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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師勞思光曾告訴我一小故事。他年輕時代在北京大學唸書的老師賀麟教授上世紀八十年代到香港中文大學訪問。賀麟是留徳學者，在北大是德國哲學，尤其是黑格爾專家。1949 年留下來。但從此被迫停止學術生涯，之後沒有任何有價值的學術著作。他到中大訪問，當然要做講座。演講前一晚，戰戰兢兢的將講稿交給勞先生檢查！勞先生回應，在中文大學演講，從來沒有檢查內容，這是尊重每個學者的自由。賀麟大惑不解，問中大為什麼如此自由，不怕有麻煩嗎？勞先生對我表示十分悲哀，一位有份量的哲學家，被共產黨折磨到如此，尊嚴和自由都喪失了，能不哀乎！當然比賀麟更可憐的哲學家比比皆是，中國哲學家馮友蘭為了苟且偷生，做了不少歌頌權貴，埋歿良心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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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思光教授（Sze-Kwang, Lao，原名勞榮瑋，號韋齋，筆名思光，1927年9月3日－台灣大學的我的學思過程 曾2004?請勞先生演說. 文末希望其"弟子"採團隊合作方式研究其文化哲學
吳有能1994 自覺心的探索--勞思光教授得道德文化哲學 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994.9
對話的想像== 勞思光
***** 亂我心者昨天我是受贈書之有緣人:《葉阿月教授佛學論文集》(有書籍版和CD版)台北市: 財團法人台北淨法界善友文教基金會 ，成本價:1600元，2012賴老闆顯邦是葉教授的學生，跟他學梵文，也是該基金會董事，據他說葉老師幫他弄帳面10萬， 讓他每年可用捐一位獎學金的方式當董事之資格。 勞思光《中國哲學史 三上‧三下》台北：三民，1981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 上‧下》台北：華岡，1964/1977六版，1980買的，有”孔誕2531年”等題記，我跟賴兄說，此種紀年方式， 只在梁任公年青時的文章看過。 晚上為Abe退伍喝一杯. 我不喜歡身有一技之長的碩士 一定要去當編輯 賺的只是當修理工的三分之一跟Abe 談父子之間的剝削和感情辜先生和我談起永安兄的新作大都會等等我告訴這位快翻譯完惡之華的朋友 我讀法英對照本的一些看法
前一陣子取得賴先生的勞思光《中國哲學史 》一冊 還來不及看 僅以舊文紀念勞先生
對話的想像
借用俄人米哈伊爾．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書名，作為本篇的題目，以紀念某些短暫的談話引起的一些沈思。
國立歷史博物館在黃光男先生的領導下，氣象一新，不只讓博物館開始與學生「對話」(原來， 許多對面的建中學生從未踏入該館一步，黃先生就開放它， 免費讓學生入館看看)，他更邀請些一流的學者， 舉辦三天的學術討論會：「台灣光復後中華文化發展之回顧與省思」 。我認為從知識的角度而言，西學已成現代人的「體」與「用」了。 我對黃仁宇先生、林毓生先生的敬業、認真精神很欣賞。 不過由於機緣關係，有機會教勞思光先生一些他對教育的看法， 藉本文與讀者們共享。
勞先生檢討過去五十年的中國哲學，認為中國忽視了馬克斯主義最精彩的一面， 即強調人道主義的哲學思維， 而只利用馬克思主義在政治革命鬥爭下的想法， 導致這些年來只有威權主義，強調統治集團的利益、訴諸民族主義. ....他的這些提醒， 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外國人對於中共人權思想上的困惑及失望： 如果真正服膺馬克斯主義，對弱勢(囚犯等)及異議份子， 理應善待之，不料結果卻是虐待及壓迫。
勞先生說：在這種氣氛下，世界上中國人的學術活力卻並未真正的衰退。 會中有人認為這是台灣發展本土特色、自立自強的良機。不過， 勞先生固然對中共的官僚體系之結構，以及實質思想空洞化、無根， 特權橫行等深表悲觀；而另一方面， 對於台灣是否有本事造就一流的思想學人才，持保留態度。 我當然不會放過機會就教他。下述的交談很簡短，文責該由我負。
勞先生認為教育的主要奾的，是希望下一代比上一代更好。師道固然包含「傳道、授業、解惑」，不過他認為「解惑」最主要。 換句話說，老師要找出學生的特性，指引學生適合自己的路， 發揮其才能。這種指引的過程，可以說是「解惑」。 可惜台灣目前學術界有一弊病，許多人喜歡「自立門派」， 學生進入師門後，大概就罩在一言堂下(這句話是作者本人加的)。
勞先生的談話，就介紹到這兒。會中除了嚴肅的討論外，也有些插曲較有趣，甚至引人深思。例如某官員把一句流行話改為「 要教才會贏！」另外，會中有人「小作」廣告，推廣《儒報》， 我個人也讀儒家書，可是對於新儒家體系「氣味不相投」； 新儒學對我只是「生命情調的抉擇」(劉述先書名)。不過， 我看了陳立夫先生的題祝：「儒家即教育家也， 故凡合乎教育之文章，均為儒報所歡迎也。」深表同情、了解。
同一天，看了《明報月刊》(12月號)上有人痛陳香港教育體系大弊， 說教室中只有老師的自言自語或單向傳授，完全沒有「對話」。 文中指出，儒的「仁」，其實重點在「對話」，所以不只是「 仁者人也」，更是「二人對話」。可是我認為這種「仁際關係」 用西方「對話」是失當的，因為孔門的對話方式與內容， 基本與西洋的傳統不同。
請特別注意，近來「對話」己泛用得太「貶值」，勞先生在《中國文化路向問題的新檢討》中，比較西方思辯(對話)與中國「 教」的觀念，指出自覺地思考「辯」的共同規則， 是西方文化的主軸，有別於我們的「教」，甚至「墨辯」( 作者所加)，我們不宜太附會「仁際關係」。
如果我們引用雅斯貝爾斯的《什麼是教育》上的教育基本類型來說，目前中港台的的教育，仍停留在「到學校去就是學習固定的知識， 學會一些現成的結論與答案。」也就是屬於「經院式教育」。不過， 目前各種教育(含管理學)理想，仍然在《論語》上的「 師徒式教育」或各種柏拉圖對話錄上的「蘇格拉底式教育」。 換句話說，這是教育的真諦，值得我們進一步討論。
---84.12.29.---1995.12.29 《立報‧教育人行道》 鍾漢清
近代哲學大師勞思光病逝 享壽90歲/85
哲學大師、中研院院士勞思光，昨天病逝於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享壽90歲，勞思光是近代重要的華人哲學家，他花了至少十年時間完成的中國哲學史，是兩岸三地最重要的哲學史，他精通術數，有學者說，他是最有資格撰寫中國術數史之人，但很可惜，他並未留下此一著作。一向以英國紳士穿著，打著領結出現在公開場合的哲學大師勞思光，是中研院目前唯一一位哲學領域的院士，他的祖父是勞崇光是清朝兩廣總督，他的父親勞競九曾 加入同盟會，參與辛亥革命。勞思光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後，逃難來到台灣，後來旅居香港，他因不滿意胡適和馮友蘭兩人所寫的中國哲學史，花了十年的時間撰寫 了中國哲學史，與西方哲學史對話。
==資料畫面 中研院院士 勞思光==
勞思光所著的中國哲學史，如今是兩岸三地文史哲學系學生最重要的教科書，因為家學淵源及深厚的古文造詣，勞思光也精通術數，但很可惜未能留下著作。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長 黃進興==
做中國術數史
必須要有非常好的國學基礎
他是很少數會算大六壬
一種比較複雜系統的算命
我是覺得他是最有資格
做中國術數史的人
但是很可惜他沒有完成
1989年黃進興到香港演講，得知勞思光有意來台教學，居中聯繫，勞思光回台後到清華大學任教，後來又到政大、最後落腳華梵大學，年輕學生說，勞教授就像是一部活歷史，具大師風範但又平易近人。
==華梵大學哲學碩士 陳思穎==
聽老師上課就好像
在看一本百科全書一樣
勞思光一生都投注在哲學研究及哲學教育，是華人哲學家的 代表。
==華梵大學校長 朱建民==
他是一個非常專注於
單一興趣的一個純思想家
可以說是一以貫之
勞思光一生崇尚自由民主，在解嚴後回來台灣，從不考慮踏足中國，他對於時代轉變憂心忡忡，認為目前面臨的是一個危機時代，但也是轉機的時刻，雖然他已離世，但留下的思想將永存。
記者陳姝君張梓嘉台北報導。
李怡：深切懷念一位知識分子
我在一九八一年與勞思光教授認識，正是我人生的關鍵轉折時期。當時我在文革後覺醒，從對中共的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也帶領着我主編的《七十年代》雜誌，在言論方向有所轉變。這時，香港前途問題引起關注，勞教授發起組織香港前景研究社展開討論，他請徐東濱先生邀我參加。參加者還有胡菊人、董千里等人。我們的出發點，是基本上不相信中共對香港的承諾，因而提出各種設想去延續港英時代的成功制度。
同年九月，我跟勞教授作了一次《中國之路向》的訪談，發表在一九八一年《七十年代》十月號。這個訪談，受到香港某左派月刊大肆抹黑攻擊，攻擊文章由中共內部刊物《參考消息》轉登，由是而使我及《七十年代》與中共關係畫上句號。
因香港前景研究社結緣，我與勞教授有了較多交往。他比我長半輩，是我的良師益友。他的學術成就，不是我這樣學少識淺的文人可以評說的。我只能講幾點對他的印象。我首先想到的是，他是一位非常重條理的人，對許多人們常常受困擾的問題，他都會作出條分理析的釐清。比如在我跟他作的訪談中，我提到許多海外人士認為，中國只能由中共領導，因為中國並沒有一個可以取代中共的勢力。
勞教授就說：「我們對於一個現實上的統治勢力，是採取支持或是反對的態度，是根據我們對它的『評估』而定。而是否已經有可以取代它的勢力存在，則屬於『觀察』的範圍。『評估』與『觀察』根本是兩回事。倘若我們『評估』一個政府或一個執政黨，覺得有客觀根據說它的領導是對人民及國家有益，我們縱然『觀察』到許多現成勢力的存在，仍然有理由支持這個政府或政黨；反過來說，如果我們根據客觀成績來『評估』一個政府或執政黨的時候，發現它的領導把國家弄得一塌糊塗，使人民生活陷入痛苦，社會風氣墮落不堪，則縱使在『觀察』一面，看不見任何可以取代它的勢力，我們仍然應該反對它，應該追求大改革。」
他以上的評說，與他信奉儒家的義與命的分際有關。這是我想說的他給我的第二個印象。勞教授年輕時曾遇高人，授以占卜術數，後又精心研讀所有神秘學的古籍。因精於此道，熟朋友中有「鬼谷子」綽號。不過他平時很少露這一手。他堅守義與命分際，「義」講是非對錯，「命」指成敗得失，他認為凡事都以「義」為先，即以是非對錯作人生路向的抉擇，而以「命」即衡量成敗得失居後。決定了義的選擇，有時也會卜算命之所趨。他這個做人的原則，對我後來的人生選擇甚有影響。
勞教授給我第三個印象，是他一生不僅是一位自由主義的學者，而且是關懷社會和國是、不怕獨持異見的知識分子。不僅在言論上，而且身體力行。他在台灣因主張民主自由引起情治當局注意，被迫離台來港任教。他堅持台灣若不解除戒嚴，他不會去台灣。他又堅持大陸一天仍由共產黨統治，他也不回大陸。他還表示，香港若淪入共黨手中，他也不會留在香港。許多人可能只是嘴裏說，但勞教授卻是真這麼做。但他只是自己實行，並不勉強別人依從。我想這是他晚年離開家人在台灣獨居的原因。
三十年前，我脫離左派陣營後，在學識、見地和人格上，深受兩位學者影響，一是徐復觀教授，一是勞思光教授。徐在八二年去世，我與他接觸不多，但因接觸而日以繼夜地讀他的著作，對儒家文化重新認識，對中國政治也有了新觀察角度。一九八一年，我分別給這兩位學人作過深入訪問。其中談到知識分子，徐教授認為中國知識分子長期受專權政治影響，崇拜權勢，有奶便是娘，早已把傳統文化中「以天下為己任」的基本價值丟掉了；勞教授則認為中國和香港特別需要知識分子的努力，因為觀念的建立，對客觀事理的了解，不是依靠媚俗言論可以成功的，它要靠知識分子提倡理性態度、堅持公平要求、提倡嚴格思考，才能為社會未來發展建立普遍基礎。
我在其後三十年的歲月，秉承徐教授的教誨，銘記中國傳統文化中「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質疑權貴；也秉承勞教授的誨導，努力以理性思考去抗擊媚俗言論，不畏權勢也不畏群情。儘管成績極有限，總算盡了自己的本份。如今，徐勞二公這樣的知識分子，已不多見，唯望中大勞教授的幾位高足，能繼承他的香火，作育英才，開枝散葉。勞教授，長在我心，深念之深念之。（中大勞思光追思會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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