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上集 (三聯)
作 者： 唐振常
出 版 社：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版次：
1996年11月/ 1997年4月/ 21.5元
2003年7月 15元
I S B N： 710800912 頁數： 473 開 本： 32開 印張： 0.15 包 裝： 平裝 字數： 220千
自序首段： 收入這本集子的文章，除了三篇例外，皆作者近年之作。大約可以分成三類，一是談文說史，二是讀書評論，三是懷人之作。這樣分法，亦有近乎勉強，比如第一類 和第二類就很難嚴格分別。這兩類其實都近於讀書所感，然第一類中此類文字，寫時多引申開去，第二類則多就實論實。第二類中摻入兩篇序文，那也是因為係他為 書而作。第三類懷人之作，除了有一位生者，余皆作古之人。他們都是作者所尊敬的老師、前輩和友人。
自序
以史為鑒說《甲申》
劉公島上念甲午
曾·左·李
李二先生非漢奸
再說李鴻章
"川上集"的图书目录…… 自序
以史为鉴说《甲申》
刘公岛上念甲午
曾·左·李
李二先生非汉奸
再说李鸿章
清代总督与民国军阀
张元济与蔡元培
黄远庸之死
远生之忏
远生时评
师承与变法
谈陈审恪先生治史
陈寅恪先生论梁启超及戊戌变法之二源
道高犹许后生圈
——吴僧先生之乐道敬业精神
寿则多辱？
为黄裳补白
《蔡元培先生纪念集》书后
为《吴虞集》出版说几句话
有鬼皆害辩
京都觑书记]
情真·意真·文真
——贺柯灵创作生活六十周年
黄钟大吕奏大风
——评七幕历史剧《大风歌》
《丝韦卷》读后
别具一格写智者
读《回忆收立煌先生》
本色当行老记者
——陆治《文史杂忆》序
时代记录 记者良心
——唐海《难忘的“号外”》序
可怜无补费精神
——评修订本《中国文学发展史》
关于韩柳的评价
直声在天地 诗名满人间
——记香宁赵尧先生
重读《柳如是别传》忆陈寅恪先生
想起了吴雨僧先生
张东荪先生记微
漫记萧公权先生
周太玄“法师”杂忆
王芸老十年祭
记叶圣陶先生
熊佛西先生及其《山水人物印象记》
巍巍其人
壮志未酬哀白尘
文化神州丧一身
——在谭其骧先生遗体告别仪式上的讲话
痛定思黎澍
黎君墓表
人品·学品·文品
——哭师陀
师陀墓表
关于夏康农先生
小记黄大师药眠
热泪祭旭麓
——在陈旭麓追悼会上的讲话
漫说陈虞老
洪辛死而有怨
哀启平兼怀宗瀛
死非其时 亦得所安
——悼李天济老友 回到页首 "川上集"的书摘…… 往依安徽巡抚福济，落落不得志，反学得福
济的欺诈之术，说是应“时时以小人之心待人”。咸
丰四年，去江西入国藩幕，未见重用，及国藩为太
平军败于祁门，鸿章竟辞幕而去，没有什么师弟之
谊了。途过益阳，晤胡林翼，告以离曾营之故。林
翼劝他说：“君必贵。然愿勿离涤生，君非涤生曷以
进身？”青年李鸿章倒是有一番志气，不讲关系学，
答说：“吾始以公为豪杰之士，不待人而兴者，今乃
知不然。”鸿章归寓，束装将行，林翼派人把他强留
下了，留饮数日，绝口不说前事。鸿章终去，在江西
依其做知县的兄弟，进退维谷，极感困难。这时国
藩攻克安庆，鸿章驰书贺捷，国藩立报之书云：“足
下行踪亦颇突兀，昔祁门危而君去，今安庆甚安而
不来，何也？”文字间虽带有挖苦，毕竟认为鸿章是
可用之材而盼之来。鸿章立刻回曾营。《异辞录》记
曰：“文正特加青睐，于政治军务悉心训诰，曲尽其
熏陶之能事。”还对刘秉璋称赞鸿章，谓之为皖北
人才，在《日记》中记曰：“气象峥嵘，志意沉着，美
才也。”鸿章也对刘秉璋盛道国藩之善教，为他所
遇老师中仅有之一人。师生上下关系，此时当为最
融洽的时候。国藩荐鸿章可大用，而鸿章受命招募
淮军，更助其羽翼，旋经国藩保荐，鸿章得为江苏
巡抚。从此，鸿章大遂其志，勋业赫赫，曾李并称。
鸿章所以报效老师兼提携者，最大的莫过于让
成国藩兄弟克金陵之功。国荃久攻金陵不下，时鸿章
已克苏州，朝旨令鸿章赴金陵助攻，鸿章以金陵破在
旦夕，托辞延师，虽经部下将领数请出兵，终不允。及
城破，鸿章至金陵，国藩迎之于下关，拉着鸿章手说：
“愚兄弟薄面赖子全矣。”曾氏弟兄攻城前种种部署，
就是不让他人分享破金陵之功。鸿章善体师意，成交
了一笔政治交易，这正是鸿章的权变处。
世事变化，终有出人意表者。国藩晚年，英雄
气短，声名虽盛，而成事已难。国藩生平心病，维两
大端：一是剿捻无功，一是处理天津教案违心失当
而丢了直隶总督。代之平捻成功者是鸿章，代之处
理天津教案和督直者，也是鸿章。于此，国藩的心
境是复杂的，设辞聊以自解，且有酸葡萄之意流
露，甚焉者，还有牢骚言语。据所见史料，举如下。
天津教案善后，鸿章继国藩督直，新旧更替，
同居督署中。一日，谈笑极乐，文正谓文忠曰：“我
遇困境，咸赖汝继，汝才胜我。我聊以自解者，汝究
为我所荐也。”这已经是带有解嘲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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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02年2月17日
史海寻渡一通才——悼唐振常先生
时间:2002年2月17日 作者：熊月之（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 来源:《文汇报》
尽管唐先生身染沉疴，住院年余，体弱神衰，但是，饮食尚可，休息尚可，神志也算清醒，特别是前一段时间回到家里，竟然可以室内行走，桌前阅报，接打长途电 话，我们都以为他的病情稳中转好。所以，先生去世的噩耗传来，大家无不愕然，继而默然、黯然，止不住悲从中来。
坚实的国学根底，培养了对史学的兴趣
先生出身于成都著名大户。幼年在家，由父母延师来家课馆，到十来岁插班建本小学四年级，毕业后进入大成中学。由幼年而少年，由家馆而学校，所习尽 为传统文化一路，由《三字经》、《论语》、《孟子》，而《左传》、《史记》、《资治通鉴》，而《诗经》、《礼记》。先生开始接受教育的时期，新文化运动已 在中国激荡磅礴多年，但成都内地，风气未开，加上诗礼传家的家族传统，使得先生所受教育，与上海等沿海开放城市路径迥异。那时的学习方法，除了阅读、理 解，背诵是重要一途。背书虽苦，也少不了挨打，但由此打下了坚实的国学根底，培养了先生对史学的兴趣，也锻炼了先生的古文写作能力。先生日后为文快捷，倚马千言，征引古文，便便腹笥，信手拈来，与他早年特殊的教育路径大有关系。
先生天性活跃，亦富主见，在大成中学读了一年以后，便讨厌那里沉闷的空气，毅然放弃一年的学历，考入成都县立中学。这里空气清新，课程齐全，尤重 英语，也能读到新文学书刊。高中时期，主要在光华大学附中学习，这是一所从上海内迁成都的学校，风气开通，比较自由。先生天资聪颖，一表人才，慧中秀外， 品学兼优，同时受到英文和国文老师的赏识，被寄予厚望。毕业后，以高材生而免试升入重庆中央大学农艺系。先生是那种豪放有余而耐心不足的人，进入中央大学 半年不到，就对那些狗啊、猫啊、花呀、草呀之类的动、植物课程不耐烦了。也许命运使然，就在这时，他的舅父去世，他借口奔丧而辍学。第二年，考入设在成都的燕京大学。时为1942年夏天。
选修陈寅恪先生历史课，受益终身
燕京大学是中国最著名的教会大学之一，先生在那里学习首尾五年，第一年在外文系，翌年转新闻系，副修历史，也选听中文系课程。燕大名师如云，风气 开放。先生如鱼得水，如蜂采蜜，从张琴南习新闻学，从吴宓习西洋文学史，从李方桂习语言学，眼界大开，学业猛进。他曾选修陈寅恪先生的历史课，受益终身。 燕京是很西化的学校，先生日后西装革履、讲究衣着，与校风熏陶大有关系。先生活跃、多才，学习之余，主编校报《燕京新闻》，宣传民主，反对独裁，名闻遐 迩，亦由此发端，走上了当时许多热血青年所走的民主革命道路。
1946年，先生自燕京毕业，到上海《大公报》工作。以后，他在《大公报》7年；做电影工作5年，编过多部剧本，其中《球场风波》被拍成电影； 《文汇报》8年，做过文艺部主任；“文化大革命”中靠边站，被剥夺工作权利6年。1978年以后，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任副所长、研究员，直 到退休。
先生曾自述由文转史的原因，是出于对那场空前浩劫的反思，以为“不学史无以知今”。先生第一篇史学长文是《论章太炎》，发表在1978年第一期 《历史研究》上。那时严冬刚过，百废待兴，先生一反“文革”中的章太炎“法家”说、“批孔”说，用弘取精，自成新说，逻辑谨严，尖锐老辣，直刺“四人帮” 影射史学的要害。宏文一出，史坛震动。此前，先生的名气主要在文艺、新闻两界，史学界多不知“唐振常”为何人，此后，先生成了新加盟的史坛老将，拨乱反正 的先锋。
“以小见大”、“在历史中求史识”
先生治史，信奉陈寅恪先生“以小见大”、“在历史中求史识”的原则，撰文写书，均努力具体历史事件中探求其普遍的意义。他晚年自称平生研究过三个半历史人物，即章太炎、蔡元培、吴虞，半个指吴稚晖。他写章太炎，既写其早年的革命贡献，也不为其晚年尊孔、反共讳；写蔡元培，既写其倡导新文化、改造北 大的不朽功勋，也不为其“清党”事讳；写吴虞，既写其“只手打孔家店”的文化贡献，也不为其日常生活中维护封建等级制种种行为讳；写日后成为反共老手的吴稚晖，而为其早年所谓“献策”事辩诬，所有这些，都是有所为而作，为的是全面、客观、公正评价历史人物，不因个人感情好恶而任意臧否损益。用先生自己的 话，就是“为个人辩诬之意义小，求历史公正之意义大”。先师陈旭麓先生评论唐先生《蔡元培传》是“实笔写真人”，这个“实笔”，就是唐先生自己说的公正之 笔，也就是文天祥《正气歌》中所说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的正气之笔，是凝结着浩然之气的中华优秀史学传统的刚正之笔。
对上海史研究辟路前驱，大功不朽！
上海史是先生治史的一大领域。他从70年代末开始为上海史研究鼓与呼，80年代承担国家重点项目《上海史》的编写，带领包括后学如我在内的一批年 轻人，设计提纲，组织队伍，筚路蓝缕，创榛辟莽，终于在1989年圆满完成。在实施过程中，他大胆使用年轻人，在学术上一秉独立自由之原则，力主客观评价 租界作用，支持租界双重影响论，为上海史研究向纵深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先生长期兼任上海史志研究会副会长，实际主持研究会工作，编通讯，做调研，审稿 件，开协调会议，为上海新修地方志的工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上海史研究能有今天的气象，上海学能成为公认的显学，唐先生辟路前驱，大功不朽！
先生治学不囿一隅，无古今之界限，无文史之畛域。他早年爱好隋唐史，晚年重理旧业，轻车熟路，佳作迭出，评韩柳关系，论排佛老之议，讨论历史上党 锢派系特点，特别是为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写导读文字（先生自谦为“学习笔记”），述事论人，考镜源流，融会贯通，纯熟老到，读后不能不佩服先生 学问的博大精深。
思想与时俱进，文风越老越绚丽多姿
先生才华横溢，文备多手，能作气势磅礴的宏观大论，也能作细致缜密的考据；能作言必有征的学术论文，也能作汪洋恣肆的散文。其思想与时俱进，其文 风越老越绚丽多姿，其意境越老越醇厚浓郁。八九十年代的上海滩，大报小报，广播电视，隔三岔五地总能看到唐振常的大名，听到唐振常的宏亮声音，看到唐振常 的潇洒形象。他的著作也成批推出，有精雕细琢《章太炎吴虞论集》、《蔡元培传》、《史海寻渡》、《识史集》、《承传立新》、《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唐振常 卷》，也有轻松俊逸的《唐振常散文》、《饔飧集》、《俗轻集》。先生的影响，先生的贡献，早已越出史学、文学的领域，惠及整个社会。
作为富户少爷，先生自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成年以后，依然不大懂得治理生计，有钱就花，大手大脚，好烟、好茶、好酒、好饭菜。钱来得快，去得也 快。最妙的是，他能将文化与饮食结合起来，能够吃出道道，说出名堂，什么川菜不等于辣，火锅为什么会起源于重庆，正宗的狮子头应该怎么烧法，他都能如数家 珍，娓娓道来。他的作品中就有一部分是关于饮食文化的，因此有“美食家”之誉，被推为美食家学会会长，吃遍上海名馆，还到台湾去进行一次美食交流。上海一 些名饭店也以能够得到先生好评为无形资本。每到逢年过节，就会有一些名店名厨给他家里送来上好菜肴。但先生会说会吃不会做，师母的烹饪手艺自然比不上名店 名厨，在此情况下，先生倒也能伸能屈。我到他家里去，看他上次是一碗辣酱面，这次是辣酱面一碗，但先生甘之如饴，并无怨言。
率真择善，无愧“侠儒”之称
先生富才气，也有些傲气，但没有霸气，治学求是，尚理服理，从善如流。记得他论章太炎的大作发表以后，有人指出其论文中有一副对联是伪作，他在出 论文集时便作了删节。后来又有人指出那副对联是真的，他经过研究，乃恢复先前的说法，并在《自传》中对此详加剖析。先生之率真择善由此可见一斑。为学如 此，为人亦如此，服理不服人。无理，虽权贵，不折腰；有理，虽后生，悦服。尚理，因此他爱才、惜才。他晚年交往圈子中，每多青年才俊，忘年之交成群。尚 理，因此他身上留有可贵的侠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事见不公，拍案而起，仗义执言，全无顾忌，为弱势者撑腰，让当局者难堪。也因此，有人说他火气大，有 人说他热心肠。先生重感情，无城府，不掩饰，喜怒皆形于色，喜则畅怀大笑，怒则破口大骂，悲则放声大哭。先生最大的本领，在于没有心思，愁过、骂过，一会 儿就烟消云散。我多次随先生外出开会，晚间同处一室，说着说着，他的话声就变成鼾声了。有人曾戏评上海学术界名人，称某为才儒，某为傲儒，某为酸儒，某为 商儒，唐先生则被评为“侠儒”，真是传神之评。
先生生于1922年10月7日，逝世于2002年元月27日，享年80。
先生善作人物传记，哭黎澍，忆旭麓，祭谭公，悼云溥，为其名篇，状事摹人，寥寥数笔，形神毕现，一文既出，传诵遐迩，有太史公笔法。我有幸随先生 治学多年，今作此文，一则以悲，一则以愧。对于先生的学问，我未窥其堂奥；对于先生的笔力，更未得其万一，置评少识，遣笔乏词。好在先生名满天下，功在中 华文化，日后为先生立传者自不乏人。先生于九泉之下，当会以月之之诚挚真情，而谅月之之愚钝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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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中求史识——访唐振常先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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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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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唐振常先生已近40年了,坐下来听他细述人生经历以及治史治学的感受,却是第一次。 振常先生于我应是师字辈人物。60年代初乍离校门不久,我在《文汇报》文艺部当记者,部主任就是振常先生。当年文艺部是《文汇报》的两个大部之一,集文艺报道、文艺评
"四人帮"覆灭以后,原以为他会重整旧业,以他丰富的办报经验以及雷厉风行的作风,回《文汇报》继续发挥所长。不料他却进了上海社科院 历史研究所。冷板凳一坐就是20年。其间不断有论文问世,从唐代政治史的考证,近现代人物的研究评价,直至上海地方史的论述,新见迭出,并以行文风格的独 树一帜,而引起学术界的注意。以一代报人转入史学领域且卓有成就,在当今罕见有第二人。颇想听听他转行的动因以及20年治史治学的种种感受。于是趁安徽教 育版的《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唐振常卷》面世之机,我访问了他。
由新闻转而治史动因在于"不读史便无以知今" 振常先生说:"离开新闻工作岗位转到历史研究行列,其动因在于对文革这个怪胎的莫明所以,以为不读史便无以知今。所以在社会贸贸然跌跌撞撞三十年之后,终于废弃新闻而从事历史研究。"他谈起早年的人生经历。
1922年出生在四川成都的振常先生,自幼接受国学传统教育,少年时代就酷爱文学。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北平燕京大学关门,次 年在成都复校。1942年夏天,他考入燕大外文系,目的为了学文学。当时燕大的外文系和其他教会学校相同,注重语言,他以为新闻与文学相通,于是转入新闻 系。学校有一个规定,有的学系要有副修,即除了主修学课系,还要选定另一学系,读满所规定的学分。他选历史为副修,也读了中文系开设的较多课程。
1944年,陈寅恪先生来燕京大学任教。第一年,在历史系开《魏晋南北朝史》,在中文系开《元白诗》。早就仰慕陈先生的大名,振常先生 当然不会放过学习的机会。于是他就选修这两门课。他回忆说,当时陈先生一眼已近于盲,身体很坏,讲课声音很低,一边讲,一边不断喝冷开水。日常课堂讲授, 很少和学生问答。一次讲元稹《悼亡诗》到"唯将终夜长开眼"句,陈先生突然问学生,何谓"长开眼"。他坐在前排,首先被指名问及,竟答不出所以然。陈先生 又问了二三人,均不能对。陈先生这才从"鳏鱼眼长开"讲起。第二年,陈先生开《唐史》及《元白刘诗》两门课,他都选读了。前两门课读到一半,学期考试,意 外地得了高分。陈先生建议他转读历史系,他以自己"不是做学问的材料"而谢。他解释说:"其实当时的真实思想是,抗日风云如火如荼,自己满脑子的战斗观 念,未曾想到致力学问。而今回忆起来,对历史学的兴趣,其实当年就已有了。"
1946年6月,振常先生从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到上海《大公报》工作。从此,他长期战斗在新闻工作岗位上,在《大公报》七年时间,奔 忙在上海-香港-上海-天津之间。后来又在上海《文汇报》工作。他当过记者、编辑、采访主任、文艺部主任。谈起新闻工作的这段经历,他概括为"轰轰烈烈, 空空洞洞"八个字。他说,"搞新闻这些年虽然所写文字很多,但能留下的不多。全国解放前所写的,已成明日黄花。建国以后所写的,总离不开当时需要什么就写 什么,社论文章尤其如此。这些文章大多是应命之作,当时是轰轰烈烈,时过境迁,回头看看,没有实在的东西,只能与时事同成过去。所以说是空空洞洞。"
"四人帮"覆灭后,振常先生之所以未回到新闻工作岗位,这是原因之一。 "其二是,"振常先生继续说,"原来我想通过习新闻而走上文学道路,当作家。在工作实践中发现,新闻和文学纯属两码事,搞新闻的人,转 作家的不多。转而搞史,开始是由于一个问题始终萦绕脑际,挥之不去,即中国在60年代中期何以会出现文革,这是举世旷古所未有之事,不读史无以知今,读史 为了帮助我了解文化大革命,因为做记者多年并没有好好读书。然而踏进历史之门后发现,对于浩瀚无涯的中国历史,毕竟所知甚少,当年改业触发的今,仍然未明 头绪,更遑论探索文革的所由这个难碰的题目了。"
尽管如此,振常先生认为由新闻转而习史,有它的好处。因为新闻工作笔不停挥,天天要写,还要写得快,这对治史有利。他说"过去有种说 法,是学术死板,史家无文,其实中国历史绝不是这样的。翻开一部中国史,凡优秀史学著作都是绝好的文学作品。司马迁是大史家,又是大文学家。他的《史记》 史料翔实,被诩为信史,文采也属一流。另外,搞新闻多年养成的快速、敏感等习惯,也有利治史。我的史学文章和有些专门治史者写法不一样,正统史学工作者也 许会认为我是野孤禅,而我则认为,搞史不应古板乏味,同样要求潇洒、自然。这也许正得益于多年的新闻工作实践吧!"
为个人辨诬事小,求历史公正事大,这是治史品格 自选集收集振常先生20年治史中的主要论文近40篇,其内容为中国古代史主要是唐史部分、近现代史部分以及上海地方史。振常先生写于书 首的自序,可看作是这本书的导读。他写道:40篇论文涉及中国近代史方面较多,归纳起来为"只研究了蔡元培、章太炎、吴虞三个人和半个吴稚晖"。近十年来 他把精力集中在上海地方史的研究工作上,"而真正能称为现代意义的上海史研究工作,只是《市民意识与上海社会》一篇"。
围绕这三个半人物的研究,我请振常先生谈谈治史治学的感受。他说,看待历史事物,评价历史人物,一定要纳入一定的历史范围。这些年治史 中每每涉及人物评价,出现一些争议。他认为:为个人辨诬之意义小,求历史公正之意义大。这是治史的品格。他以《苏报案中一公案--吴稚晖献策辩》为例来阐 述这一观点。
1903年6月底发生在上海的苏报案,震惊中外,章太炎、邹容等6人被捕入狱。章太炎被判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其余4人相继释放。 1905年4月3日,邹容瘐死狱中。1906年6月29日,章太炎刑满出狱,前往日本,次年发表《邹容传》,其中提到章邹之被捕,乃出于吴稚晖告密。研究 这段历史者大都依据章太炎的文章判定吴稚晖是告密者。这一说法沿袭很久,以致过去《辞海》的有关条目也持此说。振常先生根据两位与此案有关联的人物,即蔡 元培和章士钊所做的否定的结论,细加研究思考,分析了蔡、章两人的有关材料,又广泛搜集史料,发掘档案以及当时与章太炎有关的人物的书信和文章,从而否定 了吴稚晖告密之说。
振常先生说,《苏报案中一公案》乍看完全是一篇考证性的文章,其实并不尽然。它涉及如何治史这样一个大是大非问题。吴稚晖在苏报案中是 不是告密者,这是一个不难搞清楚的问题,然而在一些文章中一再沿袭陈言,以讹传讹,纠缠至今。何以如此?因为吴稚晖这个人后来的历史太糟糕,他顽固地反 共。人们就因为他太糟糕而否定他的不糟糕处,认为他既然反共就必然告密。没有人想到要去搞清这件事。这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涉及到如何评价历史人物这 样一个重大问题。
振常先生认为,评价历史人物,要看他的全局和整体,同时也不能忽略他的片面和局部。全面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要看他的整个历史,特别要看 他在历史发展转折时期的表现,要看他的主流。但不能因为一个人主流不好,大节很差,就讳言他一定时期的作为。尽管局部或者一个片面不能改变对其人的全部评 价,但作为研究,是不能不过问的。由于其人大节坏,对其一定时期某些好的表现加以歪曲,这就有悖于治史的品格了。
搞文学要发于情,研究历史却要无情,要铁面无私,秉笔直书 振常先生治史的另一感受,是研究历史必须无情,不能讲情面,不能感情用事,秉笔直书也是治史者不可或缺的品格。 他说,搞文学要有情。试看曹雪芹写《红楼梦》,十年心血写了个情字。巴尔扎克写《高老头》也是倾注了全部的感情,小说最后写到高老头去 世的一刻,巴尔扎克自己也躺到了地上。汤显祖写《牡丹亭》对杜丽娘情不能已,竟一人独卧后花园抱头大哭。这是发于情。文学家笔下有情,塑造的人物才感人。 而研究历史不能如此,有情就不能客观公正地对待历史。研究入迷时,也会动感情,但下笔时,一定要铁面无私,要秉笔直书,客观地反映历史的真实。他以研究蔡 元培为例说明这一点。
蔡元培的一生令人景仰。他对中国文化学术科学教育的发展贡献极大。在政治上,他也逐渐走向人民,有功于世。周恩来挽蔡元培联"从排满到 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可谓确评。振常先生说,"可是,多年来,蔡元培研究的状况不尽如人意。起初对他 缺少研究,甚至有些冷淡。近年一些著述似又偏于另一方面。对蔡元培不断拔高,变成了他信仰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蔡元培是个自由主义者,立身行事,为其 所当为。譬如,1927年清党案的提出,蔡元培是主要人物,对此不能掩饰隐讳。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他赞成清党,是当然之事。"据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最 近重新出版了振常先生的《蔡元培传》。在新版中,他增写了一篇万余字的《前言》,对蔡元培之作为自由主义者及其参与清党事,提出了深有见解的看法。
"但是,现在有些文章或者讳言这一事件,或者以毫无根据的臆测为其辩解。这就是对历史与历史人物的歪曲了。"振常先生又说。 正是为了让人们更全面地了解蔡元培,在《蔡元培传》中,振常先生研究分析了蔡元培1927年的清党案,认为蔡元培一生追求的,是建立一 个独立自主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核心在于保障民权。从这点出发,他参与了清党,也从这点出发,他参加并主持民权同盟,走向与国民党对立。振常先生说:" 如果讳言或曲解他的参与清党,我笔下的人物便不是真正的蔡元培了。"我印象中,振常先生是个性情中人,他从不掩饰自己的是非好恶,对事对人常常是快人快 语。在治史治学方面,他是如何排除个人的感情因素,力求客观公正的?针对我的提问,他介绍了研究和评价吴虞的感受。吴虞是振常先生的太老师,曾执教其父辈 三兄弟,并带他们赴日本。振常先生对这位太老师是十分尊敬的。然而,吴虞这个人物一生十分复杂,五四时期名气很大,提倡新文化,反封建礼教,但后期纳娼嫖 妓,小节甚差。许多人对他看不懂。振常先生花了大力气在吴虞家乡四川成都调查其生平家世,又在北京花了整整一个月时间读完并摘抄吴虞《日记》。这份《日 记》被分订成61册,起于1911年旧历9月,止于1945年4月。在大量材料的基础上,他原来对吴虞的某些看法,得以有所佐证、补充、改变和发展,从而 比较公正地看待吴虞的一生。他的论文《吴虞研究》写出了吴虞当年如何崭露头角,高举新文化的旗帜披荆斩棘,一往而前,直捣大成殿;又如何在同时代人大步向 前之时,他消极遁世,做出许多有悖人情的丑事,终于归于虚无。他说,"从感情上说,我对这位太老师是尊敬有加,确实希望他各方面都不错。但为尊者讳,为亲 者讳,是治史之大忌。如果为这位太老师讳,必失客观公正,这就有失史格了。"
《吴虞研究》发表之前,振常先生曾分别寄给吴先生最得意的两位门生及吴先生的女儿。反应截然相反。吴先生的两位门生来信备加推崇,以为 文章持论公正。而吴先生的女儿则来信大骂,甚至斥之为与吴先生当年的对手、那批顽固的礼教徒沆瀣一气,并要求不要发表。振常先生回信以"一自为尊亲贤讳, 便无信史"劝之。至于蔡元培先生家属蔡粹盎、蔡怀新姐弟,读了《蔡元培传》中关于蔡先生参与清党事件部分,不但不因此而有微词,而且颇为肯定,认为文章所论与蔡先生的实际情况符合。振常先生赞赏地说:"他们不为亲讳的态度,确实可以为革命人物的后代效法。"
20年治史,振常先生的体会是:学术研究,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文章自己写,责任自己负。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无论任何人有任何反 映,作者应有自己的态度。历史研究是科学,掺不得虚假,更不能为外界所左右。他强调说,"我写文章,研究问题,无所傍依。不管研究的对象是父母,是亲友, 是师生,都应如此。所谓修辞立其诚。不仅治史要求如此,干任何事业都要求如此。"他认为,"这是一种敬业精神。"
"在历史中求史识",摆正论文与专著的关系 振常先生谈到的这些问题,其实涉及学术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学风问题。提倡一种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风尚,应是繁荣学术不可忽视的前提。在探 讨这个问题时,振常先生说,"当年陈寅恪先生主张治史应在历史中求史识,这确应成为共识。如果史学研究中看风使舵,为尊亲贤讳,便难有信史了。"
近十年来,振常先生偏重于上海地方史的研究。所写论文中,他比较看重的是《市民意识与上海社会》,他认为,这篇论文提到一个从来没有提 到的问题,即上海人的市民意识。市民意识应是国外的概念。全中国的城市都属于中国传统城市,惟有上海不同,为什么?因为上海人有市民意识--这是西方的概 念。上海人所以有市民意识,与上海租界的影响分不开。
谈及此,振常先生又提到当前学术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另一个问题,即应摆正论文和专著的关系。他说,目前有些学人过于看重专著而轻视论文。 其实,论文比较撒得开,许多学术问题只有论文能讲得清楚。专著往往受框框的局限,不易深入解剖某一学术问题。他分析这种现象的出现与评职称有关系。而今评 职称往往看你有几部专著,年轻人出于功利考虑,急于出专著,而不去认真学习,研究,分析,深入调查,写出几篇有真知灼见的论文。他不无焦虑地说:"长此以 往,这对发展学术不利。在学术研究上急功近利,毕竟是件悲哀的事。"
振常先生居住在苏州河边一座旧式公寓大楼里。自1958年迁入至今已超过40年。二居室的住房全朝北向,其中一间作会客室兼长子卧房, 另一间便是他的卧室兼书房,光照明显不足,访谈便在这里进行。由于房间不宽敞,振常先生不得不在厨房辟出一角装上搁板放书。然而,居室虽陋而简,却无损于 他爽朗乐观的性格。访谈中,不时听到他豪放的笑声。很难想像,他的一系列闪烁灼见的论著竟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写就的。谈起今后的打算,振常先生告诉我,随着 岁月的流逝,年事日高,研究工作无论是调查、研究、收集材料都得事必躬亲,确实心有余而力不足。而今要写长篇大论已力不从心,近年来只能写些散文随笔及随 感而发的文章,其中一些已集纳成册,出了十几本书。振常先生的夫人陶慧华是他在燕京大学时的同班同学。建国以后,她长期奔忙在教育战线上,早已是桃李满天 下。退休后,她主要忙于家务,照料振常先生的日常起居生活。当年同学年少,血气方刚,他俩在学生运动中并肩战斗;而今三个子女均已长大成人,他俩相濡以 沫,互相关心。这些年来,陶先生已成为振常先生研究工作的坚实后方。望着她乌丝中掺杂的较多银发,我想,振常先生的治史成就中,也应有她的一份功劳。*/ (1999年10月2日《文汇读书周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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