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日記》“陳寅恪話題”胡適

《夏鼐日記》除1935-39旅歐非記的稍詳之外，多過於簡略。所以末卷即使有索引和釋人等，或許沒什麼助益。譬如說"胡適"項 第5卷是鬥爭胡適時期 除記某人提出"小心假設...."外 無什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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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鼐日記》裡的“陳寅恪話題”作者 張求會 表於2011-11-19 22:37
跨度長達半世紀的《夏鼐日記》中片言只語的關於陳寅恪的記載。

夏鼐著《夏鼐日記》十卷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1年8月第一版


《夏鼐日記》中可資利用的直接史料確實有限。然而，跨度長達半世紀的《夏鼐日記》中片言只語的關於陳寅恪的記載，保留了難得一見的珍貴文獻，透露出特定年代的若干信息，為陳寅恪研究提供了新鮮的材料、可信的佐證和重要的線索。

感謝上海師大陳麗菲教授和她的六位學生，他們花費兩年半時間，為皇皇九冊（第十卷為索引和附錄）四百萬字的《夏鼐日記》（以下引自該書者，只注卷數、頁碼，不再標舉書名）編制了“交往人物索引”，大​​大方便了使用者。筆者利用該索引，很偷懶地將夏鼐（1910-1985）與陳寅恪（1890-1969）相關聯的二十二處檢索了一遍，果然發現了頗有價值的話題。以下不厭其煩，搶先做一回文抄公，將各條予以摘錄，必要時略加說明，或許可以激發好事者更深地刨根問底：

　　1933年11月12日。晚間吳春晗君來，這是下學期的第一次會談，我將上學期所作書評給他看。他說蕭一山的書實在不大高明，商務的大學叢書中列入這書，大部分是面子關係，審查委員顧頡剛、陳寅恪諸先生都不贊成列入。 （卷一，201頁）

按：時陳寅恪任教於清華大學，夏鼐於1931年9月轉學至清華歷史系（據該書所附“生平事蹟年表”，卷十，3頁），故有師生之誼。陳寅恪擔任商務印書館大學叢書審查委員一事，不見於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9月版，1997年6月增訂版），卞僧慧《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中華書局2010年4月版）亦未載。

　　1934年1月5日。閱書：《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九上，……讀這書時想乘機得些益處，所以加以標點，並於書眉上做撮要，但這樣一來所花費的時間實在太多，不要說整部的《通鑑紀事本末》難看完，便是陳寅恪先生所指定的到第二十六卷“高祖興唐”為止的一部分，也一時難讀完。我預備讀到第二十卷為止，暫告一段落。至於晉南北朝隋史，撰作論文以代考試。 （卷一，213頁）

按：1933年秋季，夏鼐選修了陳寅恪的“晉南北朝隋史”。 （卷十，3頁）

　　1934年2月6日。明天要開學了，今天到註冊部去看分數，只發表兩樣功課，宋遼金元史是E，晉南北朝隋史是S+。前者得E者頗多，並不稀罕，後者得S+ 僅我一人，更沒有一個得S+ 以上，頗感欣然。這科試卷已發還，有陳寅恪先生的評語：“所論極是，俱見讀書細心，敬佩！敬佩！”像小孩兒驟得大人的讚許，不覺有點飄飄然。 （卷一，218頁）

按：陳寅恪為學生論文所作評語，陸續仍有發現，不妨補入三聯版《陳寅恪集·講義及雜稿》，體例相符，正可擴容。

　　1936年1月31日。昨天與曾君談起忠王供狀，據云尚藏其家中，近已改存上海銀行保險庫中，陳寅恪先生曾託人接洽由清華出款千元影印，已有成議，後來不知如何作罷。又云：曾文正公日記影印本，刪節不少，尤以關於批評時人之部分。此刪去之部分，聞已毀棄，殊為可惜。 （卷二，8頁）

按：“曾君”非他人，正是曾昭燏，夏鼐留英時的友人。此節所述，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曾國藩日記刪節，雖有言者涉及，但出自曾昭燏之口，自然更加可信。二是陳寅恪對李秀成供狀尤為關注，或許與其家世有關，此一層尚有未發之覆。吾師汪叔子先生自序《陳寶箴集》有云：“寶箴有家僕姓李，至寶箴孫寅恪幼時猶及見之。據史家簡又文、盛巽昌等先後詳細考證，則指謂此李姓之僕，即忠王李秀成之子，當太平天國覆亡之際，為寶箴解救於俘囚中，攜歸義寧，撫養成立者。又嘗讀太平天國干王洪仁玕供詞，自述被俘之後，席寶田軍中有紅頂營官陳某特給禮遇。拙見亦頗疑此陳姓營官又是否寶箴？真相若何，未敢妄斷。學者欲研究寶箴與太平天國關係，則無妨擷供參考。”（汪叔子、張求會編《陳寶箴集》上，中華書局2003年12月版，“敘言”，6頁）至1963年初，陳寅恪仍有詩《病中南京博物院長曾昭燏君過訪話舊，並言將購海外新印〈李秀成供狀〉，以詩紀之》（詳《陳寅恪集·詩集》，三聯書店2001年5月版，145頁）。可參閱。曾、陳此次相晤，研究者較少涉及，胡文輝箋釋陳詩，於此詩多有闡發（詳胡著《陳寅恪詩箋釋》，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版，下卷， 790-793頁），但是也未提及具體情形。據悉，陳寅恪的三個女兒正在續寫回憶錄（《也同歡樂也同愁：憶父親陳寅恪母親唐篔》之續編），不知對此次會面有無新的披露。

　　1937年4月1日。傍晚至李先生處，約他明天到大學學院參觀博物館，曾、俞二女士皆在座，坐到夜深12時許始散。他們所談的，幾可作《儒林外史》讀。俞女士很健談，說有一次在德國，數個人一同遊湖，有人套《儒林外史》的句法，說“趙元任雍容大雅”，“徐志摩文采風流”，“陳寅恪呆頭呆腦”，“羅志希怪模怪樣” 。俞大維有一次請客，陳寅恪央求排座位的人，不要將他排在女人旁邊。 （卷二，101頁）

按：“李先生”為李濟，“曾女士”即曾昭燏，“俞女士”未詳。

　　1939年9月28日。旋赴王維誠君寓所，知陳寅恪先生以戰事關係，已中止來英。 （卷二，260頁）

按：據9月24日日記，“王維誠君自牛津來”（同上），可知“中止來英”即歐戰爆發導致陳寅恪無法來牛津任教。

　　1943年5月13日。告辭出來後，擬謁陳寅恪先生，未遇。 （卷三，104頁）

按：夏鼐受邀赴四川李莊中研院史語所工作，途經桂林，陳寅恪則任教於廣西大學。

　　1943年7月16日。下山歸來後，閱陳寅恪先生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1-116頁）。 （卷三，122頁）

　　按：夏鼐已在李莊。

　　1945年1月26日。上午李嘉言君來，系清華同級級友，現在西北大學師範學院中國語文學系任教，閒談別後情況，詢及師友近況。李君言陳寅恪先生最近有信來，意興蕭條，有集句對聯：“今日不知明日事，他生未卜此生休”。下聯爲李義山詩句。 （卷三，283頁）

　　按：時夏鼐在蘭州公幹。陳寅恪致李嘉言函，未詳。陳氏此聯，胡文輝較早從沈祖棻《涉江詞丙稿》、劉君惠等《清寂堂集》、夏承燾《天風閣學詞日記》等文獻中輯出（詳《陳寅恪詩箋釋》下卷，940-941頁）。上聯出自宋人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十六，下聯出自李商隱《馬嵬》。又據胡文輝比照，陳寅恪對李義山此句再三引用，感觸良深。此聯來路極正，三聯版《陳寅恪集·詩集》兩度（2001年5月第1版，2009年9月第2版）失收，頗覺遺憾。

　　1947年10月23日。晚間至胡適之先生處送行，談及院士提名單考語，說昨天費了一天工夫，完全加以修改，以求與數理及生物兩組一致，因之有些帶有色調的句子。例如胡先生給他自己的考語：“研究中國思想史與文化史，曾有開創新風氣的貢獻”，初擬將末句改成側重治學方法，後來索性刪掉。又如陳援庵先生考語原為：“專治中國宗教史，蒐集材料最勤，考訂最謹嚴，論斷亦最精確，其餘力所治校勘學、年曆學、迻譯學皆為有用工具。”陳先生自己提出建議，謂不僅為有用之工具而已，乃改為“亦均有特殊貢獻”，最後改為“專治宗教史，兼治校勘學、年曆學、迻譯學。”陳寅恪先生考語原為：“天才最高，功力亦最勤謹，往往能用人人習知之材料，解答前人未能想到之問題，研究六朝隋唐史最精。”最後改為：“研究六朝隋唐史，兼治宗教史與文學史。”傅斯年先生考語原為：“治中國上古史，能利用新材料與新眼光，考訂舊史料，於古代製度、地理及文籍體制，有獨到之見解或新鮮之說明” ，顧頡剛先生考語原為：“以懷疑精神研究古史，對於古代傳統有廓清之功，倡導古地理學之研究，亦甚有貢獻”，後來亦稍加刪改。馮友蘭先生考語原為：“研究中西哲學思想，曾試作融會貫通之探討。”徐炳昶先生考語原為：“治古史，時有大膽的假設，所著《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頗多創見。”後來均加修改。 （卷四，152頁）

按：夏鼐次日又記：“將胡先生所託的事辦完”，最主要的是與李濟商定、修正人文組院士候選人之考語（同上）。查胡適日記，1947年10月13日：“到南京。下午開​​中研院院士選舉籌備委員會。原提名五百一十人，初步審查，留了四百零二名。”（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7冊，683頁）15日：“中研院評議會開會。”（同上，683頁）16日：“評議會分組審查會。（一）數理組，（二）生物組，（三）人文組。人文組由我召集。……晚上擬'人文組'諸人的'合格之根據'，到四點才完！”（同上，683- 684頁）17日：“評議會續開大會。決定候選人名單，並推人整理各組所擬'考語'。連日討論甚熱烈，最後尚有增減。最後名單有：數理組49，生物組46，人文組55，共150人。此單晚七點公佈。”（同上，684頁）22日，缺。 23日僅一句：“上午十一點，在考試院講演。”（同上，685頁）至11月15日，中研院公告雲：“人文組陳寅恪，研究六朝隋唐史，兼治宗教史與文學史。人文組語言文學學科院〈士〉候選人陳寅恪在學術上貢獻要點：唐史及唐代文學。”（劉桂生、歐陽軍喜《〈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補》，載王永興編《紀念陳寅恪先生百年誕辰學術論文集》，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8月版，443頁）故此，夏鼐所記，既可知其然，又可知其所以然，其意義已超出了“陳寅恪話題”這一範圍。


　1950年6月23日。晨間至嚴仁賡君處訪梁方仲君，梁在嶺南大學任教，現將功課提早結束，趕赴北京。談及嶺南近況，謂陳寅恪先生仍牢騷甚大。又談及中山大學楊成志君受訓時，批評講師《從猿到人》講辭之錯誤，全班響應，結果被罰延長受訓時期。容庚君在嶺南，亦不得意。 （卷四，305-306頁）

按：上一年，夏鼐應浙江大學人類學系之邀，在該系開設三門課程（卷十，17頁）。本年6月22日至7月初，在杭州為諸生補課。

　　1950年7月2日。上午在家閱《嶺南學報》最近一期，有陳寅恪先生關於元白詩文章數篇。 （卷四，307頁）

　　1951年1月25日。赴向覺明君家中閒談，向君雲小公子小燕此次參軍，已赴張家口訓練。向君談及陳寅恪先生最近有信致周一良君雲：“《元白詩箋證》分贈諸友，留一紀念，然京洛耆英，河汾都講，皆盡捐故技，別受新知，又不敵以陳腐之作，冒昧寄呈。”又有詩一首，題曰《霜紅龕集望海雲：“一燈續日月不寐照煩惱不生不死間如何為懷抱”感題其後》：“不​​死不傷最堪傷，猶說扶余海外王，同入興亡煩惱夢，霜紅一枕已滄桑。”​​《霜紅龕集》為傅青主所著，此詩蓋吊新逝世之傅公也。 （卷四，361頁）

按：上年12月20日，傅斯年在台病逝。陳寅恪此詩，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是“借同為姓傅的傅山之作為題，以作悼念”（胡文輝《陳寅恪詩箋釋》，上卷，406頁）。向達、鄧廣銘、週一良、傅樂煥（傅斯年堂侄）、夏鼐等人皆與傅斯年有舊，陳氏在分贈《元白詩箋證稿》時附錄此詩，用意顯然，故​​上述諸人皆以為此詩意在“吊新逝世之傅公”。陳寅恪晚年詩作，意旨愈加深邃，此首亦不例外，但強調以明清易代比擬現代政局的同時，似不宜輕視悼念傅斯年這一層寄託，畢竟追挽傅斯年才是此詩的近因。此處所引陳寅恪致周一良函，若非向達借閱的原件，亦似抄件，因為情詞正與陳氏一貫風格相符，三聯版《陳寅恪集·書信集》完全可以節錄。夏鼐所錄詩稿，首句當誤，今本作“不生不死最堪傷”。

　　1955年12月31日。閱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 （卷五，199頁）

　　1956年1月1日。閱畢陳寅恪之《元白詩箋證稿》。 （卷五，200頁）

　　1980年1月15日。上午赴院部，參加重建中國史學會的籌備會議，由梅益同志主持。開會前散發當時（1951年）第一屆理事會名單（去世者已佔三分之二以上）：

主席：郭沫若副主席（二人）：吳玉章，範文瀾

理事（41人）：郭沫若、吳玉章、範文瀾、徐特立、鄭振鐸、吳晗、陳垣、華崗、向達、陳寅恪、翦伯讚、呂振羽、侯外廬、湯用彤、裴文中、陳翰笙、陶孟和、周谷城、潘梓年、翁獨健、嵇文甫、鄧初民、葉蠖生、徐炳昶、邵循正、白壽彝、金毓黻、馬衡、葉恭綽、宋雲彬、楊東蓴、羅常培、週予同、楚圖南、尹達、金燦然、杜守素、夏鼐、郭寶鈞、楊樹達、季羨林、吳澤、馬堅。

候補理事（9人）：楊紹萱、唐蘭、錢杏邨、王伯祥、蔡尚思、李則綱、趙宗复、楊榮國、孫叔平。 （卷八，375頁）

按：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卞僧慧《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均未收錄此名單。又，“理事”不止四十一人，原刊如此。

　　1981年7月23日。徐中舒先生由林向同志陪同，前來拜訪，談及川大與哈佛大學合作考古事，及顧頡剛、陳寅恪二先生身後家庭情況。 （卷九，55頁）

　　1982年3月6日。讀《胡適往來書信選》下冊，乃1945-1948年者，真是“同入興亡煩惱夢，霜紅一葉已滄桑”（陳寅恪詩）。 （卷九，115頁）

　　1982年7月6日。下午閱《晉陽學刊》新出一期中《陳寅恪傳略》等。 （卷九，149頁）

按：《陳寅恪傳略》，胡守為撰。

　　1982年7月23日。下午在家，閱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1981年上海出版）。關於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情況，還是初次讀到。作者為陳先生弟子，能向先生家屬詢問資料，故多未曾發表的史料。編年詩文也頗完備。但對於先生的學行，似乎未抓住要點，反不及俞大維所寫的《懷念陳寅恪先生》一文。而不相關的旁人詩，收入過多（1-195頁，約13萬字）。 （卷九，153頁）

按：蔣著《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十六年後有了增訂本，夏鼐未及見。新附錄的《陳寅恪先生傳》於陳氏學行要點有所概括，雖不及俞文鞭辟入裡、深入人心，亦屬不易。至於旁人詩收入過多，則見仁見智：其一，蔣著體例頗似年譜長編，錄入相關人士尤其是父兄友朋的詩文，無可非議；其二，蔣著成書之時，義寧陳氏研究尚非顯學，陳寅恪本人的作品尚​​且亟待輯佚，乃祖、乃父、乃兄之詩文更是搜尋無門，蔣著得益於譜主親朋故舊的幫助，至少提供了無數線索，使後來者按圖索驥，各成尺寸之功，共同完成陳氏家族文獻的整理工作。

　　1983年4月18日。下午至鮑正鵠同志處，送余英時關於陳寅恪先生的文章，因為院中託他處理此事也。 （卷九，233頁）

按：這一節看似平淡無奇，實則暗含玄機，反映的恰是1949年之後陳寅恪研究史上的第二次風波——兩次風波，均與美國學者余英時有關。

第一次風波，發生在1958年到1962年間，引燃導火索的是余英時在香港《人生》雜誌1958年12月號發表的《陳寅恪先生〈論再生緣〉書後》一文，該文推斷《論〈再生緣〉》“實是寫'興亡遺恨'為主旨，個人感懷身世，猶其次焉者矣！”第二年，香港友聯出版社出版了《論〈再生緣〉》，書前加了一篇序言，說像這樣的書籍，在大陸是不能出版的。余氏此文和陳氏此書，在海外轟動一時，消息傳到內地，引起廣東和北京方面的關注。郭沫若在一年之內排炮般地發表研究《再生緣》的系列文章，“實際上是對余英時以此做文章的回應”（徐慶全《陳寅恪〈論再生緣〉出版風波》，《南方周末》2008年8月28日D23版）。當時，有關方面還曾打算在內地同時出版陳寅恪的《論〈再生緣〉》和郭沫若校訂的《再生緣》，以回應海外議論。由於《再生緣》語涉“征東”，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的特殊國際環境下，周恩來、康生出面中止了對《再生緣》的討論，加上陳寅恪不肯遷就出版者的任何修改或補充的要求，陳著出版無望，郭氏校訂本也被擱置起來（同上）。對於此次風波，《夏鼐日記》全然無所涉及。

兩次風波之間，1978年10月16日到11月17日，余英時率領美國漢代研究代表團在中國大陸各地進行學術交流，接待方正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由副院長之一的於光遠出面主持。 10月17日下午，代表團到夏鼐擔任所長的考古研究所參觀訪問（卷八，247頁），此似為夏鼐與余英時的首次相見。在這一個月中，代表團受到了高規格的禮遇，作為團長的余英時，“所得到的照顧更是特別周到”。余氏此行雖然並未見到院長胡喬木，但還是在與俞平伯、錢鍾書談話時接收到了“喬木同志”間接表示的“善意”（余英時《陳寅恪研究的反思和展望》，《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1年1月16日第5版）。

　　五年後，第二次風波再現。 1983年，余英時在香港《明報月刊》第一、第二期上推出《陳寅恪的學術精神和晚年心境》；一年半後，余英時又一次在《明報月刊》上發表《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陳寅恪晚年心境新證》兩篇長文，並在同年7月的台北《中國時報》上刊載《陳寅恪的“欠砍頭”詩文發微》等文。 1984年，余英時《文史互證、顯隱交融——談怎樣通解陳寅恪詩文中的“古典”和“今情”》一文，在10月份的台灣《聯合報》副刊連載五天。近十萬字的文章，再次在海外學術界引起相當反響。同年8月，署名“馮衣北”的辯駁文章《也談陳寅恪先生的晚年心境——與余英時先生商榷》在第224期《明報月刊》刊出。一年後，“馮衣北”又撰作了《陳寅恪晚年心境的再商榷》一文。兩個月後，余英時以《弦箭文章那日休》作答，發表在同年10月號的《明報月刊》上。 （以上據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三聯書店1995年12月版，500-501頁）直到1986年7月，“馮衣北”把自己的兩篇《商榷》和余英時的文章合成一“書”在內地出版（《陳寅恪晚年詩文及其他》，花城出版社），第二次風波才告一段落。

據余英時回憶，“早在1983年年尾，我已知道胡喬木在積極佈置向我進攻了。事有湊巧，當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有一位明清史專家來耶魯大學訪問，一見面便向我索閱《明報月刊》所刊長文。我很詫異，問他怎麼會知道我寫了此文？他說，在他訪美前，社科院院長胡喬木曾有意讓他出面寫反駁我的文章，並說明：只有在他應允以後才能將那兩期的《明報月刊》交給他。他婉拒了這一任務，因此也失去了讀我原文的機會。很顯然的，胡喬木在北京一直未能覓得他所需要的寫手，最後才通過'廣東省委文教戰線負責人'找到了一個'馮衣北'。”（余英時《陳寅恪研究的反思和展望》）

　　這位明清史專家是誰？余英時不便說，但至少可以從夏鼐的這一則日記管窺當時組織反擊文章的大致情形。 1983年是夏鼐退休後的第一年，“也是當上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後的第一年度”（卷九，311頁）。估計是因為有了副院長的頭銜，院中處理余英時文章的大事，夏鼐才得以知曉。 “按照當時的意識形態管理體制，海外學者對內地學者的作品如有涉及到政治層面上的非議，一般說來，內地都會有文章作答。而這作答的文章，雖然是個人署名，但大致都有官方背景。”（徐慶全《陳寅恪〈論再生緣〉出版風波》）這套體制，身為黨員幹部的夏鼐無疑是熟悉的，而且也是要自覺執行的。於是，同年8月12日，他留下了另一則相關的日記：

下午在家，閱由鮑正鵠同志處借來的香港《七十年代》1983年第3期，該刊總編輯李怡所寫《余英時教授訪問記》。這位餘教授是國民黨陳雪屏的女婿，雖然入了美國籍，仍是國民黨的立場。 （卷九，272頁）

據此可以推斷，夏鼐至少是第二次風波的知情人之一。一句“雖然入了美國籍，仍是國民黨的立場”，或許可以解釋余英時研究陳寅恪的文章何以“一律為政治編輯所否決”，“各處皆然”，“自始至今無不如此”（余英時《陳寅恪研究的反思和展望》）。

　　1984年10月6日。閱《胡適年譜長編》第5冊，1947年前後，胡適來南京，都住在史語所，我第一次與之有所接觸，他的日記中可能會有提到我的地方。這時期我在南京，一度代理史語所所長。讀《年譜》，頗有陳寅恪的詩所謂“同入興亡煩惱夢，霜紅一枕已滄桑”之感。 （卷九，401頁）

陳寅恪年長夏鼐整整二十歲，作為弟子輩的夏鼐對陳寅恪充滿了尊敬，即便在1949年之後，這種尊崇與敬仰之情依然充溢於字裡行間。兩人年輩不同，研究領域各異，人生軌蹟的時空交叉點也不多，因此，《夏鼐日記》中可資利用的直接史料確實有限。然而，跨度長達半世紀的片言只語的記載，還是保留了難得一見的珍貴文獻，透露出特定年代的若干信息，為陳寅恪研究提供了新鮮的材料、可信的佐證和重要的線索。

2011年10月7日定稿，謹以此紀念陳寅恪先生逝世四十二週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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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夏鼐誕辰101週年十卷本《夏鼐日記》出版
2011年08月11日09:39 中國新聞網我要參與(7)

歷時五十餘載，中國現代學術發展史之珍貴史料

夏鼐的日記始記於1931年元旦，止於1985年6月17日突發腦溢血當天，歷時五十餘載。為了向學術界提供中國現代學術發展史上這份難得的史料，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資深研究員、曾長期在夏鼐身邊工作的王世民先生，與夏素琴等四位夏鼐子女一道，在國內外十多位專家學者的協助下，花費整整十年時間整理成書，定名《夏鼐日記》。

《夏鼐日記》詳細記錄了這位學術大師早年刻苦鑽研、勤奮成長的經歷。就讀清華大學時期，他師從陳寅恪、錢穆、雷海宗、蔣廷黻等名師，與吳晗、錢鍾書等被譽為清華園的幾大才子，先治中國近代外交史，後轉中國近代經濟史，在史學領域已經嶄露頭角。留學英國期間，他得到埃及考古學泰斗皮得里等名師的器重，奮力學習古老的埃及象形文字，提出獨到的見解；系統進行古埃及串珠的斷代研究，作出在該課題的研究中至今無人超越的突出貢獻，成為中國第一位卓有貢獻的埃及考古學家。日記對當年的學習情況，乃至每天閱讀的書刊（讀什麼書，多少頁，幾天讀完、共計多少頁），考試和作業的題目，論文的寫作過程，都記載得相當詳細。他閱讀的範圍十分廣泛，數量多，古今中外，方方面面，從人文社會科學到自然科學，學識淵博絕非偶然。他本人的學術研究，具有學識淵博、視野廣闊、治學謹嚴的特點，對於中國史前考古學、中國歷史考古學，以及中國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的考古學研究，都曾作過深入的研究，作出許多開拓性的卓越貢獻。日記對於歷年來撰寫一系列的名篇的過程，都有所記載。這些，對於後輩學者和青年讀者，無疑會有莫大的教益與啟迪作用。

曾為新中國考古工作最高指導者，為考古學健康發展引航掌舵

《日記》真實記錄了這位新中國考古工作的最高指導者，為新中國考古學的健康發展引航掌舵、辛勤耕耘的歷程。留學回國之初，他在抗日戰爭後期的苦難歲月，前往甘肅地區考察將近兩年，經歷自然和人為的種種艱辛，取得中國史前考古學和歷史考古學上令人刮目相看的卓越成就，從而確立了在中國考古學界的地位。解放前夕，他曾一度代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所務。新中國成立後，歷任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考古研究所的副所長、所長、名譽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等職。領導國家考古研究中心機構三十餘年，主持制定考古研究的長遠規劃，親臨現場主持和指導重要發掘。

北京明定陵、馬王堆漢墓、西周燕國墓、漢代南越王墓等地考古發掘實錄

夏鼐曾以嫻熟的發掘技巧，在數九嚴寒的中原大地，第一次成功地剔剝古代木車痕跡;忍著病痛潛入陰暗的北京定陵地宮多日，親手清理萬曆帝后棺內的糟朽文物;具體指導長沙馬王堆漢墓、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國墓地、廣州漢代南越王墓等一系列發掘。直到去世前幾天，仍然不顧年邁，遠道前往驕陽似火的洛陽附近，視察偃師商城遺址發掘工地。夏鼐十分重視與相關科研領域之間的協作，積極引進現代自然科學方法，放眼世界文明發展領域;並且為保護祖國寶貴的民族文化遺產，與各種破壞文物的錯誤言行進行堅決的鬥爭。他還詳細地審閱上世紀50-70年代幾乎全部重要考古報告和專著的書稿，以及考古學刊物的清樣，注意從學術上進一步嚴格把關。凡此在日記中都有記載，為後輩學者樹立了堅持優良學風的典範。這是中國考古學發展史上一份難得的實錄，學術價值自不待言。

生前交遊廣泛，《日記》實名記錄近3000人

夏鼐生前的廣泛交往，及於國內外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各個方面的專家學者，近距離接觸過許多老一輩的學術大師。日記中不時記錄這方面的情況，其中有早年聆聽魯迅、章太炎、斯坦因、伯希和、羅素講演的情景，歷史文獻學方面受到陳寅恪的稱讚，考古學方面得到傅斯年、李濟、梁思永，及皮特里、惠勒、柴爾德等的指導，與高本漢討論青銅器真偽古代漢語語音，與李約瑟數十年的密切交往，以及與郭沫若交談文字起源問題，與胡適促膝夜話，等等。夏鼐審閱各方面學者的文稿，閱讀國內外新出版的書刊，日記往往留有所作評論，例如某一篇文章“寫得較好”，某一篇文章或某一本書“錯誤很多”，是怎樣的錯誤。這都很有價值。

治學嚴謹的考古專家、鮮活生動的文學筆觸

夏鼐畢生經歷國內外許多重要的學術會議，日記對各個會議的參會人員、活動日程、討論情況、參觀項目，多有較詳細的記載，例如1947年中央研究院評議會確定首屆院士候選人的會議，1955年中國科學院成立學部委員會的會議，1956年第九屆歐洲青年漢學家會議，1964年北京科學討論會，1978年歐洲研究中國協會第二十六次會議，1980年第十五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歷屆國際中國科技史研討會，中國史學會成立和重建的會議，中國考古學會成立和歷次年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召開的一系列學術研討會，以及在美國舉行兩岸學者共同參加的中國青銅器、商文化國際討論會，等等。因而他的日記對於整個中國現代學術史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夏鼐的足跡遍及國內大部分省區，出訪過十多個國家。日記既記載許多鮮為人知的文壇掌故，又記載了各地的名勝古蹟、風土人情。他常如實地記錄國內外學術考察中所見古代遺址、墓葬和出土文物的具體情況，詳細抄錄其中的牌匾和碑刻文字。日記對不同時期國內外的社會新聞（例如：親歷“九一八”後清華同學愛國活動，“一二八”後憑弔淞滬戰場，英皇喬治五世喪葬與愛德華八世退位，日寇侵入溫州時的搶掠，嘉陵江上遭遇匪劫等），乃至市場物價，都有所記載。甚至參加周恩來總理接待美國尼克松總統等國宴，還將宴會上的萊單抄錄下來。 《日記》記錄的這類人和事，不僅內容十分豐富，文筆也很生動，並且不時錄入本人和友好的一些詩作。這也有可貴的閱讀價值。

為使讀者更加全面地了解夏鼐先生的一生，整理者還在《夏鼐日記》的捲前，冠以他生前審閱過的《夏鼐先生傳略》一文，加載根據他自訂年譜未完稿摘錄的“家世與少年時代（1910-1930）”，這就實際成為一部既詳細又完整的夏鼐生平實錄。書末附錄的“生平事蹟年表”和“交往人物索引”，都力求翔實。後者收錄國內外各界人士近3000人，分別註明其在日記提及時的任職情況，以利檢索。

書中還選載了夏鼐先生的多幅珍貴照片、部分日記手蹟等，以增強真情實感。


夏鼐（1910年2月7日－1985年6月19日）原名國棟，字作銘，浙江溫州市區人。中國著名考古學家、歷史學家、社會學家、社會活動家。夏鼐被稱為「新中國考古學奠基人」[1]。
夏鼐出生於浙江省溫州市。少年時在溫州上學，1927年，赴上海讀高中。1930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學。1931年，轉學入讀清華大學歷史系。1934年7月，夏鼐畢業於清華大學歷史系，獲得文學士學位。 1934年10月上旬，夏鼐考取清華大學留美公費生考古學部門的資格。1935年春季，夏鼐在河南省安陽參加殷墟的考古發掘工作。1935年夏季，經更改批准，夏鼐赴英國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攻讀埃及考古學。1935年至1939年，夏鼐就讀於倫敦大學學院。 1939年秋季，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爭爆發，夏鼐決定回國。夏鼐由英國出發途經埃及，在埃及開羅滯留，期間在開羅博物館從事考古及文物研究工作一年多，才由埃及返回中國，於1941年初抵達貴州昆明。夏鼐的倫敦大學埃及考古學博士學位是二戰結束後於1946年由倫敦大學學院授予。 1941年至1942年，夏鼐在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擔任專門委員之職。1943年至1949年，夏鼐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任擔任副研究員、研究員。 1949年秋季至1950年9月，夏鼐在位於杭州的浙江大學擔任教授。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夏鼐歷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即後來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所長、名譽所長。夏鼐也是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國家文物委員會主任委員。 1979年，夏鼐被推選為中國考古學會的理事長。1982年，夏鼐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併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名譽所長。1985年，夏鼐被任命為《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的委員和《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卷的編委會主任。自1959年起，夏鼐還是第二至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