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2日 星期三

蔡明德《人間現場》

【新書分享】《人間現場》
一九八九年,《人間》雜誌因不堪虧損,大陳(陳映真)感傷宣布停刊,「你們把攝影的底片都帶回家自己保管吧,或許以後會有用處。」《人間》就此走進歷史,感謝大陳,因為他的提攜,才有《人間現場》。
文╱蔡明德

要出攝影集了,心情真是百感交集。從事新聞攝影工作三十多年,從《人間》雜誌、《首都早報》、《自由時報》、《中國時報》,一直到《時報周刊》耳順之年退休,從沒辦過一次攝影個展,更別說是出攝影集了。究其原因,就是自己不夠積極,總是拿上班忙、家務繁瑣種種理由當藉口。解甲歸田後,我沒有理由再推託了,加上諸多好友不時催促,在花蓮老家,終於梳理出我第一本攝影集的影像,照片一幕幕重現,彷彿把我帶回到八○年代,曾經傷痛、喜悅、成長、感恩的「人間現場」!
一九八二年七月,從文化大學新聞系畢業的我,依著報紙廣告去應徵,萬萬沒想到和我面談的老闆,竟是國內外知名小說家陳映真,本已答應要到《自由日報》(今自由時報)上班的我,幾經決擇後,選擇了陳映真的漢陞傳播公司,擔任《立達杏苑》和《氰胺牧苑》兩本刊物的攝影,工作內容除拍攝人文性報導的封面故事外,經常還要南北奔波跑醫院、畜牧場、屠宰場,拍攝相關的公關照片。隔年年底,也忘了月日,大陳(辦公室都這麼稱呼陳映真)在一次編輯會議上突發奇想地說,我們來辦一本以人為焦點,結合文字和圖片來從事報告、紀錄、評論的雜誌,大家都沒有經驗,但我們可以一起打拼。人間雜誌就此進入籌備階段,我也展開了自己的紀實攝影生涯。
一九八三年,進行「在內湖垃圾山討生活的人們」拍攝,這是我在人間雜誌的「第一件差事」,新聞科班出身的菜鳥,面對這紀實攝影專題,壓力、憂慮難免,尤其面對人與人,攝者與被攝者之間的關係,我都沒有經驗。幾次進出垃圾山後,我發現很多拾荒者有意無意在閃躲我的鏡頭,一位來自雲林的拾荒婦人不悅地對我嗆道,這輩子已夠辛苦了,你要把我拍到下輩子也在撿垃圾嗎?一位男士甚至拿著棍子,怒目揮舞說,你有種拍我試試看!撿垃圾已經夠落衰了,還讓你拍。
別無他法,只有常常去,期望一回生,兩回熟。就這樣戰戰兢兢拍了一段時間。一天晚間,我帶著幻燈機,約了十來個拾荒者,在垃圾山下一間簡陋的租屋處,給他們做slide show,希望能透過我拍攝的影像和他們進行溝通。當下,他們的工作身影,一張張接映在斑駁的灰白牆上,笑聲此起彼落,迴盪在這狹窄的斗室。自slide show後,他們對我的相機不再排斥,我的拍攝工作就順利多了,但是吃飯的時候,仍不准拍攝。我想,就像俗話說的「吃飯皇帝大」吧,也可能不願意留下坐在垃圾堆裡吃便當的難堪畫面。
垃圾山腳下的違建聚落,都是拾荒者用撿來的建材自搭自建,這裡無水無電,他們稱垃圾山為百貨公司,許多家具、日常用品,都是從中撿拾而來。一次拍攝他們晚上生活情形時,幾名點著蠟燭在酒敘的原住民,拿出幾個魚罐頭在我面前展示,說是垃圾山撿到的,日本進口的喔。他們說,雖然過期了,但口味還不錯,問我敢不敢吃?老實說當下還真是怕怕,但橫豎一想,你們都敢吃了我還怕甚麼,那晚就這樣和他們喝開了。
一九八七年,我走訪遭李長榮化工廠廢水、廢氣毒害的新竹市水源里。由於公權力不彰,憤怒的居民自力救濟,紮棚埋鍋造飯圍堵工廠,讓人感動的是,當時抗爭的主力都是阿公阿婆,他們不讓年輕人參加,因為在戒嚴時期,深怕年輕人遇麻煩。他們不要求賠償金,只要工廠停工遷廠。就這樣白天阿婆、晚上阿公輪班駐守,堅持四百五十天後,終於迫使李長榮停工遷廠,寫下台灣第一樁因人民集體力量而成功的環境運動。
《人間現場》,收錄了我在八○年代上山下海,行腳台灣,貼近土地,關懷弱勢的影像。三十年過去了,座落在基隆河畔的內湖垃圾山,數任市長始終無法移除,直到郝龍斌市長上任,認為「這是台北之恥,一定要清掉。」歷經七年開挖二○一三年,終將垃圾山移除,改建成親水公園。讓我相當欽佩,勇敢圍堵工廠的阿公、阿婆,幾乎都已不在人世。但更讓人痛心的是,二○一四年,高雄發生氣爆慘劇,造成三十二人罹難,罪魁禍首竟是早就惡名昭彰,第二代經營者說要做環保模範生的李長榮化工公司。
一九八四年,我紀錄了台北瑞芳煤礦的礦工生活。二○一六年六月,我收到一封e-mail:
蔡老師您好:我是一位礦工的兒子,敝姓蕭。
週日帶小孩在台中市立圖書館(註:鄉土人間與台灣特展) 的偶然機會見到老師在第三期《人間》雜誌作品。
其中一幅作品有我父親從礦坑出來在礦車上的照片。家母及在九份理髮的伯母說礦車上的第一個人很像父親。由於,父親於去年年底往生,家母希望有父親當時的工作相片紀念,所以圖書館人員很熱心地幫我找到老師的mail, 希望老師能幫忙協助找到當時拍攝的其他照片,完成家母的願望。
朝隆感激不盡。
祝 老師 平安健康
看到這訊息,我很驚喜,迫不及待和他取得聯絡,到底他的爸爸是哪位礦工?
他說:「站在礦車上面的是他的父親,母親和他從未看過父親工作的身影。(註:出坑後,礦工都會在公共澡堂,洗去滿身汗水、煤泥,乾淨地返家。)母親說,父親當年四十五歲……那時(註:一九八四年六月),在短短半年內,連續發生三場礦坑災變,奪走兩百六十九名礦工的生命,父親的一些朋友也在礦災中,當時我們家人膽戰心驚,萬一生怕他的礦場……?會不會再也看不到他?之後,父親和許多同事都受塵肺症的職業病所苦,許多不到五十歲就過世了,父親活到七十五歲算是少數。父親直到過世前,才吐出長年累積在胸口的污穢物。」因礦工兒子突來的一封信,訴說著礦工的血汗生命,父子親情。也讓這張三十年前的照片有了不同的視角和意義。
藉著攝影集的出版,我要向病倒在北京的大陳(陳映真)致敬,他像智者般地帶領我們,他堅信,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故事,他鼓勵我們勇於走入民間,去書寫紀錄庶民的故事。一九八九年,《人間》雜誌因不堪虧損,大陳感傷宣布停刊,「你們把攝影的底片都帶回家自己保管吧,或許以後會有用處。」《人間》就此走進歷史,感謝大陳,因為他的提攜,才有《人間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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