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報看中國
一篇黨報社論改變天安門運動的歷史軌跡
儲百亮 2014年04月26日

25年前，4月25日的晚間，中國各大報社的編輯收到了一篇《人民日報》的社論。這篇文章將於第二天見報，而這些報社接到命令，要在各自的頭版轉發共產黨黨報針對佔領天安門廣場九天的抗議學生髮表的聲明。

這篇社論及其頗受爭議的誕生背景，標誌着通往武力行動的一個關鍵轉折點。該行動於1989年6月4日奪取了天安門廣場的控制權，導致成百上千人橫死北京街頭。社論指出，這些抗議者並非如他們宣稱的是追悼前領導人胡耀邦的愛國者，而是受到了反革命陰謀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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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dayuki Mikami/Associated Press

1989年4月27日，為了反對《人民日報》的社論將學生運動斥為「動亂」，抗議者向天安門廣場進發，試圖突破警戒線時，與警方扭打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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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頭部分花一些篇幅評論了學生「感情激動」，以及當局的剋制態度之後，文章宣告，「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

「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人民日報》表示。「這是擺在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

4月26日，這篇名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中的強硬言辭席捲了各大電台和報章頭版，並對1989年震撼全國的那場衝突產生了重大影響——但並非是炮製這篇文章的人希望看到的影響。從此以後，1989 事件的親歷者一直在想，倘若社論里沒有反覆採用煽動性的「動亂」說法，事情的演變是否會有所不同？

「沒有四·二六社論和它的定性，就沒有六四屠殺，」身處美國的政治學者嚴家其接受電話採訪稱。他曾在上世紀80年代為共產黨總書記趙紫陽擔任顧問，對六四鎮壓持反對意見，並因此於1989年流亡海外。

授意這篇社論的黨內領導人認為，這將激發對黨的支持，並嚇退抗議人群。《人民日報》稱，「一個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國，將變為一個動亂不安的沒有前途的中國。」結尾則寫道：「為堅決、迅速地制止這場動亂而鬥爭！」

然而，意在喝止抗議的警告卻變成了火上澆油。

隨着社論內容的傳播，學生、普通民眾，乃至很多官員讀到這篇1151字的社論時都感到了混合著難以置信和憤怒的情緒。大學校園內迅速貼滿了譴責該社論的大字報。年輕抗議者者被當作敵人對待，而不是鼓舞人心的代表，甚至哪怕是天真的理想主義者，之前遠離天安門廣場的人們因此被激怒。4月27日，人們擠滿北京等城市的街道支持學生，人數之多前所未有。

曾擔任中共領導人顧問的陳一諮在回憶錄中寫道，「四·二六社論像一顆炸彈，在全國各高校炸開了。」該回憶錄於去年出版。上周，流亡的陳一諮在洛杉磯去世。陳一諮回憶稱，在聽到有關這篇社論的廣播後，「我驚呆了。不禁汗流滿面。」

在接下來的幾周，抗議者要求撤回社論中譴責性的定性。與此同時，那些奉命準備重新控制北京的士兵們正在學習這篇社論，以此作為思想學習的一部分。

然而，大多數走上街頭的人只能隱約感覺到，這篇社論加劇了中共高層的分歧。曾經擔任趙紫陽顧問的嚴家其表示，文章致使總書記趙紫陽與一些政治人物——尤其是共產黨領袖鄧小平和總理李鵬——產生分歧，前者支持通過更具和解性的方式應對學生抗議活動，後者則希望做出強硬回應。

「趙紫陽認為，這個社論可以改變，」嚴家其說。「但是鄧小平，特別是李鵬，就肯定要把學生定為一個動亂，這個就把矛盾激化了。要麼李鵬下台，要麼趙紫陽下台。後來鄧小平實際上選擇了趙紫陽下台。」

抗議者和很多黨內人士當時不了解的是，四·二六社論的關鍵段落直接來自鄧小平，這位黨內元老是幕後決策人。在接下來的幾天，趙紫陽設法直接撤回社論，但對於鄧小平來說，這相當於恥辱性的挫敗。這位領導人談吐樸素的做派掩蓋了他易怒傲慢的本性。

鄧小平4月25日支持了成為社論基礎的一些立場。當時，趙紫陽不在北京，正在對朝鮮進行一場計劃已久的訪問。趙紫陽從平壤發回電報，表示支持鄧小平的言論，但他後來說，他當時並沒有意識到社論的嚴重性。

被撤職之後，對於自己支持鄧小平的言論，以及缺席那次關鍵會議的事，趙紫陽感到十分懊悔。會議上，在聽完國家總理李鵬以及國家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楊尚昆的報告之後，鄧小平把學生抗議活動稱作「動亂」。楊尚昆當時與鄧小平關係密切。

趙紫陽的回憶錄2009年被秘密帶到國外出版。趙紫陽在文中說，是李鵬下令將鄧小平的言論寫成了這篇社論，並未經過鄧小平的同意。趙紫陽說，「鄧小平對李鵬大範圍傳達他的講話是不滿意的。」

但根據李鵬的講述，4月25日，鄧小平支持了他發表社論的提議。

根據李鵬對1989事件的回憶，鄧小平說，「要發一篇有分量的社論。」這份記錄在中共官員中傳播，後來流傳到國外，2010年在香港出版。

根據李鵬的講述，鄧小平說，「這次動亂一出現就是全國性的，我們不可低估。」

李鵬說，鄧小平在會上的講話比《人民日報》的社論更為激烈。他說，鄧小平要求官員們準備好採取強硬措施，不過，將近一個月過去之後，北京城區才在5月20日戒嚴，又過去了15天，軍隊才於6月4日佔領廣場。

李鵬援引鄧小平4月25日的話說，「我們不要怕被人罵，不要怕人家說名譽不好，不要怕國際有反應。要儘力避免流血事件。」

王丹网站 Wang Dan's Page

4月27日。
25年前的今天，我們組織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學生遊行。北京全部高校的學生可以說是傾巢出動。那一天，我們站滿了長安街。
那一天，我站在建國門立交橋上，看到十里長安街，完全是旗幟的海洋。我說不出任何話，我只有熱淚和顫抖。

這是一個國家，最驕傲的時刻。因為，人民第一次站起來，告訴當權者：我們，才是國家的主人。
四二七大遊行，這是八九民運歷史上，最輝煌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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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是李鵬預謀的政變
◎ 王丹

● 透過趙紫陽回憶錄，可見李鵬有預謀地以四二六社論激化矛盾，發動一場推翻趙紫陽的政變。

● 王丹認為六四是李鵬以426社論挑動學生情緒，挾持鄧小平，推翻趙紫陽的政變。

趙紫陽回憶錄《改革歷程》出版以後，海內外評論如潮。有的人從中看出趙紫陽的政治改革新思路，有的人看到他晚年反思的人格升華，而在我看來，這本歷史資料中有關六四事件的一個要害問題，是本書的最大亮點。

　　這個要害，就是「四二六」社論。今年六四二十周年的討論中，香港的《明報》專門就「四二六」社論的問題組織了文章，但是我認為外界對這個問題的重視還是不夠。事實上，我認為「四二六」社論是整個六四事件的最大的關鍵點。學生運動為什麼會不斷升級到全民政治運動？中共決策高層內部到底產生什麼樣的分歧？以至於最後為什麼當局採取了那樣血腥的處理方式來對付抗議者？這些問題的答案，都離不開「四二六」社論。

四二六社論發表令人莫名其妙

　　作為一個當事人，我至今對於「四二六」社論的發表感到莫名其妙。整個八十年代，幾乎每年都有學潮發生，一般來講，在學生大規模上街之後，如果當局沒有採取更為強硬的措施，學生的行動自然會逐漸平緩。畢竟在八十年代的北京下，學生與當局的關係，在當時，還沒有到很對立的地步。所以到了四月廿二日數萬名學生佔領天安門廣場，參加了胡耀邦追悼會之後，我按照以往的經驗猜測，這一次學潮基本已經結束，因為我當時已經在思考的，就是怎樣延續這次學潮的成果的問題了。

　　可是萬萬沒有想到，四月廿三日到廿五日，北京並沒有學潮繼續擴大的蹟象。然後，突然就出來了「四二六」社論。而且，「四二六」社論的措辭之嚴厲，立場之保守，是十年來沒有見過的，完全是「文革」語言，這是最令我吃驚的地方。整個社會，對「四二六」社論的反應，只有「驚訝」兩個字可以形容。眾所周知，四月廿二日的學生的行動，秩序是十分良好的，也是與天安門廣場管理當局取得了協議的，這種情況下，突然給學生扣上「動亂」的帽子，說學生悼念胡耀邦是要把中國引上動盪的深淵，是要顛覆社會主義制度，這樣的含血噴人，導致的結果只能有一個，那就是把學生推到政府的對立面上去。
趙紫陽在他的回憶錄的第二部分，開宗明義就提出：「四二六社論激化了矛盾」。這一點外界早有認識。但是，是誰策劃了「四二六」社論？是誰背著趙紫陽搞這樣的政治動作？而他們的目的又是什麼呢？過去外界一般把矛頭都指向北京市委李錫銘、陳希同一幫人。但是趙紫陽的回憶告訴我們，在李錫銘，陳希同的背後，更加高級的黑手就是李鵬。

李鵬以四二六社論綁架鄧小平

　　趙紫陽回憶說：「（四月十九日）我離開北京的當天晚上，北京市委的李錫銘、陳希同就找萬里，要求召開中央常委會聽取他們的匯報。李鵬真是快啊，第二天晚上就召開了常委會。」「四月廿五日鄧同李鵬等人的講話，本來是內部講話。但當天夜裡，李鵬就決定把鄧的講話向各級幹部廣泛傳達。四月廿六日又把這個講話改寫成《人民日報》社論發表。」

　　可見，「四二六」社論的基調的始作俑者是北京市委一批人，但是真正把這個基調上升到《人民日報》社論的高度，通過慫恿鄧小平講話的方式把這個基調定位對學生運動的政治定性的始作俑者和真正的決策者，卻是李鵬。也只有作為代理總書記職務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鵬，有權力作這樣的政治動作。李鵬強推「四二六」社論，就是為了在政治上綁架鄧小平，讓他在立場不能後退。

　　更值得注意的是，趙紫陽的回憶錄第一次披露出一個以前外界不知道的事，那就是鄧小平對「四二六」社論的發表是不滿的。儘管「四二六」社論依據的是鄧小平對李鵬、陳希同等人的談話的要點，但是根據趙紫陽的回憶：「鄧對李鵬大範圍傳達他的講話是不滿意的，鄧的孩子對把鄧推到前台也不滿意。五月十七日，在鄧家決定戒嚴的那次會上，鄧對李鵬說：這次不要像上次那樣搞了，不要把我決定戒嚴的事捅出去。李鵬連連說：不會！不會！」

　　顯然，政治經驗豐富的鄧小平，這次也被表面聽話忠實的李鵬擺了一道，真正是「啞巴吃黃連，有苦難言」，還是要承擔起全部的責任。難怪鄧家的孩子對李鵬一直很不諒解。這裡就可以繼續推理下去：以李鵬的膽識，怎麼可能居然不經鄧小平的同意，擅自擴大傳達鄧的講話呢？他難道不怕鄧事後追究他嗎？是什麼使得他有恃無恐，居然敢擺鄧小平一道呢？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保守派預謀推翻趙紫陽

　　八九年的時候在中南海工作的原中共中央辦公廳幹部吳稼祥若干年前就曾經寫過文章，指是中共內部的保守派推李鵬出面，用「四二六」社論作為激化事態的手段，目的就是給趙紫陽製造麻煩，以便推翻他的總書記職務，最終目的是停止改革。換言之，當時的中共內部有一些人，顯然想利用這次學生運動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而他們的目的達到了，學生果然一下子就被激怒了，四月廿七日就發生了建國以來最大的學生遊行。

　　學生與政府完全站到了對立的立場上。這時候偷笑的，應當就是李鵬和黨內的保守派了。他們通過「四二六」社論，既挑動了學生的情緒，又挾持鄧小平站到強硬立場，是成功的「一石二鳥」之計。

　　可以說，六四事件本來就是一場由李鵬等人發動的，有組織，有預謀的，而最後以血腥代價取得成功的政變，而「四二六」社論就是這場政變的信號彈。

（王丹：一九八九年北京學生領袖、曾兩次被捕判刑，九八年流亡美國，二○○八年獲哈佛大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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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門寫遺書叫最後一聲爸媽

蕭傑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學生

【明報專訊】蕭傑父母整理愛兒遺物，發現他留守天安門廣場時寫的逾3000字遺書，才驚悉愛兒早有捐軀之志。節錄如下﹕

「敬愛的父親母親大人﹕

孩兒不孝，要離您們而去了。孩兒知道，您們含辛茹苦，把我從一個吚呀嬰孩帶成一個鬍鬚男兒，付出了多少心血……養育之恩，孩兒粉身難報，然孩兒竟不能不抱着巨大的憾恨，強忍悲痛割愛而去了……

統治者手握特權，腐淫奢糜，花天酒地，荒淫作樂；高幹子弟更是仗勢橫行，為非作歹；社會上流氓霸世橫行，員警與真正的社會渣滓同流合污，禮敬煙酒，對一般民眾卻狠如狼虎，棒敲腳踢……這一切，使我難以獨善其身……

即使幾十年以後那個把自己的政黨私利凌駕於國家民族利益之上的政權仍統治着中國，我們還是被視為『反革命分子』，但總有一天，歷史會公正地承認我們的價值……

讓孩兒最後再叫一聲吧，爸爸，媽媽。永別了。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您們的不孝之子﹕蕭峰傑（按﹕即「蕭傑」）」-----

《北京最後採訪》/ 王德北.徐璐與王丹自立，1989

陳一諮-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陳一咨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3年5月24日，ISBN 978-988-15571-4-8：全書共70多萬字，書中內容包括他前半生參與中國經濟和政治改革等方面的個人經歷，以及後半生流亡海外後對中國民主化的思考。^[11]^[12]^[13]

六四頭號通緝犯　陳一諮病逝

2014年04月15日18:18

網傳因六四事件下台的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的智囊、也是中國在六四事件中的頭號通緝犯、被迫流亡海外的陳一諮，已於美國時間本月13日下午3時，在洛杉磯家中病逝，享年74歲。

陳一諮早年就讀於北京大學物理系與中文系，1965年曾向毛澤東致信《對黨和政府的若干意見》，信中批評中共的不民主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1969年到1978年期間，被下放到農村進行勞動改造，在此期間對中國的經濟、教育、農村社會問題等進行了大量實地研究。1980年代，陳一諮出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等要職，流亡期間並在法國籌建「民主中國陣綫」，1990年於美國創建「當代中國研究中心」。

陳一諮是六四後被通緝的7名知識分子之一，曾在1998年因母親病故、獲准回國奔喪，隔年也獲准回國為母安靈。但陳一諮去年初申請回中國治病時，當局要求他簽下「悔過書」、保證不參加任何活動，結果遭到拒絕。陳一諮說：「我不能出賣靈魂。我作為一個中國公民，你們政府要審查我，可以當面對話，要我寫保證書，我不接受。」

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陳一諮積極試圖組織學生與領導人的對話，反對用極端方式解決問題。「六四」後，被中國總理李鵬認定為「頭號通緝犯」，被迫流亡海外。他自2002年起先後患末期淋巴癌和膽道癌，當時醫生指他的存活率只有5%，但他創造了生命奇蹟。陳一諮忍受病痛折磨，以驚人意志完成百萬字的《陳一諮回憶錄》，書名副題為「尋路」，喻意他上窮碧落下黃泉、苦苦追尋自由民主和救國救民真理的心路。

陳一諮生前堅信六四遲早會平反，希望有生之年看到這一天的到來，可惜壯志未酬。（於慶中／綜合外電報導）

蔡其達新增了 2 張相片。2小時 ·

王丹臉書說「原中國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趙紫陽的經濟顧問，中國八十年代從農村改革到經濟改革的操盤手陳一諮先生，因病醫治無效，美西時間4月13日下午三點，在洛杉磯家中病逝。」，而談起陳一諮，今已無人識，他慨歎不止！
其實，這正常的很。在資訊消費時代，二十年簡直就是上古了。但，識得的還是有。我手頭就有本1990年6月（也就是六四周年）由聯經出版的《中國：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北京六四屠殺的背後》，談他投入經改，最後觸及政治結構的種種，言簡意賅。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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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胡耀邦之死到天安門的槍聲

儲百亮 2014年04月16日

Catherine Henriette/Agence France-Presse

1989年4月22日，胡耀邦的葬禮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學生在天安門廣場對他表示紀念。

很少有哪位被罷黜的領導人的去世時間能帶來如此重大的後果。1989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參加會議時，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突然臉色蒼白、搖搖欲倒。他請求離席，並因心臟病發作而倒地。25年前的4月15日，住院一周的胡耀邦離開人世，他的死引發了以天安門廣場為中心的聲勢浩大的示威活動，示威活動在6月3到4日的武力鎮壓中達到高潮。

鮑彤表示，若不是因為胡耀邦突然離世，學生抗議者會失去一件強有力的象徵性武器，當時的領導人無法輕易斥責悼念胡耀邦是非法的。鮑彤曾在1989年擔任黨內高級幕僚，胡耀邦倒地時，他就在會上。抗議、鎮壓和後續的意識形態寒潮極大地改變了中國的政治格局，官方依然對這些事情諱莫如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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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nhua/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胡耀邦。

鮑彤在北京接受電話採訪時說，「沒有這個事情，一切會很不一樣。那次事件的導火索是是否允許學生按照他們的要求哀悼耀邦。」黨內官員常常彼此直呼其名。

胡耀邦生前，許多人都認為他體現着共產黨較為寬宏大量的一面，願意實行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化；在他死後，這種看法甚至更加深入人心。鄧小平和黨內其他元老指責胡耀邦對學生抗議和異見知識分子的立場太軟弱，而後於1987年1月解除了他的總書記職務。1989年，哀悼胡耀邦成為了公眾表達不滿的一件工具，不滿情緒是因為腐敗，以及迅速變化的中國社會遭受的政治束縛。

「實際上，胡耀邦去世是燎原的星星之火，但我們不可能知道，若不是他離世，事情會有多大不同。」北京的學者周舵在接受電話採訪時說。1989年6月4日之前的幾天里，他參加了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絕食抗議。6月4日那天，他和其他人與軍隊展開了談判，要求軍隊讓剩下的學生離開廣場，免遭血洗。

「我們在1988年就開過會，與會者都在討論國家的未來，人人都覺得，接下來的一年會出問題。」周舵說，「政治改革停滯不前，人們的期望值被抬高，而後變成失望，保守派正日漸得勢。事實證明，是胡耀邦的死把所有的因素聚到了一起。」

胡耀邦去世兩天後，數千名大學生從北京西北部行進到市中心的天安門廣場，隨即佔領了廣場。他們要求當局允許他們參與追悼胡耀邦，還敦促中共領導人追隨胡耀邦那套更為開明的做法。接下來的幾周，示威活動擴展到了全國，吸引了大量的普通市民、甚至吸引了一些忘乎所以地想嘗試自由表達意見的官員。抗議激發了民眾日漸強烈的呼籲，他們要求實施政治問責制，結束審查制度，逐步走向民主，不過，大多數參與者都接受由一黨繼續執政。

前中共高級領導人的秘書鮑彤說，如果沒有胡耀邦離世的火種，「社會會出現不同意見，可能還會出現一些尖銳的衝突，這些衝突大概會和物價或什麼有關。但是這個事件使這些問題成為鄧小平的面子問題。」

剛開始，由鄧小平幕後掌控的領導層出現了分歧，對於如何處理騷亂猶豫不決。接替胡耀邦擔任中共總書記的趙紫陽及其盟友傾向於以相對緩和的方式回應學生的要求，學生們要求當局放鬆審查制度，讓共產黨接受更廣泛的公眾監督，並承認抗議是合法的愛國運動。

然而，鄧小平推開趙紫陽，下令在北京城區實施戒嚴，以鎮壓他認定的由反動派一手策劃的「動亂」。鄧小平警告稱，讓步只會招致對方得寸進尺。一開始，北京各處的抗議人群堵住了軍隊。然而，經歷了數周的猶豫和準備之後，鄧小平命令在北京周邊集結的數以萬計的士兵於6月4日奪回天安門廣場。士兵用實彈射擊威脅要阻礙軍隊前進的人群，憤怒的居民時或向士兵發起攻擊，點燃士兵的車輛。

自1989年以來，關於6月3日和4日以及此後數天內遇難的具體人數一直存在爭議。政府起初說共有將近300名士兵和平民死亡，但卻從未提供細節。據外部觀察人士估計，共有成百乃至上千的平民遭到了致命性槍擊，或是被刺刀刺死，或是遭到了軍車碾壓。不管到底有多少人，中國政府始終希望人們淡忘此次流血事件；今年是天安門事件的25周年紀念，看樣子，官方屆時肯定會通過審查來壓制紀念活動。

近來，經過多年漠視之後，中國共產黨低調地向胡耀邦表示了敬意。但是，中國國家媒體都沒有對意義重大的胡耀邦逝世紀念日進行報道。一些香港報紙和中國大陸網站報道稱，胡耀邦的門生胡錦濤於周五拜訪了位於中國東南省份湖南的胡耀邦出生地。胡錦濤是2002年至2012年的共產黨總書記。中國網站上的許多報道隨後都被刪除。

身形瘦小、面容慈祥的胡耀邦曾是一名人稱「紅小鬼」的兒童革命者，14歲時便加入了共青團。20世紀8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裡，他都在積極推行鄧小平的經濟改革措施及一項政治正常化措施，以便治癒毛澤東時代留下的創痛。然而，他的開明傾向和衝動的處事方式惹怒並最終疏遠了鄧小平及其他共產黨領導人。不過，胡耀邦仍然得到人們的敬愛，由此保住了自己在政治局的位子，這個領導團體當時共有17名成員。

1989年，有流言稱胡耀邦是因為遭到抨擊而倒下的。這些流言雖然沒有依據，但是，關於胡耀邦在4月8日政治局會議上倒下的具體情形，仍然有不少相互矛盾的說法。

支持對抗議者採取強硬立場的中國前總理李鵬寫過一篇關於1989年事件的文章。文章後來遭到泄露，並於2010年發表在了香港。胡耀邦「突然臉色蒼白，呼吸不均，雙手發抖，」李鵬寫道。胡耀邦「慢步向門廳走去，突然一下倒在地上。」

但是，當時也在會上的前共產黨幕僚鮑彤卻說，他記得胡耀邦倒在了官員們在中南海會議廳所使用的一張桌子上。中南海是中國領導人居住的地方，四周有圍牆包圍。

鮑彤說，「會議在討論教育局的一份文件。」

「耀邦說，『紫陽同志，我覺得有點不舒服，我想請假。』紫陽問他，因為他看見他把手放在心臟的地方，『耀邦同志，你是不是心臟問題發作了？』」鮑彤說。胡耀邦回答道，有個醫生診斷他得了心臟病。

鮑彤說，「他一邊解釋，一邊倒在了桌子上。他無法走路，然後紫陽說，『啊，你心臟病犯了！別動，耀邦，千萬別動。』」

「他雙臂張開倒在桌子上；紫陽說，『趕緊叫醫生，』然後他問會上有沒有人帶硝酸甘油。江澤民支支吾吾了一下說到，「我沒有心臟病，但是我的老伴兒總讓我帶，』然後他就把葯拿了出來。但是沒人知道這葯應該怎麼用。紫陽說，『有誰知道這怎麼用？』然後其中一名工作人員說，『我知道，我知道，』然後他就把葯放進了耀邦嘴裡。」

曾在胡耀邦心臟病發作後對他進行治療的王敏清醫生在發表於2010年的一篇文章中說，時年73歲的胡耀邦可能因為操勞過度而加速了死亡。王敏清寫道，醫生要他卧床靜養，讓護士幫助他解大小便，但他不聽勸告。

他「總想下床，」他寫道，「胡耀邦沒能絕對卧床靜養。」

儲百亮(Chris Buckley)是《紐約時報》記者。

翻譯：陳柳、張薇

1989年成都镇压：一个被遗忘的天安门

2014-04-19 07:05

来源: 博谈网

作者:

周洁

louisa Lim

世界媒体捕捉到了1989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那场抗议和镇压。但在中国各地也发生了类似的抗议。北京的学生绝食后，在四川成都，学生们开始在天府广场绝食数日。因为尚与中国有着联系，拍摄这张照片及以下几张图片的摄影者要求不要透露其身份。

（博谈网记者周洁编译报道）据《美国公共广播电台》（NPR） 4月15日报道，二十五年前——1989年4月15日，中国学生悼念一名改革派领导人的去世。但是，开始的哀悼演变成要求民主的大规模抗议活动。示威者留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日复一日，直到他们的抗议活动在6月4日遭到中国军队的残酷镇压。到今天，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人死亡。
媒体捕捉到了在北京这场大屠杀里的一些故事。但NPR长期在中国的记者Louisa Lim说，中国政府这25年来在竭尽所能要抹去人们对这场抗议的记忆。在Lim即将出版的新书《失忆的人民共和国》中，讲述了1989年如何改变了中国，及中国在其官方版本中如何改写在1989年发生的事。她的故事，包括调查了在西南城市成都一个被人们遗忘的镇压。迄今为止，成都的镇压从未被报道过。
在成都，Lim见到了现在70多岁的唐德英（音）。这名身材矮小的老妇人笨拙地穿着她粉红色的塑料平底拖鞋走进了房间。
1989年6月4日当戒严部队在北京对平民开火时，这场暴力立即被广播到全世界家庭的客厅里。然而，用了25年，在成都发生的致命事件的细节才浮出水面。正是该事件夺去了唐德英17岁儿子的生命。
25年来，唐德英活着只为一个目标：要将造成她儿子周国聪（音）死亡的人绳之以法并寻求赔偿。她的儿子在1989年的成都镇压后失踪了，后来在警方的拘押中被殴打致死，警方后来给了她一张照片，显示了他被打得变形的尸体。
她坚定地告诉Lim：“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就是这句简单的话语让Lim横跨三大洲找寻证据线索，包括目击者的描述、老照片、痛苦的日记、美国的外交电报和中国政府官方版本对事件的记录。这些不同的线索交织在一起，展示了成都这出几乎被遗忘的悲剧。

1989年6月4日在成都的天府广场，警方最初用催泪弹和眩晕手榴弹来对付示威者，试图驱散拥挤的人群。

在成都的抗议活动几乎是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对应。1989年4月15日，学生们悼念因突发心脏病去世的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随着5月中旬开始绝食，很快演变成了大规模抗议活动。
学生们占领了成都的天府广场，在100英尺高的毛泽东雕像下露营，并自豪地宣称这是一个“小天安门”。6月4日上午，警方最初将抗议者清出天府广场的行动还相对平静。
但当听到在北京军队朝手无寸铁的平民开火的消息后，成都市民又一次走上街头。这一次，他们知道危险；他们携带横幅声讨“六四屠杀”及带有哀悼标语的花圈，上面写着“我们不惧怕死亡”。
不久，警方就动用了催泪瓦斯。天府广场上爆发了激战。抗议者们向警察投掷铺路的石块；警方用警棍殴打示威者。

冲突中的伤者在等候治疗。

1989年6月4日，当局派出武警对天府广场清场，警方和愤怒的人群发生了激战。

在附近的一间医疗诊所里，地板上躺着一排排警察暴力下流血的受害者。住在成都的美国人Kim Nygaard回忆说，他们恳求她“告诉全世界！告诉全世界！”
长凳上坐着一排患者，他们的头骨破裂，裹着绷带，衬衫的衣领附近沾满了血迹。内脏的证据显示，警方的战略是针对示威者的头部。
但暴力是双向的：在成都一所大学任教的美国人Dennis Rea看到人群猛烈攻击他们认为是一名警察的男子。人群拉着他的四肢，然后把他扔到地上，开始踩辗他的身体和面部。
据当地政府的官方陈述，当天有8人被打死，其中包括两名学生，并称这场战斗令1800人受伤，其中1100人是警察，大多是轻伤。
但美国的外交官员当时告诉《纽约时报》，他们相信当天有多达100名重伤者被抬出天府广场。
抗议活动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晚上，在6月5日晚进入6月6日时，一群人闯进了成都的锦江宾馆。在那里，在国外客人们的注视下，发生了成都镇压最残酷的场景。
安全部队抵达后，在宾馆的庭院内抓捕了数十名示威者。一名要求匿名的西方游客在电子邮件里描述说，她从5楼的阳台看下去，看到大约25人跪在庭院里。他们的头被推到面部朝地，双手被捆在背后。那些看守围着他们转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接到命令了。这时，“那些穿着白衬衣黑裤子的男子们走过去，用铁棒砸那些在地上的脑袋”。这一残酷的场景令她跑进卫生间里呕吐起来。几天后，她逃离了中国，并告诉一家《斯堪的纳维亚》的报纸说“他们杀了他们，一个接一个，此时其余的人仍在求饶”。
十几名最初在美国总领事馆住处避难的西方人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当宣布事态已得到控制，一些人返回宾馆时，一些人看到了一些发生的事。
那天清早，Nygaard回到宾馆，看到院子里堆着象一个个沙袋一样的东西。当她还在揣测这是用来做什么的时候，突然发现“沙袋”动了一下，寒意爬上她的脊梁，她惊恐地意识到那些沙袋其实是面部朝地横在地上的人，他们的双手被捆在背后。
她对Lim说，“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在想，‘噢，我的天啊，他们那么做时在折断他们的胳膊。”
最终，开来了两辆卡车。对那一刻Nygaard记得清清楚楚：“他们把这些身体堆上卡车。我们就觉得，这样子没人能活下来。被压在最底下的人可能会被窒息而死。他们抓起他们就象提沙包一样，象扔垃圾一样扔上卡车的后面。”
五个单独的证人描述了同样的场景，美国的外交电报中也提到这个。目击者们估计，他们看到30到100具尸体被扔上了卡车。
当地政府并不避讳拘捕事件。《成都暴乱始末》这本中文书记述了该事件的官方版本。书中称，在锦江宾馆有“70名暴徒”被抓。
对于那些被拘捕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如果有的话——有多少人死亡，这无从得知。
成都的抗议立即被当局贴上“政治风波”的标签，与北京的相提并论，并污蔑抗议者是“暴徒”。立即改写历史是要地毯式地让国民对1989年事件“失忆”的第一步。
25年来，唐德英因为拒绝遗忘而一直遭到惩罚。6月6日那天，她的儿子骑自行车回家时被拘捕，从此消失在警方的拘押中。另一名被关押的人告诉她说，她儿子是被打死的。为了要求当局解释儿子的死因，她曾5次到北京上访。每一次她都被截住，送回成都。她遭到警方的拘捕、殴打、监视，并两次被关进铁笼子里。
但她的倔强终于为她在2000年获得了一张她儿子尸体的照片，这证实了那痛苦的信息——他是怎么死的。血凝结在他的鼻孔周围和嘴巴的一侧。鼻子上有一大块瘀伤，面部看上去肿胀变形。他的一只眼睛微微睁开。当她看到这张照片时就晕了过去。在死亡中，她儿子仍在看着她。
2006年，她接受了近9000美元的困难补助，成为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因为与1989事件相关政府给出的补助。当局希望她停止活动，但是她没有。她说，那些责任人仍须认罪。

1989年6月4日，一名受重伤的男子被抬进成都一家医院。目击者形容了警察的暴行。人们仅仅因为出现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就被毒打昏迷。

25年前在成都发生的事，其重要性足以让当地政府继续投入金钱和人力来钳制唐德英。她的遭遇展示了中国政府对于自己最近的历史是多么的惧怕。
25年前，政府用枪支和警棍镇压自己的人民。现在，它在部署更复杂的工具来控制人民，通过媒体审查制度及篡改自己的历史来打造爱国主义和民族认同感。
虽然无可否认中国的国民变得越来越富有，比天安门事件后要更自由，但唐德英的经验表明这种自由是有限的。仅仅是要留住记忆都被视为威胁到社会稳定。
在成都发生了什么很重要，因为它显示了中国政府的成功：不仅仅是控制人民，而且控制着他们的记忆。在当今的中国，记忆已成为了一种政治工具。
原文链接：After 25 Years Of Amnesia, Remembering A Forgotten Tianan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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