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16日 星期日

採訪劉曉波 1993;審美與人的自由




既入地獄,就不抱怨黑暗——採訪劉曉波


《中國之春》93 年 5 月號 ( 總第 120 期 )

——採訪劉曉波

本刊記者周易

原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講師,現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進行學術訪問的著名青年學者劉曉波應邀來美國短期講學。日前,在他於紐約小停會友時,本刊記者採訪了他。

記:朋友們對你再次來到美國都很高興,請你說說有什麼新的打算。

曉:原先我到澳大利亞並沒打算來美國。後來這裡的人給我打電話,說哈佛請我作講演, 於是臨時決定來美國,這不是原先計劃之內的事情。我還要到柏克萊大學演講,演講完就走,回澳大利亞,然後回中國。

記:請問你的演講有那些內容?

曉:我在澳洲主要演講了三個題目。一個是關於大眾文化的,研究大眾文化與黨文化的關係;再有一個演講是“ 從六四的謊言看中國的民主 ”;還有一個演講是 “ 中國文人在流亡 ” 。我分別就這三個題目演講了三次。這次到美國時間比較倉促,主要演講的內容是關於大眾文化的。

“六四”的資源已經浪費得差不多了

記:關於“ 從六四的謊言看中國的民主 ” 那個演講主要是什麼內容?

曉:我那本《末日倖存者的獨白》一書講的就是那個內容,都已經寫得非常清楚了。我寫過的東西不想再重複。那個“ 六四的謊言 ” 的講演也是沒有辦法,在每次演講的時候,大家提問題也總要提到這個上面來,我也就作一些回答。因為那本書在澳洲基本上看不到,所以我就大概地講一講。

記:也許因為人們很難忘記“ 六四 ” ,所以一看到你,大家就要提起它。本來我們曾經打算請你和周舵、高新三個人一起談一談。這個想法也是因為 “ 六四 ” 時你們三個在一起的行動而引起的。當然,也有人認為“ 六四 ” 不宜再多提起。

曉:這要看你從什麼角度切入這個問題。關鍵是不能忘掉“ 六四 ”,我覺得淡忘 “ 六四 ” 是一件可怕的事,因為留了那麼多血。中國歷史上這麼大的一件事,不管它是悲劇還是喜劇,不管這裡有多醜惡的東西,有多殘酷的東西,這件事都不應該忘記。我還是喜歡昆德拉的那句話:和專制制度的鬥爭就是記憶和遺忘的鬥爭。( 記:而這兩個都是人性、人腦所固有的) 對。關鍵是你怎麼樣看這個問題。我現在覺得大家淡忘 “ 六四 ” ,是因為經歷過 “ 六四 ” 的那些人,過多地強調自己在 “ 六四 ” 中扮演的英雄角色,過多地拿 “ 六四 ” 作為資本。用我的一句話就是說,“ 六四 ” 是一種非常豐富的財富,苦難也是一筆非常豐富的財富,從這種財富中可以得到無窮無盡的智慧、經驗、甚至美。但在 “ 六四 ” 之後,悲劇的血和苦難成了向別人乞討的資本;苦難作為一種向臉上貼金的資本。我覺得至今來講,在這麼長時間裡,我看到的發表過的文章,沒有一篇文章是檢討自己在 “ 六四 ” 悲劇中所負的責任的。

記:在你的“ 獨白 ” 中對自己檢討得卻夠多了。

曉:對於“ 獨白 ” 中的檢討,我覺得是這樣的。有些時候有些人問起我說,你在 “ 六四 ” 前對中國人批評得這麼厲害, “ 六四 ” 後你怎麼看?我覺得如果說 “ 六四 ” 前我是極度的悲觀,那麼 “ 六四 ”後我就是絕望了。因為這麼大一場全民族的災難捧出來的都是一些這樣的人物,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好些人在海外這麼長時間,覺得為中國搞民主,全世界都欠他什麼似的。這太可怕了,我覺得你為中國搞民主,全世界人們並不欠你什麼。( 記:我想你現在也不是特指什麼人吧) 我覺得 “六四 ” 確實為海外的中國人,包括跑出來的那些流亡者提供了一個重新塑造中國人在國際上的形象的非常豐富的資源。但是我覺得四年下來,這個資源已經浪費得差不多了。用我的一句話說,在海外, “ 六四 ” 這塊蛋糕已經分得差不多了。

記:是否可以說這種浪費也是一種自然的過程。

曉:在中國,這肯定是一種非常自然的事情。就包括海外民運組織每次開會,打得分裂,自己又拉出來一個東西來。我就會想到,這種分裂帶來的是什麼。我有一個自己認為非常好的比喻,將來中國即便有一天成立什麼反對黨,有兩個大黨可以抗衡,假如一個黨獲得了百分之五十一的選票,另一個獲得了百分之四十九的選票,那麼獲得百分之四十九選票的絕不會認同獲得百分之五十一選票的這個黨的合法的選舉結果,肯定要重新拉出去,組成另一個政府。海外的組織分裂就是這樣。而且海外民運參加的人還有一種逆淘汰的過程。參加的人當中有很多聰明的、想問題想得很深的人慢慢地都退出去了。

還有一個最大的問題是,這種民運在海外沒有直接利益的因素在上面,你就等於是一個空的東西。基本上你沒有誠心出於利益考慮的選民,而有些利益考慮的也是沾“ 六四 ” 的光,想分這個東西。當這個東西越分越小時,感興趣的人就會越來越少。比如我在這兒打工掙錢,養家糊口,海外民運搞得好壞跟我的切身利益沒有關係,所以,沒有這種利益制約的話就沒辦法。外國的民主則不同,選民投票是由於自己的利益在那裡。而海外民運最多是道義上的利益。擁護這個人,是有很多人覺得這個人有才華,有道義感,這個人就有很多票,當這種道義感逐漸消退之後,再沒有利益上的聯繫。民運就沒法再運作下去。嚴格地講,海外民運的選民運作都是不真實的選民。( 記:它缺少一種動力機制) 對。我想這是一種假想的部隊,隨著你這種道義形象越來越差。離開你的人就會越來越多。

我看海外民運也有一點利益,這話說出來,可能有些人不愛聽。在某種意義上,海外民運是移民運動。很多人都是拿到綠卡以後退出的,這種現像你們比我更清楚。等到留學生保護法案通過以後,綠卡都拿到了,民運對學生的感召力就更小了。

記:有些朋友認為你的“ 自白 ” 對自己的剖析過於殘酷,你自己覺得怎麼樣?

曉:我倒沒覺得怎麼樣。因為我的書已經寫完了。我也不想再談它。我的習慣是我寫完的書,別人願意怎麼議論就怎麼議論。我自己不想再談它。

大陸文化界:往俗裡走

記:你能不能簡單介紹一下大陸文化界的現狀?

曉:大陸文化界的情況怎麼說呢?大陸文化界的情況可以說是有兩種特別強大的文化趨勢:一種就是在鄧小平南巡前,在“ 六四 ” 之後,老百姓在共產黨開槍之後,大家覺得有一段時候非常壓抑,又不知道怎麼釋放內心的壓抑。那個時候人們就覺得有些崇高的東西,正面的激烈對抗是不可能了,那麼文化界就採取了迂迴的方式。比如最早由文化衫開始,然後發展到“ 編輯部的故事 ” ,這樣,它就不再利用一種正面的對抗的方式,而是用調侃的、開玩笑的方式來宣洩自己內心的壓抑。另一種趨勢是,在鄧小平南巡的講話中大家找到了一條新的宣洩渠道,那就是我去經商。這樣,在無可奈何管不了國家大事的情況下,我們大家現在要管好自己的事,我們不要那麼苦兮兮的。特別是知識界的一些人,要把自己的生活搞得好一點。現在基本上大家管自己的事情,掙了一些錢,可以隨便上飯店吃飯,可以隨便截出租車。實際上,錢也是一種自我評價吧。有錢之後,儘管他現在得不到一種言論自由,但是他掙來錢,也是一種評價標誌。我覺得文化界的有些人,有能力下海去掙錢的人,自我評價都比較好, ( 記:這本來就是一個很重要的評價標誌) 而且管自己的事情現在管出來一種樂趣。

大陸文化界現在趨向於一個跟八五年、八六年比不一樣的狀態。八五、八六年的時髦是誰懂弗羅依德,誰懂薩特,誰先鋒誰時髦;八六年以後是誰尋根,誰有歷史感,誰時髦;那麼現在是誰俗誰時髦呢?大陸現在有一篇王朔小說的一個標題,叫“ 咱也是個俗人 ” ,還有一個詞是叫 “ 往俗裡走 ” 。就是說誰俗誰時髦。現在在大陸誰不談俗,誰不談錢就沒文化。而且大陸現在的文化市場整個極其混亂。

記:這個混亂是從什麼角度上說呢?

曉:第一,在市場管理上,音像、錄像的盜版很厲害。比如說,這個出版社出了一本暢銷書,這本書還沒有上市,那邊黑市上已經出現了。不但混亂,而且圖書市場不像一九八五、八六年,你也知道,那時市場上推出的都是一些西方思潮的書。包括非常艱深的理論書。現在不同了,現在的圖書基本上是炒冷飯,就是這本書上的東西搬到那本書上,這個集子里內容的再搬到那個集子裡,搞這種編輯性質的事情,圖書市場幾乎不給人們提供新的信息。基本上是滿足娛樂化消費化的要求,主要就是由這些東西佔領圖書市場。

我覺得這種狀態跟“ 六四 ” 以後鄧小平的主導方針有關。有一個特別奇怪的現像是, “ 六四 ” 前請港台歌星去大陸,都是比較緊的,除了春節聯歡會,他們單獨舉行獨唱音樂會幾乎不可能。但是在 “ 六四 ” 以後,出現了港台歌星對大陸的全面的轟炸。除了鄧麗君、羅大佑這樣堅決不認同這個制度的,認為製度不改變他們就不會去大陸唱歌的人以外,剩下的有頭有臉的人差不多都去過大陸了。我覺得這就是共產黨的一種主要策略,用這種娛樂化的歌舞昇平叫人們遺忘 “ 六四 ” 。所以說,大陸現在對政治這個東西比較敏感,對直接針對政權的某些言論比較敏感,但是對色情、兇殺這些東西卻盡可能地讓它氾濫。( 記:就是說,對於不直接危及其政權的東西網開一面。) 不僅是網開一面,而且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說是鼓勵。包括妓女等等東西。

記:你覺得對於這種現象,是從大陸當局的治國策略上解釋好呢,還是把它說成是當局的一種無可奈何的應對比較切合事實?

曉:從上層來看,有一種穩定政局的策略在裡頭,讓人們多掙錢,讓人們歡歡樂樂進卡拉OK ,慢慢的可以淡忘大的政治上的東西。

記:如果要在共產黨的上層分什麼改革派或保守派的話,那麼,在這一點上,他們也會比較一致的。

曉:對。有一個傳說,當然不大可信,說李鵬指責李瑞環,說他把清除資產階級自由化淡化為“ 掃黃 ” ,盡量把事情往比較軟性的、不在政治上敏感的方向引導。李瑞環提出的什麼 “ 詳和 ” 、 “ 安定 ” 等等就是這樣。我覺得共產黨在這一點上轉變得非常快。“ 六四 ” 之後,它馬上在主導意識形態上提出,要在國內創造一種歌舞昇平的氣氛。我覺得這種氣氛既符合老百姓 “ 六四 ” 以後的無可奈何的心態,但同時又有另一點作用。恰恰是它最先打中了當局的痛點,在瓦解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上,它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因為它與老百姓的生活太接近了。比如從語言的角度講,港台的歌和音樂,提供了一套語言符號,完全不同於正統意識形態的符號。王朔的語言也提供了一套完全不同於早期五十年代的那些右派作家還按照正統意識形態寫作的方式。我覺得這套東西對正統意識形態的顛覆性作用很大。

記:你是否覺得這種語言符號已經成為一種系統性的東西,或者可以視為一種符號系統了?

曉:現在還沒有。非常亂,許多東西都攪到一塊來了。

記:現在國內文化界,對一些出國在外的著名學者,如李澤厚、劉再复等人怎麼評論?

曉:沒評論。沒有太大的評論。

一千五百人的大眾文化調查

記:我從《中國時報周刊》上看到了你正在進行的大眾文化調查的部分結果。我記得你原先是搞文學評論和美學的,是不是你原來的專業不再打算搞下去了?

曉:沒有。大眾文化的這個題目我很早就想搞了,一直苦於沒有精力;另外一個原因是這個東西太紛亂。其實我很早就注意到大眾文化與黨文化的一種關係,一方面它既是一種背離、逃跑的關係,同時又在另一方面迎合了鄧小平所提倡的享樂性的、娛樂性的、物質性的文化觀念;這和毛澤東時代的革命性的、精神性的、苦行僧似的文化觀念是相反的。

記:《中國時報周刊》稱這次大眾文化調查是你和他們合作進行的,請問調查的問卷是不是你親自設計的?

曉:是我做了調查再由時報買去的,基本上算是合作吧。這個調查經費的前期投入是我拿出錢。後來時報他們感興趣了。調查的問卷是我找幾個設計過問卷的朋友一起設計的。

記:我看在你的文化調查問卷中,提到了作家劉賓雁。

曉:我之所以把劉賓雁考慮進去,是因為他比李澤厚等人更具有大眾文化的性質。他的報告文學基本屬於大眾文化的範圍。李澤厚的東西儘管在學術界有影響。但是他的普及性不如劉賓雁。

記:從社會統計來說,這種方式還是一種最基本的方法。你能告訴我這些調查對象的樣組是怎麼建立的嗎?

曉:我設計好問卷以後,就把問捲全盤交給一個社會心理學研究所,整個調查由他們進行。由他們使用自己的專業網絡進行,我付錢給他們。北京有好幾家這樣的機構了。

記:請問你調查的樣本有多大?樣組中男女比例、年齡分佈、文化程度等等因素是如何確定的?

曉:調查對像有一千五百多個。但各種交叉調查的數據還沒有出來。我現在報告的是最初的統計,是整體的數據。交叉數據他們還在給我算,等我回到國內時可以算出來,我可以寫新的調查報告。我基本上是第一次做這種事,我也想嘗試一下。我覺得按照西方嚴格的社會調查來看,我這個調查算不上什麼。

記:在中國以往的人文科學研究中,研究者很不重視這種社會統計,認為這是一種實證科學的方法。其實搞人文科學,涉及到數量概念,也要採取這種方法。現在大陸人文、社會科學方面採用這種調查統計方法的多不多?

曉:逐漸多起來了。比較大的,就是上海做了一次兩萬例的社會調查,出了一個調查報告。叫《中國當代性文化》。( 記:我托國內朋友去買這本書也沒有買到) 這本書是內部發行的,我的朋友送了一本給我,我看那個問卷設計得極其具體,極其直接。例如,你什麼時候第一次手淫?手淫時想到了什麼?第一次性交的經驗來自什麼方面?等等,問題問得特別具體。

記:由於中國大陸的社會科學工作者以往不大採用這種方法,從被調查的人來說,某種社會和心理的因素會影響他提供答案的準確性。你的文章中也提到,比如像對於性與暴力問題,被調查對像有一種自我整飭,會影響到答案的準確性可靠性。這個問題你在研究中怎麼處理的?

曉:這種調查難做在什麼地方呢,第一,我們這些進行調查的人在技術操作上、理念上有一種很淺薄的東西;而被調查對像也不熟悉這種東西方法,會有一種環境上的製約和心理上的製約。他們長期養成了一種習慣,認為對於調查,就必須說官樣文章,就向接受記者採訪一樣,基本上是這樣一種心理,而朋友聊天的時候,就說真話了。所以說這個東西的困難非常大。但只能試著做,什麼事情總要有第一步、第二步。我非常知道我的調查報告的粗糙性,它的不合規範的東西,但是我想以前寫作沒用這種方法,我這次關於大眾文化的書就想採用這種方法。其中還有一百小時的個案採訪,我想把這兩個內容綜合在一起。

記:說起這一點,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意識地去作,是不是在主體上意識到這一點。在我的印像中,你以前的寫作大多是採用非邏輯的,或者說“非理性 ” 的方式,而你現在採取的方式似乎是傾向於某種實證的方式。

曉:這是兩個領域。假如我要寫我的論理性精神,要寫人類是怎樣殺死上帝,寫我的審美的著作,我還會用我原來的方法;而我現在搞的大眾文化的領域,那種方法不行,因為這些東西太社會化了,大眾文化的東西不通過調查,猜是猜不出來的,靠悟性是悟不出來的。這是一個太現實的東西。而寫那些稍微超脫一些的,要想像力發揮的東西,更形而上的東西,可以靠我的腦子進行。

“ 新權威主義” 特別不好的政治後果

記:我想問一下,對國內那些與政治現實有關係的學術理論,比如對新權威主義和新保守主義,你有什麼看法?

曉:在剛開始討論新權威主義時,我就覺得現在這個東西不可行,沒有可能,因為中國跟亞洲四小龍不一樣。第一,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基本上是自由經濟,香港有英國的背景,新加坡、南韓、台灣都有美國的背景,這就是說,新權威主義在政治上要受到來自經濟領域的某種制約。儘管它是一種專制主義,但還是有製約的,它要受到美國這麼大的民主國家的製約,國際上的製約,而這兩個條件在中國都沒有。你怎樣保證一個新權威主義在沒有製約的情況下,它的決策是正確的?如果台灣在經濟上的決策是錯誤的,那麼市場上就有問題,美國人在某些方面就不會允許它。一個權力總要有製約,新權威也有製約。台灣受到私有經濟的製約,在經濟領域中,私有財產就對國民黨有一個制約,這樣,中產階級才能夠在專制制度下不斷壯大起來。而中國現在沒有這個東西。中國現在儘管有個體戶,但是在憲法上產權問題沒有立法,這個問題就很可怕。中國也沒受到那麼強大的國際制約,中國的權力製衡在於國際形勢。現在算有一點制約了,它要跟外國人做買賣,就要服從世界經濟運行形式,就要接受國際規則的製約。在政治上也就要相對做出一些讓步,這對國內來講,也相對有一些好處。

再有,我覺得在中國提倡新權威主義有一個特別不好的政治結果,鄧小平對趙紫陽的懷疑就與這個理論討論有關。從“ 河殤 ” 開始,儘管 “河殤 ” 不是趙紫陽搞的,但顯然在裡邊有很多為趙紫陽樹碑立傳的東西,所以 “ 河殤 ” 出來之後趙紫陽覺得它比較好,看了很喜歡。新權威主義如果光在國內提還不要緊,在港台報刊上,許多雜誌提出了新權威主義的實質是 “ 擁趙倒鄧 ” ,那麼鄧小平會怎麼想?趙紫陽有那麼多的政治對手,我想他們一定會使鄧小平藉這個東西來攻擊趙紫陽。你即使剛當上黨的總書記,也要把你踢開。那就是說,沒有 “ 六四 ” ,趙紫陽也會下台。我就覺得新權威主義這個東西的政治後果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記:你這是從新權威主義的直接的政治後果來說的,而不是從理論上說的。) 對。即便趙紫陽的權威給樹了起來,也不能保證趙紫陽當他統攬最高權力以後的決策是對的。因為他沒有台灣的那種決策的製衡機制。

記:現在大陸學術界是不是還提新權威主義?

曉:不大提了。但是國內學術界有一個共識,大家比較喜歡“ 和平演變 ” 這個詞。

認為中國一要和平,二要演變,這個詞沒有任何反動的意義在裡面。(記:在海外民運中“ 和平演變 ” 這個詞也談得很多 ) 我沒有研究過新權威主義這個東西在理論上的意義,因為我覺得它的參照系本身不確定。中國的具體情況跟台灣等地不一樣,它們那些地方、國家都沒有經歷過共產黨那樣殘酷,那樣專制的四十年的統治,而且是全封閉的統治。我認為現在想用任何一種理論來解決中國問題很難,無論是經濟問題還是文化問題。大陸的情況變化太大,其中的可變因素太多太多。不僅在上層,而且在全國的各個層次中的人都不按規則出牌。比如說,它的所有的運行決策,都不是在法律範圍之內,甚至也不是在共產黨制定的法律範圍之內進行的,而全是憑一種私人關係在進行。這種遍布全國的網絡的可變因素實在太多,大家都不按理出牌。“ 六四 ” 這麼大一件事,共產黨開槍之後,全國馬上平定了,這在外國人來說是不可想像的。

記:最近國內有些學者,如上海的蕭功秦提出了有別於“ 新權威主義” 的 “ 新保守主義 ” ,你對這個理論怎麼看?

曉:這個東西從理論上講意義也不是太大。其實大家都明白,中國社會代價最小的演變道路是靠共產黨自身的改良。大家都知道這條道路,這是全社會的共識,大家要努力起來從各個方面促成共產黨的這種變化。

記:何新這個人你還熟悉吧,國內學術界的“ 何新現象 ” 曾經引起過不少人的注意,你知道何新現在怎麼樣?

曉:現在大陸基本上沒人提他了。我覺得何新這個人不管他怎樣撒彌天大謊,起碼有一點,這個人還是比較透明的。他幹什麼事,你都能知道他的目的是什麼,我稱何新這種人是撒謊都撒得極其透明。

共產黨應當慢慢釋放老百姓的不滿

記:對於這次全國人大、政協和國家元首的高級人事變動,尤其是集大權於江澤民一身,你有什麼看法?

曉:沒有什麼特別大的看法。在鄧小平和陳雲沒有死以前,這些具體的人還沒有趙紫陽、胡耀邦時代那些人的自主權來得大。他們現在基本都是虛位,尤其是江澤民,集黨政軍權於一身,就更證明他沒有權。江澤民是個空位,你想想,他要是能夠掌握實權的話,那鄧小平怎麼可能放心把那些權力都交給他呢?這不是開玩笑嗎?江澤民將來肯定要倒台,越這樣越要倒台。他現在肯定沒有決策權力,甚至我可以說,他對中央決策的影響還不如喬石。將來他做得不好,可能會倒霉。

記:如果共產黨上層的老人再死掉幾個,是不是會因為內部權力分配的不平衡而產生一種權力鬥爭,這樣,有一派就要來解決“ 六四 ” 問題,或者來拉攏一批人,這樣會造成什麼後果?

曉:我所擔心的就是這個問題。“ 六四 ” 在中國的平反是早晚的事,但千萬不要突然一下子平反。如果上來一個人為了打這張牌,突然宣布平反,那麼在平反的時候他會得到民心,但在平反之後,局面他就控制不了,所有的洪水猛獸都會出來。而且,看看海外民運運作的情況,就可以想像到 “ 六四 ” 平反以後的情況。在一些人回國以後依據 “ 六四 ” 分配利益的時候,中國將更加可怕。那將是一個人肉戰場。最好的辦法是,共產黨假使聰明的話,在它穩定、可以控制政局的時候,它開始慢慢地釋放老百姓因為 “ 六四 ” 而積累的不滿情緒。比如起碼有幾批人,一批人就是以趙紫陽為代表的上層官僚,包括下層各個單位組織中因為 “ 六四 ” 而被撤職、被調離的人的重新安排。用這種方法來慢慢抒解人們的情緒。(記:就是用實際的而不是公開宣布的方式,不是用突然的方式平反) 再有一個就是對死難者的家屬,對受傷者的家屬這批人的安排。

對於“ 六四 ” ,中國老百姓可以堅持一種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主張,更多的中國人,包括我自己在內所考慮的不是一種民主理論上的和平、理性、非暴力,而是一種安全的考慮。這樣一種安全的、非暴力的東西就值得研究。我看到的在 “ 六四 ” 時期的口號中,包括共產黨和學生互相之間的不妥協的東西,實際上是一種仇恨心理。互相為敵的心理。現在之所以從這裡演變出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東西是在特殊情況下的特殊產物。因為這個政權實在太強大了。使用暴力,你沒有辦法與它鬥,反而授它以口實。所以說,處於安全、策略的考慮是這樣。沒有一種民主的理念上的認識,認為民主是避免政權更迭中的暴力,可以說,沒有幾個人有這種信念。即便有這種聲音,也很微弱。

記:你的意思是,人們之所以主張和平方式,主要是一種策略上的,吸取教訓之後的結果。

曉:“ 六四 ” 特別可怕的是留下了一顆仇恨的種子。“ 六四 ” 平反以後,就我本身來說,也能比較理智地看待這些事情,不能對那些共產黨的人採取非人道的方式。但老百姓可不管,突然平反將是一種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共產黨現在就應該迅速地開始做,在它還穩定地控制大陸政權的時候,就要作這件事。等到老百姓的不滿洩發得差不多了,它再宣布平反。不過,現在還看不出它已經在這樣作了。但是鄧小平的南巡講話比他以往上台以後的任何一次講話都要激進。膽子都要大。包括八八年,他的講話也沒有像南巡講話那樣大膽。

要下地獄,就不能抱怨黑暗

記:你這次出來,當局對你有沒有什麼限制? 你在國外進行講演,接受采訪,在你回國會後會不會帶來什麼影響?

曉:我這次出來前護照也辦了將近七、八個月,反正我現在是這麼想的,我自己在心裡感覺上是覺得沒什麼太大問題,但我不知道大陸情況會怎麼變,因為這個政權是個完全不按理出牌的政權,你不知道它什麼時候又變了。我這次回去以後還能不能讓我再出來,我也不知道。演講和採訪有沒有影響不知道,我既然做了,也就無所謂了。

記:你是不是認為,你回國以後起的作用要比在國外更大?

曉:我沒有說我回國起了什麼作用。我只是出於我自己的處境的考慮。我覺得我作那些事情可能更符合我的意願,我更舒服。我在哪裡生活得更舒服,我就要回到哪裡去。這裡沒有一個為中國的民主的起因。當然從另一個角度講,回國干任何一件具體的小事,都要比在國外成立那些民運組織有意義。而且這種民運組織還打來打去。

記:你在大陸最困難的時候有沒有想過,要是八九年不回去的話,就可以避免這些困難了。

曉:沒有,從來沒有想過。我從來就抱有這種觀念,要下地獄,就不能抱怨黑暗。何況,回大陸還不是下地獄。我更感到有些東西是非常廉價的,在大陸,在某種意義上講,一個人想揚名海內外,想取得成功,是非常容易的。輕易的成功會造成輕浮的幻像,成功者不知道自己為何物。你面對的對手,智商非常低下。它的愚蠢給你製造了許多莫須有的光環。大陸的英雄嚴格地講是共產黨製造的。你從學識、從人格、從各方面來說,並沒有什麼特別像樣的人。不必那麼自我膨脹和自我標榜,我覺得在這些事情上不能作這種自我標榜。

記:你是把有些人的這種行為理解為自我標榜的方式。

曉:對。這東西是肯定的。有人說假如給人們帶來了監獄、痛苦,他願意承擔;假如有一天歷史給這些人帶來了光榮的時候,他願意把誰的榮譽還給誰。我覺得人只能為自己承擔責任。其實為別人承擔責任,也都是瞎扯。而且“ 六四 ” 運動比較透明,沒有什麼官方不知道的東西,沒有什麼陰謀需要揭發。我覺得海外有人在猜疑, “ 六四 ” 以後大家互相揭發什麼的,根本沒有。因為大家都一清二楚,都是公開的。你假如說有什麼要隱瞞,牽涉到背後揭發些什麼,那就證明了學運中有一部分是陰謀,而這次運動恰恰沒有任何陰謀。

記:請問你對王丹的這封公開信怎麼評論?

曉:王丹是在這次學生運動中給我留下的印象非常好的人,是學生當中最好的一個。但是我看了王丹的這個東西,我有失望。我覺得“ 六四 ”已經過去那麼多年了,咱們不要再談你在那次運動中扮演的那個角色究竟怎麼樣?而他有一種心態,仍然把自己看作是全世界矚目的中心,仍然是中國民運的領袖。我之所以出於獄後不接受人們的採訪,就是因為人家肯定要問我那些事情。我覺得我不是那種角色,八九民運是大家忽然都趕上了,每個人充當了自己扮演的角色。事情過去了,將來的角色重新分配,你的這種自我感覺將來在心理上會承受不了的。再也沒有給你這種角色的機會了。另外,像 “ 對得起人民 ” 這種語言,完全是救世主式的語言,太恐怖。假如我要寫這封公開信的話,我就要反省,我作為這場學運的頭,我應該負什麼樣的責任。我們為什麼會導致共產黨開槍,學生在這一點上究竟作得怎麼樣?而不應該用這種氣壯山河的豪言壯語。

記:你在你的書裡對吾爾開希批評得很嚴厲,出來後又為開希鳴不平。

曉:當時在國內,我聽到關於開希的種種傳聞,很痛心。媒體當時那樣捧他,這本身就是不負責任。開希剛出國,你也拉他,我也拉他,現在又把他看作一錢不值。這裡邊有嫉妒心,有幸災樂禍的心理,不是與人為善。開希是有毛病,現在他有了很大進步,他能夠對自己的過失有反省,這在海外民運人士中很難得。有不少人反而把他當成過氣的人物。很不公平。

記:不管怎樣,你們“ 四君子 ” 在造成廣場學生和平撤退這件事上,做的意義還是很大的。

曉:在那種情況下,我們只能那樣做。“ 四君子 ” 這種提法莫名其妙,我不認同這種作法。週舵、高新、侯德健,我永遠稱他們是朋友。我們一起度過了那麼嚴峻的時刻,我們是生死之交。歷史不會再提供一次場合,把我們放在同一個情景中去考驗。不管將來怎麼樣,我特別珍視我們之間的友誼,但是我討厭 “ 四君子 ” 這種稱呼。

記:如果你們當時幾個人不出去談判,你估計會有什麼後果?

曉:如果不去談判,學生不撤走,後果不堪設想。天安門上還架著槍。而且跟我們談判的那個上校,非常明確告訴我們,如果你們勸不走學生,我勸你們四個先走。我們接到的是死命令,不惜任何手段,天亮前清場。

“ 中春” 不要再用共產黨的那套語言

記:曉波,在原先的美學和文學評論領域,你將來還有什麼打算?

曉:其實在文學評論方面我寫的東西比較少。就有幾篇關於當代中國文學的評論,還有幾篇外國文學的東西。美學方面,就是我的博士論文《審美和人的自由》。剩下來,我主要是寫的哲學方面的。我將來很可能還要寫一些這方面的東西。

記:作為我們的老讀者和老作者,請你給我們雜誌提一些意見,好嗎?

曉:你們“ 中春 ” 發表十週年回顧的文章,如果把民主、自由的字眼去掉,跟共產黨紀念幾十週年的內容沒有區別。完全一樣,真可怕。“中春 ” 發表的那些對於形勢的什麼看法,也跟共產黨的形勢報告一樣。只要進入那個情景,就必然用那套語言。我搞大眾文化,就強調大眾文化新的語言對共產黨意識形態的顛覆作用。還有,不要老是請那麼幾個人寫文章了,寫不出什麼新東西了。

記:謝謝你提出的如此直率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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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美與人的自由》
劉曉波1988年博士論文的主題
論文的審查委員:王元化、高爾泰、謝冕⋯⋯
1988年,幸虧有王元化⋯⋯,這也可以說是兩人一生中命運的交會啊。
「第一次見到元化先生,是20年前的1988年,請元化先生出任我的博士論文答辯委員會主任。當初,本來抱著試試的態度去請,沒想到先生爽快地答應了。當時,反自由化運動的餘波還在蕩漾,教委主任何東昌對我讀博士頗為不悅,開始還不同意我進行論文答辯。在我的導師和北師大校方的力爭下,教委勉強同意答辯,但要審查聘請的答辯委員會成員。
按當時的規定,博士論文答辯委員會的組成只需要六位教授,最初聘請的除了元化先生之外,還請了人大教授蔣培坤先生、四川師院教授高爾泰先生,《中國》月刊主編牛漢先生、復旦教授蔣孔陽先生、北大教授謝冕先生。但教委認為這些教授大都是自由化分子,要求必須增加四個他們認為“堅持馬列”的教授,於是答辯委員會增加了北師大教授張紫晨、社科院研究員吳元邁、華東師大教授張德林和人大教授鄭國詮。後來,因蔣孔陽先生骨折,只能送來論文的審閱意見而無法前來參加答辯,所以我論文答辯時,參加答辯的委員僅為九人。
即便在答辯委員會摻了沙子,教委還是不放心,答辯當天專門派來兩人“旁聽”,著實讓我的導師捏了一把汗。但有元化先生的坐鎮,有前六位委員提交同意授予博士學位的審議書,後加入的幾位教授和教委派來的兩個人,在討論時都沒有提出反對意見,我的論文便順利通過。 」

審美與人的自由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盧梭的這句名言道出了人類在現實世界中難以改變的宿命。

客觀規律從不顧及人的主觀願望,或服從,或毀滅,人類別無選擇;物理法則總是以冰冷的面孔回敬人類的一腔熱血;而人類自身呢?人創造出社會,同時也把一張誰也無法掙脫的網套在自己身上;人有理智,但理智所製定的無數的規範、條例、標準、定理則常常將活脫脫的生命納入程式化的教條之中;人的物質慾望更每每使人拜倒在金錢與權勢的腳下……那麼,什麼是人之自由?在哪裡、以何種方式才能獲得自由?只要有,即便一瞬,也當以千古鬻之。環顧壁壘森嚴的宇宙,人類常常陷於悲觀絕望之中。而令我驚異的是,人類居然造就了能夠超越一切的一瞬,儘管它神秘而短暫,象夢一般去來無跡。然而,許許多多天才的心靈都將這短短的瞬間視為永恆,視為人類唯一能走向自由的捷徑。

這就是審美。

孔子是最講究規範的哲人,但他把“遊於藝”作為禮治天下的極致,把“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的審美活動視為人生的峰巔境界。老莊反對任何規範,他們所追求的那種內心冥寂、與時而動、與物而化、無所不適的逍遙遊,本身就是一種審美的人生,忘懷一切者便超越一切。古希臘人崇尚如醉如狂的酒神,荒山上的縱舞歡歌使他們度過了無數個無憂無慮、完全沉浸的夜晚。尤其是當人類的覺醒發現自我異化之後,更把走向自由的希望寄於審美之中。康德用審美在不可逾越的現象與本體、知性與理性、科學與道德的對立之間架起了通道;席勒的一生是追求自由的一生,審美是他的最終歸宿;黑格爾循規蹈矩是舉世聞名的,但也不能不承認審美令人解放;馬克思認為人類異化的重要標誌之一便是審美能力的喪失,對異化的揚棄便是使人的一切活動都帶有審美的性質——自由選擇、自由的創造和自由的享受。叔本華、尼采、柏格森,弗洛伊德等人也都把審美作為人類衝破一切束縛、獲得心靈自由的精神活動。之所以如此,就在於審美是以情感為核心的全身心的綜合運動,它既是自願的又是能動的,是對人的本質的全面肯定。在審美中,主觀情趣可以超越客觀法則,感性動力可以超越理性教條,精神享受可以超越功利欲求,個體生命可以超越社會壓力。



審美的自由是主觀對客觀的超越。

審美活動必須以每個人的自願為基礎,個人的主觀情趣是選擇客觀對象的標準。工人不能自己選擇機床,農民難以選擇土地,士兵只能拿到發下的武器,學生只能用規定的教科書……然而,當這些從事不同職業的不同的人進入審美領域之後,卻能獲得根據自己的主觀情趣進行選擇的充分自由。你修養濃厚喜歡“陽春白雪”的高雅,我目不識丁,欣賞“下里巴人”的通俗;你幽默風趣,自然愛看喜劇,我多愁善感,只為悲劇動情;你溫柔善良,留連往返於纖巧細膩的江南風光,我魯莽粗獷,一輩子與原始的大草原、戈壁灘為伴;你是堂堂男子漢,總是陶醉於長城的崇高之美,我是婷婷弱女子,常常沉浸於飛天式的陰柔之美;你已老態龍鍾,我初出茅廬,每每在現代風格中追逐未來的理想;你樂觀開朗,崇尚東方式的和諧,我悲觀內向。酷愛怪誕的描寫;……在審美中,一切都取決於審美對象的風格與審美主體的情趣有沒有內在的適應性。如果有,無名小卒的作品可以成為某個人的欣賞極致。如果無,第一流名家的代表作也只好另尋主人。也就是說,不是客觀對象規定主觀情趣,而是主觀情趣規定客觀對象。我可以對巴爾扎克的小說不屑一顧,我可以對畢加索的繪畫嗤之以鼻;杜甫的偉大無法要求每個讀者都推崇他的詩歌,而低級的審美情趣卻能使毫無深意的傳奇、武打、推理、色情等作品成為暢銷書。一旦人能夠完全按照自己的主觀意願去選擇客觀對象,人便超越了客觀法則,成為自我的主宰。甚至可以說,在審美欣賞活動中,主體審美情趣就是上帝,客觀的審美對象就是上帝的選民。

如果說,審美的自由選擇還只是主觀超越客觀的低級層次的話,那麼,審美的自由再創造就是主觀超越客觀的高級層次了,閱讀一本科學著作,學習一個科學原理,讀者無權用個人的主觀世界去進行再創造,排除個人偏見是進行科學活動的必須前提。無論有多少人去學習幾何學,三角形的內角之和只能等於一百八十度,任何人也無法改變這一結論。但是在審美活動中,欣賞者有權根據個人的主觀世界去解釋藝術作品,正像藝術家有權按照個人的審美理想去改造客觀的現實生活一樣。一個藝術家決不能被動地模仿客觀現實,他必須用個人的審美趣味、藝術修養和藝術才華去擁抱、改造、昇華客觀現實,使藝術品帶有獨特的主觀印跡,對於藝術創作來說,這印跡越鮮明越好,真正的藝術品是不可重複的。同理,一個欣賞者決不能局限於作為客觀對象的藝術品,他必須調動整個心靈,通過審美的再創造達到對藝術品的超越,使欣賞活動成為欣賞者個人的活動。每個人都應該根據自己的經歷、常識、個性、情感傾向,充分發揮想像力,去改造和再造藝術形象。當千百位欣賞者走進同一個美術館、同一個劇場時,客觀的統一空間就會被分割成無數個主觀的個人空間,在這些不同的空間中所產生的藝術形象決不會雷同。世界上只有一幅《蒙娜麗莎》,但是,她那迷人的微笑卻能在欣賞者的再創造中染上千姿百態度色調,甜蜜的、明朗的、羞澀的、神秘的,甚至可能是憂鬱的。因此,欣賞活動所形成的審美意象,已不再是客觀的藝術形象了,而是欣賞者再創造出的心像。有多少不同類型的欣賞者,就有多少不同類型的林黛玉。而一旦人能夠用自我去再創造客觀對象時,主體的心靈就能得到充分的自由享受。



審美是感性動力對理性法則的超越。

人的生命是一個充滿各種情慾的動力系統,但是並非一切活動都能使人的生命得到全部的發揮和滿足。比如,以理智為核心的科學活動就是以對人的某些心理動力的掏為前提的,任何科學成果都是建立在大量的古籍經驗的基礎之上的,但是,人的感知經驗中包含著許多錯覺,必須經過理智的分割、捨棄和抽象,才能上升為科學原理。因此,在科學活動中,感知經驗的原始性、整體性和具體性便統統被理智拋棄了,活生生的感知表象最後變成幾條乾巴巴的原理,幾個抽象的符號公式。情感雖然是人的一切活動的動力,沒有熱情就不會有對真理的追求,但是,客觀真正的取得必須以理智對情感的某種抑製完全排除為代價。因為情感的強烈主觀性常常使人歪曲客觀現實,以情感態度觀察世界的人,永遠不能成為科學家,在科學論著中絕少有情感的感染力。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理智的客觀性、邏輯性和明晰性恰恰是與情感的主觀性、非邏輯性的朦朧性相對立的。想像是思想的翅膀,它為科學活動帶來了高瞻遠矚的預見性,愛因斯坦甚至說,要領是想像的自由創造。但是,想像在科學中的主要作用是給人以一種啟發,使科學家能夠擴展思路,想像的預見性在沒有經過科學實驗的證明以前只能是一種假說,沒有實際的客觀有效性。而且,想像的隨機性、跳躍性和幻覺性只是必須經過理智的過濾的。因為科學所要求的是明確的必然性、嚴謹的邏輯性、絕對客觀的真實性,這一切都是想像所無法勝任的。人的記憶是信息儲存庫,失去記憶的人就等於失去了一切。科學家往往具有驚人的記憶力。但是,記憶與人的理智、情感密切相關,可以劃分為理解記憶、機械記憶和情緒記憶。在科學活動中,主要依賴於理解記憶和機械記憶,而對情緒記憶是原始的、感性的、易變的,被記憶的事物經常由於人的情緒而在頭腦中產生變形,有時甚至變得面目全非。最後,人的無限豐富的潛意識、下意識領域也是科學思維很少光顧的,因為潛意識往往是人的原始慾望、情緒記憶、無意感知和隨機想像的別名,是與人的生命本體息息相關的深沉的夢。它是盲目的、混亂的、自發的,荒謬的,對於井井有條、小心謹慎的理智來說,它是最可怕的敵人,科學必須壓抑潛意識的爆發。由此可見,科學雖然為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物質利益但是人類為此付出的代價同樣巨大,幾乎賠上整個的生命。所以,人類必須通過其它途徑來彌補這種損失。值得慶幸的是,彌補這種損失的審美活動一直伴隨著人類,其起源要遠遠早於科學。

原始的神話、巫術和傳說,在今天的科學看來是那樣的幼稚可笑、虛假荒唐,但是它們卻體現著、凝結著人類最真實的情感,最誠摯的希望,它們是人類最真實的情感,最誠摯的希望,它們是人的全部生命力所迸發出的最早的火花,至今還照耀人類的心靈,是不可企及的、具有永恆價值的藝術典範。在審美活動中,被冷酷的理智宣判了死刑或長期監禁的感知、情感、想像、情緒記憶和潛意識,重新獲得了生命和自由,人的心靈像經歷了一次火山噴發和一次十級地震,一切都在燃燒,一切都在運動。審美活動的情感使人的感情登上了國王的寶座。情感不僅是審美活動的原始動力,而且貫穿於審美活動的全過程,凝結在審美活動的成果中。它使人的感知成為敏銳的、具有特定的目標感和穿透力的直覺,它使想像獲得了充足的動力、大致的方向性和整體性,它使記憶變成取之不盡的庫房,使潛意識得以毫無拘束的宣洩和抒發;審美活動的具體性和形象性使人的感知得到了全面的發揮,生動的表像從始至終伴隨著藝術家的欣賞者的思維過程,它引發記憶與想像,賦予看不見摸不著的情感以活生生的、新鮮的形像外觀;審美活動的虛構性和再創造性為人的想像力和情緒記憶提供了無限廣闊的時空,天南海北,過去、現在、未來,一任它們自由馳騁,一顆心在有限的空間和固定的時間中,可以包容無限的宇宙和永恆的時間,它們使情感展翅高飛,使各種表象凝結成完整的審美意象,使荒唐的幻覺和稍縱即逝的夢成為心靈的象徵,使人的精神世界超越有限,進入無限;最後,審美活動使人類 隱秘、最受壓抑的潛意識得到了心情宣洩的機會,通過充滿詩意的昇華,潛意識由黑暗走向光明、由內心走向現實。因此,審美的自由,不只是想像虛構的自由,在最根本的意義上,它是以情感為核心的人的各種心理功能的自由運動,是人的全部生命力的自由迸發,是人的本質的全面展開。

同時,在理智所主宰的科學活動涉足的地方,到處都是欄柵,到處都是界限,一切都被劃分到互相對立的領域中。客觀現實與主觀經驗之間、人與自然之間、有機物與無機物之間、生命與非生命之間……其判別涇渭分明,人類的生活完全按照現實的空間和時間進行。這種分別雖然加深了人對自然規律的認識,增強了人對環境的適應能力,但是,由於科學與理智所肯定的僅僅是客觀的、物理的真實,所以,人類生命的內在真實,人類追求的天人合一的理想卻被無情地否定了。因此,人類就不能不在審美活動中重新尋回推動了的心靈和人與宇宙的和諧。在審美中,人類不必拘泥於幾何學中用點、線、面所固定的空間位置,不必遵守數學中精確的數字和時間,不必顧及物理學所證明的真實,不必相信化學對各種物質的分子結構的分析,更不必服從哲學所規定的主觀與客觀,人與非人的區別。在審美中,所有的對立都溶解了,所有的界限都消失了,精確的事物變得飄忽不定、神秘莫測,無生命的物理世界成為人的生命的象徵,靈活的、跳躍的、不間斷的意識流和心理時空代替了僵死了、固定的現實秩序和物理時空。“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踪滅”,“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人的心靈在一瞬間的顫動就能夠包容宇宙,縱貫古今。一塊堅硬的冰冷的石頭就是一次意志的勃發,一彎曉月就是一縷或恬靜或哀怨的思緒,客觀自然因審美的觀照而成為主觀經驗的對立物,那些被理智否定了的錯覺和幻覺,又因情感的放射而獲得了真實的品格。來吧,荒唐的夢,你是從人類心靈的最深處透出的晨曦;飛吧,自由的想像,你負載著人類走向無限的理想;氾濫吧,大海般的情感,你將裹挾著人的一切,去沖決理智所設置的堤壩。



審美是精神享受對功利欲求的超越。

人是在多樣化的動機的推動下不斷地向上追求的生物。任何動機的實現對於人來說都是一種滿足,一種享受。同時,由於人又是能夠意識到自身的內在需求的社會生物,自我意識賦予了人以豐富的精神生活,社會給予了人以復雜的關係。因此,人不同於動物,當生理的、物質的、實用的需要滿足後,人的生命便指向社會的、心理的、精神的、甚至是超實用的追求。現代心理學把人類的需求劃分為三大類:生理需要,包括衣食住行和安全,這是人最基本的生活動機;社會需要,包括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尊重(權力、地位和名譽等),這是人的自我擴張的動機;精神需要,包括求知、理解和審美。與對這些需要的追求及其滿足相關,人在各種不同的層次中進行著自我完成或自我實現。置身於大沙漠的旅人會把一片綠蔭、一窪清水視為宇宙的極致,瀕於餓死的乞丐會將一片麵包當作上帝,被性慾之火烤灼得不堪忍受的獨身者會把一位無比醜陋的異性視為王子或公主,一個迷失於暴風雨中的過客會把破爛的茅草棚當作宮殿。而政治家的理想是權力和地位,哲學家的追求是宇宙和人生的法則,宗教徒的生命獻給了上帝,科學家的滿足是自然規律的發現,企業家每天都在想著產品和利潤,藝術家的最高享受是探索人的心靈。以上種種需求,都會成為的生活動機,動機的實現又都是人的自我完成,但是,由於動機所處的層次不同,自我實現的質量也就不同,凡是與生理的、物質的需求相關的都是動機的低級層次,而與社會的,心理的,精神的需求相關的動機屬於高級層次。同時,人的動機又可以分成實用的或功利的,和非實用的或超功利的。無論是低級層次上的動機,還是高級層次上的動機,都能在相互的交叉中互相浸透。對他人的需要可能是出於相互利用的動機,也可能是出於肝膽相照的情誼;對異性的需求可能只是為了性慾的滿足,也可能是對美好感情的嚮往;求知欲中既可以有造福於人類的動機,也可以是狹隘的自私自利;權力欲中既可能潛含著瘋狂膨脹的野心,也可能是為民族的振興,人類的和平……但是,不論各種動機怎樣交叉,也不論是高級的還是低級的,在人類複雜的慾求中,除了審美需要之外,其他的慾求都難逃脫實用的或功利的目的。雖然功利心推動著人去追求、去探索、去行動、去冒險,但是,人又常常被功利心所束縛,成為物質的奴隸,金錢的信徒和權力犧牲品,從而使人的本質發生異化。

這就是莊子之所以堅決否定人的功利欲求,提倡不為物役的人生觀的原因所在,也是席勒、黑格爾、馬克思等人否定金錢關係的原因之一。只有在審美中,人類才能在一段短暫的時間裡,視功名富貴如浮雲,徹底擺脫各種功利欲求對人的束縛,自由地來往於一個純淨的精神世界中。

人一旦進入審美的領域,所有的功利心都會退避三舍,宇宙的人眼中發生著奇異的變化:巨浪、狂風、暴雨和荒涼的原始森林不再是對人的威脅和壓迫,而是粗獷有力、充滿野性的壯觀;松樹、怪石不再使人想到打家具、蓋房子,而是高潔堅貞的象徵;細柳、小溪、明月不再只具有實用價值,而是幽深寧靜的心境;水果畫的光澤所引起的不再是涎水,而是賞心悅目的快感;裸體雕塑所引起的不再是性慾,而是對勻稱、和諧和和力量的讚美;那些充滿鮮血、拼搏和毀滅的悲劇不再使人恐懼畏縮,而是令人產生或崇敬、或同情的心靈淨化;古老的建築不再只是辦公、居住、祈禱的場所,而是人類的智慧和理想的象徵;那一串串經過巧妙組合在一起的音符,不再是對生理的刺激,而是使人心神飄蕩、浮想聯翩。在審美中,實際上並非只有道德意義上的好與壞、善與惡、有用與無用的標準,而且還有超越道德評價的藝術標準——成功與不成功,美與不美。一部以偉大人物為題材的作品,決不能只因人物高尚道德價值而成為不朽的傑作,如果作品中充滿了概念化、公式化的描寫的抽象的道德說教,照樣引不起美感,欣賞者有權根據審美標準判這類作品以死刑。相反,一部以最卑鄙的人物為題材的作品,只要在藝術成功,能夠給欣賞者以充分的美感享受,照樣可以成為第一流的名作。野心勃勃的麥克白夫婦,心狠手辣的伏脫冷,五毒俱全的西門慶,明里一把火,暗裡一把刀的王熙鳳……這些道德上的惡棍,卻是不朽的藝術典範,具有永恆的審美價值。這就是審美的超越。過去,我們的評價西門慶這類藝術形象,往往認為它們的意義僅僅是通過對惡、對醜的否定來肯定善、肯定美。這完全是一種功利標準。如果從審美上看,這類形像不僅是對惡與醜的否定,而且它們本身不是美,是栩栩如生、血肉豐滿的藝術典型。審美,通過擴大人與功利欲求之間的距離,使人的心靈擺脫了物質的束縛,進入了自由的天地。在這裡,人類彷彿置身於一個沒有人蹟的世界,慾望消除了,抗爭平息了,一切都是那樣的和諧安寧,神秘飄渺,忘乎天、忘乎地,忘乎人,忘乎己,宇宙與人類的本來面目清晰地呈現在我們眼前,我們重又回到了純潔天真的孩提時代獲得了第二次生命:人如處子。



審美的自由是個體生命對社會壓力的超越。

人,作為個體,生來就具有自我保存、自我發展的權力,這是大自然的恩賜。同時,人,作為類,又必須結成統一社會的整體,每個人都是社會的一部分,這樣,才能有效地抵禦大自然的侵襲。人與自然的關係是社會整體的類與自然的關係,是整體與整體之間的關係。人與社會的關係則是個體的人與整體的類之間的關係,是人類所面臨的最棘手、最複雜的矛盾。從古到今,東西方文化反复探討的核心問題之一,便是個人與社會的關係。西方文化是個人本位論,重視個人甚於重視社會,把每個個體的生存和發展視為社會的生存和發展的決定性前提,並以個人的幸福作為衡量社會制度是否合理的標準,合理的社會應該為個體的自我發展提供最大的可能性與現實性,否則便是不合理,這也是西方諸國為什麼能由封建社會全面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原因之一。因此,西方人更強調個人與社會的對立和衝突,這種衝突是貫穿全部西方藝術史的中心主題之一。東方文化是社會本位論,重視社會高於重視個人,把社會的生存和發展視而不見為每個個體的生存和發展決定性前提,並以社會整體的利益作為衡量個人價值的標準,有價值的個人不是道德發展自我,而是最充分地使自我適應於社會整體的要求,否則便是無價值。因此,東方人更強調個人與社會的統一和和諧,這種和諧和是貫穿全部東方藝術史的中心主題之一。而最合理的答案應是東西文化的融合——既有個人的充分發展又有社會的普遍進步,使個人與社會都達到完全符合人性的和諧和境界。

然而,人類發展到今天,雖然經歷過幾種社會制度的變遷,雖然人類已擁有了航天、電子、原子、激光等尖端科學,但是個人與社會之間的矛盾仍然十分尖銳。西方現、當代的思想家、藝術家迷茫於“我是誰”這一古老而又常新的問題,再一次提出“尋找自我”的口號。東方人還因沿襲著封建時代所遺留的重負,難以發揮出個人的內在潛力。在現今的世界上,社會對個人的壓抑與束縛,人與人之間的競爭的拼搏,仍以新的形式繼續著。

值得慶幸的是,儘管個人在現實生活的各種領域內很難超越社會之網,但是,人類始終通過審美來達到這種超越。西方人以驚心動魄的悲劇向社會發出一次次激烈的反抗的挑戰,東方人以和諧寧靜的喜劇來安撫創傷累累的心靈。前者是天崩地陷的時刻,是現實中你死我活的戰場,任何人都可以在絕望中仰天長嘯,孤注一擲,進行最後的拼搏,審美活動最忠實於人個性,人的感性生命和人最豐富最深邃的主觀精神世界,藝術創作為許多天才提供了按照個人的獨特個性去表現人的全部生命欲求的權力,藝術欣賞為一切人提供了按照個人的審美情趣去宣洩所有的內心隱秘的權力,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不可能或不願意向他人、甚至親人透露的靈魂之光,可以在審美中自由地閃耀。沉默的審美對像是欣賞者心心相印的朋友,只要你喜歡它,它就親近你,甚至能夠與你融為一體,成為你生命的一部分。它從不對你進行任何干擾,只是默默地打開你的心扉,掃除一切由外在因素強加於你束縛,使你被社會權力、社會輿論和自我理性掠奪到心靈最深處的一切得以獲得自由的傾吐。在太陽、明月和星光下,在高山、大海和野草邊,在音樂廳、展覽館和影劇院,在一部小說和一首詩歌前,你可以無拘無束地訴說你的悲哀,噴洩你的憤怒,抒發你的喜悅,以及一切羞於啟齒的卑下的慾望和可恥的動機,從而使你更清醒地認識社會、人生、自我、宇宙。審美,交給強者一桿叛逆的旗幟,賜予弱者一張逃亡通行證,也把一面明鏡子塞到卑鄙者的手中。而這一切,都是沒有任何人的干預下進行的。通過藝術品這一無生命的中介,有血有肉的藝術家與欣賞者的心靈對話可以超越一切。

同時,審美創造和審美欣賞的虛構性和超功利性,既昇華了藝術家的表現,使審美對象具有了能夠為社會允許的迷人的外觀,又淨化了欣賞者的心靈,使審美主體具有了遊戲者的身份,既然藝術都是虛構的,藝術家就有權進行自由的創造,那些殘酷的毀滅,那些淒慘的命運,那些怪異的性格,那些飄渺的意境……通通都是假的,只是叫人一時開開心,誰會真正地相信他們?既然藝術欣賞是超功利的遊戲,欣賞者就有權進行自由的選擇,那些嘆息和眼淚,那些興奮和狂喜,那些共鳴和深思……不過是一時衝動,一旦回到現實中,全部煙消霧散,沒有實用的目的的娛樂不會傷害任何人。人類,智慧而狡黠的人類,居然能為自己開墾出一片如此神奇的土地,在這裡,虛假與真實、遊戲與嚴肅、超功利與深入靈魂一起生長,構成一株永遠翠綠的參天大樹。它的尖頂,直指可望而不可企及的天邊外;它的根鬚,深扎進腳下的大地。它使人超越一切,又使人深入一切。

美,自由的象徵。審美,自由的運動。通過美與審美,人的本質得到全面肯定,人的創造力得到充分發揮,人的生命得到徹底解放,儘管這一切在當今的世界中還僅僅是廓大宇宙中的有限空間,漫漫的人生道路上的短暫的瞬間,然而,人類的進步將把越來越多的時空交給審美,對美的追求正漸漸地滲透到人類生活的一切領域中去。審美的時空因電影的出現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大自然因人類的高度文明和交通的發達而獲得了日益豐富的審美素質;冰上舞蹈,水上體操,花樣跳傘、健美運動,在過去僅僅為增強體質的體育運動中,分化出越來越多的供人審美的項目;食品、服裝、建築、機械、運輸工具、廣告、包裝……無數種在過去僅僅是為了滿足人的物質需求的商品,現已不同程度地走向審美;勞動保護已經不只是為了安全生產,而是在不同的程度上為了人的心理健康;越來越多的人不再局限於功利需求的滿足,而是尋求審美的享受;交響樂、芭蕾舞、戲劇不再只屬於少數高雅人士,收錄機、電視機把貝多芬、鄧肯和莎士比亞送到了普普通通的千家萬戶。也許真有一天,人類的所有產品、所有活動都走向了審美化和藝術化,那麼,人的自由也就得到了真正的實現。

人類最早的自由創造是神話,人類最終的自由創造仍是神話,前者是人類的理想,是自由的象徵,後者是人類的現實,是自由的實現。因為,生命的極致是審美,而審美的極致是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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