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華苓的回憶錄《三生三世》《三生影像》《三輩子》

《三生三世》=《三輩子》 (台北:聯經 2011 ) 加新序和附錄 (香港某大學榮譽博士學位演講)

閱讀超過一甲子的人生歷史與生命記憶 我今年86歲，也就是流浪了86年。 活過了20世紀的我，這本書等於是我所活過的20世紀。 這本書，要用一輩子的時間才能寫成！ 最戲劇性的人生！最刻骨銘心的感情！ 華文世界著名女作家聶華苓 86年歲月人生　近300張珍貴照片　見證了一段大時代的記憶 聶華苓一生的故事，是一次20世紀的文學壯遊。 聶華苓與保羅‧安格爾家中的客廳，有如一幅壯偉的世界文學地圖，在這裡交會，發出璀璨的光亮。

我是一棵樹。根在大陸。幹在台灣。枝葉在愛荷華。 我是故鄉的日本租界的中國孩子， 抗戰時期，我是流亡學生，到處流浪。 我在台灣是大陸人，在美國是中國人，在中國是華裔美國人。 我究竟在哪裡呀？ 我這輩子恍如三生三世──大陸，台灣，愛荷華，幾乎全是在水上度過的。長江，嘉陵江，愛荷華河。Paul和我各自經歷了人世滄桑，浮沉得失，在這鹿園的紅 樓中，對失去的有深情的回憶，對眼前無限好的夕陽有說不盡的留戀。 從1925至2011 年的86年間，這一個大時代的重重疊影和繁複圖像，從聶華苓的故園、到青年時期暫寓的台灣，以至於中年迄今定居的美國，聶華苓寫下三個人生階段、三個年代 和三個活動空間中的記憶，這些記憶如此明晰，彷如昨日，讓讀者看到一位重要作家曲折動人的一生──個人記憶和大時代的集體記憶、與摯愛的親人、師友、丈夫 深情相繫的故事，讀來令人動容，交織出聶華苓作為當代海外傑出華人作家的清晰身影，蒼勁與美麗。 我今年八十六歲。 我流浪了八十六年。 父親屬於桂系，在武漢逃避特務的暗 殺，躲在漢口日本租界，母親終於找到他，一家子就住在日租界了。兒時的記憶，是黃昏街頭高麗妓女的媚笑，醉醺醺的日本水兵的狂叫。家門深鎖，祖父捧著白銅 水煙袋，抱怨一輩子也沒當過官。父親躲在書房裡寫字，奇形怪狀，說那是篆字。我就那樣子在自己土地上流浪到十三歲。 父親於1936年在貴州第五行政區 專員任內，在平越被紅軍殺害。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1938年，母親帶著小兒女，從漢口逃到湖北三鬥坪。在當年那閉塞的小鎮，我們是「漢口來的」。 小鎮揹竹背簍的女人，在石板路邊叭叭抽旱煙杆的老人，對「漢口來的」，都好奇地多看兩眼。我們可真是三鬥坪的「外國人」。 1939年，我十四歲，母親逼著我跟著一位親戚，在三鬥坪河壩搭上小火輪，去恩施的湖北省立聯合女子中學讀初二。我哭著上船。母親在淚水中逐漸消失了。我也就從此流浪下去了。 抗戰中的年輕人，政府救濟學費和生 活費，就是「貸金」。我們被稱作「流亡學生」。初中畢業，我和另外兩個女孩，嚴群強和田福堯，不管路費夠不夠，就上路去重慶，飽一頓餓一頓，終於到了重 慶。我被教育部照顧流亡學生的機構分發到長壽的國立十二中。在那時的四川，我們是「下江人」，簡直就是外國人。 高中畢業，我考上重慶的國立中央大學。仍然是流亡學生，靠政府的貸金救濟。那「貸金」是抗戰時期極重要的德政，培養了那一代的年輕人。 1945年，抗戰勝利了，國立中央 大學遣回南京，不再流浪了吧。（我要著重「中央」這兩個字．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原來有「中央」那兩個字的，就是國民黨了。中央大學就是國民黨的大 學了。當年的同學，後來在新中國，是受歧視的，有些被打成右派。）但是，內戰開始了。1949年，解放軍節節勝利，馬上要席捲大陸了。我堅持帶著母親和弟 弟妹妹離開大陸，到了臺灣。那年，我二十四歲。到了臺灣，我當然是外省人。 1964年，我從臺灣到愛荷華大 學，是作家工作坊的駐校作家。1967年我和安格爾（PAUL ENGLE）在愛荷華大學創立「國際寫作計畫」，1971年，我們結婚。兩人有談不完的話，一天工作之後，各自一杯在手，在長窗前坐下，無所不談。有一 天，談到中國的事，兩人辯論。我強詞奪理地說：「你這個外國人，不懂中國的事。」他大笑：「你在我土生土長的愛荷華，叫我外國人！」我笑著說：「我才是外 國人。」 我活過的20世紀，生活不斷變化，身分不斷變更。都離不了一個「外」字。 四十幾年以來，1千200多位作家 從世界不同地區到過愛荷華，兩岸三地的華人作家，就有一百多位。我得過全美州長聯會的文學藝術獎，近年被選入愛荷華州婦女名人堂。我應該感到自己是美國人 了吧。也不是。美國人仍然叫我「中國作家」。中文是他們覺得「有趣的」符號。他們不知道我到底寫了些什麼。在我居住了47年的愛荷華，前不久，有個郵差送 掛號信到家，問我：「你從越南來的嗎？」我甚至連中國人也不是了。 我1964年從臺灣到愛荷華，已經 出版了7本書。繼續中文寫作呢？還是用英文寫作？猶豫不決，非常困擾。幾年寫不出一個字。終於在1970年，我在書桌前坐下，拿起筆，在方格子紙上，寫出 五個字：桑青與桃紅。我就那樣子寂寞地，孤獨地，寫下去了。我的母語就是我的根，是我可以抓得住的根。這些年，小說，散文，翻譯，出版了24本書。除了幾 本翻譯作品，其他的書，都是用母語寫出的。 我在臺灣開始寫作，流浪半世紀，作為一個作者，東兜西轉，又回臺灣，出版我幾十年的浪跡生涯。那對我有特別的意義。 2011年3月 愛荷華春雪初溶時節 *** 【聯合報╱林俊穎】 2011.07.30 03:55 am 1972年，保羅‧安格爾在後園百年橡樹上，做了個鞦韆。完工那天，聶華苓坐上鞦韆，盪上天去，能看見山下靜靜流去的愛荷華河。 圖／聯經出版提供 《三輩子》書影。 圖／聯經出版提供 推薦書：聶華苓《三輩子》（聯經） 綜覽全書，我們閱讀的是一個女性、一個握筆的人超過八十年由剝而復的旅程，早年的顛沛流離、威權脅迫沒有折損她做為一位文學公民的胸襟與眼光…… 民國百年回憶錄接力問世 或許是人總想要在歷史長河定錨的習慣吧，民國一百年，前有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巨流河》打頭陣，《三輩子》接力於此時此地重新彙編問世，不管作者群是否 都內建了大歷史的觀照企圖，這些前輩共同經歷了抗戰、國共內戰、冷戰，跨過千禧年，他們個人的一生歲月無一不是歷史重重疊疊的銘刻，歷經一次次跨越邊界或 國界的遷徙或流放，鑄成了一己經驗飽滿且傷痕累累的傳奇。 全書將近六百頁的本文，匯流了聶華苓女士先前幾本著作而集大成，《三生三世》（2004）、《鹿園情事》（1996）、《聶華苓札記集》（1991），北 京三聯書店的《三生影像（影文回憶錄）》想必也在內。因此閱讀此書不啻是置身文字影像共伴的環形劇場，對照詳看，全書不止是始於作者出生之年的1925， 兵馬雜遝的民國史遂成鋪底的遠景，沉重的歷史感綿亙到底。而聶女士反覆取「三」為其生平符碼，她自己總結的底蘊深厚的兩句：「我是一棵樹。根在大陸。幹在 台灣。枝葉在愛荷華。」「我這輩子恍如三生三世——大陸，台灣，愛荷華，幾乎全是在水上度過的。長江，嘉陵江，愛荷華河。」三階段，三地，彼此關係千絲萬 縷，編年又斷代的彙整成為必然。 雷震、殷海光在此再度復活 聶華苓(左)與保羅‧安格爾攝於1974年。 圖／聯經出版提供 資 深的小說讀者不會忘記聶女士的《失去的金鈴子》與《桑青與桃紅》，前者是在鏖戰的年代、短暫避難的彷彿桃花源裡娓娓訴說純真的試煉與喪失，後者則是面對國 族離亂苦無出路的困境，失根又失語的女子以人格分裂精神錯亂自縛。「屈原既放，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是民國女子版的離騷。小說還原到這一本厚 書自傳，便是自述身家與流亡學生的第一部，無關性別議題，但她對母親、祖父的侍妾「貞君」、幾位女同學的深情關注，延續到八○年代重返大陸，執念一一查 訪，無形中呈現了新舊女性有無啟蒙的光譜比較。 相對的，篇幅不到八十頁的第二部，聚焦在《自由中國》案、雷震、殷海光。回顧那段高壓箝制的時日，聶華苓有心讓史料自證，她不掩飾對一代大師胡適面臨蔣氏 強權的優柔退卻的憤懣與鄙夷；更陳列了雷震十年間給她的九封信，泰半簡要數筆陳述了健康狀態的每下愈況，最後是雷震夫人的信：「儆寰的病已無法挽救，目前 已不能說話，更不能道出他的痛苦了。除了寒心呼天，對他毫無補助。」同樣珍貴的則是她寫出了同一屋簷下、愛花嗜喝咖啡的「室友」殷海光的人間情味與赤子之 心；1951年，聶的么弟飛行失事，殷海光用心良苦，長達半年每日黃昏陪伴聶母去那時仍是處處田野的松江路一帶散步聊天，「談生死哀樂，談戰亂，談生活瑣 事，談宗教」，為的是當聶母發現么兒死亡的那一刻，可以多少有一道不致崩潰的心理防線。 身為台灣民主化歷程的祭品，雷、殷兩位先生在此再度復活般，是有血有肉的我們同代人。 來到文學共和國，鏡頭轉為彩色 讀者隨著《三輩子》的長河順流而下，來到最後一部的文學共和國，鏡頭似由黑白轉為彩色，聶華苓與愛荷華丈夫保羅‧安格爾，一對神仙眷侶，在一個駕船漫遊河 上的日子，萌生了「國際寫作計畫」，「……在1967年誕生了，現在已有一千多位作家從世界許多地區來過愛荷華。就從那條小船，我和Paul一同走過二十 世紀的人景──歡樂，災難，死亡，生存。」那正是聶華苓的黃金時代的開始。 書腰上畫龍點睛的致敬語：「她家的客廳，是半個世紀華文文壇──大團圓」，一整個從熾熱到退燒的冷戰年代，而今我們按圖索驥、一百多張照片佐證，重新見識 了曾經有過的文學盛世，那些不同國籍的寫作者帶著集權專制程度有差異，然而都有著被侮辱、被損害的傷痕記憶，受邀去到「生長之地」愛荷華城如同避秦，如同 奧林匹斯山，暫時得到喘息休養，華文作者群包括陳映真、楊逵、王拓、楊青矗、柏楊，包括文革劫後餘生的丁玲、艾青、蕭乾、張賢亮，這是本書最溫暖也最令人 省思的部分，每一張照片寥寥數行的註解文字，是照片中人那寫作者的生命切片，跨越了種族、膚色與國籍，潛藏最濃縮的哀矜與理解。聶華苓長於在短行作鳥瞰式 結語，「二十世紀是流放人的世紀。廣義的流放：隔離社會，或是家園，或是故土，或是政治主張，都是流放。坐牢是流放，離開家園是流放，甚至在自己的家園， 也可能是流放。還有被迫的流放，自我流放。」我們或可再延伸，因流放而走向更遠更廣闊。 此書我們看到的是開枝散葉的勝景 1987年，李昂(左)來到愛荷華，與聶華苓(右)在「國際寫作計畫」慶祝二十周年晚會上交杯，中立者為汪曾祺。 圖／聯經出版提供 綜 覽全書，於是我們閱讀的是一個女性、一個握筆的人超過八十年由剝而復的旅程，早年的顛沛流離、威權脅迫沒有折損她作為一位文學公民的胸襟與眼光，她再三遷 徙的旅跡，亦即以身驗證了文字創作得以穿越國界，輻射光與熱，去實踐世界文學的企圖。唐君毅先生曾有《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此書我們看到的則是開枝散 葉的勝景。 今年五月底的「國際寫作計畫」回顧座談，與會者感念最多的正是聶女士的俠義、寬容大度。關於《桑青與桃紅》的寫作動機，她曾自剖剛到愛荷華有好幾年寫不出 一個字，只因不知自己的根究竟何在，「當我發覺只有用中文寫中國人、中國事，我才如魚得水，自由自在。我才知道，我的母語就是我的根。中國是我的原鄉。愛 荷華是我的家。」在她的母語之地花繁葉茂的這一棵《三輩子》大樹，靠兩岸三地的文學子民最近。古有詩句如此：「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莫要論；慚愧情人 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 ---

我流亡了三輩子
我流亡了三輩子。軍伐內戰，抗日戰爭，中日戰爭，國共內戰。逃，逃，逃。最後，逃到臺灣。逃到愛荷華。
小時候，因為父親的桂系關係，逃避蔣系的暗殺，躲在漢口的日租界。我們就在那兒住下了。1936年，父親在貴州專員任內被紅軍殺害。1937年，抗日戰爭 爆發，我十四歲，就成了流亡學生，當時我們中學生就唱流亡歌曲：

流亡三部曲之三〈離家〉
泣別了白山黑水，
走遍了黃河長江，
流浪，逃亡，逃亡，流浪，
流浪到哪裡？逃亡到何方？
我們的祖國，整個在動盪，
我們已無處流浪，已無處逃亡。

這樣逃，逃，逃，逃了敵人，逃不了國民 黨，逃不了共產黨。1949年我二十四歲帶著家人從大陸逃到臺灣，立刻參加了雷震先生和胡適先生創辦的《自由中國》。逐漸地，因為《自由中國》對臺灣的社 會問題、政治問題的尖銳批評，鋒利的駁析，十一年以後，在1960年被政府封閉，雷震、傅正、馬之驌、劉子英被捕，《自由中國》被封。
雷震等被捕後，我住屋附近總有人來回徘徊。警總藉口查戶口，深夜搜查我家好幾次。據說殷海光本來也在被捕的名單上，警總動手抓人的前一刻，才把他的名字取 消了。當時我們並不知道。我和母親非常擔心他的安全，每天早上，一打開報紙，就看有沒有殷海光的名字。沒料他和夏道平、宋文明突然在報上發表公開聲明，宣 稱他們在《自由中國》寫的文章，自負文責。殷海光寫的許多篇社論幾乎都是雷案中「鼓動暴動」、「動搖人心」的文章。1960年九月，最後一期《自由中國》 社論〈大江東流擋不住〉，就是殷海光寫的。
殷海光在1960年雷案發生以後，殷宅附近日夜有人監視，不斷受到特務騷擾，後來特務竟明目張膽到他家裡去，精神折磨得他拍桌大吼：你們要抓人，槍斃人，我殷海光在這兒！
1964年我終於到了愛荷華大學作駐校作家，已在臺灣出版七本書了。當時，作為一個作家，我還是困在自己的處境中：中國人，中國人，你到底犯了什麼罪？

波蘭小說家Julian Stryjkowski
愛荷華大學1967年創辦「國際寫作計畫」（IWP），我開始接觸到世界其他地區的作家。當時的世界正是冷戰時期，東歐的國家在蘇聯控制下，中國大陸已在 1966年發動了文化大革命。臺灣那個時候1949至1987年正在戒嚴時期。1968年，陳映真接到我們邀請，卻被當局逮捕了，捷克發動人權運動的哈維 爾Vaclav Havel，接到我們的邀請，蘇聯坦克車衝進布拉格，哈維爾流亡地下了。他一再被捕。終於在1989年，被選為捷克總統。
從1945到1991年，歐洲被鐵幕分隔成截然兩個不同的世界。IWP 就在那樣的世界局面下，吸收了一些很優秀的東歐作家。
我和東歐的作家特別接近。他們對我訴苦，我懂。例如，波蘭小說家Julian Stryjkowski。IWP一再邀請，他終於在1969年到了愛荷華。那時候，作家在IWP八個月，他們在愛荷華度過寒冷的冬天。一天，大雪紛紛，只 見Julian捧著一束鮮花，走進我辦公室，一面說： 我可以和你談談嗎？我說：當然可以。他說：可不可以關上門。我說可以。預感他有重要的話要談了。1949至1952年，他是波蘭駐羅馬的新聞社長，因為他 出版了一本小說，寫義大利沒有田地的農民，被義大利政府驅逐出境。回國後，他在一份現代文學的雜誌工作。他本強烈擁護共產主義，1966年，他退出波蘭聯 合工人黨，和其他一些當年有名作家，抗議共產黨政府對文學、藝術、文化的迫害。從那以後，一直到1978年，他的作品才能發表，但必須通過檢查單位批准。
那天他要和我談談，也正是他在波蘭受壓制的時候。他關上我辦公室的門，給我一束鮮花，坐下後，對我談到他當時困難的處境。他和一中年女人要好，有幾年了， 她有個兒子，母子都對他很好。他們想結婚，但他考慮到自己的處境會影響他們，尤其會影響兒子的未來。他不知如何是好。那豈不就是文革時期中國人的處境？他 不知道是和她結婚呢？還是不結婚？甚至不知道是回波蘭呢？還是不回去？若不回去，也就因為那個原因，那母子倆也不可能從波蘭出境到美國。
其實，他知道我也沒辦法。但他要找個人，吐吐苦水。他離開我辦公室的時候，我一再要他回去後，告訴我他們是否結婚了。好久以後，我才接到他一張明信卡。只有一句話：我回來了。

伊朗詩人臺海瑞
伊朗的詩人臺海瑞（Tahareh Saffarzadeh）1967年到愛荷華，正是伊朗巴拉維國王專政的時代，對異議分子採取高壓手段。她不敢回伊朗，在愛荷華又留了一年，最後，不得不 回國了。我和Paul送她上飛機，她上了飛機，又跑下來，抱著我大哭。她在愛荷華寫了一首詩：

我的錶騙我
啄木鳥知道
我住在光禿禿的樹枝上

何必在印滿足跡的壁上
展現我不盡的語言
我必須走了
我的錶永遠騙我
交通指標也是
停止─等待─不轉彎─左轉─右轉
有個永遠思念我的人
不知道如何握我的手
如何撒謊
總是缺點兒什麼
我總是和當時有點兒什麼搭配不上
今天黎明我在灰色柏油馬路上閒逛
我不該穿緞子鞋，也許
（聶華苓／譯自英文翻譯）

匈牙利詩人戈艾姬
戈艾姬（Agnes Gegely, 1974 IWP）出生在匈牙利東南部平原上一個小村裡猶太家族，後隨新聞記者的父親移居山巒地帶。她慶幸從小就浸潤在山水之中。二次世界大戰，匈牙利參加軸心國， 納粹被蘇聯襲敗。她父親在戰俘營中死於傷寒。1944年納粹占領匈牙利，迫害猶太人，戈艾姬母女被囚在布達佩斯獄中。1945年一月戰爭一結束，她母女在 冰天雪地中，步行一百六十公里回小村老家。雪深及膝，紙板靴底，走了七天。到了老家，她已癱瘓，兩腿必須鋸掉，但一位年老農婦用肥肉按摩她兩腿，三個月 後，她終於又能行走。戰爭結束，蘇聯進入匈牙利。
她掙扎多年，終於在1953年進入布達佩斯文理大學，後來教過中學，任文學雜誌、出版社編輯、電臺工作，1975年開始在賽格德大學教美國詩歷史，年近六 十，還在布達佩斯大學研究並得博士學位，專長葉慈（W. B. Yeats）的詩和詩的翻譯。從1963年起，出版幾本詩集，四部小說，喬艾思以及湯瑪斯（Dylan Thomas）和狄金生（Emily Dickinson）的作品翻譯。所寫的詩和小說，涉及甚廣──歐洲、美國、亞洲、非洲。三部小說在瑞典和德國出版，得過匈牙利文學大獎，被選為匈牙利國 家院士。1961年結婚，次年離婚。後與一位美國文學翻譯家相愛，他1984年心臟病突發而死。1988年，相依為命的母親逝世。
她說：我到今天，驅使我的不是成功，而是生命中的喪失感。瞭解如何哀痛的人，知道如何活下去。
我深有同感。1936年，我十一歲，大年初三，滿屋紅豔豔的喜氣，母親突然看到《武漢日報》頭條新聞：貴州平越專員聶怒夫殉難。他被紅軍殺害。1951 年，大弟漢仲在臺空軍飛行失事。我忍著淚瞞著母親六個月，她終於自己察覺了。1962年，醫生診斷她得了肺癌，我又瞞著她，告訴她是氣管炎。五個月以後， 在兒女圍繞的幻覺中，在我緊握的手中閉了眼，停止呼吸。1991年，安格爾和我去波蘭領國際文化貢獻獎，他突然在芝加哥機場倒下。現在，我仍然在這愛荷華 河上，寫，寫，寫……驅使我的不是成功，而是生命中一次又一次的喪失感。

傳記家
而我沒有鞋子。
我父親是搬運工人，
他也沒有鞋子
我父親的父親是牧羊人
趕著羊從一個穀場到另一個穀場，
在睡夢中，他也沒有鞋子；
我愛的一個有肺癆的歌唱隊女孩，
啊，吟唱死亡！戰爭；
復興；當然，我犯過錯誤；
然而，在一個十月的早上
我全看到了；從此
我不斷對自己說「我沒有鞋子」
此外，我隱藏過幾個猶太人
而且大詩人尤塞夫是我的朋友
在幾個場合。
為什麼嗎，我甚至借給他我的鞋子。
（詩／戈艾姬　聶華苓／譯自英文翻譯）

我和許多地區的作家認識以後，讀到他們的作品，發現中國人的命運，也就是二十世紀的人的命運。
我和世界文學接觸所得到的這份感受，擴大了我的視野，影響了我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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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位了不起 幸運 幸福的女士的豐富人生
有心人應該多半含淚微笑讀許多亂世代表人物的故事





2004/8/
昨夜翻讀聶華苓的近作《三生三世》（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她與Paul的愛情故事，早知道；寫胡適，也無新意。最喜歡寫殷海光那章的許多「個人經歷」，尤其是送派克鋼筆、殷先生看望聶家母親和拿聶家「無價之寶」去美國請專家鑑定一事，相當傳神、感人。【或許這與我高一（1968年）讀殷先生的邏輯新引和旅日小記等經歷有關。後來，覺得殷先生的深度不過爾爾。現在，五十幾歲，設身處地，覺得他們那一代人很難得……】

　1991年，安格爾在去歐洲的途中病逝，“真是天翻地覆，我也倒下了。2003年，在他去世12年後，我居然寫出了《三生三世》，也是死裏求生掙扎過來 的。”聶華苓說，現在的生活似乎是老樣子，很生動，很豐富，但沒有安格爾的日子，回想起來似乎只是一片空白。“也許，那份情緣完不了，也許有來生，也許有 天堂。”聶華苓頗感惆悵。

李歐梵：「那段描寫華苓全家和這個孤僻的單身漢同住松江路一幢舊屋的情景，也令人看到殷先生另外的一面：喜歡種花、吃硬飯和辣椒，而且和華苓的母親相處得極為融洽。這位台灣知識界的一代良心和領袖，雖然生活在白色恐怖之下，卻不忘生活的藝術，「書和花就是他的命」，其他皆身外之物。在華苓筆下，他是一個年輕人，「捧著一束鮮花，挾著一本本硬邦邦的新書，提著一包沙利文小點心，坐在舊三輪車上，從巷口輕鬆蕩來，笑咪咪走進斑駁的綠色木門。」（一八九頁）──好一副清新又生動的形象。」李歐梵最喜歡全書的第一部──《故園春秋》，認為僅此一部（約一百二十頁）就足已奠定此書不朽的地位。（【2004/05/27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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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影像》2008
全書以舊作《三生三世》為底本，增加了284張珍貴的人物照片，生動地展現了聶華苓“仿佛活了三輩子”的傳奇經歷。
聶華苓(2008年83歲)說：“這些照片，刻錄了那時那刻的喜怒哀愁。”

每張照片裏都包含一個故事：母親結婚後才發現丈夫已有妻室；爺爺有過好幾個相好卻只有奶奶；前夫沒有給聶華苓帶來幸福婚姻卻留下了兩個女兒；與詩人安格爾 一見鍾情並結為連理等。更多的，是讀者或熟悉或陌生的作家：穿著奇大的特質皮鞋的夏衍、剛剛平反的艾青、中美建交後第一位去美國的中國作家蕭乾、大聲講 “我喜歡Paul”的丁玲、在監獄裏理直氣壯的陳映真、羞澀的王安憶、爽朗大笑的王蒙等名人百態。

"1964年，聶華苓以作家身份來到美國愛荷華，擔任安格爾創辦的“作家工作坊”顧問。聶華苓說：“去之前我不知道會留下來，到了那兒以後我也不知道會留下來。”
　　在“作家工作坊”期間，聶華苓感受到了愛荷華當地人對作家的尊重：“對於搞寫作的人來講，在愛荷華生活非常自在。”後來她鼓動安格爾：“我們不 是學生，又不是美國的作家，我覺得你應該專門為外國作家辦一個寫作計劃。”兩年後，安格爾將“作家工作坊”改為“國際寫作計劃”——每年9月至12月， “國際寫作計劃”提供全部經費，邀請世界各國作家到那裏從事創作活動、研討有關文學問題，直到今天。該計劃讓包括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帕慕克在內的世界各地 作家在愛荷華度過了令他們難忘的愉快時光。丁玲、王蒙、白先勇、余光中、茹志娟、王安憶、阿城、馮驥才、張賢亮、蘇童、李銳、蔣韻、余華、莫言、劉恒、遲 子建等中國作家，都曾是該計劃的受邀作者。也是在那裏，海峽兩岸的作家首次實現了面對面的思想交流。
　　聶華苓印象最深刻的是1983年去的一批作家。“那年從大陸來的是吳祖光、茹志娟、王安憶，台灣的有陳映真、七等生和香港的潘耀明，吳祖光詼 諧，茹志娟沉毅，潘耀明寬厚，王安憶敏銳，對人對事都有她獨特的見解。她最引人注意，扎兩條小辮，明麗、透著點兒靦腆，偶爾冒出一句一針見血的話，多帶批 判性。七等生風流去了。其他幾位常到我家來，談笑之中皆見性情，甚至透露政治意味。”"

A good start 穆罕默德們 女人們 孩子們 你們知道我今天會說什麼嗎

Faith Moves Mountains

The Hodja was boasting about the power of his faith.
"If your faith is so strong, then pray for that mountain to come to you," said a skeptic, pointing to a mountain in the distance.
The Hodja prayed fervently, but the mountain did not move. He prayed more, but the mountain remained unmoved.
Finally the Hodja got up from his knees and began walking toward the mountain. "I am a humble man," he said, "and the faith of Islam is a practical one. If the mountain will not come to the Hodja, then the Hodja will go to the moun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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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can’t move mountains,
But I can make light.
我不能移山
但我能發光
聶華苓的先生Paul Engle之詩 （墓志銘）--《三生影像》頁532

聶華苓的回憶錄《三生三世》《三生影像》

"雷震與胡適"一章 "頁 172-83: 雷震對胡適一直死心塌地的崇敬......胡適是他獄中的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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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詩人葉慈（W. B. Yeats）的墓誌銘。他當過愛爾蘭的教育督學，
認為「教育不是注滿一桶水，而是點然一把火。」（Education is not the filling of a pail, but the lighting of a fire.）

教育人行道 3號 On Educating, No.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