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 read advertisements to discover and enlarge our desires. We are always ready -- even eager -- to discover, from the announcement of a new product, what we have all along wanted without really knowing it."
"America has been a land of dreams. A land where the aspirations of people from countries cluttered with rich, cumbersome, aristocratic, ideological pasts can reach for what once seemed unattainable. Here they have tried to make dreams come true. Yet now... we are threatened by a new and particularly American menace. It is not the menace of class war, of ideology, of poverty, of disease, of illiteracy, or demagoguery, or of tyranny, though these now plague most of the world. It is the menace of unreality."
"It is only a short step from exaggerating what we can find in the world to exaggerating our power to remake the world. Expecting more novelty than there is, more greatness than there is, and more strangeness than there is, we imagine ourselves masters of a plastic universe. But a world we can shape to our will is a shapeless worl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stirred mankind from discovery to exploration. From the cautious quest for what they knew (or thought they knew) was out there, into an enthusiastic reaching to the unknown. These are two substantially different kinds of human enterprise."
"Celebrity-worship and hero-worship should not be confused. Yet we confuse them every day, and by doing so we come dangerously close to depriving ourselves of all real models. We lose sight of the men and women who do not simply seem great because they are famous but are famous because they are great. We come closer and closer to degrading all fame into notoriety."
"A sign of celebrity is often that their name is worth more than their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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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歷史學家、圖書館長
【王岫】
布思汀一生以作家、社會歷史學家聞名於世，但身為圖書館從業人員出身的筆者，仍然要尊敬的稱他也是一位偉大的圖書館長……
寧求千秋大業之著，
而捨短暫功名
去年初過世、曾被國內評論家南方朔譽為美國最博學的圖書館長———第十二任國會圖書館館長布斯汀（Daniel J. Boorstin）博士，是到目前唯一訪問過台灣的美國國會圖書館長。他在歷史上最大的聲名，並不是擔任十二年（1975～1987）的國會圖書館館長職銜，而是他的作家和社會歷史學家的身分，以及他數部享譽全世界的歷史學著作。
美國國會圖書館是美國的國家圖書館，也是世界最大的圖書館，其任命須由總統提名，參議院通過，地位非常崇高；布氏以非圖書館學界人士出身，獲得當時福特總統提名，在聽證會中，其專業性曾遭參院及圖書館學者質疑，但十二年下來，他的表現及貢獻，後來卻受到圖書館界的讚揚，可見他以作家及歷史學者身分，亦能經營好一所重要的圖書館。然而，雖然國會圖書館長並無任期制，但他為了能全力寫作，還是在一九八七年辭去全球首席圖書館長的職位；國內的蘇精教授曾在一九八八年於自立早報寫過一篇〈寧為作家，不當館長〉的文章中，引用布氏自動告退的一句話：「我渴盼成為文學國度裡專業的子民，以期能有更多寫作的時間；我的希望不只是在公餘之暇從事於此……」，蘇教授在文後讚揚布氏此種精神足供一些仕久忘學的學官兩棲官員引以為鑑的。
的確，布氏辭去繁忙的國會圖書館館長職務，方能在晚年完成繼他盛年時代的《美國人》三部曲後，賡續的人類文明史三部曲的後兩部———那就是一九九二年的《創造者》（The Creators）及一九九五年的《探索者》（The Seekers）等歷史學大著（註：第一部《發現者》———The Discovers 在一九八三年完成）；否則以垂暮之年，如忙於行政公務，恐難全力在短短幾年寫就而成，這是布氏寧求千秋大業之著，而捨短暫功名的抉擇。
知識帶給我們的感受，
比知識本身更吸引人
當然，布氏早在出掌國會圖書館長之前，即以學養豐富著稱。俄裔猶太人移民家庭出身的布氏，在哈佛大學完成英國歷史和文學的本科，（這個時代出身的哈佛學者，總結著蝴蝶形領結，故以後他總是戴領結而不打領帶，蝴蝶結也就成為他一生的標誌）後又赴牛津攻讀法律，一九四九年回到美國拿到耶魯大學法學博士，並曾繼承父業當過律師；他的第一本書就是一九四一年出版的《神秘的法學》（The Mysterious Science of Law）。但他後來興趣轉往史學研究，並由於有深厚的其他學科素養，因而創造了獨特的學術觀點。他在一九五八、一九六五、一九七三年分別出版的《美國人》三部曲———《殖民經驗》（The Americans：the colo-nial experience）、《建國經驗》（The Americans：the national experience）、《民主經驗》（The Americans：the democratic experience；———按：此書獲得一九七三年普立茲歷史類獎），便融入了他對美國歷史及人民的看法；他認為美國人的實用主義和注重現實的民族性格，與移民新大陸中，在環境的磨鍊下自然形成的。而對於人類的大歷史，他則認為是有許多不可預期的力量在推動著，促使人類進步的腳步不斷發展；另一方面，人類的各種良知也與時並進，它所產生的各種規範，讓不可預期的力量所造成的改變，能盡量往好的方向發展，而不會走向反面。
布氏的史學著作，除了上述兩種三部曲外，當然還有許多，海峽兩岸亦曾出版過他許多著作的中譯本。布氏也曾為芝加哥大學主編過《美國文明史》，皇皇三十巨冊，亦頗負盛名。他晚年也被著名的藍燈書屋（Random House）出版社聘為該社招牌叢書「當代文庫」（Modern Library）的編輯委員，這個委員會的編委，都是學養豐富，德高望重的學者，才能精心挑選、審查、出版藍燈書屋號稱「書中之書」的「當代文庫」叢書。布氏還參與了上世紀末，「當代文庫」編委會主持選拔的「世紀百大英文小說」、「世紀百大英文非小說」的評選活動，這兩份名單，在世界文壇引起相當大的波瀾。
布氏在入主國會圖書館前，亦曾擔任過史密遜學院的「歷史科技博物館」館長，對科技的發展、影響，雖持肯定態度，但對傳統人文精神仍多所捍衛。一九七五年他在國會圖書館長就職典禮上就說：「電腦可以幫助我們去找尋我們知識的所在，但書籍也保存著我們以後可以繼續探尋難以想像或未知問題的象徵和資源。」他認為，知識帶給我們的感受，比知識本身更吸引人；真正的語言不會像某些科技產品受到時間的限制，真正的人格與學問，也不會因死亡而消失。
兩國國家圖書館的合作和交流在布氏時達到最高峰
此種對人文的關懷，讓他擔任國會圖書館長時，在圖書館界開始一面倒的以電腦自動化業務掛帥的時代，仍然眼光深遠的於一九七七年在館裡成立一個「圖書中心」（The Center for the Book）的單位，其任務在推展、激發一般大眾對圖書和閱讀的興趣，他說：「身為一個偉大國家的國家圖書館，國會圖書館應該有責任見到知識結晶的書籍不受到冷落，而能被各種年紀、各種行業的人所閱讀。」 「圖書中心」至今每年仍在發起或協助全國各機構團體辦理各項閱讀活動，布氏自然貢獻最大。他在圖書館的另一項政績，就是整修圖書館歷史最久的「傑佛遜」館舍，使其恢復圖書館聖堂之宏偉壯觀，讓世界最大的圖書館更加閃爍動人。他也經常在館外廣場舉辦午餐音樂會，增進同仁人文素養。
布氏曾在一九七八年九月訪問台灣，除謁見當時的蔣經國總統外，還訪問了故宮博物院和中央圖書館。筆者記得當時中央圖書館以影印館藏《金剛經》一套贈送給他；《金剛經》為中國印刷史上最早的一部兩色套印版本，以此影印本相贈第一位來華訪問的國會圖書館長，自有其文化交流的象徵意義。筆者在一九七八年四月剛到中央圖書館服務，對當時國會圖書館與館內圖書交流的熱烈，印象相當深刻，因為我每星期二下午，總見到郵務車送來滿車一大箱一大箱的美國政府出版品，還有其他眾多的外文書，這些都是透過國會圖書館寄來的。當時在採訪組工作的我，也協助出版品國際交換處主辦的協助國會圖書館徵集中文圖書的一項「task force」計畫，經常利用出差拜訪出版社之餘，為國會圖書館另外徵集一部他們所需要的法律、人文類圖書等。兩國國家圖書館的館際合作和交流，在當時中央圖書館的王振鵠館長以及國會圖書館的布斯汀領導之下，達到最高峰，這也是布氏對我國圖書館界的貢獻。
雖然布思汀一生仍以作家、社會歷史學家聞名於世，但身為圖書館從業人員出身的筆者，仍然要尊敬的稱他也是一位偉大的圖書館長，並對他的逝世，表示悼念之意。
【2005/04/21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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