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兩京坊里譜》述評
王 靜
《隋唐兩京坊里譜》(楊鴻年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9月，528頁，29.2圓)
此書為楊鴻年先生的另一著述《唐代宮廷建築考》（陝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的姊妹篇，本書不敘兩京宮城、皇城建置，但對隋唐長安、洛陽兩京外郭城的坊裡的史料進行敘述、增補和考證。
本書雖然是仍以徐松《唐兩京城坊考》（以下簡稱《城坊考》）為基礎進行增補校訂，但卻有自己的特色。作者把《長安志》、《城坊考》對兩京外郭城的建置沿革、變遷等等記述重新整理編排，一改以往先西京後東都，從街東到街西的形式，而是以筆劃順序來排列兩京各坊，在體例上有所發明。同時，作者以按語的形式對有關的研究成果進行總結，並以平岡武夫《長安與洛陽》第一圖《長安城圖》、徐松《長安城圖》、足立喜六《長安城圖》、福山敏男《長安城圖》及《咸寧（長安）縣志·長安坊裡圖》作參照，對相關問題進行了研究論證，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該書內容可分為四部分：一、坊裡目錄；二、是各坊具體的內容記載；三、附錄缺名坊資料；四、隋唐兩京各種建築所在坊里索引。以下依次評介各部分的內容和特點：
第一部分坊裡目錄，按筆劃順序排列長安及洛陽的坊裡，對於想了解兩京的每一坊具體內容的研究者來說，該目錄便於查找。
第二部分是本書的主體部分。作者在每一坊下，先是分別述錄《長安志》、《城坊考》對每一建置的記載，說明《城坊考》對於《長安志》取捨及其原因，這使讀者對《長安志》和《城坊考》的記載一目了然。在此之後，作者以按語形式結合今人的研究，進行比較論證，同時給出自己的觀點，對於不能究其實的地方，作者並存諸說，以存疑的方式列出以待考證，其態度是認真、嚴謹的。本書並不是僅對別人的研究進行彙編，對於一些有爭議的問題也作以考證研究，在這一部分既有前人研究總結，又有自己的論證和增訂。首先，作者對《長安志》與《城坊考》及《唐兩京城坊考校補記》（以下簡稱《校補記》）的訛誤有所訂正。一方面是對所記有所混淆的坊裡的考證：《長安志》因不記洛陽而使兩京的個別坊名在記載上有舛誤，徐鬆在《城坊考》中又審之不詳而踵其錯誤：《城坊考》在西京長興坊的張嘉貞宅下稱“無思順坊”的記載是複述《長安志》的，楊先生指出此說系《長安志》不記洛陽之故致誤，而《城坊考》雖兼述兩京，卻因疏略仍襲這一訛誤。而實際上，思順坊乃是洛陽一坊，並以史料證明張嘉貞在東都思順坊有宅（202頁）。又如徐松把正平坊作為輔興坊的別名，閻文儒先生在《兩京城坊考補》（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601頁）裡也持此說，但作者經過排比史料，論證正平為東都洛陽的一坊，長安並無這一坊名（68—69頁），這一論證結果與辛德勇的考證（《隋唐兩京叢考》，三秦出版社，1991年10月，37頁）是相同的。另一方面是對各坊裡的記載進行考訂糾誤。如作者指出《校補記》中關於宣平坊裴遵慶宅的記載，系誤解《國史補》的“遵慶罷相知選，朝廷優其年德，令就第注官，自宣平坊榜引士子，以及東市兩街”所致，裴遵慶的宅第在昇平坊，《城坊考》原來的記載是正確的（179頁）。這一考證辨誤，《中原文物》1994年第3期所刊裴遵慶神道碑可以確證。其次，作者在前人已利用過的唐代史籍、筆記小說等傳世的史料當中細心搜檢，又輯出一些前人疏漏之材料對徐鬆的《城坊考》的內容有所增補，於每一坊下將有關的史料記載一一列出，同時，也注意運用新材料來進行增補。如《城坊考》於崇義坊條下載：《通鑑》，甘露之變，右神策軍獲左金吾衛大將軍韓約於崇義坊，斬之。作者又於《冊府元龜》卷九五三中蒐集到類似的記述，並且增補了《舊唐書·五行志》中與該坊有關的一條記載（264頁）。又如，新昌坊白居易宅下，作者又於《全唐文》中輯得一條加以補充（354頁）。像這樣的史料的匯總補充書中尚有很多，在此不再一一列舉。這裡要強調的一點是在該書中，作者還利用了1983年5月西安史蹟文物展覽會隋唐史展室所展《隋唐名人所居坊名表》，比定出一些坊現在所在的地理位置，象崇義坊、通義坊、安邑坊等等，這是以前諸多增補中所未見的。此外，作者在利用出土墓誌進行增補時，比較注意京兆中城內的里與郊區的里的區別。作者據《全唐文》卷二二七張說《元城府左果毅贈郎將葛公碑》“〔夫人〕薨於京兆三真裡”補三真裡（1頁。關於三真里為修真裡之誤的論證，見朱玉麒《〈唐兩京城坊考〉增補小議》，《書品》2000年第6期），《全唐文》卷六八○《大唐故賢妃京兆韋氏墓誌銘序》所補上好裡（9頁）都涉及到這方面的問題，同時又說明並不一定就是長安城之內的坊。筆者較贊同這種態度，因唐京兆府直接管轄的有二十三縣，京師長安包括長安、萬年（天寶七年改萬年為咸寧，乾元二年，復曰萬年）兩縣，縣下又轄城外的鄉，加之隋唐長安的“坊”與“裡”又混用，京兆某里或有可能是別的縣的里，或是有可能是長安、萬年兩縣在郊區的“鄉”下所設的“裡”而不是長安城內的坊裡，所以在京兆某裡的這種情況下，增補長安城裡坊名還是應審慎對待的好。否則，這樣也會人為地增加長安城內的坊里之數，使之與歷史事實不符，給研究帶來困擾。最後，本書除了對傳世文獻史料收集詳實是令人佩服的，而且更為可貴的是作者對所引史籍、墓誌、碑刻和詩文俱給予了明確的出處，這為研究者進一步的利用和理解資料提供了便利，這也是本書的另一價值所在。
但我們在肯定本部分的成果的同時，也應看到其存在不足之處。
一、此書完成於1987年，對已發表的研究成果也有所遺漏，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有關朱雀街西自北向南之第一坊和第二坊為善和坊和通化坊兩坊的問題，關於這一問題，向來眾說紛紜，但黃永年先生在1985年《中國古都研究》第一輯上所發表的《述類編長安志》中，從此書的編纂特點和版本校勘的角度已作過考定，後又經辛德勇先生（前引書，26—27頁）、趙力光先生（《唐長安城善和通化兩坊考》，《文博》1993年第5期）進一步的論證，並且，日本森鹿三和松田壽男合編的《亞洲歷史地圖唐長安圖》也據福山敏男同樣的結論補上了善和與通化兩坊。但本書所附圖卻仍依《城坊考》，並且在論證過程未引黃先生的論證，對該問題仍未作定論，不免使人遺憾。二、有的論證並不是很詳細清楚，關於“安善坊”的問題，作者同意《城坊考》及平岡武夫《長安與洛陽》的“安善”系“崇業”舊名之說，而對城東另有“安善”一坊名，一城之內二坊重名的現象未作出解釋（264頁）。三、書中有審之不詳與疏漏之處，如晉昌坊中，作者就《全唐文》卷二二四梁未賓《大唐故朝議郎行澤王府主簿上柱國樑府君並夫人唐氏墓誌銘序》中“夫人晉昌唐氏”的記載補以唐氏宅。理由是唐世習慣以坊名冠於官稱姓氏之上，推測若無他解，則晉昌坊應有唐氏宅（325頁）。唐朝的確有以坊名來稱呼或指稱居住在坊裡的有影響的人物或是具有某種特色的家族，象靖恭楊家指楊汝士等兄弟、修行楊家指楊收兄弟、親仁後裔指郭子儀之後代，李安邑指居住於安邑坊的李德裕、劉光德指劉崇望。在姓氏前加以坊名的記載見《唐代墓誌彙編》殘志三一“故今之勗人者，舉曰修行鄭氏，……。修行其第之裡名也。”因在姓氏前加以坊名，易與郡望相混淆，所以在後加以補充說明。而此處的晉昌唐氏，無此說明，且瓜州晉昌郡唐氏為此地大姓，所以這應是瓜州晉昌而非長安之晉昌坊。又如作者雖注意到了有光天觀和先天觀的區別，但卻認為《唐會要》務本坊“光天觀”系“先天觀”之誤，應糾正，這一論斷是失考的（288—289頁）。關於“先天觀”應為“光天觀”，閻文儒（《兩京城坊考補》）、辛德勇（《隋唐兩京叢考》）、李健超（《增訂唐兩京城坊考》）諸位先生均有論證，此不贅述。此外，《唐會要》卷五○載平康坊中有華封觀，所記建觀始末完全同於《長安志》，《城坊考》對該坊中的萬安觀的記載，因此，作者認為萬安觀又名華封觀（62—63頁），但作者卻又疏漏了在興寧坊下也有華封觀，為高力士舍宅所立（435頁），這因《長安志》、《城坊考》把太平公主、姚元崇宅、郭虔瓘宅所記於平康、興寧兩坊中所致，因此，這一問題尚待考訂，而不能遽斷定華封觀就是萬安觀別名。四、書中有宅第重出的現象，如懷遠坊下，戴夫人宅與戴氏宅所用材料相同，本是一宅，但作者卻分為兩宅作以記載，未知何故（454頁）。五、筆者覺得作者有些增補之處還是值得商榷的。在新昌坊下作者根據《太平廣記》卷四八六載天寶九年夏六月，韋崟與其從妹婿鄭六會飲於新昌里推測新昌坊或有旗亭、酒樓之類（ 356頁），我認為理由並不是很充分，也有可能是會飲於其宅第。另作者據《太平廣記》卷八四《義寧坊狂人》：“元和初，上都義寧坊有婦人瘋狂，……常止宿於永穆牆下。”疑此“永穆”或是義寧坊中一牆名，或是永穆坊之牆（54頁）。但閻文儒先生在興寧坊條下曾補一“永穆觀”，筆者認為或許此系該觀之牆。
本書的第三部分，主要是收集《全唐文》、《千唐志齋藏志》、《八瓊室金石補正》以及《芒洛塚墓遺文》所錄碑文中坊名缺一字者，作者不妄加填補，別列出，以供參考。
第四部分，為兩京外郭城中寺、祠、衙署、宅第等等具體建築的索引，憑藉此，我們很快可以查到其在兩京中具體的坊裡，這也是本書較之於他書的一突出特點。
目前，根據考古發掘和大量出土墓誌，對唐代兩京建置增補考證的成果很多,這些成果是更深層次地研究兩京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基礎，為都市史研究的進一步展開提供了條件。但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現在據新出土的史料和墓誌進行增補的時候，仍存在著一些問題應引起我們的注意：
在眾多的增補中，往往忽視遺漏敦煌吐魯番文書中有關兩京的記載亦可對兩京的地理、歷史有所增補。陳國燦先生在《從吐魯番出土的“質庫帳”看唐代的質庫制度》（《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3年10月，316—343頁）一文中，已經根據阿斯塔那206號墓中出土的唐代質庫帳歷補長安新昌坊民宅數處，池田溫和妹尾達彥兩位先生也將此運用到自己的研究中去，但在諸增補的著作中，卻未見利用。除此之外，根據敦煌寫本《敕河西節度兵部尚書張公德政之碑》中“宣陽賜宅，廩實九年之儲；錫壤千畦，地守義川之分”，可豐富兩京城坊考中對宣陽坊中張議潮宅的記載，並可知其有莊等等居住環境和方式。同時，該碑文中關於張議潭“春秋七十四，壽終於京永嘉坊之私第”的記載（碑文見榮新江《歸義軍史研究》附錄），我們於永嘉坊下又可增補“張議潭宅”一條。除此之外，就是在已發表的出土墓誌中，仍有疏漏，據此我們還可以對兩京的坊裡宅第加以增補。
在此還要補充說明的是，在據墓誌進行增補時，我認為結合兩京已有的記載和墓誌的內容，加以分析鑑別後再做增補是必要的。墓誌中某人卒於某坊裡，未必就可以據此補以此人之宅，要考慮婦女長期居母家而卒於母家，兄弟同居一坊，幾代同居一宅的情況，否則，只憑某一墓誌就增補一坊一宅，往往會使宅第重出，這將影響在此基礎上的進一步研究。
對兩京的增補考訂，隨著新墓誌材料的出土、整理和發表，取得了很大的發展，這為以後我們進行兩京的諸層面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楊鴻年先生的《隋唐兩京坊裡譜》對我們今後深層次地研究兩京具有重要價值。
原載《唐研究》第六卷，2000年
《反經》由唐人趙蕤著。
目錄 |
內容
該書共有六十三卷，上自「君德」、「臣行」、「王霸」，下至「是非」、「通變」、「相術」，旁及「出軍」、「練士」、「教戰」，博採諸子百家，結合歷代史實，針對近世弊政而發，具文學、史料、鏡鑒三重價值。原名《長短經》，有是非、得失、長短、優劣的意思。紀曉嵐編撰的《四庫全書·〈長短經〉提要》說：「此書辨析事勢，其言蓋出於縱橫家，故以『長短』為名。」思想
該書雜糅儒家、道家、兵家、法家、雜家、陰陽家等諸家思想，論述霸王之術和官場秘訣，深刻而犀利。該書歷史事件從上古黃帝時期到唐朝前期，總結了中國歷代歷代的政治權謀得失。[1]評價
唐朝人稱：「趙蕤術數，李白文章」。[1]清高宗乾隆帝[1]：
| 「 | 題《長短經》 郪縣創為救弊論，愛憎毆業匠和函。 向時雖類縱橫說，憂來原歸理道談。 宋刊棄自教忠堂，通變稱經曰短長。 比及亂時思治亂，不如平日慎行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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