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
中國小說家莫言意外榮獲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時﹐中國文學界也隨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雖然這個人口大國出了像《道德經》和《孫子兵法》這樣的名著﹐但中國書籍在西方出版界的表現仍乏善可陳。幸運的是﹐西方出版商並未因此而放棄對一些最受喜愛的中國作品的翻譯工作。但在眾多的書籍中﹐嘗鮮者該從哪本著手呢？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中國實時報”欄目請教了《人民文學》（People's Literature Magazine）英文版雜志《路燈》（Pathlight）的編輯。《路燈》致力於翻譯《人民文學》雜志與翻譯網站Paper Republic聯合出品的中國新小說與新詩歌。以下的五本中國書籍都由《路燈》工作人員力薦﹐第一本的作者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
《天堂蒜薹之歌》（Garlic Ballads）﹐作者：莫言
Arcade Publishing
《天堂蒜薹之歌》曾在卷首引用了一段斯大林語錄──雖然莫言在第二版的前言中承認那段話是他自己杜撰的──但這仍引發了公眾對他新一輪的批評。此前﹐莫言就曾因未替同是諾獎得主卻身陷囹圄的劉曉波及其他異見作家大聲疾呼、出言相助而受到指責。
一直以來﹐小說家都試圖與政治保持距離﹐但小說本身卻永遠無法脫離政治而單獨存在。小說家都極度關注人類的命運以至常常忽略了自己的命運﹐他們的悲劇也因此而生。
《天堂蒜薹之歌》取材於1987年發生的真實事件：貧困的農民響應當地政府的號召大量種植蒜薹﹐結果蒜薹滯銷、爛在地裡。農民因此沖擊了縣政府辦公室﹐抗議過高的稅費、過路費及規費。這部小說一開始就描繪了抗議活動領導者之一的高羊被逮捕、被拷打的情景。而這一切﹐都發生在他瞎眼的女兒面前。接著﹐作者筆鋒一轉、切換場景﹐講述了一對注定永訣的戀人──高馬和方金菊──與非法包辦婚姻抗爭的故事（金菊在這樁婚約中被許配給一位比她年長許多的男人）。
就像莫言其他的長篇小說一樣﹐《天堂蒜薹之歌》將活生生的現實與超現實的意象融為一體﹐描繪了官僚權勢的貪贓枉法之為與農民個體的悲涼窘迫之態﹐並將其置於長期漸變的歷史悲劇大背景中。
──布倫丹•奧卡尼（Brendan O'Kane）﹐翻譯網站Paper Republic聯合創始人及《路燈》雜志特約編輯
《丁莊夢》（Dream of Ding Village）﹐作者：閻連科
Grove Press
雖然閻連科在寫作表達情感時用的好像是同一種腔調、且常常用恢弘的筆觸描繪死亡與苦難﹐但《丁莊夢》這部小說卻因以著名的“閻式”嘲諷口吻洞察人情而可讀性極強。他對現代中國農村地區愚謬生活的刻畫絕對不吝筆墨且飽蘸深情。這部小說也因此類細節而出彩﹐比如﹐那些可能一輩子都沒有走出過丁村的農民﹐卻在離世時躺在了刻有繁華勝景圖的棺材里：“是大城市的勝景圖。如北京的天安門﹐上海的電視塔﹐廣州的大賓館﹐還有哪些大城市的商業街﹐繁華道﹐跨江橋、百貨樓、噴泉池﹐這些等等的﹐七七八八的。”
當艾滋病潮席捲閻連科的出生地河南省、並廣泛地影響了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父老鄉親時﹐他的這部致敬之作就更令人動容。這個冷峻殘酷的故事由辛迪•卡特（Cindy Carter）翻譯﹐她的筆觸流暢、文風老練﹐切中主旨要害且常常直指人心﹐字裡行間有時還透著詩意。（辛迪•卡特是Paper Republic聯合創始人之一。）
──劉欣﹐《路燈》雜志英文執行編輯
《馬橋詞典》（A Dictionary of Maqiao）﹐作者：韓少功
Dial Press
簡言之﹐用詞典的語言來寫小說的方式使這本書與眾不同、引人入勝。雖然很多中國小說都自詡繼承了魔幻現實主義的傳統﹐但《馬橋詞典》詮釋的這種風格才稱得上純正到位：將熟知的世界描繪成一幅異鄉的摸樣﹐通過對每個詞條進行耐心、細化的定義來深化語義的神秘意蘊﹐以這樣的方式引領讀者在字裡行間探索領悟。
──艾瑞克•阿布漢森（Eric Abrahamsen）﹐Paper Republic聯合創始人及《路燈》雜志編輯主任
前進進，日夜不倦的思想者 ——專訪中國小說家韓少功
曾芷筠 — Thu, 2013-12-26 18:49
文、攝／曾芷筠
約好在飯店大廳訪談，轉了一圈後卻不見韓少功人影。拐到角落趁空抽根煙，卻撞見穿著灰黑中式盤扣上衣的韓老師也在屋簷下那吞雲吐霧，「你也抽煙 吶？」氣氛瞬間愉悅了起來。韓少功問：「這裡（公館）是位於台北的東西南北哪一區啊？」我答東南，並說，台灣不像北京，不說東南西北，比較常說前後左右。 韓少功操著湖南口音回答：「是的是的，南方都是這樣的，因為水路彎彎曲曲，東西南北不好說；北京是大片的陸地，城市規畫很方正。」他對語言和一切事物保持 敏感，幾句話就可以讀出。
生於1953年，韓少功是華語知識圈中最具影響力的作家之一，最著名的作品《馬橋辭典》生於農村現實之中，因而具有強烈的現實主義傳統；今年出版的 最新長篇小說《日夜書》則透過一代下鄉知青在文革前後各自的遭遇與苦難，勾勒出一代中國人的精神世界。2011年由台社出版的《隨筆集》以及年底在香港出 版的隨筆散文，更可從中看出他對社會文化現實的梳理分析，極為辯證地閱讀又堅守著價值核心，精彩令人拍案。他說自己文學上最具啟蒙性的階段是十幾歲在農村 的時候，下鄉以前，他和幾個朋友跑到圖書館裡打了洞，偷了許多不讓看的禁書，就這樣把很多書帶到鄉下去互相交換著讀，「看文學、俄法英美的小說，多啦！從 托爾斯泰到馬克吐溫都有，這個鄉和那個鄉的知識青年都帶了不少書，大家互相換著讀。那時候也不會分辨好壞，包括歷史政治，有一本就看一本，什麼都覺得有意 思。」在煤燈下持續閱讀，因為「農村裡很自由的，除了生產以外是沒人管你的，也沒有父母、老師，如果碰到下雪、下雨的天沒法幹活，就有很多自己的時間。」
文革學：從西方到中國
此次韓少功應邀來台擔任交通大學客座教授，共待了約四個月之久，在北中南各地都給了演講。日前在紫藤廬講文化大革命，幾乎聚集了老中青及兩岸三地的 人。文革發生那年韓少功13歲，父親是當老師的，原本家裡就有不少書，母親是城裡的家庭主婦。父親50多歲時在文革第一年便感覺情勢不好了、矛頭指向他 了，他不願意受那種氣於是自殺。「文化大革命對我家衝擊也很大，那段時間我家裡也蠻困難的，後來組織上面說你父親太緊張了，其實他沒有太大的問題，後來給 我們安排了一點撫卹金。我在下鄉前也領了一些，下鄉後等於是獨立生活有工作的能力。」
跳脫自身的悲情經驗，韓少功對於文革的反省探討則採取辯證的閱讀。他極不滿意目前對文革的討論，認為是流於口水化、混亂化、情緒化，概括稱之為瘋狂 的年代並不是負責任的做法。由於1978年文革剛結束時，中國一概不談論，打出「團結一心向前看」，因此對文革的討論是在80年代由西方開始，哈佛大學教 授馬若德第一次開了文革學，共有一千多人選課。而課程依據一批在文革中遭受磨難的人所寫的資料書籍展開討論，如梁恆《革命之子》，其在西方的影響遠超過魯 迅。由西方開始再轉回中國，再進而影響西方，韓少功認為目前對於文革的討論主要有三個問題：一是公平化，即把文革理解為毛澤東個人的純粹想像和極權。然文 革有其歷史的複雜性，並非毛澤東個人可以控制。二是道德化，即認為文革是一場奪權運動。此種詮釋亦訴諸個人道德，而歷史各個時期都有好壞之人，個人品德和 歷史事件不能混為一談。三則是訴苦化，他引用最高法院提供的數據，文革期間有46萬人受迫害，3萬多人死亡，而馬若德、費正清認為此數據不正確，應有將近 50萬人非正常死亡。從人口比例上計算，50萬人其實只佔了總平均人口的萬分之0.59，相較於1965年印尼右派軍人在英美支持下發動軍事政變，兩年之 間印尼殺死了100萬左翼知識份子（當時印尼人口只有一億），他認為光談文革的苦難不足以真正認識文革的要害。而即使1980年胡耀邦承認有一億人受到文 革影響，相對於總人口還是少數，因而知識份子與工人農民在經驗、記憶、認知的不同上產生了「溫差」。他認為，一開始的訴苦是有用的，但如果沒有拉出能夠提 供給公共社會的共時性批判，只是對苦難的辜負。
該如何重新理解文革？韓少功從目前左右翼對當時社會狀態的「平等」入手。左翼最常為文革辯護的理由無非平等，右翼則認為平均主義阻礙了市場發展。不 管觀點如何對立，基本上都同意那是一個平等、均質的體制。他提出文革再認識路徑，即：一種體制，三個原因，兩種分配，兩種異化，一種普遍利益動機。文革最 大的特徵在於一種單質、全能的體制，沒有市場、宗教的外力，全部由公權力體制主宰，無所不能無所不包。形成的原因包括物質分配方面（工資、糧票）的平等， 因而具有共產主義社會的特徵。另一方面，權力分配則是極不平等的狀態，在自由度、安全感、尊嚴、榮譽、權力等方面從紅、粉、灰（知識份子工商業者）、黑 （地主土豪資本家反革命份子）一整套從上到下的階級劃分。韓少功提出了物質以外的不平等體系來提出反詰。
韓少功說，紅色中國剛建立時，無論是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基本上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發展採取正面態度，但面對1949年以後的經濟動盪、物價大幅 飛漲、人民幣貶值、城市斷糧等等所造成的社會動盪，又因為冷戰，全世界45個國家1,700種商品對中國禁運，共黨黨不得不大幅轉彎，1952年形成了新 的共識，開始搞計畫經濟。此外，當時的風氣盛讚社會主義和計劃經濟，這其實是在歷史條件成熟下的必然發展。加上承襲自傳統的祖宗專制制度、亞細亞特有的生 產方式和社會家族系統，更容易以黨國名義取而代之。文革期間，在人們身上所產生的影響主要有兩種異化：一是聖徒化，每個人都開始表現自己的崇高無私奉獻犧 牲，來贏得政治地位的提升，這從文革前就開始廣泛出現。二是警察化，每個人都積極主動糾舉別人的毛病或不良積習，宛如思想警察，發現別人的陰謀詭計和反革 命罪行。這兩者都是為了追求政治權益和地位，以致於神化自己、妖化別人，互相推高激化，而感覺自己是為了崇高的目的對別人行使正當暴力。
最後，他將文革歸結於一種普遍利益的博弈規則。在整個亂局中，人的表現往往讓人一頭霧水，每個人都既是迫害者又是被迫害者，既是造反派也是保守派。 他認為，雖然文革中沒有物質利益可爭奪，但在政治權力和榮譽方面的爭奪非常激烈。這是一種隱密的爭奪，表面上是意識形態的口味，內在卻是明晰的利益邏輯。 提出再認識文革的路徑，無非是為了正確地抓住要害、校正方向（即反省文革是為了建立更平等的社會），並挽救學術一知半解的邏輯與態度，更是銜接中國古代與 西方世界，以尋找現代化的另類途徑。
韓少功對於文革的討論月底將在香港出版，目前半年在城市、半年在鄉下的生活，實是興之所至、順其自然的寫作狀態。他說認為寫作不能像生產流水線，因 此不會每天按部就班地生產。訪談過程間，他在回答問題時誠懇仔細而充滿辯證的敘說，從語言寫作談到對中國新一代的看法，而關於他在文字中對於中國人精神世 界的構築、對社會文化現象的梳理理解，就必須靠讀者自行求索了。
破：您在小說作品中展現了非常豐厚的語言養份，有些是來自農村方言，有些或許來自年輕時閱讀的翻譯文學，以及知識份子的自省。相較之下，香港、台灣、中國大陸的語言系統也非常不一樣，能不能談談小說語言本身的資源？
韓：語言是生活的產物，後面隱藏著豐富的歷史和人變化的過程，比如草原上，人們關於牛、馬、羊的語言特別多，一歲的馬、兩歲的母馬公馬都各有名字； 到了沿海，你會發現關於魚的詞彙特別豐富，簡直沒辦法翻譯成普通話或英文。中國的飲食文化裡，關於悶溜蒸炒焗的詞彙也很多，英文裡就沒有這些詞，因為他沒 有這種生活內容。語言不是均勻、有公共涵義的客觀工具，而是在特定的文化生活裡有特定的樣貌，不是universal的。研究語言就是研究生活，多一點生 活閱歷和多語種的經驗就會有這樣的敏銳度。有些語言因為全世界的經驗都一樣，翻譯過來放在我們的語言裡也覺得融洽。但有些詞語是特殊生活經驗的產物，如果 沒有這種生活而強行移植，就會顯得特別機械、教條。
破：一般習慣把您歸類為尋根文學作家，但您卻認為自己是「被尋根」的，為什麼會這樣說呢？比如《日夜書》，以您現在的年紀和視野回頭去看年輕時的農村經驗有何不同？
韓：文學作品是很多因素決定的，尋根只是我寫作的原因之一，記者或評論者把我歸類為尋根派只是很簡單的掛勾。我們這代人和年輕人最大的區別，大概在 於現在比較活躍的聲音大多是都市背景，而他們的上一輩絕大部分都有鄉村經驗。或者像莫言、賈平凹原本在城市念書再回到故鄉；或者像我這種出身都市，到農村 裡摸挖滾打。另外，我們是從革命時代跨越進入市場時代，年輕人對革命沒什麼經驗，是很不同的成長背景。
這一百年對中國來說太重要了！中國人這百年來特別急躁，因為中國一直到19世紀初還是在世界上很有地位，18世紀甚至有所謂的「頌華派」，以伏爾泰 為代表，讚揚中國的科舉制度，貶抑歐洲的貴族世襲。八國聯軍、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特別難看，面子掛不住，因此文化激進主義的思潮是最主要的特徵。從五四開 始，知識份子主流恨不得把中國一夜之間變成現代國家，想把中文廢掉；到了文革是登峰造極的表現，都是為了要打破傳統，徹底現代化。文革結束後這些東西還 在，卻不是用俄國的方法，而是用美國來取代，其內在的邏輯還是一樣的，就是完全拋棄傳統，建立一個完全西方化的國家文化。
這時，尋根的意義在於對文化激進主義表示懷疑，想把血液換成西方人，恐怕換不了。我們要從現實處境尋找方法，在學習西方的同時，不要、也不可能成為 西方第二，而要在吸收各國文明後成為新的自己。目前美國人用掉地球上30%的能源，如果中國人要過上美國人的生活方式，要消耗六個地球，全世界都得招罪 了。美國工業化時代，石油一桶才一美金，現在要將近一百美金；歐洲工業化時全世界的土地空空如也，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現在土地和資源都不足的情況下，這是 不可能的，中國有13億人口，將近當年歐洲人口的二十倍，歷史條件完全不一樣。因此中國應該好好想一想，我們的發展應該要怎樣，尋一條新的思路。是在這個 意義下要尋根。作家研究的文化都是活的文化，活文化都在人的身上，不管農村或城市都有。包括語言、老公對待老婆的態度、建築的樣式，這裡面才有我們關心的 對象。作家和讀者要像偵探一樣把它破解出來。
破：您在《日夜書》裡描述文革時期下鄉的一代知識青年之後各自的發展，其中很有趣的一位是大甲後來成了當代藝術家，您用相當幽默的手法描寫他在北京798、宋庄等地從事行為或裝置等藝術。這反映了您對現在資本與藝術密切結合的看法嗎？
韓：我不是藝術行家，也很難準確評價。從感覺上說，藝術家的奇思妙想很不錯，但其中也有很多是皇帝的新衣，我們稱為「大尾巴狼」，意即裝模作樣。現 在的中國當代藝術各種情況都有，藝術是一個最沒有標準、最容易被包裝炒作虛構的類型，不像文學有一定的限度。所以商業投資瞄準藝術是有道理的，它徹底沒有 標準，欺騙性更強。戲劇、音樂、文學炒作的條件都不如藝術，資本和藝術的結合是最密切的。
破：您對華文新一代的作家，例如現在很流行的郭敬明、直白詩有什麼看法嗎？
韓：我看得不太多，但新一代的文學作家各自也不太一樣，詩歌的流派標語是最多的，例如湖南有個作家鄭小驢，他的小說就和郭敬明很不同。隨著年齡增 長，每個作家前後也不一樣。我在網站上看各種留言，很多讀者一開始把對方當偶像崇拜，當讀者也當上爸爸媽媽，也會對原本的偶像開始不滿了。讀者在變化，作 家也在變化。
破：您在小說中描述了許多人們遭遇到的苦難，筆調總是冷靜理性，最後又會流露出溫暖的激情，我理解成對未來仍充滿希望。或許是因為過去的革命語言掏空了很多對於革命的想像，認為反抗只是維權，現在年輕人面臨的新問題也非常不同，您對現在的現象如何解釋？
韓：沒有撞上革命的時代，也不需要為此感到遺憾，還有其他的事情可幹。革命也不一定以後都不會有了，維權維不了的時候也可能發生驚天動地的大變化。 每個人所處的時代都有自己的問題，現在年輕人遇到的問題很大，包括社會、環境、人性情感、文化道德，甚至這些問題足以讓人發瘋。如果很多人活不下去，要怎 麼解決呢？這是每個時代的人都會遇到的新問題。我們沒有救世主來告訴我們步驟方法，得靠我們自己發現、總結，也許前人的經驗都不太實用，他們過去也做得不 太好，以至於今天留下了很多包袱。
當今的問題是全球性的問題，不只是大陸、台灣的問題，教導過我們的大師，包括馬克思、杭廷頓，他們都有一定的道理，思想理論卻也不夠用、不靈了，不 能解決最迫切的問題，大家心裡都很茫然，於是採取逃避。有的人是個人主義的方式，只經營自己的家庭、事業，有些人是採取集體的路徑，例如阿拉伯之春、占領 華爾街，呼籲大家共同改造社會。也有些人走入宗教、恐怖主義，這些都是不同的解決方案，當然還可以找尋更好的方案。很多人談《日夜書》時，覺得我好像把這 些人寫得很不幸、很痛苦，但我覺得這些人其實很幸福，他們遇到了各種困難、風險。即使一個人一輩子不愁吃穿，難道就代表幸福嗎？那是很低質量的幸福，當事 人一定會覺得很乏味；高質量的幸福是克服各種阻力、困難後才能得到的。我最近看到英國心理學的統計資料，中國富二代的精神疾病發病比例是普通人的兩倍以 上，優渥的生活其實容易讓人感覺乏味、百無聊賴、度日如年。基本態度若確立好了，即對高質量幸福的追求，就可以把苦難化作快樂的源頭，對人生不會太灰心 的。
約好在飯店大廳訪談，轉了一圈後卻不見韓少功人影。拐到角落趁空抽根煙，卻撞見穿著灰黑中式盤扣上衣的韓老師也在屋簷下那吞雲吐霧，「你也抽煙 吶？」氣氛瞬間愉悅了起來。韓少功問：「這裡（公館）是位於台北的東西南北哪一區啊？」我答東南，並說，台灣不像北京，不說東南西北，比較常說前後左右。 韓少功操著湖南口音回答：「是的是的，南方都是這樣的，因為水路彎彎曲曲，東西南北不好說；北京是大片的陸地，城市規畫很方正。」他對語言和一切事物保持 敏感，幾句話就可以讀出。
生於1953年，韓少功是華語知識圈中最具影響力的作家之一，最著名的作品《馬橋辭典》生於農村現實之中，因而具有強烈的現實主義傳統；今年出版的 最新長篇小說《日夜書》則透過一代下鄉知青在文革前後各自的遭遇與苦難，勾勒出一代中國人的精神世界。2011年由台社出版的《隨筆集》以及年底在香港出 版的隨筆散文，更可從中看出他對社會文化現實的梳理分析，極為辯證地閱讀又堅守著價值核心，精彩令人拍案。他說自己文學上最具啟蒙性的階段是十幾歲在農村 的時候，下鄉以前，他和幾個朋友跑到圖書館裡打了洞，偷了許多不讓看的禁書，就這樣把很多書帶到鄉下去互相交換著讀，「看文學、俄法英美的小說，多啦！從 托爾斯泰到馬克吐溫都有，這個鄉和那個鄉的知識青年都帶了不少書，大家互相換著讀。那時候也不會分辨好壞，包括歷史政治，有一本就看一本，什麼都覺得有意 思。」在煤燈下持續閱讀，因為「農村裡很自由的，除了生產以外是沒人管你的，也沒有父母、老師，如果碰到下雪、下雨的天沒法幹活，就有很多自己的時間。」
文革學：從西方到中國
此次韓少功應邀來台擔任交通大學客座教授，共待了約四個月之久，在北中南各地都給了演講。日前在紫藤廬講文化大革命，幾乎聚集了老中青及兩岸三地的 人。文革發生那年韓少功13歲，父親是當老師的，原本家裡就有不少書，母親是城裡的家庭主婦。父親50多歲時在文革第一年便感覺情勢不好了、矛頭指向他 了，他不願意受那種氣於是自殺。「文化大革命對我家衝擊也很大，那段時間我家裡也蠻困難的，後來組織上面說你父親太緊張了，其實他沒有太大的問題，後來給 我們安排了一點撫卹金。我在下鄉前也領了一些，下鄉後等於是獨立生活有工作的能力。」
跳脫自身的悲情經驗，韓少功對於文革的反省探討則採取辯證的閱讀。他極不滿意目前對文革的討論，認為是流於口水化、混亂化、情緒化，概括稱之為瘋狂 的年代並不是負責任的做法。由於1978年文革剛結束時，中國一概不談論，打出「團結一心向前看」，因此對文革的討論是在80年代由西方開始，哈佛大學教 授馬若德第一次開了文革學，共有一千多人選課。而課程依據一批在文革中遭受磨難的人所寫的資料書籍展開討論，如梁恆《革命之子》，其在西方的影響遠超過魯 迅。由西方開始再轉回中國，再進而影響西方，韓少功認為目前對於文革的討論主要有三個問題：一是公平化，即把文革理解為毛澤東個人的純粹想像和極權。然文 革有其歷史的複雜性，並非毛澤東個人可以控制。二是道德化，即認為文革是一場奪權運動。此種詮釋亦訴諸個人道德，而歷史各個時期都有好壞之人，個人品德和 歷史事件不能混為一談。三則是訴苦化，他引用最高法院提供的數據，文革期間有46萬人受迫害，3萬多人死亡，而馬若德、費正清認為此數據不正確，應有將近 50萬人非正常死亡。從人口比例上計算，50萬人其實只佔了總平均人口的萬分之0.59，相較於1965年印尼右派軍人在英美支持下發動軍事政變，兩年之 間印尼殺死了100萬左翼知識份子（當時印尼人口只有一億），他認為光談文革的苦難不足以真正認識文革的要害。而即使1980年胡耀邦承認有一億人受到文 革影響，相對於總人口還是少數，因而知識份子與工人農民在經驗、記憶、認知的不同上產生了「溫差」。他認為，一開始的訴苦是有用的，但如果沒有拉出能夠提 供給公共社會的共時性批判，只是對苦難的辜負。
該如何重新理解文革？韓少功從目前左右翼對當時社會狀態的「平等」入手。左翼最常為文革辯護的理由無非平等，右翼則認為平均主義阻礙了市場發展。不 管觀點如何對立，基本上都同意那是一個平等、均質的體制。他提出文革再認識路徑，即：一種體制，三個原因，兩種分配，兩種異化，一種普遍利益動機。文革最 大的特徵在於一種單質、全能的體制，沒有市場、宗教的外力，全部由公權力體制主宰，無所不能無所不包。形成的原因包括物質分配方面（工資、糧票）的平等， 因而具有共產主義社會的特徵。另一方面，權力分配則是極不平等的狀態，在自由度、安全感、尊嚴、榮譽、權力等方面從紅、粉、灰（知識份子工商業者）、黑 （地主土豪資本家反革命份子）一整套從上到下的階級劃分。韓少功提出了物質以外的不平等體系來提出反詰。
韓少功說，紅色中國剛建立時，無論是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基本上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發展採取正面態度，但面對1949年以後的經濟動盪、物價大幅 飛漲、人民幣貶值、城市斷糧等等所造成的社會動盪，又因為冷戰，全世界45個國家1,700種商品對中國禁運，共黨黨不得不大幅轉彎，1952年形成了新 的共識，開始搞計畫經濟。此外，當時的風氣盛讚社會主義和計劃經濟，這其實是在歷史條件成熟下的必然發展。加上承襲自傳統的祖宗專制制度、亞細亞特有的生 產方式和社會家族系統，更容易以黨國名義取而代之。文革期間，在人們身上所產生的影響主要有兩種異化：一是聖徒化，每個人都開始表現自己的崇高無私奉獻犧 牲，來贏得政治地位的提升，這從文革前就開始廣泛出現。二是警察化，每個人都積極主動糾舉別人的毛病或不良積習，宛如思想警察，發現別人的陰謀詭計和反革 命罪行。這兩者都是為了追求政治權益和地位，以致於神化自己、妖化別人，互相推高激化，而感覺自己是為了崇高的目的對別人行使正當暴力。
最後，他將文革歸結於一種普遍利益的博弈規則。在整個亂局中，人的表現往往讓人一頭霧水，每個人都既是迫害者又是被迫害者，既是造反派也是保守派。 他認為，雖然文革中沒有物質利益可爭奪，但在政治權力和榮譽方面的爭奪非常激烈。這是一種隱密的爭奪，表面上是意識形態的口味，內在卻是明晰的利益邏輯。 提出再認識文革的路徑，無非是為了正確地抓住要害、校正方向（即反省文革是為了建立更平等的社會），並挽救學術一知半解的邏輯與態度，更是銜接中國古代與 西方世界，以尋找現代化的另類途徑。
韓少功對於文革的討論月底將在香港出版，目前半年在城市、半年在鄉下的生活，實是興之所至、順其自然的寫作狀態。他說認為寫作不能像生產流水線，因 此不會每天按部就班地生產。訪談過程間，他在回答問題時誠懇仔細而充滿辯證的敘說，從語言寫作談到對中國新一代的看法，而關於他在文字中對於中國人精神世 界的構築、對社會文化現象的梳理理解，就必須靠讀者自行求索了。
破：您在小說作品中展現了非常豐厚的語言養份，有些是來自農村方言，有些或許來自年輕時閱讀的翻譯文學，以及知識份子的自省。相較之下，香港、台灣、中國大陸的語言系統也非常不一樣，能不能談談小說語言本身的資源？
韓：語言是生活的產物，後面隱藏著豐富的歷史和人變化的過程，比如草原上，人們關於牛、馬、羊的語言特別多，一歲的馬、兩歲的母馬公馬都各有名字； 到了沿海，你會發現關於魚的詞彙特別豐富，簡直沒辦法翻譯成普通話或英文。中國的飲食文化裡，關於悶溜蒸炒焗的詞彙也很多，英文裡就沒有這些詞，因為他沒 有這種生活內容。語言不是均勻、有公共涵義的客觀工具，而是在特定的文化生活裡有特定的樣貌，不是universal的。研究語言就是研究生活，多一點生 活閱歷和多語種的經驗就會有這樣的敏銳度。有些語言因為全世界的經驗都一樣，翻譯過來放在我們的語言裡也覺得融洽。但有些詞語是特殊生活經驗的產物，如果 沒有這種生活而強行移植，就會顯得特別機械、教條。
破：一般習慣把您歸類為尋根文學作家，但您卻認為自己是「被尋根」的，為什麼會這樣說呢？比如《日夜書》，以您現在的年紀和視野回頭去看年輕時的農村經驗有何不同？
韓：文學作品是很多因素決定的，尋根只是我寫作的原因之一，記者或評論者把我歸類為尋根派只是很簡單的掛勾。我們這代人和年輕人最大的區別，大概在 於現在比較活躍的聲音大多是都市背景，而他們的上一輩絕大部分都有鄉村經驗。或者像莫言、賈平凹原本在城市念書再回到故鄉；或者像我這種出身都市，到農村 裡摸挖滾打。另外，我們是從革命時代跨越進入市場時代，年輕人對革命沒什麼經驗，是很不同的成長背景。
這一百年對中國來說太重要了！中國人這百年來特別急躁，因為中國一直到19世紀初還是在世界上很有地位，18世紀甚至有所謂的「頌華派」，以伏爾泰 為代表，讚揚中國的科舉制度，貶抑歐洲的貴族世襲。八國聯軍、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特別難看，面子掛不住，因此文化激進主義的思潮是最主要的特徵。從五四開 始，知識份子主流恨不得把中國一夜之間變成現代國家，想把中文廢掉；到了文革是登峰造極的表現，都是為了要打破傳統，徹底現代化。文革結束後這些東西還 在，卻不是用俄國的方法，而是用美國來取代，其內在的邏輯還是一樣的，就是完全拋棄傳統，建立一個完全西方化的國家文化。
這時，尋根的意義在於對文化激進主義表示懷疑，想把血液換成西方人，恐怕換不了。我們要從現實處境尋找方法，在學習西方的同時，不要、也不可能成為 西方第二，而要在吸收各國文明後成為新的自己。目前美國人用掉地球上30%的能源，如果中國人要過上美國人的生活方式，要消耗六個地球，全世界都得招罪 了。美國工業化時代，石油一桶才一美金，現在要將近一百美金；歐洲工業化時全世界的土地空空如也，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現在土地和資源都不足的情況下，這是 不可能的，中國有13億人口，將近當年歐洲人口的二十倍，歷史條件完全不一樣。因此中國應該好好想一想，我們的發展應該要怎樣，尋一條新的思路。是在這個 意義下要尋根。作家研究的文化都是活的文化，活文化都在人的身上，不管農村或城市都有。包括語言、老公對待老婆的態度、建築的樣式，這裡面才有我們關心的 對象。作家和讀者要像偵探一樣把它破解出來。
破：您在《日夜書》裡描述文革時期下鄉的一代知識青年之後各自的發展，其中很有趣的一位是大甲後來成了當代藝術家，您用相當幽默的手法描寫他在北京798、宋庄等地從事行為或裝置等藝術。這反映了您對現在資本與藝術密切結合的看法嗎？
韓：我不是藝術行家，也很難準確評價。從感覺上說，藝術家的奇思妙想很不錯，但其中也有很多是皇帝的新衣，我們稱為「大尾巴狼」，意即裝模作樣。現 在的中國當代藝術各種情況都有，藝術是一個最沒有標準、最容易被包裝炒作虛構的類型，不像文學有一定的限度。所以商業投資瞄準藝術是有道理的，它徹底沒有 標準，欺騙性更強。戲劇、音樂、文學炒作的條件都不如藝術，資本和藝術的結合是最密切的。
破：您對華文新一代的作家，例如現在很流行的郭敬明、直白詩有什麼看法嗎？
韓：我看得不太多，但新一代的文學作家各自也不太一樣，詩歌的流派標語是最多的，例如湖南有個作家鄭小驢，他的小說就和郭敬明很不同。隨著年齡增 長，每個作家前後也不一樣。我在網站上看各種留言，很多讀者一開始把對方當偶像崇拜，當讀者也當上爸爸媽媽，也會對原本的偶像開始不滿了。讀者在變化，作 家也在變化。
破：您在小說中描述了許多人們遭遇到的苦難，筆調總是冷靜理性，最後又會流露出溫暖的激情，我理解成對未來仍充滿希望。或許是因為過去的革命語言掏空了很多對於革命的想像，認為反抗只是維權，現在年輕人面臨的新問題也非常不同，您對現在的現象如何解釋？
韓：沒有撞上革命的時代，也不需要為此感到遺憾，還有其他的事情可幹。革命也不一定以後都不會有了，維權維不了的時候也可能發生驚天動地的大變化。 每個人所處的時代都有自己的問題，現在年輕人遇到的問題很大，包括社會、環境、人性情感、文化道德，甚至這些問題足以讓人發瘋。如果很多人活不下去，要怎 麼解決呢？這是每個時代的人都會遇到的新問題。我們沒有救世主來告訴我們步驟方法，得靠我們自己發現、總結，也許前人的經驗都不太實用，他們過去也做得不 太好，以至於今天留下了很多包袱。
當今的問題是全球性的問題，不只是大陸、台灣的問題，教導過我們的大師，包括馬克思、杭廷頓，他們都有一定的道理，思想理論卻也不夠用、不靈了，不 能解決最迫切的問題，大家心裡都很茫然，於是採取逃避。有的人是個人主義的方式，只經營自己的家庭、事業，有些人是採取集體的路徑，例如阿拉伯之春、占領 華爾街，呼籲大家共同改造社會。也有些人走入宗教、恐怖主義，這些都是不同的解決方案，當然還可以找尋更好的方案。很多人談《日夜書》時，覺得我好像把這 些人寫得很不幸、很痛苦，但我覺得這些人其實很幸福，他們遇到了各種困難、風險。即使一個人一輩子不愁吃穿，難道就代表幸福嗎？那是很低質量的幸福，當事 人一定會覺得很乏味；高質量的幸福是克服各種阻力、困難後才能得到的。我最近看到英國心理學的統計資料，中國富二代的精神疾病發病比例是普通人的兩倍以 上，優渥的生活其實容易讓人感覺乏味、百無聊賴、度日如年。基本態度若確立好了，即對高質量幸福的追求，就可以把苦難化作快樂的源頭，對人生不會太灰心 的。
《活著》（To Live）﹐作者：余華
Anchor Books
儘管《活著》烙有悲劇故事的特性﹐但它還是跳出了現代中國文學作品慣用的“鄉土苦難”的老套模式﹐從眾多庸作中脫穎而出。這部小說講述了福貴及其整個家族在20世紀中國政局風雲變幻中浮沉起伏的過程：從民國時期到共產黨執政﹐從大躍進到文革時期。故事揭示了有關苦難本身的思考以及人類精神上所依仗的、用來減少人生痛楚的大量財富。
這部小說不是苦難本身的簡單堆積﹐而是一次對苦難剖析的嘗試。作者試著用清晰的思路解讀苦難的事實﹐他的解讀因為這個論斷而得到深化：即堅持不懈的嘗試本身是值得的。從這個層面上講﹐讀《活著》帶來的滿足感可與閱讀存在哲學相提並論﹐但要留意那些情感豐盛的抓人字句﹐它們可能會讓你的感情決堤、徹底擊垮你的內心防線﹐這是我的切身感受。當時﹐我在一次公路旅行中讀了這本書﹐看到動情處眼淚便像決了堤的洪水﹐那情景讓與我結伴而行的人不知所措。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認識余華﹐所以我只能指著手中的書說﹐“講的是中國﹐伙計。”
──約書亞•戴爾（Joshua Dyer）﹐《路燈》雜志特約編輯
Endure（英譯本）﹐作者：北島
Black Widow Press
Endure是一本收錄了北島作品的最新英譯本詩集﹐由詩歌翻譯家克萊頓•埃什爾曼（Clayton Eshleman）與香港城市大學（City University in Hong Kong）助理教授、譯者盧卡斯•克萊因（Lucas Klein）合力譯成。收錄其中的詩歌均是精選之作﹐代表了1970年代至今這段時期北島最好、最重要的詩作。《Endure》汲取了之前英譯本的一些靈感﹐但在語句清晰度與詩學思想重建方面遠遠超過了他們的前輩。這本詩集甚至還在附錄中收集了克萊因與埃什爾曼在翻譯過程中交換意見、共同探討的電子郵件。Endure不單單是一本重要的書﹐更是一本好書。
──迦南•莫爾斯（Canaan Morse）﹐《路燈》雜志詩歌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