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ckel and Dimed:On (Not) Getting By in America

Nickel and Dimed: On (Not) Getting By In America (2001)

「有誰會想到性愛可以如此的有趣？看著許多昆蟲以及賈德森『介紹』的其他生物的古怪求偶行為，不禁捧腹大笑或是感到臉紅心跳，輕而易舉的吸收最新的生物演化知識。」
－－芭芭拉．艾倫芮琪（Barbara Ehrenreich），《鎳幣與銀幣》（Nickel and Dimed: On (Not) Getting By in America）作者 ---此書名之翻譯真是HAHAHA





如果沒有 "M型社會"這說法

底下寫手就無法表達

芭芭拉．艾倫瑞契　Barbara Ehrenreich

　　1941年生，洛克菲勒大學細胞生 物學博士，曾任《時代雜誌》專欄作家，作品也常出現在《哈潑》、《國家》、《新共和》等重要刊物，是相當活躍的女性主義者與民主社會主義者。她出身於礦工 家庭，前夫是卡車司機，也因此她特別關注美國社會底層（M型另一邊）的生活。《我在底層的生活》出版後，她被診斷罹患乳癌，在治療過程中她以此個人經驗探 討美國的醫藥產業問題。她至今已出版近二十著作，包括紐約時報暢銷榜作品《M型社會白領的新試煉》（Bait and Switch: The (Futile) Pursuit of the American Dream, 2005），最新著作為《無止境地提倡正向思考如何毀了美國》（Bright-sided: How the Relentless Promotion of Positive Thinking Has Undermined America, 2009）。

Biography

Ehrenreich was born Barbara Alexander to Isabelle Oxley and Ben Alexander. Her father was a copper miner who went on to study at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and who eventually became an executive at the Gillette Corporation. Ehrenreich studied physics at Reed College, graduating in 1963. Her senior thesis was entitled Electrochemical oscillations of the silicon anode. In 1968, she received a Ph.D in cellular biology from Rockefeller University.

Citing her interest in social change,^[2] she opted for political activism instead of pursuing a scientific career. She met her first husband, John Ehrenreich, during an anti-war activism campaign in New York City.

In 1970, her first child, Rosa (now Rosa Brooks), was born. Her second child, Benjamin, was born in 1972. Barbara and John divorced and in 1983 she married Gary Stevenson, a warehouse employee who later became a union organizer. She divorced Stevenson in the early 1990s.

From 1991 to 1997, Ehrenreich was a regular columnist for Time magazine. Currently, she contributes regularly to The Progressive and has also writte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Mother Jones, The Atlantic Monthly, Ms, The New Republic, Z Magazine, In These Times, Salon.com, and other publications.

In 1998, the American Humanist Association named her the Humanist of the Year.

In 1998 and 2000, she taught essay writing at the Graduate School of Journalism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In 2004, Ehrenreich wrote a month-long guest colum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while regular columnist Thomas Friedman was on leave and she was invited to stay on as a columnist. She declined, saying that she preferred to spend her time more on long-term activities, such as book-writing.

Ehrenreich was diagnosed with breast cancer shortly after the release of her book, Nickel and Dimed: On (Not) Getting By in America. In her article "Welcome to Cancerland," published in the November 2001 issue of Harper's Magazine, she describes her breast cancer experience and debates the medical industry's problems with the issue of breast cancer.

In 2006, Ehrenreich founded United Professionals, an organization described as "a nonprofit, non-partisan membership organization for white-collar workers, regardless of profession or employment status. We reach out to all unemployed, underemployed, and anxiously employed workers — people who bought the American dream that education and credentials could lead to a secure middle class life, but now find their lives disrupted by forces beyond their control."^[3]

Ehrenreich is currently an honorary co-chair of the 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 She also serves on the NORML Board of Directors and The Nation's Editorial Board.

In 2000 Ehrenreich endorsed the Presidential campaign of Ralph Nader.^[4] In February 2008, Ehrenreich expressed support for Senator Barack Obama in the 2008 U.S. presidential campaign.^[5]

[edit] Books

Ehrenreich at a New York Times discussion

[edit] Non-fiction

• The Uptake, Storage, and Intracellular Hydrolysis of Carbohydrates by Macrophages (with Zanvil A. Cohn) (1969)
• Long March, Short Spring: The Student Uprising at Home and Abroad (with John Ehrenreich) (1969)
• The American Health Empire: Power, Profits, and Politics (with John Ehrenreich and Health PAC) (1971)
• Witches, Midwives, and Nurses: A History of Women Healers (with Deirdre English) (1972)
• Complaints and Disorders: The Sexual Politics of Sickness (with Deirdre English) (1973)
• For Her Own Good: Two Centuries of the Experts' Advice to Women (with Deirdre English) (1978)
• Women in the Global Factory (1983)
• Re-Making Love: The Feminization of Sex (with Elizabeth Hess and Gloria Jacobs) (1986)
• The Hearts of Men: American Dreams and the Flight from Commitment (1983)
• The Mean Season (with Fred L. Block, Richard A. Cloward, and Frances Fox Piven) (1987)
• Fear of Falling: The Inner Life of the Middle Class (1989)
• The Worst Years of Our Lives: Irreverent Notes from a Decade of Greed (1990)
• Blood Rites: Origins and History of the Passions of War (1997)
• The Snarling Citizen: Essays (1995)
• Nickel and Dimed: On (Not) Getting By In America (2001)
• Global Woman: Nannies, Maids, and Sex Workers in the New Economy (ed., with Arlie Hochschild) (2003)
• Bait and Switch: The (Futile) Pursuit of the American Dream (2005)
• Dancing in the Streets: A History of Collective Joy (2007)
• This Land is Their Land: Reports From a Divided Nation (2008)
• Bright-sided: How the Relentless Promotion of Positive Thinking Has Undermined America (2009). In the United Kingdom this book is called Smile Or Die: How Positive Thinking Fooled America and the World 9 January 2010 Guardian/UK

楊索的書介

工作貧困族（Working Poor）已經是普世議題。將近400萬名的女性（1998年資料），因社福制度修改，被迫進入勞動市場，她們如何靠時薪6至7美元生存？
美國專欄作家芭芭拉‧艾倫瑞克（Barbara Ehrenreich）是知名的女性主義者，為了探究缺乏專業能力的人，如何靠薄薪過活？這位生物學博士化身二度就業婦女，前往佛羅里達州、緬因州、明尼 蘇達州的城鎮擔任女侍、旅館房務員、女清潔工、看護，沃爾瑪賣場銷售員。　　
在回到真正的社會位置時，芭芭拉自問：「那個曾經通往底層生活的兔子洞竟如此突然而完全地在我身後緊閉，這點令我相當不安。你曾經在哪裡？做了什麼？」這項質問，多少意味上層中產階級的罪疚感。　　
在那個已關閉的世界，57歲的芭芭拉趴在地上抹地板、滿頭大汗應付點餐客人、不斷折疊賣場衣服。她經常吃速食（有時是沒有時間吃飯）， 她住在沒有紗窗、廚房，只有一張床的汽車旅館房間，夜裡不敢闔眼入眠。一份工作不足以租屋，必須兼差才能打平。
閱讀此書，我彷彿隨作者上路，但，在途中卻遇到我自己。15歲的我，也曾經提著一只塑膠行李箱，在台北縣、市尋找工作去處，我去做過幫傭、女工、餐廳服務生、銷售員。可是，和芭芭拉不同的是，她是臥底調查，實驗結束，能迅速安穩地離開。
而我/我們，至少是人生早期的我，在開始每一個工作時，內心戰戰兢兢，既要學一種新技術或是新工具（在竹圍的凱普電子工廠做焊接工）。做銷售員，要有說服 力，才會有業績。如果丟掉一個工作，就須重頭再找，重新適應新環境、人際關係所產生的緊張不安，前路則一片茫然。　 　
芭芭拉去應徵新職時，必須做藥物檢測、人格測驗，工作時，上級有權力檢查她的皮包，她為隱私遭到侵犯而震驚。這點也讓我想起，到雇主家，第一步就是交出身份證，給他們「保管」。今日的外勞則繳出護照。當你進入雇主的領域，就得把自由和身份放在門口。
她最感憤怒的是，低薪工作嚴重剝奪一個人的基本公民權和自尊。她猜想，加諸於低薪勞工身上的羞辱（藥物檢測、不斷受監視、斥責）是使勞工覺得自己只配領那 麼點工資的手段。芭芭拉證明，福利改革說詞「有工作（任何一份工作），就能使你向更好的生活前進」是一項錯誤。因為她的同事一年的全職薪水只達貧窮線標 準。
　　窮人和窮人常存有互助的關係，彼此分享食物、分擔家務、煩惱等。他們之間形成巨大的生活網絡，交換各種訊息。關於底層生活的人際關係， 作者雖然提到工作場所的人際「楣角」，紀錄一、兩件流露真情的同事情誼，但工作以外的互動，在此幾乎是空白。這是因為作者被過量工作擊垮，沒有社交時間？ 還是作者避免和這個「建構」的世界，產生真實的友誼？其中有無隱含階級意識？
本書探討貧窮議題，作者的批判力道強，然而敘事細膩、幽默，閱讀時並不覺沉重。對讀者而言，這本書最大的意義在於，透過作者的實踐，去重新觀照我們周圍的 窮人，就如芭芭拉的自省：「我們偏向對貧窮和窮人議題採取某種幾近『共謀的沉默』的態度。」這句話意謂貧窮從來不僅是社會議題，而是和權力有關的政治問 題。當我們行使公民權利時，對於不公義的社會，是否也懷有改善的責任？"

我在底層的生活：當專欄作家化身為女服務生Nickel and Dimed:On (Not) Getting By in America

• 作者：芭芭拉．艾倫瑞克
• 原文作者：Barbara Ehrenreich
• 譯者：林家瑄
• 出版社：左岸文化
• 出版日期：2010年10月01日

序章：準備開工

這本書最初發想的地點，是在一個頗為奢華的場景。一天，《哈潑》雜誌的編輯路易斯‧拉方帶我到一家法式鄉村風餐廳，討論我未來可以替他們寫些什麼 文章。那裡光一頓午餐就要價三十美金，印象中我吃了鮭魚和田園沙拉。當我們的對話轉到貧窮問題上時，我對這個比較熟悉的議題發表了一些意見，認為我們可以 做一些跟大眾文化有關的題材。譬如說，那些缺乏專業能力的人，到底是怎麼靠微薄的薪水來生活？尤其是幾近四百萬名的女性，她們因為福利制度修改而被迫進入 勞動市場，又該如何靠著一小時六或七美金的薪資生存下去？接著，我就說了一句後來有很多機會感到後悔的話：「實在應該有人去做一些老式的新聞調查工作，你 知道，就是自己實際到那些地方親身體驗看看。」我指的是某些比我年輕的人，某些求知若渴、有時間做這些工作的新進記者。但這時拉方臉上露出有點瘋狂、要笑 不笑的表情，我知道這是他下定決心時的樣子。過了長長的幾秒後，他吐出三個字：「妳來做。」

上一次有人勸誘我捨棄正常生活去從事工時長而低薪的勞動工作，已經是七○年代的事了。當時有數十名（也許數百名）六○年代的基進份子開始進入工 廠，想讓自己「無產階級化」，並在過程中組織起工人階級。但那可不是我。我同情那些父母，他們付錢讓這些想成為藍領階級的孩子上大學，也同情這些基進份子 試圖加以「提升」的對象。在我自己的家庭裡，低薪生活離我從來就不遙遠。在許多時候，它其實讓我很珍惜自己現在的寫作生活，即便收入不高。我姊姊做過一份 又一份低薪工作，包括電話公司客服人員、工廠工人和接待員。她必須一面工作，一面不斷跟她所謂的「薪水奴隸的絕望感」對抗。我和後來結褵十七年的先生墜入 情網時，他還是一名時薪四點五美金的倉庫工人。當他最後終於逃離那裡，成為卡車司機工會的組織者之一時，他才大大鬆了一口氣。我父親是一名銅礦工人，祖父 和叔叔不是在礦場就是在聯合太平洋公司工作。所以對我來說，整天坐在書桌前不只是一項特權，更是一項責任，我想替在我生命中佔有一席之地的人們發聲，即便 有些已不在人世。他們有許多話想說，但願意聽的人卻少之又少。

除了我自己的疑慮不安之外，有些家族成員還於事無補地不斷以各種方式提醒我，其實我可以在不影響自己研究工作的情況下進行這項計畫。例如我可以改 用新進人員的標準來發給自己薪水，收自己房租錢和一些生活費用如瓦斯等，然後在一個月後把這些數字加總起來就得了。若以我們鎮上一般平均六至七美金時薪的 薪水，租一間月租大約四百美金的房子住，最後加總出來的薪水和支出也許可以勉強平衡。但若我們談的是一名被摒除在福利制度外的單親媽媽，她是否可以在失去 政府協助，如食物卷、醫療補助、住屋和兒童照護津貼等的情況下生存，那麼答案不用我出門到外頭去體會就已經知道了。全美遊民聯盟在一九九八年（也就是這項 計畫進行的那年）指出，取全美境內的平均數來計算，一個人需要賺到八點八九美金的時薪，才能租得起一間附一個臥房的公寓。另外，公共政策前行中心則估計， 在符合福利政策補助資格的人之中，每九十七人只有一人能取得這種工作，賺得「讓人活得下去的薪資」。我幹嘛還費事去證實這些令人難過的事實呢？等到我再也 無法逃避這項逐漸逼近的工作時，我開始感覺自己有點像以前認識的一名老人，他會用計算機算好帳本上的收支結果，然後再回頭用筆把每一筆帳目的數字算一遍， 只為了確認先前的結果沒錯。

到頭來，克服我內心猶豫的唯一方法就是把自己當成一名科學家，而事實上，我受的教育也正是如此。我擁有生物學博士學位，而且並不是靠著坐在書桌前搬弄一些 數字得來的。在這個領域裡，你是可以天馬行空地思考，但到最後，你還是必須實地下去做，投身到每天發生在自然界的混沌不明中。在自然界裡，連最平凡的小地 方都會冒出驚喜。也許，等我真正著手進行這項計畫，就會在低薪勞工的世界裡發現某些隱藏的經濟原則。畢竟，如果像以華盛頓為總部的經濟政策研究所在一九九 八年所指出的一樣，有百分之三十的勞動人口都靠著八美元或更少的時薪掙扎度日，那麼他們大概找到某些我還不曉得的祕訣，使他們能夠存活下來。或許，我甚至 還能像修改福利政策的那些傢伙們信誓旦旦講的一樣，在自己身上發掘到所謂「走出家庭所帶來的振奮心理效應」。又或者在另一方面，會有出乎意料的代價等著我 去付（身體上、財務上和情感上的），推翻這一切事先的算計。無論如何，得到答案的唯一方式，就是不要怕弄髒手，走出去實際做。

秉持著科學精神，我首先決定出一些原則和參數。很顯然地，第一項原則就是在找工作的時候，任何單靠我受的教育或平時工作經驗就會的工作都不能選 （但這麼說的意思可不是徵求專欄作家的廣告就有一大堆）。第二項原則是，我必須在所有能做的工作中找到薪水最高的，並確實保住它。意思就是，我不能擺出馬 克思主義者的架勢大罵雇主一番，或溜班躲在女生廁所裡讀書。第三項原則是，我必須在安全性和隱私性尚可的前提下，盡可能找到最低等級的住宿環境。雖然我對 這方面的概念有些模糊，而且後來也證明，我的標準隨著時間過去也越降越低。

我努力堅持這些原則，但隨著計畫實際進行，我會在某些時刻稍微做調整，或甚至把它們丟在一邊。例如在一九九八年春末，當我剛開始在佛羅里達州的西 嶼（Key West）進行這項計畫時，我曾跟面試者說，我能用正確的法文或德文跟歐洲客人講「您好」，想藉此得到女接待員的工作，但這是我唯一一次洩露自己真正的教 育背景。二○○○年初夏，在這項計畫的最後一站明尼亞波里斯，我又違背另一條原則，因為我沒去做當時薪水最高的那份工作。我做這個決定的原因是否有理，留 待各位讀者來判斷。而計畫進行到最後，我更是再也忍受不住怒氣，放膽痛斥雇主一頓（雖然是私下地，也從來沒被管理階層聽到）。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我怎麼向可能的雇主推銷自己，特別是該怎麼解釋我為何這麼缺乏相關工作經驗。誠實是最好的策略，講實話但保留一些細節 不談，似乎是最容易的方式。於是我跟面試者說自己是一名離婚婦女，在當了許多年家庭主婦之後決定重回職場。這些話確實並非謊言。有時候（雖然不是每次）我 會摻進一點清潔婦的工作經驗。我住在西嶼的時候，經常會在晚餐後幫我室友做一點清理工作，所以我就請室友幫我寫介紹信，做為面試時的履歷文件。此外，一般 應徵表格也會要求填寫教育程度，在這點上，我想博士學位不會有任何加分的效果，甚至反而可能讓雇主懷疑我有酗酒或更糟的問題才淪落至此。因此我把自己的教 育程度定為只念了三年大學，但列出我真正讀過的母校名稱。結果，沒人對我的背景有疑問，而在幾十個雇主中，只有一個費事去確認我的介紹信。有一次，一個特 別愛聊天的面試者問到我的嗜好，我回答：「寫作。」而她似乎完全不覺得這有什麼奇怪，即便她面試我的工作就算目不識丁也能做得非常好。

最後，為求安心，我設下一些底線，以免我遇到的考驗超乎我的承受能力。第一，我一定要有車子。在西嶼我是開自己的車，在其他城市則利用租車服務， 我用信用卡而不是工作收入付這筆費用。沒錯，我是可以多走些路，或把可能的工作機會限制在大眾交通工具能抵達的地點。但我只是覺得，一個老是在寫等巴士的 故事，對讀者來說大概沒什麼吸引力。第二，我摒除流浪街頭這項選擇，因為這個計畫的主要用意在於：看我能否在幾個城市找到工作，並在當下賺得足以支付下個 月房租的薪水。若我付完某一週的房租之後就完全沒錢了，我會當場把這個計畫喊停，不會去住遊民庇護所或睡在車上。此外，我也無意讓自己餓肚子。我在這項 「實驗」開始的前夕就向自己保證，若事情真的發展到我錢包空空，連吃下一餐飯都成問題，我會去挖出我的提款卡然後偷偷大吃一頓。

所以，這本書並不是關於什麼出生入死的「臥底」冒險經驗。我做的事幾乎任何人都做得來：找到工作，把這些工作做好，努力量入為出，使收支平衡。事實上，這正是幾百萬名美國人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只是他們既沒有號角吹奏陪伴出征，也沒有像我一樣怕得發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