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adership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领导学-多学科的视角(领导学译丛)(Leadership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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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美)芭芭拉·凯勒曼　译者：林颖 周颖 编辑、剪辑:(美)(Barbara Kellerman)芭芭拉·凯勒曼
• 出版社：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 出版日期：2008

Table of Contents

OVERVIEWS.

1. History, Psychology, and Leadership, Bruce Mazlish.

2. The Law of the Father: Leadership and Symbolic Authority in Psychoanalysis, Melvyn Hill.

3. Leadership Systems in World Cultures, David M. Rosen.

4. Leadership as a Political Act, Barbara Kellerman.

5. The Social, Organizational, and Cultural Context of Effective Leadership, Martin M. Chemers.

6. Organizational Leadership: The Contingency paradigm and Its Challenges, James G. Hunt.

7. Feminist Scholarship on Political Leadership, Susan J. Carroll.

VIEWPOINTS.

8. The Role of Leadership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Sonia M. Hunt.

9. Cultural Leadership and the AvanteGarde, Monica Strauss.

10. Adult Leadership and Adult Development: A Constructivist View, Robert Kegan and Lisa Laskow Lahey.

11. Assessing Political Leaders: The Criterion of “Mental Health”, Stanley A. Renshon.

12. Leadership: The Socratic Model, Leonard Gr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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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連目錄的分類都不採取

目錄

第1章　歷史、心理學和領導學
　獨立戰爭之前和之時的領導
　關於領導力的心理學理論
　個案研究:伍德羅·威爾遜
　其他總統
　結論
第2章父親法則:精神分析中的領導和象徵性權威
　作為領導者的精神分析師
　作為領導者的父母
　父親法則
　多元化的風險
第3章　全球文化中的領導
　領導體系
　領導體系:比較類型學
　結論
第4章　作為政治行為的領導
　美國的領導者
　政治領導是什麼?
　誰領導?
　我們為什麼跟隨?
　什麼構成好領導力?
第5章有效領導的社會、組織和文化背景
　領導的本質
　當代的領導理論
　概括與總結
第6章組織領導學:權變範式及其挑戰
　組織領導學研究的發展
　對權變範式的思考
　領導和管理行為
　領導概念的精煉
　權變概念的擴展
　權變範式的挑戰
　結論
第7章　行政領導的女權主義觀點
　權力和領導的女權主義評論
　傳統研究中的女性領導者
　女權主義者對女性領導人的考察
　對政治領導研究的貢獻
　遺留問題
第8章　領導在現實構建中的作用
格奧爾格·西美爾和馬克斯·韋伯:領導是權威
查爾斯·庫利和喬治·米德:領導是符號互動
　社會的構建
　推斷的領導
　扮演領導角色
　結論　
第9章　文化領導與先鋒派
　藝術家和公眾:19世紀的藝術革命
　現代主義和德國的文化領導
　赫爾瓦特·沃爾頓和《狂飆》
　瓦西里·康定斯基:慕尼黑,1901—1912
　合作:1912—1914
　文化領導和先鋒派
第10章成人領導力和成人發展:建構主義觀點
　成人期的三個意義系統
　作為領導的父母
　作為領導的雇主
　領導、追隨、國家
　附錄:成人的發展過程
第11章對政治領導人的評價:心理健康的標準
政治領導人的心理功能:對一個問題的若干觀點
政治領導人的心理健康:一些初步的考慮
政治精神病學中的心理健康和標準的問題
心理缺陷的心理學概念和政治學概念
第12章　領導:蘇格拉底的模式
　蘇格拉底:作為領導者的哲學家
　領導是道德活動
　領導與權力
　領導是對話
　政治領導
　作為助產士的領導者

作者簡介
譯後記


內容提要
在這本新著中.芭芭拉.凱勒曼帶領我們從多學科的視角領略了領導學的學術世界和真實世界。來自不同學科和不同專業領域的專家分別撰寫了12篇極具獨創觀點的章節。每一章都對一個特定的領導學問題進行了分析。

收錄了詳實的事實和理論.對理解領導者和追隨者之間複雜的交換關係十分必要;
集中收錄了歷史學、心理學、人類學、政治學、組織學、社會學以及哲學關於領導的重要觀點;
對一些關鍵問題提供了解答,這些問題包括:什麼是領導?追隨意味著什麼?其他學科是如何看待領導的?其中涉及到因果關係嗎?需要道德這個尺度嗎?
書摘(噹噹)
第1章　歷史、心理學和領導學
　　布魯斯?馬茲利甚
通常而言,歷史學家並不傾向於理論。這並不是說歷史學家不使用理論,而是說他們有點像莫里哀筆下那個一直用詩歌表達自己人生,從不承認事實的小市民,歷史學家會表示出驚訝或另一種偽裝。因此更為妥當的說法是,至少直到最近,歷史學家才不再趨向於分析,也就是說他們開始在一般意義上使用理論,但是並不分析理論,對理論的使用也並不明顯。按照這種模式,歷史學家宣稱“講述故事”和“如實紀錄”是他們需要的所有理論。敘述而非方法正是出於這種模式的選擇。

直到最近,講述領導人生平的歷史學家既沒有界定領導的概念,也沒有仔細考慮在講述背後的領導學理論。但是,目前在歷史長河中刮起了一股清新之風,那就是定量理論、心理學理論和社會學理論對傳統的敘述理論發出了挑戰。現在我們有信心從理論觀點的角度,對歷史上的領導力進行考慮。
歷史學家在他們的著作中究竟是如何處理領導力的呢?歷史學家做了哪些工作?這些工作的效果如何?歷史學家是不是對領導者施加了自己的道德判斷?這些問題是我們首先要考慮的。
首先要說的就是,歷史學家總是被“歷史上的偉人”理論所吸引。傳記是記載歷史的主體,同時也反映了“個人崇拜”。我所謂的傳統歷史大多缺乏因果分析,僅僅是簡單的描述。這些傳統歷史通常以某些領導人來“解釋”一段歷史時期或一次重大歷史事件:例如拿破崙時期,或把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解釋為某些政治人物的決策的結果。

“歷史上的偉人”這種方法通常伴隨道德判斷。的確有一部分歷史學家信奉歷史相對論,使自己沉浸在歷史偉人所處時代的價值觀,而不施加外在的道德判斷。還有一部分歷史學家視歷史為“科學”,認為不應當對歷史人物施加道德判斷。但是在18世紀甚至19世紀,大多數歷史學家仍然相信,歷史學家的任務之一就是讓逝去的偉大人物接受歷史的評判。歷史是“教育”,是“歷史人物講授的哲學”。
因此總體而言,“偉人”視角下的領導通常帶有虛構的成分,正如洛德?阿克頓(Lord Acton)所描述的歷史中,這些領導也可能變成壞人。 19世紀末20世紀初興起了揭發醜聞的浪潮,歷史學家開始貶低歷史上的英雄人物。在這一浪潮中,也開始出現了從心理學角度對領導進行的近代研究。這些研究不帶有外在的道德判斷,對領導者的精神障礙進行還原,也就是說用心理準則代替道德準則。
在某種程度上,這種控訴是正確的。正如諺語所說的,“任何人在自己的僕人眼中都不是英雄”,我們也可以補充說,任何人的優點和缺點在心理歷史學家的分析下都將暴露無遺。正如孩子會發現自己的父母也有弱點,閱讀心理歷史學作品後,你會發現偉人也有弱點。你會發現“英雄”具有好的一面,也具有壞的一面,必須把這兩面進行整合。簡言之,心理學歷史學對領導的研究中也伴隨“道德”判斷,不管你願不願意,這種判斷都會以一種非常特殊的形式得以強調。

無論如何,不論是否出於道德判斷的考慮,今天的歷史學家已經不喜歡採用傳統的“歷史上的偉人”方法,轉而喜歡研究大多數人:社會歷史。這種歷史以理論為基礎。它並不試圖講授故事,而是分析人口統計學、氣候、經濟等因素對大眾的影響。社會歷史替農民、工人、少數民族等“黑暗階層”發出了聲音,這些階層的名字從未出現在歷史的篇章中。

因此,定量歷史和新社會歷史提出了與“歷史上的偉人”相反的視角。人民大眾取代領導者成為新的英雄。但是事實上,即便是社會歷史學​​家到頭來也落得被諷刺的下場,因為他們發現人民大眾並非無領導,大多數歷史事件的核心是領導者和追隨者的交互作用。這種交互作用被一種新的分析方法所承認,“歷史上的偉人”的方法正是以這種姿態,帶著嶄新的活力進入研究者的視野中。

接下來想說的是,所有關於領導的歷史處理都必須放到​​特定的歷史背景下進行思考。蘇聯的領導顯然不同於代議民主制下的領導,如美國的領導。魅力型領導時期和官僚型領導時期也是不同的。歷史學家甚至在不假思索的情況下,也能夠很好地處理被研究對象與其所處特定的歷史時期之間的關係,而不顧忌普遍性和類型學所發出的警告,畢竟這兩種警告都忽視或輕視當地情境的影響。
歷史學家如何處理各時期各地點的領導,包括來自遠古、中世紀和近代,遍布歐洲、亞洲和美洲的領導,這需要一本厚重的書才能看清這其中的處理過程。我在這裡將尋找更妥當的方式來說明總體的問題,勾勒現有的歷史輪廓,以便了解美國歷史的特定領域。我自認為這一過程具有“現代”的特點。

在開始對美國歷史學家所做的實際工作進行分析之前,還需要做一些初步的闡述。在20世紀早期,關於領導和領導力形成了兩種理論派系。第一派是社會學家所做的工作。羅伯特?米歇爾斯(Robert Michels)和加塔諾?莫斯卡(Gaetano Mosca)認為,無論馬克思主義或民主政治哲學如何談論對待群眾的政策,實際上發揮作用的是一條無情的規則:所有大的公​​共機構最後都會演變成這樣一種機構,即其權力和領導出自上級而非下級。很多原因促成了這樣的演變,其中一個原因是對組織的控制會中斷對溝通的控制,而領導控制了溝通。
當然也會有學者不贊同這種觀點,但是假如你同意這種觀點,那麼他們的理論就對歷史學家提出了一個關於代議民主制度下(如美國)的領導的問題。但是,必須承認的是,美國歷史在形成的過程中未引起這些國外社會學家的注意。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所做的工作也是如此。美國歷史學家對他關於領導的思想相當熟悉,但是其思想對美國的適用性即便不是細微的,也是邊緣的。我們沒有產生過魅力型的、拿破崙式的領導——華盛頓甚至拒絕了成為君主的機會,也就失去了成為魅力型英雄的機會——我們對“有組織的人”的解釋也具有美國特色,帶有軼事的色彩。

心理學理論作為第二派理論,對近代產生了更大的效應。我們的“治療性的社會”似乎特別容易接受心理學的解釋。我們為心理分析提供了一個最好客的避風港。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因為佔支配地位的個人主義促使社會更關注個體人格;另一個原因可能是我們繼承了清教徒式的自我反省。這或者也不足以解釋我們的心理吸收。這兩個原因共同造就了一個長期的強烈願望:即對“精神”健康和個體發展的關注。其中特別是心理分析理論引發了歷史學家對領導的興趣,也為我們理解領導提供了一種更符合本民族精神的可能方法。

至少到目前為止,人們只對領導產生興趣,卻沒有關注領導力。其中的原因已大致可知,即歷史學家通常不具有概括和理論化的傾向。這一情況目前正在改變,在這種條件下,我們必須思考這樣一些問題:堅持“領導”的說法是否還有意義?我們所討論的是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政治領導?
領導可以表現為多種形式,如智力型、藝術型、宗教型,當然也包括政治型。美國藝術和科學院在20世紀60年代後期舉辦了一次會議,其後出版了名為《哲學家和君王))(Philosophers and Kings)的會議論文。這篇文章論述了多種形式的領導。其中收錄了包括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查爾斯?梅里安(Charles Merriam)等智力型領導,詹姆斯?米爾(James Mill)這種在智力上和政治上都具有領導意義的人物,以及阿塔圖爾克(Ataturk)、戴高樂(de Gaulle)、俾斯麥(Bismarck)、恩克魯瑪(Nkrumah)等政治人物。這些例子證明了,我們對領導的研究往往局限在政治型領導範圍內。
即便是具有先鋒意義的埃里克森(Erikson)的研究,也把馬丁?賂德(Martin Luther)和甘地(Gandhi)定性為偉大的政治變革人物。其中的原因其實很簡單:例如文學創作者並不會把領導理解為一種偉大詩人和觀眾之間的關係,儘管他們可能也會處理這種實際關係。至少在歷史學家看來,主要在政治學領域,領導學似乎成為一個可區分的領域。它作為一個理論分支,日益受到實證的支持。當政治學的歷史派別遇到了歷史研究的政治派別,歷史學家出於本章開篇提到的原因,有意無意地促進了領導學的相關研究。

因此接下來,正如我們之前所預計的,我們將集中討論歷史學家關於政治領導的記載,具體而言,對存在於代議民主制政黨如美國政黨內部的權力關係進行分析。領導學研究領域也關注公司領導,這可以作為一種比較性研究,但是公司領導並不像政治領導在領導學研究領域處於核心地位。因此,我們將簡略介紹理查德?勒博(Richard Lebeaux)的《年輕的梭羅》(Young Man Thoreau)或安妮?賈汀(Anne Jardin)的《第一個亨利?福特》(The First Henry Ford )等研究,僅僅關注其中所包含的與智力型領導或公司領導密切相關的內容。我們把重點放在政治領導上,特別是總統,其執政期常常被歷史學家作為劃分歷史階段的依據。
綜上所述,我們試圖在主旋律下,選取美國特定歷史時期的領導進行研究,並始終貫徹將背景和理論相結合的原則。我們收集選取了從美國獨立革命之前一直到當代的歷史文獻,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確保研究的啟發意義。我們還會運用心理分析的理論來分析美國歷史人物,這一部分的內容以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為核心。最後,我們還會分析歷史學對領導理論所作的貢獻。
獨立戰爭之前和之時的領導
從歷史的層面來看,假如民主制意味著絕對的平等,那麼有人或許就會想,在這種民主社會中領導和領導階層都將不復存在。但是,歷史並不符合邏輯。即便是斯巴達也有它的萊克格斯(Lycurgus)。事實上,無論是通過輪換還是選舉,無論是在戰爭年代還是在和平年代,平等和領導並不衝突。米歇爾斯和莫斯卡等社會學家認為,所有的社會形態都能適應領導者指導的結構,這種觀點似乎是正確的。

美國第一代移民甚至都沒有期許過平均主義的民主制度。但是,約翰?溫斯羅普(John Winthrop)可能是美國歷史上第一個偉大的領導人,17世紀30年代追隨他的清教徒被告知,上帝賦予每個人的地位並不平等,每個人都要接受自己的地位並響應上帝的召喚,順從地實現上帝的目標。溫斯羅普作為上帝的使者,會提供領導人。

美國早期殖民地領袖具有神權色彩:宗教領袖同時也是政治領袖(和後來霍梅尼領導的伊朗革命情況相同)。在清教徒共和國,只有神職人員可以行使公民權,教會和國家被視為一個共同盟約的一部分。溫斯羅普歌頌道:“為了這一創建”,“我們和上帝締結盟約”。 “創建”的含義就是共和國。只要控制了講道壇,就掌控了政治權力;已成文的訓誡具有長期實效的宗教領導意義。
宗教的發展破壞了它所宣稱的國家全能論。正如我們所知道的,清教徒的神權政治並不持久。 1776年獨立戰爭之後成立了美利堅合眾國,這個新國家所實施的代議制政府,歷經細微調整,一直持續至今。這就是美國領導學出現的背景。

最初在革命早期,人們普遍認為,全民一致的原則在民主制度即便是代議制度下都應該得到確保。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特別反對政治黨派,認為領導權不應該通過某個政黨,而應該通過公眾的形式直接實施。他認為全民一致代表了正確的政策和領導。詹姆士?麥迪遜(James Madison)及其聯邦制擁護者對這一點有更為清楚的認識。他們意識到派別是人類社會必然的產物,並且佔多數的派別是通往自由之路的必要條件。他們的觀點和現實中的派別最後都得到了人們的廣泛認同。

但是,“不受爭議”的領導作為一個神話開始盛行。這種神話源自“國父”喬治?華盛頓,人們從18世紀就開始把他塑造成一個神,“牧師”威姆(Weem)更是把這種神化做到了極致。華盛頓被塑造成一個近乎神和上帝的人物,他對美國的領導被認為是毫無異議、不證自明、無需進一步解釋的父權統治。大多數歷史學家都認可這種觀點,但是也.有少數歷史學家對此提出質疑。但即便是質疑最多的歷史學家也很少把華盛頓看作是一個具有某些特質,能夠領導其他人的普通人。歷史學家通常只是以美化的形式描述華盛頓,而不用理論術語分析他。只有在詹姆士?弗勒克斯納(James T.Flexner)的《喬治?華盛頓:經驗的鑄造))(George Washington:The Forge of Experience)和馬庫斯?堪利夫(Marcus Cunliffe)的《喬治?華盛頓:人和紀念碑》(George Washington:Man and Monument)這兩本書中,我們才從一種更偏向心理學的角度,了解到華盛頓這位國父的人格是如何與其追隨者的精神以及黨派聯盟達到契合的。


歷史學家從美國獨立戰爭時期才開始認真思考領導力的問題,對此我們不應感到驚訝。這是歷史上第一次構建的國家。當然美國殖民地時期也存在領導,牧師[如科頓?馬瑟(Cotton Mather)等]和地方行政官[如托馬斯?哈奇森(Thomas Hutchinson)等]也能夠行使權力,但是他們的權力範圍有限並且不廣泛。獨立戰爭初期產生了非制度化的領導,這些新產生的領導能夠在更廣範圍內行使權力。這些領導者在美國成為開國元老,儘管即使是哈奇森在大革命時期扮演的是反對者的角色,他在歷史舞台上發揮的作用仍然非常重要[參見伯納德?貝林(Bernard Bailyn)在《托馬斯?哈奇森的磨難》(The Ordeal of Thomas Hutchinson)中的論述]。

美國國會圖書館為慶祝美國獨立戰爭兩百年,舉辦了主題為“美國獨立戰爭時期的領導”的會議。隨後出版的會議論文集從政治、智力、軍事和心理的維度對領導者進行了探討。對歷史學家而言,其中大部分內容局限在特定領導者,缺乏整體的理論構建。但是,會議論文集的重點仍然清楚地集中於“領導力”。斯坦利?艾爾金(StanleyElkins)和艾爾?麥吉特里克(Earl McKitrick)在此之前所著的《開國元老:革命時期的年輕人》(The Founding Fathers:Young Men of the Revolution)則更傾向於理論分析。這兩位作者認為,開國元老即聯邦制擁護者,建立了新的國家和憲法制度,他們相對於大革命的反對者和反聯邦主義者而言,是更為年輕的一代。這些開國元老是具有反叛精神的“後代”,他們接受革命的洗禮,具有全局觀,渴望為國家和民族貢獻自己的力量。變革型領導理論強調世代和內隱的心理因素,對這些開國元老的產生過程提供了更為詳盡的解釋。

埃 德溫 伯羅斯(Edwin G.Burrows)和邁克爾 華萊士(Michael Wallace)在《美國大革命:民族解放的意識形態和心理》(The American Revolution:The Ideology and Psychology of National Libera—tion)中探討了行使領導權的心理背景。他們關注到未來的革命階層不斷表現出孝順的姿態,需要切斷殖民地與其母國英國之間的聯繫。心理需求和當時的意識形態相符合,這種符合為革命領導者提供了一個可以利用的合理平台。只有那些符合當時意識形態和心理訴求的領導者才能得到民眾的擁戴,布魯斯?馬茲利甚(Bruce Mazlish)在美國國會圖書館舉辦的領導力論壇上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更為深入的分析。

Leadership: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Barbara Kellerman,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ISBN-10: 0135276713
ISBN-13: 9780135276716

Publisher: Longman
Copyright: 1984
Format: Paper; 320 pp
Published: 10/01/1983
Status: Instock

Product Description

An edited collection of thirteen original chapters by leadership experts from a variety of social science/business disciplines. The first treatment of leadership studies from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From the Publisher

Written on a sophisticated level, but in language that is accessible and jargon-free, this volume consists of a series of original essays by 13 scholars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es and with different areas of expertise. It includes the most important historical, 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ical, political, organizational, sociological, and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n leadership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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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Details

• Paperback: 320 pages
• Publisher: Prentice Hall; 1 edition (October 11, 1983)
• Language: Engli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