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21日 星期三

余英時訪談錄

   歷史學家余英時雖然堅持反共立場,但他的著作卻在大陸廣泛流傳,筆端飽含人文情懷,思想影響華人世界。有人形容繼2004年「錢穆熱」之後,中國知識界興 起「余英時熱」。余英時17日在普林斯頓寓所,欣然接受世界日報兩小時專訪,話題廣泛,從中共一黨專政到習李體制,從習近平的中國夢到他本人的「人類夢」 等。余英時表示,他對中國前途並不悲觀,並堅信中國傳統文化不會消失,總有一天會回歸文明的主流。以下是訪談摘要。
◆貪官妻、子送海外 對政權沒信心
問:近年來「中國崛起」似乎是海內外共同的看法,就您的觀察,中國是不是真正的崛起了?中國現狀究竟應該如何看待?
答: 我不認為中國真正崛起了,中共政權也不可能長期維持,政治制度一定要有變革。中國大陸現在貧富懸殊情況嚴重。沿海一帶上億人發財,但大都是跟共產黨官員有 密切關係的人,不是其家人就是親友。所謂「肥水不落外人田」。不知道有多少共產黨貪官,都把太太子女送到海外,也不知有多少錢存到海外,如果他們對自己的 政權有信心,就不會這樣做。
中共維穩費預算近年已超越軍費,兩會期間,北京動員80萬人安保維穩,更有異見人士被多人帶離京城去外地「公費 旅行」。我表妹是「天安門母親」,每次有人看望她或有什麼風吹草動,一家人就被送去福州、杭州等地旅行,一去就一、二十天,陪伴他們的官員也很高興,一起 免費旅遊。這也是維穩費為何支出如此巨大的原因。這樣的社會就維持長久嗎?任何有常識的人,都知道這是不可能長久的。
我相信中共政權將來是有變化的,總有一天維持不下去。但變得如何,尚不敢斷言。
◆集體世襲制度 貪污腐敗根源
問:您說不看好習近平的「中國夢」,您看好習近平的領導能力嗎?習李體制面臨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答: 不少人對習李體制有期待,其實能有什麼期待,只是喊喊口號而已。他們有個調查,訪問了幾千人,結果大約百分之七、八十的人不承認共產黨執政,本來他們以為 大家會熱烈響應,結果恰恰相反,只好不了了之,不敢公開。但仍然有部分資料漏出來,被香港雜誌發表。這反映一個很大問題,大家對共產黨沒有信心。
我 沒有把共產黨看得這麼偉大。因為中國的貪污腐敗現象太普遍了,很多有錢人都跑到外國,都在國外留了後路。有的人雖然留在中國工作,但有護照在手,準備隨時 可以走。這就表示,他們並不認同共產黨,並沒有認為中國有一個夢可以把他們留下來繼續工作。中共目前是集體世襲制度,108個太子黨擁有萬億財富,操控 168家國企。
另一方面,貪官每年逃出來的人數上萬,很多錢都流出來,抓到的雖然不少,但畢竟是小部分,像這樣的人是否認同中國夢?如果喊的口號連自己都不相信,什麼偉大社會?某些海外華人,可能因為民族主義情緒表示認同,但真正瞭解中共現實情況的人不會認同。
問:那麼,您的「中國夢」是什麼?
答: 我沒有「中國夢」,有的只是人類的夢,我的「夢」就是大家平平安安,要做什麼就做什麼,想說什麼就說什麼。這樣的社會才是我的夢。我沒有要中國非常強大, 凌駕於世界,這是中國人的虛榮心作祟。這種民族主義不是好東西,中共現在唯一能利用、有號召力的就是這點。民族主義應該只有被侵略時才應該有,那是為了讓 大家團結起來抵抗外侮。
我們看全世界最提倡民族主義的德國與日本,最後都沒有好下場。可是,現在一些人很受民族主義影響,認為一百多年來被人欺負,希望「站起來」,讓別人看到你就要膜拜,非要到這地步才能滿足,那恐怕會走上自我「毀滅之路」。
◆2.5億農民城鎮化 毛澤東式大躍進
問:您最近提到城鎮化時,認為這是對中國的一大傷害。但這項政策已開始推動,未來會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中國」?
答: 中共提倡的城鎮化,是毛澤東式的大躍進。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社會,把2億5000萬的農民從農村大批地搬遷到城市來,所有土地被中共拿掉,作為賺錢的手 段。現在大陸各地老百姓抗議最多的是拆遷。現在有些地區已開始實行城鎮化,如陝西已開始把農村人搬到城市,但困難非常多,首先是找工作極為困難,他們缺乏 這個基礎,有些人想回去,但原來住的地方沒有了。
中共有兩樣東西最可怕,一是勞教,一是城管。城管到處造成危害,動不動就把人抓起來,送去勞改或勞教,完全靠暴力征服。這樣搞下去,還是會回到秦始皇時代。
問:看到突尼西亞、埃及這樣阿拉伯之春的發展,難道北京當局不擔心?
答:中共對這種運動非常驚心注意,對他的政權是一大威脅。但民主也不是是那麼容易到手的,要取決老百姓的教育與品質,要相對的教育、相當的傳統、相當的尊重反對派,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
我 不認為一下子就可以跳到民主。台灣因為教育好、幾十年的發展,加上日本殖民的關係,還有中國五四以來的科學民主東西,都是可以公開談論的。但是現在共產黨 不准談民主科學,像是最近所謂的「七不講」,還是毛澤東那一套,什麼能講,什麼不能講,或是鄧小平的「四個堅持」,這些都是中共不能動、不能談、不能討論 的。
◆回中國須否定自己 並不心安理得
問:您追求自由、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隨著中國崛起與您的年齡增長,中國想盡辦法勸您回去,雖然您常公開批評中共政策,但大部分作品已在中國出版。許多海外的中國知識人,年老時都有懷鄉與文化歸屬的情懷,您堅持不回中國嗎?
答:第一我不喜歡熱鬧,如果我回去,到處開座談會、演講,我受不了,我現在也不談政治。第二基本上是價值問題,這與六四無關。但要我否定自己所有一切才能回去,並不心安理得,我首先就看不起自己了。
我去不去大陸不重要 ,我不去還好,至少有一個人、而且我相信不止一人,讓人知道有人這麼做,而且這人還活著,不是非回大陸才能吃飯,這還是有意義的。
美國給我最大的自由,生活在一個自由的世界,我不要求別人跟我的看法一樣,別人跟我的看法一樣,我並不特別高興,每個人都應有自己的看法和觀點。
問:若中共放棄一黨專制,您會否考慮回大陸?
答:如果中共放棄一黨專制,我馬上去。
問:六四與文革是中共至今不願面對的難堪,也是不能動搖的統治基礎。但北京當局對這個歷史傷痕始終不願認真面對,您看六四能平反嗎?
答:我認為六四不存在「平反」的問題,只要中共政權存在的一天,他們永遠不會面對六四問題,否則他們就垮台了,而且六四也不應叫「平反」。
「六四」後很多人認為中共很快會垮台,但他的組織太厲害,這裡面也有個氣數問題。
問:您為什麼堅持反共?您對中國前途還樂觀嗎?
答: 我的看法從19歲就形成了,但我不是為了反共而反共。我對中國前途並不悲觀,中國傳統文化不會消失,中國有些東西是生了根的,如祭祖、同鄉會等「老東 西」,還有溫柔敦厚、人情味等,我相信慢慢還會回來。將來我們還要過正常生活,現在鬥爭太多,尤其共產黨一天到晚講階級門爭,但相信共產黨不會永遠存在, 將來總有一天會回歸文明的主流。
◆堅守民主價值 台灣保持軟實力
問:您也提到台灣經驗,是否可輸出到中國大陸,可是近年來台灣因經濟起不來,似乎也沒有自信再常提台灣經驗?
答: 這就是台灣的最大問題,台灣有很大的心理問題,包括國民黨在內,就是畏共怕共,怕得不得了。一是怕他打過來,好像完全不能抵抗,另外一種就是怕台獨,於是 就想用對岸來控制台獨。這種想法是很自私的想法,說老實話,如果繼續這樣子顧忌下去,那最後只有向共黨產投降。如果這樣子,那當初何必跑到台灣來,在南京 簽字投降不就完了嗎。
台灣政府跟共產黨打交道要有原則,民主自由這套價值觀要保持。像是盲人維權人士陳光誠去台灣,不但總統馬英九不敢見, 連文化部長龍應台都不出來,沒有出息到極點了,在我看來是很丟臉,不是什麼光彩的事,好像擔心共產黨會找你麻煩。老實坦白的說,對台灣目前的態度,我很失 望,甚至不客氣的說,我看不起了。我以前對台灣有一種期待,我也知道台灣有不盡如意之處,但對抗共產黨的決心不能沒有。
一個以反共為始的政 府,怎麼能搞到這個地步呢?跟共產黨不是不可以打交道,三通都可以,但在政治上是不能讓步的。我對馬英九不瞭解,在我認識中是個蠻好的一個人。但我想他在 黨內的壓力很大,就像大陸內部一樣,有想法也施展不出來。配合有錢的台商做生意,少數人生活很舒服,就不管下面的人了,現在拚命拿大陸的好處,這樣百姓會 離政府越來越遠。
問:您認為兩岸之間來往,台灣自信何在,有沒有外界普遍認知的「軟實力」?
答:照理說,台灣在文化上有實 力,是絕對高於大陸的,特別是那種有人情味的中華文化。而且台灣現有的社會是大家都接受的,沒有人說要把他推翻來重新再搞一個。這是一個很大的穩定力量, 台灣自己不覺得,你看中共花多大的力氣去維穩,如果每個人都覺得不推翻這個制度否則自己不能活,就是很危險的狀態。
問:各國與中共打交道時,似乎都擔心萬一中共垮台,中國不穩會帶來災難……
答: 對,但大家把維穩不成的後果看的很嚴重,我覺得中共所謂的維穩,目的是在共產黨不要失去政權。可是我覺得中國不會大亂,只是慢慢的不聽中央指揮的情況。現 在,不會讓中共得心應手地使用暴力統治。所以中共所謂的維穩是誇張的,認為沒有中共,中國就會亡了,就會亂了,但沒有這麼可怕。
◆余英時小檔案
余英時,著名歷史學家、漢學家。祖籍安徽潛山,1930年1月22日生於天津。
●學歷:
燕京大學肄業,香港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生,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先後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和當代漢學泰斗楊聯陞。
●經歷:
美國密西根大學助教授、哈佛大學教授、香港新亞學院校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美國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康乃爾大學首任胡適講座訪問教授(1991-1992)。2001年6月自普林斯頓大學教職退休。
●學術榮譽:
台灣中央研究院第10屆院士(1974)
香港中文大學榮譽法學博士(1977)
美國明德學院榮譽文學博士(1984)
香港大學榮譽博士(1992)
美國哲學會院士(2004)
美國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2006)
●主要著作:
出 版書籍30多部,重要著作包括: 「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史學與傳統」、「歷史與思想」、「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方以智晚節考」、 「論戴震與章學誠」、「紅樓夢的兩個世界」、「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兼論他的學術精神與晚年心境」「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朱熹的歷史世 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等。



 *****
這本書常提到胡適錢穆......等等人物
 不只是"胡適的學位與自由之精神"一節
處處有識見

余先生很用功讀經典 諸如
Paideia; die Formung des griechischen Menschen, von Werner Jaeger
Berlin, W. de Gruyter, 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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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ideia : the ideals of Greek culture / by Werner Jaeger ;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manuscript by Gilbert Highet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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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ideia: the ideals of Greek culture, by Werner Jaeger. Translated...by Gilbert Highet
Oxford, B. Blackwell, 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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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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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訪談錄 北京 (3刷2萬本) /香港  中華書局  2012

我走過的路:余英時訪談錄
作者:陳致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2年


目錄

我走過的路(余英時)
直入塔中,上尋相輪克魯格獎
政治、黨爭與宋明理學
清代考據學:內在理路與外部歷史條件
最後一位風雅之士:錢鍾書先生
以通馭專,由博返約:錢賓四先生
國學與現代學術
學問與性情,考據與義理
「直入塔中」與「史無定法」
「哲學的突破」與巫的傳統
「內向超越」
胡適的學位與自由之精神
民族主義與共產主義
人文邊緣化與社會擔當
西方漢學與中國學
宗教、哲學、國學與東西方知識系統儒家思想的宗教性與東西方學術分類
國學、「國學者」與《國學季刊》
哲學與思想:東西方知識系統
哲學與抽象的問題
文化熱與政治運動
知識人:專業與業餘
治學門徑與東西方學術哈佛讀書經驗
早歲啟蒙與文史基礎
先立其大,則小者不能奪
洪煨蓮(業)與楊聯陞
俞平伯與錢鍾書
學術與愛國主義
取法乎上
西方漢學與疑古問題
為了文化與社會的重建(劉夢溪訪談)關於錢穆與新儒家
學術不允許有特權
學術紀律不能違反
「天人合一」的局限
怎樣看「文化中國」的「三個意義世界」
學術立足和知識分子的文化承擔
「經世致用」的負面影響
中國學術的道德傳統和知性傳統
中國傳統社會的「公領域」和「私領域」
中國歷史上的商人地位和商人精神
如何看待歷史上的清朝
東西方史學觀念和研究方法的異同
最要不得的是影射史學
文化的問題在社會
社會的問題在民間
後記
余英時教授著作目錄


§內文1

政治、黨爭與宋明理學

陳:這兩年我們知道先生的《朱熹的歷史世界》在學界影響很大。我前段時間也在看這本書,您在自序中說到本來是給《朱熹文集》寫序的,結果寫成了一部大著作,這是不是有點兒像梁任公(啟超)寫《清代學術概論》那樣?

余:那倒還不一樣。梁任公寫清代學術,他本來已經很熟悉有清一代的學術變遷,然後用十幾天的時間概括出來,寫成六七萬字的長序,最後獨立成書。他 並沒有再作新的研究。我是本想介紹一下朱熹的思想怎麽産生的背景的,但研究不斷展開後,就發現了許多問題。以至範圍越來越大,最後變成思想史和政治史雙管 齊下,不是專講朱熹一個人了。我特別注意他的歷史背景。隨著問題的不斷複雜化,我又發現了許多前人未注意的新史料。比如說周必大的全集,有二百多卷,裡面 有很多源文件,還有許多奏摺,都沒有人看過。看過的人也對很多前因後果沒太注意,其中可以瞭解到朱熹和當時的政治關係有多深,比如慶元黨禁。我現在把朱熹 在政治上的活動,和他在政治上成爲精神領袖的原原委委全部找出來。這中間他和政治直接牽涉至少有十幾年的時間,的確牽連到權力集團和權力鬥爭,是保守的官 僚集團和一個想有作爲的以理學家爲中心的集團之間的矛盾衝突。後者是有理想有抱負的,希望革除弊政,有徐圖規複的宏偉計劃。這與希望維持現狀的一群人形成 矛盾。這中間還牽涉到祖孫三代皇帝之間的矛盾,所以頭緒繁多到不可想像的程度。我是足足花了兩三年的時間才整理清楚的。

陳:這部書的角度我覺得比較特別。因為以前研究宋代理學,主要是從思想史的內部看,很少從政治生態和政治文化的角度來看。而您在以前研究清代思想,認為清代考据學的興起是由宋明以下理學發展的內在理路(innerlogic)給逼出來的,這與研究朱熹的角度好像正好相反。

余:情況不同,因爲對清代的研究,以前從外部聯繫比較多,如說滿洲人入關以後大家不敢講大問題,有些歷史上的忌諱,逼得大家去做考證工作。這個我 覺得是一個解釋。還有解釋就是清朝人反對理學。這些解釋並不是說不對,而是偏了,把思想內部的問題反而忘了。內部有兩個線索,一個是哲學上的爭論,朱、陸 和朱、王之爭,使理學把考據給逼出來了,非考證不能解決問題。像毛西河(奇齡)是王學的人物,閻百詩(若璩)是尊朱子的。在此之前更早有與王陽明同時的羅 欽順,他在《困知記》裡已經提出取證經書,分判經書裡哪些是假的哪些是真的,這就逼著你回到原典。而王陽明一定要講《古本大學》,這一點就是哲學的爭辯引 向經典的真假遲早的問題,其中是有內在變化的。我研究宋代思想是因爲幾百年來多講內部思想紛爭。傳統的說法集中在「理」與「心」之爭,大陸上說客觀唯心論 主觀唯心論什麽的,都不免只講內部,不問外緣關係。這和清代學術研究的取向相反,也不免陷於一偏。但那時候思想的爭論事實上和黨爭之間有關係,這是沒有人 解釋的。好像北宋王安石的理學、新學到南宋時候已經沒有了。二程與王安石之間的新學之爭,由此發生的政治之爭,似乎到南宋時整個不見了,其實不然。王安石 改變社會並不是爲了只是發明一條道理,或者說與佛教鬥爭。這對兩宋的學術來說是講不清楚的。
 陳:所以您講原來的兩宋思想研究有抽離的問題。但後來也有一些爭論,您又寫了文章叫《「抽離」、「回轉」與「內聖外王」》,再申論這個問題。那些文章我也 都看了。您講抽離是說哲學史家在談兩宋理學發生發展的研究中,一是把道學從儒學中抽離出來;二是把道體又從道學中抽離出來。您能不能再解釋一下這個「抽 離」的概念,您是怎麼想的?

余:我所說的「抽離」是就思想史或哲學史上對於宋、明「道學」(或廣義的「理學」)的處理方式而言,其中包括三個層次。第一層是將全部宋、明儒學 從一般政治、社會、文化的歷史脈絡中抽離出來,當做一種純學術思想的動態來觀察。第二層是進一步將「道學」從全部儒學中抽離出來,建構出種種形上系統。第 三層則是將「道體」從道學中抽離出來作精微的分析,以確定其作爲儒家形上實體的性質。這是因爲宋明道學中本有程、朱「性即理」和陸、王「心即理」的兩大對 立系統,一直存在著誰得「道統」真傳的爭論。在現代中國哲學史研究中,這一爭論又以不同的面貌出現。我並不是反對「抽離」,甚至承認以哲學分析而言,「抽 離」是必要的。但是我在《朱熹的歷史世界》一書中,是從歷史觀點處理宋、明道學和政治文化的關係,採取了與「抽離」相異的方式;在歷史分析之外,更注重綜 合。我一向強調「史無定法」,研究方法往往因物件而異。所以我用「抽離」一詞僅僅是關於研究方法的一種描述,並不含絲毫貶斥之意。

陳:您所建構的關於理學的歷史面貌好像和一般的講法很不一樣?

余:這是因爲我的觀察角度不同,提出的問題不同,對於儒學性質的斷定也不相同。宋儒繼承了孟子與韓愈的「道統」說,一開始便提倡回向「二帝」 (堯、舜)「三王」(夏、商、周)之「道」,可見他們最關切的中心問題是重建一個合於「道」的人間秩序,而政治秩序(「治道」)尤其處於關鍵性的地位。所 以在道學興起以後,張載就明白地說「道學」和「政術」是一事的兩面;他的《西銘》則代表了道學家理想中的人間秩序,因此成爲二程教學的經典文本。程頤也說 過「道學輔人主」的話。道學承北宋儒學復興大運動而起,整體的規劃並無改變。這一整體規劃,用孔子的話說,便是怎樣變「天下無道」爲「天下有道」,但北宋 儒者追求「天下有道」的使命感更強烈了,也更具體了。在這一理解下,強調「心、性」修養的「道學」也必須看做是當時儒家整體規劃(the Confucian project)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我們似乎不宜將「心、性之學」單獨挑出來,當做道學的全部。道學在心、性問題上確和佛教有分歧,但北宋儒學復興也不 能簡單地理解爲韓愈辟佛運動的延續和擴大。這是因爲北宋的佛教轉變了,同樣有「入世」的一面。釋氏之徒也希望「天下有道」,並且把這一希望寄託在儒家身 上,從智圓到契嵩無不如此。

陳:所以您對王安石改革和道學之間的關係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您是否可以簡單地概括幾句?

余:王安石改革代表了北宋儒家整體規劃的行動或實踐階段。行動的要求在范仲淹慶歷時期短暫改革中已出現,不過時機仍未成熟。範提倡「士」以「天下 爲己任」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是宋代「士」的精神最扼要的概括,影響極大,見於石介、蘇軾、黃庭堅等人的文集之中。王安石也是在這一 精神之下成長起來的。他的「新學」以儒家經典(特別是《詩》《書》《周禮》)爲根據,加上佛教大乘精神的啓發,已具備道學家以來所發展的「內聖」、「外 王」互相支援的規模。所以在熙甯變法開始時,道學家程顥也參加了王的改革總部—「三司條例司」。儘管道學與「新學」在具體內容上存在著不少差異,但二者的 目的和思想結構是大致相似的,因此才有極短暫的合流。後來雙方鬧翻了,王安石的固執固然要負一部分責任,道學家的意氣過盛也未嘗沒有責任。程頤事後反思, 也承認「吾黨爭之有太過……亦須兩分其罪」。總之,王安石能爭取到神宗的全力支援,使儒家的整體規劃有實現的可能—即所謂「得君行道」—這是當時各派士大 夫都一致擁護的。不但程顥參與新法,劉摯(胡瑗的弟子)和蘇轍最早也同在「三司條例司」工作。朱熹說「新法之行,諸公實共謀之」,這是很中肯的歷史論斷。 王安石與道學的關係在南宋仍然餘波不斷,這可以分兩方面來看。第一,就王氏「新學」而言,通過科舉,它已成爲官學。高宗一朝執政的官僚仍多由「新學」出 身。雖有人提倡「程學」與「王學」相抗,想用二程的道學在科舉考試上取代「王學」,終不能敵。關於這一點,只要讀朱熹的《道命錄》,便可知其大概。道學在 南宋成爲顯學是張栻、朱熹等人出現以後的事。第二,王安石所樹立的「致君行道」的典範對南宋道學家繼續發揮啓示作用。這是因爲南宋道學仍然遵守北宋儒學變 「天下無道」爲「天下有道」的大綱領。朱熹、張栻、呂祖謙、陸九淵等人在政治上都非常積極,希望說服孝宗進行「大更改」。他們並不是「袖手談心性」的人, 而是要改變現狀,建立合乎「道」的新秩序,然後恢復失去的半壁山河。所以他們先後都捲入了權力世界的衝突,終於慶元黨禁。詳情這裡不能談了。
 陳:讀您的著作,我有一個很強的印象,就是您特別強調當時士大夫要與君主「共治天下」的觀念。特別講到宋代理學的出現這些問題,讓人覺得與以前的常識不太 一樣。您是不是認爲傳統士大夫的政治使命感超過了他們的道德使命感?在對王陽明研究的時候,您說他有一個很重要的思想就是「覺民行道」。這是宋代士大夫與 君主「共治天下」和「致君行道」不成功之後的邏輯發展,還是主要是明代的政治現實造成的?

余:士大夫與皇帝「共治天下」是宋代儒家政治文化的一個最突出的特色,已預設在「士當以天下爲己任」這句綱領之中。用現代話說,宋代的「士」充分 發展了「政治主體」的意識:他們要直接對政治秩序負起責任。所以「共治天下」的觀念同時必然涵蘊了對於皇權的限制。「天下」不屬於「一人」或「一家」,而 是「天下人之天下」;「士」則自居爲代「天下人」參與政治、議論政治,因爲他們來自民間各階層。「致君行道」首先要求「君」的言行必須合乎「道」,這也是 對「君權」的限制。從王安石、程頤到朱熹、陸九淵等都曾公開地強調「道尊於勢」的理念,他們心目中的「君」,通過分析,則可見只是「無爲」的虛君,程頤所 謂「天下治亂系宰相」便說得很露骨,因爲宰相代表了「在位」的「士」。至於「不在位」而在野的「士」則有「議論(批評)政事」的責任,因此宋儒把「士」分 成兩類,前者是「天下之共治者」,後者則是「天下之論治者」。這並不是他們的政治使命感超過了道德使命感,而是政治與道德爲一事的兩面,互相支援,互相加 強。一方面,重建一個合乎「道」的政治秩序,使天下人人都能各得其所,便體現了最高的道德成就。另一方面,道學家特重心性修養,也是以治國精英爲主要物件 (從皇帝到士),而不是一般的「民」。所以朱熹對孝宗專說「正心誠意」四字;個人的道德修養爲政治秩序提供了精神保證。至於王陽明的「覺民行道」,明代的 政治生態當然是一個極重要的背景。明代君主獨攬大權,已不容許士大夫有「共治天下」的幻想。而且明太祖一開始便對士階層歧視,「廷杖」便是專爲淩辱士大夫 而設的獨特制度。洪武十三年(1380)索性廢除了宰相的職位,便使「天下治亂系宰相」失去了制度的根據。所以黃宗羲把這件大事看作「有明一代政治之壞」 的起點。此中曲折已見我的專書與論文,略去不談。這裡我要特別指出的是在王陽明的時代,「民」的一方面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這才使「覺民行道」新心態的 出現成爲可能。所謂「民」的變化,即指十五六世紀「棄儒就賈」大運動的興起。一方面,由於科舉已不能容納越來越多的士人,另一方面又適逢市場經濟的迅速擴 張,許多士人都「下海」,向商業世界求發展,因而造成了一個士商合流的社會。商業財富開拓了新的社會、文化空間,當時書院、印刷、鄉約、慈善事業、宗教活 動等無不有商人參與其間。具有儒生背景的商人階層也積極創建自己的精神領域,他們對於理學表現出深厚的興趣,無論是王陽明的「致良知」或湛若水的「到處體 認天理」都對他們有極大的吸引力。王陽明對這一新的社會變化十分敏感,因此一則說「四民異業而同道」,再則說「雖終日作買賣,不害其成聖成賢」。陽明早年 繼承了宋代道學傳統,仍有「致君行道」的抱負。但王受廷杖、貶龍場之後,此念已斷。他在龍場頓悟所發展出來的「致良知」教,仍然以「治天下」爲最後的歸 宿,不過他對皇帝與朝廷已不抱多大指望,轉而訴諸民間社會。明代已不存在「聖君賢相」的格局,他的眼光從由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轉向由下而上的社會革新運動。 因此「覺民行道」代替了「致君行道」。這個轉變過程很複雜,詳見《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第六章。我對於宋、明理學演變的研究,最初只是想恢復歷史的客觀面 貌,但最後得到的論斷則有「通古今之變」的意外收穫。




我走過的路
  我求學所走過的路是很曲折 的。現在讓我從童年的記憶開始,一直講到讀完研究院為止,即從1937年到1962年。這是我的學生時代的全部過程,大致可以分成三個階 段:1937-1946 年,鄉村的生活;1946-1955年,大變動中的流浪;1955-1962年,美國學院中的進修。
  我變成了一個鄉下孩子
   我是1930年在天津出生的,從出生到1937年冬天,我住過北平、南京、開封、安慶等城市,但是時間都很短,記憶也很零碎。1937年7月7日,抗日 戰爭開始,我的生活忽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一年的初冬,大概是10月左右,我回到了祖先居住的故鄉──安徽潛山縣的官莊鄉。這是我童年記憶的開始,今天 回想起來,好像還是昨天的事一樣。
  讓我先介紹一下我的故鄉──潛山縣官莊鄉。這是一個離安慶不遠的鄉村,今天乘公共汽車只用四小時便可 到達,但那時安慶和官莊之間還沒有公路,步行要三天。官莊是在群山環抱之中,既貧窮又閉塞,和外面的現代世界是完全隔絕的。官莊沒有任何現代的設備,如電 燈、自來水、汽車,人們過的仍然是原始的農村生活。對於幼年的我,這個變化太大也太快了,在短短的三天之內,我頓然從一個都市的孩子變成了一個鄉下的孩 子。也就從這時開始,我的記憶變得完整了,清楚了。
  鄉居的記憶從第一天起便是愉快的。首先,我回到了大自然的懷抱。我的住屋前面有一道 清溪,那是村民洗衣、洗米、洗菜和汲水的所在,屋後和左右都是山岡,長滿了松和杉,夏天綠蔭密布,日光從樹葉中透射過來,暑氣全消。我從七八歲到十三四歲 時,曾在河邊和山上度過無數的下午和黃昏。有時候躺在濃綠覆罩下的後山草地之上,聽鳥語蟬鳴,渾然忘我,和天地萬物打成了一片。這大概便是古人所說的「天 人合一」的一種境界吧!這可以說是我童年所受的自然教育。
  鄉居八九年的另一種教育可以稱之為社會教育。都市生活表面上很熱鬧,到處都是 人潮,然而每個人的感覺其實都是很孤獨的。家庭是唯一的避風港,但每一個家庭又像是一座孤島,即使是左鄰右舍也未必互相往來。現代社會學家形容都市生活是 「孤獨的人群」(lonely crowd),其實古代的都市又何嘗不然?蘇東坡詩「萬人如海一身藏」,正是說在都市的人海之中,每一個人都是孤獨的。但是在鄉村中,人與人之間、家與家 之間都是互相聯繫的,地緣和血緣把一鄉之人都織成了一個大網。幾百年、甚至千年聚居在一村的人群,如果不是同族,也都是親戚,這種關係超越了所謂階級的意 識。我的故鄉官莊,有餘和劉兩個大姓,但兩姓都沒有大地主,佃農如果不是本家,便是親戚,他們有時交不出田租,也只好算了。我從來沒有見過地主兇惡討租或 欺壓佃農的事。我們鄉間的秩序基本上是自治的,很少與政府發生關係。每一族都有族長、長老,他們負責維持本族的族規,偶爾有子弟犯了族規,如賭博、偷竊之 類,族長和長老們便在宗祠中聚會,商議懲罰的辦法,最嚴重的犯規可以打板子。但這樣的情形也不多見,我只記得我們餘姓宗祠中舉行過一次聚會,處罰了一個屢 次犯規的青年子弟。中國傳統社會大體上是靠儒家的規範維繫著的,道德的力量遠在法律之上。道理(或天理)和人情是兩個最重要的標準。這一切,我當時自然是 完全不懂的。但是由於我的故鄉和現代世界是隔絕的,我的八九年鄉居使我相當徹底地生活在中國傳統文化之中,而由生活體驗中得來的直覺瞭解對我以後研究中國 歷史與思想有很大的幫助。現代人類學家強調在地區文化研究上,研究者必須身臨其境(being there)和親自參與(participation),我的鄉居就是一個長期的參與過程。
  現在我要談談我在鄉間所受的書本教育。我離 開安慶城時,已開始上小學了。但我的故鄉官莊根本沒有現代式的學校,我的現代教育因此便中斷了。在最初五六年中,我僅斷斷續續上過三四年的私塾;這是純傳 統式的教學,由一位教師帶領著十幾個年歲不同的學生讀書。因為學生的程度不同,所讀的書也不同。年紀大的可以讀《古文觀止》、四書、五經之類,年紀小而剛 剛啟蒙的則讀《三字經》、《百家姓》。我開始是屬於啟蒙的一組,但後來得到老師的許可,也旁聽一些歷史故事的講解,包括《左傳》、《戰國策》等。總之,我 早年的教育只限於中國古書,一切現代課程都沒有接觸過。但真正引起我讀書興趣的不是古文,而是小說。大概在十歲以前,我偶在家中找到了一部殘破的《羅通掃 北》的曆史演義,讀得津津有味,雖然小說中有許多字不認識,但讀下去便慢慢猜出了字的意義。從此發展下去,我讀遍了鄉間能找得到的古典小說,包括《三國演 義》、《水滸傳》、《蕩寇志》(這是反《水滸傳》的小說)、《西遊記》、《封神演義》等。我相信小說對我的幫助比經、史、古文還要大,使我終於能掌握了中 國文字的規則。
  我早年學寫作也是從文言開始的,私塾的老師不會寫白話文,也不喜歡白話文。雖然現代提倡文學革命的胡適和陳獨秀都是我的 安徽同鄉,但我們鄉間似乎沒有人重視他們。十一二歲時,私塾的老師有一天忽然教我們寫古典詩,原來那時他正在和一位年輕的寡婦鬧戀愛,浪漫的情懷使他詩興 大發。我至今還記得他寫的兩句詩:「春花似有憐才意,故傍書台綻笑腮。」詩句表面上說的是庭園中的花,真正的意思是指這位少婦偶爾來到私塾門前向他微笑。 我便是這樣學會寫古典詩的。
  在我十三四歲時,鄉間私塾的老師已不再教了。我只好隨著年紀大的同學到鄰縣——舒城和桐城去進中學。這些中 學都是戰爭期間臨時創立的,程度很低,我僅僅學會了二十六個英文字母和一點簡單的算術。但桐城是有名的桐城派古文的發源地,那裡流行的仍然是古典詩文。所 以我在這兩年中,對於中國古典的興趣更加深了,至於現代知識則依舊是一片空白。
余英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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