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blications
-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1959)
-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1962)
- The Cradle of the East: An Inquiry into the Indigenous Origins of Techniques and Ideas of Neolithic and Early Historic China, 5000-1000 B.C. (1975)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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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炳棣 院士追思會------------------------------ 時間：2012年6月29日(星期五)下午2:00 地點：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第二會議室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128號) TEL：(02)2782-1693 | |||||||
何炳棣先生晚年對中國古思想史/家都有些一家之言: 譬如說
中國現存最古的私家著述：《孫子兵法》
他回台北都有演講 有次先到北京去順便先透露些許
"他最欣賞墨家......最講道德 最講科學最擅長治國用兵之術 邏輯思想最嚴密 ..."
----參考 何枝可依(李零) 頁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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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認識許文雄老師 才知道何炳棣先生是他的指導教授
我原以為《讀史閱世六十年》是近作 許先生說寫了很久
還有其他一些閒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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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史閱世六十年》中何炳棣談胡適 : "他對胡適的景仰 不在史學造詣 而在他所處二十世紀中國的獨特歷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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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8/14:
從《讀史閱世六十年》的1995 William H. McNeill 談起
《讀史閱世六十年》這本精彩之處在於他以芝加哥大學為中心所認識
另外一例為 作者對於其益友William McNeill *之敘述很多（聘他、為他『東方（文明）「之」搖籃』寫序，
---*William H. McNeill (born 1917, Vancouver, British Columbia) is a Canadian historian . He is currently Professor Emeritus of History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McNeill's most popular work is The Rise of the West. The book explored human history in terms of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old world civilisations on one another, and especially the dramatic effect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on others in the past 500 years. It had a major impact on historical theory, especially in distinction to Oswald Spenglers view of distinct, independent civilisations. McNeill is the son of theologian James T. McNeill and the father of historian, J.R. McNeill . His most recent book, with his son, is The Human Web.
Bibliography作者：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
- (2003). The Human Web: A Bird's-Eye View of World History. W. W. Norton & Co Inc. ISBN 0393925684
- (1998). A World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th edition. ISBN 019511616X
- (1976) "Plagues and Peoples." Bantam Doubleday Dell Publishing Group, Inc., New York, NY, ISBN 0-385-12122-9. 本書台灣版：『瘟疫與人：：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 譯者：楊玉齡、審訂：陳建仁 .， 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臺北）1998 年版。【 作家小傳： 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 ). 當代史學泰斗，芝加哥大學歷史學榮譽教授。 1917年出生於加拿大溫哥華， 1947年獲美國康乃爾大學博士學位之後，
任教於芝加哥大學歷史學系 40 年，1987 年退休。麥克尼爾教授史學著作豐富，超過三十冊，包括《世界史》 （A World ... 】 - (1963). 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Chicago. ---這本名著許久前學生書局有翻譯版本
- 另外有諸如大陸『西洋文明史 』（ William H. Mcneill, 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William H.McNeill,The Pursuit of Power ，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 中譯本：麥尼爾：《競逐富強》，學林出版社1996 版。
**The Erasmus Prize is an annual prize awarded by the Praemium Erasmianum Foundation, a Dutch non-profit organization, to individuals or institutions that have made notable contributions to European culture, society, or social science. The Praemium Erasmianum Foundation was founded on 23 June 1958 by Prince Bernhard. The amount of the prize is €150,000.
台灣出版 -高教、《讀史閱世六十年》的一英文單字
2005/8/11 早上與一對師生談：他們的新作「政治秩序與宗教秩序」，
傍晚碰到對面「台灣高教」的老闆，他直呼日子太快，搬來已四年。
讀何炳棣著《讀史閱世六十年》 —它有三版本：( 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 2004年2 月版；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04 年4月；我採用的是桂林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版於 2005年7 月初版。
何炳棣先生奇人也，我約 5年前在台大聽他一場( 80歲而元氣淋漓的) 演講（英文可以是 a short punchy speech ），真大開耳界。幸虧他的幾本著作已有中文本，
去年台北允晨出版它，無索引，讓我大失所望（書中牽涉太多人事，
今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版的，印刷等品質很差，
我對這本書的極小疵看法：似乎大部分將「洛克菲勒基金」稱為「
不過，說明、檢討（近一甲子英文能力）、收入『
我們舉一例來談英文變遷的複雜。作者說：「楊和我兩人的拳擊力（ one-two punch ），絕不亞於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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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炳棣先生的话，“只有真正具有安全感的人才敢于讲出自己的不足，才有胸襟容纳、欣赏成就业已或行将 超过自己的人”
何炳棣先生。他四年前也出版 過回憶錄《讀史閱世六十年》，寫的也是整整一個「還曆」。在芝大那段日子，錢、何兩家時相過從。在我心目中，兩位先生無論家庭、健康、學術、事業、際遇各 方面，都很成功、美滿、幸福。
華府看天下－憶史學大師何炳棣
2012-06-15 01:23
中國時報
【傅建中】
本月七日史學大師何炳棣（見圖，王英豪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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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七日史學大師何炳棣在睡夢中溘然長逝，享年九十五歲。本來下個月老先生要去台北出席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的，不幸跌了一跤就此不起，誠史學界之巨大損失也。
十二年前（二○○○年）美國民主黨在洛杉磯召開大會，我前往採訪，會後在友人江才健的引薦與陪同下，驅車前往加州德爾灣市（Irvine）拜訪已經退休的何炳棣先生，有幸和他長談四小時，請教諸多歷史問題，先生有問必答，快人快語，獲益良多，迄今難忘。
譬如說，談起孫中山與宋慶齡的結合，先生是頗不以為然的，據何說，孫和宋父耀如是朋友，每逢孫到宋府拜訪，如慶齡在座，孫的眼睛老是盯在慶齡的屁股上，那時孫是一接近半百之人，慶齡正當妙齡，這樣的眼神，代表的是什麼，不言而喻。
一九四五年何炳棣是與楊振寧同船來美留學的，兩人多年維持一定程度的友誼，問起楊振寧和李政道交惡，究竟誰是誰非，何不做正面評論，只說李喜蒐集中國畫，品味甚高，而對楊不置一詞，可以看出李楊二人在何心目中的不同地位。
當天何先生在一中國飯店請吃午飯，已是八十餘高齡的他，不免叫人想起「廉頗老矣，尚能飯否？」那句名言，沒想到老先生除了菜餚之外，足足吃了兩大碗飯，可見其健康逾 恆，講起話來，更是聲若洪鐘，由於談興甚好，我不揣冒昧，問起他上世紀七十年代訪問大陸後，對新疆石油儲量高得離譜的估計，老先生坦承是受了老同學中共某 高幹的誤導，我緊接著追問，此人莫非是姚依林（副總理，一二九學運領袖，現任中共副總理王岐山的岳父）？何有點驚訝，問我如何知道，不過承認確是姚依林， 老先生本來要為賢者諱的，豈知被我打破砂鍋，洩了底。
何老性情剛烈，屬於Don’t suffer fools easily （不易容忍蠢人）的那一類，因此結怨樹敵甚多，尤其是同行，文人相輕，在他老人家身上表現得最為淋漓盡致。他原在加拿大的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任教，頗有懷才 不遇的感慨，後應美國漢學家顧理雅 （Herrlee Glessner Creel, 1905-1994）之請，受聘於芝加哥大學，按說顧理雅是提攜何的恩人，沒想到後來二人反目成仇，顧退休後，何立即把顧從芝大掃地出門，將其書籍如同垃 圾般棄於走廊，我的朋友艾爾曼教授（Prof. Ben Elman，繼余英時在普林斯頓教中國思想史）覺得何有失中國人的敦厚。
說到文人相輕，何對歷史同行也是院士的許倬雲極為看不起，揚言若是他早在芝加哥大學任教，許一定畢不了業，無他，只因許是顧理雅的學生。蜚聲國際的考古學家張光直也被何罵成漢奸（大概因其父張我軍的關係），至於英國人布萊克豪斯爵士（Sir Edmund Blackhouse, 1873-1944）寫的自傳式回憶錄，誇稱他和慈禧太后有染，更是被何大師斥為文化流氓。
學界公認何炳棣著的「明清人口論」（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及「明清社會流動史論」（The Social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兩書，是前無古人的開山之作，必可傳世。一向以最高標準要求學術著作的余英時教授，亦肯定何炳棣的學術成就，尤其是「明清人口論」一 書，但對「明清社會流動史論」則有所保留。
這裡有一段趣事，二○○六年底余英時獲得有諾貝爾人文獎之稱的「克魯吉獎」（Kluge Prize），何炳棣曾打電話向余先生道賀，兩人談了四十餘分鐘，但從頭到尾何先生無一語及於祝賀，反倒是抱怨他應得這個獎卻未得，此老不服輸之心理，於此可見。
何炳棣是唯一擔任過美國亞洲學會會長的華裔學者，自他以後尚無來者，就此而言，他已是不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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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灣報導定居爾灣市龜岩 (Turtle Rock)社區多年的歷史學家、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何炳棣去世，享年95歲，他的大兒子何可約 (Sidney Ho)表示，台北中央研究院將於29日舉辦追悼式，隨後他將照父親遺願，將其骨灰帶回老家浙江金華安葬。
何可約表示，他的父親於美西時間6月7日上午7時11分在睡眠中辭世，去世前，兩個兒子及醫生友人陪侍在醫院病房一整夜。
在 美國出生的何可約說，他的父親是典型的中國爸爸，對兒子期望高、要求嚴格、關愛深切。他父親高壽，與他同期好友多已往生，因此生前交代不必在美國辦公開活 動，台灣方面由中研院主辦追悼會，大陸方面由他父親好友楊振寧負責各項事宜，日後將安排在金華的何氏紀念館舉行追思活動，他父親收藏的骨董書畫及研究文獻 也將陳列在何氏紀念館中。
何可約表示，他的父親在去世前完成最後一部著作「不可反駁的證明：老子、孔子與孟子」。原本預訂於今年7月初在中研院院士會議中發表，因體力不佳而於4月取消台北行，但該著作仍會交由中研院出版。
何 炳棣於1987年自芝加哥大學教職退休後，即應聘為爾灣加大教授，定居爾灣龜岩社區。與他比鄰而居的書畫家鍾維娜說，何教授喜愛收集骨董書畫，為陳列收藏 品，將客廳與客房打通，布置得有如博物館。老伴邵景洛四年前去世後，何教授與附近朋友互動減少，大家都知道他想把握時間作研究，所以也不方便去打擾。
晚 年深居簡出的何炳棣，在家中除繼續中國古代史的研究之外，也不時在住家附近散步健身，他的家人說，何炳棣是洛杉磯快艇(Clippers)籃球隊的球迷， 從未錯過重要比賽電視轉播。由於他年輕時愛打網球，晚年成為西班牙網球好手Rafael Nadal的忠實球迷，他特別推崇Nadal在球場上奮戰不懈的精神，經常半夜起來看歐洲現場直播的比賽，Nadal重要的網球賽錄影，何炳棣反覆看了不 下50回，對球賽過程轉折瞭若指掌，也不改學者本性，詳細分析選手的背景與臨場表現。
聖塔摩尼卡學院現代語文學系教授吳琦幸說，他跟隨何教授問學近20年，印象中何教授是位鐵骨錚錚的學者，直言不諱的個性在漢學界相當有名，但他指導學生十分認真，提攜後進不遺餘力。 世界新聞網-北美華文新聞、華商資訊 - 中研院士何炳棣辭世 享年9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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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中央研究院”昨天發布信息，歷史學界泰斗、人文組院士何炳棣在美國西部時間2012年6月7日，病逝於加州，享年95歲。
消息傳來，很多曾受益於何炳棣學術的學者和讀者紛紛在微博上留言表達哀思。作家岳南說：“此人算是美籍華人中比較拿得出手的一個。”一位署名鄒永華的旅美 華人如此描述對何炳棣其人其書的印象：“何先生《讀史閱世六十年》適合打算走中規中矩道路的學生閱讀。……簡單講，他（何炳棣）從小設計的道路是考清華為 出國；博士攻讀西洋史為的是畢業后研究中國史。很少見到人生規劃那么長遠并且堅持的人。”包括《文化縱橫》主編高超群、《南方都市報》閱讀版編輯戴新偉等 大陸學者、媒體人，紛紛對何炳棣的去世感到惋惜。何炳棣是繼黃仁宇、唐德剛后，又一去世的著名美籍華裔歷史學家。
何炳棣，浙江金華人，1917年生於天津，1934年就讀於清華大學歷史系，從蔣廷黻、雷海宗、陳寅恪及馮友蘭等20世紀初最具影響力的名教授學習。何炳 棣在晚年回憶錄《讀史閱世六十年》中，費了相當大的篇幅記述1930年代的清華大學，他在垂老之年這樣深情地追憶：“如果我今生曾進過‘天堂’，那‘天 堂’只可能是1934-1937年間的清華園。天堂不但必須具有優美的自然環境和充裕的物質資源，而且還須能供給一個精神環境，使寄居者能持續地提升他的 自律意志和對前程的信心。幾度政治風暴也不能抹殺這個事實：我最好的年華是在清華這人間‘伊甸園’里度過的。”
何炳棣曾在一次接受《新京報》越洋電話專訪中，陳述清華學派或者說清華精神對他的影響：20世紀30年代的清華歷史系是在蔣廷黻先生 （1895-1965；1923年哥倫比亞大學博士，中國近代外交史權威，1935年冬就任國民政府行政院政務處長，后任外交要職）主持下發展的。蔣師認 為治史需兼重社會科學，在歷史領域內，主張先讀西洋史，攫取西方史學方法和觀點的長處，然后再分析綜合國史上的大課題。治中國史應該考據與綜合并重。當時 考據方面有1920年代清華國學研究院碩果僅存的陳寅恪。綜合方面，蔣師請到清華學堂出身、任職武漢大學的雷海宗先生（1902-1962，1927年芝 加哥大學博士）主授宏觀中國通史。雷師西洋上、中、近古及宗教史、歷史哲學的根基深厚，對當時風靡全球的施本格勒的文化型態史觀加以必要的修正之后，應用 於國史的分期與詮釋，更能啟沃求知若渴的青年學子。正是清華大學優良的教育，為何炳棣日后成為一個世界性的華裔歷史學家奠定了基礎。
1938年何炳棣大學畢業后前往大后方云南，任西南聯合大學歷史系助教及教員。1944年考取第6屆庚款留美公費，并於次年赴美，入哥倫比亞大學，專攻英 國史及西歐史。何炳棣獲得博士學位前，已於1948年前往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任教，1963年轉往美國芝加哥大學，1965年更榮任同校湯普遜 (James Westfall Thompson)歷史講座教授，1987年退休。何炳棣1966年獲選為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1979年獲選為美國藝文及科學院院士。
20世紀50、60年代，何炳棣致力於明、清兩朝帝制中國的人口問題、社會結構及流動，并旁及會館制度的研究，所作《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1959）及《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1962)兩書，已為國際學術界奉為經典著作。前者另辟蹊徑，重建中國人口的歷史真貌；后者全面探索明、清五百多年間中國社會組成 及階層流動的歷史。其研究方法為社會流動的歷史研究建立最重要典范。上世紀60、70年代以后，何炳棣的興趣轉移到中國古代史，其中國文化的起源之兩本力 作《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1969)及《Cradle of the East: An Enquiry into the Indigenous Origins of Techniques and Ideas of Neolithic and Early Historic China 5000-1000 B.C.》(1975)均詳論中國文化的特征，為中國文明的起源提出全新的看法。“中研院”認為，何炳棣的治學眼光非比尋常，對中國歷史文化關注廣闊，氣 象浩瀚；解釋屢創新意，撼動學界。他對學術研究熱忱，數十年如一日，臨終前，仍於病榻中校閱其有關老子研究論文。
何炳棣生前在一次接受記者采訪時談及其人生觀是如何被塑造的：“身教言教對我一生影響最深的莫過外祖母張太太。”外祖母在他幼年時所說的一句話，他終生銘 記在心。小時候，每次吃飯時，外祖母就會對他說：“菜肉能吃盡管吃，但總要把一塊紅燒肉留到碗底最後一口吃，這樣老來才不會吃苦。”何炳棣認為，祖母這句 話讓他終生受益。直到晚年，想到祖母的教訓，他仍不由得大為感慨，說：“請問：有哪位國學大師能更好地使一個五六歲的兒童腦海里，滲進華夏文化最基本的深 層敬始慎終的憂患意識呢？！”祖母這句話，使何炳棣一生都不敢有絲毫的懈怠，不論何時，不論做何事，他都要做到敬始慎終，一絲不茍。當然，要做到這一點， 必須有堅強的意志。所以，幼年起，何炳棣就有意識地給自己加壓，磨煉意志。
何炳棣的《讀史閱世六十年》2005年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印行后風行一時，成為很多史學青年乃至知識青年的必讀書之一.其中涉及的1930年代清華大學 歷史系的學術氛圍和史學訓練方法，隔著遙遠的時空再度激蕩著年青一代史學工作者的精神世界.而何炳棣在書中呈現出來的民國大學的風貌，尤其是其中學生運動 的來龍去脈，更是讓民國范兒更加細致入微地根植到時人的心靈.或許更為重要的是，這本書彰顯出來的一個學術青年如何一步一步按照人生規劃，依靠堅忍不拔的 意志力實現學術理想的奮斗故事。
上海交通大學學者單世聯曾經在發表於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上的書評中如此闡述其對《讀史閱世六十年》的理解：“何先生的回憶錄大量敘述其家世背景、 校園生活、社會交往、學術形勢、學術論爭等大半個世紀以來的中、美社會文化方面的材料。對何先生個人來說，朝花夕拾，親切而溫暖；對於讀者來說，這既是一 個學者的知性探索史和研撰發展史，對研究現代中國文教史、海外中國研究史的具有重要價值。”
從《讀史閱世六十年》可見，何炳棣幼承庭訓，整個家庭生活都給他以良好的影響。少年時代其父就激勵他的上進心：“狗洞里做天王算得了什么有本事到外面的大 的世界做天王，先叫人家看看你是老幾。”“這種年頭，如不能出洋留學，就一輩子受氣。”何先生是幸運的，他的家庭供得起他上最好的小學、中學和大學，他受 到了當時條件下最好的教育。獲得博士學位后，他抱定兩個愿望：“首先是通過廣泛的閱讀與師友們的討論，盡力了解國際上哪幾位近現代史家代表研究的世界最高 水平。緊接著博士后全部投入國史研究時必要跳出的‘漢學’圈子，以西方史最高水平為尺度，并以自己國史研究的部分心得盡快地嘗試著打進西方歷史及社會科學 方面第一流刊物--這才是國史研撰較高較難的試金石。”
讀史閱世六十年，始終縈繞於何何炳棣心頭腦際的是“第一流”、“最高水平”、“大課題”、“第一等重要問題”這些概念。1950年代末，每夜從國會圖書館 讀書出來，他總會從心里發出獅吼：“看誰的著作真配藏之名山。”正如單世聯指出的那樣，優秀的學者不少，用功的學者很多，但始終如一地以最高的標準要求自 已并確實如其所愿地成就自己的極少。何先生經歷過於考試的挫敗、博士論文計劃受創、論文出版受挫等等，他長期任教的加拿大哥倫比亞大學、芝加哥大學歷史系 等也各有正常和不正常的競爭，支持他朝夕匪懈、走出困境的內在動力，主要就是其做第一流學問、成第一流學者的理想。
何炳棣特別善於從日常生活的師友交往中學習別人的長處，完善自己的人格。1950年代，何炳棣曾在胡適的寓所做客六天，六天的朝夕相處，何炳棣獲益良多。 一天早上，有位來客遞名片求見，胡適看名片時流露出對此人的不滿，但略一思索，他還是決定見客。當客人進客廳時，胡適朗聲說道：“這好幾個月都沒聽到你的 動靜，你是不是又在搞什么新把戲？”說完，兩人同時笑起來。
這件事對何炳棣很有觸動，他后來回憶說：“可以想見，這才是胡先生不可及之處：對人懷疑要留余步；盡量不給人看一張生氣的臉。”何炳棣和哈佛有過幾次不快 的交往，所以談到哈佛，他會不自覺地語中帶刺，一次，在和友人談到哈佛最近五年聘請的經濟學人才不及芝大和哥大，何炳棣說：“這是哈佛習慣上的自滿和學術 上的近親繁殖造成的。”旁邊的舒爾茨先生（后出任美國國務卿）插話道：“哈佛確有自大自滿的積習，也確有某段時間某一方面所聘請的人才不是一流的，但哈佛 的優點是，知錯必改，一旦事后醒悟，他們會不惜工本羅掘相關方面的杰出人才的。”何炳棣聽了這番話，大為震動，說：“如此深刻、客觀、平衡、睿智的話讓我 終身難忘。”由此，何炳棣懂得，有一顆包容的心才會有平和的態度，對他人的短處喋喋不休反而暴露了自身的狹隘和苛刻。
何炳棣先生與上海學術界、考古學界有著密切的互動。1997年，年屆八十的何炳棣曾經應邀到上海進行學術訪問，在滬期間他作了多次學術演講。10月15日 下午，他向華東師范大學人文學院的師生和海外中國學研究中心學者主講了題為《華夏人文主義的淵源、特征及意義》的學術演講。他引發仰韶文化等考古資料以及 中國古文獻，認為華夏人文主義起源於中原和華北的農村經濟。華夏人文主義的特征是祖先崇拜和宗法制度，以人文取代神文，關懷人文關懷現實，關懷生命延續而 又推己及彼，這是華夏人文主義中非常了不起的、高尚的美德。華夏人文主義的奠基人是周公和孔子。在未來的21世紀，弘揚華夏人文主義傳統將大有裨於世界性 難題的解決，也是現代化中國文明建設所不可忽視的。
何炳棣還先后參觀訪問了上海博物館、上海浦東開發區、上海馬橋鎮旗忠村。他稱贊上海博物館是一流水準的歷史博物館。他看到浦東的巨大變化，十分感慨。在旗 忠村豪華的文化館和民居前，當得知很多外國元首和領導人也前來參觀訪問時，這位年已八旬的歷史學家頗為激動。10月17日晚，何炳棣還游覽了上海外灘。在 滬期間，何炳棣還專程拜訪了馮契夫人、他在清華大學讀書時的同學趙芳瑛。他稱贊馮契對中國哲學發展的杰出貢獻，再三叮嚀老同學珍重身體。趙芳瑛向何炳棣贈 送了馮契的文集和一幀相片。
何炳棣更晚近的一次訪問中國大陸是在91歲高齡時，當時采訪的記者對何炳棣印象極其深刻。滿頭銀髮的何思維縝密，言語之間邏輯性極強。他的記憶十分清晰， 許多數字往往脫口而出，沒有絲毫遲疑，甚至記得自己每一篇作品的發表日期；而對一些深奧的學術命題，則往往只用一兩句話就可作出生動的說明。最令人驚訝的 是，這位學問廣深如海的老人，依然保持著他個性的桀傲和對學術研究的較真。說到激動處，他會雙手拍案，怒顏斥罵。而在談到一個學術問題時，他特別用純熟的 英語強調了“溫哥華”的翻譯并不準確，差異只在一個字母的發音。一個半小時的長聊，何炳棣未顯疲態。更衣赴宴前，特地問記者：“我看起來還行嗎？”得到肯 定的回答后，他高興地笑了。
在推崇胡適學術成就之際，何炳棣也一針見血地揭示胡適之“短”：“我是從來不記日記的，日子總是平凡的多，哪有那么多可記的？胡適很有心計，幾乎天天寫日記，出了厚厚八大本。也許他是以日記來”用計“，所以不一定完全可靠。”
何炳棣個性孤介，甚至有點狂狷之氣，卻也心直口快，喜歡在文章與訪問中臧否同時代人，這也從某種程度上彰顯了何炳棣是一個性情中人。他曾經對胡適為他題寫 的杜甫《羌村》三首前八句，十分稱贊。他說胡適很是用心寫，詞好書法好。這幅書法一直掛在何炳棣書房，原打算捐贈給台灣胡適紀念館保存，家鄉建何氏三杰陳 列館，就把它捐給家鄉了。對吳晗因寫《海瑞罷官》，“文革”屈死。何炳棣感慨萬千：這是太慘了！但何炳棣也不隱瞞他對吳晗學術上一些難以茍同之處。抗戰時 期，何炳棣和吳晗一起在昆明度過了西南聯大的艱辛歲月。何炳棣說，吳晗古文功底很深，尤其對《資治通鑒》，幾乎是精通。他的明史研究，得益於這些基礎。但 吳晗在昆明時不用功。那時他的一個親戚就和吳晗住在同一幢樓，吳晗常常打牌。何炳棣還認為對吳晗不要“捧”得太高，要適度。
何炳棣無疑是學貫中西名滿天下的大學者，但是正如何兆武在《上學記》里描述的那樣，這樣一個從小就立志成著名學者的人物，其目標性太強的學術生涯和日常生 活，卻也往往容易引起那些散淡人生的學人的某種不屑甚至不滿。不過不管對於何炳棣的個人人格如何評價，他的代表性作品《明處以降的人口及其相關問題》等卻 是學術界公認的權威著作。何炳棣經常引用美國海外中國學研究的權威和創始人、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費正清說過的一句話：“中國要有五六個何炳棣的話，西方就 沒有人敢對中國史胡說八道了。”何炳棣說這當然有點夸張了，但是他們西方第一流的記者、學者錯誤都很多，我要有“三分隨便”，早就可以打他們了。但是，在 中國歷史方面，能寫過我的人很少了。我學英語，沒有技巧，全部是用功學出來的。在清華大學時，天沒亮就到草地上去背。
有學者在評論何炳棣的其人其學時這樣概括道：“讀其書想其人，何先生的學問生涯是完美的、令人羨慕的，卻絕不是輕松悠閑的。出乎意料而又不難理解的是，何 先生多用軍事術語來描述其學術上的努力，如‘打進第一流期刊’、‘打進第一流學府’、‘打出’漢學‘藩籬’、‘打進社會科學園地’等等。中國史研究不能算 是海外‘熱門’學科，惟其如此，從事此一研究的多為優秀學者，加上資料豐富，學術自由，所以競爭激烈，欲達到國際最高水平確乎是一場戰斗。
從少年立志到青年發奮，從壯歲苦斗到暮年再戰，何先生敢於戰斗、善於戰斗、最終贏得了勝利。學者的戰斗是一個人的戰斗，輝煌的背后是寂寞、忍耐、甚至憤郁，何先生喜歡用的一個詞是‘孤軍作戰’--但他所收獲的，卻屬於全部炎黃子孫。中華復興賴學術，戰斗正未有窮期，何先生的回憶錄召喚著更多的人來繼續這 種‘一個人的戰斗’。”何炳棣先生雖然已經駕鶴西游，但他留下的作品和人格，卻必將激勵著一代代華夏學人繼續在中國歷史研究的道路上繼續奮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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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前（二○○○年）美國民主黨在洛杉磯召開大會，我前往採訪，會後在友人江才健的引薦與陪同下，驅車前往加州德爾灣市（Irvine）拜訪已經退休的何炳棣先生，有幸和他長談四小時，請教諸多歷史問題，先生有問必答，快人快語，獲益良多，迄今難忘。
譬如說，談起孫中山與宋慶齡的結合，先生是頗不以為然的，據何說，孫和宋父耀如是朋友，每逢孫到宋府拜訪，如慶齡在座，孫的眼睛老是盯在慶齡的屁股上，那時孫是一接近半百之人，慶齡正當妙齡，這樣的眼神，代表的是什麼，不言而喻。
一九四五年何炳棣是與楊振寧同船來美留學的，兩人多年維持一定程度的友誼，問起楊振寧和李政道交惡，究竟誰是誰非，何不做正面評論，只說李喜蒐集中國畫，品味甚高，而對楊不置一詞，可以看出李楊二人在何心目中的不同地位。
當天何先生在一中國飯店請吃午飯，已是八十餘高齡的他，不免叫人想起「廉頗老矣，尚能飯否？」那句名言，沒想到老先生除了菜餚之外，足足吃了兩大碗飯，可見其健康逾 恆，講起話來，更是聲若洪鐘，由於談興甚好，我不揣冒昧，問起他上世紀七十年代訪問大陸後，對新疆石油儲量高得離譜的估計，老先生坦承是受了老同學中共某 高幹的誤導，我緊接著追問，此人莫非是姚依林（副總理，一二九學運領袖，現任中共副總理王岐山的岳父）？何有點驚訝，問我如何知道，不過承認確是姚依林， 老先生本來要為賢者諱的，豈知被我打破砂鍋，洩了底。
何老性情剛烈，屬於Don’t suffer fools easily （不易容忍蠢人）的那一類，因此結怨樹敵甚多，尤其是同行，文人相輕，在他老人家身上表現得最為淋漓盡致。他原在加拿大的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任教，頗有懷才 不遇的感慨，後應美國漢學家顧理雅 （Herrlee Glessner Creel, 1905-1994）之請，受聘於芝加哥大學，按說顧理雅是提攜何的恩人，沒想到後來二人反目成仇，顧退休後，何立即把顧從芝大掃地出門，將其書籍如同垃 圾般棄於走廊，我的朋友艾爾曼教授（Prof. Ben Elman，繼余英時在普林斯頓教中國思想史）覺得何有失中國人的敦厚。
說到文人相輕，何對歷史同行也是院士的許倬雲極為看不起，揚言若是他早在芝加哥大學任教，許一定畢不了業，無他，只因許是顧理雅的學生。蜚聲國際的考古學家張光直也被何罵成漢奸（大概因其父張我軍的關係），至於英國人布萊克豪斯爵士（Sir Edmund Blackhouse, 1873-1944）寫的自傳式回憶錄，誇稱他和慈禧太后有染，更是被何大師斥為文化流氓。
學界公認何炳棣著的「明清人口論」（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及「明清社會流動史論」（The Social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兩書，是前無古人的開山之作，必可傳世。一向以最高標準要求學術著作的余英時教授，亦肯定何炳棣的學術成就，尤其是「明清人口論」一 書，但對「明清社會流動史論」則有所保留。
這裡有一段趣事，二○○六年底余英時獲得有諾貝爾人文獎之稱的「克魯吉獎」（Kluge Prize），何炳棣曾打電話向余先生道賀，兩人談了四十餘分鐘，但從頭到尾何先生無一語及於祝賀，反倒是抱怨他應得這個獎卻未得，此老不服輸之心理，於此可見。
何炳棣是唯一擔任過美國亞洲學會會長的華裔學者，自他以後尚無來者，就此而言，他已是不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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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院士何炳棣辭世 享年95歲
June 24, 2012 09:00 AM |
定居爾灣多年的中研院院士何炳棣去世。（何可約提供）
何可約表示，他的父親於美西時間6月7日上午7時11分在睡眠中辭世，去世前，兩個兒子及醫生友人陪侍在醫院病房一整夜。
在 美國出生的何可約說，他的父親是典型的中國爸爸，對兒子期望高、要求嚴格、關愛深切。他父親高壽，與他同期好友多已往生，因此生前交代不必在美國辦公開活 動，台灣方面由中研院主辦追悼會，大陸方面由他父親好友楊振寧負責各項事宜，日後將安排在金華的何氏紀念館舉行追思活動，他父親收藏的骨董書畫及研究文獻 也將陳列在何氏紀念館中。
何可約表示，他的父親在去世前完成最後一部著作「不可反駁的證明：老子、孔子與孟子」。原本預訂於今年7月初在中研院院士會議中發表，因體力不佳而於4月取消台北行，但該著作仍會交由中研院出版。
何 炳棣於1987年自芝加哥大學教職退休後，即應聘為爾灣加大教授，定居爾灣龜岩社區。與他比鄰而居的書畫家鍾維娜說，何教授喜愛收集骨董書畫，為陳列收藏 品，將客廳與客房打通，布置得有如博物館。老伴邵景洛四年前去世後，何教授與附近朋友互動減少，大家都知道他想把握時間作研究，所以也不方便去打擾。
晚 年深居簡出的何炳棣，在家中除繼續中國古代史的研究之外，也不時在住家附近散步健身，他的家人說，何炳棣是洛杉磯快艇(Clippers)籃球隊的球迷， 從未錯過重要比賽電視轉播。由於他年輕時愛打網球，晚年成為西班牙網球好手Rafael Nadal的忠實球迷，他特別推崇Nadal在球場上奮戰不懈的精神，經常半夜起來看歐洲現場直播的比賽，Nadal重要的網球賽錄影，何炳棣反覆看了不 下50回，對球賽過程轉折瞭若指掌，也不改學者本性，詳細分析選手的背景與臨場表現。
聖塔摩尼卡學院現代語文學系教授吳琦幸說，他跟隨何教授問學近20年，印象中何教授是位鐵骨錚錚的學者，直言不諱的個性在漢學界相當有名，但他指導學生十分認真，提攜後進不遺餘力。 世界新聞網-北美華文新聞、華商資訊 - 中研院士何炳棣辭世 享年9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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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6.08 08:2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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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今天表示，歷史學界泰斗、人文組院士何炳棣在美國西岸時間2012年6月7日，病逝於加州，享壽95歲。
何炳棣是浙江金華人，1917年生於天津，1934年就讀北京清華大學歷史系，從蔣廷黻、雷海宗、陳寅恪及馮友蘭等20世紀初最具影響力名教授學習。 1938年大學畢業，前往大後方雲南，任西南聯合大學歷史系助教及教員。1944年考取第6屆庚款留美公費，並於次年赴美，入哥倫比亞大學，專攻英國史及 西歐史。
何炳棣獲得博士學位前，已於1948年前往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任教：1963年轉往美國芝加哥大學，1965年更榮任同校湯普遜(James Westfall Thompson)歷史講座教授，1987年退休。何炳棣1966年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1979年獲選為美國藝文及科學院院士。
中研院表示，何炳棣是中國社會史研究最重要學者。20世紀50、60年代，致力於明、清兩朝帝制中國的人口問題、社會結構及流動，並旁及會館制度的研究， 著作內容包括重建中國人口的歷史真貌、全面探索明、清五百多年間中國社會組成及階層流動的歷史，研究方法為社會流動的歷史研究建立最重要典範。
中研院說，60、70年代以後，何炳棣的興趣轉移到中國古代史，其中國文化的起源著作「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都詳論中國文化的特徵，為中國文明的起源提出全新的看法。
中研院表示，何炳棣的治學眼光非比尋常，對中國歷史文化關注廣闊，氣象浩瀚；解釋屢創新意，撼動學界。他對學術研究熱忱，數十年如一日，臨終前，仍於病榻中校閱其有關老子研究論文。
何炳棣是浙江金華人，1917年生於天津，1934年就讀北京清華大學歷史系，從蔣廷黻、雷海宗、陳寅恪及馮友蘭等20世紀初最具影響力名教授學習。 1938年大學畢業，前往大後方雲南，任西南聯合大學歷史系助教及教員。1944年考取第6屆庚款留美公費，並於次年赴美，入哥倫比亞大學，專攻英國史及 西歐史。
何炳棣獲得博士學位前，已於1948年前往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任教：1963年轉往美國芝加哥大學，1965年更榮任同校湯普遜(James Westfall Thompson)歷史講座教授，1987年退休。何炳棣1966年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1979年獲選為美國藝文及科學院院士。
中研院表示，何炳棣是中國社會史研究最重要學者。20世紀50、60年代，致力於明、清兩朝帝制中國的人口問題、社會結構及流動，並旁及會館制度的研究， 著作內容包括重建中國人口的歷史真貌、全面探索明、清五百多年間中國社會組成及階層流動的歷史，研究方法為社會流動的歷史研究建立最重要典範。
中研院說，60、70年代以後，何炳棣的興趣轉移到中國古代史，其中國文化的起源著作「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都詳論中國文化的特徵，為中國文明的起源提出全新的看法。
中研院表示，何炳棣的治學眼光非比尋常，對中國歷史文化關注廣闊，氣象浩瀚；解釋屢創新意，撼動學界。他對學術研究熱忱，數十年如一日，臨終前，仍於病榻中校閱其有關老子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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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中央研究院”昨天發布信息，歷史學界泰斗、人文組院士何炳棣在美國西部時間2012年6月7日，病逝於加州，享年95歲。
消息傳來，很多曾受益於何炳棣學術的學者和讀者紛紛在微博上留言表達哀思。作家岳南說：“此人算是美籍華人中比較拿得出手的一個。”一位署名鄒永華的旅美 華人如此描述對何炳棣其人其書的印象：“何先生《讀史閱世六十年》適合打算走中規中矩道路的學生閱讀。……簡單講，他（何炳棣）從小設計的道路是考清華為 出國；博士攻讀西洋史為的是畢業后研究中國史。很少見到人生規劃那么長遠并且堅持的人。”包括《文化縱橫》主編高超群、《南方都市報》閱讀版編輯戴新偉等 大陸學者、媒體人，紛紛對何炳棣的去世感到惋惜。何炳棣是繼黃仁宇、唐德剛后，又一去世的著名美籍華裔歷史學家。
何炳棣，浙江金華人，1917年生於天津，1934年就讀於清華大學歷史系，從蔣廷黻、雷海宗、陳寅恪及馮友蘭等20世紀初最具影響力的名教授學習。何炳 棣在晚年回憶錄《讀史閱世六十年》中，費了相當大的篇幅記述1930年代的清華大學，他在垂老之年這樣深情地追憶：“如果我今生曾進過‘天堂’，那‘天 堂’只可能是1934-1937年間的清華園。天堂不但必須具有優美的自然環境和充裕的物質資源，而且還須能供給一個精神環境，使寄居者能持續地提升他的 自律意志和對前程的信心。幾度政治風暴也不能抹殺這個事實：我最好的年華是在清華這人間‘伊甸園’里度過的。”
何炳棣曾在一次接受《新京報》越洋電話專訪中，陳述清華學派或者說清華精神對他的影響：20世紀30年代的清華歷史系是在蔣廷黻先生 （1895-1965；1923年哥倫比亞大學博士，中國近代外交史權威，1935年冬就任國民政府行政院政務處長，后任外交要職）主持下發展的。蔣師認 為治史需兼重社會科學，在歷史領域內，主張先讀西洋史，攫取西方史學方法和觀點的長處，然后再分析綜合國史上的大課題。治中國史應該考據與綜合并重。當時 考據方面有1920年代清華國學研究院碩果僅存的陳寅恪。綜合方面，蔣師請到清華學堂出身、任職武漢大學的雷海宗先生（1902-1962，1927年芝 加哥大學博士）主授宏觀中國通史。雷師西洋上、中、近古及宗教史、歷史哲學的根基深厚，對當時風靡全球的施本格勒的文化型態史觀加以必要的修正之后，應用 於國史的分期與詮釋，更能啟沃求知若渴的青年學子。正是清華大學優良的教育，為何炳棣日后成為一個世界性的華裔歷史學家奠定了基礎。
1938年何炳棣大學畢業后前往大后方云南，任西南聯合大學歷史系助教及教員。1944年考取第6屆庚款留美公費，并於次年赴美，入哥倫比亞大學，專攻英 國史及西歐史。何炳棣獲得博士學位前，已於1948年前往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任教，1963年轉往美國芝加哥大學，1965年更榮任同校湯普遜 (James Westfall Thompson)歷史講座教授，1987年退休。何炳棣1966年獲選為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1979年獲選為美國藝文及科學院院士。
20世紀50、60年代，何炳棣致力於明、清兩朝帝制中國的人口問題、社會結構及流動，并旁及會館制度的研究，所作《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1959）及《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1962)兩書，已為國際學術界奉為經典著作。前者另辟蹊徑，重建中國人口的歷史真貌；后者全面探索明、清五百多年間中國社會組成 及階層流動的歷史。其研究方法為社會流動的歷史研究建立最重要典范。上世紀60、70年代以后，何炳棣的興趣轉移到中國古代史，其中國文化的起源之兩本力 作《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1969)及《Cradle of the East: An Enquiry into the Indigenous Origins of Techniques and Ideas of Neolithic and Early Historic China 5000-1000 B.C.》(1975)均詳論中國文化的特征，為中國文明的起源提出全新的看法。“中研院”認為，何炳棣的治學眼光非比尋常，對中國歷史文化關注廣闊，氣 象浩瀚；解釋屢創新意，撼動學界。他對學術研究熱忱，數十年如一日，臨終前，仍於病榻中校閱其有關老子研究論文。
何炳棣生前在一次接受記者采訪時談及其人生觀是如何被塑造的：“身教言教對我一生影響最深的莫過外祖母張太太。”外祖母在他幼年時所說的一句話，他終生銘 記在心。小時候，每次吃飯時，外祖母就會對他說：“菜肉能吃盡管吃，但總要把一塊紅燒肉留到碗底最後一口吃，這樣老來才不會吃苦。”何炳棣認為，祖母這句 話讓他終生受益。直到晚年，想到祖母的教訓，他仍不由得大為感慨，說：“請問：有哪位國學大師能更好地使一個五六歲的兒童腦海里，滲進華夏文化最基本的深 層敬始慎終的憂患意識呢？！”祖母這句話，使何炳棣一生都不敢有絲毫的懈怠，不論何時，不論做何事，他都要做到敬始慎終，一絲不茍。當然，要做到這一點， 必須有堅強的意志。所以，幼年起，何炳棣就有意識地給自己加壓，磨煉意志。
何炳棣的《讀史閱世六十年》2005年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印行后風行一時，成為很多史學青年乃至知識青年的必讀書之一.其中涉及的1930年代清華大學 歷史系的學術氛圍和史學訓練方法，隔著遙遠的時空再度激蕩著年青一代史學工作者的精神世界.而何炳棣在書中呈現出來的民國大學的風貌，尤其是其中學生運動 的來龍去脈，更是讓民國范兒更加細致入微地根植到時人的心靈.或許更為重要的是，這本書彰顯出來的一個學術青年如何一步一步按照人生規劃，依靠堅忍不拔的 意志力實現學術理想的奮斗故事。
上海交通大學學者單世聯曾經在發表於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上的書評中如此闡述其對《讀史閱世六十年》的理解：“何先生的回憶錄大量敘述其家世背景、 校園生活、社會交往、學術形勢、學術論爭等大半個世紀以來的中、美社會文化方面的材料。對何先生個人來說，朝花夕拾，親切而溫暖；對於讀者來說，這既是一 個學者的知性探索史和研撰發展史，對研究現代中國文教史、海外中國研究史的具有重要價值。”
從《讀史閱世六十年》可見，何炳棣幼承庭訓，整個家庭生活都給他以良好的影響。少年時代其父就激勵他的上進心：“狗洞里做天王算得了什么有本事到外面的大 的世界做天王，先叫人家看看你是老幾。”“這種年頭，如不能出洋留學，就一輩子受氣。”何先生是幸運的，他的家庭供得起他上最好的小學、中學和大學，他受 到了當時條件下最好的教育。獲得博士學位后，他抱定兩個愿望：“首先是通過廣泛的閱讀與師友們的討論，盡力了解國際上哪幾位近現代史家代表研究的世界最高 水平。緊接著博士后全部投入國史研究時必要跳出的‘漢學’圈子，以西方史最高水平為尺度，并以自己國史研究的部分心得盡快地嘗試著打進西方歷史及社會科學 方面第一流刊物--這才是國史研撰較高較難的試金石。”
讀史閱世六十年，始終縈繞於何何炳棣心頭腦際的是“第一流”、“最高水平”、“大課題”、“第一等重要問題”這些概念。1950年代末，每夜從國會圖書館 讀書出來，他總會從心里發出獅吼：“看誰的著作真配藏之名山。”正如單世聯指出的那樣，優秀的學者不少，用功的學者很多，但始終如一地以最高的標準要求自 已并確實如其所愿地成就自己的極少。何先生經歷過於考試的挫敗、博士論文計劃受創、論文出版受挫等等，他長期任教的加拿大哥倫比亞大學、芝加哥大學歷史系 等也各有正常和不正常的競爭，支持他朝夕匪懈、走出困境的內在動力，主要就是其做第一流學問、成第一流學者的理想。
何炳棣特別善於從日常生活的師友交往中學習別人的長處，完善自己的人格。1950年代，何炳棣曾在胡適的寓所做客六天，六天的朝夕相處，何炳棣獲益良多。 一天早上，有位來客遞名片求見，胡適看名片時流露出對此人的不滿，但略一思索，他還是決定見客。當客人進客廳時，胡適朗聲說道：“這好幾個月都沒聽到你的 動靜，你是不是又在搞什么新把戲？”說完，兩人同時笑起來。
這件事對何炳棣很有觸動，他后來回憶說：“可以想見，這才是胡先生不可及之處：對人懷疑要留余步；盡量不給人看一張生氣的臉。”何炳棣和哈佛有過幾次不快 的交往，所以談到哈佛，他會不自覺地語中帶刺，一次，在和友人談到哈佛最近五年聘請的經濟學人才不及芝大和哥大，何炳棣說：“這是哈佛習慣上的自滿和學術 上的近親繁殖造成的。”旁邊的舒爾茨先生（后出任美國國務卿）插話道：“哈佛確有自大自滿的積習，也確有某段時間某一方面所聘請的人才不是一流的，但哈佛 的優點是，知錯必改，一旦事后醒悟，他們會不惜工本羅掘相關方面的杰出人才的。”何炳棣聽了這番話，大為震動，說：“如此深刻、客觀、平衡、睿智的話讓我 終身難忘。”由此，何炳棣懂得，有一顆包容的心才會有平和的態度，對他人的短處喋喋不休反而暴露了自身的狹隘和苛刻。
何炳棣先生與上海學術界、考古學界有著密切的互動。1997年，年屆八十的何炳棣曾經應邀到上海進行學術訪問，在滬期間他作了多次學術演講。10月15日 下午，他向華東師范大學人文學院的師生和海外中國學研究中心學者主講了題為《華夏人文主義的淵源、特征及意義》的學術演講。他引發仰韶文化等考古資料以及 中國古文獻，認為華夏人文主義起源於中原和華北的農村經濟。華夏人文主義的特征是祖先崇拜和宗法制度，以人文取代神文，關懷人文關懷現實，關懷生命延續而 又推己及彼，這是華夏人文主義中非常了不起的、高尚的美德。華夏人文主義的奠基人是周公和孔子。在未來的21世紀，弘揚華夏人文主義傳統將大有裨於世界性 難題的解決，也是現代化中國文明建設所不可忽視的。
何炳棣還先后參觀訪問了上海博物館、上海浦東開發區、上海馬橋鎮旗忠村。他稱贊上海博物館是一流水準的歷史博物館。他看到浦東的巨大變化，十分感慨。在旗 忠村豪華的文化館和民居前，當得知很多外國元首和領導人也前來參觀訪問時，這位年已八旬的歷史學家頗為激動。10月17日晚，何炳棣還游覽了上海外灘。在 滬期間，何炳棣還專程拜訪了馮契夫人、他在清華大學讀書時的同學趙芳瑛。他稱贊馮契對中國哲學發展的杰出貢獻，再三叮嚀老同學珍重身體。趙芳瑛向何炳棣贈 送了馮契的文集和一幀相片。
何炳棣更晚近的一次訪問中國大陸是在91歲高齡時，當時采訪的記者對何炳棣印象極其深刻。滿頭銀髮的何思維縝密，言語之間邏輯性極強。他的記憶十分清晰， 許多數字往往脫口而出，沒有絲毫遲疑，甚至記得自己每一篇作品的發表日期；而對一些深奧的學術命題，則往往只用一兩句話就可作出生動的說明。最令人驚訝的 是，這位學問廣深如海的老人，依然保持著他個性的桀傲和對學術研究的較真。說到激動處，他會雙手拍案，怒顏斥罵。而在談到一個學術問題時，他特別用純熟的 英語強調了“溫哥華”的翻譯并不準確，差異只在一個字母的發音。一個半小時的長聊，何炳棣未顯疲態。更衣赴宴前，特地問記者：“我看起來還行嗎？”得到肯 定的回答后，他高興地笑了。
在推崇胡適學術成就之際，何炳棣也一針見血地揭示胡適之“短”：“我是從來不記日記的，日子總是平凡的多，哪有那么多可記的？胡適很有心計，幾乎天天寫日記，出了厚厚八大本。也許他是以日記來”用計“，所以不一定完全可靠。”
何炳棣個性孤介，甚至有點狂狷之氣，卻也心直口快，喜歡在文章與訪問中臧否同時代人，這也從某種程度上彰顯了何炳棣是一個性情中人。他曾經對胡適為他題寫 的杜甫《羌村》三首前八句，十分稱贊。他說胡適很是用心寫，詞好書法好。這幅書法一直掛在何炳棣書房，原打算捐贈給台灣胡適紀念館保存，家鄉建何氏三杰陳 列館，就把它捐給家鄉了。對吳晗因寫《海瑞罷官》，“文革”屈死。何炳棣感慨萬千：這是太慘了！但何炳棣也不隱瞞他對吳晗學術上一些難以茍同之處。抗戰時 期，何炳棣和吳晗一起在昆明度過了西南聯大的艱辛歲月。何炳棣說，吳晗古文功底很深，尤其對《資治通鑒》，幾乎是精通。他的明史研究，得益於這些基礎。但 吳晗在昆明時不用功。那時他的一個親戚就和吳晗住在同一幢樓，吳晗常常打牌。何炳棣還認為對吳晗不要“捧”得太高，要適度。
何炳棣無疑是學貫中西名滿天下的大學者，但是正如何兆武在《上學記》里描述的那樣，這樣一個從小就立志成著名學者的人物，其目標性太強的學術生涯和日常生 活，卻也往往容易引起那些散淡人生的學人的某種不屑甚至不滿。不過不管對於何炳棣的個人人格如何評價，他的代表性作品《明處以降的人口及其相關問題》等卻 是學術界公認的權威著作。何炳棣經常引用美國海外中國學研究的權威和創始人、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費正清說過的一句話：“中國要有五六個何炳棣的話，西方就 沒有人敢對中國史胡說八道了。”何炳棣說這當然有點夸張了，但是他們西方第一流的記者、學者錯誤都很多，我要有“三分隨便”，早就可以打他們了。但是，在 中國歷史方面，能寫過我的人很少了。我學英語，沒有技巧，全部是用功學出來的。在清華大學時，天沒亮就到草地上去背。
有學者在評論何炳棣的其人其學時這樣概括道：“讀其書想其人，何先生的學問生涯是完美的、令人羨慕的，卻絕不是輕松悠閑的。出乎意料而又不難理解的是，何 先生多用軍事術語來描述其學術上的努力，如‘打進第一流期刊’、‘打進第一流學府’、‘打出’漢學‘藩籬’、‘打進社會科學園地’等等。中國史研究不能算 是海外‘熱門’學科，惟其如此，從事此一研究的多為優秀學者，加上資料豐富，學術自由，所以競爭激烈，欲達到國際最高水平確乎是一場戰斗。
從少年立志到青年發奮，從壯歲苦斗到暮年再戰，何先生敢於戰斗、善於戰斗、最終贏得了勝利。學者的戰斗是一個人的戰斗，輝煌的背后是寂寞、忍耐、甚至憤郁，何先生喜歡用的一個詞是‘孤軍作戰’--但他所收獲的，卻屬於全部炎黃子孫。中華復興賴學術，戰斗正未有窮期，何先生的回憶錄召喚著更多的人來繼續這 種‘一個人的戰斗’。”何炳棣先生雖然已經駕鶴西游，但他留下的作品和人格，卻必將激勵著一代代華夏學人繼續在中國歷史研究的道路上繼續奮斗。
何炳棣 讀史閱世九十年
2012年06月18日 10:55
來源：南方人物週刊 作者：衛毅
何炳棣，浙江金華人，1917年生於天津。著有《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研究》、《兩淮鹽商與商業資本之研究》、《東方的搖籃》、《明清社會史論》、《中國會館史論》等，在中國文明的起源、農業及農作物、耕作方式、近五百年間的社會階層間流動、人口及資本累積等方面，皆有過人見解，被余英時譽為“才大如海”。晚年著《讀史閱世六十年》，回顧治學生涯，兼憶師友，影響巨大。
6月8日，臺灣中央研究院發佈了一條訃聞：“本院人文組何炳棣院士于美國西岸時間2012年6月7日，病逝於加州，享年95歲。何炳棣院士著作弘富，為歷史學界泰斗。1966年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1979年獲選為美國藝文及科學院院士，1997年獲選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高級研究員。由於學術貢獻厥偉，更曾於1975-76年被會員公推為美國亞洲學會會長，乃該學會的首位亞裔會長，也是迄今唯一的華人會長。”
去年在洛杉磯，我多次聯繫過何先生的採訪。他兒子在電話裏告訴我，父親目前還不想接受採訪。他說了一句：父親脾氣比較古怪，請你理解。美國的華人學者聽我說起何炳棣，也都提到他的“古怪”。
對於“古怪”這一點，何炳棣也深有認識，認為這是自己人生的大缺陷。何炳棣出生于天津，在天津私立第一小學讀到三年級時，老師劉逸民給他所寫評語中有一句：“如能愛眾親仁，則美玉無瑕矣。”幾十年中每念及此，他都十分感歎：“這位老師竟能如此銳利地指出，並正確預測到我一生出世最大的缺陷——往往與中外學人不能和諧共處。古人‘三歲看到老’這句名言是有部分道理的。”
有一次，何炳棣與胡適在位於紐約的寓所交談，其間，有人給胡適遞上名片求見。胡適看到名片，流露出對來人品格及動機的不滿，但略為思考，還是作出了接見的決定。胡與來人見面時還連說帶笑。何炳棣覺得這是胡適的長處：對人懷疑要留餘地；儘量不給人看一張生氣的臉。“這正是我所做不到的。”
逝去的天堂
何炳棣與胡適有過好幾次交談。何認為最重要的一次是1960年8月18日在胡適紐約公寓的談話。這一年夏天，何炳棣參加了在莫斯科舉行的國際東方學者大會。大會開始前，中共原定派遣的代表團突然不來了。到會的漢學家們開始意識到：中蘇關係已經嚴重惡化。
這次談話中，涉及對毛澤東的看法，特別是毛的詩詞。1958年，何炳棣將毛的兩首《沁園春》翻譯成英文發表，並對毛的詩詞稱讚有加。胡適不贊同何炳棣對毛的評價。胡對何說：“看了很不舒服，因為你還誇他頗不無詩才。事實上，他當初在北大還不配上我中國文學史的班呢！”何炳棣不同意胡適的意見，兩人還略微爭執了一番。
其他學術觀點，何炳棣與胡適意見也不盡相同。比如胡適說：陳寅恪也就是記性好。何炳棣認為，陳寅恪“國學根基之深厚、亞歐古代語言之具有閱讀之能力、中古史實制度考訂之精闢、詩文與社會史相互闡發之清新深廣，世罕其匹。”在何炳棣眼裏，胡適過於自負，自認是文化學術界第一人，不肯承認有比他更高之人。
胡適對何炳棣倒很欣賞。胡適說他在海外只留宿過兩位客人，一位是陳省身，一位就是何炳棣。1952年，何炳棣就受邀到胡適家中吃飯。這次會晤兩人倒是有著共同的談話興趣。當天，胡適將清華和北大加以比較和回憶，有一句話讓何印象深刻：“清華文學院一向比較‘謹慎’，比較‘小’，而北大則大不相同。只要我一天當北大校長，我就有把握把文學院辦成世界第一流。”當時，兩人都還不知道，中國大陸院校正在進行大規模的改組——這直接改變了之後60年來中國高校的命運。
“如果我今生曾進過‘天堂’，那‘天堂’只可能是1934-1937年的清華園。天堂不但必須具有優美的自然環境和充裕的物質資源，而且還須能供給一個精神環境，使寄居者能持續地提升他的自律意志和對前程的信心。”這是何炳棣的一段回憶。
何炳棣並不贊同胡適所言，北大“大”，清華“小”。他認為自己一直在向“大處”進軍：“在我鍛煉思維的關鍵歲月，清華歷史系已甩掉國學中過於繁瑣考證的桎梏，供給我一個清新的文化園地去往‘大’處想，至少初步向‘大’處夢想。”
不是所有人都認為彼時是“伊甸園”時期。何炳棣摯友林從敏就指出，當年清華幽美的生活背後隱藏著“不穩定因素”——中共地下黨組織的遊行、示威、罷課、請願。
當時政治活躍的同班同學中，姚依林給何炳棣的印象最為深刻。因為姚的學習成績很好。“他不但在西洋通史第一次月考中成績優異，並在1934年秋全校舉辦的英語背誦比賽中榮獲第一名。”這些關於姚依林的經歷之前未曾有人追憶，1994年底，何炳棣委託國務院辦公廳轉致姚依林家屬的弔唁信中首次提及。
何炳棣並不熱衷於參加政治活動，但他有自己的觀察。“雖然事後反思，我們當時看不清國家的命運，但30年代的清華教授和多數學生卻都認南京國民政府是唯一有組織的抗日力量，而學生會和北平學聯等一再暴露其居心和行動，正是為了削弱和顛覆這個力量。”
在清華和西南聯大期間，何炳棣覺得自己最為受益的老師是雷海宗：“我最受益于雷師的是他想法之‘大’，瞭解傳統中國文化消極面之‘深’。當時我對國史知識不足，但已能體會出雷師‘深’的背後有血有淚，因為只有真正愛國的史家才不吝列陳傳統文化中的種種弱點，以試求解答何以會造成千年以上的‘積弱’局面。”
1949年之後，雷海宗留在了大陸。1957年，在“鳴放會”上，他曾公開發言——共產及社會主義世界中的社會科學，自1895年恩格斯去世後便停滯不前。他的發言被《人民日報》加了“按語”發表。“反右”期間，他是被重點批判對象之一。
歸去來兮
1959年冬，何炳棣的代表作《中國人口研究，1368-1953》由哈佛大學出版。次年，他把此書及之前發表的一些重要文章一起寄給遠在南開大學的雷海宗，“聊充舊日弟子海外初步作業報告”。
兩年之後，何炳棣才收到雷海宗的回信。雷宗海表達了自己的興奮之情，對這位弟子極為讚賞：“你仍在盛年，我深信你今後在學術上所要作出的成績，一定還要越過你已經有的極不平凡的成績。”
幾個月後的耶誕節，雷海宗在天津去世。1965年，芝加哥大學決定為何炳棣開設講座時，何建議以James Westfall Thompson命名，因為Thompson是雷海宗求學芝大時最重要的老師。何炳棣此舉也是紀念自己最尊敬的老師——他當初赴美留學，所選學校也是聽取了雷海宗的建議。
1939年，何炳棣在西南聯大任助教，教西洋通史。此時，學校已接教育部命令籌辦清華第五屆庚款留美考試。何炳棣參加了這次考試，但沒有通過。接著又參加了第六屆考試，以第一名的成績通過。在同一屆留美公費生的名單中，還有楊振寧。
此後多年，楊振寧與何炳棣聊天時說，我記得我們是同一年考上庚款公費留學生，你當時比我還多3分。何說，你記錯了，我不是比你多3分，而是多7分。
留美公費生極難考，入選者都是精英中的精英。在清華歷屆庚款考試中，獲得最高分的是第三屆的錢鍾書。何炳棣對錢鍾書極為佩服：“20世紀新登科錄中創下最高榮耀的是學兼中西、文才橫溢的錢鍾書，絕不是偶然的。”
獲得赴美機會的何炳棣在雷海宗的建議下選擇了位於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他的個人理由是：如果不住在紐約，大都會歌劇院響遏行雲的最傑出的男高音，人生能得幾回聆！進入哥大研究生宿舍時，何炳棣看到一個銀盾，上面刻的字說明，1910年，哥大與耶魯演說比賽中，哥大最後獲得勝利，哥大辯論隊的領隊是顧維鈞。何炳棣對此非常激動，認為這讓“中國新生多少自豪與自尊”。
何炳棣有著強烈的民族意識。他認為，一部真有意義的歷史著作的完成，不但需要以理智縝密地處理大量多樣的史料，背後還要有感情的驅力。在他所有著作中，投入情感最多的是《東方的搖籃：新石器時代及有史早期中國技術和理念土生起源的探討，西元前5000至1000年》。這本書出版之前曾遭受激烈爭議，幾經周折才得以面世。哈佛歷史學教授費正清說過一句話：“中國要是有五六個何炳棣，西方就沒有人敢對中國史胡說八道了。”
《東方的搖籃》出版過程中，1971年7月中旬，美國白宮發出尼克森決定於1972年初訪問北京的公報。“有如行將結束長期陰雨的一聲晴天霹靂。”——這是何炳棣當時的感受。他和夫人迅速申請了簽證，在1971年10月12日到達廣州，隨後去往北京，在北大見到了昔日的老師馮友蘭。
回到美國後，他被邀請四處演講。集其當時言論“大成”的是1974年初發表的《從歷史的尺度看新中國的特色與成就》。此文刊登在香港《七十年代》雜誌，《參考消息》也轉載了，影響很大，許多人曾勸何炳棣在文集中重印，但他後來想法改變了：“我願意把它忘掉，因為它雖有史實與感情，但對國內新氣象只看到表面，未能探索新氣象底層真正的動機。同樣願意忘掉的是70年代和80年代初所撰有關中國資源和經濟前景的一系列文章。”
從家世看歷史
1986年，何炳棣再次回中國訪問，他在上海與何家四房諸侄及侄女們言談甚歡。在杭州遊玩時，遇到浙江師範大學（校址在金華）校長蔣風，蔣力邀他回金華演講，何炳棣提出的惟一條件是：事先代我約好金華市市長，抵金之夕要和他談四房原來的房產問題和拯濟四房某支生計之策。金華市長招待了他，和屬下談及何家事情時，介紹何的履歷只用了一句話：1979年4月17日，鄧小平同志接見了他——當時接見他的，還有老同學姚依林。
何炳棣有著根深蒂固的家族觀念，家族也是他研究的物件。在一次學術論爭中，何炳棣以自己的家世證明家族功能的有限性。金華何氏一門4房，何炳棣的堂兄何炳松和堂侄何德奎都是早期官費留美學生，前者曾擔任暨南大學校長，後者曾官至上海市副市長。但“以何炳松在自由職業裏地位聲譽之高，他只能負擔本房侄兒女的生計。德奎收入最高，能援引長房以外四房的族人為工部局小學教員，主動惠及遠在平津的第三房的小堂叔”。他得出的結論是：在帝制晚期，族中最成功者都無法保證本房本支每一世代都能通過科舉而延續成功，又怎有無邊法力澤及嫡堂、再堂、五服之內的同姓呢？
在何炳棣心目中，除父親外，對他一生影響最深的是他的外祖母張老太太。小時候吃飯時，外祖母不止一次教訓他：“菜肉能吃儘管吃，但總要把一塊紅燒肉留到碗底最後一口吃，這樣老來才不會吃苦。請問：有哪位國學大師能更好地使一個五六歲的兒童腦海裏，滲進華夏文化最基本的深層敬始慎終的憂患意識呢？”
何炳棣的《讀史閱世六十年》2005年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後，風靡一時。他的記憶成為人們回望一個時代的通道，他的故事和方法論成為許多有志于學術的後輩可以借鑒的範本。
何炳棣的最後時光還專注于中國思想史的研究。他對學術的情感延續到了最後，臨終前，他仍于病榻上校閱有關老子的研究論文。他一直遵照外祖母所說的那樣去做：碗底始終留著一塊紅燒肉。
相關鏈結
●平日裏，父親很享受南加州的生活。臥病前，他每日步行2至3公里，看體育比賽時，還會來兩下羽量級的舉重。他是一個狂熱的球迷，尤喜NBA中“永遠的哀兵”——洛杉磯快船隊。父親也喜歡網球，在對球場風雲的條分縷析中，他得以放鬆。他還是西班牙球員納達爾的忠實粉絲，納達爾因其競賽的激情和頑強的意志而備受欽佩。
——何炳棣兒子在發給親朋好友的英文訃告中這樣描述父親
何炳棣李學勤面對面辯論夏商周斷代方法
記者計亞男、莊建http://www.gmw.cn 2010-05-28
本報北京5月27日電掌聲中,93歲的何炳棣教授走向講台。繼5月13日在清華高等研究院演講之後,今天再次在清華大學歷史係做題為“夏商周斷代的方法問題”的講演。今天下午,在清華大學歷史講壇,何炳棣、劉雨和李學勤三位知名學者互相交流對話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方法問題。
不同以往在書信中的多次辯學,何炳棣終於面對李學勤說出了自己心中塊壘。 “我與李先生的根本不同,是在方法上,原則上,史德上。李先生學術上成就非常之高,原則非常之強。我們辯論的焦點,還是公元前1027年,還是武王伐紂。”“夏商周斷代工程”(以下簡稱“斷代工程”)在第九個五年計劃中,指定為重點科技攻關項目之一,從全國20多個科研、文博、高教等單位徵選歷史、考古、天文、古文字、自然科技史、核物理等方面200多位專家學者進行多學科分組而又交叉的研究。何炳棣指出,“斷代工程”在頭四年聯合攻關期間,對有關中國古史年代的文獻、古器物、天文等資料已全部蒐集和初步檢討,事實上對過去種種主觀偏頗的說法已經做了大規模的淘汰工作。例如古今中外爭辯最激烈的武王克商之年,本有代表四十四種不同意見的百篇以上的論說,目前只剩下《古本竹書紀年》的公元前1027年和夏商周斷代工程所“選擇”的公元前1046年的大“決賽”了。此外,更重要的是近二三十年來海外和國內已有不少對中國古代天文記錄較準確的推算,足資核證《古本竹書紀年》及其他文獻中所保存的若干重要歷史年代之是否正確。李學勤認為:“夏商周斷代工程現在只是階段性成果。從1996年到2000年,有標題的會議就開了50多次,為金文歷譜開的會已經數不清了。對於年代學這樣重大的問題,馬上有一個共同的結論是不可能的。科學是不斷前進的,有時可能倒退,遇到曲折,我們希望工作沒有白做,不是馬上得到一個結論,而是越來越接近真理。”“任何學術都包含兩個元素:一個是知識層面的,一個是倫理元素。學習不僅僅是在知識層面學習,更要學習形而上的東西。同學們要學習他們這兩個方面。三位先生研究論辯的示範就包括這兩個層面。他們很誠懇,充分展示了學者的知識和品格。”講演主持人、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劉桂生這樣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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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ookdao.com/article/40862/
上個世紀中國指定一些學者進行夏商周斷代史工程時，何炳棣先生就極度關心。因為這個題目不僅僅是中國學者所要解決的，也屬於世界史範圍的大題目。中國屬於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但是談起五千年的歷史，似乎終覺有點氣短，因為傳說史終究無法作為有文字、實物記載的歷史來介紹。跟其他文明古國相比較，也沒有輝煌的雕塑、建築等實物。但是我們不能用簡單的民族情結來代替嚴肅的科學研究。 “走出疑古”如果不嚴謹就會走出科學。
何炳棣李學勤面對面辯論夏商周斷代方法
記者計亞男、莊建http://www.gmw.cn 2010-05-28
本報北京5月27日電掌聲中,93歲的何炳棣教授走向講台。繼5月13日在清華高等研究院演講之後,今天再次在清華大學歷史係做題為“夏商周斷代的方法問題”的講演。今天下午,在清華大學歷史講壇,何炳棣、劉雨和李學勤三位知名學者互相交流對話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方法問題。
不同以往在書信中的多次辯學,何炳棣終於面對李學勤說出了自己心中塊壘。 “我與李先生的根本不同,是在方法上,原則上,史德上。李先生學術上成就非常之高,原則非常之強。我們辯論的焦點,還是公元前1027年,還是武王伐紂。”“夏商周斷代工程”(以下簡稱“斷代工程”)在第九個五年計劃中,指定為重點科技攻關項目之一,從全國20多個科研、文博、高教等單位徵選歷史、考古、天文、古文字、自然科技史、核物理等方面200多位專家學者進行多學科分組而又交叉的研究。何炳棣指出,“斷代工程”在頭四年聯合攻關期間,對有關中國古史年代的文獻、古器物、天文等資料已全部蒐集和初步檢討,事實上對過去種種主觀偏頗的說法已經做了大規模的淘汰工作。例如古今中外爭辯最激烈的武王克商之年,本有代表四十四種不同意見的百篇以上的論說,目前只剩下《古本竹書紀年》的公元前1027年和夏商周斷代工程所“選擇”的公元前1046年的大“決賽”了。此外,更重要的是近二三十年來海外和國內已有不少對中國古代天文記錄較準確的推算,足資核證《古本竹書紀年》及其他文獻中所保存的若干重要歷史年代之是否正確。李學勤認為:“夏商周斷代工程現在只是階段性成果。從1996年到2000年,有標題的會議就開了50多次,為金文歷譜開的會已經數不清了。對於年代學這樣重大的問題,馬上有一個共同的結論是不可能的。科學是不斷前進的,有時可能倒退,遇到曲折,我們希望工作沒有白做,不是馬上得到一個結論,而是越來越接近真理。”“任何學術都包含兩個元素:一個是知識層面的,一個是倫理元素。學習不僅僅是在知識層面學習,更要學習形而上的東西。同學們要學習他們這兩個方面。三位先生研究論辯的示範就包括這兩個層面。他們很誠懇,充分展示了學者的知識和品格。”講演主持人、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劉桂生這樣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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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ookdao.com/article/40862/
........何先生的印象，就是一個鐵骨錚錚、不講假話、遠離功利和世俗的學者，早年的清華學風在他身上留下了一輩子的印記。他對於清華大學在培養他治學精神和方法、塑造他獨立人格方面有著很多的讚譽，“如果我今生曾進過'天堂'，那'天堂'只可能是1934-1937年間的清華園。天堂不但必須具有優美的自然環境和充裕的物質資源，而且還須能供給一個精神環境，使寄居者能持續地提升他的自律意志和對前程的信心。幾度政治風暴也不能抹殺這個事實：我最好的年華是在清華這人間'伊甸園'裡度過的。”（《讀史閱世六十年》）為什麼清華大學給予他一生的紀念？這當然與莘莘學子的知識萌芽期得到啟蒙有關，也與清華當時奉行的美式通才教育（也可譯作通識教育）有關。當年何炳棣先生進清華大學讀的是化學系，但是清華的通才教育強調廣泛吸取人類文明，這與林毓生先生講在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的基礎閱讀有異曲同工之妙。當他在上劉崇鋐教授的西洋史課時，通過跟劉崇鋐教授的一番談話，確定他此後要朝向史學研究方面發展的決心，遂轉入歷史系。開始修學外交史、西洋史。當然這種通才式的教育從來不在大學教育期間限定學生的專業方向，而是在各門基礎人文學科中進行廣泛的讀書訓練。清華還有一個重要的風格就是獨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不依附於任何勢力和團體，專心做學問。清華也教會了何先生做頭一等的大題目的宏大學術格局，練就了何先生紮營寨、打硬仗的學術攻堅戰方法。而這一切都跟功利、意識形態、意圖倫理無關，重要的是在知識領域中有所建樹，這才是知識人的本分。何教授是中美庚子賠款的最後一屆公費生，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做的博士論文題目是《英國土地問題與土地政策1870-1914》。但是在此後的教學研究歲月中，他的異鄉關懷情結終於又返回到了他的本土意識，由此奠定了他終身的學術目標——中國的古史研究，也成就了一位世界級的史學大師。這恰好又跟何先生的人生關懷有著密切的關係。
上個世紀中國指定一些學者進行夏商周斷代史工程時，何炳棣先生就極度關心。因為這個題目不僅僅是中國學者所要解決的，也屬於世界史範圍的大題目。中國屬於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但是談起五千年的歷史，似乎終覺有點氣短，因為傳說史終究無法作為有文字、實物記載的歷史來介紹。跟其他文明古國相比較，也沒有輝煌的雕塑、建築等實物。但是我們不能用簡單的民族情結來代替嚴肅的科學研究。 “走出疑古”如果不嚴謹就會走出科學。我們那時見面談話幾乎都會圍繞著何先生關心的這些問題來談，除了夏商周斷代問題，他的有關《孫子》《老子》的三篇考證也是在那個時候專心寫作的，此後又有莊子、墨子的研究。對於何教授晚年的這些研究，史學界盡可做出公論，但是他嚴謹的研究方法，跟他前期富於創見的史學研究是一脈相承的。他的生命為學術而存在。跟何先生談話，幾乎沒有任何閒言碎語，一見面就是交流最近在看什麼書、做什麼文章。當然也會談一些人事，那都是學術上的人事問題，他居然不迴避，在回憶錄中都記載著他平時跟我所談的一些人事問題，例如跟故去的張光直、吉德煒等人的過節，均屬於學術觀點分歧。美國漢學界的學者都說何教授為人孤傲自賞，有棱有角，給人一種距離感，何氏自己也承認過“終身脾氣急躁”、“往往與中外學人不能和諧共處”。但是他對晚輩特別好，我赴美留學屬於當時的中美合作培養，何教授後來就成為我的美方指導教授，他看我的論文和為我的書作序，都是認真仔細，一絲不苟，每次去他家，都承蒙他請我吃飯，想來有愧。
作為一位史學大家，何炳棣先生還是一位非常有品位的古董收藏者。我在他家的收藏櫃中看到的清三代瓷器不在少數，而且經常更換。他說，他收藏的古物，非精品不要，非真跡不看，非名家不收。這三非，使得他的收藏品味和價值很高，而且從來不賣。儘管這幾年國內的大拍賣公司到洛杉磯如過江之鯽，卻從來得不到何氏的精品。他的客廳中除了掛著胡適送給他的《羌村三首》書法之外，還有張大千、黃君璧等近現代的畫作，據說他沒掛出來的東西更好更精。那一年我陪著華師大忻平教授訪問何教授，何教授為歡迎遠客的到來，才出示一二，忻平大為驚訝他的收藏，說是回去要寫一篇何教授的訪談記，後來不知道發表了沒有。
也許他一輩子的治學都是以材料作為重要的論據，故而特別重視材料的收集整理，對於考據、整理、訓詁特別用功。在1990年代中後期，他對王元化先生和王先生主編的《學術集林》欽敬有加，多次託我傳遞稿件。元化先生雖然與何先生未曾謀面，兩人心有戚戚焉，常在我面前表達對這位清華前輩的尊敬。我曾經想通過評論《讀史閱世六十年》一書來重點分析一下兩位對清華學風情有獨鍾的老師的清華情結之由來和內在的超越，卻因為雜務纏身，尚未動筆即已傳來何教授故去的消息，令人扼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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