。 我們做完這件工作算是第一次在研究的基礎上復原了漢代玉衣的真實樣貌。
 ---王亞蓉

北京市人。 1961年至1963年在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學習。 1978年來所工作,歷任技師、工程師、高級工程師,自1978年至19​​88年任沈從文先生助手,兼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會副會長、國際服飾學會顧問、中國古代紡織品研究保護中心顧問、湖南省博物館顧問、首都博物館顧問等職。 主 要從事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專長為絲綢、服飾的考古現場發掘、保護、研究、鑑定工作,參加了北京大葆台漢墓、河北滿城漢墓、湖北江陵馬山一號楚墓、陝西法門 寺唐塔地宮、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河南三門峽虢國墓、新疆尼雅遺址三號古墓、北京老山漢墓等墓葬的絲織品現場發掘、鑑定、複製、研究工作。 主要著述有《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全書插圖、《中國民間刺繡》(專著)、《從文口述――晚年沈從文》(專著)及論文《法門寺唐塔地宮出土絲織品》、《中國古代纂組研究》、《法門寺唐塔地宮發掘報告》(紡織品部分)等。 自1985年開始以戰國、漢代出土紡織品為標本,開展實驗考古學研究,其成果被湖南省博物館、荊州博物館收藏展出。 多次赴日本、英國、法國、荷蘭、韓國、香港、台灣等國家、地區講學及進行學術交流活動。


成果一覽
標 題
作 者 發表單位 發表時間
漢代的組及其工藝研究
王亞蓉
第五屆亞洲服飾研究會會刊
1986年
中國民間刺繡
王亞蓉
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
1985年8月







學術活動

1986年7月22日(20天)參加國際服飾學會學術研討會及進行參觀考察
1988年11月4日(6個月)應英國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學院遠東系邀請為中英合作項目《英藏敦煌文獻》拍攝敦煌文書照片
1990年2月12日(12天)應法國亞洲服飾與紡織研究所邀請,赴巴黎參加聯合國教科文項目《絲綢之路的絲綢》編寫工作會議
1992年11月19日(10天)應邀赴日本名古屋大學參加國際絞纈染色會議
1994年9月18日(10天)應韓國東亞日報社邀請參加韓中古今刺繡展覽
1995年3月24日(12天)應荷蘭絲織品研究中心邀請參加中國古代紡織品展覽和研討會,並作了題為《中國古代絲織品出土、保存和修復》的學術講演
2000年8月3日(7天)應邀赴台參加台灣中華服飾學會舉辦的學術研討會,提交的論文題目是“中國古代服飾的裝飾工藝與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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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花朵朵罈罈罐罐》誠品錯成:

花花朵朵瓶瓶罐罐
作者    沈從文 出版社 / 江蘇美術2002 商品語言 / 中文/簡體 裝訂 / 平裝
除 了《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一書,沈從文去世後還出版了《花花朵朵 罈罈罐罐》,專門收入他在文物和藝術方面的短小文章。這些文字其中優異者,如《龍鳳藝術——龍鳳圖案的應用和發展》、《過節和觀燈》、《古代人的穿衣打 扮》等,常被收錄到各種散文讀本中去,成了文學的一部分。全書包含沈從文談自己為何轉而從事歷史文物工作,談鏡、瓷、陶、花邊、織金錦、服飾、民間藝術和 文學等的文章,有科普讀物,也有研究專著,都不難讀。它們顯示了我們民族文物文化的無比瑰麗,是沈從文對中國古代文物的詩性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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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丁玲》是《沈從文別集》(1991)之一

《沈從文別集》再版由江蘇教育出版社出

在《記丁玲》(沈從文誤以為丁玲被國民黨做掉) 採用巴金的《懷念從文》(1988) 當序


如果不知道沈從文與丁玲在解放後不和的故事 (詳文末) 可以看這新版的《記丁玲》為中國從1930年代的國民黨到1970年代的共產黨 如出一轍殘害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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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沈從文先生致敬(2000/01)
  1999年3月末,取出《沈從文別集》,閱編選者在每集中附的家書及自述等文章。沈先生的為人、志業和學問、看法,躍然紙上。多了不起、多高貴的靈魂,多麼苦難的人生,多麼善良的人呀!令人心情激盪莫名。
   沈先生在信中,似乎有心地給未來千年的讀者許多他的人生觀、學問和創作觀。他很了不起地在默默的困頓中,苦其心志,餓其體膚。我們這些活在台灣的人,很 難想像那種零下十度,每日要通勤四次(來回)料理日常飲食,而住屋被佔,夫妻間要半夜起床,輪流用餐桌;工作時為"化外 之工友" 似的苦楚受過苦的人才都該同情沈先生。
  然而沈先生堅持下去,真是做到了尼采所謂「受苦的人沒有悲觀的權利」。沈先生的情操更高貴,因為他樂於當博物館的解說員義工(他在職責上可以不用如此費心....)。我幾乎可以想像出那感人的場面:一群素昧生平的參觀者,在沈先生的導遊後,無以言謝,派出一位代表,向沈先生深深一鞠躬說謝謝…... 
  沈先生是少數能做活學問的人。他自學有成,在動亂時代致力於讓中華古代工匠創作之神復活,讓後世子孫得以稍微體驗先人匠心之美,讓國人得以知道在古物上,另有好幾十套活的二十五史....沈先生晚年,其實已成為自學有成的科學鑑賞家。
  在那數十年間,籍 出版的可能性幾乎完全被斷送(沈先生在二0年代可能曾是中國第一名職業作家,每月必須賣一本書(被剝削)才能維生)......這時他仍開創服飾研究,絲 綢,銅鏡等歷史及改証工作,自成一格(苦學有成)。難怪不少好友在接到他的書時,都會讚嘆"這好漢無忝所生",而自慚虛度一生...最難得的是,沈先生具科學精神而又能苦幹實幹。
  他給年輕人的告誡極為誠懇:任何行業,只要學會基本道理,就要多嘗試,立志成為世界一流的人物,寫作也罷...道理都一樣。
  沈先生在一些信裡,除了表現出他的人格、風格,甚至他的精神的最深信仰,都流露出來。沈從文先生即使是在他最困頓的最後30年,生活和文章都已是默默中具雷霆萬鈞了!


一些重要的書籍:
《沈從文別集》 岳麓書社,1991
《沈從文家書》 台灣商務,1997
《沈從文文集》 花城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分店
《沈從文專集》 聯合文學27期(1987年元月)
精美的《沈從文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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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上多處有這篇"沈從文要與胡適“斷絕一切聯系”作者:傅國涌﹔來源:傅國涌博客 2011年01月27日
接下去 是"一死一生見交情——記沈從文" (丁玲夫婦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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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三反」、「五反」運動後,沈從文填寫的《博物館工作人員交代社會關係表》:
「1927 至1928熟悉胡適,私誼好,過從不多。因所搞政 治和哲學,我興趣不高,我寫的小說,他也不大看。我後來搞的工藝美術,他更不明白。但私誼甚久。解放前,國共和談未破裂,尚寄托希望於馬歇爾作和事老時, 個人尚以為胡還愛國家,或可為國家內部和平有貢獻。後為蔣請美援,即近於為虎作倀。但直至其逃美,個人尚以為可勸其不要再受蔣利用,將來可為國家作點事。 為中美關係好轉時,幫人民作點有益於中國新社會的事情。向人民自贖。到美帝侵略朝鮮,仁川登陸,並表示用艦隊封鎖中國海上交通,侵佔台灣時,對於凡在美國 住下受敵利用,深覺厭惡。和胡適也完全要斷絕一切聯繫。」
1956年,他根據上級佈置寫下帶有交代性質的《沈從文自傳》提到「人的影響」時,再次提到胡適:
「他 的哲學思想我並不覺得如何高明,政治活動也不怎麼知道,所提倡的全盤西化崇美思想,我更少同感。但是以為二十年來私人有情誼,在工作上曾給過我鼓勵,而且 當胡也頻、丁玲前後被捕時,還到處為寫介紹信營救,總還是個夠得上叫做自由主義者的知識份子,至少比一些貪污狼藉反覆無常的職業官僚政客正派一些。所以當 蔣介石假意讓他組閣時,我還以為是中國政治上一種轉機。直到解放,當我情緒陷於絕望孤立中時,還以為他是我一個朋友。」
1929 年,經徐 志摩的介紹,青年沈從文在上海認識胡適,並因胡適的推薦而登上大學講壇。雖然他在《新月》發表過文學作品,在新月書店出過好幾本小說,深受徐志摩等人的賞 識,卻不是「新月社」成員,始終是個文學「單幹戶」。他在1966年末寫的檢查交代材料中說:「和羅隆基、潘光旦、胡適都相熟,他們的政治活動卻沒有參 預,私人來往也不多。」他一再自稱與胡適「私人來往也不多」,與他自己50年代初在革命大學學習結束前寫的思想總結就有矛盾:「和胡適之相熟,私誼好,不 談政治。」
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沈從文對胡適充滿了敬意,兩人的私人關係也很密切。1930年11月21日,沈從文剛到武漢大學不久 即 寫信給胡適,說武漢和南京一樣,不許賣《新月》 所以上海帶來的《新月》成了「寶物」一樣。 1931年11月13日,沈從文在青島給徐志摩寫信,為胡適可能去做官而擔心:
「胡先生好像有到南京去做官的意思,那就真糟糕。他是應當來領導一個同國民黨那種政策相反的主張,不能受人家的騙局的。許多對政府行為主張惑疑的人,在某一情形下,都可以成為他的小兵,若他作了甚麼財委會的事情,有許多人是很失望的。」
1933年6月4日,丁玲被捕不久,沈從文寫信給胡適,
「丁玲事承向各處說話,費神實在感謝。」「先生提倡人權有年,且因提倡人權,每當說過了些比較公平的話時,就吃過政府的小虧,在這件事情上還盼望能主持公道,說幾句話,提醒一下政府。」
沈從文認為中國新文學的發展,在民族趨向健康的努力上負有責任,為此,他在1934年4月9日和6月25日兩次寫信給胡適,希望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能撥 出一點點款支持新文學事業。
「正因為現代中國文學對於中國青年人的思想問題關係十分密切,國家對這事除了消極禁止以外,從不積極獎勵,一切文化學術機關又 因主持者的拘迂與淺見,更把它除外。」
1944年9月16日,沈從文在西南聯大教書,住在昆明鄉下三十里的「桃源新村」,給七年不見的胡適 寫信,當時胡適正離開駐美大使的職務,有人感到惋惜,認為是中美外交的一大損失。他說:
「但 想想國內政治上種種,官吏尚總永遠從外戚與閹寺身份上活動,且 有變本加厲趨勢,先生離開了外交職務,真正為中美友誼可盡的力,為人類可作的事,也許更多!今年這裡『五四』,學校開了個文學會作紀念,有兩千人到場。談 及白話文問題時,大家都覺得當前文學運動與政治上官僚合流的趨勢,以及凡事八股趨勢時,已到文學運動末路,更加感到當年三五書獃子勇敢天真的企圖,可敬可 貴。算算時間,廿年中死的死去,變的變質,能守住本來立場的,老將中竟只剩先生一人,還近於半放逐流落國外,真不免使人感慨!」
也 是這一 年,他在1930年光華書局出版的《一個天才的通信》後扉頁寫下一篇題識,提及當年被殺害的友人張采真、胡也頻之後,他寫道:「代為介紹這個小書出版的徐 志摩,也死去了十三年。因這個文件,使我有機會到中國公學教書的胡適之,如今正若在半放逐中不能歸國。這就是時間。」他絕對想不到,幾年後,他必須一再聲 明,與胡適斷絕關係。這也是時間。




一死一生見交情——記沈從文


09/24/2003/09:01
華夏經緯網

古人云:“一死一生,乃見交情。”當胡也頻與丁玲夫婦相繼遭受國民黨迫害時,沈從文都不顧個人安危,挺身而出進行營救,或者與敵人進行公開的抗爭,用古人的這兩句話來衡量,他是完全可以當之而無愧的。
他們三個人原來並不相識,只是在上世紀20年代中期,不約而同地到北京來闖世界,才偶然相遇並相識,並一起由北京而上海,開始步入文學殿堂的。當胡也頻和 丁玲結為夫婦,並成為左翼文藝人士之後,作為自由主義作家的沈從文,儘管對這兩位友人的政治熱情持有保留態度,但當他得知他們受到反動當局迫害時,仍義無 返顧地全力投入營救,並冒著風險對敵人進行公開的揭露和抗議。他的勇敢和感人義氣,在中國現代文壇上留下了兩段令人難忘的軼事。
奔走滬寧救也頻
1931年1月17日,已經成為共產黨員的胡也頻,在上海黨的秘密機關被捕。其時沈從文正從任教的武漢大學到上海度寒假。18日,胡也頻從捕房中帶出一個 便條給沈從文,說自己是隨朋友去看朋友而被誤捕的,要沈去找胡適和蔡元培設法營救。沈在與丁玲和李達等人商量後,在左翼人士不便出面的情況下,由他挑起營 救重擔,一方面請徐志摩、胡適等人幫助找律師打聽胡也頻的下落,一方面請胡適寫信給在南京的蔡元培設法營救。
20日,沈從文去見胡適,談了很久。胡當時正在為緩和自己與國民黨當局的緊張關係而焦慮,感到對胡也頻“無法援助”。(見《胡適日記全編》1931年1月20日日記),但他仍應沈從文的要求,寫了一封信給蔡元培,讓他到南京去找蔡元培想辦法。
25日,沈從文從上海趕到南京,不料蔡元培因事外出,沒有見到。沈當時給蔡留下一信(用的是蔡任職的中央研究院的信箋):
孑民先生:
從文今日由申來進謁,適值先生外出。希望一二日內許一時間,約談數分鐘,實為大幸。來此為朋友胡也頻事,欲得先生略加以援手。今將胡君之過去另紙呈覽。餘信面陳。
專頌 康安
沈從文敬上
廿五
後來蔡元培會見了他,但蔡當時只是中央研究院的院長,並無實權,既不知道胡也頻被捕後的下落,對於營救也就更無從為力了。這一次,沈從文白跑了一趟。
沈從文回到上海後,恰好胡也頻從被關押處又帶出信來,說他已被引渡到了公安局,不久還將移送到龍華警備司令部,他催促外邊趕快找人取保。恰好這時,丁玲又 得到鄭振鐸和陳望道寫給邵力子的一封信,要她到南京去找邵力子想辦法。於是沈從文又陪著丁玲,第二次去到南京。這一次,邵力子和蔡元培都給上海市長張群寫 了信,叫他們回上海去找張群。但當沈從文拿著信去見張群時,卻被告知,胡也頻和其他同時被捕的人一道,已經移送到龍華警備司令部去了。原來,在胡也頻等人 被捕後,張群就已接到命令,要他將人犯全部就地處決;但張因對社會輿論還有所顧慮,便將人犯移送給了軍方的警備司令部。所以當沈從文拿著邵力子和蔡元培的 信去找他時,他便把干系推得一乾二淨了。
不過,這次總算打聽到了胡也頻的下落,於是沈從文和丁玲決定到龍華去探監。在一個彤雲密布、寒風侵人的日子裏,二人去到龍華。但他們從早到晚在監獄外面站 了一整天,幾經週折,終因案件涉嫌政治,獄方不準會見,最後只同意他們給胡也頻送進一點錢去。他們也就在等待胡也頻寫收條的時候,隔著鐵柵獄門,遠遠地望 到了胡也頻一眼。但是獄警匆匆地就把胡也頻推走了,他們連一句話也沒得與他說上。
正當營救工作無法進行時,一位叫左恭的朋友從南京來到上海,建議他們再去南京見見國民黨的中宣部長陳立夫。左恭是他們早年在北京就相識的朋友,現在國民黨 中宣部的文藝處任職,他知道胡也頻的案子必要經過陳立夫之手,所以曾在陳立夫面前為胡也頻講過話,說胡只是一個思想左傾的作家,是因誤會而被牽連到案子裏 邊的。陳向左恭表示,如果確是如此,可以讓丁玲和沈從文到南京去和他談一談。丁、沈二人在得到這個消息後,經過商量,決定在不向國民黨投降的前提下,到南 京去見陳立夫,要求他將胡也頻按無辜被牽連的作家身份予以釋放。2月6日,他們到了南京,住在左恭家裏。第二天,先由沈從文出面去見陳立夫。會見中,陳立 夫提出,胡也頻釋放後如果同意住在南京,他可以想想辦法。沈從文回左家後,把陳的意見告訴丁玲,丁玲堅決地說:“這辦不到,也頻本人不會同意這樣做,我也 不願意他這樣做。”於是二人決定不再見陳立夫,當天晚上就搭上回上海的火車,離開了南京。但是,也正是在這天晚上,胡也頻和其他同時被捕的二十多人(包括 有名的“左聯五烈士”)已經在上海龍華被敵人殺害了。
胡也頻被害後,蔡元培還被蒙在鼓裏,他2月20日寫信給胡適時,舊事重提說:“沈從文君到京,攜有尊函,囑營救胡也頻君,弟曾為作兩函托張岳軍(按即張群 ——引者)設法,然至今尚未開釋也。”(見《胡適日記全編》1931年2月24日附件)胡適在2月25日回信告訴他:“胡也頻事,承營救,他的朋友很感 謝。但他已槍斃了。”(見安徽教育版《胡適年譜》)蔡元培這才知道,他給張群寫的兩封信都是徒勞而已。
胡也頻犧牲後,丁玲帶著他的遺孤住在上海,也處在危險之中。四月間,沈從文又冒著風險,陪同丁玲將遺孤護送到湖南,交給丁玲的母親去撫養。但這樣一來二 去,沈從文耽誤了回武漢大學開學上課的日期,因而也就丟掉了這份工作。後來他只好改去北平,重新找到一個去青島大學的教職。
聽到丁玲失蹤後
日曆翻到1933年。5月14日,丁玲在上海與潘梓年同遭國民黨特務綁架,並有報道說丁已遇害。沈從文在青島聞訊後,又立即進行了一系列的抗議和營救活動:
5月23日,他在蔡元培、楊銓等三十八位文化界知名人士為營救丁玲和潘梓年而給國民黨政府行政院的電報上具名,要求釋放丁、潘二人(見1933年5月24日上海《申報》)。
5月25日,他又單獨撰寫《丁玲女士被捕》一文寄往在北平出刊的《獨立評論》雜誌,對國民黨的暴行提出抗議。文章歷數國民黨綁架、暗殺胡也頻和丁玲以及用 石灰袋子套頭處決二百多名異己的殘暴罪行,大聲斥責國民黨政府對共產黨“採用非常手段去撲滅他,殘酷到何種程度”,這只會“自促滅亡,毫無其他結果”。憤 激之情,溢於言表。
《獨立評論》的主編胡適,在編發這篇文章的同時,還應作者的請求,為丁玲事向各處關說(見《沈從文全集》第18卷180頁沈從文致胡適的感謝信),也包括 致電給時任上海市長的吳鐵城。吳給胡回電,強辯“報載丁玲女士被捕,並無其事”,“萬目睽睽,決不敢使人權受非法摧殘”。但胡適仍將沈從文的抗議文章在6 月4日出版的《獨立評論》上刊出。
在這篇文章刊出的當天,沈從文又針對上海當局強辯“被捕者並無丁玲其人”的遁詞,趕寫出《丁玲女士失蹤》一文,嚴正指出:“然事實上則人已被捕,且由非法 律手續捕去。十幾天前,她曾從另一人傳出口信:‘我已被人誘捕,不自由。’”沈從文在文章中警告:“政府應當明白,盡把一些稍有生氣的青年作家捉去秘密解 決,是不成的。”他把這篇文章寄往天津,6月12日在《大公報·文學副刊》刊出。
同月,沈從文又在《記丁玲女士·跋》裏,把胡也頻的失蹤與丁玲的失蹤聯繫起來寫道:“我們皆不應當忘記,這兩個作家,是在中華民國黨治獨裁的政體下,因個 人政治思想與政府相左,兩年內先後突然宣告失蹤的。”他呼籲讀者:“你們若知道沉默是你們的恥辱,你們就應當用各種抗議方法,來否定這個現象。”這篇文章 發表在9月23日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上,其措詞之尖銳,抨擊之猛烈,在當時的報刊上是十分罕見的。
他為丁玲的失蹤而著急,而憤怒;而丁玲在被綁架後,也正在試圖與他聯繫。她從上海轉移到南京之後,曾給沈從文寫過一封信,大意是:一旦她遭遇不測,希望他 能代為照看她和也頻的孩子以及她的母親。但是這封信被特務扣留了,沒有讓它寄出去,所以沈從文也就無從知道她究竟在哪。
到1935年,沈從文從青島轉到北平工作已經一年多,但他仍然掛念著失蹤了的老友丁玲。3月間,北平有家報紙突然刊登外地通訊,說丁玲向國民黨辦了自首手 續,現在生活過得自由安適,甚至住在西子湖邊,起居異常瀟灑,且常僕僕于滬寧之間,作出洋的打算。這時,沈從文雖然急欲知道丁玲的下落,但他根據自己對這 位老朋友的了解,立即識破這消息“若非有意說謊”,也“是白日見鬼”。於是他拍案而起,立即撰寫了一篇題為《消息》的文章,發表在天津《大公報·文藝副 刊》上,為丁玲辯誣,指斥這種報道“污及其人格”,是“造作一些無聊故事,糟蹋其人”,並憤怒質問:“這種發稿人的心,真不知是用什麼東西作成”的。
但在這一年裏,沈從文終於從在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館工作的高植和左恭那裏,打聽到了丁玲的確實下落:她被軟禁在南京中山門外的苜蓿園附近。於是他趁國民黨看 管有所放鬆的機會,在1936年初從北平去蘇州的時候,在南京下車,由高植領路,到中山門外去看望丁玲,並見到了胡也頻的遺孤(這是他當年和丁玲一道護送 回湖南的,現在又回到了丁玲的身邊)。當時丁玲大病初愈,生活艱難,沈從文提出幫她去找教育部長王世傑,給她介紹個工作,但丁玲沒有接受這一建議,只是在 後來為尋找黨的關係而潛赴北平時,請沈的胞妹沈岳萌(當時在南京鐵道部工作)給她搞了張往返北平的免費火車票。
這一次,沈從文是帶著夫人張兆和與孩子一道去看她的。據沈夫人回憶,在沈從文返回北平後,她還曾第二次到南京去看望過丁玲,並且給丁玲的孩子拍過一張照 片,一直珍藏著。而丁玲在去北平尋找黨的關係時,也曾幾次去看望過沈從文。(見張兆和1992年11月5日給本文作者的信)自然,沈從文對她尋找黨的關係 不可能有直接幫助,但在其他方面的關照總會是有的,否則她也不會幾次去找他了。
在北平,丁玲在李達夫人王會悟的幫助下找到了曹靖華,托曹靖華寫信給魯迅,請魯迅幫她找黨的關係。在她返回南京後,果然馮雪峰派人來與她聯繫,並安排她逃出南京,經上海轉赴陜北,重新回到了黨的懷抱。
解放後,丁玲回到北京,與沈從文仍然有過一些交往。但到1980年,她在讀到沈從文寫的《記丁玲女士》之後,在刊物上發表了一篇《也頻與革命》的文章,對 沈從文進行公開的指責。儘管沈從文沒有公開答辯,但他們之間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友誼卻從此結束了。對這樣的結局,評論者儘管說法不一,但對他們三人(包括早 逝的胡也頻)早年在患難中所結成的友誼,卻依然保存著美好的記憶,並且有人將它稱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動人的一頁”(見淩宇著《沈從文傳》298頁)。 (《文匯讀書週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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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從文的後半生:總而言之不醒

書評2014年07月28日
去年在紐約的時候我見過一次漢學家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他是《沈從文傳》(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的作者。1977年金介甫以《沈從文筆下的中國》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後來經過幾次擴充,成為公認最為詳盡的沈從文傳記。
金介甫在紐約皇后區一個小大學裡教書,辦公室大概只有四五個平方,開着極小的小窗,我在排山倒海的資料中勉強坐了下來。他六十幾歲,禿頂,離婚,獨自住在新澤西州,每次往返學校需要七個小時,需要開車轉火車轉地鐵再轉公交車。聊到最後,我忍不住拋棄禮貌,去關心他的生活,問他那本《沈從文傳》1999年引進中文版時到底拿了多少版稅,金介甫茫然地說:「沒有版稅啊,就是出版社請我吃了兩頓飯。」然後我又問1987年在美國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在美國賣了多少本,他高興起來:「五百本!這是漢學界的暢銷書!」坐車回家的時候我想,這個人真適合為沈從文寫傳。
沈從文是中國1920-1930年代富於盛名的小說家,1988年他去世時《紐約時報》訃告稱他為「中國文學與獨立思想的桂冠式人物」。他的代表作品包括小說《邊城》與《長河》,以及一系列其他形態豐富的短篇小說;1949年政權更迭後,他轉入文物研究,創作《中國古代服飾研究》,至去世再未有小說公開發表。 沈從文一生與時局交纏,他身上凝聚着個體與國家之間的衝突感。
金介甫的《沈從文傳》以沈從文的文學創作和充滿湘西特色的作品為主要研究對象,金介甫寫道:「(沈從文)在現代中國的道德群體中表達出自己的鄉土意識」,並將沈從文譽為與契訶夫比肩的作家。然而,政治的問題隨之而來。這位1949年後在事實上承認了中國共產黨地位的作家面臨著個人創作與為意識形態寫作的衝突,隨後又因接受政治改造而逐漸緘默。
《沈從文的後半生:1948-1988》,2014年6月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沈從文的後半生:1948-1988》,2014年6月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2014年7月,由復旦大學文學系教授張新穎撰寫的 《沈從文的後半生:1948-1988》出版,更聚焦於沈從文與政治交纏放棄小說書寫後的歲月。這部新傳既提供了一些很少被人提及的資料,如作者本人在書中所說,她要寫的是「動蕩年代裡他個人漫長的內心生活」。
張新穎從1948年起筆,中國大變在前,老朋友們大都興奮樂觀,只有沈從文,在教育家楊振聲的霽清軒中消夏時,還寫了篇《中國往何處去》:「中國往何處去?往毀滅而已……即結束,我們為下一代準備的,卻恐將是一分不折不扣的『集權』!」到了1949年,沈從文已被郭沫若劃定為「粉紅色作家」,他精神失常,自殺未遂,又給遠在香港的表侄、畫家黃永玉寫信:「北京傅作義都已成瓮中之鱉。長安街大樹均已鋸去以利飛機起落。城,三四日可下,根據過往恩怨,我準備含笑上絞架……」黃永玉只覺從文表叔誇張而幼稚。沒多久,解放軍真的進城,沈從文忙不迭誇他們「威嚴而和氣」,勸黃永玉趕緊回來,「參加這一人類歷史未有過之值得為之獻身工作」。這種矛盾幾乎貫穿沈從文的後半生,他在時局的長河中順流而下,自有逆流反抗的直覺,卻又不斷否定自己的直覺,他拿不準,所以獨自一人坐在船上,更覺彷徨孤獨。
沈從文是發自內心想改造自我。《沈從文的後半生》里寫到1949年9月,沈從文給妻子張兆和寫信,說自己在把「一隻大而且舊的船作調頭努力,扭過來了」,後來他寫詩,又說自己「已得到一個完全新生」。但一個人無法全情投入自己本就懷疑的狂熱,所以在毛澤東登上城樓那天,沈從文完成長詩《黃昏和午夜》:「城樓上大鐘大鼓灰塵蒙蒙/沉沒喑啞相對 已半個世紀./帝國封建的種種,早成傳說故事,/慢慢在時間下退盡顏色,/惟剩餘點滴片段,保留在老人記憶中,/當作生命遲暮的慰藉。」與之對比的是,詩人何其芳在幾乎完全相同的時間段里,寫了《我們最偉大的節日》:「是如此巨大的國家的誕生, 是經過了如此長期的苦痛 而又如此歡樂的誕生, 就不能不象暴風雨一樣打擊着敵人, 象雷一樣發出震動世界的聲音......」沈從文沒法和自己的情感世界做這樣徹底的告別,他的確努力把船調頭,但是撞上暗礁,他失敗了,所以在如火如荼的1949年之後,他停止了文學創作,埋進出土文物的汪洋大海,只有這個世界讓他感覺安全。根據 2003年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沈從文晚年口述》的記錄,沈從文反反覆復強調自己沒有資格談文學,「我的寫作應該說是失敗了」,因為自己「沒有生活」,在那個時刻,可怕的不是整個世界都不知道他的價值,而是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以為自己早就過時。
妻子熱烈地獻身於新中國建設,連讀初中的兒子都疑惑他為什麼「老不進步」,覺得他「到博物館弄古董,有什麼意思」,家人愛他,卻不理解他,沈從文只好從肖邦和貝多芬中尋找慰藉。他深夜寫作,第二天又完全扔掉,既因恐懼,也因自卑,他當然不再是過去那個鄉下人,連標點符號都不會用卻覺得自己會超過契訶夫,但他也沒有成為另外一個人,他留在了不能被改造的自我里,微弱抗拒,微弱掙扎。
《沈從文的後半生》中有他在位於北京郊外的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改造時的一段話:「天已接近黃昏,天雲如焚如燒,十分美觀。我如同浮在這種笑語呼聲中,一切如三十年前在軍營中光景。生命封鎖在軀殼裡,一切隔離着,生命的火在沉默里燃燒,慢慢熄滅。擱下筆來快有兩年了,在手中已完全失去意義。國家新生,個人如此萎悴,很離奇。」他搞不明白這個世界,也搞不明白自己。1952年沈從文去四川內江參加土改,在信里兒子描述當時批鬥地主的情形:「實在是歷史奇觀。人人都若有一種不可解的力量在支配,進行時代所排定的程序……工作完畢,各自散去時,也大都沉默無聲,依然在山道上成一道長長的行列,逐漸消失到丘陵竹樹間。」沈從文自己其實也是如此,被不可解的力量支配着進行時代所排定的程序,與當時的大部分人尚處於政治昏睡狀態不同的是,他捕捉到了這一點。多年前沈從文就在《從文自傳》里寫過,自己不想明白道理,卻永遠為現象所傾心,他的文字準確描述了政治風暴之中眾人的茫然麻木,卻全無判斷,因他本就糊塗,不知如何判斷,現在看起來,他的這些零碎文字成為了那個時代的腳註,不重要,但有總是比沒有更好。
我不喜歡總是試圖從一個人身上總結時代,因為任何時代里都有那些格格不入的人,在我看來,1949年之後,中國大陸並沒有第二個和沈從文一樣有着劇烈自我衝突的知識分子。在五十年代中晚期,他寫了一些讚頌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文章,新政權真心讓他興奮,但好友丁西林和張奚若請他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時,沈從文還是說自己「沒興趣」。毛澤東和周恩來曾經鼓勵沈從文重新寫作,1961年他在井岡山住了三個月,雄心勃勃要寫一篇關於共產黨員的長篇小說,但是什麼都寫不出來,灰溜溜下了山。「人民」這個詞語被作家們高度偶像化,讓向來書寫「個人」的沈從文無所適從,1949年後他寫過一個短篇小說叫《老同志》,寫一個勞動模範炊事員,沈從文改了七稿,最後的結尾是「在任何地方……都有老同志一樣的勞動人民,在無私無我地為建設國家而努力」,如果抹去作者名,這可能是當時任何一個作家的作品。當被限定為必須為「人民」寫作的時候,沈從文喪失了他那迷人的文字天賦,後來他也感慨過,自己並不知道需要他寫作的「人民」到底在哪裡。
而在個體和國家的關係中,更實實在在是「國家」虐他千百遍,他還待「國家」如初戀。1956年沈從文寫給大哥的信里說:「寫小說算是全失敗了,不容許妄想再抬頭。近來文物工作也搞得不好,如又弄錯,還不知到換什麼工作會對國家有用一些。」他無比積極熱心要為國家做點貢獻,但在那一年的局勢之下,他的「貢獻」卻是忙着給《紅樓夢》寫了幾百條注釋,傾心於研究諸如妙玉的茶具之類可能「國家」和「人民」都會覺得可笑的問題。《沈從文的後半生:1948-1988》記錄,當時歷史博物館的副館長說他「終日玩花花朵朵,只是個人愛好,一天不知道幹些什麼事」,沈從文在歷史博物館待了二十幾年,最後要調入社科院,館長的意思是要走就走,無人留他,他的單位就像國家的縮小版,其實並不需要他。但沈從文的特別之處在於,在總是遭遇這些屈辱的下半生里,他並沒有活得屈辱,他在花花朵朵罈罈罐罐里獲得了另外的自由和榮譽,每個人的生命中,都會有一點任何時代與國家都奪不走的光,沈從文抓住了它,這支撐着他活了下來,活到可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八十年代。
瑞典漢學家馬悅然(Goran Malmqvist)曾經公開說過,1987年沈從文進入了諾獎評選的最後名單,但那一年得獎的人是詩人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做了一個名為《美學高於倫理》的受獎演說詞:「個人的美學經驗愈豐富,他的趣味愈堅定,他的道德選擇就愈準確,他就愈自由——儘管他有可能愈不幸。」沈從文沒有說過這樣的話,但這也如同他的人生。早在1930年代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的口號時,沈從文就為這條口號加上附款:「也要代替政治」。在1949年前夕,革命吸引不了他,他喜歡的那些詞語,是美感、博愛、道德、自由與和平。因為美應該凌駕一切,沈從文和布羅茨基一樣,並不願意展示自己的苦難,在布羅茨基流亡美國後,他從來不願意提及蘇聯以社會寄生蟲的罪名對他進行指控,判處他去俄羅斯北方勞改的經歷,他還在課堂上建議自己的學生要不惜一切代價避免賦予自己受害者的地位。沈從文並不這樣清晰地論證道理,但他總有一種直覺,在1980年訪美的三個半月里,他做了23場講座,明知聽眾更希望聽到他個人的經歷,那些關於苦難的證詞,但他的講座依然一半關於文學,一半關於文物,通通關於美。這才是沈從文的靈魂所在,和它們比起來,苦難並非那樣重要。
1957年5月1日,沈從文在上海,他畫了一幅速寫「六點鐘所見」,畫旁寫着「艒艒船還在作夢,在大海中飄動。原來是紅旗的海,歌聲的海,鑼鼓的海。(總而言之不醒。)」在眾生昏迷於一些大而化之的概念之時,沈從文選擇沉浸在自己的小小世界裡,他總而言之不醒,這就是沈從文的後半生。
李靜睿是作家,著有短篇小說集《小城故事》和隨筆集《願你的道路漫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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