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5日 星期二

《生正逢時:屠岸自述》2010



昨天五四。大家似乎只注意福建廳內的習朱相見。我讀人民文學出版主編的人事回憶錄:《生正逢時:屠岸自述》,寫了相當多知識份子的悲壯故事,作者常老淚縱橫會老友。這本我從總書記20元買的二手書,內容、文筆很精彩。


唯一遺憾的是屠岸先生 (90多了)漢賊不兩立的那輩。他瞧不起的周作人,我則認為周先生是20世紀最優秀的散文家;他認為張先生跟漢奸胡蘭成,就不足道。他是愛詩如命的,我很想問問他,汪精衛的舊體詩詞如何?



屠岸譯此詩給兒子當53歲生日賀詩,《生正逢時:屠岸自述》 pp.354-55
Edmund Clarence Stedman, ed. (1833–1908).  A Victorian Anthology, 1837–1895.  1895.
The Night Has a Thousand Eyes
Francis William Bourdillon (b. 1852)
THE NIGHT has a thousand eyes,
  And the day but one;
Yet the light of the bright world dies
  With the dying sun.
The mind has a thousand eyes,        5
  And the heart but one;
Yet the light of a whole life dies
  When love is done.


"靈山"是馮雪峰(1903年6月2日-1976年1月31日,浙江義烏人,中國詩人,文藝評論家。1946年選《真實之歌》中新詩17首,改題為《靈山歌》出版--作家書屋, 1947)詩中的重要意象,參考屠岸《我與人民文學出版社‧回顧在"人文"的歲月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頁270-75:
"一座不屈的山!我們這代人的姿影。一個悲哀和一個聖跡,然而一個號召,和一個標記!"
不知道這些是否跟高行健的《靈山》書名相關?




屠岸:詩歌是我的聖壇 
日期:2014-12-17作者:李揚來源:文匯報





  • 圖片說明:上圖:屠岸(右一)與卞之琳先生。(本報資料照片)






  • 圖片說明:左圖:屠岸先生。肖凱攝於2004年9月






  • 圖片說明:1948年,屠岸翻譯的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第十八首。(本報資料照片)

  • 屠岸:詩歌是我的聖壇
      本報駐京記者李揚
      對於91歲高齡的屠岸先生來說,這一年,生活始終繁忙而充實,滿是新鮮的喜悅。
      4月,屠岸先生在國家圖書館主持了一場“莎士比亞與十四行詩”的講座,與讀者共賞“光耀萬世而不朽”的莎翁作品的魅力,以此紀念莎士比亞誕辰450週年。他翻譯的我國第一部中文全譯單行本《莎士比亞十四行詩》,也歷經60餘年時光的積澱,成為譯詩藝術的經典。
      5月,中國現代文學館為他和另外5位老作家舉辦了“邊寫邊畫——六位作家速寫展”,展出了他筆調沉靜的風景速寫,這些上世紀40年代的畫作,展現出青年屠岸的詩意情懷。
      近期,他創作的全部400多首格律詩正計劃出版,屠先生借用柏遼茲四樂章交響曲的名字,將詩集命名為《幻想交響曲》。
      “我未曾受過牧師的洗禮,但詩歌是我的宗教,繆斯就是我的上帝。”他在詩集《晚歌如水》的序言裡寫道。
      是的,詩歌已融入他的生命。從《萱蔭閣詩抄》、《夜燈紅處課兒詩》裡的舊體詩,到《詩愛者的自白》、《深秋有如初春》中的散文和自由詩,從功力深厚的莎士比亞、濟慈等英詩翻譯,到得心應手的十四行詩創作,屠岸先生以對詩歌的虔誠探索來崇奉自己的“上帝”。
      先生一生寫詩、譯詩、編詩、論詩,至今仍未停歇。
      因為詩情,在屠岸先生身上,看不到耄耋之年的暮氣。謝冕先生曾用“雍容、儒雅、親和、中正”形容屠岸先生的氣度,相信每一個走近屠先生的人都會深有同感。
      
    傾心莎翁十四行詩
      屠岸先生的家位於北京和平里的一個普通小區,他1961年定居於此,至今已半個多世紀。先生的書房兼做臥室,空間不大,卻被書籍“侵占”了大半:書櫃裡裝滿古今中外的詩集和文學作品,床邊的地板上也堆立著一摞摞半人高的書籍。冬日的陽光透過樹枝和南窗,斜斜地落在深棕色的書桌上。
      天氣寒冷,屠岸先生在毛衣外面又套上保暖的棉衣,但依舊神色清朗,一身素淡益顯儒雅的長者之風。
      半個世紀來,他和這間書房幾經滄桑。“文革”結束後,屠岸先生將其命名為“萱蔭閣”,沿用了母親的畫室名,既是紀念母親,也是“用母親的勤奮、善良和堅韌激勵自己”。
      在“萱蔭閣”,他用3年時間完成了《濟慈詩選》的翻譯;將自己1940年代翻譯、1950年初版的《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精心修訂了數次,使之成為莎翁十四行詩最經典的譯作。
      與屠岸先生的談話,正是從《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這部經典譯作展開。
      “40年代中期,我開始翻譯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翻譯之初,就被莎翁十四行詩的藝術所征服。”屠岸先生說道,“十四行詩音韻優美,形式整齊,每一行都是抑揚格五音步,整首詩的押韻也十分講究。”
      但是對於初版的《莎士比亞十四行詩》,屠岸先生謙遜地說:“40年代翻譯的版本,現在看,有的語言比較陳舊,有的比較幼稚。我一直在不斷地修改​​,使其能為今天的讀者所接受。”
      他早年翻譯的莎翁十四行詩,給很多人帶去了精神慰藉。在“文革”時期,他的譯本以手抄本形式在下鄉知青、部隊戰士間流傳。1979年第四次文代會期間,青年詩人高洪波對屠岸說,他在雲南當兵時曾與戰士們共讀莎翁十四行詩。他當即背誦了一首,屠岸發現果然是自己的譯文。
      初版60多年來,《莎士比亞十四行詩》不斷再版再印,累計印數達50萬冊以上。每新版一次,屠岸就要精心修訂一番,他感慨,“譯詩難,譯莎士比亞十四行詩更難”。但他又說:“以後如有機會,我還將再進行修訂,因為對文學翻譯,尤其是詩歌翻譯的琢磨、改進,是無止境的。”
      為什麼翻譯莎翁十四行詩如此之難?屠先生說,難點有兩個,一是形式,一是內容。“不僅要譯出原詩的韻律、節奏之美,還要譯出原詩的神韻與風格之美,達到形式和內容的合一。”
      在屠岸對莎翁十四行詩的幾次大的修訂中,卞之琳先生的翻譯理念對他產生了很大影響。“1962年,我首次登門拜訪卞之琳先生,把我翻譯的《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給卞先生看。卞先生對我的翻譯是肯定的,但認為還需要修訂加工,並親自為我譯了莎翁十四行詩第一首作為示範。卞之琳主張詩歌翻譯應神形兼備,在'形'上要遵從原詩的格律和韻式,用中文的五個頓代替英文每行五個步,同時原文如何押韻,中文也如何押韻。這種方式的首創者是孫大雨,卞之琳加以改造後完善,形成譯詩形式上的典範方法:以頓代步,韻式依原詩,亦步亦趨。我根據這一原則,進行了全面修訂加工。”
      屠岸譯的《莎士比亞十四行詩》有一個特點,每首詩譯文後都附有一篇“譯解”,對這首詩的內容和形式作了說明和解釋,以利於讀者對原詩的理解。這種加“譯解”的做法,受到馮至先生的肯定和讚賞。
      “文革”前夕,屠岸借用卞之琳先生的借書卡,從社科院外文所資料室借了英文版《莎士比亞全集集注本》中關於十四行詩的一卷。所謂“集注”就是外國許多註釋家的註釋集中收在其中,屠岸據此又把每首詩的“譯解”做了調整。
      修訂後的莎翁十四行詩於1981年出版,卞之琳在《譯詩藝術的成年》一文中,認為新版本更加“謹嚴、光潤”,並把屠岸譯作作為“譯詩藝術成年”的例子。
      “按照卞先生譯詩原則譯詩的,還有楊德豫、江楓、方平、黃杲炘等人。我認為把英文詩翻成當代白話,成就最高的是楊德豫,他翻譯的量不多,面不廣,但精益求精,他是中國詩歌翻譯的一個頂峰,很難超越。”屠岸說。
      卞之琳先生也翻譯過10首莎翁十四行詩,收錄在他的譯文集中,但沒有收錄他為屠岸示範翻譯的那一首,屠岸至今都頗為遺憾:“他的手稿給了我,自己沒有留底,而我在'文革'時兩次被抄家,丟失了,極為可惜。”
      
    翻譯詩歌帶有使命感
      “真正要譯好一首詩,只有通過譯者與作者心靈的溝通,靈魂的擁抱,兩者的合一。”這是屠岸在詩歌翻譯中遵從的最重要的原則,也是他的詩歌美學觀念的核心。
      這一原則是來自濟慈的詩歌理論概念Negative Capability,屠岸將它譯成“客體感受力”,在翻譯界獨樹一幟。“詩人自己是主體,主體的反面就是客體,因此negative是客體,是吟詠的對象。濟慈原意是寫詩的時候排除主觀精神狀態和主觀推理要求,把自己變成'太陽'、'月亮'等吟詠對象,然後進行創作。這和王國維先生的'意境兩忘,物我一體'是類似的意思,我非常贊同這個觀念。”
      屠岸把這一理念移用到詩歌翻譯上,“擁抱原詩是精神上的共振、融合,要把原作者的東西化為自己的,體會詩人的創作情緒。有時翻譯不成功,非常困惑,千方百計地找到表述方式,特別是用於押韻的字詞,最後就像追求愛人一樣,終於追到了,是一種精神狂歡。”
      譯好一首詩“就像追求愛人一樣”,這也印證了他為何耗時3年時間才譯成《濟慈詩選》。
      然而,有關詩的翻譯,歷來充滿爭議。美國詩人羅伯特·弗羅斯特說:“詩,就是經過翻譯失去的東西。”意大利有諺語:“翻譯即背叛。”翻譯是否會使詩歌受損?
      屠岸先生認為,這些話不是完全沒道理,但是“真理性只有百分之十”。
      “詩是可以翻譯的,可以把它的精神從某種程度上轉換成另一種語言,只是每個翻譯者實現的程度不同。雪萊《為詩辯護》認為詩是不可譯的,但是他自己翻譯了很多希臘羅馬的詩。中國戲劇界、詩歌界受莎士比亞影響很大,沒有翻譯不可能如此。”
      “翻譯是一種文化識別和遷移的過程,表面上是語言,實際上是穿越文化隔膜、觸摸靈魂、深入溝通的過程。詩歌有千差萬別的氣質和韻味,翻譯之難在於譯出其神韻。嚴復提出'信,達,雅',他所指的'雅'是桐城派文風,如果要使之適用於所有翻譯,對'雅'的理解要有些調整,也就是要忠實於原文風格,比如莎翁劇作中上層人物的語言就要翻得'雅',下層人物的語言就要翻得'俗',否則不合乎身份。”
      “當然,一些意義復雜的詩,翻譯時要從中文找到對應,不容易。特別是外國現代派的一些詩,有的地方不能用邏輯來解釋。所以,大部分詩是可以翻譯的,小部分有雙關意思的詩是不可以翻譯的。大部分可翻譯的詩,精神上也要打點折扣,而優秀的翻譯'折扣'很小。”
      但是,讓屠岸感到遺憾的是,很多人不了解翻譯,國內對翻譯的重視也遠不夠,“許多人不理解翻譯的精神、靈魂,好像翻譯是很簡單的事,認為'翻譯就是個技術問題','不認識的查字典就好了'。魯迅很偉大,他把翻譯者稱為'送給人類以火的普羅米修斯',是傳播文明火種的人。沒有翻譯,人類不可能向前發展。我翻譯英語詩歌,最初由於愛好,後來也帶有使命感。”
      
    寫詩的衝動始終存在
      1941年,18歲的屠岸第一次發表詩作《美麗的故園》,到現在,他的詩歌創作已跨越了70餘年。
      詩人成幼殊是屠岸的詩友故知。1945年,屠岸與成幼殊、盧世光、陳魯直、何溶、吳宗錫、章妙英等人成立“野火詩歌會”,以詩會友,友情長達60餘年。成幼殊說,當年的屠岸有著生動的形象,沉靜、純淨、清澈,很有風骨,可謂“詩如其人,人如其詩”,她從與屠岸的詩歌交往中讀出“一貫清亮的筆調”。
      1946年,參加地下黨外圍組織工作的屠岸在《夢幻曲》一詩中寫下:“……但是,不中用的土牢呵,/圈住了我,可也得圈住我的靈魂呀!/它只要伸一下腰,就會展開潔白的巨翼,/開始,翩翩地,飛往自由的土疆;/呵!彼方,一片朝霧熹微,/在嘶叫馬群的雜沓奔馳中,/猛然,躍起你矯壯的戎姿,/沖向寒栗的晨光……”可以看到年輕時代的屠岸鮮銳的革命激情與思想。
      後來,他逐漸“把情緒和思想溶解在冷卻的文字裡”。特別是他的十四行詩,體現了他對現代漢語詞彙、音節、韻律的細微考察。
      在《啞謎》(1990)中,他寫道:“……無知和悟性在寧靜和騷動中溶解;/宇宙萬物滲入朦朧的瞳仁。/千古啞謎在哲學家頭腦裡萌滅,/疑問如游絲潛入童心的裂痕。/為什麼我是我,不是別人?脆聲問。/上帝不言語,魔鬼睜大了眼睛。”
      屠岸先生說,他嘗試寫十四行詩是在1940年代翻譯《莎士比亞十四行詩》之後,同時受到了馮至的影響,他認為馮至的十四行詩集是中國新詩的經典。
      “不管是自由詩還是格律詩,詩歌還是要講究一點韻律形式感,否則就變成了散文。寫十四行詩,我想把思想天地放在一個藝術的規範裡加以表達。我有時也寫一些自由詩,但喜歡自由當中有嚴謹。我用'古典的抑制'風格,把自己充沛的感情凝縮、冷凍起來,成為一種精煉的現代語言。我很佩服的一位詩人是吳汶,他的詩,自由當中有嚴謹,他的詩集《菱塘岸》即'古典的抑制'的一個典範。”屠岸先生說。
      1986年,屠岸出版了詩集《屠岸十四行詩》,得到詩界稱譽。卞之琳評價他的十四行詩“得心應手,不落斧鑿痕跡。”詩人鄭敏認為他的詩是“在樸素而凝練的詞句和嚴謹的藝術形式上透出深刻的思想之光”,是讓“哲理穿上布衣裳”。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有人提出寫詩要“顛覆傳統”“顛覆崇高”“顛覆理性”,甚至“顛覆語言”,同時口水詩氾濫,這讓屠岸感到十分悲哀。“無論形式如何創新,但萬變不離其宗,宗就是真善美。不能為了創新而寫泡沫詩、偽詩、非詩。離開這個底線求變,必定走到詩的反面,詩也就死亡了。 ”屠岸先生說,“我一生在追求真詩,最討厭虛假。我喜歡莎翁十四行詩、喜歡濟慈,因為他們的詩真情流露,正像濟慈所說'真即是美,美即是真'。”
      在《濟慈墓畔的沉思》(2001)一詩中,屠岸寫下:“你所鑄造的、所有的不朽之詩/存留在'真'的心扉,'美'的靈府,/使人間有一座聖壇,一片淨土,/夜鶯的鳴囀在這里永不消逝。”這是屠岸對濟慈的評價,也可視為他對自己詩歌的期許。
      詩歌創作70餘載,他至今仍感到“寫詩的衝動始終存在,沒有退潮”。有時已經上床入睡,如果出現詩思,立即起床把靈感記下。屠岸說,自己的創作方法是拋開思維定勢,帶著新鮮的眼光看待、觀察熟悉的世界,從中發現新鮮的東西並用新鮮的語言加以表現。
      屠岸先生正是以此保持著長久的創造力,誠如洪子誠、劉登翰在《中國當代新詩史》中所寫:“屠岸是執著的'美'的不懈追求者,細心且有耐性地去發現事物中的美、聖潔、歡愉。直到晚年,屠岸的詩也仍保持著年輕的心態,一種不做作的誠摯的童心。”
      
    合著詩歌的節拍割高粱
      在《詩愛者的自白》一文中,屠岸寫道:“我是詩的戀者,無論是古典,浪漫,象徵,意象;無論是中國的,外國的,只要是詩的殿堂,我就是向那裡進香的朝聖者。”
      憶起自幼對詩歌的迷戀,屠岸說,這是受到母親的影響。那時家中有一幅對聯:“春酒熟時留客醉,夜燈紅處課兒書。”下半聯描述的就是母親教他古詩的情景。
      屠岸的母親屠時是常州的才女,擅詩、書、畫、音樂,尤其在詩詞丹青方面,造詣頗深。母親從他小​​學三年級開始,每晚教他吟誦古詩文。母親的吟誦是按照家鄉常州的吟誦調,抑揚有序,疾徐有致,像動人的音樂。14歲那年他生了一場大病,母親日夜守候,並吟誦詩詞給他聽,“當她吟頷聯和頸聯的時候,我感到她的嗓音中放射出一種特異的感情色彩。”從母親的吟誦中感到的心靈震顫,至今仍會在他心頭再現。
      稍長,他開始傾心於白話新詩和外國詩歌經典。高二時,他從表哥在光華大學英文系所學的英國文學作品選讀中,抄下了一百多首英詩,一首首研讀,用了兩年多時間研讀了一遍,有的詩篇爛熟於胸。
      出於對英詩的濃厚興趣,讀大學時他集中精力投入詩歌翻譯。1946年,他的譯詩稿開始投向《文匯報》副刊《筆會》,主編唐弢對這個23歲的大學生的譯作甚為重視。詩人里爾克的《寂靜的時候》、麥克里的《在弗蘭特的曠野》、斯蒂芬斯的《憎恨》……6個月中,他在《筆會》上發表了15篇作品,高密度的發表,給了年輕的屠岸以巨大鼓勵。
      詩歌,使他沉醉、痴迷、狂喜,也因為詩歌,使他在困苦歲月裡得到精神的慰藉。在“文革”最暗淡的時期,是詩歌使他獲得繼續面對生活的勇氣。
      他猶記得當年在幹校勞動,每當割高粱時心中總要默誦英文詩歌,把切割動作和詩行節奏結合,汗流浹背,但身心痛快。揮臂割完高粱,還要用手鐮把高粱穗從稈上“扦”下,他時常一面默誦濟慈的《秋頌》,一面“扦”穗,節奏舒緩,心態平和。“書被抄走了,但心中鐫刻的詩是抄不走的。”屠岸說。
      他還常以詩歌來恢復心靈的安寧。1980年代中期,他患了嚴重的憂鬱症,一度徹夜失眠。有一夜,他偶然睡著了,醒後回憶,睡前正在默吟白居易的《琵琶行》,沉浸在詩的氛圍裡,無意中進入了久違的夢鄉。從此,他時常通過默吟來召喚睡神,或杜甫、白居易,或莎翁、濟慈,默誦使他平靜安寧。
      屠岸愛詩,也希望自己的後輩懂得欣賞好詩。在他的建議下,曾有幾年,家中每週或每半月舉行一次詩會,以小外孫的名字命名為“晨笛家庭詩會”。全家聚集一堂,欣賞古詩和新詩。
      家庭詩會中,屠岸先生用祖傳的“常州吟誦調”吟誦古詩詞,必是最受歡迎的節目。常州方言的聲調體係與中古漢語聲調體系接近,能保留古詩文的音韻美。2008年,常州古詩詞吟誦被列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被認定的“常州吟誦調”代表性傳人有三位:趙元任,周有光,屠岸。從這年冬天起,他在首都師範大學和北京大學安排下,每週進行一次錄音,他的心願就是讓這寶貴的文化遺產得到傳承。
      
    “深秋有如初春”的心境
      《生正逢時》一書是屠岸先生在耄耋之年對過往歲月的潛心回顧。他一生中,親歷了諸多風雲變幻的歲月,抗日戰爭時期顛沛流離,解放戰爭期間參加共產黨、進行秘密的地下活動,“反右”運動中下放勞動,“大饑荒”中肺病復發不得已切掉一側肺葉,“文革”時被抄家、蹲牛棚、下乾校,改革開放百廢待興時受命擔任人民文學出版社黨委書記、總編輯……
      坎坷、動盪與苦難,似乎遠遠超過了平靜順遂的時光,但他卻說自己“生正逢時”。
      在回憶錄中,屠岸先生寫道:​​“回顧自己的一生,我想起吳祖光寫的四個字。有人說吳祖光一生坎坷,生不逢時。吳祖光拿起筆來寫下'生正逢時'。試想:一個人能經歷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新中國成立、歷次政治運動、大躍進、大饑荒、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生活經歷如此豐富,豈不是生正逢時?不是指我個人,是這一代知識分子,是一代人。古代詩人恐怕沒有經歷這麼多、這麼長期的坎坷。當然,兩者沒有可比性。但可以肯定,這一代知識分子所遭受的苦難和感到的困惑,是空前的。 ”
      雖遭受種種苦難和困惑,可晚年的屠岸絲毫沒有暮年頹唐的心緒。他引用嚴文井先生晚年所寫的文章《我仍在路上》:“我要在達到我的終點前多懂得一點真相,多聽見一些真誠的聲音。”屠岸對這番話深有共鳴。
      “我每天想的是趕快做,每天做的是趕快寫。我還要向前行,不能放下我的筆,我不能停下我的步。”如今,91歲的屠岸先生每天仍堅持工作、閱讀。
      屠岸沒有停止翻譯,小女兒章燕是北京師範大學外語學院教授,父女倆合作出版了莎士比亞長篇敘事詩《魯克麗絲失貞記》、狄金森詩歌選《我知道他存在》等,有的是共同翻譯,有的是女兒翻譯後,屠岸修訂。
      他還一直想翻譯彌爾頓和濟慈更多的詩,“國內目前還沒有彌爾頓、濟慈的中文版全集,是一件很遺憾的事。”但是翻譯工作需耗費腦力體力,以及大量時間。“彌爾頓《失樂園》翻譯了一部分,不知道能不能翻完。我想要是能活到我的表哥周有光先生那麼久,今年他109歲了,我大概能把彌爾頓翻譯出來。 ”屠先生笑容溫藹地說。
      其實,與周有光先生一樣,屠岸始終喜歡接受新事物,像年輕人一樣投入地工作。他推崇常州話裡的“老合小”,希望自己如晚年的劉海粟先生那樣,“雖然肉體老化,但如果還天真爛漫,就不會感覺到老”。
      他將濟慈的“客體感受力”運用到生活中。“沒有新鮮感就沒有詩,我每天看到東西都是新鮮的,太陽存在億萬年,但是每天看它都是新的。我完全可以做一個嬰兒,去擁抱生活。把每一天看做新的生命的開始,就不會萎頓、不會沉淪。”
      在耄耋之年依然保有豐沛的詩情,屠岸先生比喻自己的心境“深秋有如初春”,那是紅樹黃花浸透了的豐盈,如同他在《樹的哲學》一詩中所寫:“我——/愈是深深地紮下/愈是高高地伸展/愈是同泥土為伍/愈是有云彩作伴…我於是有了粗壯的樹幹/美麗的樹冠/我於是長出了/累累果實/具有泥土的芳香/像雲霞一樣/彩色斑斕”。
      
    屠岸小傳
      屠岸,1923年生於江蘇常州。詩人、翻譯家、出版家。曾任中國戲劇家協會《戲劇報》常務編委兼編輯部主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輯。他翻譯的《莎士比亞十四行詩》是我國第一部中文全譯單行本。2001年,因《濟慈詩選》譯本獲第二屆魯迅文學獎翻譯獎。2010年,獲中國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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