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留學記 (吉川幸次郎)

吉川幸次男在1928-31年留學中國

他發現由於幣值關係他的獎學金約可換成5000元 而他在中國北京的每月食衣住行總開支是1000元 所以有很多錢可買書

那時大教授月薪可能不下於千元 而日本首相的月薪也不過1200元

所以知識份子都住大房子並有數個用人

事實上當時中國立國最重要的偏差是 完全靠徵收農民的各種稅來養全國 換句話說 中國有兩個截然不同的部分 一個是城市的中國 一個是廣大的農村

這種岌岌可危的社會 有識之士很早就清楚

所以胡適在1935年元旦就寫篇新年的夢想

他寫10月在北平-南京的火車上碰到國聯的衛生專家史丹巴Stamper對他說的話:

……中國有一個最大的危險 有一件最不公道的罪惡….中國整個政府的負擔……全部負擔在那絕大多數的貧苦農民的肩背上……越有錢 越可以不納稅 越沒錢 納稅越重 這是全世界沒有的絕大不公平 這樣的國家是時時刻刻可以崩潰的

所以吉川幸次男在1949年中共統一全國時也說 城市自有城市的法則

我的留學記

作者：[日]吉川幸次郎
譯者：錢婉約

出版社：光明日報 1999
中華書局出版日期：2008年 多一篇購書懷舊絕句

1928年4月到1931年2月，吉川幸次郎在北京度過了將近三年的留學生涯。

在此之前，他曾于1922年春，第一次到中國旅行。他獨自‧人游覽了上海、蘇州、杭州、鎮江、南京等中國南方城市，18歲少年敏感的心被美麗的江南景物所深深陶醉，不由得深情感嘆道︰“中國，天生是我的戀人！”

三(2.5)年的留學生活，更加深了吉川幸次郎深厚的中國情結。這一時期及此後的一段時間內，吉川不僅在學術研究的價值取向、方式方法上，而且，在生活處世的農著談吐、行為舉止、甚至思想情感上，都熱衷與中同趨同。以至于多次被人誤認作是中國人。


吉川先生寫道：
　　
我的學生時代那會兒，中國留學生的數量已大大減少，主要原因是大正時代日本人對中國的蔑視到了絕頂，或者說是處於低谷，與此相伴的是中國方面對日本的感情也非常不好的時期。所謂排日運動到了頂點，因此，來日本的中國留學生驟然減少了許多。 （第12頁）

（1928年）在紫禁城的正前方，是北京城們中最大的一個——前門，他的附近就是北京的科技中心，在前門閣樓上，每隔一根柱子就有一塊大木板，上面黑底白字地寫著“打倒”，然後是跳過二塊木板，然後是“帝國主義”。也就是說原來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大概是受到日本政府的抗議，或國民政府的排日氣氛正好稍稍緩解，就把日本二字除掉了，但除掉的二塊木板，誰都知道是日本。 ……這就像是一種象徵。表面上是排日運動，但實際上，在中日戰爭爆發之前的這段時間內，中國的對日感情到不如說是不錯的，特別是北京大學的先生們，對我這樣的日本留學生是十分當回事兒的。所以，我的感覺有點像現在的美國青年來到日本所感受。 ……總之，當時中國對日本的感情並沒有口號喊得那麼壞。 （第46頁）


　吉川先生提到：
　　
在現在幾乎被人們遺忘了，即京都大學一開始，就是本著於東京大學不同的學風而開辦的。特別是文學部，最初設置京都大學的理由之一，就是當時日本只有一所大學，易流於獨斷專行，必須營造一個他的競爭者，這是政府方面的意思。 （第5頁）京都之地，是遠離政治中心的，這裡視學術的獨立性為最上，處在一種學問應與政治的方向毫無關係的風氣之中。 （第32頁）
當時京都大學中國學研究的位置非常高……用我們學生的眼光看，研究中國的先生們在大學同事中也是受到敬重的，受此餘蔭，我們這些以中國學問為專業的學生從不感覺到自己因此而前途暗淡。在當時的京都大學，以河上肇的經濟學、西田幾多郎的哲學和我們先生們的東洋學，形成大學的全盛期，是光耀整個京都的輝煌時期。維也納在哪裡，我們並不很清楚，當時的京都也沒有音樂，但就像是充滿鮮花和音樂的維也納一樣，洋溢著十分歡愉的氣氛。同學們做中國學專業的學生，因為老師們都很了不起，所以在同學間也受到重視。 ……中國研究，就好像在京都大學裡佔據著一個特殊席位似的。關於這一點，還可以作比較的是，東京大學是完全不一樣的。在東京大學做中國研究的人，多少總受其他學生的斜眼而視，打個比方說，似乎是被壓迫民族。 （第31頁）
　　
關於京都大學中國學的研究特色，吉川強調的是“把中國作為中國來理解”，即對江戶漢學的反動：
　　
島田虔次君有十分恰當的論說，他說，京都的支那學是以與中國人相同的思考方法、與中國人相同的感受方式來理解中國為基本學風的。為此，如果不去中國留學就不可能做好中國的學問，這已成了一種規則。 ……這種治學態度的中心人物是狩野直喜、內藤湖南兩先生，兩位先生採取這樣的治學態度是對江戶漢學的反動，江戶時代的漢學是對中國作日本式的解釋。其原因從消極方面說，是因為鎖國沒辦法；從積極方面說，江戶時代的漢學是一種民族主義的東西，但總之，江戶漢學並不真正懂得中國。把中國作為中國來理解，必須是一種新的學問。這兩位先生都是出生於明治前後，成長於明治中葉，那時的日本學術界，在廣泛的意義上，有一種歷史學的傾向，即對已認識的事物進行再認識，兩位先生就是在這樣的學風中成長的。任何現像都必須追尋它存在的根本原因，雖然並不好說他們自己意識到多少，但先生們學問的根基即基於此，是沒問題的。 （第4–5頁）


有關狩野直喜和內藤湖南的治學風格，吉川先生有非常詳細的論說：
　　
先生們（即狩野和內藤）的學問，與其說是對日本漢學，不如說是對清朝學問的祖述和繼承，從另一方面來看，江戶時代的儒學大致是祖述明代學問的，徂徠也是這樣。一直到幕末，清代的學術只是片斷性地傳入日本。兩位先生在維新開放的時代，得以讀到許多清朝的書籍，這是比以往中國儒學都更為緊密的學問，因此，不叫它儒學而叫它古典學。對古籍的研究需要精密的方法、好的頭腦。以前日本的學問是對明人的誤讀，而我們要祖述新的清代的學問，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我說兩先生是對於祖述明代的江戶儒學的反叛。
內藤先生與狩野先生對清朝學問有興趣，另一方面確實是因為接觸了西洋的學問，認為清代學問的實證性與西洋學問相近，這更促進了他們對清朝學問的看重。這一點確實是這樣的。
狩野先生是由正規的路徑進入東京大學的，在東京大學之前，畢業於一高，那時的一高，與我上學時的高等學校很不一樣，其課程的一半都是用外語講授的，如西洋史、哲學等課程都是用外語教科書的，此外，還有心理學也是這樣。所以，狩野先生的英語是很不錯的。因此，他雖不是西洋學術的專家，但是接受過這方面的訓練。內藤先生是只有師範學校學歷的，靠自學成就學問的十分聰明的人，對西洋的文明，也有十分敏銳的反應，由此，確認清朝的學問的歷來是中國學問中最先進的，這是把西學作為參照才做出的判斷。

與此並行的還有一點，我一直認為，在漢文書寫方面，狩野與內藤兩位先生也大大超過了江戶時代的人。但這種優秀的漢文，可追溯到中村正直，他是寫了《西國立志編》的人，還可追溯到中江兆民（如他對盧梭的翻譯），甚至佐久間象山，象山的漢文幾乎沒有和文習氣。佐久間象山、中村正直、中江兆民都寫出了很好的漢文，這也仍可反映出對於西洋語或西洋學的素有訓練。 （第22–23頁）

張作霖北京撤退時1928年6月的某日，然後途中在皇姑屯被殺。開始北京報紙上登出的不是死了，而只是受傷了。總之，張作霖死後一星期左右，北京處於無秩序狀態，這時，只是靠總商會維持治安。在日本叫商工會議所。我們也覺得很不安定。但北伐軍到達北京城外時，各家各戶都掛出了青天白日旗。原來旗上的白日，四周是像鋸齒那樣凹凸不齊的。之後，才有了北京大學的複興。那時，清​​一色浙江人的傾向日益強烈起來。非浙江籍的胡適也不再接近北京大學。浙江籍以外的諸先生，便到輔仁大學、師範大學、清華大學等校去了。 （第62–63頁）

當時北京大學的老師中，浙江人很多。所謂“當時”，要稍作說明，在北伐成功之前，北京大學也是張作霖系統所統治的，“五四”以來的進步先生們被驅逐。後來，隨著北伐成功，張作霖撤退，原來北京大學的先生們又回來了。所以，人文科學系統的文學系中，80%是浙江人，雖然當時魯迅已不在北京，關於北京大學浙江幾多這一點，身為浙江籍一分子的魯迅，也曾做過自我辯護。 （第58頁）
與北京大學浙江系派相對立的是以吳承仕為首的中國大學，吳承仕同樣是章太炎弟子，在吉川看來，中國大學就是與北京大學浙江系教授不和的諸先生組成的，彼此之間的爭論非常激烈（書中有具體事例說明）。吉川還進一步指出，“把古代典籍作為研究對像看……往往都是與自身的時間相聯繫的，那些先生們往往都分屬於某個政治派系……中國大學從政治上說是反蔣介石的，與當時北京大學大體上是和南京的國民政府相聯結相反，中國大學則與汪精衛、閻錫山的路線相連”（第6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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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序
譯者前言
一 我的留學記
留學之前
把中國作為中國來理解
在尊重西歐的風潮中
京都學界與清末古典學者的接觸
與從中國來的留學生的交往
被中國文學的“日常性”所吸引
清朝的學問與歐洲近代思想
一定要自己親自去力行
毫不做作的人道主義和縴細的魅力
中國研究在京都大學的位置
對現代中國的關心
了解中國的一切
初次到中國:江南的輝煌和富裕
留學期間
種種幸運
到達北京之前
延英舍——寄宿的日常生活
整日埋頭于語言學習
到北京大學當旁听生
張作霖的北京撤退——北京大學的復興
轉變期的北京大學
大學、學派、學者——激烈的對立
黃侃給予我的感動
與書店打交道，在北京大學听課
劇院‧飯店‧名勝古跡
到江南——我被當作中國人
留學收獲
做學問的態度和方法
二 中國印象追記
雷峰塔
C教授
來薰閣琴書店——琉璃廠雜記
琉璃廠後記
南京懷舊絕句
高郵舊夢
購書懷舊絕句
《雨窗欹枕集》和我
柳絮漫話
隨筆三篇
中國的警察
法隆寺的松
中國思想史上的人
中國人與法則
中國人與宗教
中國人的幻想力
兩個中國——中國的城市與農村
中國人的日本觀和日本人的中國觀
三 中國文學論
中國文學史之我見
中國文學中的希望與絕望
中國文學所體現的人生觀
中國文學的政治性
史傳的文學
中國文學與外國文學
中國的文學革命
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