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允芃 小檔案
殷允芃 ／天下雜誌發行人 ...2008年：創辦《親子天下》。
學歷：成功大學外文系、美國愛荷華大學新聞碩士 經歷：曾任美國《費城詢問報》記者、合眾國際社、《紐約時報》駐台記者，以及《亞洲華爾街日報》特派員；並於1981年創辦《天下雜誌》
榮譽：1976年，獲選十大傑出女青年；1987年，榮獲有亞洲諾貝爾獎美譽的「麥格塞塞獎」；1995年，被《亞洲週刊》評為亞洲最有影響力的女性；2010年，獲頒政治大學名譽文學博士、卓越新聞獎新聞志業終身成就獎。並曾多次獲頒金鼎獎。
作品：《中國人的光輝及其他》、《新起的一代》、《決策者》、《太平洋世紀的主人》、《等待英雄》、《點燈的人》、《發現台灣》（合著）、《敬天愛人》、《素直的心》；並執導《綿延的生命Lucie的人生探索》紀錄片
殷允芃：《決策者： 當代名人訪問錄 》( 1982)
決策者: 當代名人訪談錄封面. 書名：決策者: 當代名人訪談錄; 作者：殷, 允芃著; 叢書：
張愛玲獨家專訪 華人世界絕響
作者：殷允芃 2015-09-14 Web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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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遠在洛杉磯的61歲張愛玲捎卡片給《天下雜誌》。她與《天下》的緣份，起於創辦人殷允芃還是窮留學生時，穿著借來的棗紅色牛仔褲採訪她，這個採訪，成了華人世界的絕響。
那一天，雨勢悄歇。
離會見張愛玲女士的時間還早。傘下，踱過波光燈影的哈佛廣場，和附近鬱綠的小公園--當年華盛頓誓師抗英的地方。走在清濕的空氣中，恍若是漫步在臺北植物園的小路上。
心中卻惴惴然，因為「張愛玲是向來不輕易見人的」。而且也自懼於她寫小說的、洞徹一切的「冷眼」。學物理的青雲，走在旁邊，也幫著緊張。
但開門迎著的，她的謙和的笑容和緩慢的語調，即刻使人舒然。
她的起居室，陳列得異常簡單，但仍然給人明亮的感覺。或許是那面空空的、黃木梳粧檯上的大鏡子。旁邊是個小小的書架，擺著的大半是些英文書，右角上有本《紅樓夢》，書架頂上斜豎著一張鮮豔的、阿拉斯加神柱的相片。並立的，是一幅黑白的三藩市市夜景。
窗旁的書桌上，散亂的鋪著些稿子，剪報，和一本翻開了的《紅樓夢》。最惹眼的，是那張指示如何去填所得稅的表格。
記得她初接電話時的推辭：「真對不起，您那麼老遠跑來，不巧得很，我這幾天不舒服，真的是病了……而且這兩天還得趕著交一篇東西。」有點不好意思似的，她加了句：「嗯--就是那個Income Tax表。」
一般人順口的客套，她說起來卻生澀而純真。她又極易臉紅，帶著瘦瘦的羞怯，但偶爾射出的專注眼光，又使人一懍。
這位在三十年前，就以短篇小說和散文，享譽上海和香港的「才女」，當被稱為作家中的作家。夏志清先生在《中國近代小說史》中，推崇她為「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夏濟安先生生前也屢次要把張愛玲和魯迅並論。于梨華女士更爽直地說：「現在寫小說的，我最佩服的是張愛玲。」
但對世間的一切毀譽，張愛玲女士卻都能夷然處之。雖然好話聽著也高興，但她卻似立身于方外的，並不受到影響。
她又很真。在《傳奇》再版的序中，她寫著：「我要問報販，裝出不相干的樣子：『銷路還好嗎？--太貴了，這麼貴，真還有人買嗎？』啊，出名要趁早呀！來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麼痛快。」
她的客觀、冷靜和敏銳的觀察力，不僅使她難以對人虛偽敷衍，對自己，她更是忠實，絲毫也不欺瞞。因而，她不願，也無法介入。她說，她是在一切潮流與運動之外的。
她像是踢腳坐在雲端，似正經，似頑皮，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而興趣最濃的，卻是由上眺望人間世，和那些她所寫的「三三兩兩勾搭住了，解不開的；自歸自圓了的；或淡淡地挨著一點，卻已事過境遷了的」各式各樣，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係。
有人錯以為她是絕情的。其實她的同情與慷慨已經是超個人與超主觀的。像納蘭性德所說：「人到情多情轉薄」，這只是因為她看得明白與透徹。
她對一切生活的點點滴滴都有著強烈的感受。一片梧桐葉的飄落，能使她佇足，一個化緣的道士，能使她在後面跟上半天。她喜好嘈雜的市聲，車馬的喧鬧，濃烈的色彩，甚至油漆和汽油的氣味。
「我喜歡紐約，大都市，」她說，「因為像上海。郊外的風景使我覺得淒哀。坐在車上，行過曠野，杳無人煙-給我的感觸也是一種荒涼。我還是喜歡走在人多的地方。」
她認為人生的結局總是一個悲劇，但有了生命，就要活下去。
「人生，」她說，「是在追求一種滿足，雖然往往是樂不抵苦的。」
寫作對於張愛玲或許也就是一種滿足。
「只要我活著，就要不停地寫，」她說，「我寫得很慢。寫的時候，全心全意的浸在裡面，像個懷胎的婦人，走到哪兒就帶到哪兒。即使不去想它，它也還在那裡。但是寫完後，我就不大留意了。」
她的寫作生涯或許要追溯到她孤獨的童年。在她四歲的時候，她母親就因家庭失和，而遠走留學法國。父親是位典型的遺少，生活在舊朝習氣的陰影下。小時候，凡是能抓到手的一切書，這敏感而愛幻想的女孩，都熱心的看。
她記得在她一遍遍翻閱《水滸傳》後，竟起了學寫章回小說的野心。碰到不會寫的字，就咚咚跑下樓，去問帳房先生。但是到底太麻煩了，認識的字也很有限，所以那第一回，翻來覆去的寫，卻總是沒法寫完。那時，她才六歲。
在十四歲的時候，她寫成了部《摩登紅樓夢》，訂成上下兩冊手抄本。一開頭是秦鐘與智慧兒坐火車私奔到杭州，自由戀愛結了婚，而後來又有「賈母帶了寶玉及眾姊妹到西湖看水上運動會，吃霜淇淋。」
她看的第一本英文小說，是蕭伯納的。那時她十三歲。從此她開始接觸到西洋文學。
她的《秧歌》，是先用英文寫的，曾獲美國文學批評界的各種讚譽。 Library Journal的書評更提出說：「這本動人的書，作者的第一部英文創作，所顯示出的熟練英文技巧，使我們生下來就用英文的，也感到羡慕。」
雖然，她被贊為是將現代西洋文學手法，溶入中國小說中最不著痕跡的一位作家，她仍自認，對她影響最大的，還是中國的舊小說。有一次她曾坦然的說，《紅樓夢》與《西遊記》當然比《戰爭與和平》和《浮士德》好。
她又認為世界時時刻刻在改變，人的看法也隨時會變。因而她的小說，只有在剛完成時，她才覺得滿意，過久了，再看看，就又不喜歡了。
「以前在上海時，」她笑著回憶，「每寫完一篇小說，我總興高采烈的告訴炎櫻（她的錫蘭女友）這篇最好。其實她又是看不懂中文的，聽我說著，總覺得奇怪一一怎麼這篇又是最好的啊？」
曾在《皇冠》上連載的《怨女》，是她根據《傳奇》中的《金鎖記》重新改寫的，原有的故事輪廓依稀可見，但風格、手法都已改變。《怨女》的英文本，也於去年在倫敦出版。
一個作家，如果一味模仿自己早期成名時的作品，她覺得，是件很悲哀的事。譬如海明威的晚年作品，她說，漫畫似的，竟像是對以前的一種諷刺。
寫小說，她認為最重要的，是要對所寫的事物有了真感情，然後才下筆寫。她對一般所謂的研究工作，不太有信心，也多少是因隔了一層，較難引起作者自發的情感。寫《秧歌》前，她曾在鄉下住了三四個月。那時是冬天。
「這也是我的膽子小，」她說，緩緩的北平話，帶著些安徽口音：「寫的時候就擔心著，如果故事發展到了春天可要怎麼寫啊？」《秧歌》的故事，在冬天就結束了。
許多人都認為純小說已經消失了，她說。現代的小說或是趨向于平白直述的歷史記錄，或是抽像難懂的詩。她認為，如果可能的話，小說應避免過分的晦澀和抽像。作者是應該盡一份努力，使讀者明白他所要表現的。而且一個小說的故事性，也仍然需要保留。
「好的作品是深入而淺出的，」她說，「使人在有興趣的往下看時，自然而然地要停下來深思。」
初看她的小說，常為她優美的文筆，細膩的描寫和傳奇的情節所吸引。進而欣賞到各種豐富的意象和那些異想天開，令人意會，忍俊，詫異或恐怖的各種比喻。
她描述胡琴的嘎嘎慘傷的音調，是「天地玄黃，宇宙洪荒，塞上的風，尖叫著為空虛所追趕，無處可停留。」她寫冷天鄉村裡的太陽，「像一隻黃狗，攔街躺著。太陽在這裡老了。」她比喻在伴娘眼裡的新娘，是「銀幕上最後映出雪白耀眼的『完』字」，而伴娘自己卻是「精彩的下期佳片預告。」
她寫一個游方的道士，「斜斜揮著一個竹筒，托--托--敲著，也是一種鐘擺，可是計算的是另一種時間，仿佛荒山古廟裡的一寸寸斜陽。」被虐待將死的媳婦，則是「直挺挺的躺在床上，擱在肋骨上的兩隻手蟋曲著，像宰了的雞的腳爪。」
而她最耐人尋味的，如同藏在海面下的大塊冰山，卻是她對氣氛的孕育與襯托，角色的刻畫，和對高潮過後，人物個性發展的淋漓盡致。
她說她看書沒有一定的系統或計畫，惟一的標準，是要能把她帶人一個新的境界，見識新的事物或環境。因而她的閱讀範圍很廣，無論是勞倫斯、亨利＊詹姆斯、老舍或張恨水，只要能引起她興趣的，她都一視同仁的看，沒有興趣的，即使是公認的巨著，她也不去勉強。
她坦然說：「像一些通俗的、感傷的社會言情小說，我也喜歡看的。」
而她最近的長篇小說《半生緣》，就是她在看了許多張恨水的小說後的產物。像是還債似的，她說，覺得寫出來一吐為快。「但是我寫《半生緣》的時候也很認真，我寫不來遊戲文章，」她說，「就算當時寫得高興，寫完後就覺得不對，又得改。」
她屢次很謙虛的說：「我的看法並不是很正統的。」說時語氣淡然，並不帶一絲自傲或歉意。一般人認為理所當然的事，她並不一定會贊同。而她，也不是能用常理去衡量的。
「我是孤獨慣了的。」她說，「以前在大學裡的時候，同學們常會說--我們聽不懂你在說些什麼。我也不在乎。我覺得如果必須要講，還是要講出來的。我和一般人不太一樣，但是我也不一定要要求和別人一樣。」
也許她信服「讓生命來到你這裡」，「生命有它的圖案，我們唯有臨摹」。她是心如明鏡，事物都公平自然的映射出去。因為不執留，所以不易為外物所影響。即使連書，她也是不買不存的，借來的，看完後就還去。
「我常常覺得我像是一個島。」她說，習慣性地微揚著頭。斜斜的看去，額上映出的單純與平靜，仿佛使人覺得，她是在歲月之外的。她是最最自由的人。
記起她二十幾年前拍的一張半身照片，刊在《怨女》英文版的封背上，也是揚著頭的微側面，眼神中同樣露出慧黠的光。所不同的是，那時如滿月的臉，而今已成橢長，那時披肩的散發現在已梳起，而那件異常寬大，劇裝似的皮襖，卻已換成無袖的寶藍短旗袍。
她自己說她的動作是很笨拙的。可是她起身前小心的整著下擺，走起路時的綽約緩然，並不使人覺得。反而使人聯想起，在書上看到關於她小時候的一段：「我母親教我淑女行走時的姿勢，但我走路總是衝衝跌跌，在房裡也會三天兩天撞著桌椅角。腿上不是磕破皮膚，便是淤青，我就紅藥水擦了一大搭，姑姑每次見了一驚，以為傷重流血到如此。」
她很熱心的走出走進：「看你們，還像孩子似的，就想著要拿點東西給你們吃。」
於是，煮了濃咖啡，端出核桃甜餅，倒上兩小杯白葡萄酒，又拿出花生米來。可是誰也沒有喝咖啡時加糖的匙。
她解釋著，像是理所當然的：「真對不起，湯匙都還放在箱子裡沒打開。反正也在這兒住不長久的，搬來搬去，嫌麻煩。」那時她在劍橋已經住了快半年。
她是在一九六七年末搬到劍橋。應雷德克裡芙女校（哈佛的姐妹校）之請，當「駐校作家」。正在埋首將《海上花列傳》翻譯成英文。已經翻完了二十回，約全書的三分之一。
她認為以現代的眼光來看，《海上花》也仍然是一部很好的中國小說。那是第一部用上海話寫成的小說，出版於一八九四年。但她也不確定，西方讀者們是否能接受這本曾經兩度被中國讀者摒棄的書。
「可是，」她加了一句，「做那一件事不是冒險的呢？」
目前，她也正在寫著一篇有關《紅樓夢》的文章。同時她還打算把十年前就已開始著手的一個長篇，重新整理一番，繼續寫完。
天南地北的談著，從亨利·詹姆斯的《叢林野獸》到老舍的《二馬》，從臺灣的文壇到失了根的中國留學生，從美國的嬉皮運動到男女學生的道德觀念。聽著的人，說著的人都覺得自然而不費力。因為她對任何話題都感到興趣，而又能往往意會在言發之前。
走出門後，卻忽然想跑跑跳跳起來。便跑著跳著地趕上了最後一班開往波士頓的地下車。
那時雨已停了，時間也已過午夜。
一九六八年七月
附錄：
整理那次訪問後所記的筆記，發覺有幾段話沒寫進去，實在是不應該遺漏的。
「一個作家應該一直在變，因為一個人不可能是靜止的。」
以前的人多半是過的集體生活，從描寫動作和談話，就可看出一個人的個性，譬如像《紅樓夢》。但現在每個人的自己的時間比較多，小說以心理描寫才能表達深入。（心理描寫）不必過分的 obscure。如果必須，當然沒話說。
電影是最完全的藝術表達方式，更有影響力，更能浸入境界，從四面八方包圍。小說還不如電影能在當時使人進入忘我。自己也喜歡看電影。
我很驚奇，臺灣描寫留美的學生，總覺得在美國生活苦，或許他們是受家庭保護慣了的。我很早就沒了家族，孤獨慣了，在哪兒都覺得一樣。而且在外國，更有一種孤獨的藉口。
一般美國通訊寫的並不深入，沒有介紹美國真正的思想改變的，譬如現在的道德觀念的不同，幾百個男女大學生同住在一起。
（嬉皮們），我不喜歡他們的成群結黨，但他們的精神不錯，反對（既有）社會制度，不願做現在的這種 Organizational man。但我希望他們的出發點是個人的真正體會。他們的表現方式，details，我不贊成。
「人生的結局總有一個悲劇。老了，一切退化了，是個悲劇，壯年夭折，也是個悲劇，但人生下來，就要活下去，沒有人願意死的，生和死的選擇，人當然是選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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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與中國簽不簽訂所謂的"服貿協議"，我個人的一項準則是，如果《天下雜誌》等能夠
在中國發行，可簽。不然，就擱置它。
40年前的新潮文庫版本叫《中國人的光輝：當代名人訪問錄》台北：志文，1971；台北：天下雜誌，2011
現在這些生命的故事仍然讓作者與讀者有生之勇氣.....(2011)
2014.11 在舊書攤買到1977年的再版本，重溫此書，很感動。譬如說第一篇的訪問張愛玲：
走出門後，卻忽然想跑跑跳跳起來。便跑著跳著地趕上了最後一班開往波士頓的地下車。
那時雨已停了，時間也已過午夜。
——一九六八年七月《皇冠》
殷允芃從記者到媒體集團的主人
正如李登揮從學者到總統
見證如此多的台灣人的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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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 永遠在路上
(殷允芃)
是一個清風微涼的下午。在台南孔廟的邊殿，有一幅蒼勁的書法。跟著默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物有本末，事有始終……」唸錯了，是「事有終始」。
頓然領悟：如果你不知道要往哪裡去，你要怎麼開始走？
這豈不也是在台灣的人，經常抱怨的現象 —— 大學生常問：「我未來要做什麼？」知識份子常批：「國家沒有願景，沒有方向。」一般人焦慮：「明天是否會更好？」
什麼是台灣不同的路？
也有人期待，台灣要走出一條不同的路。但什麼是台灣的不同的路呢？
仔細回顧、認真觀察，其實台灣已然在路上。雖然仍步履蹣跚，雖然路上仍有荊刺待砍，但這條顛簸的路已隱然成型。
在自由、民主的路上，台灣已領先華人世界，掙扎先行。政治雖然民主了，但卻仍欠清明。人民享有高度自由，但仍在摸索什麼是自由的適當邊際。
多次的政黨輪替，已使人民對民主多了點信心，也能較心平氣和的看待選舉輸贏。只是多數政客仍習於將制衡當成你死我活的鬥爭。
相對於台灣政治民主的上層結構與機制，仍需深化與優化，人民的自主力量與民主素養，已更明顯的躍升。
人民已習慣由下到上的推動社會進步。不只是抗爭，掙權益，也能以參與式的民主和政府形成伙伴關係，協同合作，解決問題。
人民不僅有力量，更有行善的力量。
頓然領悟：如果你不知道要往哪裡去，你要怎麼開始走？
這豈不也是在台灣的人，經常抱怨的現象 —— 大學生常問：「我未來要做什麼？」知識份子常批：「國家沒有願景，沒有方向。」一般人焦慮：「明天是否會更好？」
什麼是台灣不同的路？
也有人期待，台灣要走出一條不同的路。但什麼是台灣的不同的路呢？
仔細回顧、認真觀察，其實台灣已然在路上。雖然仍步履蹣跚，雖然路上仍有荊刺待砍，但這條顛簸的路已隱然成型。
在自由、民主的路上，台灣已領先華人世界，掙扎先行。政治雖然民主了，但卻仍欠清明。人民享有高度自由，但仍在摸索什麼是自由的適當邊際。
多次的政黨輪替，已使人民對民主多了點信心，也能較心平氣和的看待選舉輸贏。只是多數政客仍習於將制衡當成你死我活的鬥爭。
相對於台灣政治民主的上層結構與機制，仍需深化與優化，人民的自主力量與民主素養，已更明顯的躍升。
人民已習慣由下到上的推動社會進步。不只是抗爭，掙權益，也能以參與式的民主和政府形成伙伴關係，協同合作，解決問題。
人民不僅有力量，更有行善的力量。
台灣的志工文化，使得海灘鄰里更清潔、醫院更親切；環境更優美、圖書館與博物館更親民，偏遠地區的小學生也能得到閱讀的協助。志工文化更增加了社會溫暖的底蘊。
普羅大眾的善心助人，不論是賣菜的婦人陳樹菊，或退休的老兵洪中海，都成為世界媒體競相報導的台灣特色。
這樣的助人為樂的想法和行為，已像蒲公英似的向下傳播扎根。
南投偏遠山區原住民為主的長福國小，只有四十一個學生。六年級畢業班的八位學生，受到一本書的感召，決定要想辦法募款，為遠在四千里外，尼泊爾波卡拉山區的一個窮困村落，建儲水槽。因為當地缺乏乾淨的水源，近五分之一的小朋友因瘧疾染病而死。
這八位小學生將自己的繪本編印成書，到處義賣，募得十一萬台幣，捐建水槽。他們選擇把做成這件事，當成送給自己的畢業禮物。
世界有災難的地方，就有慈濟人領先趕赴埋鍋燒飯。加上近年各宗教團體推動的「說好話、做好事、存好心」，和「微笑台灣」運動，慢慢移風易俗，台灣人民的友善，逐漸成為外來客最明顯的台灣印象。
計程車和公車司機，與乘客下車時的互道謝謝，捷運車上的競相讓座，也已變成自然而然的習慣。
一位大陸財經媒體的負責人，來台參訪後忍不住稱奇：「怎麼好像到了君子國。」
美麗之島，也是善心之島
台灣對多元的包容、對環境和不同物種的尊重，也逐漸溶入人民的生活。
路經台北市綠意蔥蔥的敦化、仁愛、中山北路的林蔭大道，幸福感和驕傲感自然而生。鄉鎮和鄰里也競相種樹植花，整潔與美麗漸漸成為人民的生活共識。
普羅大眾的善心助人，不論是賣菜的婦人陳樹菊，或退休的老兵洪中海，都成為世界媒體競相報導的台灣特色。
這樣的助人為樂的想法和行為，已像蒲公英似的向下傳播扎根。
南投偏遠山區原住民為主的長福國小，只有四十一個學生。六年級畢業班的八位學生，受到一本書的感召，決定要想辦法募款，為遠在四千里外，尼泊爾波卡拉山區的一個窮困村落，建儲水槽。因為當地缺乏乾淨的水源，近五分之一的小朋友因瘧疾染病而死。
這八位小學生將自己的繪本編印成書，到處義賣，募得十一萬台幣，捐建水槽。他們選擇把做成這件事，當成送給自己的畢業禮物。
世界有災難的地方，就有慈濟人領先趕赴埋鍋燒飯。加上近年各宗教團體推動的「說好話、做好事、存好心」，和「微笑台灣」運動，慢慢移風易俗，台灣人民的友善，逐漸成為外來客最明顯的台灣印象。
計程車和公車司機，與乘客下車時的互道謝謝，捷運車上的競相讓座，也已變成自然而然的習慣。
一位大陸財經媒體的負責人，來台參訪後忍不住稱奇：「怎麼好像到了君子國。」
美麗之島，也是善心之島
台灣對多元的包容、對環境和不同物種的尊重，也逐漸溶入人民的生活。
路經台北市綠意蔥蔥的敦化、仁愛、中山北路的林蔭大道，幸福感和驕傲感自然而生。鄉鎮和鄰里也競相種樹植花，整潔與美麗漸漸成為人民的生活共識。
希望—— 永遠在路上
當然，在林蔭大道的背後，仍有破敗的舊屋；在巷弄間令人驚豔的創意商店旁，仍有生鏽的鐵窗和零亂的電線。但美麗台灣，已漸漸成為大家的願景。
美麗台灣，不僅是山川美、水岸美，更重要的是人心要美。
「亞洲之心」，The Heart of Asia，是觀光局新推出的台灣Logo，希望觀光客都能感受到台灣的好心和溫暖。美麗之島，也可以是善心之島。
做為海洋中國的前沿，台灣正領先擁抱世界，以民主、自由、多元、包容、尊重、環境永續，走向一條追求美麗的道路。希望也以這個美麗的試驗，為華人、為亞洲、為世界做出貢獻。
只要在路上，就有希望。
美麗台灣，不僅是山川美、水岸美，更重要的是人心要美。
「亞洲之心」，The Heart of Asia，是觀光局新推出的台灣Logo，希望觀光客都能感受到台灣的好心和溫暖。美麗之島，也可以是善心之島。
做為海洋中國的前沿，台灣正領先擁抱世界，以民主、自由、多元、包容、尊重、環境永續，走向一條追求美麗的道路。希望也以這個美麗的試驗，為華人、為亞洲、為世界做出貢獻。
只要在路上，就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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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的光輝及其他：當代名人訪問錄
真誠如實且善意的人物寫作，能讓人得到滋養與望
1941年生的殷允芃，在1971年出版了一部著作《中國人的光輝及其他──當代名人訪問錄》，今年是本書出版40年，天下雜誌以全新的封面及編排，再 度推出上市。本書收錄她留美期間採訪當代傑出華人及日本、美國名人的特寫報導，當時開啟了台灣深度人物特寫的先河，且在台灣新聞寫作上樹立了新的里程碑， 尤其在當前以揭人隱私為樂的惡質新聞環境中，本書的再版，示範一種真誠、如實且善意的報導形式，極具意義。全書收錄了19位名人的採訪紀錄，包括知名作家張愛玲、聶華苓、於梨華、賽珍珠、曾野綾子，學者夏志清，建築大師貝聿銘，外交家顧維鈞……等。文中展現敏銳的觀察、細膩的描摩，無論是喜歡閱讀人生故事的讀者、對或有意觀摩深度人物報導的新聞人，都不應錯過此書。
本書特色
深度人物特寫的經典、文學與報導交會的火花、新聞人必讀
天下雜誌群創辦人殷允芃採訪19位當代名人的訪問錄，包括張愛玲、聶華苓、於梨華、貝聿銘、曾野綾子、夏志清、馬思聰、顧維鈞……等。文中有詩的語言，歌的旋律，閱讀這些生命故事，可獲生命的滋養與希望。
本書是殷允芃女士四十年前出版之同名著作的最新版，全書示範一種真誠、如實且善意的報導形式，實為深度人物專訪的經典作品集。
出版緣起
殷允芃
重新出版當年在美國求學、任職時所寫的人物系列報導，不只為了記念那段初任記者時，充滿好奇的青澀歲月，也感謝那些樂於分享他們人生經驗的諸位受訪者。
在一代一代人生故事的長河裡，我們得到了滋養與希望。
作者簡介
殷允芃
1941年生，山東滕縣人，國立成功大學外文系畢業，美國愛荷華大學新聞碩士，政治大名譽文學博士。曾當選第六屆十大傑出女青年；並榮獲1987年麥格塞塞獎新聞獎、2010年卓越新聞終身成就獎。
曾任美國費城詢問報記者、合眾國際社記者、美國紐約時報駐華記者、亞洲華爾街日報駐華特派，並曾任教於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
1981年創辦《天下雜誌》，擔任發行人兼總編輯；1998年創辦《康健雜誌》、2000年創辦《天下雜誌出版》、2000年創辦《Cheers快樂工作人雜誌》、2008年創辦《親子天下雜誌》。現任天下雜誌群創辦人、董事長兼總編集長。
除英文專作外，主要中文著作為：1971年《中國人的光輝及其他》，1974年《新起的一代》，1982年《決策者》，1985年《太平洋世紀的主人》，1987年《等待英雄》，1992年《點燈的人》，1996年《敬天愛人》，1999年《素直的心》。
緣起：四十年後重新出版
訪：張愛玲女士
華爾街的紅人：蔡至勇
文學批評家：夏志清教授
設計製造電腦的：王安博士
享譽國際的建築師：貝聿銘
名重四海的外交家：顧維鈞博士
音樂指揮家：董麟
出版界的女傑：楊蕾孟
廣告界的奇葩：楊雪蘭
文藝與科學兼長者：顧毓琇（一樵）博士
銀行界的奇才：吳棣棠
雪中旅人：聶華苓
作曲家：馬思聰先生
又見：於梨華
熱愛中國的：賽珍珠女士
愛荷華河上的：「金臂人」
榆樹鎮上：三浦朱門、曾野綾子印象 (殷允芃 中國人的光輝及其他：當代名人訪問錄 )
「櫻花戀」、「夏威夷」的作者：密契納
金盞菊的插曲
美國婦女們爭些什麼？
後記
訪：張愛玲女士
華爾街的紅人：蔡至勇
文學批評家：夏志清教授
設計製造電腦的：王安博士
享譽國際的建築師：貝聿銘
名重四海的外交家：顧維鈞博士
音樂指揮家：董麟
出版界的女傑：楊蕾孟
廣告界的奇葩：楊雪蘭
文藝與科學兼長者：顧毓琇（一樵）博士
銀行界的奇才：吳棣棠
雪中旅人：聶華苓
作曲家：馬思聰先生
又見：於梨華
熱愛中國的：賽珍珠女士
愛荷華河上的：「金臂人」
榆樹鎮上：三浦朱門、曾野綾子印象 (殷允芃 中國人的光輝及其他：當代名人訪問錄 )
「櫻花戀」、「夏威夷」的作者：密契納
金盞菊的插曲
美國婦女們爭些什麼？
後記
那天晚上，雨勢稍歇。
離會見張愛玲女士的時間還早。傘下，踱過波光燈影的哈佛廣場，和附近鬱綠的小公園——當年華盛頓誓師抗英的地方。走在清濕的空氣中，恍若是漫步在台北植物園的小路上。
心中卻惴惴然，因為「張愛玲是向來不輕易見人的。」而且也自懼於她寫小說的，洞徹一切的「冷眼」。學物理的青雲，走在旁邊，也幫著緊張。
但開門迎著的，她的謙和的笑容和緩慢的語調，即刻使人舒然。
她的起居室，陳列得異常簡單，但仍然給人明亮的感覺。或許是那面空空的，黃木梳妝祇上的大鏡子。旁邊是個小小的書架，擺著的大半是些英文書，右角上有本《紅樓夢》。書架頂上斜豎著一張鮮豔的、阿拉斯加神柱的相片。並立的，是一幅黑白的舊金山市夜景。
窗旁的書桌上，散亂的鋪著些稿子、剪報，和一本翻開了的《紅樓夢》。最惹眼的，是那張指示如何去填所得稅的表格。
記起她初接電話時的推辭：「真對不起，您那麼老遠跑來，不巧得很，我這幾天不舒服，真的是病了……而且這兩天還得趕著交一篇東西。」有點不好意思似的，她加了句：「嗯——就是那個Income Tax表。」
一般人順口的客套，她說起來卻生澀而純真。她又極易臉紅，帶著瘦瘦的羞怯，但偶爾射出的專注眼光，又使人一懍。
這位在三十年前，就以短篇小說和散文，享譽上海和香港的「才女」，當被稱為是作家中的作家。夏志清先生在《中國近代小說史》中，推崇她為「今日中 國最優秀、最重的作家。」夏濟安先生生前也屢次把張愛玲和魯迅並論。於梨華女士更爽直的說：「現在寫小說的，我最佩服的是張愛玲。」
但對世間的一切毀譽，張愛玲女士卻都能泰然處之。雖然好話聽著也高興，但她卻似立身於方外的，並不受到影響。
她又很真。在《傳奇》再版的序中，她寫著：「我要問報販，裝出不相干的樣子：『銷路還好嗎？——太貴了，這麼貴，真還有人買嗎？』啊，出名要趁¦呀！來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麼痛快。」
她的客觀、冷靜和敏銳的觀察力，不僅使她難以對人虛偽敷衍，對自己，她更是忠實，絲毫也不欺瞞。因而，她不願，也無法介入。她說，她是在一切潮流與運動之外的。
她像是踢腳坐在雲端，似正經，似頑皮，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而興趣最濃的，卻是由上眺望人間世，和那些她所寫的「三三兩兩勾搭住了，解不開的；自歸自圓了的；或淡淡地挨著一點，卻已事過境遷了的」各式各樣，人與人間的相互關係。
有人錯以為她是絕情的。其實她的同情與慷慨已經是超個人與超主觀的。像納蘭性德所說：「人到情多情轉薄」，這只是因為她看得明白與透澈。
她對一切生活的點點滴滴都有著強烈的感受。一片梧桐葉的飄落，能使她佇足，一個化緣的道士，能使她在後面跟上半天。她喜好嘈雜的市聲，車馬的喧鬧，濃烈的色彩，甚至油漆和汽油的氣味。
「我喜歡紐約，大都市，」她說：「因為像上海。郊外的風景使我覺得悲哀。坐在車上，行過曠野，渺無人煙，給我的感觸也是一種荒涼。我還是喜歡走在人多的地方。」
她認為人生的結局總是一個劇，但有了生命，就要活下去。
「人生，」她說：「是在追求一種滿足，雖然往往是樂不抵苦的。」
寫作對於張愛玲或許也就是一種滿足。
「只要我活著，就要不停的寫，」她說：「我寫得很慢。寫的時候，全心全意的浸在裡面，像個懷胎的婦人，走到那兒就帶到那兒。即使不去想它，它也還在那裹。但是寫完後，我就不大留意了。」
她的寫作生涯或許要追溯到她孤獨的童年。在她四歲的的時候，她母親就因家庭失和，而遠走留學法國。父親是位典型的遺少，生活在舊朝習氣的陰影下。小時候，凡是能抓到手的一切書，這敏感而愛幻想的女孩，都熱心的看。
她記得在她一遍遍翻閱《水滸傳》後，竟起了學寫章回小說的野心。碰到不會寫的字，就咚咚跑下樓，去問帳房先生。但是到底太麻煩了，認識的字也很有，所以那第一回，翻來覆去的寫，卻總是沒法寫完。那時，她才六歲。
在十四歲的時候，她寫成了部《摩登紅樓夢》，訂成上下兩冊手抄本。一開頭是秦鐘與智能兒坐火車私奔到杭州，自由戀愛結了婚，而後來又有「賈母帶了寶玉及眾姊妹到西湖看水上運動會，吃冰淇淋。」
她看的第一本英文小說，是蕭伯納的。那時她十三歲。從此她開始接觸到西洋文學。
她的《秧歌》，是先用英文寫的，曾獲美國文學批評界的各種讚譽。《Library Journal》的書評更提出說：「這本動人的書，作者的第一部英文創作，所顯示出的熟練英文技巧，使我生下來就用英文的，也感到羡慕。」
雖然，她被讚為是將現代西洋文學手法，溶入中國小說中最不著痕跡的一位作家，她仍自認，對她影響最大的，還是中國的舊小說。有一次她曾坦然的說，《紅樓夢》與《西遊記》當然比《戰爭與和平》和《浮士德》好。
她又認為世界時時刻刻在改變，人的看法也隨時會變。因而她的小說，只有在剛完成時，她才覺得滿意，過久了，再看看，就又不喜歡了。
「以前在上海時，」她笑著回憶：「每寫完一篇小說，我總興高采烈的告訴炎櫻（她的錫蘭女友）這篇最好。其實她又是看不懂中文的，聽我說著，總覺得奇怪——怎麼這篇又是最好的啊？」
曾在《皇冠》上連載的《怨女》，是她根據《傳奇》中的《金鎖記》重新改寫的，原有的故事輪廓依稀可見，但風格、手法都已改變。《怨女》的英文本，也於去年在倫敦出版。
一個作家，如果一味模仿自己早期成名時的作品，她覺得，是件很悲哀的事。譬如海明威的晚年作品，她說，漫畫似的，竟像是對以前的一種諷刺。
寫小說，她認為最重要的，是要對所寫的事物有了真感情，然後才下筆寫。她對一般所謂的研究工作，不太有信心，也多少是因隔了一層，較難引起作者自發的情感。寫《秧歌》前，她曾在鄉下住了三、四個月。那時是冬天。
「這也是我的膽子小，」她說，緩緩的北平話，帶著些安徽口音：「寫的時候就擔心著，如果故事發展到了春天可要怎麼寫啊？」《秧歌》的故事，在冬天就結束了。
許多人都認為純小說已經消失了，她說。現代的小說或是趨向於平白直述的歷史記錄，或是抽象難懂的詩。她認為，如果可能的話，小說應避免過分的晦澀和抽象。作者是應該盡一份努力，使讀者明白他所要表現的。而且一個小說的故事性，也仍然需要保留。
「好的作品是深入而淺出的，」她說：「使人在有興趣的往下看時，自然而然地要停下來深思。」
初看她的小說，常為她優美的文筆，細膩的描寫和傳奇的情節所吸引。進而欣賞到各種豐富的意象，和那些異想天開、令人意會、忍俊、詫異或恐怖的各種比喻。
她描述胡琴的嗄嗄慘傷的音調，是「天地玄黃，宇宙洪荒，塞上的風，尖叫著為空虛所追趕，無處可停留。」她寫冷天鄉村裡的太陽，「像一隻黃狗，攔街 躺著。太陽在這裡老了。」她比喻在伴娘眼裡的新娘，是「銀幕上最後映出雪白耀眼的『完』字，」而伴娘自己卻是「精彩的下期佳片預告。」
她寫一個遊方的道士，「斜斜揮著一個竹筒，托—托—敲著，也是一種鐘擺，可是計算的是另一種時間，彷彿荒山古廟裏的一寸寸斜陽。」被虐待將死的媳婦，則是「直挺挺的躺在床上，擱在肋骨上的兩隻手蜷曲著，像宰了的雞的腳爪。」
而她最耐人尋味的，如同藏在海面下的大塊冰山，卻是她對氣氛的孕育與襯托，角色的刻畫，和對高潮過後，人物個性發展的淋漓盡致。
她說她看書沒有一定的系統或計劃，唯一的標準，是要能把她帶入一個新的境界，見識新的事物或環境。因而她的閱讀範圍很廣，無論是勞倫斯、亨利詹姆斯、老舍或張恨水，只要能引起她興趣的，她都一視同仁的看，沒有興趣的，即使是公認的巨著，她也不去勉強。
她坦然說：「像一些通俗的、感傷的社會言情小說，我也喜歡看的。」
而她最近的長篇小說《半生緣》，就是她在看了許多張恨水的小說後的產物。像是還債似的，她說，覺得寫出來一吐為快。
「但是我寫《半生緣》的時候也很認真，我寫不來遊戲文章，」她說：「就算當時寫得高興，寫完後就覺得不對，又得改。」
她屢次很謙虛的說：「我的並不是很正統的。」說時語氣淡然，並不帶一絲自傲或歉意。一般人認為理所當然的事，她並不一定會贊同。而她，也不是能用常理去衡量的。
「我是孤獨慣了的。」她說：「以前在大學裡的時候，同學們常會說——我們聽不懂你在說些什麼。我也不在乎。我覺得如果必須要講，還是要講出來的。我和一般人不太一樣，但是我也不一定要要求和別人一樣。」
也許她信服「讓生命來到你這裡，」「生命有它的圖案，我們唯有臨摹。」她是心如明鏡，事物都公平自然的映射出去。因為不執留，所以不易為外物所影響。即使連書，她也是不買不存的，借來的，看完後就還去。
「我常常覺得我像是一個島，」她說，習慣性的微揚著頭。斜斜的看去，額上映出的單純與平靜，彷彿使人覺得，她是在歲月之外的。她是最最自由的人。
記起她二十幾年前拍的一張半身照片，刊在《怨女》英文版的封背上，也是揚著頭的微側面，眼神中同樣露出慧黠的光。所不同的是，那時如滿月的瞼，而今已成橢長，那時披肩的散髮現在已梳起，而那件異常寬大，劇裝似的皮襖，卻已換成無袖的寶藍短旗袍。
她自己說她的動作是很笨拙的。可是她起身前小心的整著下擺，走起路時的綽約緩然，並不使人覺得。反而使人聯想起，在書上看到關於她小時候的一段： 「我母親教我淑女行走時的姿勢，但我走路總是衝衝跌跌，在房裡也會三天兩天撞著桌椅角。腿上不是磕破皮膚，便是瘀青，我就紅藥水擦了一大搭，姑姑每次見了 一驚，以為傷重流血到如此。」
她很熱心的走出走進：「看妳們，還像孩子似的，就想著要拿點東西給妳們吃。」
於是，煮了濃咖啡，端出核桃甜餅，倒上兩小杯白葡萄酒，又拿出花生米來。可是誰也沒有喝咖啡時加糖的匙。
她解釋著，像是理所當然的：「真對不起，湯匙都還放在箱子裡沒打開。反正也在這住不長久的，搬來搬去，嫌麻煩。」那時她在劍橋已經住了快半年。
她是在一九六七年末搬到劍橋。應雷德克里芙女校（哈佛的姐妹校）之請，當「駐校作家」。正在埋首將《海上花列傳》翻譯成英文。已經翻完了二十回，約全書的三分之一。
她認為以現代的眼光來看，《海上花》也仍然是一部很好的中國小說。那是第一部用上海話寫成的小說，出版於一八九四年。但她也不確定，西方讀者們是否能接受這本曾經兩度被中國讀者摒棄的書。
「可是，」她加了一句：「做那一件事不是冒險的呢？」
目前，她也正在寫著一篇有關《紅樓夢》的文章。同時地還打算把十年前就已開始著手的一個長篇，重新整理一番，繼續寫完。
天南地北的談著，從亨利詹姆斯的《叢林野獸》到老舍的《二馬》，從台灣的文壇到失了根的中國留學生，從美國的嬉皮運動到男女學生的道德觀念。聽著的人，說著的人都覺得自然而不費力。因為她對任何話題都感到興趣，而又能往往意會在言發之前。
走出門後，卻忽然想跑跑跳跳起來。便跑著跳著地趕上了最後一班開往波士頓的地下車。
那時雨已停了，時間也已過午夜。
——一九六八年七月《皇冠》
附 錄
整理那次訪問後所記的筆記，發覺有幾段話沒寫進去，實在是不應該遺漏的。
她說：
「一個作家應該一直在變，因為一個人不可能是靜止的。」
「以前的人多半是過的集體生活，從描寫動作和談話，就可看出一個人的個性，譬如像《紅樓夢》。但現在每個人的自己的時間比較多，小說以心理描寫才能表達深入。（心理描寫）不必過分的obscure。如果必須，當然沒話說。」
「電影是最完全的藝術表達方式，更有影響力，更能浸入境界，從四方八方包圍。小說還不如電影能在當時使人進入忘我。自己也喜歡看電影。」
「我很驚奇，台灣描寫留美的學生，總覺得在美國生活苦，或許他們是受家庭保護慣了的。我很早就沒了家庭，孤獨慣了，在那兒都覺得一樣。而且在外國，更有一種孤獨的藉口。」
「一般美國通訊寫的並不深入，沒有介紹美國真正的思想改變的，譬如現在的道德觀念的不同，幾百個男女大學生同住在一起。」
「（嬉皮們），我不喜歡他們的成群結黨，但他們的精神不錯，反對（既有）社會制度，不願做現在的這種Organizational man。但我希望他們的出發點是個人的真正體會。他們的方式，details，我不贊成。」
「人生的結局總是一個悲劇，老了，一切退化了，是悲劇，壯年夭折，也是悲劇。但人生下來，就要活下去，沒有人願意死的，生和死的選擇，人當然是選擇生。」
——一九七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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