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ssivity,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tellectual Choices in Occupied Shanghai, 1937-1945

Title

China Forever: The Shaw Brothers and Diasporic Cinema Popular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Asia Pacific

Editor

Poshek Fu

Edition

illustrated

Publisher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8   灰色上海，1937－1945 副标题: 中国文人的隐退、反抗与合作 原作名: Passivity,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tellectual Choices in Occupied Shanghai, 1937-1945 作者: 傅葆石 译者: 张霖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12-8 页数: 237 内容简介   · · · · · ·  　　1937-1945年的上海，正经历着由孤 岛转为全面沦陷的最黑暗时期。乱世求生与民族大义，成为每个中国人必须面对的道德困境与政治抉择。本书以王统照、李健吾和《古今》作者群为代表，通过大量 翔实的史料和精彩的文本分析，记录了身处“灰色上海”的中国文人或隐退、或反抗、或合作的相互纠结的生存形态，细致逼真地还原出他们所经历的残酷精神拷问 和无情的道德审判。本书的杰出之处不仅在于为我们记录了这段讳莫如深的民族精神史，更在于它向正统的历史叙述发出了挑战：究竟谁是汉奸？汉奸该怎样认定？ 谁能做出最终的判决？究竟该如何理解这段沉默的历史？本书带来全新的阐释。 作者简介   · · · · · ·  　　傅葆石 1955年生于香港，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博士，先后任教于斯坦福大学、美国Colgate大学，现为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历史、电影、法学教授。研究领域包 括：现代中国史、香港史、电影史、电影与法学、电影与历史、美国种族史、比较文化等。编著有China Forever: The Shaw Brothers and Diasporic Cinema, The Cinema of Hong Kong: History, Arts, Identity，《双城故事：中国早期电影的文化政治》和《邵氏影视帝国：文化中国的想象》。 　　张霖 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副教授 目录  · · · · · · 中译本序 绪论 序言：沦陷在即 第一章 隐退：王统照和“抵抗的启蒙观” 第二章 反抗：李健吾的戏剧抗争 第三章 合作：“《古今》派”的遗民文学 结语 参考文献 译后记（张霖） 《灰色上海，1937—1945：中國文人的隱退、反抗與合作》 〔美〕傅葆石 著 張霖 譯 劉輝 校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37-1945年的上海，正經歷著由孤島轉為全面淪陷的最黑暗時期。亂世求生與民族大義，成為每個中國人必須面對的道德困境與政治抉擇。本書 以王統照、李健吾和《古今》作者群為代表，通過大量翔實的史料和精彩的文本分析，記錄了身處“灰色上海”的中國文人或隱退、或反抗、或合作的相互糾結的生 存形態，細緻逼真地還原出他們所經歷的殘酷精神拷問和無情的道德審判。本書的傑出之處不僅在於為我們記錄了這段諱莫如深的民族精神史，更在於它向正統的曆 史敍述發出了挑戰：究竟誰是漢奸？漢奸該怎樣認定？誰能做出最終的判決？究竟該如何理解這段沉默的曆義？本書帶來全新的闡釋。 ------------ 傅葆石 1955年生於香港，美國斯坦福大學歷史學博士，先後任教於斯坦福大學、美國Colgate大學，現為美國伊利諾伊大學歷史、電影、法學教授。研究領域包 括：現代中國史、香港史、電影史、電影與法學、電影與歷史、美國種族史、比較文化等。編著有China Forever: The Shaw Brothers and Diasporic Cinema, The Cinema of Hong Kong: History, Arts, Identity，《雙城故事：中國早期電影的文化政治》和《邵氏影視帝國：文化中國的想像》。 ------------ 此書開學術研究“上海熱”之先聲。細膩、複雜而生動地描畫了上海日占時期作家的道德、政治及生存形態，體現了作者對史料扎實而富於灼見的把握，對於現代中國的知識份子史、文學史及文化史皆足資參考。 ——陳建華（香港科技大學） 這是一部和《上海摩登》既形成對話又構成補充的重要作品。《灰色上海》把三四十年代上海最英雄最曲折最難堪的方方面面表現出來，開啟了上海研究新面向。 ——毛 尖（華東師範大學） 傅葆石的這部作品研究細緻入微，論證令人信服。書中有關戰時上海生活所面臨的經濟、政治、社會和道德困境的討論堪稱權威，作者筆調生動，令讀者對上海文人不得不在個人生存與民族大義的道德雷區間做出抉擇的境況感同身受。 —— 《中國研究書評》（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重新審視“忠奸”之辯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 連清川 【作者微博】 保釣與登釣是中國民族主義者的一項傳統節目。每隔那麼一段時間，必然就有這麼一次行動。而與此相關的中國國內“愛國主義”遊行示威與喧囂，也是一項傳統節目。當然，在網路上痛駡漢奸，也是一項傳統節目。 不過這樣的傳統節目也並非自今日始。凡在中國歷史上涉及危急存亡，或者是興廢更替，便必然有忠奸之辯。中國歷來有臉譜化政敵的傳統，惟有如此，方才 能取得政治正義性，一邊對政敵進行攻伐。對於抗日戰爭這樣是非分明的歷史，這種忠奸之辯延續至今，並且還要不斷發酵，自然毫不稀奇。不過，自民國審奸之 後，漢奸一詞已經退出了法律廓閾，更多地是一個情緒表達，如此廣泛應用，似乎與現代國家的法治思路頗相違悖。 在這樣的背景下閱讀香港人、美國伊利諾州大學教授傅葆石先生的《灰色上海，1937-1945中國文人的隱退、反抗與合作》便頗有意味。作品研究 的是上海淪陷時期知識份子，尤其是文學界人士的三種生態：隱、忠、降。傅先生寫作的高標之處，在於他所選取的知識份子群體，無論政治態度如何，都未曾依附 或從屬於某個政治集團，從而能夠更加清晰地看清個體選擇在那個非常時期的心理機制與行為指南。 中國兩岸在對待抗日戰爭歷史，多以意識形態化和政治化的判斷為前提進行敍述，極少對戰爭期間的日常生活與個體命運進行觀照。自然，國外對這段歷史的 研究就更加鳳毛麟角，除了魏裴德的《上海三部曲》之外，甚少看見。而傅先生又專注于知識份子而非政治軍事層面，更加填補這一知識空白。 既 然涉及到那些滯留在上海日據情形之下的生存，自然個人選擇與民族大義便不可分離地糾結在一起，就難免有忠奸之辯。這本書的翻譯本身就很有價值判斷的意味在 內。因為沒有英文原版，所以無法一一對照，但是其中對於與日本合作方面的用詞，多採用通用的貶義詞，如附逆，漢奸，偽政權等。但有一處譯者注明原文時，令 我產生很大的疑惑：譯者將Soft collaboration翻譯為軟弱的附逆，而原意不過是軟性合作。我很懷疑原作應無那麼明顯的價值判斷，反而是譯者自身的意識形態壓力與道德取向導致 了這樣的結果。 書中選取了三個典型作為三種生存形態的代表：作家王統照在經歷了前期的抗爭之後，選擇了隱逸，既不參與對日本的抗戰，亦小心避開與日本合作的任何機 會；劇作家李健吾則採取了積極行動，以不斷的劇作寫作和演出，傳達抗戰精神，終於為日本所迫害；而集結在《古今》雜誌周圍的一批文人，包括周黎庵、陶亢 德、文載道等，則與日本合作，並與汪精衛的南京政府過從甚密。 這些文人基本上都出於個人原因，包括身體孱弱、家庭負擔沉重、無法進行長途旅行等等原因，無法隨同多數文人遷移至內地而滯留在上海。戰時經濟狀況緊張的壓力，迫使他們必須在生存與合作之間做一個道德抉擇。 作為民族英雄的李健吾，自始至終都依靠來自抗日力量的供養與慰籍。他與柯靈、巴人等進步力量合作，初期在租界區內進行抗戰創作。在1941年太平洋 戰爭爆發之後租界也為日本軍隊所佔領，為了躲避直接的迫害，他與其他的抗日作家就採用了春秋筆法，以古代忠臣或者鴛鴦蝴蝶方式，暗藏抗日資訊。而其中的 《青春》一劇，更加贏得票房與抗日雙勝利。之後不久，他便被日本人逮捕、拷打長達20餘日。1945年逃出上海。 而隱士王統照的經歷便頗值玩味。上海淪陷之前他一直積極參 與抗日宣傳，並寫作抗日小說。在租界時期（1937-1941），他任教于暨南大學。但即便是在這段時期，他的觀念也已經悄然轉化。自五四時期他便形成了 啟蒙思想，一方面抗日戰爭的暴力屬性與他的哲學觀念兩相違背；而另一方面他的道德責任卻使他根本否認與日本合作的可能性。因此，他所採用的是抵抗的啟蒙 觀，即不直接參與抗戰，而是從建設人的內心著手，思考根本性問題。到了日據時期，這種方式也已破產，他於是選擇徹底退隱。“消極抵抗在多大的程度上對城市 的解放有所貢獻呢？他的不合作對推翻外辱有幫助嗎？如果沒有，這種抵抗不就是一種體面的自我保護嗎？”最終，在1945年7月他離開上海回到家鄉青島。 自然，道德有虧者，便是書中的“降派”《古今》作家群了。《古今》雜誌乃是作家朱朴所創辦，並得到了時任上海市市長周佛海的資助。雜誌既是“偽政 府”所資助，所用資源包括紙張也多來自日本官方的配給，並且得到日本官方的許可從未有性命之虞，其中骨幹編輯尚且在汪政府中擔任職務，不是“投降派”又是 什麼？但《古今》在日據時期的上海，委實影響深遠，包括張愛玲、蘇青都曾為其撰文。 然而，這個“投降派”的刊物究竟是什麼？“新雜誌信奉古茂、溫柔、沖淡雍容的文學品格，特別熱衷於歷史掌故和小品文。”雜誌的作家們從未曾主動發表 宣傳“東亞共榮”或者日本軍國的內容，而更多的只是歷史掌故、個人心情與童年生活的懷舊。而這些人，更將自我定位為“遺民”。他們自認為，他們無力於改變 政治的生態，無非個人苟活於亂世，求得一日三餐，就像文載道寫道：“……有感於勝會不再，與時序的代謝，誠有甯為太平犬，莫作離亂民之感。……人到了無可 奈何的境地中，往往有一種欲語還休的無言之慟，覺得俯仰啼哭，仿佛一無是處。”他們便常以明朝遺民吳偉業、錢謙益和張岱自況，並且追隨周作人“高雅的格 調、政治的模糊性和寧靜的智慧。” 他們甚或以文化的愛國者為念，在政治已成一片廢墟之時，矢志保存中國文化的道統。周黎庵認為“舊社會所有根基……乃經無數先哲心血所澆灌而成。讀者 識之，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一種悲天憫人之懷抱，正今日吾輩所應踐行者也。”甚至日本批評家吉田東祐認為，中國知識份子沒有不愛中國的。 在 一個淪陷的時代裏，個體應當採取何種的生存選擇？慷慨就義固然是一種道德理想，並且無論在哪個國家中都是主流價值觀，並無疑義。但居於多數的平民在離亂之 中存活，畢竟有著不同的處境。古今派的遺民心態與文化愛國者的自況，雖然終究與道德有虧（他們自我也清醒認識到這一點，愧疚乃是他們幾乎共同的心態），然 而他們的話語到底是矯情、掩飾以求榮華，還是畢竟可資同情？我是寧願相信他們的真誠的。 甚至，衍伸到政治領域，這種判斷又如何？終究他們是期望以身賣國求得榮華富貴，抑或乃是出於真誠的愛國，卻是自己的政治、文化誤判而行入歧途？汪精 衛的密友，記者金雄白在回憶錄中寫到汪精衛簽訂同意日本控制中國的條約時：“他呆呆地站著……突然，他以雙手抓住了自己的頭髮，用力地拔，用力地拉，俯下 頭……淚水漬滿了面部。”這是一個賣國求榮春風得意者的作為？ 或者周佛海在《古今》的文章寫道：“雖存周公之心，終成王莽之果，上何以對祖先，下何以對子孫！” 在前中央日報記者龔選舞的回憶錄《1949國府垮臺前夕》中寫到大審奸之時，對這些 “漢奸”的自我辯解有詳細描述，其中多人均自認愛國。終究是那麼多人都撒謊自保，抑或自我催眠嗎？ 在一個非常的時代中，因為每個人的見解、思維、判斷各自有異，因而走的道路不同。儘管結果已然分明，但以成敗榮辱而銖其心，未必對民族心理健康性有 益。叛國情形殊多種類，自然有貪生怕死，有賣國求榮者，但未必沒有臥薪嚐膽，沒有周旋逶迤者？他們也都是民族歷史與記憶的一部分，應當給與客觀和正確的研 究評價。儘管我們認同堅持民族大義，英勇抗戰是這個民族正義的價值觀，但以寬容宏大客觀之心來對待這些人，也才是民族歷史真相的大道。 漢奸乃是一個臉譜化汙名化的詞語，其本身已經否定了一切的可能性。我寧願用更加中性的叛國者來替代。至於判斷是否叛國，更加要以其是否損害民族利益，損害國家公共利益來衡量，以其行為來審判而不是思維。而即令認定叛國，也未必便以民族罪人銖其心。 我 並非否認有真正的賣國叛國者，亦不認為其用心良苦便可抵消行為上的罪誤。若說當時的情勢容不得半點的客觀、寬容與慈悲，那麼今天當我們進入現代社會，對於 人性與個體有著更加充分的理解與尊重，我們便應當以更加宏大的氣度與客觀的精神，來對待那段曖昧迷蒙的歷史和人物。忠奸之辯，畢竟已經是隱入舊時光的絕對 化觀念了。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責編：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