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30日 星期三

Henri Maspéro 昂利·馬伯樂

昂利·馬伯樂（法語：Henri Maspéro，1883年12月15日－1945年3月17日），法國語言學家，出生於巴黎。他父親加斯東·馬伯樂（Gaston Maspéro）是埃及學家。

1905年碩士畢業，其論文題目為《埃及托勒密王朝的財政》。後來，他決定放棄埃及研究，修讀中文和越南語，並在1908年去法屬印度支那（今越南、寮國和柬埔寨）和他哥哥喬治·馬伯樂會合。

馬伯樂在越南和柬埔寨進行田野調查，研究壯侗語系、南亞語系的各種方言。他在1911年和1912年分別發表關於泰語和越南語的語音歷史的兩篇重要的論文，此時他也進行漢語音韻學的研究。

1918年回到巴黎接任法蘭西學院的東方語言教授職位，因為前一任教授愛德華·沙畹（Edouard Chavannes）剛剛去世。在高本漢的研究的基礎上，他進一步分析中古漢語的語音系統，並通過漢語和泰語的比較研究上古漢語的複輔音。他第一個提出上古漢語有前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他兒子讓·馬伯樂（Jean Maspéro）當了游擊隊員，反抗德國法西斯侵略者。由於馬伯樂有猶太血統，他在1944年被德國人逮捕，並被監禁在德國的布痕瓦爾德集中營。他於1945年3月17日餓死在集中營。兩個月後，盟軍解放了布痕瓦爾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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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編集]


Besides his pioneering works on Chinese history and religions, he also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historical Chinese phonology for his works Le dialecte de Tch'ang-ngan sous les T'ang (1920) and Préfixes et dérivation en chinois archaïque (1930).

His Le Taoïsme et les religions chinoises was published in 1971 as Volume II of his Mélanges posthumes. It was published in English (as translated by Frank A. Kierman, Jr.) in 1981 under the title Taoism and Chinese Religion, in nine Books:

馬伯樂稱道教是「世界上最奇妙的宗教之一」。他在《老子和莊子以及聖人的生的神秘體驗》一文中，認為道家「致力於創造一個對世界的科學化的表象」， ...
  • Le protectorat général d'Annam sous les Tang, in BEFEO 10, 1910, 539-551
  •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u système phonétique des langues thai, in BEFEO 11, 1911, 153-169.
  • Études sur la phonétique historique de la langue annamite: les initiales, in BEFEO 12, 1912, 1-126.
  • Études d'histoire d'Annam, in BEFEO 16, 1916, 1-55 und 18, 1918, 1-36.
  • Le dialecte de Tch'ang-ngan sous les T'ang (1920)
  • Légendes Mythologiques dans le Chou king, in Journal Asiatique 1924
  • La Chine antique, Paris 1927
  • Mythologie de la Chine moderne. Mythologie asiatique illustrée, Paris 1928
  • Préfixes et dérivation en chinois archaïque (1930)
  • Mélanges posthumes sur les religions et l'histoire de la Chine, vol. 1: Les religions chinoises, vol. 2: Le taoïsme, vol. 3: Études historiques, Paris 1950.
  • Les institutions de la Chine, Paris 1952.
  • Le Taoïsme et les Religions chinoises, Paris 1950
  • Les documents chinois de la troisième expédition de Sir Aurel Stein en Asie centrale, London 1953.
  • Histoire et institutions de la Chine ancienne des origines au XIIe siècle après J.-C., Paris 1967.
  • Le taoïsme et les religions chinoises, Paris 1971

日本語訳 [編集]



马伯乐

目录

1.汉学家马伯乐
2.画家马伯乐
3.网站马伯乐

编辑本段1.汉学家马伯乐

　　

（Henri Maspero，1883—1945），法国著名的中国学家，沙畹的学生。1883年12月15出生于巴黎，其父为法国著名考古学家加斯通·马斯佩罗，原籍布雷西亚，其母是米兰人，是父亲的续弦。 　　马伯乐在蒙田中学开始他的中等教育，后来转入他父亲曾经就读的路易大王中学。16岁之前，马伯乐一直与父母住在巴黎，1899年，父亲被派往开罗，担任埃及文物局局长，为法国保住这个职位，马伯乐遂被托付给塞弗尔师范学校的女校长，成为一名寄宿生。在这所学校里，马伯乐通过了中学会试，并于1902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由于马伯乐的父亲当年在巴黎师范学校求学时，曾与第二帝国当局发生龃龉，因此他也就没有到这所位于乌尔姆街的名校继续他的学业。后来他在部队上服役一年后，随父亲前往埃及，在那里完成了论文《托勒密王朝时期埃及的财富》，并于1904年获得历史学和地理学高等文凭。 　　后来从埃及回到巴黎后，马伯乐开始学习法律，于1907年获学士学位，这对他以后研究中国法律史颇有裨益。与此同时，他开始学习中文，两个原因促使他下定决心投身于汉学研究，一是法国远东学院为汉学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二是他的同父异母哥哥乔治·马斯佩罗不久前以官员和学者的双重身份到印度支那任职。汉学的独特性和难度始终吸引着他。1907年他从东方语言学院毕业，1908年1月27日，他被任命为法国远东学院实习研究员，同年3月抵达越南河内，对当地文化的流传有深刻了解，此时他刚满24岁。 　　1908年11月13日，马伯乐奉命来到中国，到达北京时恰逢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晏驾，3岁的溥仪被扶上了王位。马伯乐目睹了汹涌澎湃的革命风潮，后来根据梁启超的一部关于1892年改良的著作，写了一篇文章，描述了革命即将到来前的种种征兆。1910年6月10日回到河内，11月25日作了一个关于北京和中国北方的报告。 　　回到河内后，马伯乐继续以往的北圻古地理学研究。在此期间，他还发表了一批关于中国佛教起源的研究成果，这项成果早在巴黎就已开始，其中包括有关佛教传入中国的各种说法、首批佛教信徒群体的形成、中国首批佛教信徒尊奉的领袖人物等。此外，他还评述了一位德国汉学家论述同一问题的著作，文章对这位德国同行的研究方法提出了异议。 　　1912年7月到1913年6月，马伯乐去欧洲和埃及度假，返回河内后，他为考古调查做了精心的准备。这次考古调查使他有机会第二次前往中国。1914年3月，他前往中国的沿海省份浙江，发掘和发现了那里的古遗址和古迹，直到1914年8月初。他原来打算去一趟朝鲜和日本，但由于战争的缘故，被紧急召回，不得不放弃原来的计划。在这次短暂的中国之行中，他接触了中国的各个阶层的人士，与僧人们交流佛学，实地考察了几个人口众多省份，与当地的农民生活在一起，了解他们的社会和宗教习俗。后来他在法国继续这项工作，起初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到法国的中国劳工作为调查对象，后来在巴黎的华侨和华人中间展开调查，以此为依据，写文章论述了中国现代的民间信仰。 　　1915年4月，马伯乐应征入伍。1917年7月，他被法国军方召回，任命为翻译士官。 1919年3月退伍复员，之后返回越南。1920年自河内返法定居，出版了《唐代长安方言研究》（Le dialecte de Tch’angngan sous les T’ang）一书。此书中，马伯乐最为成功的考证是以实例证明了古音系统的存在。他的中古音体系与高本汉的中古音体系产生了重大的差异，并由此引发了二人有关此问题的长期争论。 　　第二年进法兰西学院，继承其师沙畹任法兰西学院中国语言和文学讲座之主讲人。1921年1月24日，马伯乐正式在法兰西学院开始授课，第一堂课讲的就是他的老师沙畹的研究成果。在定居法国后，他开始撰写一部中国古代史，1927年他出版了1卷《古代中国》（1955 年再版，附补编和汉文方块字。）这本书以公元前三世纪为下限，此后，他的许多著作基本上都是以此书为中心撰写的，或补充此书，或是为写本书的续集积累材 料。从中国汉代开始，文献资料的数量要比远古可观得多，马伯乐必须对这些资料作出考证，运用其中的经济资料，这就导致他着手从事对中国经济史的全面调查，当时中国经济史还很少有人问津。马伯乐后期的许多课程和著作大都出自这一领域。 　　1928-1929年，马伯乐离开法国前往日本，到东京的“法——日之家”工作，并于1929年秋季途经中国北方和朝鲜回国。他在日本期间，受到了日本历史学家黑板胜美和汉学家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的欢迎，将他们收藏的一些考古和艺术资料展示给马伯乐，这对他日后的汉学研究有一定的影响。马伯乐在日本举行了多次讲座，其中一部分发表在日文期刊上，一部分收入其《遗著集》。 　　1936年2月1日，马伯乐被骋为碑铭与美文学院院士，1942年12月23日当选为该院副院长，1943年底当选为院长。1944年，马伯乐任法兰西学院文学部会长。由于他的儿子让·马斯佩罗参加反法西斯组织，马伯乐夫妇被捕入狱，他后来被押送到德国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受到了非人的虐待，1945年3月17日在集中营病逝，此时距美军解放该集中营不到一个月。 　　马伯乐除了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以外，还对中国的道教进行了研究，并依据在道教研究中获得的新资料，对中国的佛教起 源再作探讨。马伯乐称道教是“世界上最奇妙的宗教之一”。他在《老子和庄子以及圣人的生的神秘体验》一文中，认为道家“致力于创造一个对世界的科学化的表 象”，指出“道家和道教并不如一般人们所说的那么不同，他们彼此来自同一种极古老的宗教的根源”。马伯乐将六朝的道教视作道教发展历史上的焦点，并把六朝 和六朝以前的道教称为“古道教”。认为唐代以后直到现代的道教处在一个漫长的衰退过程中。其理由是，道士紧缩在道观之中，逐渐丧失了对民众的影响力，另外 是民间的道士变成了单纯的科仪崇拜。马伯乐将唐代以后的道教，即吸收了各种方术、仪式成分的道教，称为“民众道教”或者“近代民间宗教”，并以此与古道教 相区别。马伯乐对于古道教的研究，是从文献学入手的。马伯乐认为古道教是一个以《大洞真经》 为传统的道教集团，与另一个以《灵宝经》为传统的集团相对立。古道教是“引导信仰者以追求长生和不死为目标的寻求个人解脱的宗教”，而为了长生，古道教就 包含着一整套的养形和养性的道术，并且要信仰者积善行德，从有意识的集中精神到无意识地与道冥合为一。这样就达到了入道的高度神秘主义的境界。正因为如 此，马伯乐认为，老庄的道家思想与道教是没有区别的。尽管老庄与六朝道教时隔久远，但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它们有着连续性。马伯乐的另一名弟子康德谟在 单行本《道教和中国宗教》一书的序言中说，“马伯乐的最大的功绩就是对于道教，这样一种难于理解的宗教，给予了理解，提出了问题，并且向着这个方向开拓了 道路”。日本京都大学已故著名学者川胜义雄将马伯乐的法文原著翻译成了日文，并且曾经评价马伯乐“是通晓欧亚，唯一独立探索道教的历史及其道术的内部体系 的人”。这些评价应该说都是并不过分的。马伯乐的道教研究观点为后来的法国研究家们所继承，至今仍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 　　马伯乐关于道教的著作很多，1922年发表了第一篇有关道教的文章《关于道教的考察》，载于《法兰西东方学协 会通报》(Bulletin de l’Association francaise des Amis de l’Oriental)1922年第三期。不过最著名的仍然是1937年的讲演《道教的神仙──就其如何与神交感而言》，1940年的讲演《中国六朝时期 的人的宗教信仰和道教》以及1937年在《亚洲杂志》(Journal Asiatique)发表的《古代道教中的养生法》等。马伯乐的遗稿，后来经由他的弟子和同事戴密微（Demieville，1894─1979） 整理，以《关于中国宗教和历史的遗稿》（三卷本）为名出版，其中第二卷以《道教》为题，收集整理了马伯乐生前的演讲稿以及在战争期间写作的一些未曾发表的 手稿。戴密微在此书的序中称，“本卷收有关于公元初数世纪的道教的未刊稿三篇。这个时期差不多就是道教后来的基本构成形式形成的决定性时期。亨利?马伯乐是第一个企图对这一时期的道教历史和道教文献作学术探讨的人，几乎至今仍然是唯一通晓这门学问的人”。1971年，第二卷又以《道教和中国宗教》为名单独重新出版。《不列颠百科全书》称该书为“关于道教的最优秀的先驱者的著作”、“西方权威著作”。 　　他还有大量没有公开发表过的文章，自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没有再发表文章。1944年9月马伯乐被德国盖世太保以“恐怖活动嫌疑”的罪名关进集中营，从此再没有回来。所幸的是随着他的遗著于1950年陆续面世，唤起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对道教的注意。他的遗稿由戴密微整理出版，取名为《中国宗教·历史杂考)) 　　(Mé1anges posthumes sur les religions et　d’histoire de la Chine，1950年)，1971年由康德谟教授重新整理出版，书名为《道教与中国宗教》(Le Taoisme et les religions chinoises)，1981年由基尔曼(Frank A. Kierman)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 　　马伯乐在中国宗教研究方面的重大业绩，在于他阐明了在中国流行的3种主要宗教(包括儒教在内) 彼此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了3种宗教各自用来满足不同的需要，它们进行无情的斗争又同时共存，这种情况构成了一种十分重要的历史因素。他孜孜不倦地剖析了古 代道教的机制，指出道教借以建立起来的气功实践。他论证了在公元纪元初期道教对于佛教传入中国这件事情上所产生的作用。

***

域外中国学资源的中断与接续——谈马伯乐论著中译本

　　被捕后的马伯乐被关押在巴黎附近的一所监狱，半个月后，在德国人转移货物的最后一辆火车上，他和七十多个难友一道被押送到德国，五天后被送到布汉瓦尔德的集中营。

　　据说，有一个人曾经在马伯乐的最后时刻见到他，在集中营里的地下，消瘦憔悴的学者尽管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但还是兴致勃勃和朋友谈起远东的经历。三 月中旬的一天（一说15日，一说17日），这位对东方语言、历史和宗教都有着出色研究的学者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人世，这时，离美军解放布汉瓦尔德，仅仅差一 个月。

　　这是一个学术史上的悲剧，也是一个中国学领域中难以估计的损失。

　　一

　　1944年7月，法国最著名的学者之一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1945）还在沦陷中的巴黎艰难地从事他的中国学研究，他十九岁的儿子却为反抗德国法西斯参加了地下抵抗组织，27日，在完成 一次极其危险的任务时，被盖世太保追踪，他虽然机灵地逃脱，但是，盖世太保却发现了他的姓名和住址。第二天，当法兰西学士院与美文学院将要举行周会时，学 者们发现，院长马伯乐却没有来，因为在这一天早上，马伯乐和夫人一道被德国人逮捕。

　　文雅的学术在粗暴的权力面前，没有任何抵御的力量。被捕后的马伯乐被关押在巴黎附近的一所监狱，半个月后，在德国人转移货物的最后一辆火车上，他和七 十多个难友一道被押送到德国，五天后被送到布汉瓦尔德的集中营，他们穿着从死囚身上剥下来的衣服，饥寒交迫，在冬日的严寒里被迫进行各种劳动。1945年 初，也就是被捕七个月之后，他终于病倒了，拿惯了笔的手已经握不住十字镐，在书斋里深思熟虑的大脑经不住纳粹的摧残。据说，有一个人曾经在马伯乐的最后时 刻见到他，在集中营里的地下，消瘦憔悴的学者尽管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但还是兴致勃勃和朋友谈起远东的经历。三月中旬的一天（一说15日，一说17 日），这位对东方语言、历史和宗教都有着出色研究的学者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人世，这时，离美军解放布汉瓦尔德，仅仅差一个月。

　　这是一个学术史上的悲剧，也是一个中国学领域中难以估计的损失。马伯乐没有坐在书桌旁，却倒在法西斯集中营里，这使得法国的东方语言、宗教和历史的研 究，少了一个卓越的领袖人物。在法国的中国学家中，马伯乐堪称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据戴密微给他写的传记说，他出身在一个学术世家，他的父亲是埃及学 家，他的哥哥是越南历史研究者，他曾经在河内的远东学院研究多年，其间到过中国考察，然后他向著名的中国学家沙畹学习，他的研究领域很宽，仅仅在这部译文 集中，你就可以看到，他的研究不仅涉及中国古代的思想和宗教，也涉及中国古代的地理和历史，而且还涉及了东南亚的历史、风俗和语言。

　　二

　　我没有能力全面评价马伯乐的研究，这里主要是从我稍稍熟悉的道教研究领域说一些感想。我最早接触马伯乐的著作，就是因为研究道教史。他关于道教的历 史、道教的神祗、道教的技术方法的研究，可以说，开创了道教研究的新局面，而他去世后由他的学生戴密微（Paul Demieville，1894-1979）于1971年整理出版马伯乐的长篇巨著《道教和中国宗教》，更是影响了一代道教学者。

　　在早期有关道教研究的领域中，如果简略笼统地说，那么，日本学者的长处在文献，中国学者的长处在历史，而法国学者的长处是对佛教和道教的宗教性和历史 性的综合把握。法国人对于道教的现代学术研究兴趣，也许可以追溯到1911年魏格尔编制的《道藏书目》，和1919年沙畹关于泰山投龙简的论著，尤其是后 者，这部以“投龙简”为中心的研究论著，关注到了道教人物、经典和思想之外的仪式、方法和政治背景，显示了综合传教士传统、欧洲历史学方法和现代人类学意 识的法国道教研究的特征。不过，真正使法国学界对中国道教的研究形成新典范的人物，却是马伯乐。当二十世纪头二三十年，日本的妻木直良、小柳司气太、常盘 大定，中国的傅勤家、许地山、胡适、陈寅恪、陈垣开始以现代学术方法研究道教史的同时，他却以法国中国学的严谨方法和法国学术界的特有思路，对道教进行了 卓有成效的研究。

　　马伯乐从西周和东周的宗教信仰差异开始进入他的论述。首先，他指出西周的时候宗教信仰比如对皇天后土、先公先王和先祖，大体上是一致的，但是东周以 后，一来诸侯强大，形成地方性的和类别性的信仰和仪式，二来百家蜂起，各自将信仰如鬼神等等理性化，反而对神秘力量的崇拜成为边缘和下层，大行于民间，并 成为后来道教形成的资源。其次，他介绍了中国民间信仰的各种神鬼谱系，最高神如玉皇，自然神如雷、电、水、火，管理地方之神如五岳、城隍、土地、灶君，职 业神如孔子、关帝、天后，个人休咎之神如北斗、观音、财神、瘟神，死后世界诸神如阎王、地藏等等。他觉得，中国神鬼世界的特点是与人间世界相仿佛，是帝王 政治的影像和模拟。接下来，他讨论了古代中国和近代印度支那半岛上的泰族的社会和宗教，这一部分显示了他对印度支那历史和文化的熟悉，也暗示了他对古代中 国研究的一个取向，一是要扩大中国研究的背景，因为很多中国的东西都和周边有关，二是要用另一空间现在还存在的田野资料，映证此一空间已经消失的历史，三 是对于道教史有宏观的把握。而下面几章，就集中讨论了道教史，道教的起源、道教的历史、修炼、仪式。最后的“西历初几个世纪的中国道教”一章，是在马伯乐 遗留下来的大量讲演稿、笔记和卡片中，由戴密微整理出来的，它不仅涉及了道教的神、道教的组织、道教的仪式，和佛教与道教的关系等等，而且，后来道教研究 领域的很多有价值的问题，在他这里都已经开始讨论了。

　　三

　　马伯乐的成就当然不止是道教的研究，当年高名凯教授在他去世以后介绍他的短文中曾经说他，“学问渊博，于中国古史、语言、宗教、天文、哲学、术数无不 精通，所著《中国上古史》（La Chine Antique）曾获儒莲奖金，《唐代长安方言考》（Le Dialecte Tch’ang-ngan sous les T’ang）实出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之右”，这里提到的《唐代长安方言考》，已经由中华书局翻译出版，这很体现了欧洲学界当时综合语言学和历史学的 路数，也让我们了解，何以中国当时最好的研究所叫做“历史语言研究所”；这部译文集里，还收录了当年冯承钧翻译的《汉明帝感梦遣使求经事考证》和新翻译的 《道教与中国佛教初兴》，反映了当年道教史研究总是与佛教史研究相互纠缠的状况，早期欧洲和日本道教研究，常常是因为研究汉魏六朝佛教，不得不讨论佛道交 涉，而促进了道教史研究的；这部译文集里还收录了关于道家、墨家的两篇论文和关于早期天文学的一篇论文，反映了法国中国学家对于中国的理解，希望上溯到 “轴心时代”的取向，也体现了马伯乐对于“古代中国”作总体研究和把握的勃勃雄心；而《公元前四世纪的齐王编年史》、《汉代敦煌文献》等论文，则体现了法 国中国学界，除了像葛兰言那样有一个借助人类学、民族志的方法重新理解和解释中国的新传统以外，仍然有像沙畹这样继承了精通和熟悉文献，从传世典籍与考古 文献出发重新发掘历史的旧传统，正是这两个传统的交融，才构成了法国中国学现在的风格；至于《李陈胡三氏时安南国之政治地理》、《秦汉象郡考》、《唐代的 安南都护府疆域考》等等论文，不仅体现了他对历史上疆域“移动”的中国的理解，也反映了他对中国研究重视“周边”的映证的思路，当然也让人想到他在越南生 活和观察的经历。

　　四

　　六十一岁的马伯乐早早死在了法西斯的集中营。学者的命运就是这样，书斋学问毕竟抵御不了政治权力，纸的书本也绝对不是铁的枪炮的敌手，烽火连三月，就 得白发搔更短，铁骑下长安，就不得不携妻带子落荒逃，更不必说刀斧加于颈项了，算完一道数学题再从容赴死的阿基米德故事，多多少少有些想象的意味和自励的 作用，学者再清高脱俗，也得有一个安全和温饱的环境，战争对于学术就是一场灭顶的灾难。

　　不过，除了战争的摧残之外，有时候因为某些其他原因的遗忘和忽略，也常常带来学术史的遗憾。虽然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学界对于法国汉学就并不陌生， 不仅冯承钧曾经翻译过马伯乐的若干著作（当时把马伯乐译作马司帛洛，这里收集了四篇），李璜也曾翻译了另一个和他同时代，和他颇有瑜亮情结的法国学者葛兰 言的著作《古代中国的舞蹈及传说》（此书把葛兰言译为格拉勒，非全译本），但是，后来很长时间里，中国学界对于这些法国早期汉学家的研究却越来越隔膜。隔 膜造成了彼此的生疏和忽略，也带来了学术史上的资源短缺和思路滞塞，恰成对比的是，在日本却由于相当多的中国学家对法国的特别好感（很多日本中国学者都曾 在法国留学或访问，日本各地有很多类似日法会馆这样的机构，法国远东学院专门编纂佛教研究著作的《法宝义林》编纂处也一直在京都），法国汉学常常是刺激他 们学风变化的资源。仅仅在道教研究方面，不仅像吉冈义丰很早就和苏远鸣（Michel Soymie）合作编辑了四册《道教研究》，就是马伯乐的《道教》，经川胜义雄翻译后，不仅被收入风行一时的平凡社《东洋文库》，而且在短短若干年中就印 刷了十几版。就连他关于六朝道教合气之术的若干讨论，也由持田季末子翻译为《道教の养性术》一书，1983年由东京セリカ书房出版。我特别注意 到，1968年，第一次道教国际会议上法国学者提出了道教研究的一个清单，建议研究重心应当围绕着道院制度、道教与异端、道教与现代化、佛道关系、道教与 方术、道教与艺术、道教在政治史上的意义、来世观念、降神术、意识中的幻觉、房中术、道教内的相互关系、思维模式等主题上，事后看来，这个建议显然对后来 的日本道教研究界的转向，发生了深刻影响。

　　学问是一个长久的事情，来自外国的知识，并不是像时装那样越新越好，有时候回头看看早期研究，也会发现一些看似陈旧的论著，却有变新的意味，旧的和新 的，有时能够越过时间的断裂，构成学术思路的链接，再读马伯乐的著作，也许就是如此。看看这本书的翻译，也觉得颇为有趣，这里既有冯承钧先生在二十世纪上 半叶翻译的四篇，也有翻过了一个世纪的年轻学人新近翻译的若干篇，新旧翻译之间，竟然遥遥相距半个多世纪，这让人想到，学术史上也许不仅有持续不断的薪火 相传，还有因为某些原因不得不重新找回中断的记忆，接续旧有的资源以补上新课的时候。

　　（马伯乐论著中译本之出版，由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所策划，怰小笛、盛丰译）

　　（原载《文汇报》2007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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