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18日 星期六

王大空《笨鳥慢飛》以文會友《笨鳥再飛》 《齊魯四年》《鳥不單飛》Let’s Be Less Productive

王大空 (1920-1991),很愛說話,卻不愛出書。從二十三歲投筆從戎當翻譯官 開始,歷任記者、廣播員、教授……,說話一直是他的工作。他的天賦高、學養深、見識廣、反應快,所說的話語機智有味、人人愛聽,被譽為當時台北「四大名 嘴」之一。他近六十歲才第一本著作《笨鳥慢飛》(九歌出版)。所著《笨鳥慢飛》、《笨鳥再飛》、《笨鳥飛歌》及《鳥不單飛》多暢銷。

《鳥不單飛》台北:九歌1991 吳心柳序: 請大空不要單飛
王先生過世之後朋友幫他編《寵物與我》

YouTube
人生如蜜 李抱忱 曲 王大空 詞1980台北幼獅合唱團

人生如蜜  詞/王大空
蜜,蜜,甜如蜜,人生如蜜如蜜
是花開(是花開),不是葉落(不是葉落)
是鳥鳴(是鳥鳴),不是猿啼
是喜悅(是喜悅),不是悲悽(不是悲悽)
為了重逢(重逢),強忍分離
情人的淚,點點如蜜
人生甜如蜜
蜜,蜜,甜如蜜,人生如蜜如蜜
是星閃(是星閃),不是月滅(不是月滅)
是日出(是日出),不是雲起
是歡欣(是歡欣),不是憂鬱(不是憂鬱)
為了彩虹(彩虹),強忍愁雨
淚的小花,朵朵如蜜
人生甜如蜜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YQZjXZaR48



1984 台視 一千個春天 宋岡陵 魏伯儒 向韻如 曹健 劉延方 王大空(客串飛行員) 蕭大陸

王大空先生講他晉用的廣播長才「那年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博士猝逝,葛森做了個錄音特寫,蓋棺時的幾聲釘、釘,直聽得人心酸酸,淚漣漣。」《笨鳥慢飛‧一步廿五年──中廣與我》頁276

請問有什麼事比和這些陌生小市民的聲息相通更快樂呢?」頁277
稿紙上頭印以文會友王大空 - 國家文化資料庫:「夜」話十句 話「就在今夜」

 
王大空 (1920-1991),很愛說話,卻不愛出書。從二十三歲投筆從戎當翻譯官 開始,歷任記者、廣播員、教授……,說話一直是他的工作。他的天賦高、學養深、見識廣、反應快,所說的話語機智有味、人人愛聽,被譽為當時台北「四大名 嘴」之一。他近六十歲才第一本著作《笨鳥慢飛》(九歌出版)。所著《笨鳥慢飛》、《笨鳥再飛》、《笨鳥飛歌》及《鳥不單飛》多暢銷。


他在胡頌平的胡適作品中有二筆。
1960年11月4日,胡適接受中廣公司訪問他的親歷7次美國總統大選。大要請參考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九冊》台北:聯經,1984,頁3354-56
10時,中廣公司的王大空蔡屏等帶錄音機來,請先生談談美國大選的往事」。胡適之先生先後在美國住了二十多年
談完之後,王大空問他:「美國歷任總統那五位最偉大?」胡適答:「華盛頓、傑弗遜、林肯、威爾遜、(小)羅斯福。」(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九冊》台北:聯經,1984,頁3356。)

101
19601227 星期二

中 廣公司的王大空來電話,想請先生在新年節目中作十分鐘的廣播,談談四十九年的過去,展望未來的遠景。他說這五十年來的事,非有先生的德望是不能談的。先生 謝謝他的好意,說:「我對廣播看得很重,我不能隨便談的。過去四十九年來,不愉快的事情多,愉快的事情少,五十年來的事情是不容易談的。我以前替申報館寫 了《五十年來的中國文學》,發了我幾個月的時間。你還是放了我吧,饒了我吧!」



**

 《齊魯四年》載《笨鳥再飛》1982/1984 九版  頁119-31

下面這兩篇 ˇ都不如 王大空的《齊魯四年》  因為王大空是過來人 不過也可參考

我找"四川大學的華西校區"圖片 拼湊王大空
在文中說的  臺大東海校園等都比不上那兒   我只能尊重王先生啦

美丽的华西坝— 抗战时期华西协和大学纪事(一) - 刘利民的博客- 博联社

從成都市區沿人民南路往南面一路走去,過小天竺街口約一百多米,左、右兩個大門之內即是當年的華西壩、現在的四川大學的華西校區。遙想當年,這裡曾經梅樹花海,香風沁人。宋朝的大詩人陸游曾在成都策馬而過,留下了這首被成都人世代相傳的詩:

                           
當年走馬錦城西,曾為梅花醉似泥。

               
二十里中香不斷,青羊宮到浣花溪。

          
1904年初夏,來自浸禮會、公誼會、美以美會、英美會、聖公會的代表商議在成都辦一所高等學校。第二年,各差會顧問部討論通過了計劃草案,華西協和大學的建設步入正軌。

         
1908年10月,華西基督教差會顧問部在“華西成都基督教大學籌辦方案”中明確,創辦華西協和大學的宗旨就是“借助教育為手段以促進基督事業”。 1910年“華西協合大學委員會”在倫敦開會通過的學校組織章程中規定“本大學之目的擬在中國西部於基督主辦之下,以高等教育為手段促進天國的發展”。 “為與華西各差會有關係的中國或其它國家人士提供教育設施,使他們能立足於當代受過教育的各階層之間;為所有其它階層青年提供受教育的手段。”

        
1910年3月11日,華西協和大學在不事鋪張渲染的情況下開學了。華西協和大學在這片鐘靈毓秀的土地上茁壯地生長著,她以博大的胸懷濟世救民、以嚴謹的學風教書育人,成為中國教會大學的一支重要力量。

       
二十多年後的一場戰爭,改變了中國人的命運。從內地遷徙而來的四所大學和華西協和大學共同辦學,書寫了華西協和大學歷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一時間,華西壩人文薈萃、大師云集、盛況空前。幾十年之後,史學家唐振常回憶道:“過萬里橋,左轉,前行,即是當年全國校地之大,校園之美,無出其右者的著名的華西壩。”

         
當年的燕大校友,曾任人民日報總編輯的黃瑞華擺過一個龍門陣,說是1979年鄧小平訪美,在20名隨行人員中就有7名是燕大校友,而其中4名即是成都華西協和大學時期燕大畢業的。其時華西協和大學的辦學質量可見一斑。一、急難的會合

          
1937年盛夏,盧溝橋的槍聲宣告了全面抗戰的爆發。刀光劍影之下,民生凋敝,學子四散。到後方去,保存火種、孕育希望、圖謀重生成了廣泛的共識。根據教育部的安排,中央大學醫學院及農學院的畜牧獸醫系、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齊魯大學、燕京大學相繼抵達成都華西壩,與東道主華西協和大學一起辦學。在前後長達九年艱難的歲月中,華西壩成了抗戰時期大後方重要的文化中心。

         
當時高校遷川主要通過三條途徑:一條由漢口溯長江而上,經宜昌,入夔門,過萬縣,再到重慶。水路入川較為近便,但船少客多,甚為艱難。第二條路從湖北過安康,入漢水,走漢中,取道川北。第三條路多為“八一三事變”後從上海來的,他們到漢口後溯湘江而南入湖南、廣西,從桂林經貴州入川。(一)中央大學醫學院

         
駐足南京街頭,丁家橋路是一條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馬路了,遮天蔽日的法國梧桐下,一棟鑲嵌著“中大醫院”四個金色大字的建築令人耳目一新。

          
1932年6月,國民政府國立中央大學整理委員會把醫學院獨立為國立上海醫學院遷往吳淞。同年9月,年僅32歲的羅家倫走馬上任國立中央大學校,提出“安定,充實,發展”的重建方略,於1935年重建醫學院和農學院,校址就設在南京城北丁家橋。

        
僅僅過了兩年,抗日烽火驟然。 1937年8月15日,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召集在校生於四牌樓大禮堂,他語氣沉重地說:“現在全面抗戰已經爆發了,這場中日戰爭是關係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一場大戰;這個仗不打則已,一旦打起來,就不是三年五年、十年八年能夠結束的。我們這一代人打不完這個仗,下一代人還要打下去,一直打到日軍被驅逐出我國國土、收復全部失地為止。”

        
為了保存國家文化命脈,羅家倫已經3天3夜合不上眼了。學校的師生、儀器和圖書如何才能安全地從南京轉移到大後方呢?正當他一籌莫展時,民生公司總經理盧作孚敲開了校長辦公室的門,剛一落座,盧作孚便直奔主題說:“我是來同校長商談學校轉移之事的……”

        
在民生公司的幫助下,中央大學醫學院和農學院的畜牧獸醫系輾轉重慶,來到成都。(二)金陵大學

     
抗戰爆發後,在遷校問題上,金陵大學一度猶豫不決。一部分美國傳教士對局勢估計不足,對遷校抱無所謂態度,顯然他們認為一旦南京失守,有美國大使館保護,不怕日本人干擾。教育部開始時態度曖昧,表示公立大學都遷了,教會大學不遷也無所謂。此外,從淪陷區的實際情況看,也需要幾個大中學校撐場面。在這種情況下,金大隻得宣布開學。但二十多天后,局勢更形惡化,教育部突然通知閉校停課,卻又表示無法幫助解決遷校所必需的交通工具。金大行政只好發動群眾,依靠師生員工的力量,四處借車輛、船隻,運送行李家具及人員。

         
1937年11月25日開始,金陵大學租用“長沙”、“武林”、“黃浦”三艘輪船,先後載運人物抵達武漢,轉經重慶。蜀道跋涉,交通困阻。經三個多月,於1938年2月底,安然到達成都。途中,一些學生輟學,或投筆從戎、或服務社會,犧牲學業獻身邦國。他們先至重慶,再轉換陸路繼續向成都爬涉。那時候,成渝公路上的客車大都是以燒木炭為動力的,行進極為緩慢,師生們到達華西壩時,已是翌年元月了。 2月,學校招生開學。

        
1938年3月1日,金陵大學在西中國的芙蓉城裡,借華西協和大學校園開學,其時共有學生387人,教職員工145人。(三)金陵女子文理

        
1937年12月3日,吳貽芳把南京的校園託付給美籍教務長魏特琳女士,來到南京下關碼頭,準備前往武漢和師生會合,一起遷往成都。從現在平靜的江面上,已經很難想像當年的情景,然而,40多年後吳貽芳回想起這一天,仍然感到觸目驚心。當時,日本人正在下關江面瘋狂轟炸,吳貽芳乘坐的英國船隻7次到達江心,又7次被迫返回江岸躲避轟炸。吳貽芳在日記裡寫道:我目睹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土地上橫行,而江邊的老百姓卻連最簡單的掩體都沒有,只能束手待斃。同胞們的流血死亡,我不但幫不了他們,反而坐在外國的輪船上,是何等的屈辱啊,這實在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經歷。

         
1938年1月,業已被戰火沖散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師生分別從武昌和上海奔向成都。另有散居在江蘇、安徽、江西、湖南、福建等地的同學隨著逃難的民眾,從四面八方向華西壩匯聚而來。當年秋季,學校招生開學。(四)齊魯大學

       
在濟南,從經十路上順河高架路北行不久,右手邊就會出現幾座中西合璧的古建築,在綠樹掩映中顯得格外突出,這裡是現在的山東大學西校區,也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齊魯大學所在地。齊魯大學校長、畢業於美國哈佛的劉世傳,曾不無自豪地說:“正如我的另一個母校,哈佛大學是美國最老的大學一樣,齊大是中國最老的大學,絕對沒有一個中國大學能在這一點上趕上齊大!”

        
抗戰爆發後,齊魯大學校長劉世傳即與齊大董事會開會研究,籌劃齊大內遷成都的工作。他竭盡全力組織齊大教工轉移的有關事宜,並將圖書、儀器先運到上海,再乘船到香港轉越南經昆明到達成都,齊大終於在華西壩復校了!(五)燕京大學

         
1941年12月8日清晨,濃云密布,寒風刺骨。燕京大學睿樓地質課上,白髮蒼蒼的美國教授剛剛把一張地圖掛到黑板上,一陣刺耳的馬達聲突然劃破了肅穆的校園氣氛——身著土黃色軍服的日本憲兵駕著摩托開進了校園。這齣乎意料的場面,令同學們面面相覷。只有老教授鎮定如初,繼續授課,彷彿什麼事也沒有發生。直到講完一個單元的內容才坦然對大家說:“同學們,再見了,多保重!”

      
珍珠港事件爆發後,美國正式對日宣戰。美國教會所創辦的燕京大學也在劫難逃。在淪陷區堅守了整整4年的燕京大學被迫暫告中止。包括校長司徒雷登在內的30多名燕大師生鋃鐺入獄。

        
而被趕出校門的燕京師生,也並沒有驚惶四散。他們滿懷仇恨,按照他們敬愛的校務長構思的旅程,彼此提攜,一群群一隊隊,從開封向西,渡過黃河;然後轉道鄭州至洛陽,由洛陽輾轉前往成都。

       
堅強的意志抗起了燕京大學飄揚的三角旗。不出一年,即1942年11月8日,盛大的燕京大學復學典禮便在成都隆重揭幕。幾代中國學人,中美兩國學人,重新匯聚燕大校園,為抗戰的最後勝利奮鬥。

        
有一位叫張澍志的學生講過她的歷險記:那一年,她帶著17歲的妹妹與4個女同學在新鄉欲穿過日寇封鎖區,突然草叢中竄出一夥土匪,將她們的錢洗劫一空。正在驚魂未定之計,忽聽當地老鄉大呼,“鬼子來了!”她即拉著妹妹躍牆而逃,她們腳跟尚未站穩,便赫然見著對面站著一排凶神惡煞的鬼子兵。被捕後,鬼子拔出明晃晃的軍刀押解著她們向田野走去。就在這時,對面山坡上抗日軍隊的槍聲驟然打響,日寇忙於應付,她們這才逃跑出來繼續西進,但身無分文,便只好沿途向四川乞討而來。

       
經過艱難和波折,五所大學終於匯聚華西壩。匯聚華西壩的高校有東道主華西協合大學(校長,張凌高),中央大學醫學院(院長,戚壽南),金陵大學(校長陳裕光),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校長,吳貽芳),齊魯大學(校長,湯吉禾),燕京大學(校長,梅貽寶)。人們習慣稱這一時期為抗戰“五大學聯合時期”。吳宓教授曾為聯合辦學撰寫了一副對聯:“眾志成誠天回玉壘,一心問道鐵扣珠門。”此時的華西壩,校園清曠,草色如茵,花光似錦,弦歌不絕,專家學者薈萃一地,盛極一時,為大後方的文化教育中心之一。



抗戰時期的四川大學:華西壩“五大學”

張麗萍 郭勇
2006年07月16日14:03

   日軍鐵蹄所至,生民蕩析,文物燔毀,戰區的文化機關被迫內遷,遭受了重大損失。1937年“七七”事變抗日戰爭爆發后,中華民族進行8年的抗戰。而成都 的華西協合大學,因地處險遠,而得苟安。在民族危難之時,為使友校不致停辦,學子不致輟學,華西大學敞開心扉迎接友校和逃難的師生。

   四川省是聚集高校最多的地區,約有46所,成都接待了約8所學校,其中有5所集中在華西大學所在地華西壩。匯聚華西壩的高校有東道主華西協合大學(校長, 張凌高),中央大學醫學院(院長,戚壽南),金陵大學(校長陳裕光),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校長,吳貽芳),齊魯大學(校長,湯吉禾),燕京大學(校長,梅 貽寶)。人們習慣稱這一時期為抗戰“五大學聯合時期”。吳宓教授曾為聯合辦學撰寫了一副對聯:“眾志成誠天回玉壘,一心問道鐵扣珠門。”此時的華西壩,校 園清曠,草色如茵,花光似錦,弦歌不絕,專家學者薈萃一地,盛極一時,為大后方的文化教育中心之一。

  聯合辦學:華西壩上的“五強”

   1945年夏,五大學聯合畢業典禮十分隆重。第二次世界大戰快要結束,勝利的曙光初現,人們把這次典禮辦得有聲有色。典禮地點是肅穆寬敞的赫斐院,由於 畢業生人數太多,學士衣袍難以准備齊整,故改為男生著西服,女生穿旗袍。五大學校長、教授則一襲博士服加身,並以黃、藍等顏色的緞條顯示其學銜、學位。

   來賓中,軍政要人的穿戴也相映成趣,四川省主席張群是藍袍黑馬褂,鄧錫侯將軍是全副戎裝,教育廳長郭有守則西服筆挺。郭有守應邀講話,他將壩上五大學比 喻為“Big Five”(五強)。他說,二戰勢將結束,戰事已是勝利在望了。各校從敵佔區千裡迢迢內遷復校,歷盡艱苦,聚合而成壩上五大學,造就不少人 才,為國獻力。五大學府就好比五大強國,團結一致,才能不斷取得勝利!

  1945年8月15日,張群與諸校長正在華西壩款待教育部官員,有人問:“戰爭會在中秋節之前結束嗎?”旁邊有人回答說:“戰爭還會延續半年或一年。”正在他們對話之際,一個信差突然來到會場,他交給張群一封信,隻聽張群在台上大聲喊道:“戰爭結束了!”

  戰爭結束了!八年的艱難歲月以中國人的勝利而告終,華西壩“五大學”也拉上了歷史帷幕。內遷高校陸續復員,離別之際,幾校共同撰寫“聯合辦學紀念碑文”,記憶華西壩難忘的歲月。

  名流雲集:過萬裡橋,左轉,前行……

   幾十年之后,史學家唐振常回憶道:“過萬裡橋,左轉,前行,即是當年全國校地之大,校園之美,無出其右者的著名的華西壩。”道出了許多人心中保留著的對 華西壩抹不去的美好回憶。當年抗戰時的教育文化中心有“三壩”之說,即重慶的沙坪壩,成都的華西壩,漢中的鼓樓壩。不過這“三壩”的情形大有不同。成都是 天府之國的首邑,環境優裕,華西壩一時被譽為“天堂”。而重慶大學和中央大學所在的沙坪壩,被譽為“人間”﹔陝西漢中因生活條件較差,被貶為“地獄”。錢 穆先生應邀到華西協合大學任教,看中了華西壩南端的小洋樓。按慣例,這裡是西籍教授的住地,但是錢先生放出話來,若要受聘,他即要入住該樓。張凌高校長同 意了錢先生的要求,這讓錢先生著實得意了一陣,他認為此是“俾開中西教授平等待遇之先例。”

  來到風氣迤儷的華西壩,這些泰山北斗自有 一番雅趣和風度。初來乍到的顧頡剛先生,笑對學子稱:“在前方槍炮的聲音驚天動地,到了重慶是上天下地,來到華西壩使人感到歡天喜地。”陳寅恪先生是以特 約教授身份來壩上講學的,他極瘦削,身著一襲藍布長衫,踱進教室,一登講台便雙目微闔(當時正患眼疾),一邊講解,一邊在黑板上疾書,旁征博引,內容精 辟,見解深邃,人們稱他為“教授之教授”。衣著朴素的朱光潛先生,他的機趣總是被傳為華西經典:“如果大家是來看我的相貌的,現在就可以離開了,我就這個 模樣。”在自嘲方面,最讓人嘆服的還有潘光旦先生,先生身材魁梧,頭顱大而圓。他特別強調,人的智力是與其頭顱的圓度成正比的。如果頭的橫豎的直徑的比值 接近於一,那個人就一定很聰明。張恨水先生也曾來華西壩講演,身著長衫,足穿布鞋,梳著分頭,還拿一把折扇,儼然一說書人。

  共御外辱:“抗戰之子”

   抗戰中的華西壩,時常回蕩著悲壯的救亡歌曲《鬆花江上》、《義勇軍進行曲》、《嘉陵江上》﹔校園中,有不停忙碌著為前方將士捐募衣服的學子的身影﹔操場 上是高亢的從軍歌:“放下書本背上槍炮”,“消滅敵人再回學校”,“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抗戰中的這批學生,曾被啟真道院長稱為 “War Baby”,這種稱謂寄托著對他們的厚望,也包含著對他們生活年代的詮釋。

  1939年1月13日,五大學學生戰時服務團邀 請馮玉祥將軍來校講演。當馮玉祥將軍講到與日寇血戰到底時,他問:“天上的烏鴉多,還是日冠的飛機多?”同學答:“烏鴉多。”他緊接著問:“烏鴉拉屎拉到 誰的頭上啦?”同學們彼此看了看,邊笑邊搖頭,“沒有!”於是馮將軍堅定地說:“那麼日本飛機扔炸彈就不用怕了!”接著他提高嗓門號召:“我們要與日寇拼 個死活!槍彈炮彈打光了怎麼辦?用刺刀!刺刀斷了怎辦?用槍托打!槍托斷了怎辦?就拳打腳踢!拳腳都受傷了怎辦?就下口咬!”馮將軍誓死抗戰的氣慨鼓舞著 年輕學子,師生中立即掀起了為抗戰將士捐錢捐物的熱潮。

  

來源:《光明日報》 (責任編輯:常雪梅)
Let’s Be Less Productive
Let’s slow down, let teachers and doctors take their time. The economy would benefit.

沒有留言:

網誌存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