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20日 星期一

儒家三部曲:《中國歷史人物論集》 Confucian Personalities, Confucian Personalities/Confucianism in Action

《中國歷史人物論集》由”中研院中美學人社科合作委員會” 台北:正中 1973
翻譯自Arthur F. Wright and. Denis Twitchett, eds., Confucian Personalitie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中國歷史人物論集 耶律楚材(1189-1243):佛家的理想主義和儒家的政治》台北:正中1973,頁257-97 (翻譯自Arthur F. Wright and. Denis Twitchett, eds., Confucian Personalitie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Confucian Personalities. Ed. Arthur F. Wright and Denis Twitchett [Stanford Studies in the Civilization of Eastern As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x, 411. US$8.75.


《中國歷史人物論集》
目次
前言
譯者小序
價值 角色 人物 Arthur F. Wright, "Values, Roles, Personalities" 1-27
中國傳記的幾個問題 28-45
顏之推 (531-591): 一個崇佛的儒者 46-78
唐代文人集傳 79-103
陸贄(754-805):皇帝的顧問和朝廷的官吏 104-61
王庚武 “馮道—論儒家的忠君思想”頁162-98
岳飛傳:一個傳奇人物的傳奇故事 199-218
朱熹的政治生涯一項內心衝突 219-56
耶律楚材(1189-1243):佛家的理想主義和儒家的政 257-97
賈似道(1213-75) 一個邪惡的亡國承相 298-324
淡於政治而熱衷藝術的董其昌(1555-1636) 355-408 Nelson Wu, “Tung Chí-cháng: Apathy in Government and Fervor on Art”
康有為 (1859-1927)—他的知識背景和早期思想 409-40
廖平及其與儒家歷史的脫節 44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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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魯中國史教授芮瑪麗(Mary C. Wright)指點迷津,她勸他研究中國史。以《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據點:同治中興,一八六二─一八七四》一書揚名學界的芮瑪麗和她的丈夫芮沃壽(Arthur F. Wright),同為耶魯中國研究的兩張王牌,與哈佛的費正清鼎足而立。芮氏夫婦俱已於七十年代辭世。

Confucianism in Action - Google 圖書結果

David S. Nivison, Arthur F. Wright - 1959 - History - 390 頁
AN ANALYSIS OF CHINESE CLAN RULES: CONFUCIAN THEORIES IN AC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amine the clan rules in Chinese genealogies from the ... 

The Confucian persuasion - Google 圖書結果

Arthur F. Wright - 1960 - History - 390 頁
Arthur 7. Wright SUI YANG-TI: PERSONALITY AND STEREOTYPE Yang Kuang (569-618), who ruled as Yang-ti of the Sui, is of interest to the student of Chinese ...


中國哲學資料中心外文系列
一、作者姓名與著作名稱:
NIVISON, David and Arthur Wright, eds. Confucianism in Ac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尼米森與賴特 (),《儒家思想之實踐》)
二、篇幅:共390 (序言2頁,目錄1頁,正文331頁,註釋39頁,索引16)
三、主題:儒家思想之考察,儒家思想於社會、制度層面影響之分析,儒家思想於日本德川、明治時代發展之考察
四、關鍵辭:儒家思想、日本德川時期、日本明治時期、范氏義莊、中國監察制度、和珅、元田永孚
五、年代:先秦至民國,日本德川、明治時期
六、主要論點:請見尼米森之〈導論〉。
七、目次:
第一篇 尼米森,〈導論〉(David S. Nivison, “Introduction.”)
第二篇 狄百瑞,〈新儒家思想之一些共同傾向〉(Wm. Theodore De Bary, “Some Common Tendencies in Neo-Confucianism.”)
第三篇 施華慈,〈儒家思想之諸極〉(Benjamin Schwartz, “Some Polarities in Confucian Thought.”)
第四篇 劉王惠箴,〈中國族規分析:儒家理論之實踐〉(Hui-Chen Wang Liu, “An Analysis of Chinese Clan Rules: Confucian Theories in Action.”)
第五篇 推傑,〈范氏義莊:公元1050年至1760年〉(Denis Twitchett, “The Fan Clan’s Charitable Estate, 1050-1760.”)
第六篇 楊慶堃,〈中國官僚行為之特徵〉(C. K. Yang,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Bureaucratic Behavior.”)
第七篇 劉子健,〈中國史料編纂中之官僚分類〉(James T. C. Liu, “Some Classifications of Bureaucrats i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第八篇 賀凱,〈儒家思想與中國監察制度〉(Charles O. Hucker, “Confucianism and the Chinese Censorial System.”)
第九篇 尼米森,〈和珅及其控訴者:十八世紀之意識型態與政治行為〉(David S. Nivison, “Ho-shen and His Accusers: Ideology and Political Behavior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第十篇 列文森,〈遺跡之暗示性:儒家思想與末代君主政體〉(Joseph R. Levenson, “The Suggestiveness of Vestiges: Confucianism and Monarchy at the Last.”)
第十一篇 霍爾,〈日本德川時代之儒師〉(John Whitney Hall, “The Confucian
Teacher in Tokugawa Japan.”)
第十二篇 史佛利,〈元田永孚:明治天皇之儒家國師〉(Donald H. Shively,
“Motoda Eifu: Confucian Lecturer to the Meiji Emperor.”)
八、內容摘要:
第一篇為尼米森所撰之〈導論〉(David S. Nivison, “Introduction.”)
「儒家」究竟為何?這是作者首先提出的問題。作者表示,若要能針對此問題回應,就必須先指出何者為「非儒家」。首先,尼米森做出「儒家的」與「中國的」這 兩者的分別,他認為,道家、法家、某些佛教派別等都可以稱為「中國的」,可是絕非儒家。再者,尼米森強調「新儒家」和「儒家」的思想,都包含了多種互相衝 突之詞,而此多樣性多是由社會、政治現實所引起,並且是為了適應人類不同問題和活動而生。尼米森表示,這些多樣性的探究,正是此論文集所包括的文章所探討 的主題。
第二篇為狄百瑞所撰之〈新儒家思想之一些共同傾向〉(Wm. Theodore De Bary, “Some Common Tendencies in Neo-Confucianism.”)
本文旨在試圖對「新儒家」作一定義與描述。作者提出,在中國和日本,儒家思想與政治力量間,是有緊密之關係。然而儒家思想之角色卻絕不僅作為「政府之官方 工具」而已。作者在舉出一些例子後表示,事實上中國統治者多半在意儒家思想是否「危及統治的態度」,而較不在意的是與政治態度無關、純粹思想上的不同立 場,並且於日本,情況亦類於此。由此可見,於傳播、維繫、構作儒家思想上,中國或日本皇室所扮演之角色,可以說並不重要。舉例來說,新儒家思想於士大夫階 層興起之時,恰為朝廷不悅其發展之時:於南宋,朝廷並未支持程朱哲學,然而程朱哲學卻發展快速。由此可見:新儒家思想之內部實自有改造、自我維繫之力量與 內在生命,以致於可與國家控制力量相抗衡。
然而新儒家思想生生不息力量之底層又為何?作者認為「基礎論」乃為新儒家思想之根本,此外,新儒家思想亦有復興面臨衰亡命運之信念體系之傾向,亦即有復古 傾向。除此之外,「具歷史傾向」、理性主義以及人本主義亦為新儒家思想之特徵。不過,在中國和日本,雖然儒家具有理性主義以及經驗主義之特徵,然而此二特 徵卻未獲進一步發展。究其原因,概是因為儒家思想中的理性特質,事實上比較傾向於道德秩序,並且與其說「格物」乃是指與自然科學相關之實驗或探究,不如說 「格物」實為對道德問題之探究。
第三篇為施華慈所撰之〈儒家思想之諸極〉(Benjamin Schwartz, “Some Polarities in Confucian Thought.”)
本文主旨在於以「極點」此一隱喻處理儒家思想之許多重要主題。作者認為理解儒家思想時,不能以二分法對儒家思想進行處理,因為對大部分的儒家思想家而言,思想中的概念並非相對,而是互補且不可分離的概念。然而,隨著時代演進,思想家亦開始體認此等概念間所存在之緊張關係。
舉例來說,於《大學》與《論語》中,我們雖可見「修身」、「治國平天下」乃一個不可分割之整體的兩個構成部份,但是後期學者卻開始質疑「修身」是否即可以 達到「治國平天下」?而此即是北宋時期王安石與政敵爭論之焦點。然而無論是王安石或是其政敵,皆未拒棄「修身」、「治國平天下」的任何一極,而僅是指控另 一方的偏於一極。
除此之外,作者還舉出「內」與「外」、「知」與「行」兩組在儒家思想中的兩極概念。但是作者認為,這些概念雖然兩極,之間卻仍然不是互相對立的關係。
第四篇為劉王惠箴所撰之〈中國族規分析:儒家理論之實踐〉(Hui-Chen Wang Liu, “An Analysis of Chinese Clan Rules: Confucian Theories in Action.”)
本文主旨在於由儒家思想之實踐層面探討中國族譜中之族規。首先,作者認為族規的目的在於,讚揚有德行為與譴責偏差行為,且強調的重點為:一、強調親族有序、和諧之理想,二、強調親族間恰當身分關係之遵守。
作者繼而探討族規所含之價值架構。作者首先指出:族規中之價值架構乃教義與實際經驗調和後之產物,至於其調和過程則可分下列四面相:一、族規之意識型態構 成成分。作者認為在此等意識型態之構成成分中,儒家教義並非唯一構成成分。二、國家之影響。三、士大夫之影響。四、族規對社會習俗之反應。
然而族規中之儒家教義又為何?作者指出,於族規所引用之古籍中,最重要者,非《禮記》莫屬,至於其他諸如《儀禮》、《周禮》、《爾雅》等論「禮」之古籍,以及《孝經》、《論語》等,亦屬重要。
作者繼而提出,清廷對宗族所採取的態度為:希望宗族於既有架構下促進道德教育,卻不樂見宗族具有太大影響力。因此對宗族大體來說是為接受。
至於士大夫於族規中對儒家價值之詮釋,則乃結合理論與實際層面之結果。對此,吾人可考量下列五個領域中士大夫對儒家價值之詮釋:父母與子女之關係、兄弟間 之關係、婚姻關係、宗族關係、社群關係與朋友關係。值得一提,作者提出對「孝」此一價值,族規另有現實主義之考量:父母之權威雖至高無上,然卻非絕對之權 威。
作者的結論為:以族規為起點,吾人可見一端為族規對儒家理論之修正,至於另一端則為族規對一般人民之影響。此處,作者舉出Redfield所主張之「大傳統」與「小傳統」來說明。
第五篇為推傑所撰之〈范氏義莊:公元1050年至1760年〉(Denis Twitchett, “The Fan Clan’s Charitable Estate, 1050-1760.”)
本文係以中國「宗族共有財產」為探討焦點。於近代,宗族共有財產乃維繫宗族統一以及宗族成員社會地位之重要手段。然而值得注意者,則為「緊密宗族」實為宋代之產物,而儒家家族主義之極端展現,亦始自新儒家學者之主張。
在文章中段,作者指出「義田」或「義莊」是宗族共有財產中最重意的制度,並且也針對此一部分的歷史進行詳盡的說明。於結語的部分,作者指出由范氏宗族之歷 史,吾人即可見諸如「宗族穩定性」與「宗族延續性」等傳統中國社會之特色。但是因為中國繼承制度,以及宗族要透過官職維繫社會地位日趨困難,因此宗族開始 分裂,並且其統一性也慢慢被破壞。但是即使如此,作者認為義莊實有將宗族意識制度化之作用。
第六篇為楊慶堃所撰之〈中國官僚行為之特徵〉(C. K. Yang,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Bureaucratic Behavior.”)
本文主旨在於探究中國官僚制度之主要特徵。
作者首先指出:中國官僚制度係於一社會體系下發展,該社會體系係以分佈之社會模式、地方自給自足、地方同質而國家異質、對基本團體與密切人際關係之強調, 以及對非正式之道德秩序之強調等為主要特色,且儒家意識型態之形成,亦與此等主要特色息息相關。就此意義下,作者認為傳統中國係由兩種主要成分所構成,一 為強調中央化、標準化、形式化之國家官僚上層結構,另一則為以道德指向之社會秩序以及非正式基本團體為基礎之下層、異質性地方社群。為對官僚行為產生影 響,此等下層、異質性地方社群常試圖修改官僚結構之運作。作者認為,官僚制度係以「形式主義之無私」為強調重點,然而中國官僚行為卻受到一般社會體系之壓 力,其結果,則為非形式、私人之行為模式於形式主義之架構中發展。
第七篇為劉子健所撰之〈中國史料編纂中之官僚分類〉(James T. C. Liu, “Some Classifications of Bureaucrats i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作者首先指出:近代學者多習以社會源流、地域、經濟地位、階級利益或思想學派以為中國官吏作分類,然而中國歷史學家卻習以官吏之政治行為為分類標準。本文 主旨即在於由儒家經典中之理想人物、歷史作品以及「政書」、「類書」中之官吏行為為探究焦點,並將焦點集中於宋朝之官吏,以分析中國史學中之官僚分類。
作者透過對上述類型的作品探究,發現不同的作品對官吏的分類標準也有所不同。以《隨/隋?書》和「類書」來論,「類書」的分類標準較傾向現實主義,而《隨書》則傾向儒家的思想。
此外,作者繼而探討文官則例中之官員考績於各朝代之變遷情形。總而言之,就「功能品質」與「道德品質」二者而論,中國歷代對官員之評價,乃較強調官員之功能品質,至於道德品質則僅為行為最低限度之標準。
第八篇為賀凱所撰之〈儒家思想與中國監察制度〉(Charles O. Hucker, “Confucianism and the Chinese Censorial System.”)
本文主旨在於探究中國之監察制度,並特以明代之監察制度為探究焦點。作者指出:中國監察制度之目的不在於控制私人出版、娛樂,而乃政府對自身之有組織、有 系統之自律行為,並以規勸、責問為其職責。對此,作者認為監察制度之存在,實展現了法家思想中對國家組織之看法,而監察制度之功能實為法家思想之展現。然 而另一方面,監察制度亦使君王意志之不可侵犯性產生動搖,就此而論,此實顯現出儒家思想之影響。另一方面,就概念層面上,相較於與法家思想間之關係,進諫 之監察功能實與儒家思想有較為密切之關係。總之,中國的監察制度融合了儒家以及法家的色彩,也可以說是以互不協調之意識型態前提為基礎之產物。
第九篇為尼米森所撰之〈和珅及其控訴者:十八世紀之意識型態與政治行為〉(David S. Nivison, “Ho-shen and His Accusers: Ideology and Political Behavior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本文主旨在以清代和珅為探究起點,以進一步探究清代時統御君臣關係之意識型態。自古以來,人們皆認為臣子必須直言君王所犯之過錯;若君王不採納,則臣子即 須面對、接受死亡。就統治者方面觀之,良好的統治者則須吸引良臣為之服務,並允許良臣直言。但是作者認為,儒家思想的吊詭之處,在於對「忠」的概念認知, 很少以行為有效性的考量相伴而生,所以從儒家的思想來看,他們的對敵,往往都會與名、利的卑鄙鬥爭脫不了關係。同樣的,清廷對黨派之看法也是如此。此外, 十八世紀清朝皇帝發現:高舉帝王威嚴、限制臣子角色,乃有利於統治之舉措;因此儒家之君、臣理想,實無立足之地。就此觀之,作者認為:官員實不可能起而舉 發和珅之結黨貪污,蓋此等指控實無異於暗示皇帝之無能,且亦暗示皇帝之統治已為「黨派」所侵蝕。
第十篇為列文森所撰之〈遺跡之暗示性:儒家思想與末代君主政體〉(Joseph R. Levenson, “The Suggestiveness of Vestiges: Confucianism and Monarchy at the Last.”)
本文旨在探究民國以來儒家思想與帝制之演變。於清末,儒家思想已儼然成為現代思想之敵。現代化即意味對傳統中國行事方式之廢棄,其結果,則為終止其統治中 國之合法性。兩相權衡之下,清廷只得試圖以足夠之現代化以保護其傳統地位,而另一方面又強化儒家思想,以達燈盡油枯之境。最後儒家思想即成為反革命之符 號。民國既起,儒家思想即一變而以稀薄化之形式出現,亦毫不偏差的倒向任何有成功希望之帝制運動,袁世凱之稱帝即是一例。
第十一篇為霍爾所撰之〈日本德川時代之儒師〉(John Whitney Hall, “The Confucian Teacher in Tokugawa Japan.”)
本文主旨在於由日本德川時代儒師之生平、思想、行動與政治、社會現象間之關聯為緯,以便進而探究儒師與武士間之關係。作者認為儒家思想之所以能於德川時代 成為官方顯學,乃是由於十六世紀日本社會政治與思想轉變之結果:十六世紀日本之社會秩序,實類似於中國周代之情況,而周代即為儒家出現之時代。為此,藤原 惺窩實為日本此一時代由佛轉儒之過渡人物,而此一轉變最後則由林羅山所完成。至十七世紀中葉,儒者已大獲肯定,並於新的政治、社會秩序中提供必要的服務。 大體而言,儒者所提供的服務計有下列四項:一、作為儀禮家、哲學家與道德家,二、作為儒家文獻之權威,並於政府事務上提供意見,三、作為基本教育文獻之掌 門人,並承擔教育發展之重任,四、作為學者與作者,並成為文化活動中受人尊敬的領導者。
此外,作者繼而探究儒者與武士之關係。對此,作者指出兩點:一、儒者並不希望日本之完全中國化,而僅希望利用中國之智慧而使德川社會變得更好。二、由於儒 家並無如佛教般具有制度上之獨立性,因此儒者實有賴於其所服務社會之贊助與支持。因此在武士心中,較之於職業儒者,儒家思想更受尊崇;儒家思想必須受尊 崇,至於儒者則為可以利用之人。至於就武士之政府與儒者之關係而論,作者指出:甚少儒者能於政府中佔有穩定、安全之職位,蓋儒者於政府中職位之保有,多賴 封建政府之私人恩惠)
最後,作者則探究德川末期儒者之特徵。拜儒者之賜,經德川時代漫長之歲月洗禮,日本領導人已成為受良好教育、理性之人,亦成為深受儒家思想影響之人。但是,於德川末期,中國學問之優越性亦遭質疑,其結果,則為武士對儒家思想之開始懷疑。公元1853年後於日本所發生之國家危機,則使儒者力量之大部份轉為其弱點:儒者之世界觀為民族主義之「國家體」所取代,其「科學」為西方科學所取代,至於儒者之教育體系,則亦遭侵蝕。儒者所剩者,則僅為社會倫理此一領域,而社會倫理此一領域即為儒者為明治新時代所帶來之古老殘餘。
第十二篇為史佛利所撰之〈元田永孚:明治天皇之儒家國師〉(Donald H. Shively, “Motoda Eifu: Confucian Lecturer to the Meiji Emperor.”)
公元1868年 日本皇室政治權力之恢復,使日本投入了現代化、西方化之進程。此後二十年內,日本即由封建國家轉變為一具歐洲模式之現代國家。這樣的結果,造成對儒家世界 觀、經典之全盤拒斥;儒學一變而成為封建時代野蠻習慣、鎖國無知之標誌。然而於日本現代化發展中,儒家思想與神道教等傳統觀念仍扮演重要角色,對此,作為 明治天皇國師與私人顧問之元田永孚,實為其中之靈魂人物。
作者繼而以元田永孚之思想為探究焦點。元田永孚認為天地之初之唯一和諧原理即為「誠」,此後則衍生出陰陽五行,因此所有人類性質皆由自然法則而來。人性本 善,然而後世私欲覺醒,因此吾人即須受道德教訓,以便發展本性中之內在良善;而為了闡明倫理,吾人即須對「道」有所闡明。為此,吾人僅能於孔子之著述中探 求,因此孔子之著述即須為天皇、大臣與所有人民之教育基礎。於學習上,學習之方法必須具「實學」色彩,至於學習之目的則為「致良知、去私欲、明人倫、存天 理」。然而日本之「道」究竟與孔子之「道」由何不同?對此,元田永孚認為於堯舜之世,父子關係乃五倫之首,然而由於日本之天皇乃由女始祖所出,因此日本之 「道」遂由君臣關係開始。由此可見元田永孚調和日本本土傳統與儒家思想之痕跡。
以此等信念出發,元田永孚遂以「培養天皇之德」為其主要關注焦點,並且主張宮廷必須與政府合而為一。除此之外,作者也進一步的論述了元田永孚在國事上對君主的建議,並且也都是以儒家的思想作為建議的出發點。
最後作者表示,元田永孚逝世之時,深信其於強化天皇制度與重建儒家倫理此兩方面,皆已獲得成功。然而元田永孚心目中之儒家思想早已名存實亡;繼之而起者,則為日本之漸成為一現代帝國主義國家,而天皇制度亦逐漸成為此一現代帝國主義國家之意識型態基礎。
九、附註:本書另有中譯本,詳見《儒家思想的實踐》,尼微遜等著,孫隆基譯,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六十九年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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