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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繪畫與雕塑 Modern American Painting and Sculpture

2012-02-02T20:34:00.002+08:00

Modern American Painting and Sculpture

Sam Hunter (Author)1959 此書香港的今日世界有翻譯
美國繪畫與雕塑 1967年2版定價3港幣

Modern Art, Revised and Updated (3rd Edition) [Paperback]

Sam Hunter (Author), John Jacobus (Author), Daniel Wheeler (Author)

Richly illustrated and clearly focused, this book surveys the genesis, development, and culmination of modern European/American painting, sculpture, architecture, and conceptual art—from Post-Impressionism through the most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1990s. It avoids the typical encyclopedic approach of surveys in favor of examining selected but highly representative works in greater depth and from an enlarged spectrum of critical discourse. Organized along chronological lines, topics explore the ideas, forms, events, artists, and works—with each chapter devoted to a style, movement, or decade—from Cézanne, Seurat, Gauguin, and Van Gogh through Minimalism and the general reaction known as Post-Modernism. Ideal for readers with a general interest in art.

吳健雄-物理科學的第一夫人(江才健)

2012-02-02T20:26:00.005+08:00

書名：吳健雄-物理科學的第一夫人. 作者：江才健.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出版社 1996
由於此書有索引 (還可以) 所以很方便
譬如說重要的胡適之先生(本書說他是中國近代史第一人)
他與吳健雄的關係/通信已作尚可接受的說明--遠比北大的胡適書信集只收一封充實多多...

　　　　　　　瀏河的童年

　　由上海市出城，逆著東南方向出海的長江，向西北方大約一小時車程，便是瀏河。

　　1912年陰歷4月29日，也就是陽歷的5月31日，吳健雄在瀏河出生，給這個江南小鎮的一個讀書人家庭帶來許多歡樂。

　　吳健雄是吳家第二個出生的孩子，卻是頭一個女孩，在吳健雄這一輩，是排行健字輩，第二個字則是以“英雄豪杰”順次采用。在吳健雄之上，有一個 1909年出生的哥哥健英，后來還有1920年出生的弟弟健豪。吳健雄出生之時，她的祖父，在清末中過秀才的吳挹峰老先生還在世，吳老先生難免有些重男輕女的觀念，因此，吳健雄雖是家中唯一的女儿，卻沒有受到恣意的驕寵。

　　吳健雄的父親吳仲裔先生，是1888年（清光緒十四年）出生，吳健雄出生時，他是24歲。吳仲裔是一個思想极端開明，有見解、有膽識的人物，他和吳健雄最為親近，相當疼愛吳健雄，對吳健雄的一生也有著最深遠的影響。

　　吳仲裔小學是在太倉縣立第三高等小學念書，畢業后考入上海著名的南洋公學。這個學校就是后來上海交通大學的前身。吳仲裔在南洋公學開放的環境中，開始接触西方國家傳來的自由、平等思想，閱讀許多談論人權和民主的書籍，這些都在吳仲裔思想成型過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幼時的吳健雄長眉秀目，十分討人喜歡。小名叫薇薇的吳健雄，從小就不太多言語，她小時也和許多小孩一樣，是由詩文背誦、識方塊字和算學方面起步學習，在這些學習中，吳健雄已顯現出頗不尋常的智力。

　　小時候吳健雄有一次在家里听見爺爺叫她的母親：“平平——”小小年紀的吳健雄眯起黑靈的大眼，微皺起細長的眉，倚著爺爺說：“爺爺，媽媽不叫平平，叫复華，樊复華。”
　　孫女的机靈和淘气使吳挹峰老先生十分高興，他順口問起說，“薇倌，你知道姆媽為什么叫复華？”吳健雄沉吟了一會說，“复華，對格，對格，是由孫中山說的驅逐韃虜，恢复中華。爸爸常說他是個大好人，就給姆媽改了叫复華的名字。”原本對吳健雄是個女孩感到有些缺憾的吳挹峰，也一日一日地更加疼愛這個孫女了。

　　吳健雄幼年人格的成長和發展，無疑受到了她父親最大的影響。她成年后回憶起自己的童年，說那是一段“美好而快樂的生活”，她和她的兄弟三人看了許多書，而這都是因為父親的緣故。吳健雄說，她的父親總是走在他生活時代的前面，提出問題，熱衷學習。

　　吳仲裔不但思想進步，還是個興趣廣泛的人，無線電、狩獵、彈風琴、唱歌、吟誦古典詩詞……都有相當造詣，雖然對子女并不強加要求，但是看出吳健雄自幼沉靜好學，資賦不凡，也就特別著力給她一些導引。他不時將當時上海《申報》上一些科學趣聞，念給識字不多的吳健雄听。他自己動手裝的一台礦石收音机，特別引起吳健雄的著迷，對收音机里傳來的遙遠信息，總是悠然神往。

　　吳健雄的小學教育是在瀏河鎮的明德學校。這所由她父親創建的學校，給她的是一些正規的知識教育，而她父親創建學校的過程，在地方鄉里上勇于任事、開風气觀念之先的作為，不但使吳健雄引以為傲，也受到許多的啟發。

　　吳健雄回憶她父親的行事，說他雖然思想先進、知識廣博，但是在幫助鄉里走向現代化的努力中，卻很懂得用一些鄉里人能夠接受的辦法。譬如說原來在上海洋行里做過事，英文也很好的吳仲裔，在回到瀏河辦明德學校時，因為拆了火神廟中的神像，使鄉民很不高興。于是有一天他就安排了送神行列，一路吹吹打打，風光地將火神廟的神送到另一座城隍廟去，也使得鄉民較能接受他的作為。

　　再說做礦石收音机。他父親不但給自己家里裝一台，還裝了好几台送給鄉人，因為當時鄉人沒有娛樂，暇時便上茶館，于是他給每家茶館送去一台，使去茶館的鄉人都有机會由收音机接触到外在的廣闊世界。夏天還到上海租了電影，回來放給大家看，也達到一些教育目的。
　　由于吳健雄的父親吳仲裔是一個新觀念之人，自然也特別著重教導吳健雄一些新的知識，他就常看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百科小叢書”，為吳健雄講述其中有關一些科學家的故事，這使得吳健雄很小便對這些奇妙的自然知識的探索，深深感到興趣。

　　在中國成為民主共和國的頭十一個年頭，雖然外頭是有一些兵燹動亂，但是如同吳健雄自己的回憶，她很幸運，在家鄉瀏河有一段快樂的童年。這對于十一歲以后，就离開瀏河到离家五十里的蘇州女子師范去念書，繼續少年健雄的成長，有著极為重要的影響。

　　　　　　　　　　　少年健雄成為胡适的得意弟子

　　1923年吳健雄11歲，她在這一年离開童年生長的瀏河，到离家50里地的蘇州。“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吳健雄就在蘇州這個美麗的城市，開始進一步求知和成長的少年歲月。

　　吳健雄參加了蘇州第二女子師范的入學會考，那年蘇州女子師范招收了兩班師范生和兩班普通中學生，吳健雄在接近万人的考生中，以名列第九的成績，成為入學200人中的一員。

　　蘇州第二女子師范當時是一個相當有名气的學校，原因是蘇州女子師范的校長楊誨玉女士，是一位有眼光的教育家。她有很多新的觀念，在蘇州女師辦了多項實驗教育，而享有美譽校風，得到海內外教育界的重視。

　　在蘇州女師的實驗教育中，除了聘有許多优秀的師資，教授新式教材的課程外，學校教育上很特別的一點，就是經常邀請有名的學者來校演講，甚至有許多是國外的出名學者。

　　給吳健雄深刻影響的，是胡适先生的演講。其實胡适來校演講以前，喜好看書的吳健雄已經在圖書館里的《新青年》、《努力周報》等雜志上看過胡适的文章。她對于這位在美國留過學，回國后亟思改造舊中國的年輕北大教授的新穎思想，早已衷心的向往。

　　胡适那一次到蘇州女子師范來演講，吳健雄在女子師范已有相當時日，校長楊誨玉由于知道吳健雄的文章寫得很好，又對胡适很崇拜，便特別對她說，“健雄，你一向喜歡胡先生的思想，這一次就由你來把演講記錄寫出來好了。”

　　吳健雄還記得，胡适那次演講的題目是《摩登的婦女》，內容是講婦女應如何在思想上走出舊傳統。她特別記得胡适在演講中舉了一個例子，說中國一個窮得不得了的老太太，拾荒為生，如果她無意間在垃圾堆里找到錢或有价值的東西，一定不會送還人的。胡适說，道德標准是和生活水准有關系的。胡适這种將人性作比較客觀評量的思想，對比一些倡言道德修身的舊想法，也給吳健雄很大的啟發。

　　胡适來蘇州女中演講后，第二天還到附近的東吳大學演講，吳健雄也特別再跑去听他的演講。吳健雄記得，胡适那天講新時代的婦女，也談社會的改造，這些新思想使少年健雄思緒澎湃，激動不已。

　　吳健雄在蘇州女子師范，雖然在同學中年紀個頭很小，但是由于聰穎過人，很快就成為校中同學談論和師長喜愛的學生。

　　1929年，吳健雄以最佳成績由蘇州女師畢業，并且獲得保送入南京的中央大學。吳健雄念的是師范，照規定要先教書服務一年，才能繼續升學，但是由于當時師范服務的規定并沒有那么嚴格，因此吳健雄在這一年當中，并沒有去教書，反倒是進了上海的中國公學，也因而成了胡适最得意的學生。

　　中國公學是我國第一所私立大學，是留日學生憤恨日人歧視，集体退學回國自力在1906年創辦的。胡适早年也曾投考中國公學，并在其中念過書。 1928年中國公學學生風潮，胡适因是其母校，出面解決，他當時雖在北大教書，不過亦自兼中國公學校長，對學校多有興革，除聘來許多一流學者任教，亦自授一門文化史的課程。

　　那年吳健雄由蘇州女師畢業回到家中，母親看到在外念書多年的女儿回來，高興极了。吳健雄的父親當然也很高興，但又告訴吳說，有一個很好的老師胡适，暑假里正在上海中國公學教書，問她想不想去听課。吳健雄听了很興奮，但母親馬上提出反對，認為女儿才剛畢業回來，怎么又要外出念書。吳健雄的父親于是說：“我們一家一起去，先到吳淞口邊上野餐，再送健雄去中國公學。”父親這樣處理事情的方法，令吳健雄佩服极了。她說，一生中影響她最大的兩個人，一個就是父親，另一個則是她即將親炙其教誨的胡适先生。

　　其實好學心切的吳健雄，确實是想再多學習一些東西的。由于是師范畢業，雖然成績出眾，但卻覺得自己學得不夠；不但最有興趣的數學、物理等科學課程，在其他文史學習上，也都覺得有所欠缺。因此她除了選數學方面的兩門課程，此外還有中國有名歷史學家楊鴻烈教的歷史，和名社會學者馬君武的社會學，當然還有給她印象最深也受益最多的胡适老師教的“有清三百年思想史”。

　　胡适在當時是舉國知名的學者，加上他翩翩的風采和廣博的才學，更使他成為明星般的人物。他在上海中國公學的課，是一周一次，兩個小時。每次胡适由北平到上海來上課，總是不休息的一連講兩小時，由于選課的人數太多，一般教室坐不下，于是在大禮堂上課。

　　胡适的丰采，是吸引吳健雄的。但是令吳健雄印象更深刻的，是“胡先生”演講內容的生動，觀念上的不落俗套，屢有新意。許多年后，吳健雄談話時說起她18歲那年听胡先生講課的往事，臉上總是露出悠然神往的風采。

　　在一開始的時候，胡适當然是不認識吳健雄的，胡适在中國公學知道他有一個极优秀的學生吳健雄，可能是在一次考試之后。那一次考試，吳健雄坐在中間最前面，就在胡适面前，考試是三個鐘點，吳健雄兩個鐘頭就頭一個交了卷。吳健雄听見胡老師說：“哈，我們這有個人，她坐得很直，考試寫東西沒停過，不到兩個鐘頭就寫好了。”

　　胡适很快地看完卷子，送到教務室去，正巧楊鴻烈、馬君武都在，胡适就說，他從來沒有看到一個學生，對清朝三百年思想史懂得那么透徹，我給了她一百分。楊鴻烈、馬君武二人也同時表示，班上有一個女生總是考一百分，于是三人各自把這個學生的名字寫下來，結果拿出來一對，三人寫的都是吳健雄。

　　吳健雄和胡适的這段師生經歷，不但吳健雄認為對她影響深遠，胡适也曾在公開場合說過，這是他生平最得意，也最值得自豪之事。

　　除了數理和文史的知識課程，吳健雄還跟一個當時很出名的女作家黃白薇學習寫作。她還記得，有一回她由上海到吳淞，在吳淞口看到一個船上人家真苦，于是吳健雄就把這种生活艱苦的情形，寫了一篇文章給黃白薇。

　　黃白薇看到吳健雄這篇文字，認為寫得好极了，大受感動之余，還寫了一封勉勵的信，差人專程送到吳健雄在吳淞中國公學的宿舍里。那天剛巧吳健雄不在，信是由和吳健雄同住的張兆和女士的一位朋友轉交給吳。張兆和也是中國公學的學生，她在那儿念了四年書，后來嫁給了由胡适請來中國公學教書的著名文學家沈從文先生。

　　這一年當中，吳健雄還替自己的進入大學，作了各种各樣的准備工作。由于她預備在中央大學里研習科學，但是又覺得自己這方面學習得不足，因此心中很有些不安。她父親知道女儿的想法，不但鼓勵吳健雄要不畏艱難地勇往直前，還特別去買了三本數學的書：一本三角，一本范氏代數，一本几何。吳健雄暑假里就在家里自修，弄懂了這些她在師范課程中學得不夠的東西。這個經驗不但使她往后養成了自修的習慣，也使她有了足夠的信心，在1930年秋天正式進入南京中央大學的數學系。

　　吳健雄這段由少年到立志向學的成長期，雖然也受到多位師長的教誨和鼓勵，但是毫無疑問的，給她啟蒙和教導最為深遠的，還是她的父親和胡适老師。

　　對于父親，吳健雄總是記得他的許多新觀念和看法，對她的教誨雖嚴，但是十分尊重她。胡适對吳健雄的影響則是既深且長的，原因是胡适不但在中國公學教過她，后來也一再和吳健雄在中國及美國的許多地方見面和談話。胡适對吳健雄万分賞識，期許甚高，后來在旅行中看到書店中有英國大物理學家盧瑟福（e.rutherford）的書信集，認為那時已在美國念物理的吳健雄一定會感到興趣，就買了寄來給她，吳健雄對于胡适的愛護之情，一直銘感在心，她說：“這才是師生關系啊！”

　　　　　　　　　　　　　　　前途的抉擇

　　吳健雄進中央大學之時，近代中國正處于一個紛爭動蕩的年代。1930年，國內局勢因北伐成功而稍事穩定，与日本的關系卻緊繃如弦，沖突一触即發。

　　中央大學是民國初年以來，先后由几位教育家的擘畫主持，在南京的大石橋地區創建起來。這所學校1915年初創辦之時，叫做南京高等師范。首任校長是當時的一位國學名宿江謙。

　　吳健雄進中央大學前，學校曾經歷一段學潮和頻易校長的動蕩時期，但由于校方聘來教師俱一時之選，校中學術風气十分濃厚，因此中大不但沒有停滯，還發展成一所為各方士子所仰望的一流學府。

　　初進中大之時，吳健雄念的是數學系，一年之后，她轉到自己最有興趣的物理方面。那時中大物理系有許多名師，像系主任方光圻研究光學，是一個個頭高大的老師，他一向熱心提攜后進，對吳健雄這個成績超群的女生，更是獎掖有加，另外有在歐洲跟隨居里夫人做過研究的施士元，以及后來成為中國著名天文學家，并擔任過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台長的張鈺哲，和教電磁學的倪尚達等，皆為一時之選。

　　任何人只要對近代物理發展過程作一些探究，很快就可以明白，像吳健雄這樣一個資質优异的年輕學子，為什么那時候必然會對物理發生濃厚的樂趣。三十年代初，吳健雄開始她的大學求知生涯之時，近代物理科學在歐洲正進行著前所未有的革命性發展。

　　在西方科學不斷追尋物質最基本結构的大傳統方向下，19世紀末期，因為x光、電子、季曼效應和放射性的重大發現，使科學家得以能進展理解原子結构的工作。倫琴（w.c.rontgen、貝克勒爾（a.h.becquerel）、居里夫婦、湯姆遜（j.j.thomson）、盧瑟福等一些科學家的先驅性實驗工作，為即將來到的20世紀物理科學觀念性革命，奠下堅實的基礎。

　　1900年20世紀伊始，德國備受尊敬的理論物理學家普朗克（m．planck），提出所謂“黑体輻射”的問題，后來經愛因斯坦（a．einstein）進一步討論，而發展出量子的觀念，加上愛因斯坦后來發表的相對論，和二十年代開始逐漸成形的量子力學理論，使得19世紀末已發展至相當完備的經典物理，再展開一頁全新的視野，而達到一個空前輝煌的高峰。

　　對于這些令人興奮而惊訝的物理科學進展，18歲的吳健雄雖然并不是全都知曉，但是她早些年念過居里夫人的故事，對居里夫婦的一些工作是知道的。居里夫人是吳健雄的典范，她經常會提到居里夫人如何如何，流露出崇敬的神情。她完全沒有想到的是，不到20年后，自己會因為在原子核物理方面杰出的實驗工作，而被譽為“中國的居里夫人”，而她的老師甚至認為，吳健雄在科學上的貢獻，比居里夫人還要大。

　　吳健雄在中大求學時代，并不太參与娛樂活動，對她最為愛護的叔父吳琢之，假日經常會開車來接她和同學出去逛逛，或吃個小館子，吳健雄有時會一起出游，多時她會推辭不去，假日留在學校念書。但是她倒并不是一個不与同學往來，离群索居的獨行俠，她不但和師范時代便已相熟的吳子我、史人范等老友來往，也交了許多新的朋友。

　　和相熟的朋友來往，吳健雄在笑談歡聚之余，遇到應對朋友有所忠告之時，她絕不會虛偽敷衍。像她的同窗好友孫多慈，后來和中國民初大畫家徐悲鴻陷入師生相戀的情感糾葛，吳健雄就曾經直言勸告孫多慈，認為她不應該太軟弱，不要又要愛，當面又不敢面對，弄得一團亂。

　　吳健雄念的是物理，她在數學物理方面的才分，一直受到朋友的极高贊佩，但是她倒是從不覺得科學有什么特別了不起。她不但有好些位學藝術的好朋友，自己對藝術文史也很感興趣，和這些朋友談起來，也頗有自己的一套看法。

　　那時候，一般江蘇地區的人，對于蘇北的揚州人有一种印象，認為他們說起話來，總是“這款，那款”的，不太文雅。有一回吳健雄碰見她的同學嚴梅和，和她開起玩笑，問她有沒有看過《紅樓夢》，還說像林黛玉這樣一個优雅的人，是不是講起話來也是“這款、那款”的，講得嚴梅和笑得不得了。

　　吳健雄在中央大學時代，還有几個特別相熟的女朋友。一個是念化學的朱汝華，她后來成為一位杰出的學者，也在美國有突出的成就。還有就是一位像是手帕交的女友，叫做董若芬。董由于和吳健雄是同鄉，兩人更是親昵，后來是一同結伴乘輪船赴美念書的。除此之外，還有一位很特別的女朋友就是曹誠英。曹誠英是胡适二嫂同父异母的妹妹，也是績溪人，比胡适小十歲，很有才華。

　　1923年，胡适到杭州西湖養病之時，与在杭州女子師范念書的曹誠英，有一段近水樓台的感情，由于曹誠英和胡适才情相近，發展出了一段很深刻的感情。

　　曹誠英為了這段感情，和父母安排成婚的丈夫离婚，而胡适受到太太江冬秀哭吵打鬧，沒能离婚，曹誠英身受打擊，發憤讀書，杭州女師畢業，考入中央大學農學院。吳健雄認識曹誠英時，曹在中大農學院任助教。

　　曹誠英對吳健雄很好，也許年紀大些，人生經歷也多得太多，因此曹誠英開玩笑地說，她是吳健雄和董若芬的外婆。中央大學的農學院是在鄉下，和校本部不在一起，不過曹誠英常來學校，而且常常都會做几道好菜，帶來給住在學校的吳健雄、董若芬、朱汝華等人吃。

　　胡适也到南京的中大來看曹誠英。有一次他問起曹誠英，說過去有一個好學生吳健雄也在中大，才知道曹誠英和吳健雄是好友。因此以后胡适來了，曹誠英燒几個菜給他吃，總是打電話一定要吳健雄去，吃過飯大家都要胡适寫几個毛筆字，然后坐著聊天，吳健雄也因此和胡适就更加熟悉了。

　　比起曹誠英情感波折的人生際遇，吳健雄确是一心定志地專注于她的學業，并沒有耗神分心于男女之情。

　　在中大4年時光中，吳健雄生活的重心，還是她的求知努力。在實驗室中，她一點一滴學習科學知識由實驗結果建立的過程，也了解到看似孤寂的實驗工作，事實上在世界上卻有著許多志同道合的同儕，其實是充滿興奮的。經由她的師長，像教光學的系主任方光圻，后來教授近代物理的施士元，吳健雄已慢慢超越了她身處的時空，加入了追尋宇宙奧秘的科學知識探索的隊伍。

　　另一方面，吳健雄也并未忘記她對身處環境的責任。在她進入中大一年后，中國東北爆發了日軍入侵的“九一八事變”，第二年又有日軍登陸淞滬的 “一二八事變”，一時間舉國沸騰，民情激憤。由這個時候開始，年輕學子游行示威行動，要求對日采取強硬態度，甚至不惜開戰之議，無日無之。

　　當時的中央大學，由于位在首都南京，更是學潮洶涌。

　　吳健雄不是一個激烈分子，但是由于她功課很好，不會被校方以課業不良理由退學，加上她父親一向支持革命，“一二八淞滬之役”，還加入幫助十九路軍的運輸，被同學認為她家里一定不會反對，因此也曾推舉她作學生游行請愿的領頭人。

　　吳健雄領頭的游行請愿，總是采取低姿態的辦法，她大多是領著隊伍避開外交部和報館的地區游行，有時則選擇放假以前游行。她說，由于同學歸鄉心切，無心戀戰，游行示威也不會延續持久。

　　有一回為了要求政府對日作戰，吳健雄和許多學生參加了一次游行請愿，夜里就在總統府的院子里靜坐。那一次是12月間，后來天空下起雪來，學生還是不肯散去，到很晚的時分，蔣介石終于來到學生群中，聆听學生要求對日作戰的要求，蔣介石以一口浙江口音，向學生解釋政府要考慮的困難，當然學生并不全然滿意，他也只得說將盡力而為，并要大家回去睡覺。

　　吳健雄在這個動蕩大時代的沖激中，益發領略了只有長遠地培養自己的力量，未來才能有走出困境的實力，因此在偶爾參加游行請愿之余，最大的心神，還是專注于對物理科學方面的學習。她的這种想法，也是當時對她有著极大影響的師長輩的多數中國知識分子們相當普遍的一种想法。

　　在這种埋頭學習向前進的气氛下，吳健雄中央大學的求知學習，也与時俱進，而且除了物理之外，她還在理學院旁听其它課程。快的，她在同學和師長間都得到极高的贊賞，同學間經常談論著一位物理系的女生吳健雄是如何地杰出，教授她的老師如施士元、方光圻，對她自是万分欣賞，都認為她前途無量。

　　1934年吳健雄由中央大學畢業，她還跟施士元作了畢業論文，畢業的成績出類拔萃。她先到浙江大學去當了一年助教。浙江大學當時吸引了不少年輕一輩學者，在學術上發展得很快，當時正在中國的英國學者李約瑟（j.needham），曾經譽之為“東方的劍橋”。后來在中國大陸發展核彈工作做出重大貢獻，并有“中國氫彈之父”稱號的物理學家王淦昌，1934年由歐洲回國，在山東大學短期任教后，便到了浙江大學；五十年代在美國研究工作得到諾貝爾物理獎的李政道，也正是王淦昌在浙大的學生。

　　吳健雄在浙江大學的一年中，王淦昌和李政道都還未去。到了快暑假時候，物理系的主任張紹中到吳健雄辦公室問她，要不要到中央研究院去工作，那時中研院理工實驗館位于滬西愚園路底，面臨風景清幽的兆丰公園，物理化學兩所，共占了一座建筑巍峨的四層大樓。一般要進物理所還要考進去，并不容易，吳健雄并不知道何人推荐她去，當然很高興地同意了。

　　那時物理所主任是丁燮林，指導吳健雄的是一位女研究教授顧靜薇。在吳健雄快去物理所時，顧靜薇一次偶然遇到當時在化學所研究的程崇道，還問她認不認識吳健雄，程崇道回答，“是的，我認識她，她是我們同學中的健者，智慧高，能力強，做事認真，性情和善。”顧靜薇心中也暗自慶幸，物理所物色到像吳健雄這樣优秀的人才。

　　吳健雄到了物理研究所，便和由美國密西根大學獲得博士回來的顧靜薇一塊工作。她們的實驗室分成兩間，大的是暗室，小的是討論室，這兩位有雄心的新女性，都想窺探原子內部的奧秘，她們計划在低溫下測定某种气体的光譜，因此花了許多工夫進行儀器裝置、气体的淨化和高真空獲得的工作，她們朝夕埋首于暗室中，几乎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

　　那時候顧靜薇大概還有教書工作，一周只會去一次，大多數時間都是吳健雄獨自在那工作，很像是現在許多博士研究生或博士后研究者的情形。

　　那時候物理所在午餐過后，大家可以小憩片刻，有人伏案小睡，有人會到兆丰公園里晒晒太陽散散步，而吳健雄不但經常連吃飯也忘記，等大家來找她，才由暗室摸索出來，揉著眼睛，報大家以微笑，甚至星期天也是這樣工作的。

　　由于那時吳健雄已決心要出國繼續念書，因此亦努力學習英文，當時指導她的顧靜薇，十分的鼓勵她，過去對她最為賞識的胡适，有一次來物理所，也特別找到她的實驗室去看她，令吳健雄喜出望外。

　　1936年7、8月間，吳健雄得到她叔叔資助出國的費用，准備到美國密西根大學去念書。她和同鄉的手帕交董若芬同行。

　　那時候越洋赴美，還沒有長程的客机，必須坐輪船。吳健雄便和董若芬一塊去買船票，她們原本打算買二等艙票，結果二等艙的票全賣完了，只剩下一個頭等艙票還空著。由于輪船去美一趟要兩個多禮拜，如果搭不上這班，下一班得再等一個月，恐怕就赶不上美國學校的開學了。吳健雄于是向輪船公司賣票的人說：“你為什么不把這個空的頭等艙，賣給我和朋友一起住，我們在二等艙吃飯，付二等艙的錢。”那人說：“這不可能。”吳健雄說：“為什么不可能，你回去問問你的老板。”

　　那天吳健雄回家告訴父親，父親也認為不可能。第二天吳健雄回去一問，那人說老板真的同意了，于是吳健雄和董若芬便以二等艙的票价，住進“胡佛總統號”輪船的頭等艙里，橫渡太平洋赴美念書。吳健雄說，其實她不喜歡頭等艙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那就是在頭等艙吃飯都要盛裝就位，實在太拘束了。

　　1936年8月里，吳健雄的父母家人親戚朋友，齊聚黃浦外灘給她送行。由于大輪船不能靠黃浦江岸邊，要用小船接駁送出去，因此大家在岸邊就告別了。

　　吳健雄還記得那天母親哭得很傷心，最疼愛她的父親和叔叔也十分不舍。本以為只是出國几年，很快就可以學得知識回家的，哪知道這一去就是37年的离別，她也再沒能見到至愛的雙親

　　　　　　　　　　　　　　柏克萊嶄露頭角

　　1936年8月，24歲的吳健雄到達美國加州舊金山時，她對這個國家只有一些耳聞的印象，她的老師胡适、顧靜薇曾經在美國念過書，在書報雜志上，她也知道了一些美國的風土人情，就像一個典型的中國知識分子，對于美國，對這個以中國字“美”為名的國家，她的印象是良好的。

　　1936年的美國，正處于其20世紀國力顛峰發展的起步，歐陸种族法西斯主義的暗潮，驅走了許多歐洲的住民，也驅赶出許多一流的知識大儒。吳健雄初抵的美國西岸舊金山，更是這個年輕國家向西拓展的新起之地，那种朝气勃發的气氛，令年輕的吳健雄興奮無比。

　　吳健雄本來只是在舊金山停留一個禮拜，探望她的一個林姓女同學，這位女同學的先生姓郭，當時正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任教，吳健雄去了，就住在這位女同學家中。原本她計划一周后便要繼續東行，到密西根大學去念書，哪里知道這一停留，竟使她改變了原本要去密西根大學的心意，在加州柏克萊留了下來。

　　吳健雄到加州大學柏克萊時，學校已經開學。當時學校中有一個華裔學生，是中國學生會會長叫victor楊，人很活躍熱心，他見到吳健雄，便告訴她說，剛好兩個禮拜前才來了一位中國學生，是念物理的，可以帶吳健雄參觀物理系，那位中國留學生就是袁家騮。袁家騮是清末重臣、民初一方人物袁世凱的孫子，不過當時吳健雄并不知道袁家騮和袁世凱的關系。

　　吳健雄在袁家騮的帶領下，參觀了建在一個小山丘起伏地形上的柏克萊校區。做過一些x光晶体衍射光譜實驗的吳健雄，看到柏克萊物理系各种不同的實驗，頻頻詢問之余，心中是無比的興奮。當然，最讓吳健雄印象深刻的，乃是當時由勞倫斯（e.lawrence）在柏克萊物理系萊康特館中建造起來的放射性實驗室，這個實驗室后來繼續發展擴大，而成為目前在柏克萊后山上的勞倫斯柏克萊實驗室。當時的放射實驗室，已經建成了一具37英寸的回旋加速器，對于這种可以用于加速帶電粒子，撞擊不同原子核，進行當時最熱門原子核實驗的奇妙儀器，吳健雄是欣羡莫名的。

　　當時柏克萊的物理系，雖然不像美國東岸的哈佛、耶魯、哥倫比亞等一些學校，有些悠久的發展歷史，但是卻吸引了一批年輕而頂尖水准的物理學家，像發明和建造回旋加速器的勞倫斯，當時才35歲。另外在物理系中，還有一位絕頂聰明的年輕理論物理學家奧本海默。

　　哈佛大學念化學畢業的奧本海默，1925年開始到英國和德國去游學，那正是歐洲量子力學發軔之時，他和波恩（m.born）、狄拉克（p.dirac）等一些當時最頂尖物理學家，有密切交誼。他的一流物理才分，他的尖銳言辭和喜好質疑，加上強烈的自我表現個性，使他1929年到柏克萊物理系任教后，很快成為一個傳奇性的人物，那時奧本海默28歲。

　　聰慧過人，對物理科學發展有著极佳眼界，又具強烈成就動机的吳健雄，很快就發現柏克萊物理系無可抗拒的吸引力，這正是她夢寐以求的探索科學知識之地。因此，她立即有了留在柏克萊，不去密西根大學的想法。

　　于是她便由袁家騮陪著，去見了當時柏克萊物理系的主任柏基（r.birge）。

　　盡管柏基對中國人和女性有偏見，顯然并沒有阻止他看出吳健雄超凡的物理才分，柏基深知要造就一個好的物理系，除了一流的老師，也要收一流的學生。因此，雖然學校已經開學，柏基還是特別破例接受吳健雄的申請，歡迎她進入柏克萊物理研究所就讀。

　　吳健雄在柏克萊停留下來，住進离學校不遠的國際學舍里，除了科學，她也努力學英文和了解美國事務。但是有兩件事，她卻一直保有中國式的品味，其中之一是衣著，吳健雄的衣著總是中國式的高領旗袍，另外一樣就是飲食。

　　吳健雄在國際學舍的頭一天早上，就對學生餐廳里的洋式食物极不欣賞，甚至連勉強填飽肚1子也不愿意。她放棄吃這种飯，決心要找到自己習慣的食物，到了下午，她在校園外一家小店里找到了春卷和茶，這是她可以習慣的食物。

　　吳健雄不多久便找到一個解決的辦法，經由一個朋友的幫忙，她找到一個中國飯館（tea garden），飯館老板很好，答應吳健雄可以只收美金兩毛五分錢供吃一頓飯，共有四個菜一湯，飯隨你吃，只是不能點菜，由老板看有什么給什么。往后吳健雄便經常到那里去吃飯，她總是拉著同學好友一塊去，有時人多，有時人少。像吳健雄和袁家騮，以及烏蘇拉和后來得了諾貝爾物理獎的蘭姆，這兩對后來結為夫妻的男女經常一塊去。一塊美金可以吃飽四個人，确實是經濟實惠的。

　　吳健雄到柏克萊沒有多久，對她賞識照顧有加的胡适，正巧到柏克萊來，那時柏克萊有一位馬教授，是胡适的好朋友，他請胡适吃晚飯，由于听說吳健雄是胡适的學生，所以請了吳健雄，胡适和袁家騮的父親袁克文，由于在上海是舊識，所以袁家騮也在座中。

　　那一回胡适和吳健雄談了許多，他了解到吳健雄在求學上的立志和決心，感到十分欣慰，第二天胡适還寫了一封長信給吳健雄。這封對吳健雄多所期待和勉勵的信，多年后胡适去世后，吳健雄寄給了胡适夫人，現存于台灣南港的胡适紀念館中。

　　吳健雄在柏克萊物理所的前兩年，是和同學一塊上課，大約有十五個人。她的同學中有一些人后來做了相當重要的工作。譬如后來在芝加哥市郊一手創建起美國最重要的高能物理中心費米國家實驗室的威爾森。

　　還有像渥科夫（g.volkoff），后來做了加拿大物理學會會長、加拿大國家科學顧問，對加拿大的物理發展貢獻很大，是加拿大最知名的物理學家。

　　吳健雄在柏克萊念完一年，成績相當的好，第二年到了，吳健雄不要叔父繼續供她讀書的錢，便想向學校申請獎學金。那時候美國對東方人是很歧視的，過去也從沒有給過東方學生獎學金，系主任柏基怕董事會有意見，因此只能給吳健雄和袁家騮錢數較少的助讀金（reaoecship）。

　　袁家騮于是轉向在加州南方洛杉磯的加州理工學院申請，結果得到校長密立肯親自來電報說要給袁獎學金，并要袁家騮立即回复。袁看机會很好，就立刻回复接受，這還引起柏克萊物理系主任柏基很大的不快。

　　吳健雄繼續留在柏克萊物理系，繼續認真地上課求知。由于她的才分出眾，勤奮努力，加上外貌嫵媚气質高雅，個性又開朗率真，在物理系師生間成為一個明星人物，物理系的男同學都眾星拱月般地仰慕她，公認她是系花美女，其中有好几個人追求她，他們甚至將她的姓名“吳”發聲作“嗚”，半開玩笑地唱在一首情歌中。

　　頭兩年的一般課程上完后，吳健雄要開始准備她的博士論文報告，也就是說她要開始找一個指導的教授，選定一個實驗題目，開始為她將來要長久從事的科學實驗工作，取得一個合格入門的資格。

　　吳健雄由于物理才分本就不凡，加上以前在上海的中研院物理所做過x光晶体衍射實驗，對于需要相當經驗才做得好的物理實驗，可說已有一些根基。因此，當時在柏克萊放射實驗室任主持人的大科學家勞倫斯，一開始就是她名義上的指導老師。

　　而實際上指導吳健雄做實驗的，是一位20年代跟隨大科學家費米（e.fermi）在羅馬做出一些有名原子核實驗工作的塞格瑞。塞格瑞在物理上的早期經驗和后來他在歐洲的游學研究，使他當時已經是一個相當有份量的物理學家，因此雖然一開始在柏克萊他并沒有正式教席位置，薪水也是由洛克菲勒基金會支付，但是卻馬上有不少的合作者。

　　1938年，吳健雄正式開始其后來成就斐然的原子核物理實驗之時，這個科學領域正是一個燦然大起的局面，延續自這個世紀初期以來的許多進展，使原子核物理達到一個空前的盛況。

　　1938年吳健雄的頭一個實驗工作，由勞倫斯指導，題目是探究放射性鉛因產生β衰變放出電子，而激發產生出兩种型態x光的現象。這個工作与當時已相當出名的科學家如烏楞拜克（g.uhlenbeck）、貝特（h.bethe)和海特勒（w.heitler）的理論工作，有著直接的關系。對于原子核物理來說，恐怕沒有什么事情會比1938年底鈾原子核分裂的發現，來得更令人震惊了。1939年1月這個消息由科學期刊正式公開之后，全世界在這一領域的科學家，都迫不及待地開展相關的實驗工作。

　　1939年吳健雄由塞格瑞指導進行的實驗，也正是研究鈾原子核分裂的產物。在這一系列的實驗工作中，對吳健雄而言，可以說有兩大重要意義。其一是這些實驗雖有塞格瑞指導，但是大多數是吳健雄獨立完成的，另外則是其中的一項結果，對于后來美國造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划”提供了關鍵的貢獻。

　　吳健雄一開始的實驗工作，便有著她后來普受贊賞的風格和特質，是精确而細致的，因此無論是她名義上的指導者勞倫斯，或是實際和她一塊工作的塞格瑞，對她都极為贊賞。

　　她經常在實驗室中工作到很晚，由于系里擔心她一個人半夜里走回國際學舍的安全，因此便要另外一位也經常在實驗室中工作到很晚的同學威爾森，開他的老爺車送吳健雄回去。因此，每天清晨三、四點鐘，威爾森便會繞到吳健雄的實驗室說：“吳小姐，你回家的時候到了。”

　　威爾森是吳健雄同學中相當有才分的一個實驗科學家，也是吳健雄的愛慕追求者之一，他平時徹夜在實驗室的工作，以及暑假里回怀俄明州老家打工賺學費的作為，都令吳健雄印象深刻，也覺得美國學生獨立精神确實不同。

　　吳健雄是1940年得到博士學位的。她的研究論文就是前面提到的兩項研究，這兩項研究不但都寫成論文，發表在國際上最重要的《物理評論》期刊上，實驗結果在科學上也都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吳健雄得了學位之后，繼續在柏克萊做了兩年博士后研究。她的實驗工作是研究鈾元素的分裂產物以及一些元素的放射性同位素，因此經常要利用回旋加速器撞擊靶后產生的中子束。那時勞倫斯為了得到支持建造回旋加速器的經費，總要強調加速器應用在治療癌症方面之功用，因此也确實有一些病人在接受照射治療。吳健雄通常總是早上六點就去，等病人一停止治療，她馬上就開始工作。

　　吳健雄在原子核分裂和放射性同位素方面的杰出工作，當時已經使她成為奧本海默等許多大科學家口中的“權威專家”，經常被請去在討論會上，講這方面的一些專題。甚至后來有人請塞格瑞去講核分裂時，他都要向吳健雄借她演講的資料去用。

　　還有一回塞格瑞拿了一個經過中子照射的東西給吳健雄看，問她：“你看這是什么？”吳健雄就去量了一下，立即判定是銠（rh），結果塞格瑞拿來的真是銠。塞格瑞在他1989年去世以前，曾經將一塊東西交給一直留在柏克萊的吳健雄的同學赫姆霍茲，這個東西就是那塊銠。吳健雄專心致志于科學研究，但是她也并沒有忘記自己出國的目的。中日戰爭爆發后，她曾經想過是不是要回到中國去，后來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航路郵件斷絕，更使她望斷鄉關。也許是她的心根深于中國，有時在和外國好友談話時，她會不自覺說起中國話來，而她濃重上海口音的英文，有時亦不易听懂，說話中也不時把“他”和“她”弄混了，不過她書寫的英文，确是相當流暢典雅的。吳健雄最出名的一個故事，是有一次她演講時太過投入，居然將物理公式像中國字一般，在黑板上由右向左寫出來。毫無疑問，這時吳健雄已經是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一個傳奇人物，當地的報紙都有專文報道，中國國內也有了她是“中國居里夫人”的說法。

　　這時候的吳健雄，已經是科學上一顆耀眼的明日之星了

　　　　　　　　　　　　　　　青春与愛情

　　年輕時代的吳健雄，不是一個言行高放的女孩，但是在她沉潛慎言的行止之下，有著一顆熱情熾熱的心；對人生、對未來、對自己和愛情，她都是充滿憧憬而且期許很高。

　　在中央大學時和吳健雄相識，并且成為終生摯友的著名已故女畫家孫多慈女士，在她寫的一篇文章中，就曾經對吳健雄有如此的描述：“遠在民國20 年即1931年，我們同在南京中央大學讀書，那時的健雄是一個嬌小玲瓏，活潑矯健的女孩子，她是江蘇太倉人，一雙神采奕奕的眸子，靈巧的嘴唇，短發，平鞋，朴素大方但剪裁合身的短旗袍。在兩百左右的女同學中她是顯得那樣地突出，當然她也是一般男孩子的追求目標，不僅男孩子，女孩子竟也有人為她神魂顛倒呢。”

　　這一個巧目盼兮，令女孩子都神魂顛倒的女孩吳健雄，倒沒有因本身引人的條件，而放情于男女愛戀之中。當然，不談戀愛并不代表吳健雄沒有憧憬愛戀的少女情怀。事實上，在她進中大的早一年，也就是她由蘇州第二女子師范畢業到上海念中國公學之時，她的青春情怀中，确實曾經受到一位年輕博學、當時已名滿國內學者的沖激而心生仰慕之情，這位學者便是胡适博士。

　　吳健雄對胡适的仰慕情怀，及至后來胡适對吳健雄的激賞和照顧，都沒有超過他們師生的情誼，但是以當時年僅十七歲吳健雄的人生經驗來作衡量，加上再看后來她和胡适來往的信函，毫無疑問，這一個因師生而起始的情誼，對于青春時期吳健雄在愛情方面的啟蒙，以及往后她在愛情方面抉擇的趨向，無疑是有著相當重要的影響的。

　　學生對老師知識才情的敬佩，當然并不足以論定，吳健雄對她的适之老師，有著超乎師生之外的愛慕之情。不過，坊間公開的一些記敘文字，也曾說到吳健雄和胡适的師生情誼，談到他們彼此的通信，以及胡适對吳健雄的特別關照；或許是這些記敘，或許是一般總喜歡把才情出眾男女相提并論的人情之常，使得吳健雄和胡适的交誼，給予人們許多想像的空間，甚至在中國大陸還出版過一本小說，叫做《第二次握手》，講述一位著名女科學家和一位知名學者之間的故事，而許多看過這本小說的人都知道，書中的主角，其實就是影射吳健雄和胡适二人。

　　當然，那本小說故事中的內容，并沒有事實的根据。在吳健雄和胡适的交誼中，雖然他們确實曾經通信，吳健雄在上海的中研院工作之時，以及后來赴美留學，胡适也都曾經探視過她，對于吳健雄确實是相當照顧。但是，已有家室而且律己嚴格的胡适，并沒有對吳健雄表露過超出老師對弟子關愛以外的感情。吳健雄的行止，雖然處處表現弟子之禮，不過以她當時的年紀和人生經歷，衡度那時的社會風气，在吳健雄純稚熱烈的少女情怀中，無疑是有著一份愛慕之情的。

　　吳健雄真正的愛情故事，是1936年她由中國上海坐船到美國加州舊金山，決定留在柏克萊念書后才開始的。

　　就是在那一年8月里一天的下午，吳健雄初次見到了袁家騮。袁家騮帶著吳健雄到物理系一參觀，改變了吳健雄原本的東去計划，留在柏克萊念書，也和袁家騮成了同學。

　　袁家騮是早三個禮拜到舊金山的。他离開中國赴美念書，買的是一張三等艙的船票，除了有獎學金之外，身上只有40元美金，袁家騮在三等艙中搖晃了16天，船才由天津到了舊金山。這一段時間，三等艙的伙食都是吃腥味很重的臭魚，袁家騮吃不太下那种伙食，卻也舍不得花錢去吃要一塊錢一碗的粥，因此 16天下來，他足足瘦了20磅。

　　袁家騮雖出身世家，但是由于父親袁克文是袁世凱的庶出儿子，早歲就因作“絕怜高處多風雨，莫到瓊樓最上層”詩文，微言諷諫洪憲帝制而遭軟禁，加上大伯袁克定野心很大，所以袁克文只有遠离北平，在天津、上海与文化人士往還；母親則帶著袁家騮和兩個哥哥及妹妹，在河南安陽鄉下過日子，他們家中雖然衣食不愁，但确實說不上世家的富裕。

　　袁家騮說，他們每到過年，總要到北平去給大伯行禮。他大伯是個很守舊老派的人，小孩見面不但得穿戴整齊，還要叩頭跪拜，所以袁家騮不但有些怕他的大伯，也不喜歡去北平見面，只是家中許多開銷還是仰賴大伯支付，有時亦是不得不去的。

　　也由于如此，袁家騮自幼一直是在老家安陽念書。13歲才到天津南開中學求學，一個月后，再轉入英國倫敦傳教會辦的新學書院。袁家騮在那接受了不錯的科學啟蒙教育，由英國劍橋大學一位哈特博士親授物理，他的舅舅則給他數學啟蒙，1928年，他考上工商大學念工程學。

　　1930年袁家騮轉到燕京大學念書，又受到中國著名理論物理學家謝玉銘的教導。袁家騮當時對無線電很有興趣，還在課余搞無線電通訊。1932年他由燕京畢業，再人研究院念了兩年，1934年得碩士學位。

　　畢業后，袁家騮在唐山開灤煤礦待了一年。那時的燕京大學校長，后來還做過美國駐華大使的司徒雷登，由于也喜好搞無線電，所以和袁家騮熟識。他知道加州大學柏克萊有一個獎學金，問起袁有無興趣，這便促成袁家騮在1936年的赴美求學。

　　袁家騮由于自幼勤奮努力，所以養成節儉習慣，他赴美念書雖沒帶多少錢，但是他得到的那個國際學舍獎學金，可以免繳學費，加上管吃管住，使他并沒有后顧之憂。袁家騮由于勤勞有禮，許多事都樂于助人，東西坏了也由他動手修好，很得到他們居住的國際學舍主任的欣賞，這些事也給他的同學吳健雄留有很深的印象。

　　吳健雄進了柏克萊的物理研究所念書，也和袁家騮同班上課，一同念書。吳健雄由于才貌出眾，在物理研究所一大批研究生當中，受到許多人的愛慕，除了袁家騮之外，可以确定十分仰慕她并且追求她的同學，至少還有兩位，其中一位便是后來在美國高能物理界享有盛名，創立美國費米國家實驗室的威爾森。

　　在威爾森的記憶中，那時的吳健雄是出色而迷人的，她總是穿著中國式的高領旗袍，十分正式。威爾森說，在他們住的國際學舍中，几乎每一個人都被她吸引。

　　吳健雄在穿著和外型上，雖然展現的都是女性的柔媚之美，但是在個性上，她相當開朗，和男同學一起，毫不忸怩作態，以當時30年代，特別是以一個中國女性來說，吳健雄的行止，确實是相當不同的。當時還是眾多愛慕者之一的袁家騮也記得，吳健雄個性相當爽快，有時她和袁一起在圖書館看書留到很晚，也并不在乎。

　　吳健雄在柏克萊研究生的生活，一般是相當單純的，她對于念書和上課，相當的認真，是標准的好學生，而在与同學好友的交往中，她也是相當熱情而好客的。

　　1941年，吳健雄已得到博士學位，開始在柏克萊加州大學物理系做博士后研究。那年的5月初，她作了一次東岸之旅。

　　吳健雄自1936年來到美國，一直潛心于念書和實驗工作，對美國其他地區并沒有多少了解。因此她的指導教授，也是美國著名的大物理學家勞倫斯，便建議她到美國東岸看看，也順道一路上領略美國各地的風光和民情。

　　在勞倫斯和好友瑪桂特的安排之下，吳健雄在那年4月間，坐火車由舊金山出發，橫越美國大陸，穿過洛磯山脈大峽谷，到芝加哥、圣路易，5月間到達美國首都華盛頓。后來并也到了紐約、波士頓等好几個地方。一路上，吳健雄參觀訪問美國著名的大學，見識美國物理界的各方人物，這使得她的學養益丰，眼界大開。另外她還到美國好些個著名的古跡，進一步認識美國的傳統和歷史。

　　那次東岸之行中，她在華盛頓參加了美國物理學會的年會，那次年會，吳健雄在柏克萊的老師，包括大科學家奧本海默、勞倫斯、直接指導她做實驗的塞格瑞也都与會。在這些遠來開會人所住的飯店，吳健雄介紹這些十分賞識她的大物理學家，和在中國最賞識她的胡适老師見面。

　　當時，胡适正是中國的駐美大使，由于國內對日作戰正烈，胡适在美折沖游說，工作十分繁重，日程极端忙碌緊湊。但是，在寫給阿蒂娜的一封信中，吳健雄告訴她的好友說，剛由英國飛回華府的胡适，還是想辦法抽空和她共進了几次早餐。

　　其實這一趟的東部之行，除了領略美國的風土民情，見識各地的科學人物，她私衷里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要和她最敬仰的胡适老師，談談她終身的感情抉擇。吳健雄在這次東岸之行中，确實由胡适那里得到一些對感情和婚姻選擇的建議。

　　吳健雄雖然在柏克萊物理系受到眾人喜愛，追求的人也不少，但是真正和吳健雄來往約會的男友，除了后來成為她終生伴侶的袁家騮之外，另外還有一位名叫史丹利·法蘭柯（stanley fran kel）的年輕人。

　　吳健雄和史丹利交往的机緣，是起自他們同在加大柏克萊物理研究所念書之時。史丹利在研究所中是跟隨奧本海默一塊工作的理論學家，他有著猶太血統，是一位相當聰明的年輕科學家。

　　吳健雄曾經和他單獨出游，他也曾經教吳健雄開汽車。這都是戀愛中的年輕人之間，相當尋常的事情。當時的另一位追求者袁家騮在1937年去了洛杉磯地區的加州理工學院，雖然兩人還有來往，但是由于時空的距离，有一陣子，他們的情誼是比較疏遠了一些。

　　到了1940年以后，吳健雄和袁家騮的感情漸趨穩定。与吳健雄同住國際學舍的一位中國女同學徐靜儀就記得有一次，吳健雄到加州理工學院去和袁家騮見面，史丹利大概心情不好，跑來找徐靜儀去喝酒，結果坐在一個酒吧里，史丹利也沒有說什么話。徐靜儀不會喝酒，不過心中一直犯嘀咕，因為她知道吳健雄和史丹利是好朋友，怕吳健雄知道他們去喝酒會不高興。

　　1941年8月間，吳健雄在寫給她最要好的女友阿蒂娜的信中，說起了當時她和袁家騮的關系。吳健雄和阿蒂娜那年計划在暑假中要去离舊金山不遠，風景秀麗的太浩湖度假。吳在信中說“在假期中，我希望利用整個上午來念書，只有下午稍晚和晚間才和你一起，不知你介不介意”。“袁先生十分想見我，但是我實在分身乏術。如果你不介意，也許我們可以請他和我們一塊度假，他确實是一個相當沉靜不多話的人”。在信尾吳健雄也把袁家騮的地址給了阿蒂娜，讓阿蒂娜去約袁一起來度假。

　　對于吳健雄的選擇，她的好友是一致支持的。阿蒂娜在太浩湖一看到袁家騮，就對吳健雄說：“基基，這就是适合你的人。”她一直認為袁家騮穩定可靠，吳健雄作了正确的選擇。瑪桂特也一直認為，袁家騮是吳健雄的合适伴侶。

　　吳健雄和袁家騮是在加州理工學院所在的洛杉磯帕沙迪納結婚的，日期是1942年5月30日，一個星期天，這一天也正好是吳健雄陽歷30歲生日的前一天。

　　婚禮是在袁家騮的指導教授密立肯家中舉行。密立肯是因測量出電子的帶電荷而獲得諾貝爾獎的美國大科學家，當時是加州理工學院校長，因此有一個很大的住宅。由于時值二次大戰，加上美日太平洋戰爭也已爆發，吳、袁兩人在中國的親人都不能來參加，因此婚禮由密立肯替他們主婚，由一位也是名牧師的加州理工學院教授索瑞斯替他們主持婚禮儀式。

　　婚禮簡單而隆重，正是吳健雄和袁家騮希望的樣子。婚禮之后，密立肯太太特別為他們在大宅的花園中，舉行了一場婚禮晚餐宴會，吳、袁二人在美國的許多同學好友，都來出席盛會。當時也在加州理工學院求學，擔任中國同學會會長，后來在中國發展導彈衛星計划中，有著最大貢獻的錢學森，還替他們的婚禮拍了一部八厘米的電影。

　　吳健雄和袁家騮結婚后，在洛杉磯稍南一個叫拉姑納海灘（laguanabeach）的海濱，度了一個禮拜的“蜜月”。

　　度完蜜月，袁家騮就到東岸rca公司從事國防研究工作，以他當時所學，大概是無線電相關的領域，吳健雄也接受了東岸史密斯女子學院的約聘。

　　那段初到東岸的日子，吳健雄在史密斯學院教書，并沒有研究工作可做，她十分思念在加州的老友，經常寫信給她最要好的女友阿蒂娜，在那些信中，可以看出吳健雄新婚伊始的生活相當快樂，和袁家騮感情也分外甜蜜。

　　1942年9月19日，吳健雄在寄給阿蒂娜的信中，有一段如此說道：

　　“在三個月共同生活中，我對他（袁家騮）了解得更為透徹。他在沉重工作中顯現的奉獻和愛，贏得我的尊敬和仰慕。我們狂熱地相愛著。”

　　　　　　　　　　　　　由核分裂刻曼哈頓計划

　　原子彈的制造，是出自一個被稱之為“曼哈頓”的科學計划，這個在美國開始，并改變人類歷史的科學計划，集合了當時同盟國許多第一流的科學頭腦；在這些投身計划的科學精英當中，也有一位杰出的中國物理學家，那就是吳健雄。

　　吳健雄的參与“曼哈頓計划”，值得一提的，不只由于她當時是一位外籍的女性科學家，尤其特別的是，她在“曼哈頓計划”中參与的工作，并非尋常普通，而是相當關鍵的部分；這一方面由于她在原子核物理研究上，一開始便有极其重要的成就，另一方面也由于“曼哈頓計划”的主持人，有美國“原子彈之父” 稱號的大科學家奧本海默，對吳健雄這個曾經是他學生的物理新秀，特別賞識的緣故，也就是這個緣故，吳健雄才能以一個初到美國不過几年，不具備美國國籍的外國人身份，得到特殊的保密許可，參加如此机密的一個國防科學計划的核心工作。

　　吳健雄參与“曼哈頓計划”的故事，應該從1936年她由中國乘船越洋，到美國進入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念書說起。

　　吳健雄初抵柏克萊之時，正是物理科學在原子核研究方面大放异彩的年代。早几年的几項科學大發展，使得原子核物理成為當時最具挑戰的前沿科學領域。

　　1939年1月16日，麥特勒和費許討論原子核分裂的文章，正式出現在英國《自然》雜志上，原子核分裂于是也成了舉世震惊的公開秘密。

　　原子核分裂一經發現，舉世的科學家紛紛投身進行這項研究；吳健雄和塞格瑞也是在這個時候，開始利用柏克萊的回旋加速器，進行中子撞擊鈾原子核，并分析其產出物的實驗。他們的實驗由1939年做到1941年，得出許多重要的結果，實驗起初雖然多是塞格瑞的想法，但是后來的許多工作卻是吳健雄獨力完成。

　　在那段時間中，吳健雄自己獨立地在鈾原子核分裂產物碘中，觀察并且确定出兩种放射性惰性气体氙的半衰期、放射數量和同位素數量。吳健雄的工作使得由東岸回來的塞格瑞大為激賞，認為她已經是可以獨立做出一流工作的杰出實驗物理學家。

　　吳健雄在實驗得到結果后，也立即寫了一篇報告，列了塞格瑞和她的名字准備在物理期刊上發表。塞格瑞看到那篇論文，刪去了自己的名字；后來這篇文章便以吳健雄一個人的名字，刊登在美國最有地位的《物理評論》之上。

　　1939年初始，几位在美國的大物理學家，對于核子分裂的知識，應不應該像一般科學知識一樣公開的流通交換，有著不同的意見。像匈牙利裔的犬科學家齊拉（l．szilard），就堅持主張核子分裂的知識應該保密；費米由于從計算中認為，核子分裂產生足夠中子而引發連鎖反應，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原本反對保密。

　　他們的這些爭論，都被4月22日刊登在英國《自然》雜志上的朱立奧和艾琳·居里的一封信給統一了。朱立奧和艾琳·居里兩人證實每一個核分裂，平均可以產生三個半中子，這也就是說，核分裂的連鎖反應是可能的。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歐陸戰局日漸吃緊，占据优勢的德國對于最早在柏林發現的核分裂反應，也表現出不尋常的興趣，因此這個時期中，在美國進行原子核分裂的科學家，都心照不宣地將一些最敏感的實驗結果保密。像吳健雄和塞格瑞做出來的，關于鈾原子核分裂出產物的實驗結果，雖然1940年間也在兩篇論文中發表，但是其中一些有關分裂連鎖反應，也就是和制造原子彈最密切相關的知識，則是等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才在另一篇論文中發表。

　　那時候在柏克萊的物理系，理論方面以奧本海默為其翹首，聚集了一批當時最聰明的科學頭腦，這些科學精英不但是后來美國成功制造出原子彈的生力軍，也是造就戰后美國科學的精英。

　　這些科學英才在每個禮拜一晚上，都會聚在萊孔特館底層的圖書館，進行一次討論會；這些討論會有時是奧本海默報告他的新理論，有時則由一個年輕科學家報告他的實驗結果。

　　有一天，在柏克萊的物理學家想听听原子核分裂的新發展，奧本海默知道吳健雄在這方面很有認識，便請她來講，吳健雄先講了一個小時關于原子核分裂的純物理，然后她提到連鎖反應的可能。接著她說“現在我必須停下來，我不能再講了”。這時吳健雄看到在座上听講的勞倫斯哈哈大笑，還回頭看看坐在后面的奧本海默，奧本海默也笑起來，因為他們知道吳健雄的意思。雖然吳健雄的演講沒有說出下文，但是她的實驗工作卻并沒有停止。

　　對于當時方始起步的原子核分裂發展，吳健雄不但因為自己做了許多研究而有深刻認識，她還把當時許多新發展綜合整理，因此她的演講相當深刻精彩，后來有人要塞格瑞去演講核分裂時，他都得向吳健雄借演講資料去用。奧本海默對于吳健雄在核分裂方面的深刻知識，也十分清楚，每次開會討論核分裂及原子彈相關問題時，他總是會說：“去叫吳小姐來參加，她知道所有關于中子吸收截面的知識。”

　　由于當時吳健雄在柏克萊的研究有相當杰出的成就，因此在中國已經有了她是東方居里夫人的說法。1941年4月26日，柏克萊所在地奧克蘭郡的《奧克蘭論壇報》刊出一篇報道，標題是“嬌小中國女生在原子撞擊研究上出類拔萃”，標題下刊登了一張相當大的照片。照片中的吳健雄明眸皓齒，聰慧秀麗的臉上，透出自信堅定的神情，相當迷人。

　　這篇發自柏克萊的報道中說：在一個進行原子撞擊科學研究的實驗室中，一位嬌小的中國女孩，和美國一些最高水准的科學家并肩工作。

　　這位年輕的女性，就是新近加入成為加州大學物理研究所成員的吳健雄。吳小姐，或者更恰當地稱呼她吳健雄博士，外表看起來會以為她或許是一位女演員，一位藝術家，或者是一位追尋西方文化的富家女。

　　在陌生人面前，她顯得害羞而沉默。但是在物理學家和研究生面前，她卻是自信而机敏的。

　　接著報道說到有一天她在物理學家面前，講述原子核分裂的新近發展；文章中說吳健雄在黑板上由后往前倒著寫出一個物理公式，令大家印象深刻。

　　那時候，同盟國的科學家雖然已經在討論原子彈的可能，但是還沒有正式開始進行制造的工作。后來由于同盟國在戰事中一再失利，德國又開始禁止由他們占領捷克鈾礦區的鈾礦出口，使得同盟國意識到，德國可能已經在認真進行原子彈計划。

　　不久，一位德國科學家傅吉（siegfried flugge）出人意料地在德文科學期刊上，公開發表了一些德國核分裂研究的新近成果。這位科學家本來是故意突破當時德國尚未完全開始的信息封鎖，讓同盟國得知德國研究近況，但是同盟國科學家反倒因而誤認，如果德國能夠發布這么多資料，那么他們真正的發展情況，恐怕還要更加先進，這就更加促使美國原子彈計划開始醞釀產生。

　　匈裔科學家齊拉于是決定采取一些行動。首先他認為要能控制比屬剛果的鈾礦，于是請求和比利時皇家熟識的愛因斯坦幫忙，愛因斯坦欣然同意。接著他和銀行家沙克斯（a．sachs）共同具名擬就一信，准備敦促羅斯福總統在美國進行原子彈計划，為了增加這封信的分量，他們也要求愛因斯坦共同具名，愛因斯坦同意了。這一封有愛因斯坦共同具名的信函，确實是促成原子彈計划的一個關健因素，而這件事到戰后曾引起愛因斯坦相當的后悔。

　　1942年6月，美國的原子彈計划正式開始，由于計划總部開始設在紐約市曼哈頓區，因此就叫做“曼哈頓工程區域計划”。首先計划是由馬歇爾將軍（general g.marshall）擔任主持人，但是不久便由顧伏將軍（general l.r.groves）負責其事，而后來這個計划的科學主持人，便是奧本海默。

　　這個時候，吳健雄和袁家騮剛于5月底在洛杉磯帕沙迪納結婚。他們在加州度完短暫蜜月后，袁家騮應聘加入rca公司戰時的雷達發展工作，吳健雄也一同到美國東岸，應聘在波士頓附近專收女生，相當有名的史密斯學院擔任助理教授。

　　吳健雄在史密斯學院教了一年書。1943年，她轉到普林斯頓大學擔任講師，給一些參与國防計划的軍官講授物理學。1944年3月開始，吳健雄進入哥倫比亞大學任資深科學家，并且獲特殊的保密許可，以一個外國人身份，參加當時美國最机密的、制造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划”。

　　1944年美國原子彈計划已進入相當成熟的階段，科學家對于這樣一种威力惊人的炸彈，已有了肯定的認識。那時比較關鍵的問題，一是如何濃縮鈾元素，并使其達到臨界質量，另外則是有效引爆的技術問題。吳健雄在哥倫比亞大學參与的工作，就是濃縮鈾的制造，不過她的工作主要是在發展十分靈敏的γ射線探測器。

　　“曼哈頓計划”那時的重心，是在新墨西哥州一個小城圣塔菲外不遠的洛斯阿洛摩斯實驗室，顧伏將軍和奧本海默都在那里坐鎮主持。洛斯阿洛摩斯實驗室主要是進行原子彈本体的計算、模擬和制造引爆技術發展。

　　另外在芝加哥新成立的冶金實驗室，由當時已得諾貝爾獎的費米和匈裔科學家齊拉和威格勒（e．wi）几位頂尖科學家，領著許多當時最聰明的年輕物理學家，建立起一個原子反應堆。反應堆一方面用來實驗可以控制的核分裂連鎖反應，這是和平用途的著眼；另一方面則是生產可用作原子彈原料的一种新的可分裂元素鈽(plutonium)。

　　吳健雄在哥倫比亞大學參与的鈾元素气体擴散制程，是在离哥大北方十几條街的136街、一個向汽車公司租來的房子中進行的。另外還有一個實驗室，則是在哥大學校里著名的普平物理實驗室。那時候吳健雄是在哥倫比亞大學中，一個以“特殊同盟材料”為代號的計划中工作，這個計划主持人叫鄧宁（j．dunning），吳健雄是在黑汶斯（w．havens）手下做事，合作的還有多年后獲得諾貝爾物理獎的阮瓦特。進行制程的則有重氫的發現者尤瑞和莫菲（g．m.murphy）等人。

　　那時候在哥大代表國防部的軍方人士，是尼柯斯上校（colonel．k．d．nuchols），他就像是在洛斯阿洛摩斯的顧伏將軍，負責這個國防計划的許多行政事宜。

　　1944年9月27日費米在華盛頓州漢福得建立的反應堆，如期開始運作，原子核連鎖反應開頭進行得很好，但是几個小時便停止了。只不過這個停下來的反應，過了几個小時又再開始進行。由于觀察到這种現象是与時間相關的一种變化，主持者費米和揮勒（j．wheeler）于是怀疑，是核反應中的某种產物，會吸收大部分中子而造成反應停止。

　　吳健雄的老師塞格瑞便告訴他們說，“應該去問吳健雄！”因為塞格瑞知道吳健雄在中子吸收截面方面，做過相當深入的研究。于是他們就打了電報到紐約來。

　　尼柯斯上校接到電報，就去找吳健雄，他說：“吳小姐，我接了個電報，費米和塞格瑞希望要你在柏克萊作實驗結果的那篇文章，你可不可以給我。”

　　吳健雄和塞格瑞本來已商議好了，那篇實驗結果文章雖然在《物理評論》發表，但其中關鍵結果，則要等打完仗才發表的。以她說：“除非費米、塞格瑞親口告訴我，我不能給你。”

　　尼柯斯上校沒辦法，只有去找理論組組長莫菲教授。莫菲還約了和吳健雄熟識的黑波斯一起來看吳健雄。他說：“吳小姐，你和我很熟。尼柯斯博士對我們很幫忙，現在洛斯阿洛摩斯要這個資料，是不是可以給他們。”

　　吳健雄于是在黑波斯作保守秘密的保證之下才同意提供那篇實驗結果的數据。由尼柯斯開車送吳健雄回到她的公寓，文章早打好了。吳把文章交給尼柯斯，再轉送到洛斯阿洛摩斯去。

　　吳健雄這篇關于鈾原子核分裂后，產生的氙气對中子吸收橫截面的資料，對于“曼哈頓計划”的順利進展，有相當大的貢獻。

　　1945年7月16日，在新墨西哥州的一個沙漠中，人類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它惊人的威力，使人目盲的閃光和巨大的蘑菇狀云層，象征一個新時代的降臨。三個禮拜之后，投在日本廣島和長崎的兩顆原子彈，終于促成了二次大戰的結束。

　　原子彈是20世紀科學家協同努力的產物，它所展現的悲慘毀滅景象，不但使世人惊駭，許多參与計划的科學家，也有屠殺生靈的罪疚。但是，在美國發展原子彈之時，德國也在進行類似計划，這些科學家認為，如果不搶先完成，万一納粹德國得到成功，恐怕是更大的一場浩劫。

　　有人以為，吳健雄對“曼哈頓計划”的貢獻，對中國有著難以估量的重大貢獻。因為，日本的提早投降，使得中國戰場上少犧牲了不計其數的中國人。

　　吳健雄對于有人問起她做原子彈之事，心中是有著傷痛的。談起原子彈的摧毀性，她也极其痛心。她會用近乎懇求的口吻回問：“你認為人類真的會這樣愚昧的自我毀滅嗎？不，不會的。我對人類有信心。我相信有一天我們都會和平地共處。”

　　　　　　　　　　　　　　對稱性草命（一）

　　1956年12月24日，美國首府華盛頓dc下起了大雪，風雪使得杜勒斯和國家兩個机場關閉，許多來往華盛頓——紐約間的旅客，都涌向華盛頓的聯合車站，改搭火車回紐約。

　　那天夜里，一位身形嬌小的中年東方女性，也擠在人群當中，獨自買票坐上當晚開往紐約的最后一班火車。她的服裝行止，都沒有引起其他旅客特別的注意。

　　其實，也許他們是該注意她的。因為，這位女士在當時不僅已是世界物理學界相當出名的一位實驗物理學家，而且她的這趟旅行，對人類科學的歷史，也有著特別不同的意義。原因是她這次帶回紐約的實驗結果，使得20世紀的物理進展，發生了革命性的重大改變。這位女性科學家就是吳健雄。

　　吳健雄的實驗結果，使1957年成為中國人在人類近代科學進展歷史中，具有特殊意義的一年。就在這年，首次有兩位中國科學家，以革命性的深邃理論成就，得到了在世界科學上有至高地位的諾貝爾物理獎。這兩位中國物理學家就是目前在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任教授的楊振宁博士，和紐約市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李政道博士。他們對于長久以來科學家一直深信的一個科學觀念——宇稱守恒定律，提出了大膽而革命性的質疑。他們的質疑由于最先得到吳健雄實驗結果的明确佐證，而成為物理科學上一個新的觀點。他們兩人也因而得到諾貝爾獎的殊榮。

　　宇稱守恒原本是研究物理的人一致相信的原理之一，要對這個物理上相當基本的原理發生怀疑，是非比尋常之舉。因此盡管由于奇异粒子在實驗中顯現出不可解的現象，引起對于宇稱守恒諸多質疑的討論，但是到最后卻并沒有許多人真正深入地去探究。

　　最后向這個原理提出挑戰的楊振宁以為，由于時間和空間的對稱，在原子、分子和原子核物理中极為有用，這种有用的价值，使人們自然地假定這些對稱是金科玉律。另外由于宇稱的定律用在原子核物理和β衰變上，也一直都用得很好，因此要提出宇稱是不守恒的想法，便立即要遭到強烈反對。

　　那時候楊振宁在奧本海默主持的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4月初春季學期結束后，就轉往位于紐約長島的布魯克海汶國家實驗室做暑期的訪問研究。他繼續保持和李政道每周兩次的會面，那時李政道在紐約市的哥倫比亞大學。哥大和普林斯頓以及哥大到長島布魯克海汶實驗室的距离相差不多。楊、李的會面，有時是楊到哥大來，有時是李到普林斯頓或布魯克海汶，楊、李創造歷史的革命性觀點，就是在那年的5月初左右，楊振宁由長島到哥大和李政道會面的討論中產生的。

　　他們同意這一天是1956年的4月底或5月初，楊開車由長島的布魯克海汶國家實驗室到哥大，兩人原本計划到百老匯大道和125街口一家中國餐館午餐，由于餐館還未開門，他們于是把車停在餐館前，走到附近一家白玫瑰咖啡室，繼續他們在車上的談話，然后再轉到那家中國餐館接著討論。午餐后他們回到李政道在哥大的辦公室，熱烈的討論延續了整個下午。楊、李這次討論最關鍵的突破乃是把宇稱守恒是否成立，單獨地放在弱相互作用中來看看。

　　于是在5月里的某一天，和吳健雄同在哥大的李政道便由他在物理系普平物理實驗大樓8樓的辦公室，到13樓吳健雄的辦公室去看她。對于弱相互作用中β衰變現象有深刻認識的吳健雄，立即對這個問題發生极大的興趣，并且很仔細地和李政道討論起來。由于李政道對于弱相互作用衰變實驗的了解不多，吳健雄便將一本厚達上千頁，由一位瑞典物理學家希格邦（k．siegbahn）所編的《β和x射線光譜學》借給李政道。吳健雄還清楚地記得，當時她的這本書給另外一位物理學家借走了，她是拿了另外一個人的書借給李政道的。

　　后來李政道再次和她討論時，吳健雄曾問起說是不是有任何人提出用什么辦法來做實驗，李政道說起高德哈伯所提出的用极化原子技術來檢驗，吳健雄立即指出，最好是利用co60作為β衰變放射源，去進行檢驗。

　　經過這些討論研究，楊振宁和李政道在6月間完成了一篇論文，題目叫做《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稱是守恒的嗎？》論文中不但提出理論上對宇稱守恒在弱相互作用中的質疑，也提出了好几种檢驗這种想法的實驗。在他們文章的結尾，感謝了五位物理學家，其中就包括了高德哈伯和吳健雄。論文在6月22日寄到了美國物理最權威的期刊《物理評論》，并且在10月1日那期刊出。

　　不過由于《物理評論》編輯規定不用疑問式題目，因此論文題目改成《對弱相互作用中宇稱守恒的質疑》。這篇論文使楊、李兩人得到第二年的諾貝爾獎，文章本身也成為科學文獻中不朽的經典著作。

　　在楊、李論文完成以前，吳健雄已經認識到，對于研究β衰變的原子核物理學家來說，這是去進行這樣一個重要實驗的黃金机會，不可以隨意錯過。她以為，縱然結果證明宇稱在β衰變方面是守恒的，也一樣是為這方面的科學論點，設定了一個极重要的實驗證据。楊振宁說，當時他們也和其他科學家談過了，但只有吳健雄看出其重要性，這表明吳健雄是一個杰出的科學家，因為杰出科學家必須具有好的洞察力。

　　那年春天，吳健雄原本已和袁家騮計划好，先到瑞士日內瓦出席一項高能物理會議，然后再到東亞地區去做一趟演講旅行。這是他們1936年离開中國以后，20年來頭一次回到東亞去，他們原本是要到台灣去訪問的。

　　為了這趟旅程，他們還訂了伊莉莎白皇后號郵輪的票，准備坐船橫渡大西洋。吳健雄由于認識到這個實驗的重要性，應該馬上做一個清清楚楚的檢驗，于是要求袁家騮一個人去，讓她留下來做實驗。袁家騮也是一位物理學家，他很清楚認識到立即進行這個實驗的重要，因此便一個人踏上這趟离開故國20年之后、感怀深重的歸鄉之旅。他先出席了日內瓦的高能物理會議，在英國、法國、意大利和埃及短暫停留，再到印度孟買塔塔研究院訪問演講，然后在7月間到了台灣。

　　在這期間，吳健雄已經為她決意要進行的實驗，做了相當周全的准備。她在新出的科學文獻中，了解到原子核科學在co60方面最新發展的知識。由于她的實驗是結合原子核實驗技術和低溫物理的技術，因此吳健雄也積极去了解低溫物理的知識。

　　吳健雄本身不是低溫物理學家，她知道必須找到對原子核极化有清楚了解的优秀低溫物理學家，共同來進行實驗工作。當時在哥大有一位物理學家加文（r．garwin），工作于ibm設在哥大的華特生實驗室。加文由于進行利用超導材料的高速計算机發展工作，曾經進行了許多低溫物理的研究。吳健雄于是和加文接触，希望他一同來進行檢驗宇稱守恒的實驗。加文由于正開始負責ibm的一項研究計划，因此沒有時間和吳一起工作。

　　在華盛頓bc的國家標准局，是美國國內另一個可以進行以低溫環境達成原子核极化的實驗室，吳健雄也知道在那里工作的安伯勒（emestambler），是來自英國牛津的克萊文登實驗室，而且是1952年在國家標准局做出核极化的實驗成員之一。1956年6月4日，吳健雄由紐約打電話到華盛頓dc國家標准局給安伯勒，正式邀請他共同來進行這一個后來改變歷史的實驗。

　　安伯勒對這個實驗的β衰變效應知道不多，他問吳健雄這會顯現出很大的不對稱效應嗎？吳健雄給了他肯定的答案，這使得安伯勒大感興趣，他除了請吳健雄將楊、李論文的預印本寄給他，也表示很樂意共同進行實驗。

　　在吳健雄打電話給安伯勒時，雖然早已經在原子核物理界享有盛譽，但是做低溫物理的安伯勒，卻全然不知道是何方神圣。于是他就打電話給一位原子核物理學家喬治·田默（g．temmer）。田默和吳健雄一樣，也都是諾貝爾獎得主塞格瑞在加州柏克萊的學生，是一個很好的實驗物理學家，安伯勒几年前的原子核极化實驗，正是和田默合作的。由于田默是由奧地利流亡來美國，是政治難民身份，50年代麥卡錫時期他的忠誠受到質疑，而被迫离開政府部門國家標准局的工作。

　　安伯勒在電話中問田默：“喬治，哥倫比亞大學有一位女的科學家叫吳健雄。打電話給我，她提出的實驗十分有趣。告訴我，她有多好？我現在應該去做這個實驗嗎？”田默說：“她是頂厲害的！”

　　那年的7月24日，吳健雄給安伯勒寫了一封信，信中告訴安伯勒，她對于在液態氦极低溫度環境中，去探測β衰變的實驗准備，已經得到滿意的結果。如果沒有其他突發的技術問題，她建議他們應該見面進行討論，并且和國家標准局的行政部門進行一些适當的安排。

　　9月中旬，吳健雄說，她“終于”到了華盛頓dc和安伯勒見面。安伯勒這位后來當了美國國家標准局局長的英國科學家，給她的頭一個印象相當的好。吳健雄說，安伯勒本人一如他們無數次電話通話中給予她的印象：說話溫和、做事能干、有效率，而最重要的，是有一种能使人鼓舞的自信。

　　安伯勒帶吳健雄參觀他們的實驗室，并且介紹她認識了哈德森（r.p.hudson）。哈德森和安伯勒同樣出身于英國牛津克萊文登低溫實驗室，同樣受教于那里的低溫物理權威柯提（n．kurti）門下。他和安伯勒在國家標准局繼續合作許多低溫物理方面的工作，包括在低溫中將原子核极化的實驗。這位當時職位是安伯勒頂頭上司的科學家，也加入了吳健雄的實驗組，成為一個合作者。

　　由于這個實驗在觀察宇稱守恒的β衰變方面，以及确定放射源极化的γ射線各向异性測量方面，都需要許多電子測量儀器，因此他們向國家標准局另外一位物理學家黑渥（r.w．hayward）借用了電子儀器。一方面由于有這個淵源，另一方面由于最早由吳健雄派往標准局進行實驗的兩個學生和標准局科學家的合作不順利，在安伯勒的建議下，黑渥以及跟他做實驗的一名研究生哈潑斯（d．d．hoppes），便取代了吳健雄的兩個研究生。因此，后來這個實驗組的正式組合，除了吳健雄之外，其他全是國家標准局的科學家。

　　吳健雄的實驗在概念上是很簡明的。主要是要利用一個很強的β放射源，然后在适當控制下极化這個β放射源，使其具有某一個方向性，再放在一個利于觀測的環境中，測量這個放射源是不是有一种先天的方向性。但是，要檢驗這個簡明概念的實驗設計，卻是困難而复雜的。

　　吳健雄和四個國家標准局的科學家，正式開始他們的實驗。科學實驗碰上各种困難，本就是科學家最大的挑戰，吳健雄他們從事的實驗，由于特別精密和复雜，因此更是遭遇許多意想不到的問題，進展十分不順利。

　　譬如說，為了將晶体組合起來，形成一個大的屏蔽，必須在晶体上鑽孔，再將之黏合起來，他們得到晶体專家的意見，才知道要用壓力向內的牙醫牙鑽鑽孔，才不會使很薄的晶体崩裂。而黏合晶体的粘接劑，在极低溫中會失效，他們又改用肥皂，甚至用尼龍細線綁住。另外如何克服在液態氦低溫下，液体變成超流体而引起的外泄問題，以及如何將在低溫環境的β衰變的測量，利用一枝長的透明樹脂棒導出觀測等，都花了相當工夫，加上吳健雄和國家標准局四位科學家過去多年經驗，才一一克服的。

　　在實驗進行過程中，由于吳健雄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還有教學和研究工作，因此每個禮拜總是華盛頓dc和紐約兩頭跑，并不是所有時間都在國家標准局的實驗室。11月間，實驗顯示出他們看到了一個很大的效應，大家都很興奮，吳健雄得到消息赶去看了一下，覺得那個效應太大，不可能是所要的結果。后來他們檢查了實驗的裝置，發現這個太大的效應果然是由于里面的實驗物件，因磁場造成應力而塌垮了所造成的。

　　他們經過重新安排，到12月中旬，再次看到一個比較小的效應，吳健雄判斷，這才是他們要找的效應。楊振宁認為，這种過人的洞察力，也是吳健雄成為一位优秀科學家的原因。

　　　　　　　　　　　　　　對稱性革命（二）

　　吳健雄一向是以實驗謹慎精确著稱的，因此盡管他們在實驗中找到了初步結果，但是態度依然是謹慎的，他們認為在向外界宣布結果以前，必須進行更多精确的查證。在這同時，吳健雄也指導她的研究生，開始進行一些計算，看看這些實驗數据是不是真正顯現了β衰變的宇稱不守恒效應。

　　在實驗進行期間，有一次吳健雄回到哥大，正好碰到楊振宁和李政道兩人，他們問起實驗的情形，吳健雄告訴他們似乎确實有一些肯定的結果。楊振宁還問起其中的一些理論關鍵，吳健雄告訴他說，由日本來參加實驗組的理論物理學家森田正人（m．morita）已經做過計算，co60的β衰變完全是蓋莫· 泰勒變換，這表示他們選對了co60作放射源，實驗結果也更為可靠。

　　隨著吳健雄實驗的進展，物理學界已漸漸開始有更多人談論這件事，不同的故事和傳言紛紛出現，形成一种极端熱烈的气氛。任何一個熟悉半年以前科學界對這件事態度的人，都會對這种改變大感吃惊。

　　當時在物理學界以直言質疑著名的“偉大泡利”，對宇稱可能是不守恒也一直是极度怀疑的。他在1956年由他以前的學生怀斯科夫信上得知吳健雄在進行這個實驗時，就立時回信給怀斯科夫說，以他的看法，做這個實驗是浪費時間，他愿意押下任何數目的錢，來賭宇稱一定是守恒的。

　　怀斯科夫收到泡利來信時，正巧剛得知吳健雄實驗成功的消息，他說他并沒有立即打電報給泡利說“賭一千塊錢”，只是告知他有關吳健雄令人吃惊的實驗結果。后來泡利回信給怀斯科夫，除表示難以置信的惊訝之外，還開玩笑地寫道：“我很高興我們沒有真的打賭，因為我也許還輸得起一些名聲，但是卻輸不起我金錢的損失。”

　　吳健雄1956年回紐約過圣誕節假期時，他們的實驗已經差不多可以說是成功了。但是吳健雄十分的擔心，一方面她很難相信自然會有如此奇怪的現象，一方面也怕他們在實驗中犯了什么錯。盡管她把實驗的最新結果告訴了楊振宁和李政道，但是她說她還要再次查驗，并且要他們暫時不向外界透露消息。

　　但是，年輕的李政道顯然不以為意，1957年1月4日，哥大物理系又舉行行之有年的“星期五午餐”，在這次聚會上，他告訴了与會人士。當時也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實驗物理學家李德曼听到這個消息后想，如果宇稱已經知道在弱相互作用中是不守恒的，那么以他正在進行的實驗，加上一些小小的運气，或許就可以利用π与μ粒子，進行另外一种可以驗證宇稱不守恒的實驗。

　　于是他打電話給哥大的同事，也是被稱為“真正的天才”的加文。當天晚上10點鐘左右，李德曼和加文已經想出進行實驗的辦法。這個實驗一共只花了四天就做出來了，而且得到相當明顯肯定的結果。對于這個巧妙實驗的設計，加文有著极其關鍵的貢獻。

　　1月8日早上6點鐘，李德曼打電話給李政道，宣稱說：“宇稱定律死了。”

　　吳健雄在1月2日那天，回到華盛頓dc的國家標准局。她和四位合作者再次詳細核驗他們的實驗。吳健雄說，由1月2號到8號，是他們實驗工作最密集的一段時間，他們一次一次地把溫度降到液態氦的低溫，檢驗所有可能推翻他們結果的因素。那時候，研究生哈潑斯總是用一個睡袋睡在實驗室地板上，每當溫度降到所需的低溫，他就打電話通知吳健雄和其他三人，在寒冷的冬夜里，赶到實驗室去工作。

　　到了1月7日，有關李德曼、加文利用π介子衰變成μ粒子再衰變成電子和中微子的實驗成功的消息，已開始廣為流傳，國家標准局的局長等高層人員，也都打電話來探詢吳健雄的實驗結果。

　　吳健雄在另外一個實驗已證實宇稱不守恒的巨大壓力之下，一點也沒有掉以輕心，繼續進行各种仔細的查證。1月9日清晨兩點鐘，他們終于將預定要進行的實驗查證全都做完，五個從事這項實驗的科學家聚在實驗室中，慶祝這個科學史上的偉大時刻。哈德森笑著打開他的抽屜，由里面拿出一瓶1949年份上好的法國紅酒和几個紙杯放在桌上，然后他們為推翻宇稱守恒定律而干杯。

　　第二天早上，他們做實驗的低溫物理部門其他實驗室的科學家，走過他們的實驗室，十分惊訝于他們實驗室中沉靜而輕松的气氛。他們走進來看了一下實驗室中的垃圾桶，恍然大悟地說：“好了，β衰變中的宇稱定律已經死了！”

　　吳健雄的實驗完成后，他們也要准備寫一份報告論文。由于吳健雄是這個實驗的提議人，對這個實驗有清楚的認識，因此在實驗接近尾聲時，她便已獨自完成了一份報告。實驗做完后的那個星期天，國家標准局的四位科學家和吳健雄坐下來，正准備談報告論文的事，卻看到吳健雄已拿出了一份寫好的論文，對于吳健雄沒有和他們作任何討論便寫好了報告，都感到有些意外。原先他們心中總認為這是一個彼此合作的實驗，但是現在他們才發現，在吳健雄心中這是她的實驗，其他的人都是給她幫忙的。

　　除此之外，國家標准局的科學家對報告的寫法也不滿意，他們認為吳健雄在報告中只談楊、李的論文以及她和他們兩人的討論，對國家標准局的科學家全然不提，但是到后來并沒有人能改變吳健雄已寫好的報告。

　　再者是要決定作者姓名的順序，有人說按英文字母順序，如果是這樣，安伯勒將在首位，吳健雄就在最后面。對此，吳健雄用她慣常表示反對的深長歎气，表示了意見。安伯勒說，于是他像“一個有教養的英國紳士”出來打圓場說，把吳健雄被在首位，然后我們四人的名字在后，這樣一來沒有人再反對。于是報告論文的頭一個作者是吳健雄，并注明她是來自紐約市哥倫比亞大學，然后是國家標准局的四位科學家，按英文字母順序排列在后。

　　吳健雄等人的實驗報告論文，在1957年的1月15日寄到《物理評論》，早他們几天完成的李德曼等人的實驗，由于是得知吳健雄有了肯定結果才開始的，所以也等到同一個時間才寄出報告論文，李德曼、加文并且在論文末了說明了這個原委。這兩篇論文同時到達《物理評論》，并且同樣在2月15日那一期刊出。

　　吳健雄在完成實驗后，有兩個禮拜時間完全無法入睡。她一再地自問，為什么老天爺要她來揭示這個奧秘？她說：“這件事給我們一個教訓，就是永遠不要把所謂‘不驗自明’的定律視為是必然的。”

　　1月15日，也就是吳健雄以及李德曼、加文等人兩篇歷史性論文寄到《物理評論》那天，哥倫比亞大學做了一件史無前例的事情，他們為這項新的發現舉行了一次記者會，哥大物理系當時資望最高的拉比，在他帶薪休假的麻省理工學院接到電話，要他回來主持這個記者會。記者會是那天下午兩點在普平物理實驗大樓舉行，和這個科學新發現有關的哥大科學家，包括吳健雄、李政道、李德曼、加文等人都出席了。

　　第二天，在世界輿論界享有崇高地位的《紐約時報》，以頭版刊出了新聞，報道這件科學大事，他們用的標題是“物理的基本觀念宣稱已經由實驗而推翻”。

　　另外美國一些重要的雜志如《時代》、《生活》，也都大篇幅地報道了這個科學上的大事。在這些報道中，楊振宁和李政道兩位提出理論构想的科學家，自然是主要人物，而最先做實驗證明他們想法的吳健雄也得到很高的評价。

　　消息公布后，世界各地的科學家，都奔往他們的實驗室，重复這個重大的實驗，吳健雄接到無數的詢問，也得到許多的道賀。

　　1月30日，美國物理學會在紐約市的紐約大飯店舉行年會，參加的物理學家超過三千人，創下了紀錄，原因完全是由于宇稱不守恒這項新發現的緣故。在年會最后一天的特別討論會上，吳健雄報告了她的實驗，同時楊振宁、李德曼和泰勒格帝也在會中作了報告。

　　由于這個科學發現的影響深遠，所以吳健雄立即接到無數大學和實驗机构的邀請，要她去講述她的實驗，這使得一向不喜歡旅行的吳健雄，來往奔波得很厲害。

　　那年4月，第7屆的羅契斯特會議，吳健雄也被請去演講，本來羅契斯特大會是粒子物理學家的會議，以討論強相互作用為主，吳健雄一直是研究弱相互作用的，不在那一個領域，因此吳健雄在演講中曾如此說：“我來到這里，是由于弱相互作用的力量。”那一年吳健雄的演講旅行，并不僅限于美國，還到了瑞士、法國、意大利，還有以色列等地訪問，所到之處都受到相當的矚目。

　　1957年10月，吳健雄在紐約州北部一個大學講課，突然有電話打來找她，通報的人說是奧本海默打來的，奧本海默告訴傳話的人，說他等在電話那邊，待吳健雄講完課再來听。奧本海默在電話中告訴吳健雄說：“基基（gee gee），楊振宁、李政道得到了今年的諾貝爾獎。”那時候還擔任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所長的奧本海默，為此還特別舉行了一次晚宴，邀請吳健雄和楊、李等人參加。

　　奧本海默的那次晚宴在普林斯頓舉行。他在晚宴前聚集大家在圖書館中，先做了簡短的講話。表示這次宇稱不守恒有三個人功勞最大，除了楊、李之外就是吳健雄；他特別強調不可忽略吳健雄的貢獻。隨后晚宴時，奧本海默特別安排吳健雄在他身旁，顯示出對她的賞識和照顧。

　　那一年瑞典皇家科學院的諾貝爾委員會，沒有把諾貝爾獎頒給吳健雄，使得許多人感到意外和不滿。許多大科學家都公開表示了他們的失望和不以為然。1988年得到諾貝爾獎，和吳健雄在哥大有長時間同事情誼的史坦伯格就以為，那年諾貝爾獎沒有同時頒給吳健雄，是諾貝爾委員會最大的失誤，原因是宇稱不守恒的构想雖然是楊、李提出的，但是卻是吳健雄做實驗發現的。

　　吳健雄到現在還沒有得到諾貝爾獎，也引起許多人的好奇和猜測。由于諾貝爾獎委員會的得獎人甄選資料，要經過50年才解禁，公開供學術研究，因此除非到公元2006年以后，恐怕還不能弄清楚吳健雄為什么沒有得獎。但是有些說法，卻也許能為這件事提供一些解釋。

　　根据諾貝爾基金會的規定，在同一個項目中得獎人每年不得超過三人，本來如果將吳健雄列入和楊、李一同得獎，也正好符合這個規定，問題出在和吳健雄合作的科學家身上，特別是她的主要合作者安伯勒。

　　安伯勒是出身牛津低溫實驗室的科學家，在這個實驗中也有一定的貢獻。但是由于吳健雄在美國物理界名聲太大，實驗結果出來后，一般人只要提起實驗總是提吳健雄，而她演講中提到這個實驗，也只是用吳健雄等人（win et al.）一語帶過。美國國家標准局的科學家都以為，這是一個雙方合作的實驗，沒有他們發展的低溫原子核极化技術，這個實驗根本做不起來。

　　他們以為，由于當時吳健雄在哥大環境中的壓力，以及亟想做出成績的心理，也許使她不太愿意把榮譽給予她的合作伙伴。可是整個科學界對這個實驗的看法，都傾向完全歸功于她，似乎也可以由一個故事看出。

　　和安伯勒等人有合作關系的田默，在宇稱實驗做完后不久，正好到哈佛大學參加一項討論會。有人對他說：“看看，這個實驗剛做出來了。”田默說： “哪個實驗？”那人說：“就是在哥倫比亞大學做的那個宇稱實驗。”田默說：“哥倫比亞？那是在華盛頓國家標准局做的。”“算了，國家標准局？”田默反駁說：“你完全弄錯了。我曾經在那里，他們告訴我正在那里做那個實驗。”

　　田默對于這种普遍的認定十分不以為然，因此后來就在一份雜志中寫了一篇文章，提出這個實驗結果沒有國家標准局是做不成的觀點。除此之外，英國牛津大學的科學家，也對整個事情的歸功于一方，感到十分憤怒。安伯勒和哈德森兩人的老師，英國牛津低溫物理實驗先驅柯提，也對于出身于他門下的低溫物理學家未得到應有的榮譽而感到不快。

　　由于有這樣的爭端，加上有一种看法，認為英國科學界和瑞典一向關系密切，因此英國方面的意見，也許曾經發生過作用。

　　吳健雄對于自己沒有得到諾貝爾獎，多年來從未公開表露過意見。1989年1月，她在回复史坦伯格的一封信上，除了恭賀史坦伯格1988年的得獎，也對于史坦伯格在信中，以及在《科學》雜志文章中對她成就的贊揚，表示深受感動和极為感謝。吳健雄在信中說：“像你這樣一位近代物理的偉大批評者，所給予我這樣一個罕有的稱贊，是比任何我所期望或重視的科學獎，還要更有价值。我的一生，全然投身于弱相互作用方面的研究，也樂在其中。盡管我從來沒有為了得獎而去做研究工作，但是，當我的工作因為某种原因而被人忽視，依然是深深地傷害了我。”

　　【編者按】被譽為世界最杰出的女性物理學家、核物理女皇、中國居里夫人的吳健雄（1912-1997），早年畢業于中央大學，三十年代赴美留學，后曾參与“曼哈頓計划”，与“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共事；她率先用實驗證明楊振宁、李政道榮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宇稱不守恒”理論而轟動物理學界；她獲得了除諾貝爾獎以外的几乎所有大獎，是諸多諾貝爾獎得主推崇的傳奇人物。

　　复旦大學出版社新近推出的江才健著《吳健雄》一書，以嚴謹忠實的態度，廣闊的歷史視野和丰富翔實的描述，真實地呈現了吳健雄的生活和在物理科學上的划時代成就。本篇特選載部分章節，以饗廣大讀者。

彼得堡故事/ 果戈里短篇小說選 "The Overcoat" 等

2012-02-02T17:29:00.001+08:00

果戈理

作者：(俄)果戈理(Н.В.Гоголь)著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5
出版日期：1957/2007? 萬本
ISBN：9787991418625
开本：20cm : 插图及肖像
印张：
页数：236
目錄

涅瓦大街
鼻子
肖像
外套
马车
狂人日记
罗马

全集
【本書目錄】
狄康卡近郊夜話
總序一
總序二
第一卷狄康卡近郊夜話
第二卷米爾戈羅德
第三卷彼得堡故事及其他
第四卷死魂靈
第五卷戲劇卷
第六卷與友人書簡選
第七卷文論卷
第八卷書信卷
附卷生活中的理戈理
米爾戈羅德
第一部
舊式地主
塔拉斯·布利巴
第二部
維
伊萬·伊萬諾維奇與伊萬·尼基福羅維奇吵架的故事
彼得堡故事及其他
死魂靈
戲劇卷
與友人書簡選
文論卷
書信卷
附卷生活中的果戈理

果戈里全集 (九卷本 1999) Nikolai Vasilievich Gogol

The Overcoat

From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For the films based on the story, see The Overcoat (disambiguation).

Cover by Igor Grabar, 1890s

"The Overcoat" (Russian: Шинель, translit. Shinel; sometimes translated as "The Cloak") is a short story by Ukrainian-born Russian author Nikolai Gogol, published in 1842. The story and its author have had great influence on Russian literature thus spawning Melchior de Vogüé's famous quote: "We all come out from Gogol's 'Overcoat'." The story has been adapted into a variety of stage and film interpretations.

[hide]

[edit] Summary

The story centers on the life and death of Akaky Akakievich Bashmachkin (Акакий Акакиевич Башмачкин), an impoverished government clerk and copyist in the Russian capital of St. Petersburg. Akaky is dedicated to his job as a titular councillor, taking special relish in the hand-copying of documents, though little recognized in his department for his hard work. Instead, the younger clerks tease him and attempt to distract him whenever they can. His threadbare overcoat is often the butt of their jokes. Akaky decides it is necessary to have the coat repaired, so he takes it to his tailor, Petrovich, who declares the coat irreparable, telling Akaky he must buy a new overcoat.

The cost of a new overcoat is beyond Akaky's meagre salary, so he forces himself to live within a strict budget to save sufficient money to buy the new overcoat. Meanwhile, he and Petrovich frequently meet to discuss the style of the new coat. During that time, Akaky's zeal for copying is replaced with excitement about his new overcoat, to the point that he thinks of little else. Finally, with the addition of an unexpectedly large holiday salary bonus, Akaky has saved enough money to buy a new overcoat.

Akaky and Petrovich go to the shops in St. Petersburg and pick the finest materials they can afford (marten fur is unaffordable, but they buy the best cat fur available for the collar). The new coat is of impressively good quality and appearance and is the talk of Akaky's office on the day he arrives wearing it. His clerk superior decides to host a party honoring the new overcoat, at which the habitually solitary Akaky is out of place; after the event, Akaky goes home from the party, far later than he normally would. En route home, two ruffians confront him, take his coat, kick him down, and leave him in the snow.

Akaky finds no help from the authorities in recovering his lost overcoat. Finally, on the advice of another clerk in his department, he asks for help from a "Very Important Person" (sometimes translated the prominent person, the person of consequence), a high-ranking general. The narrator notes that the general habitually belittles subordinates in attempting to appear more important than he truly is. After keeping Akaky waiting an unnecessarily long time, the general demands of him exactly why he has brought so trivial a matter to him, personally, and not presented it to his secretary (the procedure for separating the VIP from the lesser clerks).

Socially inept, Akaky makes an unflattering remark concerning departmental secretaries, provoking so powerful a scolding from the general that he nearly faints and must be led from the general's office. Soon afterward, Akaky falls deathly ill with fever. In his last hours, he is delirious, imagining himself again sitting before the VIP, who is again scolding him. At first, Akaky pleads forgiveness, but as his death nears, he curses the general.

Soon, Akaky's ghost (Gogol uses "corpse" to describe the ghost of Akaky) is reportedly haunting areas of St. Petersburg, taking overcoats from people; the police are finding it difficult to capture him. Finally, Akaky's ghost catches up with the VIP — who, since Akaky's death, had begun to feel guilt over having mistreated him — and takes his overcoat, frightening him terribly; satisfied, Akaky is not seen again. The narrator ends his narration with the account of another ghost seen in another part of the city, but that one was taller and had a moustache, bearing a resemblance to the criminals who had robbed Akaky earlier.

[edit] Interpretations

Gogol makes much of Akaky's name in the opening passages, saying, "Perhaps it may strike the reader as a rather strange and farfetched name, but I can assure him that it was not farfetched at all, that the circumstances were such that it was quite out of the question to give him any other name..." In one way, the name Akaky Akakievich is similar to "John Johnson" and has similar comedic value; it also communicates Akaky's role as an everyman. Moreover, the name sounds strikingly similar to the word "obkakat'" in Russian, a word which means "to smear with excrement,"^[1] or kaka, which means "poop", thereby rendering his name "Poop Poopson". In addition to the scatological pun, the literal meaning of the name, derived from the Greek, is "harmless" or "lacking evil", showcasing the humiliation it must have taken to drive his ghost to violence. His surname Bashmachkin, meanwhile, comes from the word 'bashmak' which is a type of shoe. It is used in an expression "быть под башмаком" which means to be "under someone's thumb" or to "be henpecked".

Akaky progresses from an introverted, hopeless but functioning non-entity with no expectations of social or material success to one whose self-esteem and thereby expectations are raised by the overcoat. Co-workers start noticing him and complimenting him on his coat and he ventures out into the social world. His hopes are quickly dashed by the theft of the coat. He attempts to enlist the police in recovery of the coat and employs some inept rank jumping by going to a very important and high ranking individual but his lack of status (perhaps lack of the coat) is obvious and he is treated with disdain. He is plunged into illness (fever) and cannot function. He dies quickly and without putting up much of a fight. The Overcoat is a philosophical tale in the tradition of a stoic philosopher or Schopenhauer.

Akaky's low position in the bureaucratic hierarchy is evident, and the extent to which he looks up the hierarchical ladder is well documented;^[2] sometimes forgotten, according to Harold McFarlin, is that he is not the lowest-ranked in the hierarchy and thus in society. He has mastered the bureaucratic language ("bureaucratese") and has internalized it to the extent that he describes and treats the non-civil servants ("only two 'civilians,' the landlady and tailor, play more than incidental roles") as if they are part of the same world—the tailor is described as sitting "like a Turkish Pasha", that is, a government official, and Akaky "treats the self-effacing old landlady just like his bosses treat him at the office ('somehow coldly and despotically')".^[3]

The story's ending has sparked great debate amongst literary scholars, who disagree about the existence, purpose, and disappearance of Akaky's ghost. Edward Proffitt theorized that the ghost did not, in fact, exist at all and that Gogol used the ghost as a means of parodying literary convention. Proponents of the view that the story is a form of social protest prefer to see the ghost's attack on the Very Important Person as a reversal of power from the oppressor to the oppressed. Yet another view states that Akaky's return from the grave is symbolic of society's collective remorse, experienced as a result of failing to treat Akaky with compassion.

The appearance of the second ghost is similarly unexplained. A logical inference, considering the time of its publication, would be that the second ghost represents Russian society and the fact that all criminals were mere responders to the mistreatment and malnourishment suffered at the hands of their leaders. Others disagree. Was it the mustachioed robbers who stole Akaky's coat originally? Does this mean that Akaky was, himself, robbed by ghosts? Was he, perhaps, not robbed at all, or possibly never had the new overcoat at all? Akaky's deteriorating mental state, brought about by fever and malnourishment, may have been responsible for many of his sufferings, including the existence of an overcoat far superior to his own.

Another interpretation is that the story is a parable. Akaky's job, as a copier, can be compared to that of a monk, whose main job is to copy the Word, as Akaky does. He is taunted much by his fellow worker, much as Jesus was, and also like Jesus tempted by the devil, or the drunk, smoky, and harsh coat maker, marked as the devil by his habit of drinking on the sabbath. However, unlike Jesus, Akaky accepts the coat and becomes popular, until he has the coat stolen. One scene that shows what the coat has done to Akaky can be seen as he leaves the party, returning to his plain district before he has his coat stolen. As he returns to this area, he looks around and very much dislikes his living area. Before he had the coat, he was completely fine with his living area and completely fine with his life. With the overcoat, he finds he wants more. And after he loses his overcoat, he cannot function and simply dies.

[edit] Critical assessment

Vladimir Nabokov, writing in his Lectures on Russian Literature, gave the following appraisal of Gogol and his most famous story: "Steady Pushkin, matter-of-fact Tolstoy, restrained Chekhov have all had their moments of irrational insight which simultaneously blurred the sentence and disclosed a secret meaning worth the sudden focal shift. But with Gogol this shifting is the very basis of his art, so that whenever he tried to write in the round hand of literary tradition and to treat rational ideas in a logical way, he lost all trace of talent. When, as in the immortal The Overcoat, he really let himself go and pottered on the brink of his private abyss, he became the greatest artist that Russia has yet produced."^[4]

[edit] Adaptions

[edit] Films

A number of films have used the story, both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in other countries:

The Overcoat (1916) - an American silent film directed by Rae Berger
The Overcoat (1926) - a Soviet silent film directed by Grigori Kozintsev and Leonid Trauberg
The Overcoat (1951 film) -a film of Marcel Marceau's Mime Play with W. Schleif in Berlin
The Overcoat ("Il Cappotto") (1952) - an Italian film directed by Alberto Lattuada
The Awakening (1954), an adaptation for the Douglas Fairbanks, Jr., Presents television series starring Buster Keaton
The Bespoke Overcoat (1955) - a British film directed by Jack Clayton based on Wolf Mankowitz's 1953 play of the same name. Here the story is transposed to the East End of London and the protagonists are poor Jews working in the clothing trade.
The Overcoat (1959) - a Soviet film directed by Aleksey Batalov
The Overcoat (1997) - a Greek film
The Overcoat (2001) - a Canadian made-for-TV film produced by the CBC
The Overcoat (2011) - a theatre play at the Brockley Jack Studio Theatre by Howard Colyer

One film is currently in the process of being made: animation director Yuriy Norshteyn has been slowly and laboriously working on a (presumably) full-length animated film version of 'The Overcoat' since 1981. A couple of short, low-resolution clips from the project have been made available:.^[5]

[edit] Ballet

The Russian composer German Okunev was working on a ballet version of 'The Overcoat' at the time of his death in 1973: it was completed and orchestrated by V. Sapozhnikov.

A recent adaptation by Morris Panych and Wendy Gorling, set to various music by Russian composer Dmitri Shostakovich, was performed by actors using dance and mime.^[6] A film version was produced by the CBC.

The Danish choreographer Flemming Flindt created a version for Dennis Nahat and the Clevelend-San Jose Ballet. The principal role was performed by Rudolph Nureyev at the world premiere at the Edinburgh Festival in the summer of 1990.

[edit] Play

Marcel Marceau adapted "The Overcoat" as a Mime Play in 1951. He revived his play in 1954 and 1959. His last version of "The Overcoat" toured the United States in 1960.^{[citation needed]}

[edit] In popular culture

The protagonist in the 2003 novel The Namesake is named for Gogol because of the importance that "The Overcoat" had on his father as a young man in Calcutta. The book's Gogol finds meaning in the story, after struggling with the name given to him by his father. In the novel, Gogol's father justifies his choice for his son's name by saying "We all came out of Gogol's Overcoat......One day you will understand..."^{[citation needed]}

[edit] Notes

^ "Lecture 2: Gogol’s "Overcoat"". University of Toronto.
^ Chizhevsky, Dimitry (1974). "About Gogol's Overcoat". In Robert Maguire. Gogol From the Twentieth Century: Eleven Essays. Princeton: Princeton UP. pp. 295–322.
^ McFarlin, Harold A. (1979). "'The Overcoat' As a Civil Service Episode". Canadian-American Slavic Studies 13 (3): 235–53.
^ Nabokov, Vladimir (1981). Lectures on Russian Literatur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pp. 54. ISBN 0-15-149599-8.
^ The Overcoat - Yuri Norstein [1] [2]
^ "The Overcoat". culturevulture.net.

[edit] References

Gogol, Nicolai V. The Overcoat and Other Tales of Good and Evil.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65
Graffy, Julian Gogol's The Overcoat: Critical Studies in Russian Literature London: Bristol Classical Press, 2000.
Karlinsky, Simon. The Sexual Labyrinth of Nikolai Gogol. Chicago (Ill.): University of Chicago,1992. Print.
Proffitt, Edward Gogol's `Perfectly True' Tale: `The Overcoat' and Its Mode of Closure, in Studies in Short Fiction, Vol. 14, No. 1, Winter, 1977, pp. 35–40

[edit] External li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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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loak

葉石濤全集等

2012-02-02T15:10:00.003+08:00

幾個月前新出版某本台灣文學史 (陳芳明)
我問Abe如何
他認為葉石濤的是典範

　　　　１～　５冊：小說卷
　　　　７～１２冊：隨筆卷
　　　１３～１９冊：評論卷
　　　　　　２０冊：資料卷
　　　２１～２３冊：翻譯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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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集 8 - 隨筆卷三	(101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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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集14- 評論卷二	(106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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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集17- 評論卷五	(115MB)
全集18- 評論卷六	(117MB)
全集19- 評論卷七	(126MB)

全集20 - 資料卷	(100MB)

翻譯卷

全集21 - 翻譯卷一	(142MB)
全集22 - 翻譯卷二	(117MB)
全集23 - 翻譯卷三	(106MB)

　　葉石濤的文學成就，正如一部台灣現代文學發展史。寫作文類擅長小說、隨筆與評論，並有零星的詩歌創作。出版過二十幾本小說、二十幾本的翻譯、電視的劇本等等。本次全集主要收錄與文學相關的創作：小說卷5冊、隨筆7冊、評論7冊、資料卷 1冊總計約有600萬字。葉石濤一生波折，為了生活之需，亦曾翻譯推理小說、生活小品、股市金融書籍以及松永正義評論文字等。

　　葉石濤畢生的寫作心血結晶《葉石濤全集》在國立台灣文學館與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及出版團隊文學台灣基金會攜手努力下，歷經3年的資料蒐集彙整、校對編印工作，終在2008年4月正式完成20冊的出版，為台灣文壇再添佳話。

　　《葉石濤全集》資料篇幅龐大，共有20冊，包括小說卷5冊、隨筆卷7冊、評論卷7冊、資料卷1冊。第一階段出版小說卷5 冊，其餘15冊，各項資料的蒐集研究，已由國立台灣文學館及其前身國家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整理完竣；由葉石濤生命中最重要的兩個城市──台南市及高雄市重要的文化機關－國立台灣文學館與高雄市政府文化局負責出版，別具意義。

　　葉石濤1925年出生於台南府城，16歲開始寫作，18歲時即有作品在《文藝台灣》刊出。台南二中畢業後，到《文藝台灣》任職，師事西川滿（1908-1999，日治時期台灣重要作家，創辦台灣文藝），業石濤於戰爭時期即已參加文學活動。戰後，他是少數沒有受到語言轉換障礙停頓創作的作家，以日文創作爭取到繼續創作發表的機會，也在1950年以前，學會以華文發表作品。

　　葉石濤是小說家，也是戰後台灣文學最重要的文學評論家，更是文學史家。他的小說以不斷創新的風格和題材，開風氣之先，獨領風騷。他的評論立足台灣，強調台灣文學的自主性，建立了具有台灣意識的台灣文學論述及史觀，他的《台灣文學史綱》是第一部以台灣人觀點寫出來的台灣文學史。

　　葉石濤先生於1965年遷居高雄市，定居於左營蓮池潭畔，在此之前，他定居在台南市。雖然許多小說的場景、人物都以台南市為背景，但絕大部分作品，都是定居高雄左營時寫的。因此由這兩個城市的文化機構出版全集，不但是美麗的結合，連葉老自己也都十分滿意。

　　葉石濤的小說創作跨越二次大戰前後（日治時代及光復後），歷經日文、華文兩個階段；由20世紀中葉寫到21世紀，有 1940年代的日文作品，也有21世紀初的新作，風貌多變。青年時期，他是Romance（羅曼史）小說的信仰者；戰後初期他走的是批判寫實主義的新風格；60年代的白色恐怖時期，則發展出黑色幽默的新路線；80年代以後，更出現白色恐怖經驗小說、多種族風貌小說、異色小說等多重面貌。

指導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處

承辦單位：財團法人文學台灣基金會

出版日期：2008年4月

定　　價：精裝每套新台幣8000元
平裝每套新台幣7000元

經銷展售：五南文化廣場04-22260330
春暉出版社07-7613385
文建會員工消費合作社02-23434168
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處06-2217201

作　　者：葉石濤
策　　劃：鄭炯明、陳坤崙
主　　編：彭瑞金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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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石濤在小說裡的祕密身分──以小說創作映現個人及歷史的生命困境

文/郭漢辰

台灣文學耆老葉石濤年輕時參與讀書會，涉及極為敏感的台灣共黨案，讓他陷入生命中最低潮的困頓時期，這段時間他停筆長達十多年，影響既深且遠。他在中晚年之後，以小說創作呈現當的個人生命困境，小說裡的主角，都是葉石濤的「祕密身分」。葉氏希望籍由此書寫獲得心靈上的救贖，更留下個人生命走過的珍貴足跡。

出身府城大家族

1925年出生的葉石濤，出身於台南市的大家庭。葉宅位於日治時代著名的府城打銀街，即現今台南市忠義路與民權路口。當時葉家在台南縣市擁有土地三十多甲，為當時大地主，其生活富裕，小時候的葉氏都有女婢奶媽等人服待。

1942年葉氏在「台灣文藝協會」主辦的「大東亞文藝講演會」中，見到了當時《文藝台灣》的負責人西川滿，西川滿看過葉石濤的第一篇日文小說〈林君的來信〉，對才16歲的他相當賞識。葉石濤從台南二中畢業後，1943年負笈北上，擔任《文藝台灣》的助理編輯。

莫名捲入台共案

依明治29府令第50號台灣紳章條規授與紳章之名冊。上有台南縣台南市打銀街葉金舜字樣。〈紳章附與人名〉，出版年份：1897年，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網站名稱：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成果入口網。

二二八事變後，葉石濤為了學好中文，大量閱讀來自中國大陸五四文學革命之後的各種書籍。這部份的自我學習，卻觸動他早在日治時代就已開始接觸的馬克思思想。葉石濤在1951年被捕，肇因卻在6年前也就是 1946年時，他與另一名台共辛阿才的交往。辛是台灣共產黨的成員之一，為葉氏學長陳福星的屬下，葉常找辛阿才買些有關中國大陸的文史書籍，辛氏被捕後，與辛有關係的人全都被捕。

葉石濤1951年被捕後，學長陳福星證明葉氏並沒有加入共產黨，使得葉氏免於一死，被判處「知匪不報」三年，1954年假釋出獄。該案影響他的一生極其深遠，再加上大環境的迅速變遷，更改變了葉家整個家族的命運。政府在1953年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使得葉家原本有五甲多的農地大幅縮減。葉氏出獄後，葉家早已一無所有。

除了家道急速衰敗之外，葉石濤出獄後，親朋好友都把他當成瘟神，不敢接近他。政治犯不好找工作，他最後只好擔任臨時工、販賣化妝品的雜工，葉石濤每每在回憶那段艱辛的日子，都不禁潸然而淚下。

歷經台共事件的的葉石濤，就算出獄後，彷若仍被困禁在一座若大無形的牢房，怎麼走都無法走出心靈及生命實質的困境。早在青少年時期就已開始創作的葉氏，竟在1951年-1965年期間停筆了十多年，過著彷若自我放逐的生涯。

白天老師晚上寫作成為個人救贖

葉石濤夫人於自宅獨照。（〈葉石濤夫人獨照〉，圖片提供者：郭漢辰，網站名稱：數位島嶼。

葉石濤持續了好長一段尋覓工作的流浪生涯，直到葉石濤考上臨時教員的工作，才日趨穩定。1957年8月他請調到台南縣車路墘國小(現已改為為文賢國小)，他在這裡與妻子陳月得結婚，並生下大兒子葉顯國(1959年)、次子葉松齡(1962年)。1965年，葉石濤考上台南師特師科就讀，他搬到高雄市的左營勝利路定居。

葉氏在1965年之後長達三十年的小學教師生涯，讓他的經濟狀況無後顧之憂。1965年-1971年因而成為葉石濤小說第一波的創作高峰期。但在1971年之後，他二度停筆17年。1988後，他又開始在各大報紙發表小說及隨筆。如此白天擔任小學老師，晚上搖身一變成為搖筆桿的文學創作者。這樣的生活方式，成為他個人的生命救贖。

在1989年之前的作品，其小說創作採取第三人稱進行，大部份都是地以台灣歷史社會為背景的「小說」。但葉氏在1989年之後，或許受到社會上解除戒嚴令的影響，葉石濤逐漸觸及數十年前他最難忘的傷痛記憶，開始將其個人小我一生的回憶，寫入小說當中。

葉石濤在小說裡的祕密身分

本書包括葉石濤部分日文原著，計收短篇小說155篇，分別編為五冊。〈葉石濤全集-小說卷〉，葉石濤著，出版年份：2006年。圖片提供者：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網站名稱：數位島嶼。

從1989年開始，葉石濤大量發表回憶個人生命記憶的小說，從個人經歷白色恐怖時期的〈紅鞋子〉、〈牆〉、〈鐵幕裡的慕情〉、〈鹿窟哀歌〉、〈洗腦〉、〈扇形監獄風景〉等。到回憶日治末期、戰後初期生活經驗的〈吃豬皮的日子〉、〈竹仔巷瑣憶〉、〈過眼雲煙〉、〈收田租〉等，都是以簡阿淘代替作者葉石濤，娓娓道來最艱辛的生命歷程，還有那些深藏內心不願外人窺看的私密心事，都以「阿淘」來代替「阿濤」，一五一十地在小說裡直言不諱葉石濤的心事。

「簡阿淘」可說是葉石濤在小說裡最高等級的祕密身份。不過，葉石濤還是會在散文體的小說裡說溜了嘴，承認「阿淘」就是「阿濤」。像是在〈收田租〉這篇小說裡，葉石濤一開始時寫道︰

我們葉家在蘆溝橋事變勃發前後分家，之後，二叔公金魁和三叔公金元就形成二房，一向居住在府城的「舊佛頭港」，那邊本來就有我葉家的產業，一家漢藥鋪和當鋪，所以二叔公和三叔公也就分別掌別了一家店鋪。

葉石濤在小說開頭就稱呼「我們葉家」，但在文中主角的名字是「阿淘」。可見「阿濤」與「阿淘」百分之百的相似度。不過，葉氏在小說裡還是有一些與現實不一樣的變動，像是小說裡的「康姑」明顯是葉石濤母親的化身，因為葉氏在略干散文小品裡，都提過母親負責收收田租，與小說描寫的情境十分相近。

葉石濤在1988年之後的個人追憶小說，除了「簡阿淘」經常出現在小說裡之外，「辜安順」是葉石濤第二順位的祕密分身。著名評論家陳芳明認為進入1990年代葉石濤的小說，唯美情調已退潮，其寫實主調篤定浮現。這些短篇小說有兩位主角人物不能輕易忽略，就是「簡阿淘」與「辜安順」，陳芳明指出︰

辜安順是戰爭末期一位知識青年的成長史，簡阿淘則是五0年代一位社會主義青年的心路歷程。這兩個系列雖然不必是葉石濤本人的影射。但文本的敘述注入了他自己的生命經驗則母庸置疑。把他的小說當成後殖文學來閱讀，應該可以探到葉石濤長期投入去殖民化工作的苦心。

其實「簡阿淘」與「辜安順」兩個人的生長背景極為相似，一看即知是葉石濤在小說裡的「分身」。兩人都有日治末期、戰後初期以及白色恐怖時期的回憶及故事，更有年老時如作者葉石濤本人的滄桑。甚至兩個人的故事，彷彿同一個人的人生際遇，彼此的故事還可以相互銜接。以簡阿淘為主角的〈滄桑〉，描寫簡阿淘尋找可以照顧重病母親的醫護機構，但個人手頭卻非常拮据。

葉石濤接下來一系列以辜安順為主角的〈雞湯〉、〈彌留〉、〈火葬〉、〈撿骨〉，描寫辜安順的母親過世以及辦理後事的情節。其實，這些都是葉石濤的生命際遇，卻透過「辜安順」的代言，將個人遭遇至親過世，昇華為探討生死問題以及社會現實的文學創作。

葉石濤這類以小我映現大我的個人回憶小說，讓人回想到，他以往的作品，幾乎都是用這樣的觀點，來觀看整個殖民社會，只是早期的作品維持傳統小說的敘述手法，而晚期以「簡阿淘」與「辜安順」為第一人稱創作，則方便直接述說屬於葉氏的個人經歷。

這些擔任小說的主角，包括翁律夫、李淳、簡阿淘、簡明哲、辜安順、潘銀花等人都是葉氏在作品裡的「祕密身份」，葉石濤籍著他們的視野，企圖描繪整個當時台灣殖民社會的全貌，小我與大我在此融匯一體，體現葉氏在文學創作上的傑作貢獻。

葉石濤(中)與郭漢辰(左)等合影。〈葉石濤與郭漢辰合影〉。圖片提供者：郭漢辰，網站名稱：數位島嶼。

編註：葉石濤小說裡的祕密身份一覽表

The Environment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工业革命以来的英国环境史

2012-02-01T14:44:00.002+08:00

The Environment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by Harry Lee Smith, September 1993

書介:

The Environment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工业革命以来的英国环境史
（国际环境译丛.第二辑）

作　　者：（英）克拉普　著，王黎　译
出版社：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

　　本书将以历史学的分支——环境史问世，然而，在英国对环境史的研究及其成果却乏善可陈。的确，环境史所涉及的内容在理论与写作上至今仍有争议。因此，环境史学者有机会，也有责任去阐述其研究领域到底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如果断然认为自己的领域才是唯一值得研究的，这样的思维或做法未免过于轻率。不错，明确著述的范围可能有利于保护自己，或至少可以让那些喜欢抱怨的人们不敢妄加评论。否则，他们会说此书若是由他们来写，就不会沦落到这般地步。那么环境史到底应该论述哪些内容呢?

显示全部信息

第一章　绪论
第一部分　污染与宜人
　第二章　弥漫着烟尘和异味的时代
　第三章　从煤烟的减少到全球变暖
　第四章　紧张的水源
　第五章　土地的流失与开垦
　第六章　迈向一个绿色与舒适的环境
第二部分　挥霍的经济体制及其可能的改革
　第七章　能源
　第八章　金属与矿产
　第九章　是否还有旧金属
　第十章　副产品
　第十一章　结论：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

The present and future state of the environment give rise to ever increasing concern, and to an ever increasing body of scholarship, but much less is known as yet about the past the damage done to the environment in the past couple of centuries, how far our predecessors were aware of it, and the steps they took to help. This book makes a substantial contribution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se things. Its first half examines the intellectual roots of 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 in its scientific, economic and aesthetic aspects. It traces the pollution that industry has caused to the air, water and land of Britain, and the remedies that have been taken to safeguard them from further damage. It examines the growing awareness of a heritage to be protected - whether it be ancient monuments or threatened landscapes. The second half considers 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using up exhaustible resources, and examines ways of economising on finite resources through recycling, the use of by-products and by varying the quality of goods. Finally, it discusses the feasibility of long-run growth in a finite world. These are all key questions for today and tomorrow; and Clapp sets them in perspective,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p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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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ial Reviews

Review

'Clearly written, and innocent of scientific jargon, both natural and social, it will provide a good basic text not only for students of history, but also for those of geography, ecology, planning, and (one would like to hope) business studies.' Business Studies --This text refers to an out of print or unavailable edition of this title.

Product Details

Hardcover: 288 pages
Publisher: Longman Group United Kingdom (August 1994)
Language: English

‘Aftershock’/ Insatiable consumers are undermining democracyBy ROBERT B. REICH

2012-02-01T10:02:00.000+08:00

我們每個人都是共犯

作者：美國前勞工部長羅伯特•賴克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將資本主義危機歸咎於全球金融和高得離譜的高管薪酬實在太簡單了。從更深的層面上講，此次危機標志著消費者和投資者對勞動者和公民的勝利。既然我們大部分人都兼屬這四種角色，那麽真正的危機集中在：作為消費者和投資者時，我們越來越容易達成劃算的買賣，而作為勞動者和公民時，我們讓自己的聲音獲得重視的能力則越來越弱。

現代科技讓我們能夠實時購物（往往在全球範圍內），以最低的價格獲得最佳品質和最高回報。現在，我們可以通過網絡即時獲得相關信息，然後貨比三家，並瞬間就完成付款。消費者和投資者從沒有像現在這樣強大過。

然而，這些劃算買賣的代價是我們的就業和薪酬，以及日益擴大的社會不平等。我們想要的商品或追求的回報，往往可以在其它地區、由薪酬和待遇較低的公司更有效地生產或實現。這些商品和回報的代價就是“主街”，即我們的社區中心。

這些劃算的買賣還可能對環境造成破壞性的影響。科技讓我們能夠經濟有效地從窮國購買低價物品。窮國幾乎沒有什麽環保標準，有時工廠直接向水源中排放有毒化學物質，或者向空氣釋放污染物。我們購買的汽車會向大氣中排放二氧化碳，而我們花錢乘坐的噴氣式飛機對環境的污染更為嚴重。

還有一些劃算的交易違背了社會風化。我們之所以能購得低價商品或者獲得高回報，或許是因為生產商通過在南亞或非洲雇傭童工、或者迫使人們在極端惡劣的工作環境下工作而削減了成本。這些童工一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2個小時。作為勞動者或公民時，我們大多數人並不是有意選擇這些結果的，但我們對此應負有責任。

即便我們完全認識到了這些後果，但我們仍會選擇最佳交易，因為我們知道其他消費者和投資者也會這麽做。單個個體為了“社會責任感”而放棄劃算的交易幾乎毫無意義，也不會產生什麽效果。一些企業以自己的商品和服務都是以一種負責任的方式生產的為榮，但我們大多數人還是不願為負責任的產品額外付費。就連消費者的抵制和具有社會責任感的投資基金也無法抗拒低價的誘惑。

平衡消費者和投資者需求與勞動者和公民需求的最佳方式，一直是通過塑造和約束市場的民主制度。法律法規為就業和薪資、社區以及環境提供了一定的保護。盡管此類法規由於妨礙了我們獲得最佳交易，可能讓作為消費者和投資者的我們增加了成本，但這些成本與作為社會成員的我們願意為其它這些價值犧牲的利益大體相當。

但民主制度制約最佳交易的能力已經跟不上技術發展的步伐。首先，一國法律的保護對象通常僅限於本國境內的工人、社區和環境。然而，讓我們獲得最佳交易的技術讓買家和投資者能夠越來越容易進行跨境交易，同時加大了各國監督或監管此類交易的難度。

除了最佳交易之外的其它目標，就不那麽容易在一國範圍內實現。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環境——全世界各國的環境都很脆弱。此外，企業通常會威脅將就業崗位和業務從高成本地區——這些成本都間接地轉嫁到消費者和投資者頭上——轉移到“商業環境更友好”的司法管轄地。

就這樣，企業資金正以向消費者和投資者提供更好交易的名義破壞民主制度。競選捐款、成群的收入豐厚的游說者，以及企業資助的、為公共事務展開的公關運動，使得立法機構、議會、監管機構以及國際團體根本無能力反映勞動者和公民的價值。美國最高法院甚至判定，按照《憲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 to the Constitution)的規定，金錢相當於演講，企業相當於人民，這就為金錢參與政治打開了閥門。

結果是，消費者和投資者表現越來越不俗，但就業不安全感上升，社會差距日益拉大，社區變得更加不穩定，氣候變化也在惡化。所有這些結果都無法長期持續，但迄今仍沒有任何人找到讓資本主義回歸平衡的方式。你可以隨心所欲地指責全球金融和世界各地的企業，但請把一些指責留給那些貪得無厭的消費者和投資者吧——這些人幾乎存在於我們每個人心中，每個人都是共犯。

註：本文作者是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公共政策教授，曾在美國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政府擔任勞工部長。

譯者/何黎

Insatiable consumers are undermining democracy

By Robert Reich

It is far too easy to blame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 on global finance and sky-high executive salaries. At a deeper level the crisis marks the triumph of consumers and investors over workers and citizens. And since most of us occupy all four roles, the real crisis centres on the increasing efficiency by which we as consumers and investors can get great deals, and our declining capacity to be heard as workers and citizens.

Modern technologies allow us to shop in real time, often worldwide, for the lowest prices, highest quality, and best returns. Through the internet we can now get relevant information instantaneously, compare deals, and move our money at the speed of electronic impulses. Consumers and investors have never been so empowered.

Yet these great deals come at the expense of our jobs and wages, and widening inequality. The goods we want or the returns we seek can often be produced more efficiently elsewhere by companies offering lower pay and fewer benefits. They come at the expense of main streets, the hubs of our communities.

Great deals can also have devastating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Technology allows us to efficiently buy low-priced items from poor nations with scant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sometimes made in factories that spill toxic chemicals into water supplies or release pollutants into the air. We shop for cars that spew carbon into the air and for airline tickets in jet planes that do even worse.

Other great deals offend common decency. We may get a low price or high return because a producer has cut costs by hiring children in South Asia or Africa who work 12 hours a day, seven days a week. Or by subjecting people to death-defying working conditions. As workers or as citizens most of us would not intentionally choose these outcomes but we are responsible for them.

Even if we are fully aware of these consequences, we still opt for the best deal because we know other consumers and investors will also do so. It makes little sense for a single individual to forgo a great deal in order to be “socially responsible” with no effect. Some companies pride themselves on selling goods and services produced in responsible ways but most of us don’t want to pay extra for responsible products. Not even consumer boycotts and socially-responsible investment funds trump the lure of a bargain.

The best means of balancing the demands of consumers and investors against those of workers and citizens has been through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that shape and constrain markets. Laws and rules offer some protection for jobs and wages, communities, and the environment. Although such rules are likely to be costly to us as consumers and investors because they stand in the way of the very best deals, they are intended to approximate what we as members of a society are willing to sacrifice for these other values.

But technologies are outpacing the capacities of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to counterbalance them. For one thing, national rules intended to protect workers, communities, and the environment typically extend only to a nation’s borders. Yet technologies for getting great deals enable buyers and investors to transcend borders with increasing ease, at the same time making it harder for nations to monitor or regulate such transactions.

Goals other than the best deals are less easily achieved within the confines of a single nation. The most obvious example is the environment, whose fragility is worldwide. In addition, corporations routinely threaten to move jobs and businesses away from places that impose higher costs on them – and therefore, indirectly, on their consumers and investors – to more “business friendly” jurisdictions.

Finally, corporate money is undermining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in the name of better deals for consumers and investors. Campaign contributions, fleets of well-paid lobbyists, and corporate-financed PR campaigns about public issues are overwhelming the capacities of legislatures, parliaments, regulatory agencies, and international bodies to reflect the values of workers and citizens. The US Supreme Court has even decided that, under the First Amendment to the Constitution, money is speech and corporations are people, thereby opening the floodgates to money in politics.

As a result, consumers and investors are doing increasingly well but job insecurity is on the rise, inequality is widening, communities are becoming less stable, and climate change is worsening. None of this is sustainable over the long term but no one has yet figured out a way to get capitalism back into balance. Blame global finance and worldwide corporations all you want. But save some of your blame for the insatiable consumers and investors inhabiting almost every one of us, who are entirely complicit.

The writer is a professor of public policy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and was US secretary of labour under president Bill Clinton

2010/9
ROBERT B. REICH 賴克是近數十年的美國著名社會觀察家
他的每本書都值得一讀

'Aftershock: The Next Economy and America's Future'

By ROBERT B. REICH
Reviewed by SEBASTIAN MALLABY

The Clinton-era labor secretary Robert B. Reich fears that inevitable national belt-tightening could trigger a political convulsion.

Excerpt

‘Aftershock’

By ROBERT B. REICH

Published: September 24, 2010

Chapter One: Eccles's Insight

Sunday Book Review: ‘Aftershock: The Next Economy and America’s Future’ by Robert B. Reich (September 26, 2010)

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 arguably the most powerful group of economic decision-makers in the world, is housed in the Eccles Building on Constitution Avenue in Washington, D.C. A long, white, mausoleum-like structure, the building is named after Marriner Eccles, who chaired the Board from November 1934 until April 1948. These were crucial years in th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and the world's.

While Eccles is largely forgotten today, he offered critical insight into the great pendulum of American capitalism. His analysis of the underlying economic stresse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is extraordinarily, even eerily, relevant to the Crash of 2008. It also offers if not a blueprint for the future, at least a suggestion of what to expect in the coming years.

A small, slender man with dark eyes and a pale, sharp face, Eccles was born in Logan, Utah, in 1890. His father, David Eccles, a poor Mormon immigrant from Glasgow, Scotland, had come to Utah, married two women, became a businessman, and made a fortune. Young Marriner, one of David's twenty-one children, trudged off to Scotland at the start of 1910 as a Mormon missionary but returned home two years later to become a bank president. By age twenty-four he was a millionaire; by forty he was a tycoon — director of railroad, hotel, and insurance companies; head of a bank holding company controlling twenty-six banks; and president of lumber, milk, sugar, and construction companies spanning the Rockies to the Sierra Nevadas.

In the Crash of 1929, his businesses were sufficiently diverse and his banks adequately capitalized that he stayed afloat financially. But he was deeply shaken when his assumption that the economy would quickly return to normal was, as we know, proved incorrect. "Men I respected assured me that the economic crisis was only temporary," he wrote, "and that soon all the things that had pulled the country out of previous depressions would operate to that same end once again. But weeks turned to months. The months turned to a year or more. Instead of easing, the economic crisis worsened." He himself had come to realize by late 1930 that something was profoundly wrong, not just with the economy but with his own understanding of it. "I awoke to find myself at the bottom of a pit without any known means of scaling its sheer sides.... I saw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though I'd been active in the world of finance and production for seventeen years and knew its techniques, I knew less than nothing about its economic and social effects." Everyone who relied on him — family, friends, business associates, the communities that depended on the businesses he ran — expected him to find a way out of the pit. "Yet all I could find within myself was despair."

When Eccles's anxious bank depositors began demanding their money, he called in loans and reduced credit in order to shore up the banks' reserves. But the reduced lending caused further economic harm. Small businesses couldn't get the loans they needed to stay alive. In spite of his actions, Eccles had nagging concerns that by tightening credit instead of easing it, he and other bankers were saving their banks at the expense of community — in "seeking individual salvation, we were contributing to collective ruin."

Economists and the leaders of business and Wall Street — including financier Bernard Baruch; W. W. Atterbury, president of the Pennsylvania Railroad; and Myron Taylor, chairman of the United States Steel Corporation — sought to reassure the country that the market would correct itself automatically, and that the government's only responsibility was to balance the federal budget. Lower prices and interest rates, they said, would inevitably "lure 'natural new investments' by men who still had money and credit and whose revived activity would produce an upswing in the economy." Entrepreneurs would put their money into new technologies that would lead the way to prosperity. But Eccles wondered why anyone would invest when the economy was so severely disabled. Such investments, he reasoned, "take place in a climate of high prosperity, when the purchasing power of the masses increases their demands for a higher standard of living and enables them to purchase more than their bare wants. In the America of the thirties what hope was there for developments on the technological frontier when millions of our people hadn't enough purchasing power for even their barest needs?"

There was a more elaborate and purportedly "ethical" argument offered by those who said nothing could be done. Many of those business leaders and economists of the day believed "a depression was the scientific operation of economic laws that were God-given and not man-made. They could not be interfered with." They said depressions were phenomena like the one described in the biblical story of Joseph and the seven kine, in which Pharaoh dreamed of seven bountiful years followed by seven years of famine, and that America was now experiencing the lean years that inevitably followed the full ones. Eccles wrote, "They further explained that we were in the lean years because we had been spendthrifts and wastrels in the roaring twenties. We had wasted what we earned instead of saving it. We had enormously inflated values. But in time we would sober up and the economy would right itself through the action of men who had been prudent and thrifty all along, who had saved their money and at the right time would reinvest it in new production. Then the famine would end."

Eccles thought this was nonsense. A devout Mormon, he saw that what passed for the God-given operation of economics "was nothing more than a determination of this or that interest, specially favored by the status quo, to resist any new rules that might be to their disadvantage." He wrote, "It became apparent to me, as a capitalist, that if I lent myself to this sort of action and resisted any change designed to benefit all the people, I could be consumed by the poisons of social lag I had helped create." Eccles also saw that "men with great economic power had an undue influence in making the rules of the economic game, in shaping the actions of government that enforced those rules, and in conditioning the attitude taken by people as a whole toward those rules. After I had lost faith in my business heroes, I concluded that I and everyone else had an equal right to share in the process by which economic rules are made and changed." One of the country's most powerful economic leaders concluded that the economic game was not being played on a level field. It was tilted in favor of those with the most wealth and power.

Eccles made his national public debut before the Senate Finance Committee in February 1933, just weeks before Franklin D. Roosevelt was sworn in as president. The committee was holding hearings on what, if anything, should be done to deal with the ongoing economic crisis. Others had advised reducing the national debt and balancing the federal budget, but Eccles had different advice. Anticipating what British economist John Maynard Keynes would counsel three years later in his famous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Eccles told the senators that the government had to go deeper into debt in order to offset the lack of spending by consumers and businesses. Eccles went further. He advised the senators on ways to get more money into the hands of the beleaguered middle class. He offered a precise program designed "to bring about, by Government action, an increase of purchasing power on the part of all the people."

Eccles arrived at these ideas not by any temperamental or cultural affinity — he was, after all, a banker and of Scottish descent — but by logic and experience. He understood the economy from the ground up. He saw how average people responded to economic downturns, and how his customers reacted to the deep crisis at hand. He merely connected the dots. His proposed program included relief for the unemployed, government spending on public works, government refinancing of mortgages, a federal minimum wage, federally supported old-age pensions, and higher income taxes and inheritance taxes on the wealthy in order to control capital accumulations and avoid excessive speculation. Not until these recommendations were implemented, Eccles warned, could the economy be fully restored.

Eccles then returned to Utah, from where he watched Roosevelt hatch the first hundred days of his presidency. To Eccles, the new president's initiatives seemed barely distinguishable from what his predecessor, Herbert Hoover, had offered — a hodgepodge of ideas cooked up by Wall Street to keep it afloat but do little for anyone else. "New York, as usual, seems to be in the saddle, dominating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y," he wrote to his friend George Dern, the former governor of Utah who had become Roosevelt's secretary of war.

In mid-December 1933, Eccles received a telegram from Roosevelt's Treasury secretary, Henry Morgenthau, Jr., asking him to return to Washington at the earliest possible date to "talk about monetary matters." Eccles was perplexed. The new administration had shown no interest in his ideas. He had never met Morgenthau, who was a strong advocate for balancing the federal budget. After their meeting, the mystery only deepened. Morgenthau asked Eccles to write a report on monetary policy, which Eccles could as easily have written in Utah. A few days later Morgenthau invited Eccles to his home, where he asked about Eccles's business connections, his personal finances, and the condition of his businesses, namely whether any had gone bankrupt. Finally, Morgenthau took Eccles into his confidence. "You've been recommended as someone I should get to help me in the Treasury Department," Morgenthau said. Eccles was taken aback, and asked for a few days to think about it.

"'Here you are, Marriner, full of talk about w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and shouldn't do,'" Eccles told himself, as he later recounted in his memoirs. "'You ought to put up or shut up.... You're afraid your theory won't work. You're afraid you'll be a damned fool. You want to stick it out in Utah and wear the hair shirt of a prophet crying in the wilderness. You can feel noble that way, and you run no risks. [But] if you don't come here you'll probably regret it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Eccles talked himself into the job.

For many months thereafter, Eccles steeped himself in the work of the Treasury and the Roosevelt administration, pushing his case for why the government needed to go deeper into debt to prop up the economy, and what it needed to do for average people. Apparently he made progress. Roosevelt's budget of 1934 contained many of Eccles's ideas, violating the president's previous promise to balance the federal budget. The president "swallowed the violation with considerable difficulty," Eccles wrote.

The following summer, after the governor of 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 unexpectedly resigned, Morgenthau recommended Eccles for the job. Eccles had not thought about the Fed as a vehicle for advancing his ideas. But a few weeks later, when the president summoned him to the White House to ask if he'd be interested, Eccles told Roosevelt he'd take the job if the Federal Reserve in Washington had more power over the supply of money, and the New York Fed (dominated by Wall Street bankers), less. Eccles knew Wall Street wanted a tight money supply and correspondingly high interest rates, but the Main Streets of America — the real economy — needed a loose money supply and low rates. Roosevelt agreed to support new legislation that would tip the scales toward Main Street. Eccles took over the Fed.

For the next fourteen years, with great vigor and continuing vigilance for the welfare of average people, Eccles helped steer the economy through the remainder of the Depression and through World War II. He would also become one of the architects of the Great Prosperity that the nation and much of the rest of the world enjoyed after the war.

(Continues...)

Excerpted from Aftershock by Robert B. Reich. Copyright © 2010 by Robert B. Reich. Excerpted by permission.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excerpt may be reproduced or reprinted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Excerpts are provided by Dial-A-Book Inc. solely for the personal use of visitors to this web site.

The Moral Obligation to Be Intelligent: Selected Essays 知性乃道德职责

2012-02-01T08:26:00.000+08:00

The Moral Obligation to Be Intelligent: Selected Essays

Lionel Trilling (Author), Leon Wieseltier (Editor, Introduction)

此書書名的翻譯問題多多似乎可說是誤譯
意思類似"士不可不弘毅......"

From Library Journal

Trilling (1905-74) epitomized the idea of the 1950s New York intellectual. In opposition to the prevailing theories of the New Critics, he adopted a broader approach: the study of the interconnections betwee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This collection features 32 of his essays on a range of topics, from Jane Austen to George Orwell, from the Kinsey Report to Lolita. Also included are Trilling's seminal essays "Art and Neurosis" and "Manners, Morals, and the Novel." Initially appearing in periodicals like the Partisan Review and Commentary, most of these pieces were later reprinted in Trilling's essay collections, which included The Liberal Imagination, Beyond Culture, and the posthumously published Speaking of Literature and Society. Recommended for public and academic libraries, especially those lacking the earlier collections.
-William Gargan, Brooklyn Coll. Lib., CUNY
Copyright 2000 Reed Business Information, Inc.

From Booklist

Trilling (1905^-74) was an enormously influential critic who vehemently eschewed simplistic or emotional responses to art or morality. The author of many works, he was especially exigent, to use one of his favorite words, in his essays, most of which have long been out of print. Republished now in this substantial volume edited and vividly introduced by Leon Wieseltier, the literary editor for the New Republic and author of Kaddish (1998), these essays and lectures, still fresh and provocative, cover topics ranging from Austen, James, and Frost to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art, neurosis, and politics. Distrustful of rapture and keen on reading literature as, in Wieseltier's words, "documents for a moral history of culture," Trilling embraced complexity and nuance and held critical integrity in the highest esteem. His essays possess great intellectual weight, and their richness, deep seriousness of thought, and sonorous vocabulary and syntax are balanced by a lashing wit and remarkable energy. Donna Sea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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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Details

Hardcover: 576 pages
Publisher: Farrar Straus Giroux; 1st edition (May 2000)
Language: English

知性乃道德职责

副标题: 知性乃道德职责
作者: [美]莱昂内尔·特里林
译者: 严志军 / 张沫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出版年: 2011-9
页数: 574
定价: 48.0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名家文学讲坛
ISBN: 9787544720458

内容简介 · · · · · ·

　　本书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纽约知识分子观念的缩影，特里林采用了一条更宽广的途径 ——文学与文化的交叉研究，来应对当时的新批评主流。通过这些不同凡响的文章，特里林向我们展示了一位非同寻常的批评家形象：他充满哲学动机而尊重文本，对历史敏感而不受其束缚，受艺术的熏陶而并不崇拜它，尊崇思想而怀疑理论。本书汇集了特里林从1938年到1975年间最有影响力的三十二篇文章，多数已作为经典被大量引用，具有重要影响。

作者简介 · · · · · ·

　　莱昂内尔•特里林(1905—1975)，二十世纪美国著名的文学与社会文化批评家，生前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资深文学教授，“纽约知识分子”群体的重要成员。特里林结合了专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以独到的道德视角、优雅沉稳的批评风度以及大量富有说服力的批评著述在理论流派纷繁复杂的美国批评界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被称为二十世纪中期美国青年一代的思想导师，对当代批评影响甚大。其代表作有《自由的想象》、《弗洛伊德与我们的文化危机》、《反对自我》、《超越文化》等。

目录 · · · · · ·

目录
前言（利昂·维泽尔蒂尔）1
约翰·多斯·帕索斯的美国1
海明威和他的批评者9
T.S.艾略特的政治思想20
《不朽颂》32
吉卜林62
美国的现实71
艺术与神经症88
风俗、道德与小说106
《金赛报告》120
《哈克贝里·芬历险记》137
《卡萨玛西玛公主》148
华兹华斯与拉比177
威廉·迪安·豪威尔斯与现代品位的根基203
作为英雄的诗人：书信中的济慈225
乔治·奥威尔与关于真理的政治思想260
目前美国知识分子的状况276
《曼斯菲尔德庄园》293
伊萨克·巴别尔312
惰性的道德333
“巴门尼德的微笑令我深思”342
最后的恋人356
关于罗伯特·弗罗斯特的演讲：一次文化事件374
论教授现代文学383
利维斯—斯诺之争404
快乐的命运428
书信中的詹姆斯·乔伊斯451
现代世界里的思想479
艺术、意志与必然性502
我们为什么读简·奥斯丁的作品517
附录535
四十以下537
《自由的想象》序言540
《超越文化》序言545
篇目注释553
索引557

國家政策與批判的公共論述 / 陳忠信著

2012-01-31T16:24:00.000+08:00

勾選

國家政策與批判的公共論述 / 陳忠信著 Kuo chia cheng tse y! p'i p'an tekung kung lun shu

台北市 : 國家政策硏究資料中心, 民78[1989] 初版

國家政策與批判的公共論述 p'i p'an tekung kung lun shu / 陳忠信著台北市 : 國家政策硏究資料中心 , 民78[1989]

館藏地	索書號	條碼	狀態說明
總圖2F人社資料區	571.1 7552 [鄰近架位館藏]	1625321	可流通

允晨文化30年

2012-01-31T09:50:00.000+08:00





《六四‧我的證詞》座談會暨詩歌發表會日期：2月3日（五）11:00~11:45 am 地點：世貿一館迷你沙龍主講：廖亦武【活動簡介】名動歐美文壇，當代中國最禁忌的作家，廖亦武，經過重重關卡，首度訪台，親身說法，與台灣讀者分享一個知識份子、一個先鋒派詩人如何在親歷六四的屠殺審判後，仍持續以文字創作，抵抗國家機器的橫暴，精彩可期。
《多餘的人》新書發表會日期：2月4日（六）3:00~3:45 pm 地點：世貿一館迷你沙龍主講：韓秀【活動簡介】享譽華文文壇的作家韓秀最新力作，將埋藏多年的往事經歷，散做文字珠玉，以小說形式取代傳記書寫，與讀者分享一個創作者，一個時代見證者的身世國愁與身分追尋，難得的心靈饗宴。
《移動的桃花源》新書發表會日期：2月5日（日）2:00~3:00 pm 地點：世貿一館允晨B301展位主講：石守謙【活動簡介】當代藝術史宗師石守謙教授首次在書展會場舉辦新書座談會與讀者分享多年探究藝術與文學關係，獨家心得在《移動的桃花源》中有最精彩深刻的陳述，絕無僅有的藝術人文講座。


向哈維爾致敬︰哈維爾作品朗讀 ------------------------------------ 日期：2012年2月2日（四）5:00~5:45pm 地點：世貿一館 105朗讀沙龍朗讀者：曾建元‧廖亦武‧陳政三…

廖亦武詩歌發表會 ------------------------------------ 日期：2012年2月11日（六）7:00~9:00pm 地點：小藝埕3F（台北市迪化街1段32巷1號） TEL：(02)2552-1338 主講：廖亦武入場方式：免費入場，歡迎參加

日本農業150年（1850-2000年）

2012-01-31T08:24:00.000+08:00

日本農業150年（1850-2000年）

作者：（日）暉峻眾三
出版社：中國農業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1年05月01日
語言：簡體中文

從 19世紀中葉(幕府末期‧明治維新時期)廢除封建制度、構建資本主義經濟結構開始，到“經濟大國化”的日本在市場原理和WTO體制下、以大型跨國企業為中心進行經濟結構重組、進一步參與國際市場的2000年為止。在這期間，日本資本主義經濟是在怎樣的國際環境下，以怎樣的結構形成發展的？在這個背景下，農業、糧食、農民、地主及村莊處于怎樣的狀態，實施了怎樣的農業、糧食政策，產生了怎樣的農業、農民、糧食、農村和環境問題？針對以上問題，暉峻眾三編著的《日本農業150年(1850-2000年)》從歷史的角度、結合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特征和發展狀況進行了分析。

詳細資料

規格：平裝 / 210頁 / 16 / 普級 / 單色 / 初版
出版地：大陸

第1章近代日本的起航——從幕藩體制的建立到明治維新
1 幕藩制社會的結構與變遷
2 幕藩制經濟的動搖與重建
3 明治維新與原始積累

第2章日本資本主義的確立——從19世紀80年代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戰
1 日本的產業革命
2 貿易結構與傳統產業
3 日本農業的生產結構——農業技術的變化
4 農村生活的變化
5 地主的土地所有與租佃關系
6 農業政策——資本與地主的矛盾的形成

第3章走向壟斷——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世界經濟危機
1 壟斷資本主義的確立
2 農業生產的變化
3 農戶經營和地主經營的動向
4 租佃糾紛與農民運動的展開
5 農業政策的展開及其特征

第4章從世界性經濟危機到戰時體制——從世界性經濟危機開始直至戰敗
1 從世界性經濟危機到日本戰時資本主義
2 農業生產力的停滯與危機
3 危機下與戰時的農戶經營
4 從危機到戰時的租佃糾紛
5 農業管制政策的實施

第5章被佔領期日本資本主義的重建與農地改革——從戰敗至20世紀50年代初
1 佔領與戰後改革
2 農地改革案的提出及實施
3 掠奪農民政策的展開

第6章經濟高速增長期的農業——從20世紀50年代初至70年代初
1 “經濟自立”和向“戰後型”產業結構的轉型(第1階段)
2 經濟高速增長的起步與基本法農政(第Ⅱ階段)
3 經濟再度高速增長與“綜合農政”的出台(第Ⅲ階段)

第7章向經濟大國下的農業小國過渡——從20世紀70年代初到2000年
1 向低成長的過渡與經濟結構調整(第1期)
2 GATT．UR、WTO與《新基本法》框架下的農業萎縮(第Ⅱ期)
參考文獻
譯者後記

俞大維傳 (李元平)

2012-01-30T13:57:00.003+08:00

俞大維傳

李元平

臺灣日報社, 1992 - 392 頁
李元平《俞大维传》，台北：台湾日报社，1992年1月5日初版，同年1月22日增订2版。据作者说，这部传记主要是根据他对俞大维所做数次访谈的记录，

我想個人讀本書都會注意到自己想看的東西
我注意到的是
馬歇爾說四強中以蔣介石的周邊的人的品質最差
台灣228的接收失敗一如在中國的幾個城市般很不得民心
陳儀-- 俞大維的 "恩人"的正反面.....
王雲五推行的金元券讓中國的中產階級都破產是失去中國的主因
可是王雲五至死都認為他是對的....
他在當交通部長的科學管理
我還注意到1987年邏輯學家訪問俞大維先生安慰他是"學以致用"型
整篇認為蔣介石是恩人
(他晚年也是在安全系統監視下的一員)

他追訴對美採購大員的勝訴連胡適等都要打電報慶賀

網路上有些摘述

俞大維傳-823砲戰節錄-戰爭前夕1

俞大維傳-晚年節錄-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俞大維

第8任中華民國國防部部長
任期 1954年 5月27日 – 1965年 1月13日
前任	郭寄嶠
繼任	蔣經國
第1任中華民國交通部部長
任期 1948年 5月31日 – 1949年 2月8日
前任	首任
繼任	凌鴻勛（代理）端木傑（正任）
第8任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交通部部長
任期 1946年 5月16日 – 1948年 5月31日
前任	俞飛鵬
繼任	行憲

性別	男
出生	1897年 1月11日大清浙江省山陰縣
逝世	1993年7月8日（96歲）中華民國臺北市
籍貫	浙江紹興
國籍	中華民國
政黨	無黨籍
父母	俞明頤（父）曾廣珊（母）
配偶	妻陳新午（1929年起）
同居者	（德國鋼琴教師）（1924年前後）
子女	俞揚和、俞方濟、俞小濟
軍事背景
效忠	中華民國
服務	中華民國陸軍
階級	中將
獲獎	青天白日勳章

显示▼學歷显示▼經歷

俞大維（1897年1月11日－1993年7月8日），中華民國軍事、政治人物，浙江紹興人，美國哈佛大學哲學博士。曾任中華民國交通部部長、國防部部長等職，八二三砲戰即在其任國防部部長時發生。

[编辑] 經歷

1918年10月，俞大維赴美入哈佛大學哲學系，畢業後至德國柏林大學深造，專攻數理邏輯與哲學。留德期間，聆聽過愛因斯坦教授的相對論課程，1925年，俞大維寫了一篇論文，題為《數學邏輯問題之探討》，刊登在愛因斯坦主編的德國數學雜誌《數學現況》上，成為在這本著名刊物上發表論文的第一個中國人。而在該期刊發表論文的第二個中國人是華羅庚，二人日後成為好友。因興趣逐漸轉向彈道研究，嗣成為彈道學專家，對兵學也由此奠定深厚基礎。

1928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全國統一，國民政府開始著手軍經建設，俞大維出任新設立「駐德使館商務調查部」主任。1929年6月返國，任軍政部參事。翌年5月，再度赴德，負責採購軍備，並續習德國參謀教育。有一次政府命其採購大砲，按值計量，可買12門，但運回中國時，卻為15門，詢其緣故，僅輕描淡寫謂：「是送的」。實其將所得傭金，另購砲3門，俞大維先生的熱血報國之心不言而喻。1932年派任參謀本部少將主任秘書，但俞大維婉拒而自願至中央訓練團任兵器總教官。次年1月，調軍政部兵工署長，並晉升陸軍中將，對當時的兵工現代化做出許多貢獻。

1937年抗戰爆發，俞大維指揮將沿海30餘座兵工廠、鋼鐵廠、材料廠、及兵工技術單位以有限之人力、物力與獸力搬運，陸續西遷內陸繼續生產，為抗戰中國國防工業生產貢獻卓越，1944年12月，調軍政部常務次長，並兼中美聯合參謀部中國代表，負責與美方代表魏德邁將軍協商，爭取美國軍援，當時「阿爾發部隊裝備方案」，使國軍36個師換裝美式裝備，即為此達成之建議。1946年4月，參加國府、中共、美國代表之3人小組會議，協商戰後還都事宜；5月，獲國民政府頒授青天白日勳章。

1946年 5月16日，繼俞飛鵬出任交通部部長，任內建立交通資料中心，全國鐵道狀況之自動化，以及郵政開辦24小時服務等事績尤為人稱道，1950年1月赴美養病。1954年出任國防部長，先後長達10年之久，任內積極整軍建設促使國軍成為一支現代化之部隊，1965年初，因病辭去部長一職由蔣經國接任，轉任總統府資政，1993年病逝，享壽96高齡。

[编辑] 家庭

俞大維的家世十分顯赫，不但名人眾多，還跟許多知名的家族結為姻親。

父親俞明頤曾任湖南督練公所（清政府訓練新軍的部門）兵務總辦
母親曾廣珊為中國清朝末年名臣曾國藩之孫女，他是曾國藩的外曾孫。
大伯俞明震為晚清著名詩人、教育家，曾任南京江南水師學堂督辦（即校長）。1895年台灣民主國內務大臣。
堂哥俞大純曾任交通部隴海鐵路局局長
堂哥兒子俞啟威曾與江青同居，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天津市市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機械工業部第一任部長。
堂哥孫子俞強聲，是俞啟威長子，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部北美情報司司長，1986年叛逃美國。
堂哥孫子俞正聲，是俞啟威次子，是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
姑丈陳三立是知名詩人
表哥陳寅恪是知名歷史學家
表姐曾憲植的丈夫葉劍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元帥
妹俞大綵是知名學者、國立台灣大學前校長傅斯年的妻子
妹俞大縝曾任北京大學西語系教授
妹俞大絪亦曾為北京大學西語系教授，著名化學家、教育家曾昭掄的妻子
弟俞大綱是中國戲曲專家
弟俞大紱是植物病理學和微生物學家，曾任北京農業大學校長
子俞揚和，娶中華民國總統蔣經國的女兒蔣孝章為妻
孫俞祖聲

显示▼ 查 • 論 • 編 • 歷俞大維家世

[编辑] 好學不倦

俞大維一生都非常喜歡讀書求知識。當他晚年，視力變差，已無法看書時，決定「讀了一輩子書，現在要收攤了！」收攤就是不再讀書了，但收攤可是有一套嚇人的程序：他決定把以前唸過的書，溫習一遍，之後才不讀書。俞大維決定每個月溫習一學問，「邀請各類學問極有成就的老朋友，相互討論」，他計畫先溫習天主教神學，請羅光主教陪他溫課，接著還計畫請物理學家吳大猷溫課，之後還有音樂、美術、哲學、數學、美學……，他不溫習軍事，因為那不是高深學問。

[编辑] 外部連結

國軍歷史文物館俞大維生平介紹

[编辑] 參見

林以亮主編《美國詩選》

2012-01-30T11:08:00.001+08:00

http://en.wikipedia.org/wiki/Robert_Frost
最近哈佛大學出版社將他的筆記等都出版了
On Jan. 29, 1963, poet Robert Frost died in Boston.
《美國詩選》林以亮主編，張愛玲等譯香港: 今日世界社出版，1963 再版港幣3元頁數274頁

死亡，你不要驕傲—悼佛洛斯特

余光中

六十年代剛開始，死亡便有好幾次豐收。漢明戚。福克納。胡適。康明恩。現在輪到佛洛斯特。當一些靈魂如星般升起，森森然，各就各位，為我們織一幅怪冷的永恆底圖案，一些軀體像經霜的楓葉，落了下來。人類的歷史就是這樣：一些軀體變成一些靈魂，一些靈魂變成一些名字。好幾克拉的射著青芒的名字。稱一稱人類的歷史看，有沒有一斗名字？就這麼俯踐楓葉，仰望星座，我們愈來愈寂寞了。死亡你把這些不老的老頭子摘去做什麼？你把胡適摘去做什麼？你把佛洛斯特的銀髮摘去做什麼？

見到滿頭銀髮的佛洛斯特，已是四年前的事了。在老詩人皚皚的記憶之中，想必早已沒有那位東方留學生的影子。可是四年來，那位東方青年幾乎每天都記掛著他。他的名字，幾乎沒有間斷地出現在報上。他在美國總統的就職大典上朗誦 The Gift Outright (全心的贈與)；他在白宮的盛宴上與美麗的賈桂琳娓娓談心；他訪俄，他訪以色列。他在這些場合的照片，常出現在英文的刊物上。有一張照片—那是世界上僅有的一張—在我書房的牆上俯視著我。哪，現在，當我寫悼念他的文章時，他正在望我。在我，這張照片已經變成辟邪的靈物了。

那是一九五九年。八十五歲的老詩人來我們的學校訪問。在那之前，佛洛斯特只是美國現代詩選上一個赫赫有聲的名字。四月十三號那天，那名字還原成了那人，還原成一個微駝略禿但神采弈弈的老叟，還原成一座有彈性的花崗岩，一株仍然很帥的霜後的銀樺樹，還原成一種有幽默感的悲劇，一個沒忘記如何開玩笑的斯多伊克。

那天我一共見到他三次。第一次是在下午，在愛奧華大學的一間小教室裏。我去遲了，只能見到他半側的背影。第二次是在當晚的朗誦會上，在擠滿了三千聽眾的大廳上，隔了好幾十排的聽眾。第三次已經夜深，在安格爾教授的家中，我和他握了手，談了話，請他在詩集上簽了名，而且合照了一張像。猶記得，當時他雖然頗現龍鍾之態，但顧盼之間，仍給人矍鑠之感，立談數小時，仍然注意集中。他在「佛洛斯特詩選」(The Poems of Robert Frost)的扉頁上為我題了如下的字句：For Yu Kwang-chung from Robert Frost with best wishes to Formosa, Iowa City, Iowa, U.S.A.1959.

寫到Formosa 時，老詩人的禿頭派克筆尖曾經懸空不動者片刻。他問我，「你們平常該用Formosa 或是Taiwan？」我說，「無所謂吧。」終於他用了前者。當時我曾拔出自己的鋼筆，遞向他手裏，準備經他用後，向朋友們說，曾經有「兩個大詩人」握過此管，說「綵筆昔曾干氣象，白頭今望苦低垂。」可惜當時他堅持使用自己的一枝。後來他提起學生葉公超，我述及老師梁實秋，並將自己中譯的他的幾首詩送給他。

我的手頭一共有佛洛斯特四張照片，皆為私人所攝藏。現在，佛洛斯特巨大的背影既已融入歷史，這些照片更加可貴了。一張和我同攝，佛洛斯特展卷執筆而坐，銀絲半垂，眼神幽淡，像一匹疲倦的大象，比他年輕半個世紀的中國留學生則侍立於後。一張是和我，菲律賓小說家桑多斯，日本女詩人長田好枝同攝；老詩人歪著領帶，微側著頭，從懸岩般的深邃的上眼眶下向外矍然注視，像一頭不發脾氣的老龍，一張和安格爾教授及兩位美國同學合影，老詩人背窗而坐，看上去像童話中的精靈，而且有點像桑德堡。最後的一張則是他演說時的特有姿態。

佛洛斯特在英美現代詩壇上的地位是非常特殊的。第一，他是現代詩中最美國的美國詩人。在這方面，唯一能和他競爭的，是桑德堡。桑德堡的詩生動多姿，富於音響和色彩，不像佛洛斯特的詩那麼樸實而有韌性，冷靜，自然，剛毅之中帶有幽默感，平凡之中帶有奇異的成份。桑德堡的詩中伸展著浩闊的中西部，矗立著芝加哥，佛洛斯特的詩中則是波士頓以北的新英格蘭。如果說，桑德堡是工業美國的代言人，則佛洛斯特應是農業美國的先知。佛洛斯特不僅是歌頌自然的田園詩人，他甚至不承華茲華斯的遺風。他的田園風味只是一種障眼法，他的區域情調只是一塊踏腳石。他的詩「興於喜悅，終於智慧」。他敏於觀察自然，深諳田園生活，他的詩乃往往以此開端，但在詩的過程中，不知不覺，行若無事地，觀察泯入沉思，寫實化為象徵，區域性的擴展為宇宙性的，個人的擴展為民族的，甚至人類的。所謂「篇終接混茫」，正合佛洛斯特的藝術。

有人曾以佛洛斯特比惠特曼。在美國現代詩人之中，最能繼承惠特曼的思想與詩風者，恐怕還是桑德堡。無論在汪洋縱恣的自由詩體上，擁抱工業文明熱愛美國人民的精神上，肯定人生的意義上，或是對林肯的崇仰上，桑德堡都是惠特曼的嫡系傳人。佛洛斯特則不盡然。他的詩體恆以傳統的形式為基礎，而衍變成極富彈性的新形式。儘管他能寫很漂亮的「無韻體」(blank verse)或意大利式十四行(Italian sonnet)其結果絕非效顰或株守傳統，而是迴盪著現代人口語的節奏。然而佛洛斯特並不直接運用口語，他在節奏上要把握的是口語的腔調。在思想上，他既不像那位遁世惟恐不遠的傑佛斯那麼否定大眾，也不像惠特曼那麼肯定大眾。他信仰民主與自由，但警覺到大眾的盲從與無知。往往，他甯可說否(nay)而不願附和。他反對教條與專門化，他不喜歡工業社會，但是他知道反對現代文明之徒然。在一個混亂而虛無的時代，當大眾的讚美或非難太過份時，他甯可選擇一顆星的獨立和寂靜。他總是站在旁邊，不，他總是站得高些，如梭羅。有人甚至說他是「新英格蘭的蘇格拉底」(Yankee Socrates)。

其次，在現代詩中，佛洛斯特是一個獨立的巨人。他沒有創立任何詩派。他沒有康明思或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那種追求新形式的興趣，沒有桑德堡或阿咪．羅蕙爾(Amy Lowell)那種反傳統的自信，沒有史班德或奧登那種左傾的時尚，更缺乏艾略特那種建立新創作論的野心，或是湯默斯(Dylan Thomas)那麼左右逢源的超現實的意象。然而在他的限度中，他創造了一種新節奏，以現代人的活語言底腔調為骨幹的新節奏。在放逐意義崇尚晦澀的現代詩的氣候裡，他擁抱堅實和明朗。當絕大多數的現代詩人刻意表現內在的生活與靈魂的獨白時，他把敘事詩(narrative)和抒情詩寫得同樣出色，且發揮了「戲劇性獨白」(dramatic monologue ) 的高度功能。

最後，就是由於佛洛斯特的詩從未像別的許多現代詩一樣，與自然或社會脫節，就是由於佛洛斯特的詩避免追逐都市生活的紛紜細節，避免自語而趨向對話，他幾乎變成現代美國詩壇上惟一能藉寫詩維生的作者。雖然在民主的美國，沒有桂冠詩人的設置，但由於艾森豪聘他為國會圖書館的詩學顧問，甘迺迪請國會通過頒贈他一塊獎章，他在實際上已是不冠的詩壇祭酒了。美國政府對他的景仰是一致的，而民間，大眾對他也極為愛戴。像九繆司的爸爸一樣，顫巍巍地，他被大學生，被青年詩人們捧來捧去，在各大學間巡迴演說，朗誦，並討論詩的創作。一般現代詩人所有的孤僻，佛洛斯特是沒有的。佛洛斯特獨來獨往於歡呼的群眾之間，他獨立，但不孤立。身受在朝者的禮遇和在野者的崇拜，佛洛斯特不是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御用文人，也不是媚世取寵的流行作家。美國朝野敬仰他，正因為他具有這種獨立的敢言的精神。當他讚美時，他並不縱容；當他警告時，他並不冷竣。讀其詩，識其人，如攀雪峰，而發現峰頂也有春天。

在他生前，世界各地的敏感的心靈都愛他，談他。佛洛斯特已經是現代詩的一則神話。上次在馬尼拉，菲律賓小說家桑多斯還對我說：「還記得佛洛斯特嗎？他來我們學校時，還跟我們一塊兒照相呢！」回到台北，在第一飯店十樓的漢宮花園中，美國作家史都華對中國的新詩人們說：「佛洛斯特是美國的大詩人，他將不朽！」

在可能是他最後的一首詩(一九六二年八月所作的那首 The Prophets Really Prophesy as Mystics/The Commentators Merely by Statistics)中，佛洛斯特曾說：人的長壽都是有限的，現代詩元老的佛洛斯特公公不過享了八八高齡，比狄興和蕭伯納畢竟還減幾歲。然而在詩人之中，能像他那麼老當愈壯創作不衰的大詩人，實在寥寥可數。現在他死了，為他，我們覺得毫無遺憾。然而為了我們，他的死畢竟是自由世界的不幸。美國需要這麼一位偉人，需要這麼一位為青年們所仰望的老人，正如一世紀前，她需要愛默森和林肯。高爾基論前輩托爾斯泰

時，曾說：「一日能與此人生活在相同的地球上，我就不是孤兒。」對於佛洛斯特，正如對於胡適，我們也有相同的感覺。(元月三十一日)

輯錄自1963-02-02/聯合報/聯合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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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玲與新詩

2010-09-27
中國時報
【向明】

　近代文壇才女張愛玲崛起於四十年代，民國史上最曖昧混亂的一段時期。七十年代起開始風靡台灣，自此，難以抗拒的張愛玲熱即一直籠罩在這個島上。

　張迷，張腔、張學不一而足。而且與時俱進的有越來越多的有關她的秘辛發掘或公開了出來，吊足一般張迷的胃口。張愛玲那神秘蒼涼的手勢，並未因她已離此詭譎繁華的後現代已經整整十六年而稍止息。對於新詩這一區塊，由於她並不寫詩，好像沒有可以騷動的地方。何況詩一直是由詩人自己那個小圈圈在自行取樂，別人多半也敬而遠之。

　據我讀書的記憶，張愛玲只有在早年淪陷區時，對與她同時代的路易士，即台灣詩壇大老，現已將近百歲的紀弦先生有過一些印象式的批評。文章題名為〈詩與胡說〉，載於一九四四年八月號的《雜誌》月刊。是因為讀到該刊每月文摘中的紀弦的詩〈散步的魚〉而寫的。她說「這首詩不是胡說，不過太做作了一點。小報上逐日取笑他的時候，我也跟著笑，笑了很多天，在這事上我比小報還要全無心肝。」拉雜折損了一段之後，接著說「但是讀到了〈傍晚之家〉這首詩以後，我又是一番想法了，覺得不但〈散步的魚〉可以原諒，就連這人一切幼稚惡劣的做作也應當被容忍了，因為這首詩太完全。」接著她還點評出幾句對紀弦詩有褒有貶的話。她說「路易士最好的句子全是一樣的潔淨，淒清，用色吝惜，有如墨竹，眼界小。然而沒有時間性，地方性，所以是世界的，永久的。」她這樣又打棍子，又給糖吃的說這首詩，到底是如何模樣，不妨也來看一看：

　傍晚的家有了烏雲的顏色，

　風來小小的院子裡

　數完了天上的歸鴉、

　孩子們的眼睛遂寂寞了。

　晚飯時妻的瑣碎的話一一

　幾年前的舊事已如煙了。

　而在青菜湯的淡味裡、

　我覺出了一些生之淒涼。

　紀老這首八行短詩，其實不過是道出一些升斗小民，天將暗時的生活感慨，平白易懂，較之那首用比較新而稍有曲度的語言寫的〈散步的魚〉要容易瞭解。難怪會說這首詩「太完全」，她完全懂得詩人的用意。看來張愛玲對新詩的看法是非常傳統的，殊不知那時的路易士卻非常醉心於由戴望舒、杜衡、施蟄存等人引自西方的現代主義，並已開始在「現代雜誌」上發表詩。

　很多作家一開始寫作是先學寫詩的，不知道張愛玲有否此經驗？不過我倒知道她在一九六一年以前譯過美國詩，收錄在由林以亮（宋淇）主編的，今日世界社出版的《美國詩選》。譯者的陣容非常強大，有梁實秋、邢光祖、余光中、夏菁、林以亮和張愛玲。這是台港華文詩壇最早接觸到的一本外國譯詩選，非常希罕珍貴。這本詩選選譯了十七位美國重要詩人的作品。據主選者林以亮先生說，如果拿這一百年來美國詩作為限制的話，恐怕至少還得另外包括四五位詩人進去。但由於篇幅上的限制，以及翻譯上的困難，放棄了一些技術上不可克服的作品。因之幾位當時現代詩的當紅旗手，如艾略特和龐德以及卡明斯（E.E.Cummings）等人的作品只好割愛，寧願選用愛默生和梭羅（H.D.Thoreau）等「比較率直的」詩作。而此兩位資深（論出生先後在本書中愛默生排名第一、梭羅第三）詩人的作品即由張愛玲翻譯，並負責撰寫一篇極詳盡的介紹及批評文字放在譯詩前面。這樣的安排是經林以亮先生仔細考慮過後，也經譯者同意決定的，那時張愛玲己移居香港，為一些電影公司寫劇本賺生活費。

　張愛玲為「美國詩選」譯了愛默生五首詩、分別是〈大神 Brahma〉pp.5-6、〈海濱 Seashore〉pp.6-8、〈問題 The Problem〉pp.8-14、〈斷片 Fragments〉p.14、〈日子 Days〉p.15。為亨利、梭羅譯有〈冬天的回憶 Memories of Winter〉pp.49-50、〈煙 Smoke〉pp.50-1、〈霧 Mist〉51-2等三首。究其實愛默生和梭羅的本工所長都在散文，他們的詩名一向為文名所掩蓋。英國名評論家安諾德（Matthew Arnold）曾說：「在十九世紀，沒有任何散文比愛默生的影響更大。」並沒有人恭維過他的詩，他最感人的一首詩是在一八四二年失去一個五歲的兒子，揮淚而成的一首悲慟之作。梭羅也一直被認為是一流的散文家，至於他的詩，他的文友們都認為非他所長。連他的老師愛默生也對梭羅的詩寫下這樣不客氣的按語：「黃金是有了，可是並非純金，裡面還有雜質。鮮花是採來了，可是還未釀成蜜。」然而這兩人都進入了中文版《美國詩選》，張愛玲也譯得中規中矩，無可挑剔。只能說主其事的林以亮識人，知道這兩位大家的「比較率直的」詩誰譯最合適，他找對了張愛玲。尤其在評介兩人的長文中，看出張愛玲為兩人詩作的研究，確實下了極大的功夫。

Thinking, Fast and Slow (Daniel Kahneman)

2012-01-29T16:14:00.002+08:00

本書稱 Herbert Simon 之前加一"偉大的 " (great)

Daniel Kahneman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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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Selected by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as one of the best books of 2011
A Globe and Mail Best Books of the Year 2011 Title
One of The Economist’s 2011 Books of the Year
One of The Wall Steet Journal's Best Nonfiction Books of the Year 2011

Daniel Kahneman, recipient of the Nobel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for his seminal work in psychology that challenged the rational model of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is one of our most important thinkers. His ideas have had a profound and widely regarded impact on many fields—including economics, medicine, and politics—but until now, he has never brought together his many years of research and thinking in one book.

In the highly anticipated Thinking, Fast and Slow, Kahneman takes us on a groundbreaking tour of the mind and explains the two systems that drive the way we think. System 1 is fast, intuitive, and emotional; System 2 is slower, more deliberative, and more logical. Kahneman exposes the extraordinary capabilities—and also the faults and biases—of fast thinking, and reveals the pervasive influence of intuitive impressions on our thoughts and behavior. The impact of loss aversion and overconfidence on corporate strategies, the difficulties of predicting what will make us happy in the future, the challenges of properly framing risks at work and at home, the profound effect of cognitive biases on everything from playing the stock market to planning the next vacation—each of these can be understood only by knowing how the two systems work together to shape our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Engaging the reader in a lively conversation about how we think, Kahneman reveals where we can and cannot trust our intuitions and how we can tap into the benefits of slow thinking. He offers practical and enlightening insights into how choices are made in both our business and our personal lives—and how we can use different techniques to guard against the mental glitches that often get us into trouble. Thinking, Fast and Slow will transform the way you think about thinking.

Thinking, Fast and Slow - FT.com
Book Review: Thinking, Fast and Slow - WSJ.com

China: A New History/ "China Bound: A Fifty-year Memoir"by John Fairbank. 費正清對華回憶錄

2012-01-27T05:52:00.003+08:00

《費正清論中國.中國新史》台北: 正中書局出版

副标题: 中國新史
原作名: China: A New History
作者: 費正清 / 戈德曼
译者: 薛絢
出版社: 正中書局
出版年: 200

費正清對華回憶錄
有pdf檔

作者: 費正清
譯者: 陸惠勒/ 陳祖懷/ 陳維益/ 宋瑜
出版社: 知識出版社·上海
出版年: 1991年5月
頁數: 561頁
定價: 16.00元
ISBN: 9787501554621

內容簡介 · · · · · ·
《想一個人生活的小螞蟻(美繪本)》為世界幼兒經典故事集5歲卷——想一個人生活的小螞蟻。故事包括：不願當狐狸的小狐狸、布娃娃、聰明的男孩和愚蠢的妖怪、關在籠子裡的小星星、國王和點金術、快樂的拉斯摩爾、捧著空花盆的孩子、三色魚、收集智慧的烏龜、兔皮帽子、王子長了雙驢耳朵、想一個人生活的小螞蟻等。
作者簡介 · · · · · ·
費正清是哈佛大學終身教授，著名歷史學家，美國最負盛名的中國問題觀察家，美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領域的泰斗，“頭號中國通”，哈佛東亞研究中心創始人。生前歷任美國遠東協會副主席、亞洲協會主席、歷史學會主席、東亞研究理事會主席等重要職務，還曾是美國政府僱員、社會活動家、政策顧問。
費正清致力於中國問題研究長達50年，從他進入牛津直到他1991年去世，他的著作絕大部分都是論述中國問題的。在半個多世紀裡，費正清以自己獨特的視角審視、考察中國，他的研究、著作和主要觀點代表了美國主流社會的看法，不僅影響了幾代美國漢學家和西方的中國學界，而且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美國政界和公眾對中國的態度、看法以及美國對華政策的製定，當今美國諸多有影響的中國問題專家皆出自其門下。

"China Bound: A Fifty-year Memoir"

by John Fairbank.

The Book Speaks for Itself: "For twenty years I also had tried to meet and know everyone on all sides of the China field. It was like virtuously accumulating kerosene and kindling against the winter cold only to find they could be used by arsonists."

A Little about the Book: Long the leading western expert on China, the "Old China Hand of Old China Hands," Fairbank published this memoir in 1982. The book deals not only with his experience with China, but with his experienc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 specifically in the form of "the McCarthy Period."

Fairbank was from South Dakota, Sioux Falls, and proud of it. He went there to high school for two years before transferring to prep school in the East. Two years at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two at Harvard, then two plus at Oxford for a D. Phil. It was at Oxford, pursuing a thesis about the British empire's China operation, he learned that Qing dynasty archives were being opened on his period of interest, so he went to Beijing where he studied at Tsinghua University under Tsiang Tingfu, a prominent historian. He returned to take up a teaching position at Harvard one year before Japanese militarists invaded China and five years before they attacked Pearl Harbor.

His war service with the OSS and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brought him back to China and Chongqing, where, like most foreigners, he sensed that Guomindang corruption was insurmountable and that Chiang Kai-shek would lose. After the war, as "the McCarthy Period" gained steam, he was briefly accused of being "soft" on Communism, particularly in connection with hearings before a committee headed by Senator Pat McCarran, a Nevadan trying to outdo McCarthy. As he shows in this memoir, he weathered this storm with the help of Harvard University.

He founded a center there which was later named in his honor. He also launched, with Denis Twitchett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the monumental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now about 15 volumes. He also published this memoir, which is still worth reading for any westerner with an interest in China.

A unique figure, is he not?

Manuel Bayo 《寶島憶往》POEMAS EN CHINA

2012-01-26T10:07:00.001+08:00

Manuel Bayo 白安茂《寶島憶往》POEMAS EN CHINA ，張淑英譯，台北：文橋，1988

一本很有詩味的懷念人生、友情的「對照」作品。西班牙文輕巧而漢字厚重。pp. 4-31無題；「憶往昔」；「自往昔歸來」；「懷念的人物」

再說下去似乎是徒然的。抄《離別的草稿》末段：

我們的生命──

從此岸到彼岸，

不知道說再會，

為了用生命之愛，

延續人生歷程中

隱隱的思念。

劉源張《感恩錄：我的質量生涯》

2012-01-26T07:25:00.004+08:00

劉源張《感恩錄：我的質量生涯》北京:科學出版社 2011

劉源張院士致力於質量管理近60年，借《感恩錄：我的質量生涯》敘述了他在工作中見到的人和遇到的事。他結合自身經歷，對中國質量管理髮展過程中的重要事件進行了回顧。產品質量、工程質量、服務質量都是中國產業的大問題。質量管理的關鍵是誠信和認真。關心質量的人讀本書會受到啟發。發展中國的要訣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關心歷史的人讀要書也會感到興趣。總之，《感恩錄：我的質量生涯》是一本可讀的書。
《感恩錄：我的質量生涯》適合於從事管理科學和質量管理研究與實踐方面的讀者閱讀。

目錄
前言
第一章嘗試的十年：1957～1966年
第一節結緣中國質量管理
第二節理論聯繫實際
第三節中國質量管理的模式
第四節中國工廠的干部和工人
第五節這個十年的總結
第二章反省的十年：1967～1976年
第一節秦城的日日夜夜
第二節我的反省
第三節我的認識
第四節回青島
第三章奮鬥的十年：1977～1986年
第一節生活的困境
第二節幸運的邀請
第三節質量協會的創立
第四節我與軍工
第五節 QC小組
第六節媒體的幫助
第七節國際交流
第八節有關的研究工作
第九節管理與文化
第十節餘話
第四章開拓的十年：1987～1996年
第一節標準化工作
第二節市場經濟的全面質量管理
第三節服務工作的全面質量管理
第四節勞動生產率與產品質量
第五節全國人大代表的職責
第六節國際活動
第七節海峽兩岸的交流
第八節不是閒事的閒事
第九節結尾
第五章發揮的十年：1997～2006年
第一節上海市質量協會
第二節中國工程院
第三節《質量振興綱要1996～2010》
第四節《卓越績效評價準則》
第五節名牌
第六節國際活動
第六章餘熱的十年：2007年～
第一節 30年的全面質量管理
第二節誠信與感恩
第三節人才培養
第四節其他
第五節最後的感謝
後語
人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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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書摘
當時我們的研究所，在錢學森所長的領導下是非常融洽的，我第一次見所長時，是1956年國慶節過後的一天，他說歡迎我到力學所來。然後就是分配房子、分配家具這些事情。轉眼過了春節，就正式上班了。錢學森所長找我談話，詢問了我的專業情況，聽取我的工作設想，當場指示要我開始籌建一個研究小組。那時，離別祖國15年，我的中國話變得生疏，而且社會主義新中國的許多新詞我還不大懂，所以在向他匯報時，就脫口而出說了個英文詞qualitycontrol（以下簡稱QC ），他馬上就說：“質量控制。”那以後我就把我幹的行業叫做質量控制了。因此，我說這個名字不是我起的，應該說是錢先生定下的。日文把控制翻譯成管理。他們出了一種專門期刊，名為《品質管理》，當時登的文章全是質量控制方面的東西。說實話，那時我頭腦裡在懷疑，質量到底是控制的呢，還是管理的呢？有好多年我就受這個名字的困擾。為什麼呢？舉幾個例子來說，1958年，當時第一機械工業部的一位處長白剛同志，陪我一道去杭州的空壓機廠，當時那是一個很好的大廠。白剛介紹說，劉先生是搞質量控制的，到廠裡來指導工作，又說了些客氣話。
結果，廠長一聽，鼓掌歡迎，並發表講話。我一聽，廠長的講話有點不對頭了。他把我當成自動控制的專家了。他說，質量控制，太好了，沒想到自動控制能運用到質量上，太符合他們的需要了。我說，不是，我的質量控制不是自動化控制，是統計的質量控制。他說：“質量還要統計，我們這裡班組就有統計員嘛！”當時中國工廠的班組建設有“八大員”，其中就有統計員。我這麼一說，他的神情馬上就變了，對我也就不屑一顧了。其實，早在1957年，就有當時紡織工業部紡織機械局的一位高級工程師董彥曾同志，陪我去過上海參觀訪問，去了上海國營第二紡織機械廠。這次是我在國內第一次向我們工廠的同志介紹質量控制。照例，我用控製圖說明，用公差界限和控制界限判斷超差產品的不同含義。立刻有廠裡的工程師質疑，這不是數理統計嗎？你看，一會說我是自動控制專家，一會說我是數學家，把我都搞糊塗了。這倒也好。那以後的年月裡，我還真是抽空看了一點自動控制和數學的東西。我這個人，就是喜歡東看一點西看一點地打發日子。
　　……

此書林公孚先生在北京購得提醒陳寬仁老師書中提到他
陳老師寫"感謝官生平！感謝林公孚！" 其中末段

劉源張大師著「感恩錄」(副題　我的品質生涯)，北京市科學出版社2011年5月第一次印刷，B5版本，全書五十二萬字。讀完全書令人感佩，令人興奮，也讓我非常慚愧，學「作業研究」還教過「作業研究」。劉大師因「文革」入獄八年八個月，出獄後從事「品質」工作，幾乎都不是他熟悉的專業。由於他的學歷堅實(燕京大學之後留日留美，在國外求學十五年)，他能夠在不同的行業中，利用「作業研究」(大陸稱「運籌學」)真正的「大幅提昇產品的品質」；幾乎在同一段時期，我們卻是一知半解的，用一些日本傳來的方法，做所謂的「提昇品質」工作，實際上，只是對原來的產品設法降低其不良率而已。

劉著第四章第七節「海峽兩岸的交流」字數不多，抄錄如后：「海峽彼岸台灣的品質管理界人士在上個十年裡已經有多位來過大陸。我自己就接待過幾位，也因此結識了幾位同行的朋友。1991年8月19日，首次兩岸品質研討會在北京的召開是應該記錄在此的。《人民日報˙海外版》於1991年8月21日刊出了這條新聞，介紹這次研討會的主題是「品質──是民族繁榮的共同語言」。

這個主題正是台灣的陳寬仁先生的主題演講的題目。他首先提出主題概念的問題，「品質」一詞究竟如何解釋。他舉了一個別人的調查材料，其中有十七種。我看了，不以為然。陳先生自己的解釋是，「品，三口為品，評也。質，斤斤計貝，值也」。我看了，深以為妙那以後，我竟常在各種場合引用陳先生的這一學說來解釋品質的特徵。另有一點陳先生提出了「農業精神」與「工業精神」的區別。中華民族原本是農業民族，富有農業精神，但卻欠缺西方民族在市場經濟中鍛煉出來工業精神。農業精神有許多美德值得我們中國人繼續發揚。之外還必須學習體會的是工業精神，其中的本質就是「精密」與「準確」。我很喜歡陳寬仁先生的觀點和評說。後來，他送我幾本他寫的書，都使我受到啟發。」
歲云暮矣，劉源張大師寫下的「深以為妙」實在是我今年得到的最大榮譽。敢寫下來向搞品質的朋友們報告。

中國的一篇書介

劉源張院士：“質量之父”的科學人生

■郭傳傑

“有些同志說我的經歷太獨特，太坎坷，太值得寫下來。有些外國友人也勸我寫本《自傳》，甚至都給我找好了出版社…… 我想，在全面質量管理的事業上像我這樣的人在中國，在全世界，不會有第二個，也許有讀者想看一看，就寫它一寫。”在科學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感恩錄：我的質量生涯》一書的前言中，作者劉源張院士這樣介紹他著此書的緣由。

的確，了解劉源張院士的人，都知曉他的經歷確實太坎坷、太獨特，充滿了太大的沉浮激盪，太多的大悲大喜！其實，具有這般戲劇人生命運的主角，在過去幾十年中國的政界、商界、文化界，其實並非少聞鮮見，但在以探求規律、實踐理性、嚮往淡定為追求的科學家中，有劉源張先生這樣“幸運”的人，我不敢說絕無僅有，但可以肯定是絕對不多。當然，這不是他的本願。但時代的風雲“青睞”光顧了他，才讓他擁有瞭如此與眾不同的傳奇人生。

被人稱為“中國質量之父”的劉源張，1949年本科畢業於日本京都大學經濟系，1955年博士畢業於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專功運籌學。 1956年應錢學森的函邀，進入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建立我國第一個質量管理研究組，1961年轉到數學研究所，在華羅庚指導下工作。正當他在我國質量管理和質量工程領域大顯身手，開拓性地進行研究與應用時，剛剛刮起的“文革”颶風就把他拋到了命運的谷底，1966年8月15日晚上，他在家中被蒙上雙眼，以莫須有的“高級特務”罪名被關進了秦城監獄，時間長達8年8個月！出獄平反之後，他以更大的科學激情投入質量管理的研究與實踐，提出並推動了中國的全面質量管理。

本書不是劉源張的自寫傳記，只是他從事質量管理研究的人生記錄。全書六章，各寫十年。從1956年回國寫起，按質量生涯的階段順序，分別冠以“嘗試”、“反省”、“奮鬥”、“開拓”、“發揮”、和“餘熱”的十年，條理清晰，一目了然。

本書有趣。我看過很多關於科學家的傳記體書籍，說實話，能吸引人愛不釋手、一氣呵成讀完的不多。這不足為怪。因為，科學家從事的研究對象往往不為本領域以外的讀者熟悉，科學家自身的生活往往沒有政、商、文界人士那麼多誘人故事。質量管理雖然也是建築在現代數學基礎上的一門艱深的技術學科，但它同時又是一門廣泛涉獵經濟、管理、人文、社科的交叉領域，與日常的工作、生活密切關聯。而作者本人的經歷又充滿了跌宕起伏的傳奇色彩，幾十年前的人和事描繪得栩栩如生。譬如，在如行雲流水、對話家常的文字中，有上世紀50年代在北京國棉一廠通過質量管理引導工人用低級棉紡出優級紗的有趣情節，有1961年陳毅元帥在人大會堂以大塊紅燒肉請客的生動描畫。當然，更有對秦城監獄，這個一般人無緣造訪的神秘之地的所見所聞；有在國內外高層學術交流時的趣聞軼事。 ……我驚訝於幾十年來的人和事他怎麼都記得那麼準確、生動，他笑著告訴我，他一直有個寫日記的習慣。 “文革”前的東西當時全部被抄了去，不過，事後也還他了。

本書有益。書的副標題叫“我的質量生涯”。看完本書，你會發現這是一個雙關之語。質量，既是劉源張畢生從事的科學研究領域，也是他畢生追求的科學人生目標。劉源張說，質量問題是個重要的題目，質量管理是個專門的學問。書中有他對高質量科學研究的許多體悟。譬如，在質量控制中，對數據的價值、功能的深刻理解，對數據採集、分析、運用的科學把握；譬如，關於理論和實踐關係的認識，他說學術、學術，“學”和“術”結合起來，才構成真“學術”。作為一個畢生致力於質量管理的學者，面對當前低劣產品氾濫成災的現實市場，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讓他揪心般疼痛，他說：過程質量就是一種秩序，過程控制就是維持這一秩序的手段。同樣，生活質量、國民經濟運行質量、社會發展方式質量，都是一種秩序，這些質量都取決於提供者的誠信程度。質量是名牌的基礎，誠信是名牌的保證，不誠信則是質量的“癌症”！通讀全書，可以看到，作者無論是做人還是治學，是身處逆境還是順境，是在當初的而立之年，還是現在的耄耋之期，貫穿一切、維繫始終的離不開“三感”：時代感、使命感、科學感。他說，這“三感”就是我工作的動力。如果要再問一句：您的動力源呢，在哪裡？書中也有交代。他說，我在國外學習、工作15年後回到百廢待興的祖國，在溝溝坎坎的60年中沒有離開過質量管理這一行，其原因大概就是有個“家”的概念。這個家不僅是自己的“小”家，我的家，還有個“大”家，我的國。家有個生活質量，國有個發展質量，兩個質量都靠產品質量。家與國要好起來，就得先把產品搞好。我的質量管理工作，可以說體現了“忠孝兩全”。這些平平實實的話語，卻有著震撼人心的衝擊力量！因此，我想，這本書如果有更多的青年學生和學者讀一讀，對他們去實現一個高質量的科學人生，定是大有補益的！

本書有道。該書的書名叫《感恩錄》。一個無端地在秦城監獄被關押3000多個日夜的科學家，身心、工作和家庭該遭受過多大的摧殘和犧牲！然而，在獲得昭雪解放之後，他沒有戚戚痛楚，拒絕哀聲怨氣，立刻搶回時間，投入科研創造。取得成就之後，又歸於大家，感恩於人，正如他在“前言”中所說：本書的真正意圖是感謝，我的質量生涯中，要感謝的人太多。這是什麼胸襟！這是何等的大氣！這就是高質量的科學人生！感恩是一種處世哲學，是生活中的大智慧，更是學會做人、成就陽光人生的支點，是一切生命美好的根基，是人生質量的健康體現。英國著名教育家、哲學家洛克說過：“感恩是精神上的一種寶藏。”是的，感恩之心可以稀釋我們心中的狹隘和悲怨，可以幫助我們渡過最大的痛苦和災難。常懷感恩之心，會使我們已有的人生資源變得更加豐厚，使我們的心胸更加寬闊，使我們能感受到自然的美妙、生活的美好，使我們能永葆積極、健康、陽光的良好心態。感恩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一個基本元素。然而，在我們今天的中國，它又是如此稀缺的一個元素。因此，讀讀這本書，看看站在你面前這位歷經煉獄、年近九旬，卻總是精神爽朗、神情達觀、耳聰目明、頭腦清晰的科學長者，不是一次難得的學習悟道、有益的精神分享嗎？！

（作者係中國科學院黨組原副書記）

《科學時報》 (2011-08-24 B1 科學與文化周刊)

刘源张院士：“质量之父”的科学人生

■郭传杰

“有些同志说我的经历太独特，太坎坷，太值得写下来。有些外国友人也劝我写本《自传》，甚至都给我找好了出版社…… 我想，在全面质量管理的事业上像我这样的人在中国，在全世界，不会有第二个，也许有读者想看一看，就写它一写。”在科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感恩录：我的质量生涯》一书的前言中，作者刘源张院士这样介绍他著此书的缘由。

的确，了解刘源张院士的人，都知晓他的经历确实太坎坷、太独特，充满了太大的沉浮激荡，太多的大悲大喜！其实，具有这般戏剧人生命运的主角，在过去几十年中国的政界、商界、文化界，其实并非少闻鲜见，但在以探求规律、实践理性、向往淡定为追求的科学家中，有刘源张先生这样“幸运”的人，我不敢说绝无仅有，但可以肯定是绝对不多。当然，这不是他的本愿。但时代的风云“青睐”光顾了他，才让他拥有了如此与众不同的传奇人生。

被人称为“中国质量之父”的刘源张，1949年本科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经济系，1955年博士毕业于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专功运筹学。1956年应钱学森的函邀，进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建立我国第一个质量管理研究组，1961年转到数学研究所，在华罗庚指导下工作。正当他在我国质量管理和质量工程领域大显身手，开拓性地进行研究与应用时，刚刚刮起的“文革”飓风就把他抛到了命运的谷底，1966年8月15日晚上，他在家中被蒙上双眼，以莫须有的“高级特务”罪名被关进了秦城监狱，时间长达8年8个月！出狱平反之后，他以更大的科学激情投入质量管理的研究与实践，提出并推动了中国的全面质量管理。

本书不是刘源张的自写传记，只是他从事质量管理研究的人生记录。全书六章，各写十年。从1956年回国写起，按质量生涯的阶段顺序，分别冠以“尝试”、“反省”、“奋斗”、“开拓”、“发挥”、和“余热”的十年，条理清晰，一目了然。

本书有趣。我看过很多关于科学家的传记体书籍，说实话，能吸引人爱不释手、一气呵成读完的不多。这不足为怪。因为，科学家从事的研究对象往往不为本领域以外的读者熟悉，科学家自身的生活往往没有政、商、文界人士那么多诱人故事。质量管理虽然也是建筑在现代数学基础上的一门艰深的技术学科，但它同时又是一门广泛涉猎经济、管理、人文、社科的交叉领域，与日常的工作、生活密切关联。而作者本人的经历又充满了跌宕起伏的传奇色彩，几十年前的人和事描绘得栩栩如生。譬如，在如行云流水、对话家常的文字中，有上世纪50年代在北京国棉一厂通过质量管理引导工人用低级棉纺出优级纱的有趣情节，有1961年陈毅元帅在人大会堂以大块红烧肉请客的生动描画。当然，更有对秦城监狱，这个一般人无缘造访的神秘之地的所见所闻；有在国内外高层学术交流时的趣闻轶事。……我惊讶于几十年来的人和事他怎么都记得那么准确、生动，他笑着告诉我，他一直有个写日记的习惯。 “文革”前的东西当时全部被抄了去，不过，事后也还他了。

本书有益。书的副标题叫“我的质量生涯”。看完本书，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双关之语。质量，既是刘源张毕生从事的科学研究领域，也是他毕生追求的科学人生目标。刘源张说，质量问题是个重要的题目，质量管理是个专门的学问。书中有他对高质量科学研究的许多体悟。譬如，在质量控制中，对数据的价值、功能的深刻理解，对数据采集、分析、运用的科学把握；譬如，关于理论和实践关系的认识，他说学术、学术， “学”和“术”结合起来，才构成真“学术”。作为一个毕生致力于质量管理的学者，面对当前低劣产品泛滥成灾的现实市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让他揪心般疼痛，他说：过程质量就是一种秩序，过程控制就是维持这一秩序的手段。同样，生活质量、国民经济运行质量、社会发展方式质量，都是一种秩序，这些质量都取决于提供者的诚信程度。质量是名牌的基础，诚信是名牌的保证，不诚信则是质量的“癌症”！通读全书，可以看到，作者无论是做人还是治学，是身处逆境还是顺境，是在当初的而立之年，还是现在的耄耋之期，贯穿一切、维系始终的离不开“三感”：时代感、使命感、科学感。他说，这“三感”就是我工作的动力。如果要再问一句：您的动力源呢，在哪里？书中也有交代。他说，我在国外学习、工作15年后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在沟沟坎坎的60年中没有离开过质量管理这一行，其原因大概就是有个“家”的概念。这个家不仅是自己的“小”家，我的家，还有个“大”家，我的国。家有个生活质量，国有个发展质量，两个质量都靠产品质量。家与国要好起来，就得先把产品搞好。我的质量管理工作，可以说体现了“忠孝两全”。这些平平实实的话语，却有着震撼人心的冲击力量！因此，我想，这本书如果有更多的青年学生和学者读一读，对他们去实现一个高质量的科学人生，定是大有补益的！

本书有道。该书的书名叫《感恩录》。一个无端地在秦城监狱被关押3000多个日夜的科学家，身心、工作和家庭该遭受过多大的摧残和牺牲！然而，在获得昭雪解放之后，他没有戚戚痛楚，拒绝哀声怨气，立刻抢回时间，投入科研创造。取得成就之后，又归于大家，感恩于人，正如他在“前言”中所说：本书的真正意图是感谢，我的质量生涯中，要感谢的人太多。这是什么胸襟！这是何等的大气！这就是高质量的科学人生！感恩是一种处世哲学，是生活中的大智慧，更是学会做人、成就阳光人生的支点，是一切生命美好的根基，是人生质量的健康体现。英国著名教育家、哲学家洛克说过：“感恩是精神上的一种宝藏。”是的，感恩之心可以稀释我们心中的狭隘和悲怨，可以帮助我们渡过最大的痛苦和灾难。常怀感恩之心，会使我们已有的人生资源变得更加丰厚，使我们的心胸更加宽阔，使我们能感受到自然的美妙、生活的美好，使我们能永葆积极、健康、阳光的良好心态。感恩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元素。然而，在我们今天的中国，它又是如此稀缺的一个元素。因此，读读这本书，看看站在你面前这位历经炼狱、年近九旬，却总是精神爽朗、神情达观、耳聪目明、头脑清晰的科学长者，不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悟道、有益的精神分享吗？！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党组原副书记）

《科学时报》 (2011-08-24 B1 科学与文化周刊)

You Are the Apple of My Eye ( 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

2012-01-26T06:30:00.001+08:00

Taiwanese blockbuster "You Are the Apple of My Eye" has become the highest-grossing Chinese-language movie in Hong Kong's history after its box office receipts surpassed the previous record of HK$61 million (US$7.86 million) on Saturday. ...

You Are the Apple of My Eye
Film poster advertising this film in Hong Kong
Directed by	Giddens Ko
Produced by	Angie Chai, Adam Tsui
Written by	Giddens Ko
Based on	You Are the Apple of My Eye by Giddens
Starring	Ko Chen-tung Michelle Chen
Music by	Sony Music Taiwan
Cinematography	Chou Yi-hsien
Studio	Star Ritz Productions Co.
Distributed by	20th Century Fox
Release date(s)	June 25, 2011 (Taipei Film Festival) August 19, 2011 (Taiwan)
Running time	110 minutes
Country	Taiwan
Language	Standard Chinese
Budget	NT$50 million^[1] (approx. US$1.67M as at January 2012)
Box office	US$$24,548,953^[2]

Small World: An Academic Romance 小世界

2012-01-25T11:01:00.003+08:00

某人跟我說學界的許多不可告人之事
我跟她介紹十年前這本小說我還覺得這是小巫

《小世界》是一部散布著結構主義、闡釋學、婚外戀、SM、艾略特、弗洛伊德、3P、符號學、濟慈、葉芝、杜蕾斯、一夜情、巴特、雅各布森、紅燈區、喬伊斯、莎士比亞、脫衣舞、亞瑟王、敘事學、形式主義、成人電影、接受美學、馬克思主義、黑茲利特、老少配、師生潛規則、聖杯、MLA、反理論、結構主義的群像之作，用穿梭世界的各種學術研討會聯結起來。

作者: [英] 戴维·洛奇
isbn: 7532741141
书名: 小世界
页数: 485
译者: 王家湘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定价: 28.00元
装帧: 平装
出版年: 2007-1

我的漢文版本遠比這舊

Wikipedia

Small World: An Academic Romance
1st edition
Author(s)	David Lodge
Cover artist	Wendy Edelson
Country	United Kingdom
Language	English
Genre(s)	Campus novel
Publisher	Secker & Warburg
Publication date	1984
Media type	Print (Hardcover, Paperback)
Pages	339 pp (hardcover)
ISBN	0-436-25663-0
OCLC Number	10513214
LC Classification	PR6062.O36 S64x 1984
Preceded by	Changing Places
Followed by	Nice Work

Small World: An Academic Romance (1984) is a humorous "campus novel" by the British writer David Lodge. It is a sequel to Lodge's 1975 novel, Changing Places.

Small World uses the main characters (Professors Philip Swallow and Morris Zapp and their wives) from Changing Places and adds many new ones. It follows them around the international circuit of academic literary conferences. It is highly, and self-reflexively, allusive to quests for the Holy Grail, especially to Spenser's Faerie Queene. Characters discuss the romance and aspects of that genre in a way that comments directly on the action in the book, and an important (but physically and intellectually impotent) literary theorist is named Arthur Kingfisher in direct reference to Arthurian legend and the Fisher King.

Small World was turned into a six-hour mini-series for British television in 1988.

Contents

Summary

The book begins in April 1979 at a small academic conference at the University of Rummidge. It is the first conference that Persse McGarrigle, an innocent young Irishman who recently completed his master's thesis on T. S. Eliot, has attended. He teaches at the fictional University College, Limerick, after having been mistakenly interviewed because the administration sent the interview invitation to him instead of someone else with the same last name. Several important characters are introduced: Rummidge professor Philip Swallow, American professor Morris Zapp, retired Cambridge professor Sybil Maiden, and the beautiful Angelica Pabst, with whom McGarrigle falls immediately in love. Much of the rest of the book is his quest to find and win her. Angelica tells Persse that she was adopted by an executive at KLM after she was found, abandoned, in the washroom of an airplane in flight. Persse professes his love for her, but she leaves the conference without telling him where she has gone.

Morris Zapp and Philip Swallow, who are seeing each other for the first time in ten years after the events of Changing Places, have a long evening talk. Since the previous novel, Swallow has become a professor and head of the English Department. Zapp has discovered deconstructionism and reinvented himself academically. Swallow tells Zapp about an incident a few years before, when after almost dying in a plane crash he spent the night at a British Council official's home and slept with the official's wife, Joy. Soon after, Swallow read in the newspaper that Joy, the official, and their son had died in a plane crash.

Part II of the book begins by going around the world, time zone to time zone, showing what different characters are doing all at the same time: Morris Zapp travelling; Australian Rodney Wainright trying to write a conference paper; Zapp's ex-wife Désirée trying to write a novel; Howard Ringbaum trying to convince his wife Thelma to sleep with him on an airplane so he can join the Mile High Club; Siegfried von Turpitz talking to Arthur Kingfisher about the new UNESCO chair of literary criticism; Rudyard Parkinson plotting to get that chair; Turkish Akbil Borak reading William Hazlitt to prepare for a visit by Swallow; Akira Sakazaki translating English novelist Ronald Frobisher into Japanese; Ronald Frobisher having breakfast; Italian Fulvia Morgana (a reference to Morgan le Fay) meeting Morris Zapp on a plane; and more.`

Cheryl Summerbee is also introduced. She is a check-in clerk for British Airways at Heathrow and plays a small but very important role in helping, or hindering, other characters as they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She loves reading romance novels, especially the kind published by "Bills and Moon" (a fictionalized Mills & Boon).

People continue to move around from conference to conference around the world in Part III. Persse continues to pursue Angelica. At a meeting in Amsterdam, Persse hears the German literary scholar Siegfried von Turpitz speaking about ideas that he submitted in an unpublished book, and all but accuses von Turpitz of plagiarism. Zapp rises to defend Persse from von Turpitz. Later, Persse sees someone who looks like Angelica, and thinks she has appeared in pornographic movies and worked as a stripper. In Turkey, Phillip Swallow meets Joy, the woman he thought was dead. She explains that only her husband had been on the plane that crashed. They begin an affair, and Swallow plans to leave his wife.

Events and characters move along in Part IV, often with direct reference to the genre of romance, such as Sybil Maiden (who at one point acts as a sibyl) saying that grail knights "were such boobies... All they had to do was ask a question at the right moment, and they generally muffed it." Zapp is kidnapped by an underground left-wing movement, but is later released after pressure from Morgana. Persse, who has won an award and got a credit card, has enough money to continue to chase Angelica but never manages to catch up with her. She does leave him a clue referencing The Faerie Queene and he discovers that she has an identical twin, and it is the twin, Lily, who made the pornographic movies.

When Persse meets Cheryl Summerbee again, she is now reading not romance novels but romances such as Orlando Furioso and critics such as Northrop Frye after Angelica has passed through her line. Persse is happy to learn this, but Cheryl is shaken to see that Persse is infatuated with Angelica, because she loves him herself. Persse continues to chase Angelica around the world, to conferences in Hawaii, Tokyo, and Hong Kong, and Jerusalem, but he never catches up with her. At that Jerusalem conference, Philip Swallow is with Joy, but after he sees his son there he becomes psychosomatically ill, which people think might be Legionnaires' Disease in a moment of panic. This stops the conference, and leads to the end of Philip and Joy's affair.

Part V takes place at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conference in New York at the end of 1979. All of the characters in the book are there. Arthur Kingfisher oversees a panel discussion about criticism where Swallow, Zapp, Morgana, and others present their opinions on what literary criticism is. Zapp's kidnapping experience has cured him of his interest in deconstructionism. Persse (contrary to what Sybil Maiden had said about knights not asking the right question at the right time) asks, "What follows if everyone agrees with you?" Kingfisher is inspired by this question, and recovers from his mental and physical impotence.

Persse finally finds Angelica and hears her read a paper about romances that directly reflects the structure of Small World itself: "No sooner is one crisis in the fortunes of the hero averted than a new one presents itself; no sooner has one mystery been solved than another is raised; no sooner has one adventure been concluded than another begins... The greatest and most characteristic romances are often unfinished - they end only with the author's exhaustion, as a woman's capacity for orgasm is limited only by her physical stamina. Romance is a multiple orgasm." After this talk, Persse runs through the hotel and sees a woman he takes to be Angelica, kisses her and declares that he loves her. She takes him up to her hotel room where they make love, in Persse's first sexual experience. However, after this encounter, she reveals that she is not Angelica, but the twin sister, Lily. Persse feels ashamed, but Lily convinces him that he was "in love with a dream".

Later in the evening, Arthur Kingfisher announces that he will offer himself as a candidate for the UNESCO chair. Right afterwards, Sybil Maiden steps forward and announces that she is Angelica and Lily's mother and Kingfisher is their father, which throws the entire meeting into a joyous uproar. Angelica introduces Persse to her fiancee, Peter McGarrigle, the person whose job Persse was interviewed for back in Ireland. However, Peter is not angry, because as a result, he went to America and there met Angelica. Swallow has returned to his wife, saying "Basically I failed in the role of a romantic hero."

All of the narrative threads of the novel wrap up but for one: Persse realizes that Cheryl Summerbee, not Angelica, is the woman for him, and he flies to Heathrow to see her. He arrives at the airport on New Year's Eve, but learns that Cheryl no longer works there, having been fired the day before Persse arrives. The new attendant tells Persse that Cheryl wanted to travel anyway at some point, and took this as her chance. No one knows where she has gone. The novel ends with Persse wondering "where in the small, narrow world he should begin to look for her."

Biographical basis

David Lodge has stated that the character of Morris Zapp was inspired by the literary critic Stanley Fish.^[1]

References

Footnotes

^ Mullan, John (2001-08-04). "Satanic Majesties". Guardian.com. Retrieved 2011-02-22.

External links

Classic manga 得意數位世界/Apple’s iBooks

2012-01-24T15:22:00.000+08:00

雖然外界對於蘋果揮軍教育市場的成效，還在觀望，但現在傳出 iBooks 2 上線後三天，電子教科書 Textbook 的下載量就高達 35 萬冊，同場發表的 Mac OS X 創作應用程式 iBook Author 也有 9 萬次下載，著實引人注目。

蘋果在 19 日發表 iOS 應用程式 iBook 2、iTunes U，兩款可以讓 iPad 搖身一變成為全方位電子教科書載具的「新武器」，更在發表會上宣布了獲得來自九成以上的美國出版商支持，聲勢浩大。蘋果希望借新型態的「Textbook」改善教科書昂貴、沈重、不夠生動的缺點，改以多媒影音且價格最多不超過 14.99 美元（折合新台幣約 450 元）的特性吸引客群，如今蘋果的第一步貌似已經達成。

根據 Global Equities Research 統計數據顯示，蘋果於 19 日發表會當天同步上線的 iBooks 2，至今以累計超過 35 萬部教科書被下載，iBook Author 也有 9 萬次下載量。

附帶一提，iBooks 2 上架後，教科書出版商之一 McGraw Hill 的 Terry McGraw 曾於接受 All Things D 訪問時指出，自去年 6 月期間，賈伯斯經常與他就電子教科書方面交換意見，當時賈伯斯就已經確立建構方向，以及與 iPad 結合的方針。

總之，蘋果開了亮眼的第一炮，Textbook 也確實能為出版商節省約 80％的製銷成本，前景看好；但蘋果在著眼教育市場的同時，是否會給予更具彈性的 iPad 價格、銷售方案，以達到教育普及的可能，基於真正挑戰是長遠的銷售表現，後勢仍有待觀察。

★ 相關連結
350,000 Textbooks Downloaded From Apple’s iBooks in Three Days（All Things D, 英文）

Though nascent and unproven, Apple’s new textbook initiative appears to be gaining lots of momentum — and quickly, too. Within days of its debut, Apple’s iBooks textbook store had already racked up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downloads. Same thing with the company’s textbook authoring tool.

According to Global Equities Research, which monitors Apple’s iBook sales via a proprietary tracking system it doesn’t much care to discuss, more than 350,000 textbooks were downloaded from the company’s iBooks Store within the first three days of availability (caveat: a number of these may well have been free copies of E.O. Wilson’s Life on Earth downloaded for free by folks interested in seeing an iPad textbook in action)

And there were some 90,000 downloads of iBooks Author, Apple’s free textbook-creation tool, during the same time.

If those numbers are accurate, Apple’s textbook effort would seem to be off to a good start. Which is good news for everyone involved — particularly textbook publishers, who stand to make more money on books sold through iBooks than those sold at retail.

According to Global Equities Research, the supply chain markup on textbooks ranges between 33 percent and 35 percent. So there are savings to be had in cutting out that publisher-to-distributor-to-wholesaler-to-retailer process.

Add to this the lower cost of iBook production, which the research outfit estimates to be 80 percent less than print publication — and a system under which textbooks are sold directly to students, who use them for a year, rather than to schools which keep the texts for an average of five years — and the math here starts to looks pretty good.

Said Global Equities Research analyst Trip Chowdhry, “[This is] a recipe for Apple’s success in the textbook industry.”

Classic manga taking off in digital market

January 13, 2012

Multi-volume manga masterpieces published decades ago are seeing a resurgence in popularity on the e-book market.

New hardware platforms, such as smartphones and tablet computers, are bringing new readers to older works of manga, which are easier to digitize because they are less likely to compete with paper editions.

eBook Initiative Japan Co., the Tokyo-based operator of eBookJapan, one of Japan's largest e-book shops, said manga accounts for 80 percent of its 52,000 available titles.

Last year's list of top sellers included long-running, middle-of-the-road manga that began to appear serially in magazines between the 1960s and the 1980s.

They included: "Oishinbo" (story by Tetsu Kariya, art by Akira Hanasaki), themed on gastronomy; "Shizukanaru Don" (The quiet Don) by Tatsuo Nitta, about a man who doubles as a company employee and the leader of a crime syndicate; and "Golgo 13" by Takao Saito, the story of a sniper.

Monthly sales of "Golgo 13" have quintupled over the last three years. Other multi-volume classics have also more than doubled their sales.

eBook Initiative Japan's corporate performance improved drastically after it began distributing e-books to Apple Inc.'s iPhones in 2008 and to Android-based devices and Apple's iPads in 2010.

The company topped the 5-million mark in accumulated number of copies sold in August 2008. That number doubled to 10 million by January 2011.

At eBookJapan, the combined number of e-books sold for smartphones and tablet computers in the second half of 2010 was 6.13 times the corresponding number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year.

The main customers of eBookJapan are in their 30s and 40s.

"People of generations that are unfamiliar with onetime long-sellers and bestsellers are embracing those works as something totally new to them," said Akira Takashima, managing director at eBook Initiative Japan. "Works that have lost none of their sheen and allure over a decade or two, much like Shakespeare's and Beethoven's works, have started to take off."

The prices per volume are mostly set between 400 and 600 yen ($5.20 and $7.80), or 20 to 30 percent cheaper than paper editions.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customers are making bulk purchases of multi-volume series, such as "Golgo 13."

The e-book editions are beneficial both to the customers and the publishers. For customers, the e-books take up no space and are available in bulk even after their paper counterparts have disappeared from storefronts. Some eBookJapan customers have told the online shop's operator that they are thrilled to be able to carry all volumes of a manga series with them on vacations.

For publishers, e-books allow them to secure a stable income from sales of established works without competing against their paper editions.

At Jitsugyo no Nihon Sha Ltd., a midmarket publishing house based in Tokyo, the long-running "Shizukanaru Don" series accounts for one-third of all proceeds from e-books. While the 100 existing volumes of the manga have sold 44 million copies in the paper edition, 3.3 million copies have been downloaded digitally, with women accounting for 60 percent of all readers.

The stream of female customers was small at the outset, but that readership expanded through the "recommendation" feature of the e-book store website, Jitsugyo no Nihon Sha officials said.

That illustrates how a publisher can tap into a new category of readers.

The takeoff of manga classics in the e-book market also reflects a change in readers' attitudes at a time when hardware platforms have evolved from cellphones to smartphones and to tablet computers.

The top seller at eBookJapan in 2011 was the "Grappler Baki" (Baki the Grappler) series by Keisuke Itagaki, themed on combative arts, which became available online in February 2011. Akita Publishing Co., the Tokyo-based publisher of the series, said 42,000 copies were downloaded by the end of the year.

"Baki," a sequel to the "Grappler Baki" series, sold more than 20,000 copies over a three-month period following its digital release in August. It was eighth in eBookJapan's annual sales ranking.

"The spread of smartphones came at a time when fans had long been waiting for digitized editions (of manga)," explained Hirokazu Takahashi, an executive producer at Akita Publishing. "The pictures drawn with a mighty touch are suited for digital editions because they look so real against the backlight."

While cellphones can only display one frame at a time, smartphones and tablet computers allow users to see entire pages, and at enhanced image resolutions.

According to the marketing firm Impress R&D, the e-book market in Japan was worth 65 billion yen in fiscal 2010, up a robust 13.2 percent year on year.

Growth of the e-book market has traditionally relied on manga for cellphones, and especially on pornographic material.

Adult manga have small numbers of frames per page and small numbers of pages, which have made them ideal for reading on cellphones.

In recent years, though, adult manga seldom make the list of top 30 annual sellers at the eBookJapan store.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available classic titles is expected to accelerate the departure from dependence on adult manga.

NTT Solmare Corp., the Osaka-based operator of Comic C'Moa, Japan's largest online retailer of manga for cellphones, in June 2011 started distributing 35,000 titles for smartphones of KDDI Corp.'s au brand. Toward the end of last year, the company also began serving NTT DoCoMo Inc.'s smartphones.

NTT Solmare, which did not want to lose the clientele it won through the distribution of e-books to cellphones, designed the menu for smartphone screens in exactly the same way as the menu for cellphone screens.

The user does not need to do anything to continue using the website after upgrading his or her device from a cellphone to a smartphone.

"An e-book store will simply be ousted from the market if it fails to broaden the selection of available titles and image resolutions to cope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user devices," said Hiroki Oohashi, the president and CEO of NTT Solmare.

(This article was written by Naoki Takehata and Shigeyori Miyamoto.)

A page of "Golgo 13," a manga series by Takao Saito, is displayed on Apple Inc.'s iPad tablet computer. (Copyright Takao Saito)

BABEL NO MORE: The Search for the World’s Most Extraordinary Language Learners

2012-01-24T15:04:00.001+08:00

polyglot[pol・y・glot]

発音記号[pɑ'liglɑ`t | pɔ'liglɔ`t]

((形式))[形]

1 多言語（3か国語以上）に通じた, 多言語を話す.

2 多くの言語で書かれた

a polyglot dictionary
数か国語対訳辞典.

━━[名]

1 多言語に通じた人.

2 数か国語で記された対訳書［聖書］.

3 数言語の混交［混合］；数言語が入り乱れて話される状態.

［中ラテン語←ギリシャ語polýglōttos （POLY-＋-glot舌, 言葉）］

The Art of Mastering Many Tongues

By PETER CONSTANTINE

Published: January 20, 2012

Among the most surprising qualities of “Babel No More,” Michael Erard’s globe-trekking adventure in search of the world’s virtuosos of language learning, is that a book dealing with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polyglot linguistics can be so gripping. But indeed it is — part travelogue, part science lesson, part intellectual investigation, it is an entertaining, informative survey of some of the most fascinating polyglots of our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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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ustration by Ian Adelman

BABEL NO MORE

The Search for the World’s Most Extraordinary Language Learners

By Michael Erard

Illustrated. 306 pp. Free Press. $25.99.

How is it, Erard asks, that certain people are able to accumulate what for the average person is a daunting number of languages? What are the secrets of polyglots who can master 6, 26, 96 languages? What are their quirks and attitudes? Are their brains wired differently from ours?

Erard, a journalist who writes frequently on language and whose previous book was “Um . . . : Slips, Stumbles, and Verbal Blunders, and What They Mean,” begins by visiting Bologna, Italy, the hometown of one of history’s most distinguished polyglots, the 19th-century cardinal Giuseppe Mezzofanti. The cardinal is said to have known 45, 50, 58 or even more languages, depending on whom you ask. Victorian travelers who met him at ecclesiastical banquets reported that he affably conversed in all directions with foreign visitors in languages ranging from French, German and Arabic to Algonquin and “Californian.” (Lord Byron, who challenged the cardinal to a multilingual contest of profanities, was not only summarily defeated but walked away from the contest having learned a number of new Cockney gibes.) No less a figure than Pope Gregory XVI, in an attempt to catch Mezzofanti out, orchestrated a prank in which he secretly gathered dozens of foreign seminarians and then unleashed them on the unsuspecting cleric, all of them addressing him loudly in a tangle of languages. With much aplomb, Mezzofanti took up the pontiff’s challenge, answered them, and prevailed.

Mezzofanti is a beguiling character. Erard has combed through the cardinal’s archives in Bologna for clues about his practices and proficiency, and “Babel No More” is, among other things, a quest to see what benefits Mezzofanti’s strategies might offer us.

Erard is a “monolingual with benefits,” as he calls himself, “more than a monoglot, much less than a polyglot.” English is his native tongue, and he has learned Spanish, Chinese and Italian at varying levels of proficiency. Here he talks to several world specialists in polyglottery, asking simple but effective questions in an effort to define “multilingual” beyond, say, the definition in 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Using or having the ability to use several languages.” How many languages does one have to speak to be considered a polyglot? (At least six seems the consensus.) What does it really mean to speak a language? Knowing a few phrases? Giving a cabdriver directions? Debating politics? Claire Kramsch, a linguist Erard consults, provides wise insight: “Asking how many languages you know is only asking half the question. You should also ask, ‘In how many languages do you live?’ ”

Linguists warn Erard that some self-proclaimed polyglots may say they speak any number of languages, when in fact most of them know only a few grammatical rules, and have only a smattering of ready words and phrases. True polyglots, we are told, find it difficult to say precisely how many languages they speak, since their many languages hover unavoidably at different levels of proficiency. And what does fluency mean? Does an American who has learned Po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need to be able to pass for a Pole in Warsaw to be considered fluent? As Erard notes, this is a feat very few can manage.

“Babel No More” introduces the generation of polyglots who came after Mezzofanti, and some of today’s foremost language gatherers. To Erard’s surprise, he initially had a hard time tracking them down. The remarkable Erik Gunnemark, who could translate from 47 languages — “though for 20 of them he needed dictionaries” — died just before Erard managed to meet him. Ziad Fazah, once listed in Guinness World Records as speaking 56 languages, was crossed off Erard’s list when, on a Chilean television show, he failed to understand even the simplest sentences that speakers of various languages said to him. (The Russian speaker asked, “What day is today?” This drew a blank.)

Eventually, traveling from Berkeley to Hyderabad, from Chihuahua to Düsseldorf, Erard does have success. One polyglot he meets, Alexander Arguelles, who lives in Berkeley “on unemployment checks and Korean translation work,” shows that anyone who hopes to achieve fluency in more than six languages must dedicate himself to the task rigorously — in fact almost exclusively. Arguelles keeps his languages in shape by subjecting himself to an unforgiving schedule, keeping spreadsheets that record the hours and minutes he spends on each one. Arguelles “tracks his linguistic progress through the hours as saints once cataloged their physical self-sacrifices,” Erard writes. Of 4,454 hours of language study Arguelles did over a period of 456 days, he spent 456 hours on his native language, English, and also 456 on Arabic, and then a descending number of hours on the remaining 50 languages on his spreadsheet. Though his learning techniques may seem strange, they also appear to be effective. In one, called “shadowing,” students listen to language recordings on a portable player while briskly walking in a public place, gesticulating energetically as they shout out the foreign words and phrases they are listening to. Though one is bound to make a spectacle of oneself, this technique seems to help the beginner shed some of the self-consciousness connected with speaking a foreign language.

Eventually, in a section called “Revelation: The Brain Whispers,” Erard ventures into the field of neurolinguistics to see how the language prodigy’s brain may be physiologically different from the average one. We are presented with a wide spectrum of neurological information that aims to pinpoint the cognitive abilities involved in learning languages, and the areas of the brain that jump into action when language comes into play. Erard doesn’t shy from controversial questions: Are there links between Asperger’s and hyperpolyglottery? Are most polyglots left-handed, musical men who can’t drive? He also sets out to find the brain of Emil Krebs (1867-1930), a German hyperpolyglot who was said to know some 65 languages. (He tracks it down at the University of Düsseldorf, and it reveals many secrets.)

To me, Erard’s experiences in India were particularly interesting. There he met polyglots from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that are ethnically and linguistically mixed, and who therefore speak many languages out of necessity rather than an urge to accumulate. This leads him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multilingual and the hyperpolyglot, or the purely acquisitive language learner. “For multilinguals, learning languages is an act of joining society,” he writes. “There’s no motive, no separable ‘will to plasticity’ that’s distinct from what it means to be part of that society.” But “being a hyperpolyglot means exactly the opposite. The hyperpolyglot’s pursuit of many languages may be a bridge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but it walls him off from his immediate language community.”

Peter Constantine has translated works from German, Russian, French, modern Greek, ancient Greek, Italian, Albanian, Dutch, Slovene and other languages. He is the author of “Japanese Street Slang.”

A History of English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2-01-24T14:54:00.000+08:00

How Americans Have Reshaped Language

By JOHN McWHORTER

Published: January 20, 2012

There has always been disagreement on these American shores as to just what the “best” English is. The status of Parisian French or Tuscan Italian has long been unassailable. Yet in the early 1940s, fusty Chicagoans were writing to The Chicago Tribune declaring Midwestern speech America’s “purest,” while New York radio announcers were speaking in plummy Londonesque, complete with rolled r’s. Down in Charleston, S.C., the elite’s sense of the best English involved peculiar archaisms like “cam” for “calm” and “gyardin” for “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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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ustration by Ian Adelman

SPEAKING AMERICAN

A History of English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Richard W. Bailey

207 pp.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7.95.

Times Topic: Language and Languages

In “Speaking American,” a history of American English, Richard W. Bailey argues that geography is largely behind our fluid evaluations of what constitutes “proper” English. Early Americans were often moving westward, and the East Coast, unlike European cities, birthed no dominant urban standard. The story of American English is one of eternal rises and falls in reputation, and Bailey, the author of several books on English, traces our assorted ways of speaking across the country, concentrating on a different area for each 50-year period, starting in Chesapeake Bay and ending in Los Angeles.

We are struck by the oddness of speech in earlier America. A Bostonian visiting Philadelphia in 1818 noted that his burgherly hostess casually pronounced “dictionary” as “disconary” and “again” as “agin.” William Cullen Bryant of Massachusetts, visiting New York City around 1820, wrote not about the “New Yawkese” we would expect, but about locutions, now vanished, like “sich” for “such” and “guv” for “gave.” Even some aspects of older writing might throw us. Perusing The Chicago Tribune of the 1930s, we would surely marvel at spellings like “crum,” “heven” and “iland,” which the paper included in its house style in the ultimately futile hope of streamlining English’s spelling system.

A challenge for a book like Bailey’s, however, is the sparseness of evidence on earlier forms of American English. The human voice was unrecorded before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until the late 20th recordings of casual speech, especially of ordinary people, were rare. Meanwhile, written evidence of local, as opposed to standard, language has tended to be cursory and of shaky accuracy.

For example, the story of New York speech, despite the rich documentation of the city over all, is frustratingly dim. On the one hand, an 1853 observer identified New York’s English as “purer” than that found in most other places. Yet at the same time chronicles of street life were describing a jolly vernacular that has given us words like “bus,” “tramp” and “whiff.” Perhaps that 1853 observer was referring only to the speech of the better-off. But then just 16 years later, a novel describes a lad of prosperous upbringing as having a “strong New York accent,” while a book of 1856 warning against “grammatical embarrassment” identifies “voiolent” and “afeard” as pronunciations even upwardly mobile New Yorkers were given to. So what was that about “pure”?

Possibly as a way of compensating for the vagaries and skimpiness of the available evidence, Bailey devotes much of his story to the languages English has shared America with. It is indeed surprising how tolerant early Americans were of linguistic diversity. In 1903 one University of Chicago scholar wrote proudly that his city was host to 125,000 speakers of Polish, 100,000 of Swedish, 90,000 of Czech, 50,000 of Norwegian, 35,000 of Dutch, and 20,000 of Danish.

What earlier Americans considered more dangerous to the social fabric than diversity were perceived abuses within English itself. Prosecutable hate speech in 17th-century Massachusetts included calling people “dogs,” “rogues” and even “queens” (though the last referred to prostitution); magistrates took serious umbrage at being labeled “poopes” (“dolts”). Only later did xenophobic attitudes toward other languages come to prevail, sometimes with startling result.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20th century, California laws against fellatio and cunnilingus were vacated on the grounds that since the words were absent from dictionaries, they were not English and thus violations of the requirement that statutes be written in English.

Ultimately, however, issues like this take up too much space in a book supposedly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English itself. Much of the chapter on Philadelphia is about the city’s use of German in the 18th century. It’s interesting to learn that Benjamin Franklin was as irritated about the prevalence of German as many today are about that of Spanish, but the chapter is concerned less with language than straight history — and the history of a language that, after all, isn’t English. In the Chicago chapter, Bailey mentions the dialect literature of Finley Peter Dunne and George Ade but gives us barely a look at what was in it,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se were invaluable glimpses of otherwise rarely recorded speech.

Especially unsatisfying is how little we learn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Southern English and its synergistic relationship with black English. Bailey gives a hint of the lay of the land in an impolite but indicative remark about Southern child rearing, made by a British traveler in 1746: “They suffer them too much to prowl amongst the young Negroes, which insensibly causes them to imbibe their Manners and broken Speech.” In fact, Southern English and the old plantation economy overlap almost perfectly: white and black Southerners taught one another how to talk. There is now a literature on the subject, barely described in the book.

On black English, Bailey is also too uncritical of a 1962 survey that documented black Chicagoans as talking like their white neighbors except for scattered vowel differences (as in “pin” for “pen”). People speak differently for interviewers than they do among themselves, and modern linguists have techniques for eliciting people’s casual language that did not exist in 1962. Surely the rich and distinct — and by no means “broken” — English of today’s black people in Chicago did not arise only in the 1970s.

Elsewhere, Bailey ventures peculiar conclusions that may be traceable to his having died last year, before he had the chance to polish his text. (The book’s editors say they have elected to leave untouched some cases of “potential ambiguity.”) If, as Bailey notes, only a handful of New Orleans’s expressions reach beyond Arkansas, then exactly how was it that New Orleans was nationally influential as the place “where the great cleansing of American English took place”?

And was 17th-century America really “unlike almost any other community in the world” because it was “a cluster of various ways of speaking”? This judgment would seem to neglect the dozens of colonized regions worldwide at the time, when legions of new languages and dialects had already developed and were continuing to evolve. Of the many ways America has been unique, the sheer existence of roiling linguistic diversity has not been one of them.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English has been presented in more detailed and precise fashion elsewhere — by J. L. Dillard, and even, for the 19th century, by Bailey himself, in his underread “Nineteenth-Century English.” Still, his handy tour is useful in imprinting a lesson sadly obscure to too many: as Bailey puts it, “Those who seek stability in English seldom find it; those who wish for uniformity become laughingstocks.”

John McWhorter’s latest book is “What Language Is (and What It Isn’t and What It Could Be).”

The Mural Project: Photography by Ansel Adams

2012-01-24T12:06:00.003+08:00

The Mural Project: Photography by Ansel Adams

John Armor (Author), Peter Wright (Author), Cynthia Anderson (Author), Ansel Adams (Author, Photographer)

Hardcover: 112 pages
Publisher: Day Dream Calendars; 1st edition (March 1989)
Language: English

Theodore Roosevelt (1858–1919). A Book-Lover’s Holidays in the Open. 1916.

FOREWORD

THE man should have youth and strength who seeks adventure in the wide, waste spaces of the earth, in the marshes, and among the vast mountain masses, in the northern forests, amid the steaming jungles of the tropics, or on the deserts of sand or of snow. He must long greatly for the lonely winds that blow across the wilderness, and for sunrise and sunset over the rim of the empty world. His heart must thrill for the saddle and not for the hearthstone. He must be helmsman and chief, the cragsman, the rifleman, the boat steerer. He must be the wielder of axe and of paddle, the rider of fiery horses, the master of the craft that leaps through white water. His eye must be true and quick, his hand steady and strong. His heart must never fail nor his head grow bewildered, whether he face brute and human foes, or the frowning strength of hostile nature, or the awful fear that grips those who are lost in trackless lands. Wearing toil and hardship shall be his; thirst and famine he shall face, and burning fever. Death shall come to greet him with poison-fang or poison-arrow, in shape of charging beast or of scaly things that lurk in lake and river; it shall lie in wait for him among untrodden forests, in the swirl of wild waters, and in the blast of snow blizzard or thunder-shattered hurricane.	1
Not many men can with wisdom make such a life their permanent and serious occupation. Those whose tasks lie along other lines can lead it for but a few years. For them it must normally come in the hardy vigor of their youth, before the beat of the blood has grown sluggish in their veins.	2
Nevertheless, older men also can find joy in such a life, although in their case it must be led only on the outskirts of adventure, and although the part they play therein must be that of the onlooker rather than that of the doer. The feats of prowess are for others. It is for other men to face the peril of unknown lands, to master unbroken horses, and to hold their own among their fellows with bodies of supple strength. But much, very much, remains for the man who has "warmed both hands before the fire of life," and who, although he loves the great cities, loves even more the fenceless grassland, and the forest-clad hills.	3
The grandest scenery of the world is his to look at if he chooses; and he can witness the strange ways of tribes who have survived into an alien age from an immemorial past, tribes whose priests dance in honor of the serpent and worship the spirits of the wolf and the bear. Far and wide, all the continents are open to him as they never were to any of his forefathers; the Nile and the Paraguay are easy of access, and the borderland between savagery and civilization; and the veil of the past has been lifted so that he can dimly see how, in time immeasurably remote, his ancestors--no less remote--led furtive lives among uncouth and terrible beasts, whose kind has perished utterly from the face of the earth. He will take books with him as he journeys; for the keenest enjoyment of the wilderness is reserved for him who enjoys also the garnered wisdom of the present and the past. He will take pleasure in the companionship of the men of the open; in South America, the daring and reckless horsemen who guard the herds of the grazing country, and the dark-skinned paddlers who guide their clumsy dugouts down the dangerous equatorial rivers; the white and red and half-breed hunters of the Rockies, and of the Canadian woodland; and in Africa the faithful black gunbearers who have stood steadily at his elbow when the lion came on with coughing grunts, or when the huge mass of the charging elephant burst asunder the vine-tangled branches.	4
The beauty and charm of the wilderness are his for the asking, for the edges of the wilderness lie close beside the beaten roads of present travel. He can see the red splendor of desert sunsets, and the unearthly glory of the afterglow on the battlements of desolate mountains. In sapphire gulfs of ocean he can visit islets, above which the wings of myriads of sea-fowl make a kind of shifting cuneiform script in the air. He can ride along the brink of the stupendous cliff-walled canyon, where eagles soar below him, and cougars make their lairs on the ledges and harry the big-horned sheep. He can journey through the northern forests, the home of the giant moose, the forests of fragrant and murmuring life in summer, the iron-bound and melancholy forests of winter.	5
The joy of living is his who has the heart to demand it. THEODORE ROOSEVELT. SAGAMORE HILL,January 1, 1916

E-Books 特廉/ the "ONE PIECE" manga series

2012-01-24T09:06:00.001+08:00

TECHNOLOGY
New E-Books Land in Bargain Bin

Publishers are experimenting with 99-cent temporary prices on e-books, in hopes of persuading readers to sample a wider range of authors.

***

Ahoy! Experience the world of 'One Piece' at Tokyo exhibit in March

2012/01/24

(c)Eiichiro Oda / SHUEISHA

Luffy and his pirate buddies from the "ONE PIECE" manga series are set to mesmerize fans in an art exhibition supervised by none other than their creator, Eiichiro O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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