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1936年8月11日–）是出生於英國的歷史學家，主要研究中國曆史。1993年起擔任耶魯大學歷史學的史特林講座教授（Sterling Professor）。史景遷的英文名翻譯成中文應該是喬納森·斯賓塞，但是像其他漢學家一樣，史景遷也為自己取了一個中文名，景遷二字的意思是景仰司馬遷。史景遷的妻子是台灣出生的美籍華人金安平，亦是歷史學者，因此有人稱他是“台灣的女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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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生平
史景遷1936年出生於英國倫敦市郊的薩瑞地區。曾就讀於劍橋大學卡萊爾學院，在劍橋大學獲得學士學位。 1959年史景遷因獲美侖獎學金，以交換學生身份到美國耶魯大學讀碩士學位，師從於史學家費正清的學生芮瑪麗。後來芮瑪麗推薦史景遷去澳洲跟房兆楹教授夫婦做博士論文，其博士論文《康熙與曹寅》後獲珀特爾論文獎。1965年史景遷獲史學博士學位，畢業後留在耶魯教書。史景遷是美國曆史學會2004年-2005年的主席。成就 榮譽
史景遷被公認是16世紀以來的最有影響力的漢學家之一，他在歷史塑造現代中國所扮演的角色方面有詳盡的寫作。他備受好評的《追尋現代中國》 已經成為近代中國史的標準教科書。史景遷的著作，文筆流暢，多能深入淺出，多本著作成為暢銷書，對於中國歷史知識在英語世界的傳布影響大。
汪榮祖：史景遷論說 他：“史景遷並不喜歡後學理論，他的書根本沒有什麼理論，更無艱澀的名詞，但他生動的敘事，完全可以迎合史學界隨後學而起“敘事再生”（Revival of Narrative）的呼聲，使他成為史學敘事再生後的一支生力軍。”“他的作品作為歷史文章畢竟缺乏分析與論證，也少見他對歷史問題提出獨特的解 釋。因而雖多引人入勝的故事，卻少扎實的歷史知識。”--
我hc看法是:" 這真是書生酸見 故事就是理論"
著作
有空再將英文和兩岸翻譯本資訊整理- 《追尋現代中國》(1990)[2]
- 《康熙與曹寅：一個皇室寵臣的生涯揭秘》（1965）
- 《改變中國：在中國的西方顧問》（1969）
- 《中國皇帝：康熙自畫像》（1974）
- 《王氏之死：大歷史背後的小人物命運》（1978）
- 《天安門：中國人及其革命，1895到1980年》（1981），
- 《利瑪竇的記憶宮殿》（1984）
- 《胡若望的疑問》（1987），
- 《中國縱橫：一個漢學家的學術探索之旅》（1992）
- 《上帝的中國之子：洪秀全的太平天國》（1994）
- 《大汗之國：西方眼中的中國》（1998）
- 《毛澤東》（1999）
- 《皇帝與秀才：皇權游戲中的文人悲劇》（2001）
- 《叛國之書》/《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
- 《天安門：中國的知識份子與革命》（2007）
《康熙與曹寅》（1965）
《改變中國》
-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 Emperor of China: Self-Portrait of K'ang-Hsi (1974)《康熙自畫像》
- The Death of Woman Wang (1978)《王氏之死》
- To Change China: 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 1620-1960 (1980) 改變中國 三聯
- 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 (1984) Jonathan Spence 史景遷《利瑪竇的記憶宮殿》《利瑪竇「記憶之宮」（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1984)
- The Question of Hu (1987)《胡若望的疑問》
- Chinese Roundabout: Essays on History and Culture, 1992《中國縱橫：一個漢學家的學術探索之旅》
- 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 1895-1980《天安門：中國人及其革命》該書第一版所述歷史上溯晚明下至八九，而中國大陸上海遠東出版社出版中譯本時刪除1912年以後近三分之二的內容 ，加上了副標題“1600－1912年的中國曆史” 。參見《追尋現代中國：1600－1912年的中國歷史》，上海遠東出版社；全譯本《追尋現代中國》(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orton Company.)時報出版社
- 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 China in Western Minds, 1998《大汗之國：西方眼中的中國》
- God's Chinese Son (1996), about theTaiping Rebellion 《上帝的中國之子：洪秀全的太平天國》
- Mao Zedong (1999)《毛澤東》
- Return to Dragon Mountain: Memories of a Late Ming Man (2007) Viking, 332 pages. ISBN 978-0-670-06357-4
演講
（美）Jonathan Spence.史景遷 北大講演錄《文化類同與文化利用--世界文化總體對話中的中國形象》(Culture Equivalence and Culture Use )，廖世奇、彭小樵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2月1版；1997年5月2版。文化類同與文化利用 Jonathan Spence
Radio 4 - Reith Lectures 2008: Chinese Vistas
The 60th Anniversary Radio 4 Reith Lectures, on the subject of China, given by Professor Jonathan Spence. Each of the lectures will be available after broadcast to listen again or download.
讀《中國縱橫：一個漢學家的學術探索之旅》by hc 2005/5/28
史景遷先生著作等身*，暢銷書也有六本以上【兩岸幾乎翻譯著作的約八成】。我們要談的這本，雖然在google scholar上是他群書中引用較少的，不過，有機會讀它，卻可以作為綜觀史景遷先生著作內容大要和才情之起點，因為這是作者至1991年著作25年的一要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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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目； Jonathan D. Spence（史景遷）著，《中國縱橫：一個漢學家的學術探索之旅》（Chinese Roundabout: Essays in History and Culture），夏俊霞等譯，上海遠東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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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我們要說，它的和編輯、製作簡陋，翻譯缺點密度甚高（我對照Amazon第一章所附的近4頁之文本，嚴格說來，可能可找出數十處翻譯上有問題……），不過還是能將粗略之輪廓告訴讀者—我也受益很多。
http://www.amazon.com/gp/reader/0393309940/ref=sib_dp_pt/104-5855565-9278305#reader-link
這書，從書名到構造，似乎有點呼應費正清先生的書和想法。不過費正清先生的Chinabound比較清楚，這本Chinese Roundabout的英文封面，大書一「史」字。整本書的用意和自喻成「洞穴中的兔子拼命累積些東西（作品）」，可以參考「前言」，至於翻譯成「中國縱橫」，不知道切題與否？
書前引Wallace Stevens的詩 "An Ordinary Evening in New Haven"之部分，當然（"An Ordinary Evening"和 "New Haven"）為作者自道之雙關語，不過我未讀原書，不知道翻譯上意思表達如何。
作者最後部分記四位「師長」（Teachers，本書翻譯成「漢學大師」，不妥，雖然其中三位，或許都是公認的），有許多處筆鋒中帶感情，讀來都相當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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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製作簡陋（大動剪刀）！
說明：
「不知道什麼原因」，原書關於「電影與政治：白華（樺？）的苦戀」一章，「割愛」之。當然，「天安門」一章中，「謀殺」掉的部分一定相當多。
這本書有些主題和人物環環相扣（諸如康熙和他特別提拔的「第一清官」事件等等—又，此「清官」英文為a purist--意思是：真正的意思是過於居泥某些原則之正確…）、互相呼應強化，所以「索引」就相當重要，可是也從缺。
原書書末之「注釋」，可能被移到各章之後，此做法沒問題，而且各章中分別有些人物方面之譯注，大體不錯，可稍為幫助讀者。
本書有幾章，是作者將四、五本書的評論彙整之，最好幫助讀者將它們明確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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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問題。
說明；作者的英文很講究，可是翻譯群（我估計至少六至十人）經常大而化之，或不一致（譬如說，三、四章中引著作《曹寅與康熙：包衣與主子**》（Ts 'ao Yin and the K 'ang-hsi Emperor: bondservant and master），不過有的採用《包衣與主子：曹寅與康熙》）。
我對照本書第一段等數頁，譯筆不夠簡練。又，如「這是1714年的夏天…….大戶的唯一的兒子」（pp. 150-51；這，在第10頁，則翻譯成「獨子」） 。 章名「天下第一清官的崩潰」（Collapse of A Purist），應更清楚說明為：「天下第一清官的精神崩潰」，因為這是作者引用精神分析，贊美康熙處理「妄想症」多少得宜。
翻譯上最大的問題是描述西方生活社會上的細節部分，翻譯者許多地方都「解釋」錯誤或一筆帶過。譬如說，結婚用之新床、作湯添味之mushrooms（pate翻譯成「醬」錯誤 （［F.＝paste ］ n. パテ ((肉や魚のパイ; ペースト状の魚［肉］料理)).） 、菇是用來添湯味）；Give him a few pistols on account （翻譯成：請「再」給他一些「資助」）。
章名中字眼peregrination （意思Goo辭書━━ n. 〔戯言〕 流浪の旅, 遍歴. ），翻譯成「旅程」；The ascent to Peking 翻譯成「北京之行」--這是諸如李約瑟等人的「中國觀點」之科學史，所以此行多少為「躍升、進京」……傳主岳父借貸還債等等。"frail financial basis"翻譯成「操辦婚事…..」（作者又用The financial skies suddenly cleared….有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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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專著《曹寅與康熙：包衣與主子》（Ts 'ao Yin and the K 'ang-hsi Emperor: bondservant and master）、《追尋現代中國》（1990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以及《從明到清》（From Ming to Ch'Ing: Conquest, Region, and Continui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以生動的文藝筆法寫成的歷史人物傳記，如《改變中國》（1969, To Change China: 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 1620-1960）、《康熙自畫像》（1974, Emperor of China : Self-Portrait of K'ang-Hsi）、《王氏之死》（1977 Death of Woman Wang, The）、《天安門：中國人及其革命》（1981 Gate of Heavenly Peace, The :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 1895-1980）、《利瑪竇「記憶之宮」（台北：輔人大學出版社））》（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1984, The）、《胡若望的疑問》（1988, The Question of Hu ）、《中國縱橫》（1992, Chinese Roundabout: Essays in History and Culture）、《上帝的中國兒子：洪秀全》（1994, God's Chinese S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大汗之國：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國》（1998, 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 China in Western Minds）、《毛澤東》（1999）、《《皇帝與秀才：皇權遊戲中的文人悲劇》或台灣：《大義覺迷錄》》（2001, Treason by the Book）等。
（共同）編著：
The Taiping Vision of a Christian China 1836-1864 (Charles Edmondson Historical Lectures)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A Documentary Collection
Chinese Century: A Photographic History of the Last Hundred Years
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18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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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衣：「奴隸﹑奴僕。譯自滿州語。清末入關前，凡所獲各部落俘虜，均編為包衣，分屬八旗。鑲黃﹑正黃﹑正白上三旗隸屬內務府，充驍騎﹑護軍﹑前鋒等營兵卒。屬下五旗則分隸王府，為私家的世僕。」所以，作者仿bondsman，鑄一新字：bondservant。不過，本書有些地方將「包衣與主人（康熙）」這一副標題轉成正標題，造成不一致。
註釋
美國歷史學會Jonathan D. Spence 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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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中國》（1969, To Change China: 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 1620-1960）我在80年代末就讀三聯的翻譯本；2015-16，台灣再版Jonathan Spence 的書，包括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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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譯事小技，撼千年科舉——改造同文堂「從螢火蟲變成燈塔」的傳教士丁韙良
文：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
十九世紀在華的洋顧問雖無一整套首尾一致或環環相扣的計畫，但已預示了二十世紀中葉「援助未開發地區」的行動模式。他們提供軍事援助給執政者鎮壓國內叛亂，推動經濟改革穩定金融秩序，試圖改造教育制度，期使年輕一輩更能接納西方世界。
在中國，外國人想碰教育領域尤其難。對中國人而言，教育是維繫社會和諧與政治穩定的關鍵：兩千年來，年輕學子涵泳於儒家典籍傳統之中修身齊家，參加科考，若是一朝金榜題名，就能平步青雲，治國平天下。若是把新的學科如西方的哲學、語言或自然科學引入，不啻是動搖邦本。所以創新自會遭到激烈抵制。
然而重重阻力並未讓西方人打退堂鼓，仍想照他們自己心中的形象來塑造中國人的夢想，其中又以美國人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最為不屈不撓。一八二七年四月十日，丁韙良出生於印第安那州（Indiana），在家中十個小孩中排行第八。父親是長老會巡迴牧師，以兩位傳教士的名字來為他命名。丁韙良是在喀爾文教義（Calvinism）的嚴肅氛圍中長大，他的一生奉獻給傳教也是理所當然之事。
年輕的丁韙良曾一度對前途猶豫不決。他在印第安那大學學科學，使他思想有所動搖，而對他在長老會神學院（Presbyterian Theological Seminary）所受的粗糙教義感到不安。但最後他雙親的期望還是佔了上風，二十二歲的丁韙良遠赴中國，身負淵博希臘文、修辭學、電學、光學造詣與喀爾文教義。
丁韙良一到廣州碰到的陣仗實如當頭棒喝，但他不為所動。「我們一上岸，迎面而來的是群眾的鼓譟聲浪，咆哮著：『番鬼，番鬼！殺頭，殺頭！』我揣想，『這難道就是令人引以為傲的中國文明？我難道就是為了這班人離鄉背井？』但我馬上一想，他們若不是異教徒，我又何必遠道來此？」丁韙良沿海北上寧波，長老會已在寧波辦了一個傳教團、一所學校和一家印刷廠。丁韙良馬上開始學寧波話和北京話。
我沒有教科書或辭典可供參考⋯⋯只好自創體系。我以德語，或更確切地說，歐陸語系的母音為基礎，稍加變通，很快就完成一套音標，使我能重複老師的發音。我靈機一動，何不用此法教老師學英語⋯⋯一、兩天後，老師就能寫幾個英語單字；一週之後，我收到老師捎來字跡工整的便條，邀我們到他家午餐。這張內容清晰、簡潔的便條令我欣喜若狂，我把它放在餐桌上炫耀⋯⋯。我永遠記得一八五一年一月的這一天，在日出之前，我們組了一個社團，宗旨是編纂一種用於書寫「寧波話」的拼音系統。
丁韙良開發一種可用來印刷這種新文字的木版印刷系統。丁韙良希望克服複雜難解的漢字，激發了無比的熱情，這是宗教從未激起的。丁韙良認為：「中國人看到小孩竟可在幾天之內便能閱讀，不像學寫字那樣要花好幾年的功夫。七十歲的老嫗、目不識丁的僕役和苦力，信了教便發覺，透過這種方法，他們也能用自己的語言來讀上帝的話語。」
丁韙良展現了他的多才多藝。半年不到，他就開始向中國人傳道，一年半，就能用中文寫讚美詩。丁韙良到了寧波不久，就在本地先生的指導下學文言文，五年不到，「就遍讀四書五經，若非精神勞頓，又須為傳教分神，或許我不需要這麼久。」丁韙良還為中國人編了算術與地理、希羅歷史的教科書，並完成了《天道溯源》（Evidence of Christianity），後來丁韙良曾說：「我相信，在文人學士之中，有許多人就是因為讀了這部書才皈依基督的。榮耀歸於上帝。」丁韙良甚至還設立一所小學堂，試行他創制的這套羅馬拼音系統。
但是結果令人失望。皈依的教徒不多，有些是教會職員，其皈依的動機往往攙雜金錢和宗教的成分。丁韙良用羅馬拼音系統來教中國人讀中文的實驗，其實貶抑了中國人對自己文字的崇敬。教會生活的刻板與拘束常讓像丁韙良這種有自己想法的年輕人苦不堪言。
早在一八五三年，丁韙良就另外想辦法，說服中國人接納西方文明、西方教育和基督教的上帝。太平天國之亂似乎給了丁韙良一個機會。丁韙良在給紐約長老會傳道團的信裡提及：「太平天國之亂一發不可收拾，依目前局勢觀之，革命之火極有可能席捲整個帝國，或許可使其廣袤疆域向傳基督福音的佈道者敞開。」丁韙良無法如願進入太平天國首府南京城，對太平天國的支持也仍停留在口頭上，他眼中的太平軍都是「自我克制、忠於天國、打破成規」之人，與「放蕩、無神論，或崇拜偶像的帝國主義者截然不同。」
教會方面對丁韙良過份遷就中國文化，而且是透過知識而非性靈途徑來傳教屢有微詞。一八五八年，丁韙良申請在寧波城郊設立自己的傳教據點被駁回，之後他便在美國公使館當通譯。丁韙良很想趕快見識見識北京城這個龍座之所在、帝國之首府，以及耶穌會傳教士開啟傳教事業的根據地。
丁韙良的表現有聲有色；他在傳教上的突破，就在於他把容許傳教的條文放入中美條約之中。丁韙良得償宿願，到了北京，也更相信北京是開展傳教的絕佳據點。丁韙良懇請上司准他在北京設傳教團，但未獲允許，於是回美國休息兩年。
一八六二年，丁韙良重返中國，留在北京的決心更強。雖然丁韙良的上司還是不同意，不過他已爭取到英、美駐華公使的支持；一八六三年，他向友人借了一筆錢，在北京內城買下幾幢房舍，建了一間小禮拜堂和一所小學校。但是他大規模宣教的夢想再度化為泡影──他每年只有六、七名信徒受洗，一般中國人一旦滿足了好奇心之後，除了窮人之外，就不願意再上教堂了。學校也好不到哪裡。有錢人家的子弟可不願放棄仕途而隨一個洋人學科學。丁韙良的學生往往出身於一貧如洗的家庭，為的是想從丁韙良拿到免費的衣服、食物，讓日子好過些。
丁韙良並未氣餒，反而為他的夢想添了雙翼。一八六六年，丁韙良乘著騾車，一路顛簸到了河南，他寫道：
從凌晨五點至晚上九點，一天趕了四十哩路之後，頭昏腦漲、雙腳痠疼，才找到一家破落不堪的小客棧，還有甚麼比這更配稱作為夢想預作準備呢？⋯⋯奇異幻想在頭上揮舞神奇魔棒，昔日回憶與眼前的景象交錯，入耳的不再是騾夫吆喝聲和騾車車輪的隆隆響，而是蒸氣汽笛的蜂鳴聲和電報機的喀答響。幽暗茅屋化為堂皇車站──來自各省的雜沓人群把舖有地毯的候車大廳擠得水洩不通，售票亭四周圍繞著望眼欲穿的旅客。你擠到前頭，聽見你的硬幣丟在櫃檯上而發出的叮噹聲，手中緊握得來不易的車票⋯⋯這時，雞啼聲驚醒美夢，辛苦跋涉的一天又要開始。
對於像丁韙良這樣的人，基督教的信仰與西方的科學「進步」是形影相依的。丁韙良向村夫野婦佈道，結果成效有限，那麼理應先推行「西化」（Westernization），皈依基督自然水到渠成。中西之間就必須先有密切交流，才能侈言西化：公開的外交往來，在全國各地推廣科學教育，而非僅限於教會學校。但是這類革新只能由上而下才能竟全功，於是丁韙良採取耶穌會的策略，以科技專才謀得一官半職。丁韙良研究過利瑪竇的生平事蹟，他的結論是：「不露慍色，應對進退恭謹，科學為綱。」
丁韙良在摸索的過程中，得到赫德（Robert Hart）的大力支持。赫德擔任海關總稅務司，開始嶄露頭角，鼓勵丁韙良翻譯惠頓（Henry Wheaton）的《國際法原理》（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這本書在中國學者的協助下，於一八六三年譯完，同年進呈給掌管外務的總理衙門。（譯按）翻譯此書佔了不少傳教的時間，丁韙良對此心中深感愧疚，但也做了一番辯解：「對一個覺得有責任為他宣教佈道的國度追尋幸福的傳教士來說，這也不算不合適，」並深信此書「能引領無神論的政府認識上帝和祂永恆的正義。」
譯按：丁韙良在翻譯這本書時，恭親王奕訢指派總理衙門章京陳欽、李常華、方濬師、毛鴻圖四人「與之悉心商酌刪潤，但易其字，不改其意。」書成之後，初名為《萬國律例》，後增訂改為《萬國公法》，這是同文館出版的第一部西學著作。
朝臣起初質疑這本書的價值，斥之：「字句拉雜，非面為講解，不能明晰。」恭親王則是向皇帝奏曰：「臣等竊其意，一則誇耀外國亦有政令，一則該文士欲效從前利瑪竇（Matteo Ricci）等，在中國立名。」恭親王看出了丁韙良的意圖，但若非機緣巧合，丁韙良這人還有他的譯作恐怕會湮沒無聞。一八六四年，總理衙門的官員引《萬國律例》書中原理，迫使普魯士釋放在中國海域擄獲的一艘丹麥船。恭親王承認：「查該外國律例一書，衡以中國制度，原不盡合。」但恭親王強調此書「其中亦有可採之處。」於是下令刊印三百冊分撥各省官員。
這當然還是「以夷制夷」那一套，雇聘華爾、戈登、李泰國和赫德都是沿此而來。皇上下旨成立同文館，以培養翻譯人才為宗旨，一八六五年，丁韙良接受同文館之聘，擔任英文教習。丁韙良捨棄傳教士的薪餉，欣然接下這份差事，成為清廷雇員。丁韙良深信他翻譯惠頓的這本書，「其影響力僅次於《聖經》譯本，」而英文教習這份差事可使他能深深影響中國人。
不過，丁韙良高興得太早。他之所以獲聘為英文教習，乃是一八六○年代的中國政治人物早有體認，中國必須與西方國家打交道。因此，他們覓訪忠心、謙恭，能為中國人所用的外國專家。丁韙良這人中規中矩，古道心腸，中文流利；他的譯作也證明非常有用，他又與赫德、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交好。而且，丁韙良對教育的看法也投某些朝中閣臣的理念。
太平天國作亂時，碩儒馮桂芬住在上海，曾研究過外國的學術，他認為西方的宗教著作「猥鄙，無足道」；但是「算學、重學、視學、光學、化學等皆格物至理，輿地書備列百國山川、扼塞、風土、物產，多中人不及。」馮桂芬還說，混跡條約口岸的所謂中國「通事」，「率皆市井佻達，游閒不齒鄉里，無所得衣食者始為之。其質魯，其識淺，其心術又鄙，聲色貨利之外不知其他，且其能不過略通夷語，間識夷字，僅知貨目數名與俚淺文理而已。」馮桂芬更建議，精挑傑出中國學子，敦聘西洋教師教授外語。不過，因為「一切西學皆從算學出」，理應把數學列為必修的課程。
這些構想被曾國藩、李鴻章等封疆大吏和恭親王所接受，但也引起無數士大夫的強烈反彈，認為這類改革勢必危及社會的道德框架。有個守舊的士大夫（譯按：俀仁）即駁斥道：「天文算學，為益甚微，西人教習正道，所損甚大⋯⋯竊聞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
面對這些深懷敵意的看法，新學堂要能運作，唯一的辦法就是佯稱它毫無新處，在十八世紀中葉曾有俄羅斯文館，於今已停辦，正可作幌子。丁韙良說這所俄羅斯文館是個「無形資產」，這些革新是有「先例和規矩。規矩是可任意複製，而先例是可不斷援引的，以剷除障礙，證明新的突破其實並無新意。」
不斷回溯傳統是無法導出丁韙良的「突破」之舉，教了幾個月之後，丁韙良便提出辭呈，「坦白說，只是照料十個孩童學英語，對我而言太過輕易。我覺得自己是在浪費時間。」但丁韙良受到慰留，學堂的規模也會擴大，而且他現在教的學生，有朝一日也會在朝為官，甚至還向丁韙良許了一個未來，將來他的學生有可能擔任帝師，教皇帝英語。
丁韙良替自己找了一個台階：「對一個一心把發揮龐大影響力視為首要目標的人來說，這個看法振奮我心。雖然我已著手尋覓繼任人選，徵詢富善先生（Mr. Goodrich）的意願。但是富善先生以恐會耽擱傳播福音為由，婉拒了我的邀請。我獲得承諾，可得到一個比在北京路旁的禮拜堂更能發揮影響力的領域，便繼續留在同文館。」
追逐影響力的結果，使得丁韙良最後還是切斷了他與傳教工作之間的關係：一八六七年，丁韙良接下國際法和政治經濟學的教習，交出了傳教工作。兩年之後，丁韙良便升任同文館總教習，正式向紐約長老會遞出辭呈。
丁韙良決心辦好同文館。但根本問題在於財務，因為從中國人的標準來看，同文館的洋人薪俸極為優渥，清廷逐漸感到力不從心。但是赫德同意每年從海關稅收中撥款給同文館，解決了這個難題。用丁韙良自己的話，這正是赫德供油，丁韙良燃燈。
所謂燃燈，意指引介西方先進的科學知識；丁韙良先是引進物理、數學，隨著教職員人數日益增加，丁韙良又開辦了化學、生理學、醫學各科。根據同文館的規定，宗教教育，一概禁止講授；因此，丁韙良必須從更長遠的眼光來看待傳教事業，認為唯有先破除中國人的迷信心理，才可能開啟傳播基督福音的坦途。
為達此目標，丁韙良得吸引英才入同文館，並讓他們求得功名。但學生卻認為丁韙良設計的課程對於他們應考沒有幫助，自然也有另一番盤算。同文館有個教習憂心忡忡：「他們學英語的態度敷衍草率，心力還是放在漢文上。」理由無他，學子唯有掌握漢文，「才能功成名就，不管他們的外語學得再好，前途還是一片茫然。」
同文館最早招收的學生也不是可造之材：「有幾個學生入同文館全因仕途失意──而總理衙門給這些落魄文人的津貼遠超過他們的名望……。士林學子不齒這些人背叛名教，乃士大夫中的敗類。他們自己也這麼想。」所以，許多人都公開否認自己是同文館的學生。
丁韙良並未因此氣餒，反倒更同情中國人。他在一八六八年寫道：
沒有哪個偉大的民族曾遭受如此誤解。他們被譏為麻木不仁，只因我們缺少有效的方法把我們的觀念灌輸給他們，或者把他們的觀念傳達給我們知曉；他們蒙上野蠻人的污名，只因我們是以不同的衡量標準來理解有別於我們的文明⋯⋯。民族靈魂以穩定的步伐一代一代向前邁進，儘管其進展並不總是一帆風順，但每個偉大的時代，一如我們想的，總會烙印下非凡的成就；如同極北的破曉，第一道曙光在東方的天際隱晦數小時，才展現萬丈光芒，歷經黑暗起落，光芒也越來越耀眼，直到日出的逼臨。
丁韙良的目標就是要讓光明快點到來；為了達此目標，他必須改造同文堂，使其「從螢火蟲變成燈塔」，期使「成千上萬胸懷鴻鵠之志的學子，能像現在他們鑽研古文般，認真學習現代科學知識。」
丁韙良緣此窮盡了餘生的四十年光陰。丁韙良為同文館設計了一套八年的課表，科目涵蓋了所有西方知識的重要學門（譯按）：前三年學習外語、地理和西方歷史；第四、五年鑽研數學；第六年學習機械學、微積分和航海術；第七年學習天文學、地質學、礦物學；第八年學習政治經濟學和國際法。
譯按：丁韙良送呈總理衙門的課表其實有兩套，一套是供「漢文熟諳、資質聰慧者」使用，學制八年。第二套適用於「年齡稍長，無暇肄及洋文，僅藉譯本而求諸學者」，學制五年。
長夜漫漫破曉遲。丁韙良公開發表的文字往往過於誇張，但在私人信函裡卻一反於此：「這所學堂或可稱得上興盛，但萬事在中國皆緩慢，這廂多個學生，那廂多個老師。」中國人竟會願意接納西方的進步文明，有時實難以置信。電報教學班即是一例。
丁韙良自掏腰包從美國購得「兩套電報設備，其中一部使用的是摩斯電碼系統，另一部則有字母標度盤，容易學習且十分醒目。」朝中要員自然應允前來大開眼界，一睹奇技淫巧，那個早上人人興致勃勃，「發送鈴聲訊號，把銅線纏繞在他們身上，或打開或關閉線路，火星在電纜線之間跳耀，撞槌不停跳動，逗得他們哄堂大笑。」一旦新鮮感消失了，卻少有人對這些設備的運用原理感興趣。這些標誌著新時代降臨的設備，最後卻「如破銅爛鐵般被棄置」在學堂的展覽館。
不過，同文館的學生也漸漸出頭，他們在總理衙門任翻譯，也有人從事西書的譯介。到了一八七○年代末，已有學生當上皂吏，還有幾名被派駐海外，在中國的使館裡供職。丁韙良也漸有地位聲望。一八八○年代初，清廷特派丁韙良出使美國、歐洲、日本，考察各國的教育制度。一八八五年，丁韙良官拜三品；十年後晉升二品大員。按中國人的評價，丁韙良是忠誠負責的官員。
書籍介紹
《改變中國》，時報出版
作者：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
本書寫的是在中國的西方顧問。從一六二○年代到一九五○年代這三百多年來，這些人貢獻優異技能，供中國人驅策。初則引入天體運行理論，終則讓中國人見識到空戰戰術與原子科學的神乎其技。史景遷從上百位在華工作的洋顧問中挑選十六位代表人物。
這十六人各有所長──有天文學家、軍人、醫生、行政管理專才、翻譯家、工程師，還有一位職業革命家。他們的生涯雖橫跨三個世紀，但是所積澱的生命歷程卻有著驚人的延續。他們經歷了類似的亢奮和危險，懷抱類似的情懷，承受類似的挫折，在行為中映射出他們的時代，也突顯了中國固有的基本價值觀。
Photo Credit: 時報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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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中國》（1969, To Change China: 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 1620-1960）我在80年代末就讀三聯的翻譯本；2015-16，台灣再版Jonathan Spence 的書，包括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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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譯事小技，撼千年科舉——改造同文堂「從螢火蟲變成燈塔」的傳教士丁韙良
文：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
十九世紀在華的洋顧問雖無一整套首尾一致或環環相扣的計畫，但已預示了二十世紀中葉「援助未開發地區」的行動模式。他們提供軍事援助給執政者鎮壓國內叛亂，推動經濟改革穩定金融秩序，試圖改造教育制度，期使年輕一輩更能接納西方世界。
在中國，外國人想碰教育領域尤其難。對中國人而言，教育是維繫社會和諧與政治穩定的關鍵：兩千年來，年輕學子涵泳於儒家典籍傳統之中修身齊家，參加科考，若是一朝金榜題名，就能平步青雲，治國平天下。若是把新的學科如西方的哲學、語言或自然科學引入，不啻是動搖邦本。所以創新自會遭到激烈抵制。
然而重重阻力並未讓西方人打退堂鼓，仍想照他們自己心中的形象來塑造中國人的夢想，其中又以美國人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最為不屈不撓。一八二七年四月十日，丁韙良出生於印第安那州（Indiana），在家中十個小孩中排行第八。父親是長老會巡迴牧師，以兩位傳教士的名字來為他命名。丁韙良是在喀爾文教義（Calvinism）的嚴肅氛圍中長大，他的一生奉獻給傳教也是理所當然之事。
年輕的丁韙良曾一度對前途猶豫不決。他在印第安那大學學科學，使他思想有所動搖，而對他在長老會神學院（Presbyterian Theological Seminary）所受的粗糙教義感到不安。但最後他雙親的期望還是佔了上風，二十二歲的丁韙良遠赴中國，身負淵博希臘文、修辭學、電學、光學造詣與喀爾文教義。
丁韙良一到廣州碰到的陣仗實如當頭棒喝，但他不為所動。「我們一上岸，迎面而來的是群眾的鼓譟聲浪，咆哮著：『番鬼，番鬼！殺頭，殺頭！』我揣想，『這難道就是令人引以為傲的中國文明？我難道就是為了這班人離鄉背井？』但我馬上一想，他們若不是異教徒，我又何必遠道來此？」丁韙良沿海北上寧波，長老會已在寧波辦了一個傳教團、一所學校和一家印刷廠。丁韙良馬上開始學寧波話和北京話。
我沒有教科書或辭典可供參考⋯⋯只好自創體系。我以德語，或更確切地說，歐陸語系的母音為基礎，稍加變通，很快就完成一套音標，使我能重複老師的發音。我靈機一動，何不用此法教老師學英語⋯⋯一、兩天後，老師就能寫幾個英語單字；一週之後，我收到老師捎來字跡工整的便條，邀我們到他家午餐。這張內容清晰、簡潔的便條令我欣喜若狂，我把它放在餐桌上炫耀⋯⋯。我永遠記得一八五一年一月的這一天，在日出之前，我們組了一個社團，宗旨是編纂一種用於書寫「寧波話」的拼音系統。
丁韙良開發一種可用來印刷這種新文字的木版印刷系統。丁韙良希望克服複雜難解的漢字，激發了無比的熱情，這是宗教從未激起的。丁韙良認為：「中國人看到小孩竟可在幾天之內便能閱讀，不像學寫字那樣要花好幾年的功夫。七十歲的老嫗、目不識丁的僕役和苦力，信了教便發覺，透過這種方法，他們也能用自己的語言來讀上帝的話語。」
丁韙良展現了他的多才多藝。半年不到，他就開始向中國人傳道，一年半，就能用中文寫讚美詩。丁韙良到了寧波不久，就在本地先生的指導下學文言文，五年不到，「就遍讀四書五經，若非精神勞頓，又須為傳教分神，或許我不需要這麼久。」丁韙良還為中國人編了算術與地理、希羅歷史的教科書，並完成了《天道溯源》（Evidence of Christianity），後來丁韙良曾說：「我相信，在文人學士之中，有許多人就是因為讀了這部書才皈依基督的。榮耀歸於上帝。」丁韙良甚至還設立一所小學堂，試行他創制的這套羅馬拼音系統。
但是結果令人失望。皈依的教徒不多，有些是教會職員，其皈依的動機往往攙雜金錢和宗教的成分。丁韙良用羅馬拼音系統來教中國人讀中文的實驗，其實貶抑了中國人對自己文字的崇敬。教會生活的刻板與拘束常讓像丁韙良這種有自己想法的年輕人苦不堪言。
早在一八五三年，丁韙良就另外想辦法，說服中國人接納西方文明、西方教育和基督教的上帝。太平天國之亂似乎給了丁韙良一個機會。丁韙良在給紐約長老會傳道團的信裡提及：「太平天國之亂一發不可收拾，依目前局勢觀之，革命之火極有可能席捲整個帝國，或許可使其廣袤疆域向傳基督福音的佈道者敞開。」丁韙良無法如願進入太平天國首府南京城，對太平天國的支持也仍停留在口頭上，他眼中的太平軍都是「自我克制、忠於天國、打破成規」之人，與「放蕩、無神論，或崇拜偶像的帝國主義者截然不同。」
教會方面對丁韙良過份遷就中國文化，而且是透過知識而非性靈途徑來傳教屢有微詞。一八五八年，丁韙良申請在寧波城郊設立自己的傳教據點被駁回，之後他便在美國公使館當通譯。丁韙良很想趕快見識見識北京城這個龍座之所在、帝國之首府，以及耶穌會傳教士開啟傳教事業的根據地。
丁韙良的表現有聲有色；他在傳教上的突破，就在於他把容許傳教的條文放入中美條約之中。丁韙良得償宿願，到了北京，也更相信北京是開展傳教的絕佳據點。丁韙良懇請上司准他在北京設傳教團，但未獲允許，於是回美國休息兩年。
一八六二年，丁韙良重返中國，留在北京的決心更強。雖然丁韙良的上司還是不同意，不過他已爭取到英、美駐華公使的支持；一八六三年，他向友人借了一筆錢，在北京內城買下幾幢房舍，建了一間小禮拜堂和一所小學校。但是他大規模宣教的夢想再度化為泡影──他每年只有六、七名信徒受洗，一般中國人一旦滿足了好奇心之後，除了窮人之外，就不願意再上教堂了。學校也好不到哪裡。有錢人家的子弟可不願放棄仕途而隨一個洋人學科學。丁韙良的學生往往出身於一貧如洗的家庭，為的是想從丁韙良拿到免費的衣服、食物，讓日子好過些。
丁韙良並未氣餒，反而為他的夢想添了雙翼。一八六六年，丁韙良乘著騾車，一路顛簸到了河南，他寫道：
從凌晨五點至晚上九點，一天趕了四十哩路之後，頭昏腦漲、雙腳痠疼，才找到一家破落不堪的小客棧，還有甚麼比這更配稱作為夢想預作準備呢？⋯⋯奇異幻想在頭上揮舞神奇魔棒，昔日回憶與眼前的景象交錯，入耳的不再是騾夫吆喝聲和騾車車輪的隆隆響，而是蒸氣汽笛的蜂鳴聲和電報機的喀答響。幽暗茅屋化為堂皇車站──來自各省的雜沓人群把舖有地毯的候車大廳擠得水洩不通，售票亭四周圍繞著望眼欲穿的旅客。你擠到前頭，聽見你的硬幣丟在櫃檯上而發出的叮噹聲，手中緊握得來不易的車票⋯⋯這時，雞啼聲驚醒美夢，辛苦跋涉的一天又要開始。
對於像丁韙良這樣的人，基督教的信仰與西方的科學「進步」是形影相依的。丁韙良向村夫野婦佈道，結果成效有限，那麼理應先推行「西化」（Westernization），皈依基督自然水到渠成。中西之間就必須先有密切交流，才能侈言西化：公開的外交往來，在全國各地推廣科學教育，而非僅限於教會學校。但是這類革新只能由上而下才能竟全功，於是丁韙良採取耶穌會的策略，以科技專才謀得一官半職。丁韙良研究過利瑪竇的生平事蹟，他的結論是：「不露慍色，應對進退恭謹，科學為綱。」
丁韙良在摸索的過程中，得到赫德（Robert Hart）的大力支持。赫德擔任海關總稅務司，開始嶄露頭角，鼓勵丁韙良翻譯惠頓（Henry Wheaton）的《國際法原理》（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這本書在中國學者的協助下，於一八六三年譯完，同年進呈給掌管外務的總理衙門。（譯按）翻譯此書佔了不少傳教的時間，丁韙良對此心中深感愧疚，但也做了一番辯解：「對一個覺得有責任為他宣教佈道的國度追尋幸福的傳教士來說，這也不算不合適，」並深信此書「能引領無神論的政府認識上帝和祂永恆的正義。」
譯按：丁韙良在翻譯這本書時，恭親王奕訢指派總理衙門章京陳欽、李常華、方濬師、毛鴻圖四人「與之悉心商酌刪潤，但易其字，不改其意。」書成之後，初名為《萬國律例》，後增訂改為《萬國公法》，這是同文館出版的第一部西學著作。
朝臣起初質疑這本書的價值，斥之：「字句拉雜，非面為講解，不能明晰。」恭親王則是向皇帝奏曰：「臣等竊其意，一則誇耀外國亦有政令，一則該文士欲效從前利瑪竇（Matteo Ricci）等，在中國立名。」恭親王看出了丁韙良的意圖，但若非機緣巧合，丁韙良這人還有他的譯作恐怕會湮沒無聞。一八六四年，總理衙門的官員引《萬國律例》書中原理，迫使普魯士釋放在中國海域擄獲的一艘丹麥船。恭親王承認：「查該外國律例一書，衡以中國制度，原不盡合。」但恭親王強調此書「其中亦有可採之處。」於是下令刊印三百冊分撥各省官員。
這當然還是「以夷制夷」那一套，雇聘華爾、戈登、李泰國和赫德都是沿此而來。皇上下旨成立同文館，以培養翻譯人才為宗旨，一八六五年，丁韙良接受同文館之聘，擔任英文教習。丁韙良捨棄傳教士的薪餉，欣然接下這份差事，成為清廷雇員。丁韙良深信他翻譯惠頓的這本書，「其影響力僅次於《聖經》譯本，」而英文教習這份差事可使他能深深影響中國人。
不過，丁韙良高興得太早。他之所以獲聘為英文教習，乃是一八六○年代的中國政治人物早有體認，中國必須與西方國家打交道。因此，他們覓訪忠心、謙恭，能為中國人所用的外國專家。丁韙良這人中規中矩，古道心腸，中文流利；他的譯作也證明非常有用，他又與赫德、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交好。而且，丁韙良對教育的看法也投某些朝中閣臣的理念。
太平天國作亂時，碩儒馮桂芬住在上海，曾研究過外國的學術，他認為西方的宗教著作「猥鄙，無足道」；但是「算學、重學、視學、光學、化學等皆格物至理，輿地書備列百國山川、扼塞、風土、物產，多中人不及。」馮桂芬還說，混跡條約口岸的所謂中國「通事」，「率皆市井佻達，游閒不齒鄉里，無所得衣食者始為之。其質魯，其識淺，其心術又鄙，聲色貨利之外不知其他，且其能不過略通夷語，間識夷字，僅知貨目數名與俚淺文理而已。」馮桂芬更建議，精挑傑出中國學子，敦聘西洋教師教授外語。不過，因為「一切西學皆從算學出」，理應把數學列為必修的課程。
這些構想被曾國藩、李鴻章等封疆大吏和恭親王所接受，但也引起無數士大夫的強烈反彈，認為這類改革勢必危及社會的道德框架。有個守舊的士大夫（譯按：俀仁）即駁斥道：「天文算學，為益甚微，西人教習正道，所損甚大⋯⋯竊聞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
面對這些深懷敵意的看法，新學堂要能運作，唯一的辦法就是佯稱它毫無新處，在十八世紀中葉曾有俄羅斯文館，於今已停辦，正可作幌子。丁韙良說這所俄羅斯文館是個「無形資產」，這些革新是有「先例和規矩。規矩是可任意複製，而先例是可不斷援引的，以剷除障礙，證明新的突破其實並無新意。」
不斷回溯傳統是無法導出丁韙良的「突破」之舉，教了幾個月之後，丁韙良便提出辭呈，「坦白說，只是照料十個孩童學英語，對我而言太過輕易。我覺得自己是在浪費時間。」但丁韙良受到慰留，學堂的規模也會擴大，而且他現在教的學生，有朝一日也會在朝為官，甚至還向丁韙良許了一個未來，將來他的學生有可能擔任帝師，教皇帝英語。
丁韙良替自己找了一個台階：「對一個一心把發揮龐大影響力視為首要目標的人來說，這個看法振奮我心。雖然我已著手尋覓繼任人選，徵詢富善先生（Mr. Goodrich）的意願。但是富善先生以恐會耽擱傳播福音為由，婉拒了我的邀請。我獲得承諾，可得到一個比在北京路旁的禮拜堂更能發揮影響力的領域，便繼續留在同文館。」
追逐影響力的結果，使得丁韙良最後還是切斷了他與傳教工作之間的關係：一八六七年，丁韙良接下國際法和政治經濟學的教習，交出了傳教工作。兩年之後，丁韙良便升任同文館總教習，正式向紐約長老會遞出辭呈。
丁韙良決心辦好同文館。但根本問題在於財務，因為從中國人的標準來看，同文館的洋人薪俸極為優渥，清廷逐漸感到力不從心。但是赫德同意每年從海關稅收中撥款給同文館，解決了這個難題。用丁韙良自己的話，這正是赫德供油，丁韙良燃燈。
所謂燃燈，意指引介西方先進的科學知識；丁韙良先是引進物理、數學，隨著教職員人數日益增加，丁韙良又開辦了化學、生理學、醫學各科。根據同文館的規定，宗教教育，一概禁止講授；因此，丁韙良必須從更長遠的眼光來看待傳教事業，認為唯有先破除中國人的迷信心理，才可能開啟傳播基督福音的坦途。
為達此目標，丁韙良得吸引英才入同文館，並讓他們求得功名。但學生卻認為丁韙良設計的課程對於他們應考沒有幫助，自然也有另一番盤算。同文館有個教習憂心忡忡：「他們學英語的態度敷衍草率，心力還是放在漢文上。」理由無他，學子唯有掌握漢文，「才能功成名就，不管他們的外語學得再好，前途還是一片茫然。」
同文館最早招收的學生也不是可造之材：「有幾個學生入同文館全因仕途失意──而總理衙門給這些落魄文人的津貼遠超過他們的名望……。士林學子不齒這些人背叛名教，乃士大夫中的敗類。他們自己也這麼想。」所以，許多人都公開否認自己是同文館的學生。
丁韙良並未因此氣餒，反倒更同情中國人。他在一八六八年寫道：
沒有哪個偉大的民族曾遭受如此誤解。他們被譏為麻木不仁，只因我們缺少有效的方法把我們的觀念灌輸給他們，或者把他們的觀念傳達給我們知曉；他們蒙上野蠻人的污名，只因我們是以不同的衡量標準來理解有別於我們的文明⋯⋯。民族靈魂以穩定的步伐一代一代向前邁進，儘管其進展並不總是一帆風順，但每個偉大的時代，一如我們想的，總會烙印下非凡的成就；如同極北的破曉，第一道曙光在東方的天際隱晦數小時，才展現萬丈光芒，歷經黑暗起落，光芒也越來越耀眼，直到日出的逼臨。
丁韙良的目標就是要讓光明快點到來；為了達此目標，他必須改造同文堂，使其「從螢火蟲變成燈塔」，期使「成千上萬胸懷鴻鵠之志的學子，能像現在他們鑽研古文般，認真學習現代科學知識。」
丁韙良緣此窮盡了餘生的四十年光陰。丁韙良為同文館設計了一套八年的課表，科目涵蓋了所有西方知識的重要學門（譯按）：前三年學習外語、地理和西方歷史；第四、五年鑽研數學；第六年學習機械學、微積分和航海術；第七年學習天文學、地質學、礦物學；第八年學習政治經濟學和國際法。
譯按：丁韙良送呈總理衙門的課表其實有兩套，一套是供「漢文熟諳、資質聰慧者」使用，學制八年。第二套適用於「年齡稍長，無暇肄及洋文，僅藉譯本而求諸學者」，學制五年。
長夜漫漫破曉遲。丁韙良公開發表的文字往往過於誇張，但在私人信函裡卻一反於此：「這所學堂或可稱得上興盛，但萬事在中國皆緩慢，這廂多個學生，那廂多個老師。」中國人竟會願意接納西方的進步文明，有時實難以置信。電報教學班即是一例。
丁韙良自掏腰包從美國購得「兩套電報設備，其中一部使用的是摩斯電碼系統，另一部則有字母標度盤，容易學習且十分醒目。」朝中要員自然應允前來大開眼界，一睹奇技淫巧，那個早上人人興致勃勃，「發送鈴聲訊號，把銅線纏繞在他們身上，或打開或關閉線路，火星在電纜線之間跳耀，撞槌不停跳動，逗得他們哄堂大笑。」一旦新鮮感消失了，卻少有人對這些設備的運用原理感興趣。這些標誌著新時代降臨的設備，最後卻「如破銅爛鐵般被棄置」在學堂的展覽館。
不過，同文館的學生也漸漸出頭，他們在總理衙門任翻譯，也有人從事西書的譯介。到了一八七○年代末，已有學生當上皂吏，還有幾名被派駐海外，在中國的使館裡供職。丁韙良也漸有地位聲望。一八八○年代初，清廷特派丁韙良出使美國、歐洲、日本，考察各國的教育制度。一八八五年，丁韙良官拜三品；十年後晉升二品大員。按中國人的評價，丁韙良是忠誠負責的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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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
本書寫的是在中國的西方顧問。從一六二○年代到一九五○年代這三百多年來，這些人貢獻優異技能，供中國人驅策。初則引入天體運行理論，終則讓中國人見識到空戰戰術與原子科學的神乎其技。史景遷從上百位在華工作的洋顧問中挑選十六位代表人物。
這十六人各有所長──有天文學家、軍人、醫生、行政管理專才、翻譯家、工程師，還有一位職業革命家。他們的生涯雖橫跨三個世紀，但是所積澱的生命歷程卻有著驚人的延續。他們經歷了類似的亢奮和危險，懷抱類似的情懷，承受類似的挫折，在行為中映射出他們的時代，也突顯了中國固有的基本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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