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新祖際遇與三書《 中國思想史講義 》《思想與文化論集》《焦竑與晚明新儒思想的重構》余英時

我2014曾在人與書 blog 的一些文字，題目是：

 "錢新祖際遇與三書《 中國思想史講義 》《思想與文化論集》《焦竑與晚明新儒思想的重構》。當時2014其實沒真正讀懂"爭論"，直到2021年看了周言《余英時傳》的摘述：

因為住臺大附近，所以2013.10就匯集錢新祖二書。
2014.6  忘了參加陳忠信兄與傅教授談錢新祖。隔天，他來參加我們的聚會，稍為介紹，我才知道第3本書已出版。2014.6.23 午後逛出版中心，看《焦竑與晚明新儒思想的重構》翻譯者的後記，決定買它。後來知道余英時先生有長篇批評.....

 錢新祖1986原著《焦竑與晚明新儒思想的重構》宋家復譯，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4

近日讀余英時對該書的書評長文《重訪焦竑的思想世界》(收入《人文與理性的中國》113-54)，基本上完全推翻錢的"重構".....很有功力的書評。

本書有索引，不過查"陳進"等等，發現頁數都不對。
有些翻譯字眼可以討論一下: (未查原英文)
第10頁的pigeonholing 翻譯成鴿巢歸架式很可能是錯誤的。請查pigeonhole:整理或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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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6 頁 "冷酷的邏輯"是否為cold logic？
126/132頁的self-possessing 翻譯成自存自有
self-possessed 的意思：Calm, confident, and in control of one’s feelings; composed.

侃	Adj. Straightforward, self-possessed, open, see 侃侃 [kan3ka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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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頁的兩個字眼和其反意的翻譯很可討論:
other-generated and other-erasing  翻譯成創生他者和磨滅他者。考慮"他者-創生和他者-磨滅"。
更有意思的是本書多處提到自我磨滅，應該是self-erasing 的翻譯。
不過古書中可能以"自滅"等表示之---這是猜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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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頁 末2-3行： "新儒思想人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的神秘願景"
vision 在企業管理等翻譯為願景無可厚非。 此處為天人合一的神秘境界等？



书名: Chiao Hung and the Resturing of Neo-Confucianism in the Late Ming
作者: Edward T. Ch'ien
丛书: no
页码: 387
书籍格式: PDF
出版时间: 1986

但是因為朱子的「詩集傳」全用「諧韻」這個名詞，全沒有提到「古音」，又因為吳棫的書有的早已失傳，也有的不容易得，所以十六世紀初已有一種討論，嚴厲批評朱子不應當用「諧韻」這個詞。1580 年，有一位大學者，也是哲學家，焦竑（1541—1620），在他的《筆乘》裏提出了一個理論的簡單說明（大概是他的朋友陳第（1541—1617）的理論），以為古詩歌裏的韻腳，凡是不合近世韻的本來都是自然韻腳，但是讀音經歷長時間有了變化。他舉了不少例來證明那些字照古人歌唱時的讀音是完全押音的。　　焦竑的朋友陳第做了許多年耐心的研究，出了一套書，討論好幾種古代有韻的詩歌集裏幾百個押韻味的字的古音。這套書的第一種，「毛詩古音考」，是1616年出的，有焦竑的序。　　陳第在自序裏提出他的主要論旨：詩經裏的韻腳照本音讀全是自然押韻的，祇是讀音的自然變化使有些韻腳似乎不押韻了。朱子所說的「諧韻」，陳第認為大半都是古音或本音。　　他說：「於是稍為考據，列本證旁證二條。本證者詩自相證也。旁證者採之他書也。」　　為了證明「服」字一律依本來的古音押韻，他舉了十四條本證，十條旁證，共二十四條。他又把同樣的歸納法應用在古代其他有韻文學作品的古音研究上。為了求「行」字的古音，他從易經有韻的部分找到四十四個例，都與尾音-ang的字押韻。為一個「明」字，他從易經裏找到十七個證據。----中國哲學裏的科學精神與方法(胡 適 1959) The Right to Doubt in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譯者徐高阮

《 中國思想史講義 》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
作者：錢新祖
出版社：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13/
　 　本書為錢新祖先生極具個人見解的中國思想史，不同於一般哲學史或思想史教科書機械式的綱舉目張，書中每講都直接進入哲學問題，展開討論分析，盡顯洞見。 例如論中國思想的起源，直指人文主義的稱說所涉及的是中西對天人關係構想的不同。作者有紮實的中西學術基礎，又能跳出各自的思考局限，從對比中彰顯中西思 想傳統的特色，在書中發展為一種自覺的跨文化比較分析措辭手法，在現今全球化的語境中，特別值得參考。
作者簡介
錢新祖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博士，曾於美國芝加哥大學、新竹清華大學、臺灣大學、香港科技大學、中國文化大學等校任教，並 協助創設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與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一九八○年代率先將當代西方思潮批判性地引介進入專業的中國思想研究領域、廣泛影響及於中文世界人文 社會學圈。其文章經常發表在也是他幫忙建立的《當代》、《臺灣社會研究》期刊上，所譯鑄的「時空性」、「相互主體性」、「比較分析的措辭」等重要觀念用語 至今仍膾炙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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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編者前言
張亨先生序
梅廣先生序
第一講　人文主義在天（神）人關係中的問題性：
　　　　韋伯黑格爾式論中國歷史文化之解體性批判（上）
第二講　人文主義在天（神）人關係中的問題性：
　　　　韋伯黑格爾式論中國歷史文化之解體性批判（中）
第三講　人文主義在天（神）人關係中的問題性：
　　　　韋伯黑格爾式論中國歷史文化之解體性批判（下）
第四講　《論語》中的「仁」及對話文學
第五講　孟、荀論心、情、性（上）
第六講　孟、荀論心、情、性（下）
第七講　墨子：「兼愛」說所比喻呈現的客觀化思想模式
第八講　老子：道與「無為」
第九講　莊子：「齊物」與「兩行」
第十講　老莊的「道」及其語言觀
第十一講　《大學》與《中庸》：「修身」與「本性」
第十二講　《易經》中的「生生」觀念與共鳴式思想
第十三講　印度的佛學（上）
第十四講　印度的佛學（下）
第十五講　佛學的來華與華化（I）
第十六講　佛學的來華與華化（II）
第十七講　佛學的來華與華化（III）
第十八講　佛學的來華與華化（IV）
第十九講　佛學的來華與華化（V）
第二十講　周敦頤與新儒家的「道德的形上學」（上）
第二十一講　周敦頤與新儒家的「道德的形上學」（下）
附錄 壹、中文上課大綱（syllabus）暨期末考題
貳、英文上課大綱
參、臺北，香港，芝加哥──錢新祖先生行述
肆、錢新祖（Edward T. Ch?ien）生平簡歷自序






思想與文化論集

序 譯者跋 　　翻譯是一種詮釋與理解，但是這本《焦竑與晚明新儒思想的重構》的翻譯，對我來說，更是一份心意與無奈。作者錢新祖先生是我在臺大讀書時的老師，1987 年起，我有幸先在課堂上感受到他學問思想的真誠與細緻，才下定決心一字一句地攻讀他這本「惡名昭彰」的專著。當時為了壯膽，還組織了讀書小組，希望靠著集體智慧，看看能不能讀懂這本書？那年一起苦讀的朋友們，現在已經多半消失在彼此人生的歧途中了！但若是沒有當年的囫圇吞棗，就沒有今天這個譯本的基礎。錢老師作古近二十年以來，我海內外繞了一圈，卻再也找不到那個在閱讀寫作上讓我心服口服的老師了！只能靠著重讀這本書，重溫與錢老師一起思辨的苦樂。這是作學生的一番心意。無奈的是，這些年來環繞著錢新祖其人其書的閒話從未間斷，可惜《焦竑》一書始終沒有中譯本出現，以致有些想實事求是的朋友們不免向隅之苦。我不是一個好的譯者，因為我打從心底就不想要大家只讀中譯本，而不讀我覺得無可取代的英文原本，但是基於上述的心意與無奈，只好野人獻曝地提供出這個譯本。它只是一座橋樑，一個誘餌，如果能激發中文讀者一絲一毫的好奇與不滿，因而去找原書返本歸真，於願足矣！ -----天末彤雲黯四垂──記錢新祖先生二、三事／傅月庵 得知錢先生過逝消息的那天，正是寒流掩襲台北的時候。下班時，車過忠孝橋，臨窗遠眺，江闊潮淺，山小暮重，河中沙洲幾隻失群的野鳥不時低頭覓食，正是一派蕭索的寒冬景象，不知怎地，忽然想起王國維「天末彤雲黯四垂，失序孤雁逆風飛，江湖寥落爾安歸？」的詞句，心中驀然一陣悲愴，久久無法自已。想起自己在台大前後四年的時間，意氣自使，總是得過且過，所以最後草草也無法了事，沒拿到學位便離開了。唯一真正稱得上用功的，也就是在修錢先生這門課的短暫時間裡。如果說當時有夢，錢先生該也是驅策我努力築夢的人之一，如今人夢俱去，欲覓無蹤，雖說浮生若夢，過往皆是旅途的一程，無從也無須深究，然而想起這些人與事，如露亦如電，卻也不禁有著「為歡幾何」的沉重疑問。 錢新祖：一個哥大博士在芝加哥、台北、香港的際遇 梅樂安（Anne Ch'ien）文鍾月岑譯 2016-01-20 14:52來自私家歷史 字號 【編者按】本文原題《台北、香港、芝加哥——錢新祖先生行述》（現題和文中的小標題為編者所擬），最初發表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9期（1998年3月），作為附錄收入錢新祖著《中國思想史講義》（東方出版中心2016年1月版）。該書是依據錢新祖（1940-1996）教授生前在芝加哥、台灣、香港等地知名大學長期講授“中國思想史”課程的講稿整理而成。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此文。 憤怒、徒勞、熱狂、挫折。新祖的去世很難令人理解，為什麼是在正當壯年、正是發揮天賦才華、開闢一番天地的時候？為什麼比一般癌症病人遭受更多更久病痛的煎熬？我舉拳問天、我咬牙問地、我激怒、我嘶喊、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天賦才華 對我而言，新祖的死是他生命中的一個隱喻（metaphor）。他常說一個故事——在他出生之前、甚至在他母親懷胎初孕的時候，一位老和尚路過錢家，指著他母親的肚子說她懷孕了，而且是個男孩，將來得避開佛門，否則必遭不測。這是新祖說故事的典型作風，一點也不忌諱他當時對佛教教義全身投入的研究，一點也不在乎類似《紅樓夢》故事中的預警。但是這個故事捕捉著新祖生命中的悲劇色彩——懷才不遇的陰影總是揮之不去。（諷刺的是他可能是中國三千年曆史中唯一恨不該生為男兒身的人，因為他父親鑑於頭胎已是男孩，總希望他這一胎是女的，等到他出生之後，決定領養新祖的表姊為女兒。） 新祖的天賦才華是多方面的：最明顯的是他超群的思維能力——兼具哲學家運思的透析力與歷史學家鉅細靡遺的記憶力，另外他的語言能力，如中、英文寫作文采洋溢，少有人能及。在他10歲以前，家境富裕，得天獨厚，“四書”、“五經”的啟蒙教育開始得早，和他同年的這一代當中少有人像他文史哲、書法兼修，這全是他父親家教熏陶使然。這令人羨慕的天賦加上他獨特的性格，使他所學得以致用。新祖具有吸引各種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國籍的人的魅力，我相信他個人的魅力，使他到處受人仰慕，在美國如此，在亞洲更是如此。從一個小小的例子更可以說明這個事實，每次他太平洋來回一周就可以聽四五個人的生命故事，這些人都是他在飛機上碰到的，雖然萍水相逢，他卻有本事讓人打開話匣、侃侃而談個人生命問題、困擾等等，似乎他有面授機宜、解決煩惱的能耐。 但是新祖生命過程中也時遭橫逆。他的童年和20世紀近代中國的悲劇幾乎是同心圓。長江下游的錢家隨著抗戰，耗盡上海、南通的家產，輾轉來台之後不到幾年，更是一貧如洗。他的青少年時期多半是在窮苦挨餓中度過的，他養過雞、做過家教來補貼家用。再窮，父母親也都沒有喪失送四個小孩出國唸書的決心和夢想。但是這些生活陰影、時代悲劇影響他至深，他4歲大病一場、他記得在南通被日本軍囚禁的可怕一晚，他也記得6歲失乳母的痛苦（新祖是四個小孩當中唯一由奶媽帶大的。6歲時奶媽被遣送回鄉，新祖痛如喪母，他父親曾據此賦詩幾首）。我們很難拿捏這些早年的悲劇陰影對新祖的打擊有多少，但是我們可以確定的是他並不因此而傾向消極悲觀；相反地，他深具自信，而且是位百折不撓的鬥士。他能從逆境反撲、樂觀從事，例如他與癌症拼鬥最後，過程中不斷強調戰勝癌症的可能性。但是，他經常承受噩夢的困擾，在平靜喜人的外表下，深伏著內在的激憤怒氣，總在四下無人時爆發出來，這是外人無法想像關聯起來的。 他童年的一些照片透露出他的某些性格：他注重服裝細節，非常挑剔服飾，即使是休閒的式樣，他也要堅持對味才行。有一張大約他4歲時和他哥哥、堂兄西裝筆挺一起拍的照片，可以想像照片中的小男孩從照相館回到家後仍不肯脫下西裝的拗勁。他記得當時要求大人們一定要給他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後來仍是一樣脾氣，一樣講究美感品位，總是不假他人、精心設計自己住家的裝潢、藝品的擺設。 他驚人的記憶力很早就展現出來，我記得1975年，新祖的父親第一次來美時，父子兩人暢談往事，新祖竟然還記得闊別三十年南通老家的一角一落，一點也不含糊。同樣地，我們第一次約會時，我們討論David Nivison所寫的章學誠的書，當時我剛花好大把的勁兒把書讀通讀懂，而新祖幾年前讀過、也不專門研究章學誠，但是他如數家珍，完全掌握書中論辯的精華，說得我目瞪口呆，敬佩不已。 在1949年以前，新祖跟著親戚先來台灣，四個小孩當中他是最先到的，因為他是四個當中最精力充沛、對新環境不生分的一位，父母親可以放心他一個人先到台灣，分批成行，以防萬一。我記得新祖曾告訴我說他剛來台灣時最討厭學校，因為他討厭穿得比學校其他小孩還好。他上學第一年的表現並不怎樣，之後他急起直追，從此學生生涯總與“第一名”、“第二名”形影不離，師大附中是非常奇特的，在當時的學校當中，風氣最自由，學生也最調皮，腦筋也最靈活。 我對新祖的了解是，他很年輕的時候就知道自我，知道自己不斷在追尋一些東西，他後來常用海德格爾的“掉進瓶裡的蒼蠅”的隱喻來比擬自己的追尋，他追求的總與人文有關，科學和工技並不對味。他大學聯考的分數可以讓他進醫學院，但他選擇歷史，為的是歷史似乎最能回答他所困擾的問題，那時候他常跟殷海光的學生親近，除了歷史的興趣之外，他也在歐洲傳統的經典中找尋開啟西方文化的鑰匙。（這些年來，當我沉浸文學領域時，我很驚訝地發現新祖收藏著從台灣帶來的盜版的文學經典，例如我在他書房裡找到了司湯達、普羅斯特、湯瑪斯·沃夫和其他我從不知曉的文學作品。）這些他所閱讀的書籍顯示他對學習外文的看法，他跳進文學、歷史的真正作品當中；他與本地人溝通，使用英文不假思索，真正把英文用成學習溝通的工具。他不像許多學生用心於教科書，他記得大學時期總是傾向講求實際而不是一味讀死書。他做過家教教英文，大學快畢業的時候替美國明史專家James B. Parsons作研究助理，這項工作經驗影響新祖生命至深，不僅讓他熟諳明代政治、制度史方面的檔案材料，而且收入頗高，在1960年代早期的台灣，一個小時一塊美金。這段情誼也使他安然無恙、無風無浪地通過美國研究所生涯的過渡期，最主要的因素莫過於Jim Parsons的幫忙，他是一位大好人、來自美國南方的紳士，他看到新祖的才華，願意栽培、讓它開花結果。 Parsons是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UC Riverside）的教授，1963年幫新祖爭取到加州大學河濱分校就讀碩士的獎學金。河濱分校的就學經驗非常難得，而且不同於新祖在美國各地的經驗，他第一年和Jim Parsons住，然後和美國同學合住，他完全投入美國生活經驗裡——我認為這和他做事方式有關，而且河濱分校少有中國人，即使有的話，也不會在歷史系，所以他結交了不少美國朋友。他專攻美國史、讀了不少這方面的經典作品，他上歐洲思想史課程，對歐洲思想傳統更加著迷，他發現了馬克思和毛澤東，讀了很多當時在台灣被視為禁忌話題的書籍。他後來和河邊校區的朋友一直保持特別的情誼，儘管他們大多是好好人而不具有特殊才幹，這種類型的人在往後的日子裡已引不起他交朋友的興趣。在河濱分校他交美國女朋友，和朋友開車到墨西哥，夏天他到內華達去探望他姊姊時發現可以到賭城打工賺錢。他之所以能被錄取和他朝氣蓬勃的個性，以及美國一般人認為中國人數學腦筋好、肯打拼，拉斯維加斯和雷諾賭城喜歡僱用中國人的社會現像有關。他厚著臉皮去應徵，跟人說他有寫Kino票的工作經驗，而他號稱他工作過的賭城在幾個月以前早已燒掉，所以沒人可以查證他的履歷表，他被錄取了而且連續做了幾個暑假。 這些在河濱分校的生活點滴是他真槍實彈第一次與美國社會接觸、與美國研究生競爭的經驗。在河濱分校除了Jim Parsons，還有兩位老師對他的影響很大，一位是Donald M. Loewe——美籍華人，研究社會主義和馬克思意識形態；另外一位是Theordor von Laue——專攻德國、俄國思想史的德籍學者。von Laue對新祖思想發展激勵最大的是將他的英文報告撕成碎片，身為德國移民，英文同樣不是von Laue的母語，他給新祖的教訓是下功夫、再下功夫，直到英文的表達措辭恰到好處，才能號稱與當地人的水準無異。受到von Laue這麼嚴厲的批評，對新祖打擊很大，他從小學一年級以來一向成績優異，如今落到在河濱分校與B+搏鬥、甚至於B+都是老師們看他用功上進才給的分數。但是von Laue的教訓來得正是時候，使他往後受益無窮，那些礙於禮貌、總說他英文很棒的美國朋友，都比不上von Laue的當頭棒喝來得有效。部分是來自von Laue的影響，部分是他自己的學習動機，他對英文特下功夫，幾年以後，他英文的功力不僅超越大部分當地人，而且比大多數華人學者出色。 在哥大追隨狄百瑞（de Bary） 通過Jim Parsons，新祖建立其他關係網絡，然後被引進其他領域。在河濱分校，他有機會替知名的六朝佛教研究學者Arthur Link作研究助理，那是他第一次接觸佛教材料。後來Parsons還幫他順利轉學到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新祖到哥大拿到的是最高榮譽校長獎的獎學金——專門給最佳社會人文科學的申請者的四年獎學金，除了展現潛力雄厚的申請書之外，Parsons的推薦信和他的人脈可能是最推波助瀾的因素。他和當時哥大研究中國上古史的Hans Bielenstein是好朋友，但後來的轉變相當有意思，新祖到哥大後，反而投到Bielenstein的論敵Theordor de Bary的門下。新祖常常為自己是歷史係而非東亞係出身感到自豪，歷史系意味著他並非只靠著語言的本錢。 當他剛到哥大的時候，他所感興趣的領域還很游離，他考慮過德國思想史（那麼他就得學德文），後來受到de Bary的感召而進入明代思想史的領域，de Bary當時剛剛出版學界公認的巨著——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這是對於明代思想研究具有新詮釋的會議論文集。他向新祖證明了中國思想史是值得研究的領域，而且有話要說，非常有意義。新祖總是對自己的思想有主張、不大聽別人的指揮，對他而言，de Bary是最恰當的導師。de Bary非常支持他的學生，當學生向他展現成品時，他是最犀利的批評者，但方式上他採取不干涉的態度，這種道家無為放任的教導手法，正投新祖自我創作所好。除了找到理想導師之外，他運氣好而且自我創造能力高，挑選到了對學界具有貢獻的博士論文題目。他找到晚明思想家——焦竑——一位能突出左派狂禪與訓詁考證之間思想淵源脈絡的人物，最具“學術”氣息的考證學跟最不學術、具有神秘經驗的左派王學，竟有相反相生的辯證關係。這個題目使他有足夠的空間發展出較大的典範架構，可以往前溯到明、往後追到清、可佛可道可新儒家、可正統可異端、可談王陽明思想。面對這麼好的題目，新祖花了不少工夫去琢磨，他學著“閱讀”推敲佛學、新儒家經典——這跟他初讀明史檔案的經驗一樣，他學日文以便閱讀日本學者有關佛、儒學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他能夠把所讀的材料擺在一觀念架構中，並分析其中意涵。 哥大的學生生涯中的高潮是他接受邀請參加美國研究學會（ACLS）所贊助、 de Bary在意大利Bellagio主辦的會議，這次會議的成果就呈現在以後出版的The Unfolding of Neo-Confucianism一書裡，新祖的第一篇英文文章就是發表收集在這本書中。在意大利的時候，我們結婚了，但是並非如我們想像的在羅曼蒂克的Bellagio。“意大利結婚式”和其他結婚方式沒什麼兩樣，都是法律契約、需要簽署一些文件而無法在短時間完成。 德州風味：另一個美國 1971年秋天，我們離開哥大——新祖旅居美國各地最為特殊的地方，來到休斯敦，因為他在德州的Sam Houston州立大學找到教職，在那兒他才發現、真正體會到美國鄉下小城— —尤其是德州——的滋味。新祖是個城市人——上海人多半喜歡紐約，但是他喜歡紐約的地方蠻特別的，他喜歡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的酒吧和藝術家的世界，他喜歡紐約城市的動勁兒和擁擠著各個人種的街道，更甚於眾所皆知的人文薈萃的博物館和音樂活動。當時我們得把這些拋到腦後，來到Huntsville。它在德州的東邊、休斯敦北邊70英里的小城，夾在休斯敦和達拉斯的中間，常常見到有人以每小時90英里的車速來往穿梭兩地，趕著看休斯敦石油隊和達拉斯牛仔隊的橄欖球比賽。Huntsville最有名的是擁有德州州立監獄以及德州監獄馬術趕集。當地的大學曾被花花公子雜誌宣傳為“舞會學校”（party school）的第一名。在這兒，新祖發現並非所有美國大學都像哥大或是加州大學河濱分校那樣教學工作負荷很重，而是學生並非全力以赴，教授多半關心自己的房地產投資或是當地學校、自己的花園，更甚於關注學術研究工作。德州的經驗擴展了新祖對美國文化差異和多樣性的了解。他老是記得當初去學校面試的時候，那些教授們吹噓著學校的音樂係有多行——他心裡算計著大概是紐約茱莉亞音樂學院的水準，結果那些德州佬講的是高校樂隊指揮的訓練。 東德州的確是個美麗的地方——松林、加上春天大片大片野花（藍帽花和花灌木），但是到休斯敦得開蠻遠的車，再者休斯敦也不像紐約那樣迷人。在那兒我們交了一些同時間從紐約來的朋友，例如羅潔，他是紐約大學出身的英國史家，他和新祖特愛模仿失落的一代。羅潔每天開車到休斯敦只是為了買《紐約時報》，夥著一群學生、他和新祖學習練槍打靶——德州佬的玩意兒——457型連發手槍，像克林·伊斯威德（Clint Eastwood）的影片所使用的老黑槍（the Dirty Harry gun）。 德州的生活點滴似乎頗為黯淡，但是往回看，我認為這是因為新祖在去德州的時候比去河邊校區時對自我的形象更加定型，要是他到美國的第一站是Huntsville的話，他可能會被德州佬直爽樂觀的性格所吸引，而不單單計較他們知性的不足。 任教於芝加哥大學 我們在德州待了兩年，然後到紐約州賓漢姆頓待了三年——1973年至1976年——我在那兒的歷史系教書，期間新祖完成了他的論文，也教了一些書，他總是教得很成功。對賓漢姆頓的記憶總是因著它靠紐約比較近，學年期間我們每個月一次開車上紐約、回哥大參加明史的討論課，並與老朋友聚會。在賓漢姆頓有一個為數不小的華人社區，因為那兒有一個IBM工廠僱用一大群中國工程師，他們對自己的文化遺產頗有興趣，我們因著學校主辦有關中國的活動而結識他們。除此之外，他們大多跟新祖和他哥哥還都是台大前後期的同學，我們在賓漢姆頓和這些中國朋友相處得很愉快。 由於新祖已完成了論文，他開始找工作，賓州大學、俄亥俄州的Kenyon College（​​頗好的學院）和芝加哥大學等好學校都對他表示興趣。他對找工作有自己的一套看法。我是來自中西部的一所小學校，總是被哥大的氣勢所震撼，不太能想像自己會在美國一流學校找到工作，但是新祖卻相反，反而如魚得水，認為在賓州大學、哈佛大學等一流學校教書是適得其所，也許其他學校真的不適合，因為他對學術水準的要求，總是把人與海德格爾相提並較，然後再往下比，當代知識分子若不夠才藝超群是引不起他的興趣的，他所比較的對像都是創立學術新典範的思想大家。在這樣的脈絡裡，他自然看不上Kenyon College，因為它位處俄亥俄州的鄉下地方，鶴立雞群、自以為是，而且只教大學部。當時（1976年）美國的就業市場早已停滯多時，很多人在搶同一碗飯，芝加哥大學在面試新祖的時候，已經花了四五年尋找顧立雅（ Herlee Creel）的繼承人選。芝大重理論的面試委員教授們對那些只重語言能力、區域研究的面試者，並不太感興趣，當他們碰到新祖時，是運氣、也是新祖自己的才華受到賞識的造化。就才華而言，他比大部分研究中國思想學者理論強，這點吸引了芝大日本思想史學者；他也熟悉明清和近代中國政治、制度史，這點非常吸引何炳棣和鄒黨（何炳棣面試的時候曾權威地說：“你使我滿意！”）芝大每一個派係都喜歡新祖，雖然我們當時並不知道芝大東亞部門內鬥的情形。就運氣而言，他面試的時候竟有那個膽量跟Harry Harootunian說他沒有申請其他學校工作，也沒有其他學校等著他去教，因為他找不到好學校教書的話，他寧願開計程車。Harry喜歡他打破成規、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回答，接著他受到熱烈的歡迎來到芝大。 新祖對自我形象的認識非常清楚，有時候人們會因此認為他驕傲自大，但是這點後來證明他是名不虛傳的真材實料。他是美國一流大學研究所訓練中國研究人才不可或缺的師資，因為他熟悉儒學、佛學、制度史等的傳統典籍，同時他也能掌握西方理論的來龍去脈，他除了對後現代主義理論家像傅柯、德希達之外，還對許多文學批評理論者瞭如指掌。換句話說，他是中、英文雙語者，真正活在兩個文化里，這個不可能的結合竟然發生在他身上，而且結合得恰到好處，他受到中、美兩邊學者的愛戴，一直持續於芝大的頭幾年的蜜月期。他對芝大的貢獻很大，也充分利用芝大對年輕師資所提供的資源——校園里大師隨處可見、靈感隨手可掬。新祖在芝大廣泛地閱讀，並不局限在後現代法國的理論家的作品，慢慢地，他將他的博士論文寫成一本書。書和論文非常不同，很難不強調這本書對他的重要性，完成這本書對他而言可說是一件紮紮實實的大事。這是一本非常特別的好書，裡頭包含了西方的理論和中國的哲學，對許多人而言這本書難度太高、不太容易懂，連一些同行也摸不清楚，但是新祖總是不願直截了當地替讀者一一指出他論辯的要點，他堅持讀者要能夠達到他的水準、看出他文章的要旨與環節的安排。 這本書是1984年夏天在密歇根湖畔的小木屋裡完成的，新祖白天思考寫作，我幫著打字，下午5點鐘左右我們就結束，燃起火炭、準備晚餐烤肉、享受密歇根湖美麗的夜晚，我想這段時光是我們相處最快樂的時候。完成這本書並達到新祖所要求的品質水準是一項具體的成就，使他能夠樂觀充滿信心地拋開芝大對他申請終身職位的否決決定，另外展開他在台灣、香港的學術事業。 晚年的棲息與隱居 台灣和香港是新祖學術事業的最後階段，他常安慰地說自己是游牧民族，隨處為家，出入不同文化。香港的“外籍兵團”的專家群非常吸引他（雖然他不太喜歡香港），他需要接觸洋人，也需要接觸中國人，兩者不可或缺。有時候他也需要躲起來，躲得沒人找得到。每年夏天他就躲回芝加哥，躲回他喜愛的西方，他也樂得躲著不見人，他也許在芝加哥，也許不在芝加哥，芝加哥是他讀、寫、思考的隱居地，而且芝大的圖書館是世界有名的，他可以​​躲掉許多人對他的請託要求，許多人不知道他有時候累得需要休息。 現在大家也許可以了解為什麼他要選擇一個沒人找得到的地方安息，跟我父母親一起葬在密西西比河畔的峭壁上。以前當我父母親健在的時候，我們經常回去愛荷華州探望他們，愛荷華對新祖而言感覺像“家”——平靜、安全、不變、隱秘。我和月岑將會帶他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