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31日 星期日

Moral luck: philosophical papers/ Bernard Williams

道德運氣 Moral Luck

本書是伯納德‧威廉斯的代表作，收錄了他1973-1980年間所寫的重要哲學論文。

在書中，威廉斯對那種以功利主義和康德倫理學為核心的、不偏不倚的道德理論提出了更為具體的批評；同時，他試圖利用“內在理由”和“ 實踐必然性”等概念來闡明倫理生活的本質和復雜性。威廉斯對功利主義在道德和哲學上的局限、相對主義、道德沖突和理性選擇等問題的論述，充分展示了20世 紀下半葉以來西方道德哲學發展的廣度和深度，同時亦對這種發展貢獻卓著。

本書擁有廣泛的讀者群，自1981年以來重版了十數次。

伯納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1929—2003），早年在英國牛津大學研究哲學和古典學，曾先後擔任倫敦大學、劍橋大學、牛津大學和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 的哲學教授。他于1971年被選為英國社會科學院院士，之後又當選為美國藝術與科學院外籍院士，並在1999年因其在哲學上的重大貢獻而被授予爵位。

威廉斯的主要工作領域是倫理學、知識論、心靈哲學和政治哲學。他在早期希臘思想和笛卡爾的研究上建樹卓越，但他最重要的影響是在倫理學方面。威廉斯對功利 主義和康德倫理學的批判，他對道德和道德要求的本質的探究，主導了近30年來西方倫理理論的思維，在某種意義上是這一時期最重要的道德哲學家。

詳細資料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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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致謝
一、個人、品格與道德
二、道德運氣
三、功利主義與道德上的自我沉溺
四、政治與道德品格
五、價值的沖突
六、公正作為一種美德
七、羅爾斯與帕斯卡之賭
八、內在理由與外在理由
九、“應當”與道德義務
十、實踐必然性
十一、相對主義中的真理
十二、維特根斯坦與唯心論
十三、他時，他地，他人
附錄︰伯納德‧威廉斯的哲學著作

序
全部哲學都是語言批判。
——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

實踐哲學的偉大傳統繼續存活于一種對其哲學內涵有所了解的解釋學之中。
——漢斯-格奧爾格‧加達默爾

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
——卡爾‧馬克思

20世紀70年代以來，當代西方哲學中出現了一種引人注目的新動向，我們把它稱作“實踐理性轉向”。所謂“實踐理性轉向”，主要是指西方主流哲學界在經歷 了邏輯實征主義的元倫理學階段和後實證主義的自然主義階段之後，恢復了對于價值的理性基礎、規範化的根源和辯護，以及倫理學與本體論的關系這些實踐理性的 傳統主題的興趣。無論是在研究的主題、範式、方法方面，還是在取得的成就和產生的影響方面，“實踐理性轉向”都可以說是繼“語言學轉向”之後西方哲學發展 中的又一次重大轉折。這一轉向理所當然地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的高度重視。

“語言學轉向”是相對于古代的“存在論轉向”和近代的“認識論轉向”而提出來的，它被公認為20世紀最有代表性的哲學範式轉變。只要我們觀察一下“語言學 轉向”興起之前的兩次哲學轉向，就會發現，一種哲學範式的真正確立最終依賴于自身規範基礎的闡明和辯護。古代哲學的理念，即善的存在論學說，是其目的論倫 理學的背景和前提，而這種目的論的倫理學則是古代存在論的規範內涵；以自我意識為核心的近代認識論是首先自主性學的背景和前提，而這種首先自主性則是近代 主體性哲學的規範內涵。按照這樣的提問方式，我們很有理由追問，“語言學轉向”的規範內涵是什麼？相應地，所謂“實踐理性轉向”——如果這種“轉向”名符 其實的話——的哲學前提和基礎又是什麼？正是在這樣的語境中，我們遭遇了“語言學轉向”與“實踐理性轉向”之間的關系這一貫串20世紀西方哲學的重大問 題。

首先，“語言學轉向”對20世紀前半葉的西方實踐哲學產生了消極的影響。邏輯實證主義提出命題或陳述的三分法，把價值判斷放逐到無意義的領域，而元倫理學 則把自己的任務局限在對價值詞匯用法的瑣碎研究上，放棄了理性地探討價值分歧和規範基礎的重要使命。50年代以後的“後實證主義”革命沖破了邏輯經驗主義 的樊籬，對價值問題的探討持更為寬容的態度，為實踐哲學的復興奠定了初步的基礎，是實踐理性轉折的前奏，但其物理主義傾向以及此後繼語言哲學而起的心智哲 學研究取向，又引發了在規範問題、價值屬性和價值判斷問題上的新一輪的自然主義與反自然主義、實在論與反實在論以及認知主義與非認知主義之爭。直到20世 紀末，“語言學轉向”的規範內涵依然是一個聚訟紛紜、莫衷一是的問題，例如，在分析哲學的匹茲堡新黑格爾學派內部，是像羅伯特‧布蘭登（Robert Brandom）那樣繼續堅持“語言學轉向”，承認擁有信念和意願僅僅是玩一種運用這些詞匯的語言游戲，因而哲學的職責只是闡明我們語言的和非語言的實 踐，而不是根據外在于這些實踐的規範判斷這些實踐；還是像約翰‧麥克道爾（John Mcdowell）那樣，在堅持不具有概念結構的東西無法證明信念的合理性的同時，也堅持非判斷的心理事件能夠證明信忘的合理性，從而得出“除非知覺現象 不同于判斷，否則我們就會失去我們的康德意義上的自由”的結論，這已經成了一場震撼盎格魯一撒克遜哲學界並且波及德語學圈的大爭論。而在新法蘭克福學派的 語用學的“真理共識論”，與美國實用主義和法國後現代主義相結合所產生的新實用主義倡導的“語境論”之間的辯論中，又出現了對于民主的規範含義的不同理解 ︰對于真理共識論者來說，民主是基于普遍的交往理性的包容性共識；對于徹底的語境論者來說，民主只是受文化和地域限制的一種排他性的團結。諸如此類的重大 分歧不免使人對“語言學轉向”究竟要轉向何處心存疑慮。


Moral luck is a cognitive bias whereby a moral agent is assigned moral blame or praise for an action or its consequences even though it is clear that said agent did not have full control over either the action or its consequences. This term, introduced by Bernard Williams, has been developed, along with its significance to a coherent moral theory, by Williams and Thomas Nagel in their respective essays on the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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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nard Williams - 1982 - Philosophy - 173 頁
The book is a successor to Problems of the Self, but whereas that volume dealt mainly with questions of personal identity, Moral Luck centres on questions of ...
books.google.com/books?isbn=0521286913...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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