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名世年譜》Pierre-Henri Durand

【法】戴廷杰（Pierre-Henri Durand））《戴名世年譜》北京：中華書局，2004（

原書局網站不肯將稍詳資訊分享。書皮有句：「八種附錄；六種索引….」（詳後之引文））

戴廷杰先生，了不起的奇人也。讀《戴名世年譜 自序》，可知其博士論文即相關的題材，後成書曰《士與權》。然先生與戴名世和他的後世親友、知己等有緣，四十歲再窮十於載之功夫，重新出發，撰此書。「…..癖好幾乎成痼……奔走南北之館，居數十日而歸西，如此凡十番……躍躍色飛，宛若山林蒐蕈也【此為作者做學問之比喻也】…..」

戴廷杰先生令一古法國之著名引言：「今之人為矮人，古之人為巨人，夫今之人能悠悠遠望，非以目力之絕致也，以得乘巨人之肩焉爾。」（《戴名世年譜 例言》）
「……自誓書既成，欲復遊桐城，以恭焚是譜於先生之墓，亦未意當登王翁（hc：樹民）之塋，悲夫。」《戴名世年譜 後記》

以下借史學教授來新夏之一文，說明此書大要。

「……撰者以十年辛勞，潛心研究清代文字獄中一個重要人物戴名世【HC補貼：戴名世，字南山（1653-1713）；「康熙年間第二起文字獄《南山集》案發。安徽桐城人戴名世，於《南山集》中用了明永歷年號，身被寸磔，族皆棄市，孤兒幼女統被髮配邊疆。戴為翰林編修，與其交往之尚書、侍郎，有32人被降職……」】，當其開始著筆著述時，必然會反覆考慮運用何種編纂體裁與體例。以年譜體論定人物究竟是否合適？我在以往曾對年譜這一史體有過一些研究，在所著《中國的年譜與家譜》中曾說過："年譜是史籍中的一種人物傳記……它是以譜主為中心，以年月為經緯，比較全面細致地敘述譜主一生事蹟的一種傳記體裁。它雜揉了記傳與編年二體……"看來年譜比傳記更易於容納史料，理清脈絡，尤便於寓論斷於敘事。我在研究林則徐事功多年後，就寫了一部《林則徐年譜》，深感寫年譜比傳記更順手，更容易求真存實，更易於減少個人情感成分。而撰者這部年譜可謂把年譜的功能運用得非常自如，令人讚佩！……」

「《戴名世年譜》的另一特色是頗有創意。撰者除了編纂常規應有的12卷正譜外，又增設了若干具有原創意義的體例。如立《後譜稿》，始康熙五十三年即譜主被誅之次年，下迄清末，歷時二百年有零，用以記譜主身後案件餘波以及遺作的編纂、題記、刊行等情事。為歷來年譜編纂的創舉。《後譜稿》後，有附錄八種，錄存正譜未錄的譜主佚作、雜類文獻和近世題跋、近世雜記。並收錄譜主的舊譜、傳志。另有文目編年、佚文代文文目等。涉及方面之廣，幾乎將有關譜主資料，網羅殆盡，極便於研究參考。其最具創意者則為書前之圖版，撰者一反年譜常規，譜前未置譜主圖像，或示譜主銜冤沉埋不得顯其圖像，而特置興此大獄的檢舉人趙申喬朝服像，同時又置延致戴名世之趙吉士消閑像，二趙並舉，撰者之褒貶自見。撰者插入的書影中有十幅是文禍後譜主名號被剜改塗抹的證據，如譜主所著《孑遺錄》【HC讀梁啟超等人對此書之風評而買此書】所署"桐城戴名世田有著"一行被塗抹【HC：本書用「先生名里一行被黵（讀如「膽」）」】；《依歸草》後印本卷十"戴田有集序"被肢解為"戈二月集序"；《秀野草堂詩集》後印本將有關戴名世的詩句剜去兩行半，開"剜天窗"之先例等等。撰者在編譜之餘還念及讀者的使用，在譜末附入綜合索引，分人名、地名、書名、篇名、酬酢、文獻等六種，以為讀者檢讀渠道。這些創意，不僅對年譜的編纂體例有所增益，亦以見撰者之匠心獨具。」（來新夏：「讀《戴名世年譜》」 http://www.observechina.net/Big5/da.asp?id=326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