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27日 星期五

韓少功的《馬橋詞典》 等五本書和人

中國小說家莫言意外榮獲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時﹐中國文學界也隨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雖然這個人口大國出了像《道德經》和《孫子兵法》這樣的名著﹐但中國書籍在西方出版界的表現仍乏善可陳。幸運的是﹐西方出版商並未因此而放棄對一些最受喜愛的中國作品的翻譯工作。

但在眾多的書籍中﹐嘗鮮者該從哪本著手呢?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中國實時報”欄目請教了《人民文學》(People's Literature Magazine)英文版雜志《路燈》(Pathlight)的編輯。《路燈》致力於翻譯《人民文學》雜志與翻譯網站Paper Republic聯合出品的中國新小說與新詩歌。以下的五本中國書籍都由《路燈》工作人員力薦﹐第一本的作者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


《天堂蒜薹之歌》(Garlic Ballads)﹐作者:莫言


Arcade Publishing
在埋頭開始完整地閱讀一部莫言的小說前﹐讀者若想對其作品風格有所瞭解﹐他的短篇小說集《師傅越來越幽默》(Shifu, You'll Do Anything for a Laugh!)也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或者去看看張藝謀根據莫言小說改編拍成的電影《紅高粱》(Red Sorghum)。而對於那些熱衷於長篇小說的讀者而言﹐《天堂蒜薹之歌》是一個很好的選擇。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就曾建議﹐閱讀莫言應當從這部小說開始。

《天堂蒜薹之歌》曾在卷首引用了一段斯大林語錄──雖然莫言在第二版的前言中承認那段話是他自己杜撰的──但這仍引發了公眾對他新一輪的批評。此前﹐莫言就曾因未替同是諾獎得主卻身陷囹圄的劉曉波及其他異見作家大聲疾呼、出言相助而受到指責。

一直以來﹐小說家都試圖與政治保持距離﹐但小說本身卻永遠無法脫離政治而單獨存在。小說家都極度關注人類的命運以至常常忽略了自己的命運﹐他們的悲劇也因此而生。

《天堂蒜薹之歌》取材於1987年發生的真實事件:貧困的農民響應當地政府的號召大量種植蒜薹﹐結果蒜薹滯銷、爛在地裡。農民因此沖擊了縣政府辦公室﹐抗議過高的稅費、過路費及規費。這部小說一開始就描繪了抗議活動領導者之一的高羊被逮捕、被拷打的情景。而這一切﹐都發生在他瞎眼的女兒面前。接著﹐作者筆鋒一轉、切換場景﹐講述了一對注定永訣的戀人──高馬和方金菊──與非法包辦婚姻抗爭的故事(金菊在這樁婚約中被許配給一位比她年長許多的男人)。

就像莫言其他的長篇小說一樣﹐《天堂蒜薹之歌》將活生生的現實與超現實的意象融為一體﹐描繪了官僚權勢的貪贓枉法之為與農民個體的悲涼窘迫之態﹐並將其置於長期漸變的歷史悲劇大背景中。

──布倫丹•奧卡尼(Brendan O'Kane)﹐翻譯網站Paper Republic聯合創始人及《路燈》雜志特約編輯



《丁莊夢》(Dream of Ding Village)﹐作者:閻連科


Grove Press
《丁莊夢》雖然是一部文學作品﹐但它卻架構在真實的“賣血潮”之上。“賣血潮”風行於過去的二十年間﹐由於很多人在賣血過程中接觸了受感染的血液﹐致使艾滋病在中國農村蔓延開來。閻連科在小說中將個體的故事放大:丁村前任村長在血頭丁輝的哄騙下踏上了賣血之路﹐即便那時他連在田間勞作的力氣都已消失殆盡﹐也依舊在賣血。

雖然閻連科在寫作表達情感時用的好像是同一種腔調、且常常用恢弘的筆觸描繪死亡與苦難﹐但《丁莊夢》這部小說卻因以著名的“閻式”嘲諷口吻洞察人情而可讀性極強。他對現代中國農村地區愚謬生活的刻畫絕對不吝筆墨且飽蘸深情。這部小說也因此類細節而出彩﹐比如﹐那些可能一輩子都沒有走出過丁村的農民﹐卻在離世時躺在了刻有繁華勝景圖的棺材里:“是大城市的勝景圖。如北京的天安門﹐上海的電視塔﹐廣州的大賓館﹐還有哪些大城市的商業街﹐繁華道﹐跨江橋、百貨樓、噴泉池﹐這些等等的﹐七七八八的。”

當艾滋病潮席捲閻連科的出生地河南省、並廣泛地影響了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父老鄉親時﹐他的這部致敬之作就更令人動容。這個冷峻殘酷的故事由辛迪•卡特(Cindy Carter)翻譯﹐她的筆觸流暢、文風老練﹐切中主旨要害且常常直指人心﹐字裡行間有時還透著詩意。(辛迪•卡特是Paper Republic聯合創始人之一。)

──劉欣﹐《路燈》雜志英文執行編輯



《馬橋詞典》(A Dictionary of Maqiao)﹐作者:韓少功


Dial Press
在陳朽的當代中國文壇﹐《馬橋詞典》是一部受人青睞的先鋒之作。整部小說通過講述古往今來一系列豐富動人的小故事呈現了史詩般的歷史﹐其結構緊湊﹐語言精辟。《馬橋詞典》以詞典的形式收錄了湖南一個小村寨──馬橋──的方言。全書共錄有115個當地詞條:從“磨咒”、“公地(以及母田)”到“背釘”、“暈街”﹐它以這些詞條為引子﹐從純詞典的形式延伸擴展、過渡為由一個個小故事拼繪成的大圖景﹐飽含意蘊。雖然《馬橋詞典》的故事內容及背景與其他一些中國小說相似﹐敘事者是一位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下放到農村的知青﹐但作者選用的敘事文體卻讓世人眼前一亮。

簡言之﹐用詞典的語言來寫小說的方式使這本書與眾不同、引人入勝。雖然很多中國小說都自詡繼承了魔幻現實主義的傳統﹐但《馬橋詞典》詮釋的這種風格才稱得上純正到位:將熟知的世界描繪成一幅異鄉的摸樣﹐通過對每個詞條進行耐心、細化的定義來深化語義的神秘意蘊﹐以這樣的方式引領讀者在字裡行間探索領悟。

──艾瑞克•阿布漢森(Eric Abrahamsen)﹐Paper Republic聯合創始人及《路燈》雜志編輯主任

前進進,日夜不倦的思想者 ——專訪中國小說家韓少功

文、攝/曾芷筠

約好在飯店大廳訪談,轉了一圈後卻不見韓少功人影。拐到角落趁空抽根煙,卻撞見穿著灰黑中式盤扣上衣的韓老師也在屋簷下那吞雲吐霧,「你也抽煙 吶?」氣氛瞬間愉悅了起來。韓少功問:「這裡(公館)是位於台北的東西南北哪一區啊?」我答東南,並說,台灣不像北京,不說東南西北,比較常說前後左右。 韓少功操著湖南口音回答:「是的是的,南方都是這樣的,因為水路彎彎曲曲,東西南北不好說;北京是大片的陸地,城市規畫很方正。」他對語言和一切事物保持 敏感,幾句話就可以讀出。
生於1953年,韓少功是華語知識圈中最具影響力的作家之一,最著名的作品《馬橋辭典》生於農村現實之中,因而具有強烈的現實主義傳統;今年出版的 最新長篇小說《日夜書》則透過一代下鄉知青在文革前後各自的遭遇與苦難,勾勒出一代中國人的精神世界。2011年由台社出版的《隨筆集》以及年底在香港出 版的隨筆散文,更可從中看出他對社會文化現實的梳理分析,極為辯證地閱讀又堅守著價值核心,精彩令人拍案。他說自己文學上最具啟蒙性的階段是十幾歲在農村 的時候,下鄉以前,他和幾個朋友跑到圖書館裡打了洞,偷了許多不讓看的禁書,就這樣把很多書帶到鄉下去互相交換著讀,「看文學、俄法英美的小說,多啦!從 托爾斯泰到馬克吐溫都有,這個鄉和那個鄉的知識青年都帶了不少書,大家互相換著讀。那時候也不會分辨好壞,包括歷史政治,有一本就看一本,什麼都覺得有意 思。」在煤燈下持續閱讀,因為「農村裡很自由的,除了生產以外是沒人管你的,也沒有父母、老師,如果碰到下雪、下雨的天沒法幹活,就有很多自己的時間。」
文革學:從西方到中國

此次韓少功應邀來台擔任交通大學客座教授,共待了約四個月之久,在北中南各地都給了演講。日前在紫藤廬講文化大革命,幾乎聚集了老中青及兩岸三地的 人。文革發生那年韓少功13歲,父親是當老師的,原本家裡就有不少書,母親是城裡的家庭主婦。父親50多歲時在文革第一年便感覺情勢不好了、矛頭指向他 了,他不願意受那種氣於是自殺。「文化大革命對我家衝擊也很大,那段時間我家裡也蠻困難的,後來組織上面說你父親太緊張了,其實他沒有太大的問題,後來給 我們安排了一點撫卹金。我在下鄉前也領了一些,下鄉後等於是獨立生活有工作的能力。」
跳脫自身的悲情經驗,韓少功對於文革的反省探討則採取辯證的閱讀。他極不滿意目前對文革的討論,認為是流於口水化、混亂化、情緒化,概括稱之為瘋狂 的年代並不是負責任的做法。由於1978年文革剛結束時,中國一概不談論,打出「團結一心向前看」,因此對文革的討論是在80年代由西方開始,哈佛大學教 授馬若德第一次開了文革學,共有一千多人選課。而課程依據一批在文革中遭受磨難的人所寫的資料書籍展開討論,如梁恆《革命之子》,其在西方的影響遠超過魯 迅。由西方開始再轉回中國,再進而影響西方,韓少功認為目前對於文革的討論主要有三個問題:一是公平化,即把文革理解為毛澤東個人的純粹想像和極權。然文 革有其歷史的複雜性,並非毛澤東個人可以控制。二是道德化,即認為文革是一場奪權運動。此種詮釋亦訴諸個人道德,而歷史各個時期都有好壞之人,個人品德和 歷史事件不能混為一談。三則是訴苦化,他引用最高法院提供的數據,文革期間有46萬人受迫害,3萬多人死亡,而馬若德、費正清認為此數據不正確,應有將近 50萬人非正常死亡。從人口比例上計算,50萬人其實只佔了總平均人口的萬分之0.59,相較於1965年印尼右派軍人在英美支持下發動軍事政變,兩年之 間印尼殺死了100萬左翼知識份子(當時印尼人口只有一億),他認為光談文革的苦難不足以真正認識文革的要害。而即使1980年胡耀邦承認有一億人受到文 革影響,相對於總人口還是少數,因而知識份子與工人農民在經驗、記憶、認知的不同上產生了「溫差」。他認為,一開始的訴苦是有用的,但如果沒有拉出能夠提 供給公共社會的共時性批判,只是對苦難的辜負。
該如何重新理解文革?韓少功從目前左右翼對當時社會狀態的「平等」入手。左翼最常為文革辯護的理由無非平等,右翼則認為平均主義阻礙了市場發展。不 管觀點如何對立,基本上都同意那是一個平等、均質的體制。他提出文革再認識路徑,即:一種體制,三個原因,兩種分配,兩種異化,一種普遍利益動機。文革最 大的特徵在於一種單質、全能的體制,沒有市場、宗教的外力,全部由公權力體制主宰,無所不能無所不包。形成的原因包括物質分配方面(工資、糧票)的平等, 因而具有共產主義社會的特徵。另一方面,權力分配則是極不平等的狀態,在自由度、安全感、尊嚴、榮譽、權力等方面從紅、粉、灰(知識份子工商業者)、黑 (地主土豪資本家反革命份子)一整套從上到下的階級劃分。韓少功提出了物質以外的不平等體系來提出反詰。
韓少功說,紅色中國剛建立時,無論是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基本上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發展採取正面態度,但面對1949年以後的經濟動盪、物價大幅 飛漲、人民幣貶值、城市斷糧等等所造成的社會動盪,又因為冷戰,全世界45個國家1,700種商品對中國禁運,共黨黨不得不大幅轉彎,1952年形成了新 的共識,開始搞計畫經濟。此外,當時的風氣盛讚社會主義和計劃經濟,這其實是在歷史條件成熟下的必然發展。加上承襲自傳統的祖宗專制制度、亞細亞特有的生 產方式和社會家族系統,更容易以黨國名義取而代之。文革期間,在人們身上所產生的影響主要有兩種異化:一是聖徒化,每個人都開始表現自己的崇高無私奉獻犧 牲,來贏得政治地位的提升,這從文革前就開始廣泛出現。二是警察化,每個人都積極主動糾舉別人的毛病或不良積習,宛如思想警察,發現別人的陰謀詭計和反革 命罪行。這兩者都是為了追求政治權益和地位,以致於神化自己、妖化別人,互相推高激化,而感覺自己是為了崇高的目的對別人行使正當暴力。
最後,他將文革歸結於一種普遍利益的博弈規則。在整個亂局中,人的表現往往讓人一頭霧水,每個人都既是迫害者又是被迫害者,既是造反派也是保守派。 他認為,雖然文革中沒有物質利益可爭奪,但在政治權力和榮譽方面的爭奪非常激烈。這是一種隱密的爭奪,表面上是意識形態的口味,內在卻是明晰的利益邏輯。 提出再認識文革的路徑,無非是為了正確地抓住要害、校正方向(即反省文革是為了建立更平等的社會),並挽救學術一知半解的邏輯與態度,更是銜接中國古代與 西方世界,以尋找現代化的另類途徑。
韓少功對於文革的討論月底將在香港出版,目前半年在城市、半年在鄉下的生活,實是興之所至、順其自然的寫作狀態。他說認為寫作不能像生產流水線,因 此不會每天按部就班地生產。訪談過程間,他在回答問題時誠懇仔細而充滿辯證的敘說,從語言寫作談到對中國新一代的看法,而關於他在文字中對於中國人精神世 界的構築、對社會文化現象的梳理理解,就必須靠讀者自行求索了。

破:您在小說作品中展現了非常豐厚的語言養份,有些是來自農村方言,有些或許來自年輕時閱讀的翻譯文學,以及知識份子的自省。相較之下,香港、台灣、中國大陸的語言系統也非常不一樣,能不能談談小說語言本身的資源?
韓:語言是生活的產物,後面隱藏著豐富的歷史和人變化的過程,比如草原上,人們關於牛、馬、羊的語言特別多,一歲的馬、兩歲的母馬公馬都各有名字; 到了沿海,你會發現關於魚的詞彙特別豐富,簡直沒辦法翻譯成普通話或英文。中國的飲食文化裡,關於悶溜蒸炒焗的詞彙也很多,英文裡就沒有這些詞,因為他沒 有這種生活內容。語言不是均勻、有公共涵義的客觀工具,而是在特定的文化生活裡有特定的樣貌,不是universal的。研究語言就是研究生活,多一點生 活閱歷和多語種的經驗就會有這樣的敏銳度。有些語言因為全世界的經驗都一樣,翻譯過來放在我們的語言裡也覺得融洽。但有些詞語是特殊生活經驗的產物,如果 沒有這種生活而強行移植,就會顯得特別機械、教條。
破:一般習慣把您歸類為尋根文學作家,但您卻認為自己是「被尋根」的,為什麼會這樣說呢?比如《日夜書》,以您現在的年紀和視野回頭去看年輕時的農村經驗有何不同?
韓:文學作品是很多因素決定的,尋根只是我寫作的原因之一,記者或評論者把我歸類為尋根派只是很簡單的掛勾。我們這代人和年輕人最大的區別,大概在 於現在比較活躍的聲音大多是都市背景,而他們的上一輩絕大部分都有鄉村經驗。或者像莫言、賈平凹原本在城市念書再回到故鄉;或者像我這種出身都市,到農村 裡摸挖滾打。另外,我們是從革命時代跨越進入市場時代,年輕人對革命沒什麼經驗,是很不同的成長背景。
這一百年對中國來說太重要了!中國人這百年來特別急躁,因為中國一直到19世紀初還是在世界上很有地位,18世紀甚至有所謂的「頌華派」,以伏爾泰 為代表,讚揚中國的科舉制度,貶抑歐洲的貴族世襲。八國聯軍、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特別難看,面子掛不住,因此文化激進主義的思潮是最主要的特徵。從五四開 始,知識份子主流恨不得把中國一夜之間變成現代國家,想把中文廢掉;到了文革是登峰造極的表現,都是為了要打破傳統,徹底現代化。文革結束後這些東西還 在,卻不是用俄國的方法,而是用美國來取代,其內在的邏輯還是一樣的,就是完全拋棄傳統,建立一個完全西方化的國家文化。
這時,尋根的意義在於對文化激進主義表示懷疑,想把血液換成西方人,恐怕換不了。我們要從現實處境尋找方法,在學習西方的同時,不要、也不可能成為 西方第二,而要在吸收各國文明後成為新的自己。目前美國人用掉地球上30%的能源,如果中國人要過上美國人的生活方式,要消耗六個地球,全世界都得招罪 了。美國工業化時代,石油一桶才一美金,現在要將近一百美金;歐洲工業化時全世界的土地空空如也,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現在土地和資源都不足的情況下,這是 不可能的,中國有13億人口,將近當年歐洲人口的二十倍,歷史條件完全不一樣。因此中國應該好好想一想,我們的發展應該要怎樣,尋一條新的思路。是在這個 意義下要尋根。作家研究的文化都是活的文化,活文化都在人的身上,不管農村或城市都有。包括語言、老公對待老婆的態度、建築的樣式,這裡面才有我們關心的 對象。作家和讀者要像偵探一樣把它破解出來。
破:您在《日夜書》裡描述文革時期下鄉的一代知識青年之後各自的發展,其中很有趣的一位是大甲後來成了當代藝術家,您用相當幽默的手法描寫他在北京798、宋庄等地從事行為或裝置等藝術。這反映了您對現在資本與藝術密切結合的看法嗎?
韓:我不是藝術行家,也很難準確評價。從感覺上說,藝術家的奇思妙想很不錯,但其中也有很多是皇帝的新衣,我們稱為「大尾巴狼」,意即裝模作樣。現 在的中國當代藝術各種情況都有,藝術是一個最沒有標準、最容易被包裝炒作虛構的類型,不像文學有一定的限度。所以商業投資瞄準藝術是有道理的,它徹底沒有 標準,欺騙性更強。戲劇、音樂、文學炒作的條件都不如藝術,資本和藝術的結合是最密切的。
破:您對華文新一代的作家,例如現在很流行的郭敬明、直白詩有什麼看法嗎?
韓:我看得不太多,但新一代的文學作家各自也不太一樣,詩歌的流派標語是最多的,例如湖南有個作家鄭小驢,他的小說就和郭敬明很不同。隨著年齡增 長,每個作家前後也不一樣。我在網站上看各種留言,很多讀者一開始把對方當偶像崇拜,當讀者也當上爸爸媽媽,也會對原本的偶像開始不滿了。讀者在變化,作 家也在變化。
破:您在小說中描述了許多人們遭遇到的苦難,筆調總是冷靜理性,最後又會流露出溫暖的激情,我理解成對未來仍充滿希望。或許是因為過去的革命語言掏空了很多對於革命的想像,認為反抗只是維權,現在年輕人面臨的新問題也非常不同,您對現在的現象如何解釋?
韓:沒有撞上革命的時代,也不需要為此感到遺憾,還有其他的事情可幹。革命也不一定以後都不會有了,維權維不了的時候也可能發生驚天動地的大變化。 每個人所處的時代都有自己的問題,現在年輕人遇到的問題很大,包括社會、環境、人性情感、文化道德,甚至這些問題足以讓人發瘋。如果很多人活不下去,要怎 麼解決呢?這是每個時代的人都會遇到的新問題。我們沒有救世主來告訴我們步驟方法,得靠我們自己發現、總結,也許前人的經驗都不太實用,他們過去也做得不 太好,以至於今天留下了很多包袱。
當今的問題是全球性的問題,不只是大陸、台灣的問題,教導過我們的大師,包括馬克思、杭廷頓,他們都有一定的道理,思想理論卻也不夠用、不靈了,不 能解決最迫切的問題,大家心裡都很茫然,於是採取逃避。有的人是個人主義的方式,只經營自己的家庭、事業,有些人是採取集體的路徑,例如阿拉伯之春、占領 華爾街,呼籲大家共同改造社會。也有些人走入宗教、恐怖主義,這些都是不同的解決方案,當然還可以找尋更好的方案。很多人談《日夜書》時,覺得我好像把這 些人寫得很不幸、很痛苦,但我覺得這些人其實很幸福,他們遇到了各種困難、風險。即使一個人一輩子不愁吃穿,難道就代表幸福嗎?那是很低質量的幸福,當事 人一定會覺得很乏味;高質量的幸福是克服各種阻力、困難後才能得到的。我最近看到英國心理學的統計資料,中國富二代的精神疾病發病比例是普通人的兩倍以 上,優渥的生活其實容易讓人感覺乏味、百無聊賴、度日如年。基本態度若確立好了,即對高質量幸福的追求,就可以把苦難化作快樂的源頭,對人生不會太灰心 的。

《活著》(To Live)﹐作者:余華


Anchor Books
即使你已看過張藝謀導演根據余華同名小說改編拍成的電影《活著》﹐你也應該再去讀一讀1993年的原著小說﹐內容精彩不該錯過。不論是電影還是小說原著﹐你都能讀到真正的余華﹐因為他親身參與了影片《活著》的創作過程。相較而言﹐他的原著小說要沉重得多:主人公福貴一生浮沉起伏﹐出身為地主少爺的他最終淪為貧苦佃戶﹐生活日漸潦倒。

儘管《活著》烙有悲劇故事的特性﹐但它還是跳出了現代中國文學作品慣用的“鄉土苦難”的老套模式﹐從眾多庸作中脫穎而出。這部小說講述了福貴及其整個家族在20世紀中國政局風雲變幻中浮沉起伏的過程:從民國時期到共產黨執政﹐從大躍進到文革時期。故事揭示了有關苦難本身的思考以及人類精神上所依仗的、用來減少人生痛楚的大量財富。

這部小說不是苦難本身的簡單堆積﹐而是一次對苦難剖析的嘗試。作者試著用清晰的思路解讀苦難的事實﹐他的解讀因為這個論斷而得到深化:即堅持不懈的嘗試本身是值得的。從這個層面上講﹐讀《活著》帶來的滿足感可與閱讀存在哲學相提並論﹐但要留意那些情感豐盛的抓人字句﹐它們可能會讓你的感情決堤、徹底擊垮你的內心防線﹐這是我的切身感受。當時﹐我在一次公路旅行中讀了這本書﹐看到動情處眼淚便像決了堤的洪水﹐那情景讓與我結伴而行的人不知所措。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認識余華﹐所以我只能指著手中的書說﹐“講的是中國﹐伙計。”

──約書亞•戴爾(Joshua Dyer)﹐《路燈》雜志特約編輯



Endure(英譯本)﹐作者:北島


Black Widow Press
一百多年來﹐清遠琴音與漿聲燈影中的故友相聚並不是中國詩歌關注的焦點。但在英語語境中只要一提到“中國詩歌”這個詞﹐人們似乎還是會聯想到這些。這對中國詩歌不公﹐也令譯者蒙羞。就像中國古詩詞一樣﹐當代中國詩歌在題材選擇與審美觀上都促進了20世紀中期英文詩歌的發展﹐它也為現在的詩人創作開辟了新徑。1978年迄今為止﹐曾背井離鄉的詩人北島在中文詩歌界最為知名﹐他的作品得到了國內外同仁的一致認可。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曾湧現出互相對抗的時代思潮﹐北島在這些思潮中如先知一樣寫作發聲﹐他的詩歌創作也超越了時代侷限、步入到一個新境地。

Endure是一本收錄了北島作品的最新英譯本詩集﹐由詩歌翻譯家克萊頓•埃什爾曼(Clayton Eshleman)與香港城市大學(City University in Hong Kong)助理教授、譯者盧卡斯•克萊因(Lucas Klein)合力譯成。收錄其中的詩歌均是精選之作﹐代表了1970年代至今這段時期北島最好、最重要的詩作。《Endure》汲取了之前英譯本的一些靈感﹐但在語句清晰度與詩學思想重建方面遠遠超過了他們的前輩。這本詩集甚至還在附錄中收集了克萊因與埃什爾曼在翻譯過程中交換意見、共同探討的電子郵件。Endure不單單是一本重要的書﹐更是一本好書。

──迦南•莫爾斯(Canaan Morse)﹐《路燈》雜志詩歌編輯

2013年12月26日 星期四

Lewis Thomas 1913-1993

 我過去喜歡Lewis Thomas的作品  幾乎全買了/讀了.....
 2013年美國聯儲局Federal Reserve System慶祝創立百年......早在70年代Lewis Thomas就曾經調皮地說: 誰能告訴他法力無邊的Federal Reserve是如何運作的?


德國董事會邀請更多女性參與German boardrooms to get more women – one way or another = 德國董事會邀請更多女性參與German boardrooms to get more women –...
德國董事會邀請更多女性參與
此舉約慢美國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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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再數十年前 有識之士就開始鼓吹女性當主管的優點
請參考Lewis Thomas 先生的一些著作
The Youngest Science: Notes of a Medicine-Watcher (Alfred P. Sloan Foundation Series) (9780140243277): Lewis Tho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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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Lewis Thomas -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en.wikipedia.org/wiki/Lewis_Thomas - 頁庫存檔 - 翻譯這個網頁
Lewis Thomas (November 25, 1913–December 3, 1993) was a physician, poet, etymologist, essayist, administrator, educator, policy advisor, and researcher. ...




Late Night Thoughts on Listening to Mahler's Ninth Symphony

Lewis Thomas

I cannot listen to Mahler's Ninth Symphony with anything like the old melancholy mixed with the high pleasure I used to take from this music. There was a time, not long ago, when what I heard, especially in the final movement, was an open acknowledgement of death and at the same time a quiet celebration of the tranquility connected to the process. I took this music as a metaphor for reassurance, confirming my own strong hunch that the dying of every living creature, the most natural of all experiences, has to be a peaceful experience. I rely on nature. The long passages on all the strings at the end, as close as music can come to expressing silence itself, I used to hear as Mahler's idea of leave-taking at its best. But always, I have heard this music as a solitary, private listener, thinking about death. Now I hear it differently. I cannot listen to the last movement of the Mahler Ninth without the door-smashing intrusion of a huge new thought: death everywhere, the dying of everything, the end of humanity. The easy sadness expressed with such gentleness and delicacy by that repeated phrase on faded strings, over and over again, no longer comes to me as old, familiar news of the cycle of living and dying. All through the last notes my mind swarms with images of a world in which the thermonuclear bombs have begun to explode, in New York and San Francisco, in Moscow and Leningrad, in Paris, in Paris, in Paris. In Oxford and Cambridge, in Edinburgh. I cannot push away the thought of a cloud of radioactivity drifting along the Engadin, from the Moloja Pass to Ftan, killing off the part of the earth I love more than any other part.
I am old enough by this time to be used to the notion of dying, saddened by the glimpse when it has occured but only transiently knocked down, able to regain my feet quickly at the thought of continuity, any day. I have acquired and held in affection until very recently another sideline of an idea which serves me well at dark times: the life of the earth is the same as the life of an organism: the great round being possesses a mind: the mind contains an infinite number of thoughts and memories: when I reach my time I may find myself still hanging around in some sort of midair, one of those small thoughts, drawn back into the memory of the earth: in that peculiar sense I will be alive.
Now all that has changed. I cannot think that way anymore. Not while those things are still in place, aimed everywhere, ready for launching.
This is a bad enough thing for the people in my generation. We can put up with it, I suppose, since we must. We are moving along anyway, like it or not. I can even set aside my private fancy about hanging around, in midair.
What I cannot imagine, what I cannot put up with, the thought that keeps grinding its way into my mind, making the Mahler into a hideous noise close to killing me, is what it would be like to be young. How do the young stand it? How can they keep their sanity? If I were very young, sixteen or seventeen years old, I think I would begin, perhaps very slowly and imperceptibly, to go crazy.
There is a short passage near the very end of the Mahler in which the almost vanishing violins, all engaged in a sustained backward glance, are edged aside for a few bars by the cellos. Those lower notes pick up fragments from the first movement, as though prepared to begin everything all over again, and then the cellos subside and disappear, like an exhalation. I used to hear this as a wonderful few seconds of encouragement: we'll be back, we're still here, keep going, keep going.
Now, with a pamphlet in front of me on a corner of my desk, published by the Congressional 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entitled MX Basing, an analysis of all the alternative strategies for placement and protection of hundreds of these missiles, each capable of creating artificial suns to vaporize a hundred Hiroshimas, collectively capable of destroying the life of any continent, I cannot hear the same Mahler. Now, those cellos sound in my mind like the opening of all the hatches and the instant before ignition.
If I were sixteen or seventeen years old, I would not feel the cracking of my own brain, but I would know for sure that the whole world was coming unhinged. I can remember with some clarity what it was like to be sixteen. I had discovered the Brahms symphonies. I knew that there was something going on in the late Beethoven quartets that I would have to figure out, and I knew that there was plenty of time ahead for all the figuing I would ever have to do. I had never heard of Mahler. I was in no hurry. I was a college sophomore and had decided that Wallace Stevens and I possessed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everything needed for a life. The years stretched away forever ahead, forever. My great-great grandfather had come from Wales, leaving his signature in the family Bible on the same page that carried, a century later, my father's signature. It never crossed my mind to worry about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t was just there, given, somewhere in the sure distance.
The man on television, Sunday midday, middle-aged and solid, nice-looking chap, all the facts at his fingertips, more dependable looking than most high-school principals, is talking about civilian defense, his responsibility in Washington. It can make an enormous diffference, he is saying. Instead of the outright death of eighty milliom American citizens in twenty minutes, he says, we can, by careful planning and practice, get that number down to only forty million, maybe even twenty. The thing to do, he says, is to evacuate the cities quickly and have everyone get under shelter in the countryside. That way we can recover, and meanwhile we will have retaliated, incinerating all of Soviet society, he says. What about radioactive fallout? he is asked. Well, he says. Anyway, he says, if the Russians know they can only destroy forty million of us instead of eighty million, this will deter them. Of course, he adds, they have the capacity to kill all two hundred and twenty million of us if they try real hard, but they know we can do the same to them. If the figure is only forty million this will deter them, not worth the trouble, not worth the risk. Eighty million would be another matter, we should guard ourselves against losing that many all at once, he says.
If I were sixteen or seventeen years old and had to listen to that, or read things like that, I would want to give up listening and reading. I would begin thinking up new kinds of sounds, different from any music heard before, and I would be twisting and turning to rid myself of human language.

2013年12月24日 星期二

童元方《一樣花開》《水流花靜》《為彼此的鄉愁》《選擇與創造》《閱讀陳之籓》《譯心與譯藝》:秋夜清光憶之藩

閱讀陳之藩

出版社:牛津大學出版社 | 作者:童元方  | 定價:300 元

這是陳之藩先生的紅顏知己知音童元方寫的;十年夫妻,三千多個日子,終究是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想起你引的狄拉克說歐本海默:「科學的目標是把困難的事 情用簡單的方法來分析,而詩的目標呢?是把簡單的事情用不可思議的方法來說明。」你提的羅斯的話:「科學是心靈的微分,詩是心靈的積分,微分與積分分開時 各有各的美...

選擇與創造

出版社:牛津大學出版社 | 作者:童元方  | 定價:39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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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彼此的鄉愁

出版社:牛津大學出版社 | 作者:童元方  | 定價:280 元 | 會員價:252 元 | VIP 價:221 元 | 加入購物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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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流花靜:科學與詩的對話
《水流花靜》這本集子可以說是詩與科學的對話:有父女的對話,有夫婦的對話;有師生的對話,有朋友的對話。因為作者自己始終是學中國文學的,永遠站在詩 的一邊;而父親是北京大學學物理的,丈夫是劍橋大學學電機的,朋友有學科學的,有學文學的。涉及的地方,有香港、台北、英國的劍橋、美國的波士頓、法國的 南特等。談到的古人,是從李白、杜甫,而麥克士韋、愛因斯坦,而胡適之、錢鍾書,以及今人費孝通、楊振寧、韓南、宇文所安等。說到的話題是麥克士韋的詩, 不是方程式;是胡適之的愛戀,不是新文學;是愛因斯坦的少年狂飆,不是慈祥的藹然長者;是楊振寧、李政道,重修舊好的假想,不是沒完沒了的吵鬧。
作者簡介
   童元方:台灣大學中國文學士、美國奧立岡大學藝術史碩士、東亞研究碩士、哈佛大學哲學博士。曾任教哈佛大學,現為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副教授。中文著作有 《一樣花開——哈佛十年散記》,譯作有《愛因斯坦的夢》、《情書:愛因斯坦與米列娃》與《風雨絃歌:黃麗松回憶錄》。英文著作有:Two Journeys to the North: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Poetic Journals of Wen T’ien-hsiang and Wu Mei-ts’un, (《文天祥與吳梅村——兩組北行詩的比較研究》)譯作有明代女子曹靜照,馬如玉以及清代女子吳規臣、梁德繩的詩,收在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中國古代女作家選集》)一書中。

詳細資料

  • 叢書系列:風華館
  • 規格:特殊 / 296頁 / 21*15cm / 普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目錄

自序  卻顧所來徑
  • 初戀
  • 為什麼沒有莫札特
  • 旅途私語——過英法海峽
  • 劍水流觴
  • 艾曼紐.哈佛.清教徒
  • 舉頭望明月——愛因斯坦與米列娃的情書之中譯
  • 追探天才之源——有關愛因斯坦的情書之中譯本印行一年後
  • 小舟子之歌
  • 鐵達尼號上的真故事——韋德納圖書館與哈佛大學
  • 科學與詩的對話
  • 波光中的雲影
  • 麥克士韋的詩
  • 胡適與曹誠英間的傳書與信使——闊別重洋天樣遠 更隔蓬山一萬重
  • 在五月十日想起了六月十六
  • 隱藏的對稱——祝楊振寧教授八十壽
  • 辰梅雪爭春
後記 與讀者談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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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的韻事之「文化研究」
張充和口述的《曲人鴻爪》,是一本很有意思的書,是中國20世紀文人的一重要紀錄。譬如說,徐櫻的《方桂與我五十五年》(增訂本)北京:商務,2010,其中也有許多台灣相關的資料,也多次提到他們夫婦的昆曲表演,不過還是沒有李先生提留的「筆尖『荷』露珠 花瓣題詩詞」的故事般美妙。
《曲人鴻爪》中最有意思的是,關於21世紀初各方對於胡適的一偽作書法之考証。參考:「胡適」張充和口述 孫康宜撰寫《曲人鴻爪》編號21,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頁143-49
故事可以簡單地說,因為胡適原是在張充和家(傅漢思與張充和)大力書寫三十多張《清江引》的詞,他倆被許多人誤認是胡適與曹誠英女士之間的紅娘。傅漢思與張充撰文「胡適手跡辨誤」,說明「胡適情詩手跡新發現」的手跡是偽作,可是這無法說服童元方等人放棄他們的推想:「即使該曲原為元人所作,但胡適在美國抄寫《清江引》給漢思充和夫婦,並不能證明他心中不以曹誠英為愛情對象。」童元方女士後來還將她的力作「胡適與曹誠英間的傳書與信使」收入她散文集《水流花靜》(台北:天下文化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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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彼此的鄉愁

為彼此的鄉愁

  • 作者:童元方
  • 出版社:牛津大學  2005年/黄山书社  2009 (批評張藝謀的所謂英雄的文章是否收入?)
  這 是 童 元 方 最 近 兩 三 年 寫 的 散 文 所 結 的 集 子 。 大 部 分 是 在 香 港 寫 的 , 也 偶 有 在 台 、 或 在 美 寫 的 。 要 起 一 個 與 內 容 多 少 相 關 的 書 名 , 總 是 朦 朧 地 想 起 一 個 英 文 字 「 Nostalgia」 。 相 應 的 中 文 呢 ? 是 鄉 愁 , 還 是 憶 昔 ? 或 是 鄉 愁 與 憶 昔 兼 而 有 之 ? 卻 因 此 想 起 兩 三 個 小 故 事 來 。

本書分山與海時與事思與花開三部分, 內容包括:   
山與海
盆菜的滋味、有所思、歷史劇與藝術、遠而不見與略而不見、故鄉、相思樹下、松仔園的下午、荔枝窩與老虎笏

 時與事
路與橋、喧嘩與快樂、朗費羅的路邊客棧、陽光陰影與花香、樸素與微薄--談美國總統的薪酬、萊特曼論現代病、鼓聲、精確與生動、父與子的對話
 思與花開
 崢嶸心事、哭笑無端、逆流而上、海市蜃樓、所見《英雄》、知魚樂、如酒如茶、人生何似、天人"合一亭"、看戲記、完美的風暴、網與魚、語言就如大都市的房子等.


For Mutual Nostalgia 是愛因斯坦在一本《布拉格攝影集》的題簽,是去世前兩年(1953)送給約翰娜的生日禮物。......

她在哈佛大學日文課朗讀《馬戲團》的日文詩 ,詩中Nostalgia 與 Circus 採外來語拼寫,......想到馬戲團巡迴賣藝, 流徙四方,又哪有固定的家可言?.......

李白《靜夜思 》(床前明月光)的英譯,她最欣賞翁顯良的,詩名譯成Nostalgia ,可謂神來之筆。

這三個互不相干卻都含Nostalgia 這個字的小故事,如同水面上的浮葉,不時在我心湖上飄去飄來,我就用For Mutual Nostalgia. - 「 為 彼 此 的 鄉 愁 」 , 作 為 這 本 書 的 書 名 , 獻 給 那 些 正 在 懷 鄉 、 或 在 憶 舊 , 彼 此 的 、 或 共 同 的 , 滿 天 顫 抖 的 、 或 已 化 為 泥 土 的 萬 千 秋 葉 , 與 一 望 無 際 、 萬 古 銷 沉 的 蕭 瑟 秋 天 。


一樣花開(哈佛十年散記) 童元方著(1996)《一樣花開》

一樣花開(哈佛十年散記)

洪業教授及其《史記三講》」等,才知道此書很耐讀,應多溫書。
洪先生;視崔適如毒藥
童元方著《一樣花開》台北爾雅叢書,1996  (這本書買了17年了才發現233頁/232頁印反了)
童元方.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 -
    The Windhover by Gerard Manley Hopkins (1844–89)
童元方著《一樣花開燧石之火》台北爾雅叢書,1996,頁219-227



秋夜清光憶之藩

  • 2012-11-12 01:32
  •  
  • 中國時報
  •  
  • 【童元方】
 圖/王幼嘉
 圖/王幼嘉

     陳之藩先生最喜歡聽我說話,於是出之於口,繼而筆之於書。是熱情的聆聽者催生出一篇又一篇的文章。如今幽明相隔,只是暫別而已。就像從前或車站、或機場無數的別離與無窮的思念,不知盡頭的等待都等了過去,天殘地缺時終將相見!
     四年半前陳之藩先生中風後,在香港威爾斯親王醫院急救,從在生死線上掙扎的深切治療部,也就是台灣叫加護病房的,轉到仍需密切觀察的,再轉到普通病房,由此再到沙田醫院療養。從眼不能睜、口不能言,到終於睜開眼睛,可以開口說話了。陰霾的天色透出了曙光,我彷彿也聞到花香。這時香港的《明報月刊》希望我開一個談翻譯的專欄,開心之餘,就答應了。
     一月裡,新當選美國總統的歐巴馬正準備就職,有感於同學,尤其是中國大陸來的,還不怎麼認識他,我就選了一篇有關歐氏的傳記文字,作為學期的第一篇功課。原作的英文,看起來並不難,沒有想到最大的問題反而出在親屬關係的翻譯上。比如grandmother這個字,雖然簡單,但同學一見就條件反射似的譯成祖母,完全不顧文中所述歐巴馬與美國,或者說與他母親那一邊的關係,所以我的第一篇專欄就以此為題了。
     接著就是情人節。我告訴陳先生我想寫愛情,就從布什奈爾的《慾望城市》講起。有一天陳先生忽然問:「寫完了沒有?」我說:「要不要念給你聽啊!」念完了,探病的時間也到了。每晚臨離醫院的時候,我總是遲遲其行。好不容易提起腳來,他又叫住我:「可不可以改兩個字?」「什麼字?」「加上『古典』二字。」這樣,我的題目「二月說愛情」就成了「二月說古典愛情」了。為什麼要加上「古典」二字,難道陳先生也認為我所討論的愛情觀,在現代已近乎絕種,所以要標明?
     病中歲月相守
     陰曆年後,陳先生出院了,回到家裡。我也一月月地寫下去。談詩、談小說不啻賞心樂事,何況還加上文學翻譯這一層。比如《紅樓夢》中的一段經典敘事──櫳翠庵品茶,小說裡各人行止反映出各人的心事與性情,茶具竟是關鍵。既為中國所特有,大戶人家所用又分外講究,描寫的繁複正是乾隆品味的富贍華麗。翻譯要清楚明白,唯恐失之簡;要形神俱備,又恐失之亂。這難題,正是藝術上的挑戰。
     又如趙元任譯《阿麗思夢遊奇境記》中有一段阿麗思跟老鼠的對話。阿麗思問老鼠為什麼怕「C」and「D」。這「C」and「D」本是英文貓與狗的縮寫,趙元任用注音譯成「ㄇ」and「ㄍ」,真是神來之筆。可惜除了台灣,這一套語音符號幾乎無人認識了。
     這些專欄文字當中有兩篇是特別向譯者致敬的,一位是二○○九年在牛津逝世的霍克思,一位是二○一○年於香港仙逝的劉殿爵。霍氏終身致力於《紅樓夢》的翻譯,而劉氏在《論語》、《孟子》、《道德經》的西傳上厥功甚偉。
     此外,有兩篇與宗教有關。一篇涉及基督教「和合本」中文聖經翻譯的一些議題,是為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的學生出書時所寫的序。還記得當時讀到嚴復以文言所譯的馬可福音部分章節時的興奮,簡直可以說是激動。原來譯《天演論》的嚴復也譯過聖經。在中國譯者身上,創造與演化的爭辯似乎從來就不是問題。也因為寫這篇文章,才知道賽珍珠的父親賽兆祥也曾譯經,更因獨力支付出版經費的困難,致使家人的生活陷於捉襟見肘的窘境。另一篇則是由利瑪竇來華四百年後梵蒂岡為他舉辦文物展所引起,而專寫利氏與徐光啟在翻譯《幾何原本》一書上的貢獻。這已經出了文學翻譯的範圍了,我是以文化的交流與文明的演進為視角的。
     沉痛轉為希望
     陳先生病前在看曾國藩與陳寅恪,病後我自然把書接過來,念給他聽,同時也繼續念我寫的文章,告訴他我想什麼,為什麼這樣想。他現在說話費勁,比從前更喜歡聽而不喜歡說,這新的遊戲使我們彼此更加親近,一些令人心動的片刻不時點綴著病中歲月。
     期間蘇正隆來港,看了幾篇我探討文學翻譯的文章,當即慨然邀稿出書。但陳先生的病情時時有變,我寫寫、停停,再寫、再停,也有兩年了。始終不曾成事,有負所託。
     今年二月底,正是春暖花開的季節,倏地一陣天旋地轉,陳先生過世了。正隆來電郵吊唁,並再次提起出書的事。此時此刻,才忽然悟出這是他要我保重的方式。往昔愛戀的甜蜜化成今日的心傷,但卻在沉痛中孕育了未來的希望。於是在天昏地暗中,我居然開始將寫過的有關文學翻譯的稿子,逐篇電郵至書林。
     四月初,我飛往台北參加陳先生的「不滅記憶」追思會,在桃園機場等國光號汽車進城。可能剛走了一班,等的時間長了些,傷痛的情緒竟在我毫無防備之下從四面八方來襲。我的眼淚驀地狂瀉而下,迎風灑在溫柔嫵媚的春光裡,幻化成一片霧氣。在國光號上,在旅館中辦入住手續時,我都止不住淚水,只是強逼自己不要哭出聲來。好像在香港憋住的,到了由此出身的母親之地,就再也憋不住了。我的失落豈止伯牙之悲,花好月圓之後,瞬間已在不同的時空。能轉世七次,世世再相遇嗎?
     在書林見到編排好的稿子,已是新書的清樣。日子真是往下過的,不計悲歡。半年來,返台多次,還曾赴美一趟,處理紛至沓來的物事,同時為新書,補些小注。這樣,竟然就到了中秋。
     一個人的中秋
     想起十年前陳先生第一次中風,其時新婚未久,我飛美去照顧他。那年的中秋節,就在雲海中的飛機上錯過了。至於這四年來的中秋,一次他尚未出院,一次烏雲蓋月;其餘兩次他在床上可以望月,我陪著他望,那不遠處高樓頂上的月亮,緩緩轉過樹梢,橫過天宇而逝。
     今年本來說會有颱風的,結果神清氣爽,中天一個大月亮。清光依依,仍是舊時月色,但終究是一人的中秋了。回到燈下,續完此文。
     陳先生最喜歡聽我說話,於是出之於口,繼而筆之於書。是熱情的聆聽者催生出一篇又一篇的文章。沒有陳先生,就沒有現在的我,自然也沒有這本小書。如今幽明相隔,只是暫別而已。就像從前或車站、或機場無數的別離與無窮的思念,不知盡頭的等待都等了過去,天殘地缺時終將相見!
     (本文摘刊自書林新書《譯心與譯藝》的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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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來(上)

文 / 童元方.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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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著陳先生的骨灰,我回來了。落腳在東海大學綠樹參天的校園。
是精心挑選的大理石罈,人稱漢白玉的。上刻:先夫陳之藩,河北霸縣。搬家公司的人,用泡泡膠一層層裹好了,端放在背囊中,在從前中文大學的學生與港龍航空的職員護送之下,從香港直飛台中。就這樣,我背著他通關,一起回來了。
回來才一天,就跟著東海的治校團隊去金門,商討新學年的教學大計,在成排的燕尾與馬背優美的弧線下,在成堆的高粱酒與牛肉乾慷慨的情懷裏,我尋覓半世紀前父親的腳蹤。
走上長長的坑道,是開放給遊客憑弔的,雖然我不是來觀光或來旅遊。坑道中仍然濕氣瀰漫,不敢想像隆隆炮聲中,炮兵指揮官的爸爸在伸手不見五指的光景中是如何度過每一天的。平生收到爸爸寫給我的第一封信,便是從金門寄出的。給媽媽的一封,給我的一封。信皮子上工整的毛筆字:「童元方先生」。那年我九歲。不明白為什麼是「先生」呢。
抽出信來,八行書上寫著:「『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隔著海峽的水,給你寫這封信。你要體貼媽媽,照顧妹妹,學著給爸爸寫信。」我的第一首杜甫詩,是爸爸在炮火中教給我的。
到台中後的第一個周末,跟小妹去屏東,參加排灣族佳平部落的豐年祭。我們在內埔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先到萬金,再從萬金到佳平。是多少年沒回過屏東了?又是多少年沒到過萬金了?炮戰結束後,爸爸從金門回來,論功之際,體檢發現了肺結核,是坑道中作戰時染上的嗎?如此病榻纏緜,八年的光陰輾轉而去,爸爸終埋骨在萬金的天主教墳場。我高中剛畢業,小妹還是小學生。
想看爸爸,要先到潮州,再換公路局的車到萬金,跑一趟就是一天,回程時總要在萬巒吃一碗豬腳,才有力氣趕車。四十年後的今天,則是坐著小妹學生開的車子在平坦寬闊的公路上直奔萬金。
屏東大得我不認識了。驀地,我們駛過了屏東醫院。當年在屏東女中讀初中,知道圍牆那邊是醫院,卻從來沒看過醫院的大門。開慢點,那是我的出生之地啊!因為圍牆已拆,一眼可以望見醫院的招牌。
漸漸開出城去。熟悉的香蕉、木瓜、椰子、檳榔,一片連著一片。遠處大武山的幾座山峰在藍天下巍然而立,如一排五指的屏障,畫出了美麗的線條。我童年的歲月,又回來了嗎?
小學時遠足去過三地門,好山好水,風景絕佳,但最難忘的,是吊橋。過橋時橋身搖晃,如鐘擺搖盪,可以從橋板的縫隙中看見谿澗,水聲潺潺,而橋板並不堅固,隨時可以掉下山谷去。我們扶著橋身的繩索發抖,回程時橋乾脆斷了。現在只記得那一片水綠與青蔥,是怎麼過的橋,又是怎麼回的家,全想不起來了。父親下葬那天,從八歲到十八歲的四個姊妹,披蔴戴孝,坐著靈車,從屏東天主堂到萬金墳場,送爸爸最後一程。我很怕想起那一幕,萱堂猶在,卻被人視為孤女,而媽媽是未亡之人,爸爸是無子以終。我要在看了孟克的「吶喊」之後才釋然,因為他畫出了天地泣血,宇宙蒼涼,畫出了叫不出來的夢魘。少年喪父那種痛,是一種隱痛,總在你不提防時,冷冷抽打你。那種痛,一生都未能平復。日後萬水千山的泥濘與坎坷當中,更未能以成年女兒的身分,再承庭訓,跟爸爸說話,聽爸爸教導。
記憶中的萬金一切都小,但眼前的天主堂,堅實的構造,素樸的風格,原來是西班牙堡壘式建築。這次我才看清楚了,當年沈葆楨奏請同治帝而頒賜的「奉旨」,及「天主堂」的勒石就嵌在山形牆和正門的門楣上。這是天主教在台灣所建的第一座聖堂。從戰時安徽成為天主教徒的爸爸,曾經歇息在此南方邊陲由西班牙神父拓展的教區,是西洋中世紀進香歷程的變奏。來到中庭,看見另外兩座大樓,與天主堂鼎足而三,一定是後來加蓋的,不僅未減原來的壯麗,反而增添了磅礡的氣勢。
不記得什麼理由了,爸爸須遷葬。當時我與小妹俱在國外,已定居台北的二妹與特別趕回國的三妹,僱了屏東的計程車,載了新揀的骨,將爸爸再葬三峽。但我們與萬金早已有了千絲萬縷的牽掛。尤其是小妹,她的田野工作就是環繞著萬金的地與人的。
天主堂旁邊有一家小咖啡館,自然坐進去吃早餐,是蘿蔔糕加咖啡,這組合怪怪的。但小館子很舒適,陽光斜照進來,並不太熱。牆上的飾品又多又雜,一眼望去,件件小巧精緻,所以我就一樣一樣看過去,先是聖像,最多的是玫瑰聖母,耶穌聖心,還有許多小天使,那造型多是我小時候在屏東天主堂慣見的,應是道明會的西班牙神父、修女帶過來而成了傳統。有各種圖案的咖啡杯碟,有各種姿態的陶瓷小貓。有古董唱機,也有裝著巴西咖啡豆的大口袋。上面的葡文,紅綠對比,鮮明耀目。這小咖啡館奇在沒有統一的品味,卻仍然是好看的。那煥發著歐洲沉鬱的色澤與光采的,可以追溯早期萬金的傳教史;那飄蕩著狂野的南美風情與熱力的,也可以深思新近蓬勃的咖啡文化。而在通往佳平的路上,已經看到結子的咖啡樹了。
上到佳平,又見一天主堂,而旁邊是部落頭目的家,二樓並列。歐洲小鎮一般以教堂為中心而發展,佳平村則是雙焦點,好像在說宗教的歸宗教,民情的歸民情,各有所司。豐年祭就在頭目家前的廣場舉行,獻上了碩大無朋的老玉米、白蘿蔔、竹筍,然後是成年禮,男女老少歡樂起舞,我也加入其中隨著音樂左擺右搖。未成年的少女,在排排凳子間殷勤送酒,空氣中瀰漫著小米酒的甜香。爸媽的家鄉遠在居庸關外,兩重長城間。兒時大米與麵粉都是主食,星期一、三、五吃飯,二、四蒸饅頭,星期六全家動手包包子。如果有小米粥,可就是故園的滋味了。而小米都是排灣族的婦女頂在頭上帶下山來的。小米銷融了父母的鄉愁,小米使我想起年輕美麗的爸媽。燕趙兒女是怎麼從太行山下、黃河岸邊來到這海角一隅,又養大了我們四個台灣人的?
    恍惚間,年輕人笑著、鬧著,請頭目以及其他部落中舉足輕重的人物,輪流坐在椅中,將其拋向空中,如此數回。大家興奮得又叫又嚷。突然他們簇擁著小妹,把這貴客也給拋上去。耳際聽見人說:「對童教授要慢慢地、輕輕地。」啊,她是小童教授哩!在時間飛奔而去的明暗與光影中,我看見她開懷而腼腆的笑顏,彷彿映照著八歲那年的迷茫與失落。
中午用餐的空檔,小街上沒什麼人,心中一閒,在村子裏隨處亂逛。舉凡抬頭,總有百步蛇的圖騰以各種造型撲入眼簾。有大到在青年活動中心的牆上、亭子的柱間,蓄勢待發的身姿,飽滿而昂揚,涵養著生命的巨能;有小到排灣族婦女身上的刺繡,錯綵鏤金,精細而繁複。我追逐著那樣的美感,幾乎看花了眼。這麼華麗多變的三角形與菱形,是百步蛇神秘的靈氣,還是大武山絕美的峰巒?午餐後,有送情柴的禮節,看著一個個少年郎扛著一綑綑柴火,走下坡道,送去心儀的女孩家。日照朗朗,天地有情。
在內埔的客家會館住了兩晚,小妹的學生帶我們去附近的昌黎祠看看。一千兩百多年前的韓愈貶到了潮陽,然而這全台惟一的昌黎祠位於客家而非潮汕人的聚落,而祠前的廣場已為一條大馬路所切割開來,不復再見。
(原載2013年10月24日中時電子報)

2013年12月22日 星期日

陳丹青:《退步集》/查建英:《弄潮兒》







******退步集(陳丹青)

我終於有 本台版書 陳丹青  (20080705)
作者為中國著名畫家、雜文家,八○年代初以「西藏組畫」震動藝壇,隨後赴美旅居紐約十八年。二○○○年返國執教清華大學,二○○五年抗議體制憤然請辭,發表多篇針砭文章,轟傳知識界。 ──人間編者  


台灣駐紐約辦事處,是在曼哈頓第42街東端。1989年初,我走去申請探望祖父的簽證。官員一看我的大陸證件,說:「哎呀,陳先生,這裡不接受你們中共護照的,你必須先來申請中華民國的護照。」


此 前我已電話諮詢赴台的資格,回說符合當時國府制定的條件:其一,我與被探望者關係乃是「血親」,其二,又須在「自由世界」待滿五年,那年,我已居停紐約七 載有餘了──轉身下樓,我直奔十餘條街外的42街西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紐約領事館簽證處視窗說明事由,回答是:「行啊,你放棄吧,但你永遠不能再申請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我於是交出大陸護照,看那官員剪去護照一角,表示作廢,扔在桌邊。待我走回42街東頭台灣辦事處,已近下班時分,填妥表格遞進去, 兩周後,領到一本簇新的中華民國護照,繁體字,深藍封套,上端是青天白日旗圓形徽章,灌著淺淡的銀色。不久,我在桃園機場出關,一眼看見了真的青天白日 旗。  三年後,我擬回去大陸探親,揣著這本護照又在大陸駐紐約領事館簽證處排隊。謝天謝地,我被賞到一冊准予進入神州的「台胞證」,單薄、簡陋,沒有硬裝封 皮,像是偽證書,我拿在手裡,不禁一笑。多年來,我會記得給每位初識的台灣朋友說起這故事,而凡在海外待過的兩岸華人,大約都已說慣聽慣「你們大陸」、 「你們台灣」──現在,我的拙劣的書居然將在海峽對岸出版了:我該說「你們」還是「我們」?  



說 起書,那次來台正是蔣經國辭世翌年,島內解嚴,台北重慶南路一帶累累書肆大抵在顯眼處堆著毛澤東,魯迅,還有李敖的書。我與台灣版書籍的緣分其實頗久 長:文革亂世,流散到社會上的各種文學著作,十九是民國版,豎排,繁體字,從右念到左。去紐約後所能讀到的中文書,自然更是台灣版:胡適、錢穆、林語堂、 梁實秋,還有張愛玲胡蘭成與高陽……,由書及人,我有幸認識了不少台灣文藝家:先是海外的夏陽、秦松、姚慶章、周龍章、楊熾宏、張北海,以及那時尚在紐約 遊學的 楊澤兄;之後,是島內的焦雄屏、侯孝賢、朱天文、蔣勳、林懷民、阮義忠……,他們或長我一輩,或同齡,各自擔當一份事業,卻不屬於官辦的美協作協舞協或影 協;他們的知識與眼界大約比今日大陸文藝家提前至少二十年,所以當我與之結識,同在壯年,而他們都有了堅實的見解與成就。我不敢自認是他們的熟朋友,但我 願意說,這些台灣背景的文藝家都是我的良師。此後面見大陸的文藝人,不禁暗想:幸虧我們有對岸另一類同文同種的同行在。  

我 與台灣 的緣分,尤其長。祖父,黃埔七期畢業,1950年赴台。我幼年的記憶是家中說及「台灣的爺爺」,總會關起門窗,而祖父的一枚小照片歷年藏在抽屜內層的厚紙 下。及至祖父終於見到了自己的孫,喃喃憶舊,說是在那年基隆登岸列隊聽命,蔣中正猛力拍著祖父的肩,念出他的姓名,吼道:光復大陸,全在諸位!而當我臨別 苦勸祖父回大陸,祖父也竟厲聲吼道:「一過海關,我就給槍斃啊!」1982年我在紐約唐人街第一次瞧見華僑舞獅擊鼓,繞街遊行,舉著青天白日旗,忽然熱淚 難抑,始得領悟什麼叫做流亡。  


海外版「中國時報」、「世界日 報」15美分一份。自八十年代起,美麗島案、陳文成案、江南案、陳啟禮案,忽然是雷震、孫立人、張學良,相繼復出,晚年照片見諸報端……。1989年4月 赴台,遊阿里山,山頂晨霧中借一戶農家要碗水喝,電視機開著,豁然看見天安門祭悼胡耀邦,人山人海,稍後回紐約,便在美國電視目擊了大規模的絕食、對峙與 鎮壓。下一次來台,1995年,我在台北街頭望見陳水扁推著輪椅上的妻,和獨臂彭明敏登台露天助選會,場面壯烈,民氣旺,在震耳欲聾的高音喇叭下,我無端 想起文化大革命最初幾年……。如今我在北京電視中便能與台灣照面:「全民大悶鍋」,「康熙來了」,只見標緻的小S縱身坐上馬英九的腿,蔡康永則肩上停一隻 烏鴉,立在旁邊。  

我記得初抵紐約那年,台灣報紙頭版刊發當時的流亡者索忍尼辛訪問寶島的大消息。他說:中國人 是幸運的,大陸之外,還有香港和台灣,而俄羅斯全境赤化了。「赤化」原是民國的詞語,久違了,今之台灣,這詞語早已過了時。而我這些年文稿中因人因事的感 想與針對,自不免出入於當今大陸的語境,給台灣的讀者讀見,怕也多是過時而隔膜的意見了:我真懷疑進入民主時代的對岸同胞,誰願讀這些此岸的絮叨呢。  


謝謝台北立緒出版社印行此書的美意,倘若銷不出去,我樂意多買,存起來。我既是有了一本台灣護照,現在,也總算手邊有一冊台灣出版的書,而且是繁(正)體字版。  (本文為作者散文集「退步集」台灣正體字版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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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建英:
中國現在的大學



北京一個知識分子朋友曾經概括描述中國大學現狀的話:「問題如山,病入膏肓。」他是一個悲觀派,屬於那些「末日預言家」群體中的一員,多年來他們一直預言 中國即將崩潰而又每年都在奇怪這事兒到底為甚麼還沒有發生。話雖然說的有些極端,但持此觀點的人不在少數,認為包括北大在內的中國大學痼疾纏身而急需改革 的看法普遍存在:太多的政治控制;太少的學術自由;人浮於事;資金短缺;商業之風日盛;學術標準滑坡;缺乏流動;懶惰成性;近親繁殖;拉幫結派;腐敗成 風。
但是,誰應對這些疾病負責?又該如何對症下藥?分歧即由此而生。有人為此責備黨和政府,另一些人則將現狀歸咎於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有的為教授們缺乏骨氣而痛惜,有的則將矛頭指向短視的管理者和貪婪的官僚們。抨擊者眾但莫衷一是。
與 此同時,教授們的生活狀況則一直在改善之中。九十年代早期,我北京學術圈的朋友們除了書籍幾乎別無長物,每個人都住在狹小的、堆滿書的出租房裏。而現在他 們全都買了房子──空間更大,全新裝修的公寓,而且享受優惠的貸款利率。其中許多人購買了更寬敞的第二套房,把較小的第一套出租,有些人還買了私家車。過 去他們只能滿足自己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現在他們不時光顧餐館,度假旅遊,免費參加在風景秀麗之地舉辦的各種會議。明星教授們──雖然還是剛剛出現的鳳毛麟 角一族──也加入了國外同行之列,享受着穿梭於世界各地、學術精英般的生活方式,在達沃斯、倫敦、哈佛和伯克利之間飛來飛去。九十年代前後,一個北大年輕 教授的薪水僅是北京出租車司機收入的十分之一。當時學者社會地位之低可以從兩個頗為流行的說法中得到佐證:「造原子彈的比賣茶葉蛋的掙得少」,或者:「跟 教授一樣窮」。很難想像,僅僅幾年前還被看作是公眾引路人和社會良心的知識分子的地位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昨天他還是牧師,今天他就被踢下聖壇,窮得像教堂 角落裏的老鼠。多大的心理衝擊!但緊接着,這一切又變了。現在,中國教授的收入達到了一九八○年以來的最高點。在就業市場上,學者生涯以其收入寬裕、職位 穩定和受人尊敬而再次成為頗具吸引力的職業選擇。所有這些滄海桑田般的變化竟然在彈指一揮間的二十年中發生了!
然而,激變並未獲得社會的普遍認 可。其中有種看法認為,從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廣場事件之後,中國的知識分子被「馴化」了。國家先是以坦克和槍使他們閉上了嘴巴,而後以物質利益(購房補貼, 優惠房,肥得流油的官方課題費,「校辦企業」執照的頒發,國內外學術市場上追名逐利的機會)「收買了」他們。他們成了一群裝聾作啞的、腐敗的合作者,在激 動人心、令人不安、難言公平的致富大道上比肩疾奔。
現在讓我們來看幾幅天安門屠殺十五年後二○○四年的畫面:政治改革渺無蹤迹,國內媒體小心翼翼 地避免觸碰禁忌,新聞審查與自我審查如同水銀瀉地,異見者們──一小撮冥頑不化、孤立無援的唐.吉訶德們──或被關進牢房,或被逐出國門,或被邊緣化。有 着長久積極參政議政傳統的北大也因過深捲入天安門抗議活動而受到懲罰和監視的特殊關照。屠殺發生後的最初幾年裏,政府強迫所有北大入學新生在整整第一學年 裏接受軍事訓練和理念灌輸。這一臭名昭彰的措施持續了很長時間才被叫停。但是,每逢屠殺發生的六月四日當天,北大的各個校門周圍依然有安全人員在巡邏,只 不過這種巡邏變得越來越不惹人注意了,而且到目前為止,從沒有任何「騷亂」發生。
那麼知識分子們呢?應該說,知識分子的生活正變得越來越舒適,有些甚至變得富足。前一段時間,我問了兩個北京的學者朋友同一個問題:「如今的中國知識分子階層究竟發生了甚麼變化?」我得到了兩個回答。一個說:「人人都在付購房按揭!」另一個只說了句成語:「土崩瓦解」。
中國有句古諺:識時務者為俊傑。以此而論,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們是變聰明而不是變頑固了。
然而不是每個人都對這種現狀逆來順受。隔上一段時間,某種不和諧音就會劃破沉默中的寂靜,提醒人們想起他們為生存下去而不得不做出的那些妥協。
二 ○○三年十月,在一次北大舉行的名為「北京:都市想像與文化記憶」的研討會上,一位演講人打破禁忌,講述了一個關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門廣場屠殺的故 事。開始時,這個由北京大學中文系與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院共同主辦的研討會一直進行得平穩而融洽,來自中國、歐洲和美國的學者們從多重角度探討了與北京 城相關的議題,與會者提供了數十份論文,內容涵蓋北京的古建築、傳統文學以及民國時期的戲劇。一切都很專業、彬彬有禮和溫文爾雅,就像學術研討會應該的那 樣。但是第二天快要結束的時候,陳丹青──受邀參加圓桌討論會的一個藝術家──站起來發言了。
他說,北京的「都市想像」古往今來都為權力者所主 宰,歷代帝王、毛澤東、今天的市政府、房地產開發商和國際大牌建築設計師,概莫能外。正是他們的意志,決定了北京的都市風貌,而普通北京人所能做的,就是 順從他們的意志,不斷地從城區搬到郊外。至於北京的「文化記憶」,則要麼百孔千瘡,要麼一片冰封。他說他仔細看過提交給會議的每篇論文的標題,所有論文談 的都是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時代」──那是前共產黨時代,官方允許有「文化記憶」的時代。這很像是老人的記憶,越是切近的事情,越記不得,越是早先的事情, 記得越清楚。
發言結束前,他說他想講個小故事,也許能稍稍把斷裂的記憶連綴起來。故事很簡單:說的是個男人,一個北京人,一個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 日黎明前從天安門廣場逃走的人。這個人跑啊跑啊,巨大的恐懼驅趕着他,他發瘋似地往家奔跑,一路上邊跑邊高聲詛咒着,直到背後的槍聲漸漸離他遠去。當跑到 美麗的後海一帶,他忽然聽到了一個完全不同的聲音:伴着樹叢中嘰嘰喳喳的鳥啼聲,傳來一陣洪亮悠揚、拖着長音的唱腔。他停下腳步,傾聽着,慢慢定下神兒 來:這是老北京人練唱京劇時吊嗓子的聲音,一代又一代的北京人都熟悉的那個北京的都市之聲。
丹青講這個故事的時候,整個會場死一般寂靜,講完後片刻,一切彷彿停止了呼吸。忽然間掌聲四起,經久不息。會議主辦者數度試圖插話,但聽眾們,主要是學生們以及為數不多的教員們,一直不停地鼓掌。
那 天會後,聽眾中的一個學生在北大網站上貼了篇長長的報道,形容丹青的演講,「使整個會場為之震動!」在一個人們說話越來越斯文、越來越拐彎抹角的年代,丹 青的勇氣深深打動了他。「但是我發現」,這個學生接着寫到,「那些(在丹青發言之後)對他表達感激和敬意的人中,沒有中國大陸的學者。一個也沒有。」
我 幾乎是立刻獲悉丹青北大講話內容的。當天正好在現場的朋友會後給我打了電話,生動而興奮地描述了整個過程。這事顯然不同尋常,值得向人轉述。但朋友也提到 丹青持有美國護照,這給他提供了保護,而且從某種意義上成了他「勇氣」的注腳。朋友在猜測着,此事會不會對陳平原產生甚麼影響。作為中文系的教授,他是這 次研討會北大一方的組織者。陳平原沒有陳丹青的那種保護,如果有人向「上面」打個「小報告」,他可能會為這次「事件」承擔責任。畢竟,這種事在過去屢見不 鮮:實際的麻煩製造者被饒恕,而那些本該是阻止麻煩發生的人卻受到了懲罰。換個說法就是:放過罪犯,逮住警察。這種做法看似專橫但卻十分有效:它使更多的 人變成了警察。
那天,陳平原處理得非常冷靜。丹青發言後,他只簡單地說了句「今天的發言都很好」,旋即宣佈會議結束。事後,陳平原告訴丹青,他打 算將其演講收入計劃中的會議文集。丹青說自己不想給他造成任何「麻煩」。陳平原回應說他會做「一些出版上的調整」。當然,這意味着他將以該文集編輯的身份 刪除所有不適合出版的內容。丹青說沒問題,只要需要,隨便你刪。
時間一天天過去。幾個星期過去了,幾個月過去了,甚麼都沒發生,沒有懲罰降臨。瞬間的激動煙消雲散,事件本身也色彩褪盡,一如泥牛入海。
一位雜誌編輯朋友這樣評論此次事件:「陳丹青這些年來一直呆在國外,所以才保持了某種新鮮感和敏銳度。但他不一定理解中國知識分子在天安門事件之後的歲月裏經受的一切。所以他做了他的秀,人們看了他的表演,笑一笑,然後就結束了。如此而已。」
我後來和丹青通了話。他說他「完全理解」中國知識分子在九十年代經受了甚麼。「他們並不是不喜歡我說的話,我想他們是不喜歡他們自己,不喜歡使他們『不能』說出我所說的話的那個環境。」他嘆了口氣,「其實我們都很可憐,大家都得吃這碗飯。」
他 接着說:「今天的大學生活,不過是一份職業而已,都是個人利益。除非真正置身其中,成為這個體制中的一員,就像我得到這份工作時那樣──我拿學校的工資, 靠學校分房等等──否則你不會明白真相。」他描繪的真相,可實在不大美妙:教授們似乎大都是些自私的名利之徒,要麼是虛偽的市儈,要麼是窩囊的膽小鬼。他 們對更崇高的理想無動於衷,也缺少真正的學術熱情,只對維護和提升自己的經濟和政治利益有興趣。真正的思想與學術爭論已是昨日黃花,教授們真正為之奮鬥 的,不過是權力與物質利益而已。
「我現在明白了,為甚麼我的學生對他們的老師抱着某種輕蔑,因為他們親眼看到老師們表現得像一群膽小鬼和偽君 子,」陳丹青說。他也意識到,自己在大學裏絕不會被完全信任,也不會被允許接近任何有權力的位置,因為他離開得太久了。「剛從美國回來的時候,有個朋友問 我有甚麼計劃:是真想做些事情呢,還是混口飯吃。我說當然是要真正做些事情。但現在我明白了,我絕不會在這個體制內產生任何影響。」
(節選自作者即將出版新書《弄潮兒》)

James O'Toole 的幾本著作: Vanguard Management,Leading Change, The Executive's Compass: Business and the Good Society

歲末我從牛津大學出版社的幾本特價書及其作者.
想到最近二十幾年的一些與書及其作者的緣份
James O'Toole 的幾本著作: Vanguard Management,Leading C...
Vanguard Management 是1985的名著主角是Motorola公司 當時處於鼎盛 我也在1985-86 加入台灣的Motorola公司.....該公司已瓦解---內壢廠區現在是惡名昭彰的日月光公司所有......Leading Change 一書也影響我很大


CHRISTOPHER ALEXANDER: The Search for a New Paradi...
http://hcbooks.blogspot.tw/2011/12/christopher-alexander-search-for-new.html
我之所以要特別記一下本書是因為有些書緣

1986年我翻譯 Christopher Alexander的《形之合成》Notes on the Synthesis of Form (1964)
1987-88年我在東海建築研究所教的以CHRISTOPHER ALEXANDE的學說為主.
那時候台灣可以買到他在牛津大學出版社OUP的新書 A New Theory of Urban Design, with Neis, Anninou, and King (1987)
 2013年聖誕節特價. 我的這本書已為蟲蛀.....
.....
1987年我在東海建築研究所的一位學生現在是東海總務長.
而我的老朋友捐贈母校的"陳之藩書房---"等案子與他有接觸.....



2009.
許老師

昨晚讀完您的"相反論述"的想法如下
我想這是一種很古老的說法 或許可以說是某種"孤臣孽子"的說法
我門企業管理界以前也有人處理過類似的問題
譬如說
Leading Change (Paperback)
by James O'Toole
他處理著名的管理思想學者如 Peter Drucker and W. Edwards Deming 等人的說法類似

Deming 博士所受的委屈可能更大得多
換句話說 相反論述的例子 活生生的 不少
如果您有興趣 我們可以多談或進一步來談
甚至可以在今年十月中我們的紀念演講會來談


Cover for 
The Executives Compass

The Executive's Compass

Business and the Good Society

James O'Toole

The most difficult issues facing business leaders today are not technical in nature, but are often rooted in differences in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values--questions about which there is no objective truth. In The Executive's Compass, James O'Toole explores the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roots of current values-based conflicts revolving around such issues as the environment, workforce diversity, foreign production, and executive pay. He ranges far and wide in covering a variety of topics: the ideological positions of the friends and foes of business; what is wrong (and right) with our democratic system; and what the role of business is in creating The Good Society. And he presents a practical framework for thinking about these questions: his innovative Executive's Compass--honed at The Aspen Institute's famed Executive Seminar and applied successfully at many FORTUNE 500 firms.
For top executives, general managers, and anyone trying to practice values-based leadership, The Executive's Compass offers a practical tool to deal more effectively with the thorny new issues that technical training leaves professionsl ill-prepared to handle.



Description

American society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olarized by single- and special-interest groups: the Greens, who demand environmental purity; admirers of Japan who want a national industrial policy; supply-side economists who want government to all but disappear. This collision of values has turned America into a battleground of either/or tradeoffs: the community vs. the individual, the environment vs. jobs, the rights of each ethnic group vs. the needs of the nation for unity. Whose values should prevail? Those of Libertarians? Communitarians? Egalitarians? Corporatists? The nation's leadership role in the post-communist world will be largely determined by how such conflict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are resolved.

Increasingly, business executives find themselves drawn into these values wars, forced to make decisions in a hothouse climate in which there are countless and conflicting opinions about what is right and wrong. Business leaders find themselves caught in the values thicket when they attempt to formulate corporate policy on such issues as plant closings, executive compensatio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affirmative action. In The Executive's Compass, James O'Toole guides business leaders through this minefield of modern dilemmas. In the words of ARCO's CEO, Lod Cook, "O'Toole provides business leaders with a practical compass to help them navigate the turbulent waters of social change and political conflict."

O'Toole explores the philosophical and historical underpinnings of contemporary business problems, tracing their origins to the ideas of such great thinkers as Aristotle, Adam Smith, J.S. Mill, and Jefferson. By going to the roots of modern issues, he is able to clarify the sources of political disagreement, and to suggest a practical course of action for corporate leaders who find themselves caught in the gridlock of democracy. He provides an innovative values compass--a tool he has honed for over forty years as a moderator of the Aspen Institute Executive Seminar--which has been successfully applied at FORTUNE 500 firms a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values-based management for which the Aspen Institute is renowned. The compass helps executives to understand what is wrong (and right) with our democratic system, and what the role of business is in creating The Good Society.

For top executives, general managers, or anyone trying to make sense out of our rapidly changing world, The Executive's Compass helps managers deal more effectively with today's thorny issues.


Author Information

James O'Toole is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Leadership Institute. He holds the University Associates' Chair of Management at the USC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He has recently been Editor of New Management magazine and is author of ten books, including Vanguard Management, named by Business Week as one of the best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ooks of 1985.

CHRISTOPHER ALEXANDER: The Search for a New Paradigm in Architecture (Stephen Grabow)

  http://hclectures.blogspot.tw/2013/03/christopher-alexander.html

Grabow, Stephen: Christopher Alexander: The Search for a New Paradigm in Architecture, Oriel Press (Routledge & Kegan Paul), London and Boston, 1983.



CHRISTOPHER ALEXANDER: The Search for a New Paradigm in Architecture  (1983)是一本絕版書   不過美國有三處"新書"賣60美元 (1983年版訂價37.5元)

作者STEPHEN GRABOW 當初申請到補助,跑到CHRISTOPHER ALEXANDER任教的伯克萊大學,與傳主密切訪談6個月以上 (訪談多有錄音 本書多根據這些謄本寫作)。當時CHRISTOPHER ALEXANDER 教書約有15年經驗 基本的思想系統已備 雖然他還有近20年的大學教學生涯
英文書將Stephen Grabow與CHRISTOPHER ALEXANDER合作的此書
比擬為Boswell與S. Johnson間合作的The Life of Dr. Johnson




我之所以要特別記一下本書是因為有些書緣

Grabow, Stephen, 1943-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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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ILABLE - Coe Library - Stacks - NA 997 .A57 G7 19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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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s) Alexander, Christopher, 1936-
Architecture -- Environmental aspects.
Architects -- Psychology.
Description xviii, 306 p., l p. of plates : ill. ; 24 cm.
Bibliography Bibliography: p. 229-237.
ISBN 0853621993 :
OCLC No. 11726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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