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13日 星期三

勞思光,對話的想像 /李怡:深切懷念一位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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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思光教授(Sze-Kwang, Lao,原名勞榮瑋,號韋齋,筆名思光,1927年9月3日-2012年10月21日),湖南長沙人,當代重要華人哲學家,學貫中西,尤其長於中國哲學 ...

台灣大學的我的學思過程 曾2004?請勞先生演說. 文末希望其"弟子"採團隊合作方式研究其文化哲學
吳有能1994 自覺心的探索--勞思光教授得道德文化哲學    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994.9



對話的想像== 勞思光

***** 亂我心者
昨天我是受贈書之有緣人:
《葉阿月教授佛學論文集》(有書籍版和CD)台北市: 財團法人台北淨法界善友文教基金會 ,成本價:1600元,2012
賴老闆顯邦是葉教授的學生,跟他學梵文,也是該基金會董事,據他說葉老師幫他弄帳面10萬,讓他每年可用捐一位獎學金的方式當董事之資格。

《中國哲學史  三上‧三下》台北:三民,1981
蕭公權《中國政治想史  上‧下》台北:華岡,1964/1977六版,1980買的,有孔誕2531等題記,我跟賴兄說,此種紀年方式,只在梁任公年青時的文章看過。

晚上為Abe退伍喝一杯. 我不喜歡身有一技之長的碩士 一定要去當編輯 賺的只是當修理工的三分之一
Abe 談父子之間的剝削和感情
辜先生和我談起永安兄的新作大都會等等
我告訴這位快翻譯完惡之華的朋友 我讀法英對照本的一些看法


 前一陣子取得先生的勞思光中國哲學史 一冊 還來不及看  僅以舊文紀念先生

對話的想像

借用俄人米哈伊爾.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書名,作為本篇的題目,以紀念某些短暫的談話引起的一些沈

國立歷史博物館在黃男先生的領導下,氣象一新,不只讓博物館開始與學生「對話」(原來,許多對面的建中學生從未踏入該館一步,黃先生就開放它,免費讓學生入館看看),他更邀請些一流的學者,舉辦三天的學術討論會:「台灣復後中華文化發展之回顧與省。我認為從知識的角度而言,西學已成現代人的「體」與「用」了。我對黃仁宇先生、林毓生先生的敬業、認真精神很欣賞。不過由於機緣關係,有機會教先生一些他對教育的看法,藉本文與讀者們共享。

先生檢討過去五十年的中國哲學,認為中國忽視了馬克斯主義最精彩的一面,即強調人道主義的哲學維,而只利用馬克主義在政治革命鬥爭下的想法,導致這些年來只有威權主義,強調統治集團的利益、訴諸民族主義.....他的這些提醒,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外國人對於中共人權想上的困惑及失望:如果真正服膺馬克斯主義,對弱勢(囚犯等)及異議份子,理應善待之,不料結果卻是虐待及壓迫。

先生說:在這種氣氛下,世界上中國人的學術活力卻並未真正的衰退。會中有人認為這是台灣發展本土特色、自立自強的良機。不過,先生固然對中共的官僚體系之結構,以及實質想空洞化、無根,特權橫行等深表悲觀;而另一方面,對於台灣是否有本事造就一流的想學人才,持保留態度。我當然不會放過機會就教他。下述的交談很簡短,文責該由我負。

先生認為教育的主要奾的,是希望下一代比上一代更好。師道固然包含「傳道、授業、解惑」,不過他認為「解惑」最主要。換句話說,老師要找出學生的特性,指引學生適合自己的路,發揮其才能。這種指引的過程,可以說是「解惑」。可惜台灣目前學術界有一弊病,許多人喜歡「自立門派」,學生進入師門後,大概就罩在一言堂下(這句話是作者本人加的)。
先生的談話,就介紹到這兒。會中除了嚴肅的討論外,也有些插曲較有趣,甚至引人深。例如某官員把一句流行話改為「要教才會贏!」另外,會中有人「小作」廣告,推廣《儒報》,我個人也讀儒家書,可是對於新儒家體系「氣味不相投」;新儒學對我只是「生命情調的抉擇」(劉述先書名)。不過,我看了陳立夫先生的題祝:「儒家即教育家也,故凡合乎教育之文章,均為儒報所歡迎也。」深表同情、了解。

同一天,看了《明報月刊》(12月號)上有人痛陳香港教育體系大弊,說教室中只有老師的自言自語或單向傳授,完全沒有「對話」。文中指出,儒的「仁」,其實重點在「對話」,所以不只是「仁者人也」,更是「二人對話」。可是我認為這種「仁際關係」用西方「對話」是失當的,因為孔門的對話方式與內容,基本與西洋的傳統不同。

請特別注意,近來「對話」己泛用得太「貶值」,先生在《中國文化路向問題的新檢討》中,比較西方辯(對話)與中國「教」的觀念,指出自覺地考「辯」的共同規則,是西方文化的主軸,有別於我們的「教」,甚至「墨辯」(作者所加),我們不宜太附會「仁際關係」。
如果我們引用雅斯貝爾斯的《什麼是教育》上的教育基本類型來說,目前中港台的的教育,仍停留在「到學校去就是學習固定的知識,學會一些現成的結論與答案。」也就是屬於「經院式教育」。不過,目前各種教育(含管理學)理想,仍然在《論語》上的「師徒式教育」或各種柏拉圖對話錄上的「蘇格拉底式教育」。換句話說,這是教育的真諦,值得我們進一步討論。
---84.12.29.---1995.12.29 立報‧教育人行道  鍾漢清

 近代哲學大師勞思光病逝 享壽90歲/85
哲學大師、中研院院士勞思光,昨天病逝於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享壽90歲,勞思光是近代重要的華人哲學家,他花了至少十年時間完成的中國哲學史,是兩岸三地最重要的哲學史,他精通術數,有學者說,他是最有資格撰寫中國術數史之人,但很可惜,他並未留下此一著作。

一向以英國紳士穿著,打著領結出現在公開場合的哲學大師勞思光,是中研院目前唯一一位哲學領域的院士,他的祖父是勞崇光是清朝兩廣總督,他的父親勞競九曾 加入同盟會,參與辛亥革命。勞思光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後,逃難來到台灣,後來旅居香港,他因不滿意胡適和馮友蘭兩人所寫的中國哲學史,花了十年的時間撰寫 了中國哲學史,與西方哲學史對話。

==資料畫面 中研院院士 勞思光==

勞思光所著的中國哲學史,如今是兩岸三地文史哲學系學生最重要的教科書,因為家學淵源及深厚的古文造詣,勞思光也精通術數,但很可惜未能留下著作。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長 黃進興==
做中國術數史
必須要有非常好的國學基礎
他是很少數會算大六壬
一種比較複雜系統的算命
我是覺得他是最有資格
做中國術數史的人
但是很可惜他沒有完成

1989年黃進興到香港演講,得知勞思光有意來台教學,居中聯繫,勞思光回台後到清華大學任教,後來又到政大、最後落腳華梵大學,年輕學生說,勞教授就像是一部活歷史,具大師風範但又平易近人。

==華梵大學哲學碩士 陳思穎==
聽老師上課就好像
在看一本百科全書一樣

勞思光一生都投注在哲學研究及哲學教育,是華人哲學家的 代表。

==華梵大學校長 朱建民==
他是一個非常專注於
單一興趣的一個純思想家
可以說是一以貫之

勞思光一生崇尚自由民主,在解嚴後回來台灣,從不考慮踏足中國,他對於時代轉變憂心忡忡,認為目前面臨的是一個危機時代,但也是轉機的時刻,雖然他已離世,但留下的思想將永存。
記者陳姝君張梓嘉台北報導。






李怡:深切懷念一位知識分子
       
        我在一九八一年與勞思光教授認識,正是我人生的關鍵轉折時期。當時我在文革後覺醒,從對中共的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也帶領着我主編的《七十年代》雜誌,在言論方向有所轉變。這時,香港前途問題引起關注,勞教授發起組織香港前景研究社展開討論,他請徐東濱先生邀我參加。參加者還有胡菊人、董千里等人。我們的出發點,是基本上不相信中共對香港的承諾,因而提出各種設想去延續港英時代的成功制度。

同年九月,我跟勞教授作了一次《中國之路向》的訪談,發表在一九八一年《七十年代》十月號。這個訪談,受到香港某左派月刊大肆抹黑攻擊,攻擊文章由中共內部刊物《參考消息》轉登,由是而使我及《七十年代》與中共關係畫上句號。

因香港前景研究社結緣,我與勞教授有了較多交往。他比我長半輩,是我的良師益友。他的學術成就,不是我這樣學少識淺的文人可以評說的。我只能講幾點對他的印象。我首先想到的是,他是一位非常重條理的人,對許多人們常常受困擾的問題,他都會作出條分理析的釐清。比如在我跟他作的訪談中,我提到許多海外人士認為,中國只能由中共領導,因為中國並沒有一個可以取代中共的勢力。

教授就說:「我們對於一個現實上的統治勢力,是採取支持或是反對的態度,是根據我們對它的『評估』而定。而是否已經有可以取代它的勢力存在,則屬於『觀察』的範圍。『評估』與『觀察』根本是兩回事。倘若我們『評估』一個政府或一個執政黨,覺得有客觀根據說它的領導是對人民及國家有益,我們縱然『觀察』到許多現成勢力的存在,仍然有理由支持這個政府或政黨;反過來說,如果我們根據客觀成績來『評估』一個政府或執政黨的時候,發現它的領導把國家弄得一塌糊塗,使人民生活陷入痛苦,社會風氣墮落不堪,則縱使在『觀察』一面,看不見任何可以取代它的勢力,我們仍然應該反對它,應該追求大改革。」

他以上的評說,與他信奉儒家的義與命的分際有關。這是我想說的他給我的第二個印象。勞教授年輕時曾遇高人,授以占卜術數,後又精心研讀所有神秘學的古籍。因精於此道,熟朋友中有「鬼谷子」綽號。不過他平時很少露這一手。他堅守義與命分際,「義」講是非對錯,「命」指成敗得失,他認為凡事都以「義」為先,即以是非對錯作人生路向的抉擇,而以「命」即衡量成敗得失居後。決定了義的選擇,有時也會卜算命之所趨。他這個做人的原則,對我後來的人生選擇甚有影響。

教授給我第三個印象,是他一生不僅是一位自由主義的學者,而且是關懷社會和國是、不怕獨持異見的知識分子。不僅在言論上,而且身體力行。他在台灣因主張民主自由引起情治當局注意,被迫離台來港任教。他堅持台灣若不解除戒嚴,他不會去台灣。他又堅持大陸一天仍由共產黨統治,他也不回大陸。他還表示,香港若淪入共黨手中,他也不會留在香港。許多人可能只是嘴裏說,但勞教授卻是真這麼做。但他只是自己實行,並不勉強別人依從。我想這是他晚年離開家人在台灣獨居的原因。

三十年前,我脫離左派陣營後,在學識、見地和人格上,深受兩位學者影響,一是徐復觀教授,一是勞思光教授。徐在八二年去世,我與他接觸不多,但因接觸而日以繼夜地讀他的著作,對儒家文化重新認識,對中國政治也有了新觀察角度。一九八一年,我分別給這兩位學人作過深入訪問。其中談到知識分子,徐教授認為中國知識分子長期受專權政治影響,崇拜權勢,有奶便是娘,早已把傳統文化中「以天下為己任」的基本價值丟掉了;勞教授則認為中國和香港特別需要知識分子的努力,因為觀念的建立,對客觀事理的了解,不是依靠媚俗言論可以成功的,它要靠知識分子提倡理性態度、堅持公平要求、提倡嚴格思考,才能為社會未來發展建立普遍基礎。

我在其後三十年的歲月,秉承徐教授的教誨,銘記中國傳統文化中「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質疑權貴;也秉承勞教授的誨導,努力以理性思考去抗擊媚俗言論,不畏權勢也不畏群情。儘管成績極有限,總算盡了自己的本份。如今,徐勞二公這樣的知識分子,已不多見,唯望中大勞教授的幾位高足,能繼承他的香火,作育英才,開枝散葉。勞教授,長在我心,深念之深念之。(中大勞思光追思會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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