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學談詩二十年　

副标题: 胡適與楊聯陞往來書札
作者: 胡適紀念館編
出版社: 聯經
出版年: 1998.03.01

　1940年代，胡適卸任駐美大使後，在哈佛結識了一批後輩學友，包括周一良、楊聯陞等人，極受胡適器重，準備延攬他們回北大任教。其中楊聯陞更是相知與日彌深而且終身不渝的一位。
　　1949年胡適重返美國時，楊聯陞在西方漢學界已如旭日初升。胡適對他治學的精博，極為推重，故每有述作必與往復討論，這一點在他們的通信中表現得很清楚。胡適在「遺囑」中指定楊聯陞為他的英文著作的整理人，可見他對楊聯陞的信任。
　　本書收錄胡楊往來書札205通，時間從1943年起，止於1962年2月胡適逝世前夕。論學談詩二十年，寓雋永於平淡之中，印證兩人師友之間的深厚情誼，已經達到了相悅以解、莫逆於心的至高境界。這些書信，為中國現代學術史提供了極為珍貴的新資料。

書名：論學談詩二十年

論學談詩二十年──序《胡適楊聯陞往來書札》　　

1976 年初我還在哈佛大學和楊蓮生師共同講授中國史。在我生日那一天，蓮生師忽然笑吟吟地持一包東西相贈，說是特別為我準備的生日禮。從禮包的外形看，我猜想是一本書，打開一看，原來是胡適之先生給蓮生師五十多封信的複印本，共173頁。我當時不僅驚喜出於意外，而且十分感動。因為我知道這都是他在哈佛燕京社的複印機上一頁一頁地親手印製的。蓮生師並且告訴我：他一共複印了兩份，一份贈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一份贈我。我生平所收到的生日禮，以這一件最為別致，也最不能忘懷。　　

在他親手裝訂好的信冊扉頁上，蓮生師還有下面的題辭：　　　　

何必家園柳　　
灼然獅子兒　　
英時賢弟存念　　　　　　　　　　
聯陞持贈　　　　　　　　　　
一九七六年一*月廿一日　　　　　　　　　　
即丙辰元月廿二日時　　　　　　　　　　
英時不惑已六年矣　　　　

　　

他在另一頁的上端又題曰：「胡適之給楊聯陞的信，一九四三至一九五八」。這就是說，冊中包括了這十六年中胡先生給他的信。這當然不是全豹，但大致可以說：這些信最能表示胡、楊兩公之間的私人交誼，因此許多專門論學的長信都沒有收入此冊。　　

這些信都是適之先生在旅美時期寫的，1943和1944兩年屬於前期，即在他卸任駐美大使，移居紐約的時期；1949至1958屬於後期，即他在大陸政局遽變後流寓紐約的十年。1958年他回台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後，便沒有太多的空閒和蓮生師通信了。　　

由於蓮生師這一番贈信的因緣，今天我特別高興能看到《胡適與楊聯陞往來書札》的問世。本書所收雙方往來書札已十分完備，為中國現代學術史提供了極為珍貴的新資料。陶英惠先生收集之功和劉國瑞先生的大力支持，是我們必須深深感謝的。陶、劉兩先生囑我為此書寫一篇序，我自然義不容辭。　　

在這篇序文中，我想敘述一下胡、楊(以下皆省去敬稱)交遊的經過，以為讀者提供一點背景的知識。他們相見始於何時今已不可考，但彼此熟識起來，奠定了終身的師友情誼大概是在1943年。這一年二月，胡適到哈佛大學參加遠東文明學系的「訪問委員會」(Committee on Far Eastern Civilization)，先後住了五天，2月14日的晚上曾在趙元任家中和一些中國學生長談(見《胡適的日記》，台北，遠流影印手稿本，第15 冊，1943年2月11日至15日)。楊聯陞是趙元任最欣賞的一個學生，想必是其中之一。所以本年十月初胡適再到哈佛為美國陸軍訓練班(當時的正式名稱是 “The School of Overseas Administration”)作六次關於中國歷史文化的講演時，他似乎已和楊很熟了。《日記》本年10月10日條寫道：　　　　

與張其昀(曉峰)、金岳霖、楊聯陞同吃午飯，飯後同到Dunster House(曉峰寓)大談。　　　　

10月14日的《日記》又記：　　　　

晚上在周一良家吃晚飯。同坐的楊聯陞、吳保安、任華，都是此間最深於中國文字歷史的人。周夫人也是有學問的。……在紐約作考證文字，無人可與討論，故我每寫一文，就寄與王重民兄，請他先看。此間人頗多，少年人之中頗多可與大談中國文史之學的。　　　

　

這裡已可看出胡對於周、楊諸人的賞識，但語氣中也露出剛剛發現一批文史界後起之秀的喜悅。　　

但是胡和這批青年學人的交情發展得很快，到了第二年(1944)，胡已打定主意要延攬周一良和楊聯陞到北京大學去任教了。1944年6月29日胡在日記中寫道：　　　　

喜見新黃到嫩絲，　　
懸知濃綠傍堤垂。　　
雖然不是家園柳，　　
一樣風流繫我思。　　
戲改楊聯陞的「柳」詩，卻寄楊君及周一良君。(我上周去信，約楊、周兩君去北大教書，他們都有宿約，不能即來。)(見《胡適的日記》，香港，中華書局，1985年，頁598。詩中「傍」字誤印為「旁」，已據胡同日給楊的原信改正。)　　　　

6月21日胡致楊信之末說：　　　　

北京大學萬一能復興，我很盼望一良與兄都肯考慮到我們這個「貧而樂」的大學去教書。　　　　

這就是《日記》中所說的「上周去信」。此時抗戰尚未結束，胡也還不是北大校長，但他已開始為北大的復興設想了。如果不是他對於楊、周兩位的學問已有十分深切的認識，胡是絕不會預作如此鄭重的表示的。但周是燕京大學保送到哈佛的，必須先回燕京服務，楊則已應張其昀之約，去浙江大學任教，所以都「不能即來」。　　

楊和胡的交情則更比其他青年學人為深厚。這不僅因為兩人性格都溫厚開朗，特別投緣，而且知識上的興味也最為接近。他們都喜歡歷史考據，都好研究中文的文法和語法，尤其是都愛寫詩。這些共同興趣很早便使他們兩人的交情進入了不拘形跡的境地。1944年10月到1945年5月，胡適正式接受哈佛遠東系的邀請，教八個月的中國思想史，長期住在康橋，他和楊的關係便益發親密了。據我所見到的一部分楊的未刊日記，楊不但旁聽胡的思想史課程，而且等於作了胡的助教，代為選英文教材，並在胡外出開會時代他監考。(可參看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校訂版，第5冊，頁1854-5，1865。這些資料都是楊提供的。)　　

詩的唱和似乎是拉近兩人之間的距離的一個很重要的媒介。1944年12月21日楊陪胡下鄉買一批老傳教士留下的中國舊書，胡在日記中寫道：　　　　

楊君在火車作小詩：　　
才開壽宴迎佳客，又冒新寒到草廬。　　
積習先生除未盡，殷勤異域訪遺書。　　
(見《胡適的日記》，中華本，頁608。)　　　

　

胡的生日是12月17日，這一年有不少朋友從各地來為他祝壽，先後有兩次大宴會，因此才有首句的「才開壽宴迎佳客」。但楊先生後來告訴我，此句的「佳客」原作「嬌客」，戲指胡的美國女看護。胡笑了一笑，把「嬌」字改作「佳」字。這便是我所說的，他們的交情已不拘形跡了。後來為了買書的事，兩人之間還續有唱和，這裡不必詳述了。楊在1945年1月29日記中有一條簡短的記載，說：　　　　

上胡課(按：指思想史)。呈閱四年來所作詩，請勿廣布。　

　　　

1949年4月胡適流寓美國，最初一年之內，心情十分黯淡，幾乎從一個「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變成了一個悲觀主義者了。這一年五月以後的日記最能看出他全無興致的低潮心情。七月間楊寫信給他便想用詩來解開他的心結。胡在7月27日的回信中說：　　　　

謝謝你七月二十一日的信。　　
你勸我「多作幾首詩」，這個意思頗新鮮，我一定記在心裡。可惜的是　　　　
待等秋風落葉，　　　　
那時許你荒寒？　　
詩是你的，？是我借加的。　　

　　

這種細緻體貼的詩的感情，今天讀來還能使人低迴不已。　　

這種感情是相互的。胡對楊的關懷和愛護，也同樣地無微不至。1958年3月4日胡給楊的信說：　　　　

收到你三月二日的信，知道你有血壓過高的現象，我很掛念，很盼望你多多休息，多多聽醫生的話。……你實在太辛苦，得此警報是有益的。……那晚你來我家，我沒聽見你說起身體近狀，只在你走後我頗責怪我自己「幹麼不讓聯陞多談談他自己的工作，幹麼只管我自己的 talk shop！」現在我明白了，那晚上我說話固然太多，其實時間也太晚，你也太累了，已不是向來的你了，所以你說話特別少。　　　　

其實這已是楊在這年年底開始大病的朕兆，第二年他便入院長期治療了。1959年4月27日胡在台北覆楊報告病癒的信說：　　　　

今天在台大醫院裏收到你四月十八日的信，我看了信封上你的字跡，高興得直跳起來！拆開看了你說的「昨日(四月十七日)出院回家，這半年不用教書，還可以接著 take it easy。下月起想寫些短篇文字，但當愛惜精力，決不過勞」，我特別高興！　　我一定把這個好消息報告給我們的許多好朋友。他們都很掛念。　　　　

從胡的這兩封信──一寫在楊的大病之前，一寫於初癒之後──我們不難看到，胡對楊的健康流露出一種發自內心的關懷。　　

胡、楊之間的關係當然不止於詩的唱和或私交方面，更重要的是二十年間幾乎沒有間斷的論學往復。這裏讓我先說幾句關於胡適作為一個學人的風格。胡適一生的活動面極為廣闊，他的自由主義的政治立場尤其受到世人的注意，但從本質上看，他始終不失為一個學人。他一生最愛好的還是中國文學、史學、哲學各方面的研究。他不但自己一直保持著很高的學術興味，而且終身以推動「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為最大的樂趣。因此他隨時隨地留心人才，發現了人才之後則不斷加以鼓勵，並不辭「到處逢人說項斯」。同時他又深受現代價值的影響，完全接受了在知識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因此他對於後輩學人確能站在對等的地位上討論問題，從不露出居高臨下的姿態。1943年與楊聯陞、周一良等人訂交以後，他們之間的論學，無論是口舌的或文字的，都體現了一種蘇格拉底對話式的精神，而與中國的語錄傳統不同。胡適研究《水經注》一案始於1943年11月。在以後兩三年的通信中，他曾為了其中梵文問題一再徵詢周一良的意見，也曾為校勘和考據的問題要楊聯陞替他嚴格地審查證據。1946年回到北平以後，他在百忙中仍然保持與周一良討論學術，儘管後者在政治上已逐漸左傾。1948年秋天，他還寫了一封長信與周商榷牟子《理惑論》的年代問題。這封信後來附在周的論文之後，刊於1950年出版的《燕京學報》上。胡適生前在中國大陸上正式發表的文字，這大概算是「絕筆」了。　　

四十年代胡適在哈佛結識的後輩學友之中，楊聯陞是相知與日彌深而且終身不渝的一位。1949年胡重返美國時，楊在西方漢學界已如旭日初升。胡對他治學的精博，極為推重，故每有所述作必與楊往復討論。這一點在他們的通信中表現得很清楚；如果我們說，楊是胡晚年在學術上最信任的人，那是一點也不誇張的。胡在「遺囑」中指定楊為他的英文著作的整理人，決不是偶然的。　　

另一方面，楊對胡則終身以師禮尊之，所以他給胡寫信總是自署「學生」。楊是清華畢業生，但曾在北大「偷聽」課。我猜想他一定也旁聽過胡在三十年代所開的關於中國文學史的課程。(可惜我當年忘記問問楊先生。)無論如何，楊在哈佛曾聽過胡一學年的「中國思想史」，這是已證明的事實。他事胡如師，是順理成章的。胡心中也未嘗不視楊為他的學生，不過，在文字上未嘗作此表示而已。「雖然不是家園柳，一樣風流繫我思。」這兩句詩便把他們之間的關係描寫得恰到好處。　　

現代的師生關係是戴震所謂古代的師與友之間，作學生的已不能如莊子所謂「暖暖姝姝於一先生之言」，更不容易作到恪守師說不變的地步。楊在治學方法上受胡的影響很深，這是不成問題的。但是他並不以胡所標榜的「科學方法」為治學的無上戒令。早年在清華時期，他已從陳寅恪治隋唐經濟史，畢業論文(關於中唐的稅制)便是在陳的指導下完成的。他的專業是中國社會經濟史，因此也接受了陶希聖以社會科學治史的主張。後來陶為他的《漢學評論集》(英文文集)作序，說他是「轉益多師而自成大師」，確不失為知言。故楊從胡遊真能作到擇善而從，而不致把胡的限制變作自己的限制。對於胡立說過當的地方，他往往獻疑質難，不稍假借。例如有關全祖望七校《水經注》的問題、《壇經》之「壇」是否「檀施」之「檀」的問題，楊都不同意胡的「大膽假設」。　　

但是楊在自己研究的範圍之內向胡求教則往往得到「小扣大鳴」的效果。從1949年到1958年，楊的不少重要論著都曾獲得胡的攻錯之益，其中有關於考證材料的，也有涉及基本論點的。舉其著者，英文論文中如南宋會子的考證、王莽新朝之「新」的涵義及中國社會思想史上「報」的觀念，中文論文中如《老君音誦誡經》考釋及自搏與自撲考等，都在撰述過程中容納了胡的許多批評和建議。他們之間反覆討論所發揮的積極效果是有目共睹的，上述幾篇論文之所以嚴密周洽正得力於胡一方面攻瑕抵隙，另一方面又傾其所知以相助。朱熹詩云「舊學商量加邃密」，於此見之。他們論學二十年，達到了相悅以解、莫逆於心的至高境界。這一知性的樂趣，寓雋永於平淡之中，自始至終維繫著兩人師友之間的深厚情誼。後世讀他們的書信集的人是不能不為之神往的。　　

最後，我還要指出胡楊交遊中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特色，即他們之間從來不以政治為談論的題目。這並不表示他們在政治上有什麼基本的分歧，而是因為楊是一位純粹學院式的人物，對於實際政治不但沒有興趣，而且視為畏途。他告訴過我，在三十年代中期，他曾當選為北平大學生聯合會的主席，那正是學生運動左右分化最為尖銳的時代。他這個主席一直處於左右兩派學生的夾攻之中，喫盡了苦頭。從此以後他便遠離一切政治活動了。胡很瞭解他的性格和想法，所以祇和他談學問，絕不涉及政治。作為一個學人，胡的自由主義的重心也偏向學術和思想，與實際政治終不免有一間之隔。儘管四十年代末期的中國局勢逼使他不能不在政治上作出明朗的抉擇，但他的自由主義從未轉化為政治行動。由於他是一個學術本位的自由主義者，他完全可以作到讓政治的歸於政治，讓學術的歸於學術，使這兩個領域不相混淆。　　

1945年12月17日是胡適五十四歲的生日，楊聯陞寫了一副對仗工整但又很富於幽默感的壽聯為他祝壽。聯曰：　　　　

及門何止三千，更教碧眼兒來，紅毛女悅；　　
慶壽欣逢五四，況值黃龍酒熟，黑水妖平。　　

　　

據他說，此聯在紐約的中文報紙上刊出後，他頗受到左派人士的譏刺。因為「黑水妖平」指共軍在東北被國軍擊敗的近事而言。以「黑水妖平」對「紅毛女悅」自屬妙手拈來，涉筆成趣。詩人遇到這種天造地設的對仗是不肯隨便放過的。但這個「妖」字卻也使他的政治同情偏向胡的一邊了。據楊在12月9日的記事冊上的紀錄，初稿文字與定稿頗有不同，最後四個字原作「白日旗飄」，以文字而論，自遠不及改稿為工穩。但楊的日記又說：「十日與丁梧梓商改。」丁梧梓即丁聲樹，原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研究員，其時正在哈佛訪問。所以我們已不能斷定「黑水妖平」四字是作者自己的改筆，還是出於丁聲樹的建議。總之，楊雖然一生遠離實際政治，卻不是沒有政治意識和政治判斷的人，1945年4月3日他曾特別注意海耶克那部轟動一時的《到奴役之路》；4月12日晚他又去聽哈佛經濟系和社會系的幾位名教授討論海氏的書。這一天適值羅斯福總統逝世，他在日記中寫了一首悼詩，起句云：「章憲煌煌告五洲，大西洋月印如鉤」，正是頌讚羅氏的「大西洋憲章」。他的政治傾向還是很清楚的。這兩天的記事為他的壽聯提供了一種思想的背景。從這個意義上說，楊和胡一樣，也是學術本位的自由主義者。正是由於愛好羅斯福所揭示的「四大自由」，他萬般無奈地作出了定居美國的抉擇。然而也幸虧如此，他才躲開了政治的紛擾，在哈佛燕京漢和圖書館裡，窮年累月地博覽群書，終於為西方漢學界放一異彩。　　

1949 年胡適重返紐約時，當年哈佛校園中「可與大談中國文史之學」的群英只剩下楊聯陞一人了。其餘幾位，借用胡的一句名言，不但都已失去了說話的自由，而且也沒有不說話的自由了。我們今天能讀到這一冊胡、楊書信集，真有說不出的意外喜悅。但從產生它的歷史背景看，這一冊書也未嘗不可以說是二十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劫後餘燼。這一堆劫後殘灰，一方面固然足以供後世讀者憑弔二十世紀中國所經歷的滄桑，但另一方面也必將會激發來者的弘願，踏在前人所遺留的業績上，重振「中國文史之學」！　　　　

在結束這篇序文之前，讓我再回到個人的立場上說幾句話。蓮生師從遊於適之先生之門是他生平最為珍惜的一段經歷。1976年他贈我「何必家園柳」一句題詞便顯然借用了適之先生「雖然不是家園柳」那首贈詩。1965年夏天他和我一詩云：　　　　

古月寒梅繫夢思，誰期海外發新枝。　　
隨緣且上須彌座，轉憶當年聽法時。　　　　

「古月」指適之先生，「寒梅」是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先生。他飲水思源，最念念不忘的還是適之先生當年「說法」的一番錘煉。1977年我離開哈佛之前，他又對我說起他先後二十年和適之先生文字往復，受益無窮，樂趣也無窮。因此他希望我去後依然能繼續我們之間長期論學的習慣。不用說，這也正是我所期望於他的。1985年我寫《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除函札往返外，在電話上更和他長談過無數次。最後他為該書寫〈原商賈〉的長序則是他晚年最用氣力的論學之作。他和適之先生互相攻錯在他學術生命中所發生的創造性的作用，於此可見。他不惜以晚年衰病之身從多方面啟發我，主要也是因為他要把他和適之先生的論學傳統延長下去。　　

我從來沒有見過適之先生，但是我在學術專業上受惠於蓮生師的則遠比他得之於適之先生的既深且多。這已不是尋常感謝的套語所能表達於萬一的。1966年我回到哈佛任教，這個新添的職位是他全力爭取得來的。我終於沒有能等到他退休便決定離開了哈佛，從私人情感上說，我對他的歉意是永久的。但是和適之先生一樣，他具有異乎尋常的寬容精神。他不但沒有半點介意的表示，而且尊重我的決定，鼓勵我在學術上充分發展自己的個性。從學術之為公器的一方面看，他肯定了我的決定的正面意義。這也是「何必家園柳」的更深一層的涵義。但是他早在1976年元月為我生日題詞時，大概沒有料到這五個字竟成為「一語成讖」的預言吧！　　

我寫這篇序文時，蓮生師逝世已滿七週年了。他生前最重視中國文化中「報」的價值。但「報」字之義也有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化，可以用種種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讓我謹將此序獻給他在天之靈，算是我對他一種最誠摯的回報。　　　　　　　　　　　　　　　　

1998年元月2日余英時敬序於
　　　　　　　　　　　　　　美國珂泉(Colorado Springs)旅次

***

　　編印緣起　　

胡適之先生交遊甚廣，除與朋友們經常有書信往來外，許多慕名者，以其平易近人，也會寫信向他請教問題。由於他有信必復，所以累積的函札數量，頗為可觀。　　

1966 年8月，台北文星書店編印的《胡適選集》中《書信》一冊，係輯錄各書報雜誌中所發表的胡先生給別人的信，只有73封。因為他歷年所保存和他人來往的信件，於1948年12月15日倉促飛離北平時，全都遺留在王府井大街東廠胡同一號住宅裡。後來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設在胡宅，將其全部文件妥為保管，倖免於散失及毀棄之厄。1979-80年，該所排印了《胡適來往書信選》上中下三冊，作為「內部發行」資料，禁止攜帶出境。可是不久就流出了大陸。1982年10月，台北《傳記文學》雜誌率先參考該書並配合多年來搜集到的胡先生函札，開始發表並作註釋，以〈從遺落在大陸暨晚年書信看胡適先生的為人與治學〉為題，連載達兩年之久。遠景出版事業公司也在同年12月趕印梁錫華博士選註的《胡適秘藏書信選》正篇及續篇。可見海峽兩岸對胡先生函札重視之一斑。　　

199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又在耿雲志教授主持下，將所藏胡先生的文稿及書信等，編印了42大本《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均照原稿影印，由黃山書社出版。其中第18至42冊，全係書信。在這25本中，共收錄胡先生致他人的信近六百通，他人致胡先生的信五千四百餘通。　　1996年，耿雲志又與歐陽哲生教授合編《胡適書信集》上中下三冊，由北京大學出版社排印出版，只收錄胡先生寫給別人的信(英文信除外)，計1,644 通。　　

胡先生的函札，雖然經過上述多次輯印，仍不免有所遺漏，如與胡先生通信較多的楊聯陞(蓮生)院士所藏胡先生的信，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遠在1975年12月1日，楊先生致函中央研究院錢院長思亮先生云：　　　　

晚學於週前檢出胡適之先生在一九四四年〔民國三十三年〕以後十餘年間寄晚學之信數十封，共一百六、七十頁，正請哈燕社漢和圖書館代製 Xerox 副本，希望數日內可以作好，擬請〔余〕英時兄帶上一份，請院長帶回南港，轉贈紀念館收存。此等函件，多數討論文史，原可公開，但亦涉及當時縮照影印我國善本書之計劃(進行不甚順利)，又提及國內學者有需要「美援」情形，在今日發表，似不相宜，敬請轉告紀念館不必影印流佈。此外，應尚有十數封(其關於自搏自撲之信，已在晚學補論中印布)〔按：即1962年9月3日所撰〈道教之自搏與佛教之自撲補論〉一文，請見本書附錄。〕一時不易搜齊(因與其他師友函件混在一處)，將來再複製補寄(信中處處可見胡先生獎掖後進之深情，故原信仍擬由晚學保存，以為個人紀念)。

　　　　

錢院長於1976年3月8日函復楊先生後，即將複製本一份連同附冊交本館庋藏。　　

十年後，1986年10月20日，楊先生為整理胡先生手稿事答復中央研究院吳大猷院長函中有云：　　　　

函札之應否發表，依情依理，似應由收藏者決定，晚無出售駿馬骨之想，亦曾將胡先生手書一七六頁(一九四三─一九五八) Xerox 一份，請錢思亮院長帶回贈紀念館收藏，一份贈余英時教授，自存原件。　

　　　

從這兩封信中，楊先生無意藏私、視為獨得之秘的磊落胸懷，躍然紙上，令人敬佩！　　這批珍貴的函札，一直由本館妥為庋藏。近二十年來，本館對於刊布胡先生手稿之工作，不免有些停頓。本館前主任王志維先生以健康關係數度請辭，於1993 年7月底獲准。我奉吳大猷院長之命自8月起兼理館務，由於平素對於胡先生之著述涉獵不多，故對館中典藏情形，一時未能進入情況。　　

1995 年11月30日，館中同仁趙潤海先生找出楊先生所贈送的信件影本一帙，來商可否刊布？經再三衡酌，認為這是一批有系統而較完整的史料，一代學人如此珍貴之墨寶及論學之重要文獻，不宜再任其長期封存下去；本館雖職司典藏，而史料流布更為重要。乃決定予以出版，廣為流傳，以供學界參考。至於楊先生致錢院長函中所述之顧慮，由於時日已久，似已不復存在。於是即請趙先生著手整理。　　

楊先生處尚有十數封胡先生的信，未能同時檢出，曾答應錢院長「將來再複製補寄」，惟迄未寄來。1990年11月16日，楊先生在美國遽歸道山；而我與楊夫人繆珍女士向未謀面，自不便冒昧函擾，乃於1995年12月29日函請余英時院士代向楊夫人探詢此十數封書札之下落，盼能檢出惠贈一份，藉成全璧。同時也說明擬影印出版的構想，藉代徵求其同意。　　

1996年7月4日，余院士自美返台出席院士會議，親自帶來楊夫人找到的十數封信，當面交給我，謂此信太珍貴，不便郵寄，若有洪喬之誤，將造成無可彌補的損失。其維護史料安全之盛情，令人感佩！而楊夫人無條件的將原件贈送本館，尤為銘感。　　聯合報張作錦社長自余院士處獲知此項消息後，對於兩位先賢之手札至為重視，立即表示願由該報斥資承印。本館經費拮据，張社長之盛意，將可解除印刷費方面的困難；在報請本館管理委員會呂主任委員實強教授同意後，遂積極展開工作。張社長委請資深記者王震邦先生協助安排編印事宜。王先生提供許多寶貴意見，深所感謝！　　

胡先生遺留在北平寓所之函件中，有楊先生的29封，已收在耿雲志主編的《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38冊中，由於影印效果不佳，特商請耿教授就原件拍攝照片寄下，特此申謝。　　

楊先生於1975年所贈胡先生函件，均係影本，有些墨跡太淡，不夠清晰，特再懇請楊夫人、余英時院士、及哈佛燕京圖書館吳文津博士代為追尋原函下落，惟均未能覓得。謹對三位敬致深深的感謝。　　在編輯過程中，本館同仁除趙潤海先生外，又請萬麗鵑、柯月足、徐靜華三位小姐共同加入編輯工作；除逐一清查本館現存檔案外，對於任何可能藏有或發表兩人來往書信之報刊雜誌，分頭去『動手動腳找東西』；並一遍一遍的校對釋文，於必要處酌加註解。整理名人函札，不能不慎重將事，往往為了一個人名、書名、或篇名，不知道跑了多少次圖書館，而擅長利用電腦的柯小姐，更不時上網查尋。經過他們幾位的通力合作，雖然仍有些無法覓得，可是已較楊先生當初贈送本館時，在數量方面增加了二、三倍，確屬難能可貴。在即將付梓之際，特別對他們一年多來的辛勞，表示衷心感謝之枕！　　　　

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陶英惠謹識　　
1997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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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按: 這第一篇可能嚇走許多人
胡適在1943/6/23 寫一篇曹魏外官的"任子"制 (外官送兒子去作押品之制) 參見年譜長編頁1807-08
第一篇
　　1. 楊聯陞致胡適(1943年10月26日)　　

胡先生：　　
上禮拜給您寫了信以後就忙考德文。現在一個學期完了，休息幾天，所以又把筆提起來。

　　《食貨》半月刊一卷八期(二十四年三月十六日)有何茲全跟楊中一的〈質任解〉，何君的文章說：《晉書》〈武帝紀〉泰始三年、咸寧三年「罷」及「降除」質任。梁任公《中國文化史講義》說「質任蓋如後世投靠賣身之甘結」，王宜昌〈中國封建社會史〉(《讀書雜誌論戰》第四輯)說是部曲對領主的服役與盡忠的誓約。北大《史學周刊》第六期，楊中一發表〈質任之一解〉誤謂「質任蓋為部曲對於領主服納的租役」，何君在這裡改正他，引《吳志》〈陳泰傳〉「聚羌胡質任等寇偪諸郡」，〈孫權傳〉「並徵任子」(《魏志》〈王觀傳〉也有)，「若郡為外劇，恐於明府為任子」，〈周瑜傳〉注引〈江表傳〉「責權質任子」，《晉書》〈李流載記〉「宜錄州郡大姓子弟以為質任」，〈慕容暐載記〉「上黨質子五百餘家」，〈劉聰載記〉「皆送質任」，又「運疋任子於陰密」，證明質任是人不是物。楊君也寫一短篇，承認何君的說法，又舉《魏志》〈公孫度傳〉注引《魏略》，《蜀志》〈霍峻傳〉注引《襄陽記》都有「任子」，《魏志》〈武帝紀〉、《吳志》〈孫亮傳〉，《蜀志》〈先主傳〉單用「質」字，《吳志》〈諸葛瑾傳〉注引《江表傳》，〈霍峻傳〉引《漢晉春秋》都說「委質」，《魏志》〈明帝紀〉注引《魏略》文帝與孟達書「今海內清定，萬里一統，三垂無邊塵之警，中夏無狗吠之虞。以是弛罔開禁，與世無疑，保官空虛，初無質任。卿來相受，當明孤意，慎勿令家人繽紛道路，以親駭疏也。」說明「示恩」是罷除質任之一因。這些材料恐怕一大半您都引過了。　　

這個禮拜 Wittfogel妇在這兒講幾點鐘，我還沒去聽，昨天下午碰見他，一塊儿在校園裡繞了兩個灣[彎]兒，他說講中國上古史不可不念王國維、郭沫若专的文章，不可不用金文、甲骨文，如司徒即是司土之類不可不知。我說這些知識，對於中人以上的史學系大學生，不過是家常便飯，無甚希罕。他似乎覺得奇怪。我想這我沒有「吹牛」。我又告訴他甲骨、金文可以用，不過妄用是很危險的。他講的東西，大概也是概論性質，明天也許去聽一聽。　　

有時候想起自己的論文，系裡的規定是以翻譯為主。可是很難找適當的材料。想譯《宋史》〈食貨志〉的一部分，全譯太長又似乎沒有意思。您想自漢至宋的史料之中，有什麼相當重要而不甚難譯又不甚長的東西嗎？(比方〈徽宗紀〉，要譯注好了很有意思，可是似乎頭緒太紛繁了)　

　敬請　　
道安　　　　　　　　　　　　　　　　
學生楊聯陞[1943年]十月廿六日

人和書 ( Men and Books)

2011年3月5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