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的源泉:文化、民主、社會主義；Resources of Hope: Culture, Democracy, Socialism

	Resources of Hope: Culture, Democracy, Socialism BOOKBy Raymond Williams, Robin Gable  Verso, 1989 360 pages Resources of Hope: Culture, Democracy, Socialism
Author	Raymond Williams
Edition	2
Publisher	Verso, 1989
	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 was for many years Professor of Drama at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Among his many books are Culture and Society, Culture and Materialism, Politics and Letters, Problems in Materialism and Culture, and several novels.

希望的源泉


作者 : [英]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
出版社:譯林出版社副標題:文化、民主、社會主義原作名: Resources of Hope: Culture, Democracy, Socialism 譯者 : 祁阿紅 / 吳曉妹出版年: 2014-3 頁數: 370 定價: 45.00 裝幀:平裝叢書: 鳳凰文庫·馬克思主義研究系列ISBN: 9787544745208

《希望的源泉：文化、民主、社會主義》收集了雷蒙·威廉斯的早期著述以及晚期的主要論文和講座，並首次收錄了他後期的重要政治著述，包括他對社會主義民主的基本原則的透徹評估。本書的中心主題包括：民主文化的本質、傳媒的價值、綠色社會主義、核威脅、國家和藝術的關係等。在本書中，無論是個人的、綱領性的還是論戰性的文章，都反映了威廉斯長期以來為建立“新左派”工程所進行的不懈努力，激發了廣泛的靈感，得到了廣泛的應用。

作者簡介  · · · · · ·

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20世紀最重要的文學和文化批評家之一。出生於威爾士，畢業於劍橋大學三一學院。他的研究架通了美學與社會經濟探討、馬克思主義與主流文學思想以及現代與後現代世界。

目錄  · · · · · ·

致謝
序言
一界定民主文化
文化是平常的
傳媒與社區
共同文化的思想
二國家、政府和藝術
藝術委員會
三團結與奉獻
我為什麼參加示威？
你是馬克思主義者，對吧？
作家：奉獻與定位
藝術：把自由當作責任
四階級與社區的資源
威爾士文化
1926年的社會意義
社區的重要性
咬文嚼字：煤礦工人大罷工的幾個關鍵詞
五超越工聯主義
英國左派
各種思想與勞工運動
另一種政治
未來階段的種種問題
社會主義者和聯合政府主義
六新社會運動的挑戰
核裁軍政治
社會主義與生態
鄉村與城市之間
中央放權與地方政治
七重新界定社會主義民主
勞工的前進步伐停止了嗎？
民主與議會
倒退著走進未來
面對社會主義的種種猶豫
走向多種多樣的社會主義
可能性的實踐
雷蒙·威廉斯著作選目
索引

《希望的源泉》試讀：序言

1988年1月26日，英語世界中最具權威性、始終如一、獨具匠心的社會主義思想家雷蒙•威廉斯與世長辭。英國左派深感失去了一位大師級代言人。許多報紙和雜誌紛紛發表悼念他的文章，說明人們廣泛認識到，已確立的文化少了一位非常敏銳的批評家。威廉斯以全新的方式研究了文學、文化、傳媒和成人教育，使這些研究和實踐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這些文化研究與他關於一場民主的、“漫長的革命”的思想是密切相關的，雖然許多人不贊成他反對資本主義的政治觀點，但他們也承認這一思想的正確性和重要性。同樣，威廉斯的戲劇和小說也對政治題材進行了深刻探討，但它們也像他的所有其他著述一樣，使用的語言與人們廣泛接受的政治術語相去甚遠。對於左派而言，威廉斯著作的部分價值在於，它們不僅僅屬於左派。不過，要全面理解威廉斯的著作，就有必要研究其政治意義。他的真知灼見和斐然成就與他理解劇烈變化的社會秩序並投身其中是密不可分的。威廉斯的直接政治干預思想是由他對民主文化的關心而自然產生的，就像這些思想所反映的經驗和承諾那樣，對他的主要批評研究提供了有用的信息。這本書中所收集的著作和講座儘管沒有直接涉及政治，但有一個共同的政治目的——都可被看成是表達和發展了他的“漫長的革命”的思想，而這場革命可以讓所有人都享受完全的平等和公民權。威廉斯認為西方社會並沒有體現它所宣稱的民主價值，當然這個觀點並不是他的獨創，但是在研究這一主題時，很少有人能既提供充滿活力的細節，又深入到生活的諸多領域。威廉斯的著述無論是關於大眾傳媒、教育體制、英國政體、工黨結構，還是經濟的功能，都特別指出了民主參與的製度條件和物質條件。本書收集的論文涉及的主題很多，如消費文化和文化政治、政治承諾的根源和特點、社區的價值觀與阻力、大眾傳媒和生態挑戰，還有反對軍國主義等。有些文章以前是難得一見的，而且每一篇都能使讀者對威廉斯的生活和工作有更深入的了解。本書所收集的不僅有他對當時一些熱點問題的評論與思考，也有他對各種不同聽眾的非正式談話。本書旨在反映作為公眾知識分子的威廉斯的工作範圍和工作強度——他堅持認為不要迴避最棘手的問題，而且他有能力把個人和政治結合在一起。非常有趣的是，威廉斯堅持要把自己的政治思想植根於個人經歷，這就意味著這裡有不少自傳式的描述：回憶他在威爾士邊界鄉村的童年生活、在劍橋大學求學時加入共產黨、在戰爭時期擔任坦克指揮官、在工人教育協會擔任輔導老師、在一所古老的大學擔任戲劇學教授等經歷。目前這本書可以看成是對《政治與文學》採訪錄的補充（該採訪錄涉及迄至該書1979年出版時為止他的整個生活和工作），也是對左翼書局（Verso）先前出版的威廉斯作品《唯物主義問題與文化》和《社會中的寫作》的補充。接下來要出版的一本書將收集威廉斯關於現代主義和文化理論的著述，包括以前未曾發表的著述。本序言的下面部分只是想對本書所探討的主題進行一些提示，並談談它和威廉斯其他作品的某些聯繫。有些讀者想先讀威廉斯的原著，那最好還是從第一篇文章開始。這篇文章已有很長時間沒有重印了——它極其雄辯、直截了當地介紹了他想說明的主題，這些主題在他後來關於文化和政治的文章（包括本書所收集的文章）中都以極為多樣化並卓有成效的寫作方式進行了闡釋。這本書中，無論是個人的、綱領性的還是論戰性的文章，都反映了威廉斯長期以來為建立“新左派”工程所進行的不懈努力；他不僅鼓勵在運動中長於批評及從事教育的成員，而且與戰後勞工運動中存在的家長作風、侮辱謾罵、目光短淺、缺乏文化修養等陋習進行了較量。他的著作激勵了20世紀50年代新左派的第一次浪潮；他於60年代幫助創立了《新左派評論》雜誌；他是1968年通過企鵝出版集團發表的《五一宣言》的主要起草者；他是1981 年社會主義協會的創始人之一。在三十多年的時間裡，他通過許多非正式的方式為大量激進的教育、文化和政治活動擔任贊助人、撰稿人和指導者，其目的是要超越勞工運動組織者們狹隘的、精英式的自負。雖然威廉斯這本書中的許多思想、動議和提議都來源於英國的文化和政治，但是他的著作往往能激發廣泛的靈感並得到廣泛的應用，他看到的是：無論是20世紀60年代的反戰運動和學潮、婦女運動的複興、70年代的綠色和平運動，還是東歐出現的社會主義反對派，都以各自獨特的方式採用了新左派的思想，並對它進行了修正。在《文化是平常的》（1958）一文中，威廉斯高度讚賞馬克思和利維斯，之後他的評論和他的政治觀點相互促進，不斷從各種歷史和民族的源泉中汲取營養：斯特林堡和布萊希特、盧卡奇和廷帕諾、哥德曼和巴赫羅。威廉斯傾注畢生精力深入研究了英國文化，這得益於他對文化的觀察能力，可以說他既能從內部，也能從外部進行觀察，而且能從英國模式中看出20世紀後期文明的一般性問題。60年代和70年代，他定期為紐約的《國家周刊》供稿，他的文章《英國左派》（1965）最早是為法國《思想》月刊寫的文章，現收錄於本書的第五部分。從《文化與社會》（1958）到《漫長的革命》（1961）的自然轉變表明：威廉斯對於劃分高雅文化和大眾文化的界限，或者把藝術和政治割裂開來的界限不屑一顧——對他來說，藝術與政治都是人們廣泛關注的，而不是為享有特權的少數人特別保留的。威廉斯的著述總是引起左派內部的爭論，但是這些爭論必然是建設性的、善意的，因為他的批評者都承認他的正直與大膽、他的獨創性與學術性的結合實為罕見。威廉斯對前社會主義傳統，甚至反社會主義傳統，進行了大量的研究，這使得左派中的批評家們感到窘迫。但這卻使他能利用被人們忽視的社會批評資源，形成一種社會主義的信仰，後來的事實證明，這一信仰是充滿生機的，經受了多次政治風雲的變幻。他之所以能洞悉統治階級霸權的構成，並在著作中對它進行挑戰，是因為他決心對已確立的文化構成中的強勢點進行研究，而不滿​​足於舒適的純激進的正統研究。20世紀50年代，威廉斯主要致力於（重新）建立對工業資本主義的批判，把它看作一種人類的社會秩序，而不是研究它在生產活動領域明顯的經濟失敗，或者人們所說的失敗。雖然他後來進行過許多新的研究，但他從來沒有放棄過這個主題，這一點讀者在《英國左派》（1965）和《社會主義與生態》（1982）等文章中都能看得很清楚。在《漫長的革命》中，威廉斯進一步闡述了一些可以用來鑑別政治改革中的隱含維度及社會構成中的深層構架方面的新概念工具。他堅持認為，政治和經濟制度所排除的是經驗和社會實踐這樣的重要領域，對整個生命形式及其長期性的關注，說明他至少給朱麗葉•米歇爾探索女權主義的分析文章《婦女：最漫長的革命》（《新左派評論》第40期，1966）的標題，也許還有一些總體上的思路提出過建議。無論是在理論著述中，還是在小說中，威廉斯不僅關註生產和傳媒的模式，而且關注“產生和培養”的模式。威廉斯不僅大膽支持新的實踐和體制，而且一直在關注保守的傳統。他關注的一個重點就是文化生產和再生產的種種模式，就像關注由傳媒技術變革帶來的種種民主的可能性一樣。威廉斯對教育和傳媒的研究造就了一種討論和期待的氣氛，對此，就連官方也不能完全忽略。1962年他那本多次重印的企鵝特別版《傳媒》首次出版。他在書中提出大眾傳播媒介由大眾管理的詳細建議。威廉斯並沒有直接參與開放大學或四頻道的創建，然而他所倡導的思想對這些機構的積極影響卻是顯而易見的。他在《傳媒》一書的結論部分提綱挈領地指出製定新的藝術和教育方針的必要性，認為其目的在於普及文明技能，並儘可能廣泛地以民主手段獲取文化資源。正是出於這些考慮，威廉斯才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同意加入藝術委員會；但是他發現自己與這個機構從根本上格格不入，因為它“由在任委員推舉新委員”的管理模式實際上阻止了真正的民主參與，從而強化了統治階級的利益。讀者在本書的第二部分將看到他對這段經歷所作的嚴肅反思。威廉斯反對文化受商業性的影響和官僚機構的影響，這一態度至今仍獨樹一幟，堪稱典範。在《政治與文學》中，威廉斯以如下方式解釋了自己在有關傳媒問題的著述中所採取的方法： 左派對所有問題的傳統回答都是“公有製”。但是在這個敏感領域中，誰也沒有說明公有製應當具有怎樣的含義。官僚式壟斷的前景無異於跳出油鍋卻又掉進火坑，理所當然會令人害怕，由國家控制的媒體就是例子。結果就導致在現行資本主義體制下的媒體工作人員無可奈何地接受現狀。我的建議從本質上看就是：基本生產資料的公有製應當與把它租借給自我管理的群體使用相結合，從而確保風格與政治見解最大限度的多樣化，確保不受任何官僚體制的控制。這個原則適用於從新聞印刷業到廣播設施和電影院的各個領域。《我為什麼參加示威？》一文是他對資本主義報業組織強有力的指控。這篇文章是他1968年4月為《聽眾》雜誌撰寫的，收集在本書的第三部分。威廉斯不僅參加了反對越南戰爭的示威遊行，還參加了在德國大使館外進行的反對企圖殺害德國學生領袖魯迪•杜奇克的示威活動。在暗殺企圖之前的幾個星期裡，斯普林格報業集團曾經以極端挑釁的手法醜化杜奇克。這篇文章反映了威廉斯有能力進行最犀利的干預，有能力把當前問題置於新的、出人意料的情景中，有能力向新一代激進人士全面解釋他們的行動的含義。威廉斯的一些基本價值觀來自他自己的背景和早期的經歷，這使他深切地同情反對殖民主義的鬥爭以及農民的反抗。雖然威廉斯的父親是鐵路工人，他的家庭卻屬於威爾士邊境小村潘迪附近的農業社區。居住在那裡的主要是農民、農業工人、教師、神職人員，還有一些工會活動分子。在談及自己早年的政治經歷時，威廉斯回憶了在潘迪建立的左派圖書俱樂部及其支持中國和西班牙的一些活動，他談到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和科尼•齊利亞克斯的講座給他留下的印象。人們感到一種新的“情感結構”——由於局部參與以及散漫的政治文化模式而增強的國際主義——這種感覺會長期持續。在本書第三部分重印的《你是馬克思主義者，對吧？》（1975）一文中，威廉斯解釋說，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與黨衛軍在諾曼底作戰的經歷，對他後來對第三世界民眾​​造反的反應產生了很大影響。軍人統治、地主統治和帝國主義統治都必然會引起反抗和革命：“我從來都不會說我反對用軍事力量來保衛一場革命。” 威廉斯對20 世紀的革命瞭如指掌，知道這些不是輕易可以認定的。在為新版《現代悲劇》所寫的《後記》（1979）中，他對一些人深惡痛絕，因為他們把革命過程中可以避免和不可避免的痛苦說成是一場令人毛骨悚然的啞劇，而對帝國主義的暴行則十分健忘。在《現代悲劇》（1966）中，他對這些主題以及20世紀中“以無序的鬥爭反對無序”所造成的痛苦都進行過反思： 我們必須承認在近期直接經歷中的這種痛苦，不要用名稱去掩蓋。但是我們關注的是整個行為：不僅是邪惡，而且還有與邪惡作鬥爭的人；不僅是危機，而且還有危機所釋放的能量以及在這個過程中所學到的精神。在《你是馬克思主義者，對吧？》一文中，威廉斯反對在“具有政治民主的社會中”任何訴諸暴力的做法。如果不是為了保衛民主，這樣的暴力本身就會使建立更高尚形式的人類團結的靈感遭到挫敗。但是，示威、罷工、靜坐和抵制行為都有助於擴大民主（這個民主的中心已經開始萎縮），這主要取決於它們的確切目的和民眾的參與程度。威廉斯的評論式著作的主體部分有一個特點，那就是，他總是對當時的問題進行直接的政治反思，而這在歷史學家看來也許並不妥當。威廉斯的所有著作中都存在一個歷史維度。但是這個歷史是用來針對現實的；當代的經驗被特別用作檢驗文化理論的重要手段。威廉斯運用受利維斯影響的檢驗真實性及經驗的試金石，把公民權賦予了一個曾經被批評完全忽略的世界。因此在《現代悲劇》這樣的著作中，威廉斯可以說： “就在我寫這本書的時候，英國正在用軍事力量對付南阿拉伯的'持異見的部落人'。”這就是工黨政府的所作所為，據此他得出如下結論： 我對這種模式及其掩蓋方式太了解了，因為這樣的經歷我一生中有過多次，所以不可能對這種很平常的錯誤觀念保持沉默。許多國人都反對這些政策，並在許多特定的情況下使之終結。但難以置信的是，作為一個社會，我們還要致力於人類的解放，甚至承認所有其他人的基本人權，因為這是任何一場真正革命的動力。在一個由巨大的經濟不平等所驅動、被有組織地操縱的社會中，要說我們在自己的活動中已經這樣承認了，那的確言過其實了。即使我們已經在自己內部這樣承認了，它也只是對真正革命信仰的滑稽模仿。只有這樣的承認得到普及，才可能是真實的，因為在一個交流非常廣泛的世界，實踐中任何的保留往往都會蛻變成實際的對立面。威廉斯不僅出現在越南團結運動的講台上，他還研究了農村抵制活動及海外侵略的普遍含義，以便用社會主義的觀點來看待文化與文明。在《鄉村與城市》（1973）中，他談到被英國“鄉村別墅”文化和田園生活模式所掩蓋的資本主義在國內進行剝削、在海外進行殖民奴役的過程。同樣，在確立嚴格的社會內容時，他不是貶低作者的工作，而是對它進行了定位，因為他們批判式的道德敏感性超越了田園模式。他敦促英國的讀者說，如果他們想了解自己社會的過去，就應當讀一讀像威爾遜•哈里斯和恩古吉這樣一些第三世界作者的作品。在預示“後現代城市”大辯論的“新大都市”的背景下，威廉斯看到了一種準備對整個“人類生態”承擔責任的新“社會責任感”。1987年，威廉斯談到近期“虛構的反面烏托邦”——如保羅•希羅克斯的《零地帶》和皮特•戴維斯的《最後的選舉》—時不無譏諷地說，這些充滿絕望的預言和諷刺不再被定在一兩代人之後，而是定在幾年之後了。如果說《現代悲劇》把自身定位在帝國主義和革命所掌控的世界，那麼《鄉村與城市》則為從生態角度徹底批判資本主義、批判把社會主義歪曲成“生產力至上”鋪平了道路。20世紀70年代後期，威廉斯支持建立了社會主義環境資源協會。他也是對愛德華•湯普森關於核軍備競賽危險日益增長那篇文章最早做出反應的人之一。在《核裁軍政治》（收集在本書第六部分）一文中，威廉斯認為“與其他任何時候相比，要營造和平，現在就有必要營造比和平更多的東西”；與核軍備主義密切相關的是現代民族國家的異化，包括其傳媒的腐敗，其代表大會的漸行漸遠，日益無能，其經濟力量瘋狂、不負責任的集中。威廉斯認為現代武器系統的持久威脅來自相互敵對的社會關係。雖然威廉斯不斷批評田園文化或消費文化，認為它們是不切實際的幻想，掩蓋了使之得以存在的勞動，但是他也不贊成“不斷展開的階級主題”的概念。他對社會意義的研究主要集中於主體間及其物質先決條件方面，而且他歷來認為社會意識是在階級內部和階級之間、各階級派別內部或派別之間形成的。這種表示關係的方法解釋了20世紀60年代引發歧義的國際文化遺產、70年代深刻對抗的英國危機、80年代後現代的視覺陷阱問題，其註意力集中在復雜的社會總體、新老兩代交替以及地區盟約方面。在本書收集的許多論文和講稿中，都能發現威廉斯對複雜問題進行堆砌描述的典型方式。這不是因為他受到任何中庸思想的提示，而是因為他在尋求準確和現實主義，同時也因為他意識到人類的社會能力在不斷增長與發展。他在著作中一方面談到資本主義文明及其反對力量所面臨的不斷深化的危機，另一方面，他的著作中既有對各種形態文化的敏銳感知，也有為了保證人類控制瘋狂的經濟、軍事競爭進程所必需的聯想。威廉斯在提及生態危機時是清醒的，也是經驗主義的，因為他希望培育各種經過深思熟慮的有效社會反制形式。雖然威廉斯的社會主義有時候可能是在重複與重申莫里斯對資本主義浪費與破壞的指控，但他從來沒有苟同後者力圖把問題或解決問題的方法加以簡單化的做法。社會主義不是走出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死胡同的現成途徑，也不是什麼簡單的途徑。他吸收了生態批判社會主義的含義，發現這使得“建立全球集體意識”的工作變得更加緊迫，更加困難。威廉斯的《邁向2000年》（1983）最明顯地體現了他心目中的政治核心，他在書中說要使植根於階級政治的精神遺產與“新社會運動”提出的必要糾正辦法一致起來。他認為後者對於建立超越整個階級利益的“總體利益”來說至關重要。另一方面，他堅持認為，社會運動日程表上提出的重要問題，如果徹底解決，就能“把我們帶進工業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中心體制以及……其階級體制”。威廉斯在關註生產方式重要性的同時，也很關注它與“消費模式”的某種特定聯繫。他的批評從任何意義上來說都不是假作同情，不說什麼“勞動人民現在可以買得起曾經代表中產階級生活方式的耐用消費品了”。他想說的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主宰消費領域的是一種浪費的、破壞性的、不負責任的累積體制。消費本身受到了不當的或者錯誤信息的誤導，在許多方面都是受操縱的、從屬的、被動的。威廉斯在反對盛行一時的“消費主義”的同時，提出有必要建立以新的方式告知並保護消費者的機構。實際上，威廉斯在這個問題上的想法等於提出了一個全新的集體與個體“消費主權”的概念。他在提出這些思想的同時，還提出了製度方面的具體建議，目的是確保在大規模生產企業面前，家庭不被分解。這樣他預見到了在改革時代的社會主義經濟學家在想什麼，並勾勒了寬泛的文化基礎陣地，拒絕以生產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的片面性，不論它是市場經濟還是計劃經濟。雖然人們熟知威廉斯旗幟鮮明地強調文化實踐的政治，但仍然值得一提的是，他還特別關注政黨組織和國家組織的功效與適應性——特別關注這些組織是否能夠推動“漫長的革命”中的民主。他認為，勞工運動的興起限制了英國政體的寡頭政治結構，但沒有挑戰它，更沒有去改造它。勞工運動不但要提倡教育或傳媒的民主改革，而且有必要提高它自身的民主功能，這個主題在威廉斯的著作中多處可見。勞工運動的機構是集體記憶和智慧的文化體現，但這並不意味著這些機構對於他們所面臨的任務而言已經足夠了。20世紀60年代中期，威廉斯在研究“英國左派”時指出，工黨的結構是由不民主的集團投票主宰的，它把社會主義的左派禁錮在由短期的整體利益和費邊式的漸進主義政治所主宰的聯合體之中。“工黨是一個聯合體，這一事實導致它明顯的理論貧乏；任何超越一般普通定義的企圖都會立即使這一複雜的聯盟面臨壓力。”工黨提出的即使最積極的社會改革也充滿了“道德父權主義”的思想，而在外交政策方面，工黨政府也受到“冷戰”、“危險的小沙文主義”和“吉卜林式的帝國主義”的影響。工黨內部的左派在組織上處於服從地位，這就使黨外左派力量——核裁軍運動、“發誓要保持戰鬥警覺性”的共產黨以及比較分散的文化和政治方面的“新左派”——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在1965 年年初的幾個月中，威廉斯就在《英國左派》一文中寫道： 對那些接受這些常規（也就是“一個異化社會中的灰色常規”）的人們來說，英國年輕人的聲音非常可怕，這聲音既深沉又活躍，更重要的是，它一旦成為一種政治聲音，就不是要支持或者反對議會政治中某個特定群體，而是要反對整個社會結構了。儘管威廉斯對工聯主義和英國工黨進行了深刻的批判，他卻看中了它所吸引的階級忠誠，認為這是能超越它的既定結構和意識形態的潛在力量。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威廉斯很高興地看見工黨內部出現了比較激進的左派，因為它尋求的是變革，而不是只是抓住現有結構不放。他後來成為《新社會主義者》雜誌的責任編輯。該雜誌是工黨全國執委會於1981年創辦的，當時正值1974年至1979年威爾遜—卡拉漢政府的鬧劇之後，工黨內部處於上升勢頭的右派暫時遭到了遏制。本書收集了威廉斯發表在由鑑別力強、充滿信心的詹姆斯•卡蘭主編的《新社會主義者》雜誌上的好幾篇重要文章。他在這些文章中抨擊了粗野的“游牧資本主義”及其工具撒切爾政府，讚揚了煤礦工人罷工中礦工社區表現出的異乎尋常的堅韌；在另一篇文章中，他狠批了左派繼續屈從於工黨那種特殊的聯邦式結構。在關於工黨是否應當向政治中心提供一個反對撒切爾的聯合政府的辯論中，威廉斯運用了與這一主題有關的大量時髦語言，一針見血地指出，工黨本身歷來就是一些社會主義者和具有大西洋主義、親資本主義的工黨右翼的聯合體：“無論提倡大的還是較小的（聯合體），實際上都放棄了為轉變信仰和輿論而進行的鬥爭。”在威廉斯看來，無論是致力於和中間派的聯合，還是繼續致力於和工黨議員的聯合，都意味著聚積在一個軟弱無力、毫無凝聚力的綱領周圍，背棄重新恢復和發展社會主義政治的重要任務。1987年6月，在接受特里•伊格爾頓採訪時，威廉斯告誡左派要注意工聯主義聯合體的妥協含義（見本書第七部分）。他強調指出，1987年選舉的經驗說明中間派正與工黨議員重新結盟。雖然他堅持認為“中間派的重新結盟不關左派的事”，但是他指出，如果這能導致選舉改革，就能打開一條通向“社會主義者、綠色和平主義者、激進的民族主義者實行某種聯合”的道路。威廉斯認為讓工黨“整體上”變成社會主義政黨是個不切實際的目標，它不斷導致左派保持沉默。但是他知道，任何新型的社會主義形態都必須建立在工人階級及其社區的抵抗潮流之上，在撒切爾執政期間，這股潮流在勞工運動內部和外部都得到了發展。威廉斯不接受傳統的工黨左派政治，他並不認為英國的政體結構是社會主義行動的必要地平線。他極力主張與歐洲其他地方的社會主義者聯絡，希望看到社會主義能夠挑戰那些構成英國政體的原則。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他就經常到威爾士黨組織的各種活動中發表講演，證明他支持威爾士民族主義政黨的激進化，證明他對中央集權的英國政體的職能深表質疑。1982年威廉斯發表了觀點大膽的綱領性文獻《民主與議會》（見本書第七部分）。這本小冊子是由社會主義協會發表的，它不僅指控英國公共行政工具的詭秘和等級結構，也指控英國國內政治代表體制所具備的中央集權、寡頭政治和歧視等特點。威廉斯認為，準確、公平地代表選民各種政治觀點的選舉體制是最基本的需要。因此按比例分配代表並打破頭重腳輕的西敏寺體制是社會主義倡導的體制的重要補充。他在這本小冊子的結尾部分提出了國家民主化的全面綱領，認為它是控制經濟和文化進程的必要前奏。作為社會主義者，威廉斯將具有持續的影響，其中的一個原因從這些干預文章中就能看到；此外，從他對真正民主社會的文化和政治相互伴生所給予的耐心關注，從他對探討很有必要的、有關製度革新的實際問題的意願中也不難看出。雖然威廉斯在這裡具體提到的是英國各種機構和英國政體進行民主轉變的必要性，這些干預文章也適用於更加廣泛的相關問題。在講英語的國家，政治代表性是在“得票最多者當選、勝者包攬一切”的基礎上組織起來的；這就勢必會產生奇怪的聯盟，阻礙激進的新政治力量的出現，束縛公開的民主辯論的發展。這本文集的讀者很快就會發現，威廉斯的政治思想既非一成不變，亦非離經叛道。但令人驚嘆的是，他始終關注著主要問題。在《文化是平常的》發表二十年之後，在《你是馬克思主義者，對吧？》一文中，威廉斯重新定義了他與馬克思主義、與“漫長的革命”的關係。他說他比較傾向於把自己看成一個革命的社會主義者或共產主義者、歷史唯物主義者，而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使用“馬克思主義者”這一術語給人的感覺要“比共產主義者委婉一些”，但是他堅持認為把成千上萬人參與的傳統歸結到“一個無論多麼偉大的思想家身上”都是不對的。另一方面，他毫不猶豫地接受歷史唯物主義的各種基本命題，毫不猶豫地對他所說的“文化唯物主義”做出了傑出的貢獻。歷史唯物主義幫助社會主義者看清是什麼東西在阻礙被解放的人類力量的成長：“不只是選舉中的敵人或傳統的敵人，而是一個敵對的、有組織的社會結構……”要挑戰這個敵對社會機構，只有通過倡導不同於費邊式或斯大林式傳統的大眾民主政治——這就不可避免地會與被壓迫、被剝削階級內部的資產階級霸權的根源進行較量： 從我自己的思想和經歷中，從我對其他人生活的觀察中，我了解了合作的經驗，我了解了霸權的現實，我了解了一個特定社會的情感結構的飽和能力。在我們一生中，只要盡了努力，就能發現自己身上、自己內心深處一層一層的異化結構。在這裡，威廉斯並沒有把意義的文化構建與物質生存的緊迫壓力相對照，因為即使在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中相對富裕的工人，也感到這樣的壓力： 我認為有組織的工人階級要進行必要的經濟鬥爭。我認為這仍然是我們社會中最具創造力的活動。我在幾年前就說過，那些偉大的工人階級機構是具有創造性的文化成就，同時也是不可或缺的首選政治鬥爭手段。但是……我知道有一種和文化霸權本身的進程相關的非常重要的工作要做。我認為必須通過持續不斷的啟智和教育手段，從總體上和細節上打垮資本主義社會產生的意義和價值體系。這是我所說的那種“漫長的革命”的文化進程。我把它稱為“漫長的革命”，意思是說它是一場真正的鬥爭，是有組織的工人階級爭取民主和經濟勝利的必要鬥爭的一部分。確實，人們在斗爭中、在行動中是會變的。要改變像情感主導結構這樣深層的東西，只能通過積極的新體驗。但……一個成功的社會主義運動不僅是一場實際的、有組織的運動，也將是一場富有情感和想像的運動。即使在瑪格麗特•撒切爾第二次大選勝利之前，被廣泛認可的左派在學術文化中的進展與“新右派”在大眾文化中的入侵之間就出現了明顯的巨大差異。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威廉斯在文化研究領域躍居重要地位，而與此同時的二十年中，馬克思主義歷史編撰工作也碩果累累，在哲學、政治學、社會學和普通人文科學中出現了許多重要的馬克思主義著作。但是，在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在學術界的影響日益增大的同時，撒切爾主義也在保守黨內部鞏固了自身的控制，進而控制了全國的政治。威廉斯在《未來階段的種種問題》一文中指出，儘管撒切爾的保守黨實際上從未得到過大多數人的支持，但是英國政體的奇特性質卻使它有了特別的優勢。此外，80年代的英國之所以受到特別的經濟和意識形態壓力，是因為70年代工聯主義的種種失敗和撒切爾主義“動態私有化”的幻象，及其掩人耳目的、不平等的、花了巨大社會代價買來的消費者滿意度。威廉斯對這些輕易得到的信譽和輕易造成的失業，對違背仍然由社會決定的意識並使之個體化的種種複雜手段提出了質疑，這樣的質疑說明他早就意識到有各種不同的大多數，意識到還有另一種組織原則。威廉斯從來不滿足於為自己得出結論或者確保這些結論在學術界得到認可。《關鍵詞》（1976）一書的出版，說明他深化了自己關於意義的文化構建的論點，也使他的發現能為更多人知曉。威廉斯研究了“個體”、“社會主義”、“資產階級”這些術語的歷史，甚至（也許是專門）對那些認為這些術語並不難理解的人們指出了其中存在的問題。威廉斯在《咬文嚼字：煤礦工人大罷工的幾個關鍵詞》這篇文章中指出，社會主義者必須闡明煤礦工人鬥爭中的這幾個關鍵詞，學習那些堅持罷工鬥爭的男人和女人們的大量集體經驗： 在這些充滿危機的社區中，存在著正在復甦的社會主義的生長點：這不是個別案例，而是帶普遍性的案例。由於這裡存在著多樣性和對多樣性的尊重，所以新的大眾力量正在形成，並在尋找有效的政治表達方式。從細節上看，這將是一個長期、困難的過程，但是煤礦工人在尋求保護自身利益，他們概述了總體利益的新形式，向“管理”、“經濟的”和“法律和秩序”這幾個具有摧毀力的關鍵詞發起了挑戰，​​因為它們掩蓋了資本主義在一個不計後果的新階段的真實運作。1986年，威廉斯在《新左派評論》上發表了一篇講稿，指出左派在教育，尤其是成人教育中所取得的實際進步，但同時也指出了它所採取的某些自我孤立的理論程序和政治口號。在尋找打破文化包圍和服從的方法時，威廉斯問道： 難道我們不應當以挑剔的眼光看一看如此眾多的組織形式及其理論與著作嗎？它們只不過是在超越它們的、不加區別的文化背景下，基於其自身的否定言詞和封閉形式而已。一種思想的理論形式產生了對撒切爾主義的總體分析，在歷來比較複雜、極不穩定、瞬息萬變的社會情景下，這種分析使人產生絕望情緒，放鬆政治警惕，這難道僅僅是一種偶然？難道小資產階級理論家為適應短期形勢而進行長期調整的做法就永遠不會結束？或者，針對近期的幾種藝術形式，我們可不可以再次提出這樣的問題：難道貶低被剝削者的人格不就是在延長剝削者手中的契約嗎？……通過實際的和可能的階級關係，能夠造就新的藝術和理論，而在共同尋求解放的過程中，這種關係的中心問題則具有新的、在某種程度上空前的複雜性……威廉斯給我們留下了許多問題，其中有些問題令人不快，而更多的則是比較寬泛的分析，不是一讀就懂的。他也給我們留下了許多標記，指出答案可能在哪裡——就在他那些經典的文化批評中，就在他對過去和未來的人們所表現出的堪稱典範的責任感中，而這些在本書所收集的他的許多論述和乾預文章中都能發現。羅賓•布萊克本《新左派評論》，1988

《希望的源泉》试读：第一章 传媒与社区

传媒与社区 1961 近年来出现了非常活跃的激进抗议活动，针对的是我们社会中传媒的某些错误、传媒的某些滥用以及对我们文化的某些明显的歪曲。这些问题得到了广泛的讨论，并有非常多的文字记载，我不希望再次专门提到它们。因为我的印象是，这个抗议活动现在面临着一堵坚实的墙。开始的时候只要发生一点事情，只要有人想去抗议，兴奋情绪就会出现，经历了对开始那些小冲突的阵阵兴奋之后，我们现在正逐步接近现实，并且逐步意识到，如果要使这样的抗议有意义，就必须正视眼前的这堵墙。 即使审视这堵墙也是很有趣的事。从根本来说，墙上的石头就是权力。在我们的社会中，如果最终不讨论权力问题，就不可能讨论传媒和文化问题。权力可分为现行机构的权力和日益增强的金钱的权力，而在整个社会中，钱的力量造成了一些非常强大的传播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堵墙非常自信，正饶有兴趣地看着我们这些在它前面小打小闹的小丑。 感谢主席，他说我的朋友理查德•霍加尔特以及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一些人都是英国文化中的重要人物，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说法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在英国文化中，重量级的人物是罗伊•汤姆森先生、塞西尔•金以及诺曼•柯林斯。相比之下，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他们对英国文化的影响比我们要大得多。要从这堵墙下面站起来，要意识到它的高度，就要尖锐地提醒自己：你有多大的能耐，你目前在什么位置，你必须干些什么。 然而，现在不仅是这堵奇怪的墙，这些代表权力的石头。因为把它们凝聚起来的是一个奇怪的东西，即奇怪的、反对理论的英国氛围。最近我对此深感惊讶：现代英国人的思维中有一种内在的理论恐惧——人们觉得有这样的恐惧也不错，感到洋洋得意，所以它就更加危险。英国人喜欢讲究实际和具体的东西，于是这种对理论的恐惧就被理性化了。对这种英国式的嗜好，我的体验是，在大多数时候，他们都沉溺于其中。因为在某个时候，在考虑这种问题的时候，你必须超越那种随心所欲、大而化之的评论，超越那种附带的观察和批评，可是迄今为止这个文化批评运动一直就是这样。你必须超越它，要从某种理论的角度来认识，看清正在发生什么，解释正在发生什么，当然还要有未来发展的方向感。 我确实有这样的感觉：在大约一代人左右的时间里，有些人心安理得地对被他们称之为大众文化的东西进行乐此不疲的批评。这几乎成了一种职业，对这种地位的结束，他们也许甚至会感到有些遗憾。假如没有《每日镜报》，没有独立电视台，他们就不可能进行那些俏皮的、随机的评论。他们的地位得来很简单，把持也很容易，我认为这种态度和这些人是权力石块之间的灰浆，因为他们抱定了这样的态度，所以什么变化都不会发生了。附带的批评、随机的评论动不了我们面前这些困难一根毫毛。我们绝对需要找到一种传播理论，并弄懂传播与社区是什么关系，与社会有怎样的联系，明白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传播体系，它们如何向我们报道这个社会，我们能看到的未来的合理发展方向是什么。我们只有通过理论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只有通过抽象才能在某种程度上做到这一点，而抽象是现在英国人头脑中决心要排除的几个怪物之一——只要把“抽象”这个词读出声来，就感觉到它的不好。我觉得有责任详细弄清正在发生什么以及自己的体验。体验包括思想，思想包括抽象，而抽象实际上是人类思维中了不起的活动之一。你能清楚地观察到具体事物、直接细节，但是如果没有抽象，它们将永远是一个特写镜头，你无法真正进行解释，也无法真正加以改变。 我们已经到了必须进入理论、必须进入抽象的地步。我们可以感到高兴的是，另一项工作已经完成。我们希望它将来继续有人来做，希望人们继续进行目前已经很普遍的附带式批评。如果我们是认真的，现在就必须超越这一点。我认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因为要理解传播确实决非易事。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接受了有关传播的一些思想，我认为这些思想总体上是对我们的误导。我们认为它是在重要事情发生之后的一种活动。不妨这样说，传播是事件发生后的新闻，是重要事情发生时的信息传递。传播是第二位的，就像人们认为艺术是第二位的一样，是一种边缘活动，因为首先要有真实的生活，然后才有艺术。首先要有现实，然后才有关于现实的传播。但是这种观点从总体上来说是一种误导，如果我们不在这个层次上对它加以纠正，我们就不可能对其他任何东西进行纠正。我们首先必须努力看到，在我们的头脑深处，在我们的社会形态中，就存在着某些传播模式，而我们意识到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些传播模式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它们是人为造成的，是可以改变的，是随时可以批评的。此外每一代新人都必须重新学习这些模式。 最近一些神经学家对传播进行的基础性研究给我印象很深。他们对我们说，我们甚至有必要学会如何观察：如果我们还没有在头脑里建立任何解读规则，只要睁开眼睛，世界就在眼前，可是我们认为很普通的视觉活动却不会发生。眼睛不是照相机，即使是照相机，也是结果有待开发的照相机。这样的开发要由人脑来完成。当然，人脑是经过无数代演变才形成的，但同时也是在我们的儿童时期和长大成人时期形成的，是根据我们社会的各种规则，在我们所处的各种关系中形成的。这些规则在很大程度上继续决定着我们能看见并能形容的事物。 我们研究传播必须从这样一个基础层次上开始。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出生在一个现成的世界中，他们与这个世界有着正常的关系；认为他们对世间事物的描述完全是个人的选择，而且还认为传播首先是在个体之间进行的。确确实实，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传播都是在特殊个体之间产生的。我们都学会了思考这个问题的方法，可是这些方法使我们无法把问题看清。实际上，作为个体，我们所有的人都生活在一个社会中，在这个社会的种种规则中长大，然而这些规则影响很深，它们包括一些观察世界的方法以及探讨这个世界的方法。人们不断降生到一个社会中，看见展示在面前的东西，被告知该如何谈论这些东西。可是，后来——而这也是最根本的——在成长过程中，我们就有能力把一种规则与另一种规则进行比较，把看到的一种事情的结果与另一种事情的结果进行比较。我们有能力进行独立的批评。我们也能发现新的东西——这是最困难但也是最有趣的事情之一。我们可以学会用新方法来观察事物，用新方法来描述它们，并向其他人进行传播。如果我们的社会不先对我们进行训练，不把我们的思维装备的很大一部分给我们，我们就不可能开始这个进程。当我们作为个体能够重新回顾这件事情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试图以新的方式观察这个世界，以新的方式讨论这个世界，这部分的学习和传播是同样重要的。 每个社会都有传播体制，可是我们最初也许根本就没想到它们就是传播体制。有一个很好的例子，那就是我们生活的地方的某些明显特征。想一想，对于我们所生活的地方，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用某个标志性建筑、某座小山、某种自然或者人造的地貌特征来表达呢？我们觉得，这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生活在那个地方、那个建筑附近、那种地貌特征附近的意义，我们往往觉得自己属于那个地方。人类某些最深层的情感就是对那种地方的情感，因为这总归是他们的社区、他们的社会。然而，小山丘并没有说什么。当然，那座建筑物是专门建造的：把它建在那里，往往是为了表达这个社区的自身存在感，表达他们共有的某种价值。由于它将长期存在，它会继续表达这样的价值，后来的人看见它，能从它那里得到其建造者赋予它的同样价值。如果他们用不同的方法来看它，有时候或许能得到一种新的价值。但是，这些东西就在那里，就镶嵌在那个人们觉得属于某个群体、属于某个社区、属于某个社会的建筑中。 当然，后来有了比较正规的传播体系：这个群体的语言以及所有的机构（宗教机构、信息机构——有时候是指挥机构、劝说机构、娱乐机构、艺术机构），所有传播体系都以几乎同样的方式——在简单的社会中，这些都一目了然——在那个社会成员的心目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只要看一个社会的传播机构——人们相互间如何看待，他们觉得什么最重要，什么要予以特别强调，什么可以忽略——就很容易看清那个社会的人际关系。 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不能认为传播是第二位的。我们不能把它看成是边缘的，也不能把它看成是事情发生之后才发生的，因为我们自身的现实、我们社会的现实都是通过传播体系才形成并得以解释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写关于传播文章的人成了社会批评家，虽然从某种意义上他并不想这样。他开始写的是关于语言的使用，或者关于报纸、电影、现代大众小说，或者关于戏剧或电视。你继续听下去就会发现，他所谈的根本不是什么第二位的活动。他在谈社会，他在用另一种方法看社会，他也许正在发现与社会有关的、但用老的政治和经济描述方式根本发现不了的事情。我不想贬低政治和经济描述的重要性，但是这种方式有时候也许舍弃的东西太多。人们相互之间以怎样的方式说话，在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的问题上他们遵循怎样的常规，在保持相互接触的机构中他们对这些问题怎样进行表述：这些事情都很重要。它们对个人来说很重要，对社会来说同样很重要。当然，在我们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中，这种情况很容易被忽视，很容易把报纸、电视或者广播作为孤立的事物来进行探讨。这就是我为什么在一开始就提出那种批评，因为这项工作很多都是随意的、分散的、大而化之的。因为我们研究传播体系的最终目的不是对它说三道四，而是要以新的方式来看待我们在这个复杂的社会中的种种关系、这些关系的走向及其可能的未来。 为了描述我心目中的我们这个社会的这些模式，我想先介绍并描述一下对我们可能会有所帮助的术语。传播有一些根本不同的组织方式，如果我能对这些方式进行描述，并把它们浓缩成某些我将来可能提到的术语，那就会有所帮助。在我看来，在一个社会中，组织传播的方式大体有四种，即独裁式、家长式、商业式和民主式——我将分别加以论述。 对独裁式的描述也许最为简单。人们认为，在独裁体制中，统治集团——必然是少数人——控制着社会，它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渠道保持对社会的控制，使人们的行为和思想符合那个体制。它将确保所有传播机构都处于它的控制之下。它将排除可能妨碍独裁体制的各种思想。对于任何企图建立自己的传播体制的个体和群体，它都会做出强烈反应。独裁式传播体制的本质是垄断——不是唯一的垄断，而是那种垄断——不仅垄断控制权，而且垄断通过控制来获取的东西：一种观察世界的方法，一套价值观念。 大多数的社会都已经经历过这种独裁阶段；有些社会依然处于这个阶段。这个阶段往往会造成非常整洁的文化；这种文化容易描述，因为它只强调一种思维和感觉方式，比较容易辨别。采用这种集权方式，它甚至能获得一定的力量——我是作为这种体制的坚定反对者说这种话的。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一种邪恶的制度，因为它否认关于人类及人类生活方式的一些事实。到最后，它总是基于一种傲慢的假定，认为事实是尽人皆知的；认为只要把事实真相传播给其他人就行了；认为对事实的种种威胁都是危险的，对事实的种种批评也都很危险，所以为了大家的利益，应当消灭这些威胁与批评。几乎所有的独裁体制都用上述理由为自己辩护。不仅“我们是少数，你们是多数，你们能看什么将由我们来决定”，而且“我们是少数，但我们知道什么对社会整体上有好处，所以我们要保护这个社会，反对那些坏东西”。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也有这些东西的残余，但是不多了。如果你看一看世界，你就会发现有许多不同的体制，包括许多非常强大的体制，它们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这样的独裁体制。 我把第二种体制称为家长式的，它在很多方面与独裁体制十分相像。家长式的体制是有良心的独裁体制。它们的实际不同在于统治集团对大多数人的态度。在独裁式的体制中，不管怎么说，统治集团是把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当成臣民来对待的。在家长式的体制中，统治集团把大多数人看成是落后、贫困的，有很多特点像孩子，在许多方面是不幸的、能力不足的。但它从根本上来说对人民有（或者自称有）一种仁慈的态度，而且总是希望（当然非常缓慢是不可避免的）自身的优势会消失。这种家长式体制有许多优点。它肯定是非常负责任的体制，掌管这个体制的人对于像职责、责任还有公共服务这样的思想都有强烈的意识。正因为他们对这些东西有强烈的意识，正因为他们常常为这样的思想献出自己的生命，所以如果有人说他们的体制不是理想的体制，他们就会暴跳如雷。由于这些都是他们精心搞出来的，所以他们必须小心谨慎地带领那些落后的人们前进。如果那些人当中有人站起来说“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们就会以明智而坚定的家长式声音说：“不，还没有；过一段时间再看那样的东西，或者看我们的版本，或者说你正在经历一个阶段，当然过一段时间你就会回到我们的思路上来，年轻的时候，我们大家的思想都比较活跃”，或者诸如此类的话。 我来给你们举个家长式体制的例子；这也许比泛泛的描述更容易理解。我认为英国广播公司成立之初就是你能找到的家长式体制最好的例子，而且具有这种体制的所有优点和缺点。如果再追溯一下历史，你会发现它深深地植根于整个英国的贵族式传统之中：他们确实曾经把世界的其他部分，包括他们自己同胞中的大多数，看成是贫困的。他们对这样的贫困感到内疚（一个独裁式的统治集团就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但他们很清楚其他人将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们非常清楚，其他人肯定会变成和他们一样。这毕竟是每个社会和每个家庭都在奋力争取的，这也就对家长式体制造成了特殊的压力。与独裁者相比，家长式的人处境更加危险，更容易受到攻击，因为独裁者对世界所持的态度从根本上来说是僵化的，而且对人民总是比较厉害的。独裁者们会说“因为我们最了解情况，所以你们必须服从”，而不会说“稍等一下，你们就会理解的，先试试这个，然后试试那个，然后再回来问我们接下来该阅读什么”。如果说我太侧重于家长式体制的弱点，这几乎违背了我的意愿，因为我的确希望再次强调它的优势。这种体制确实导致人们的忠诚，确实导致人们艰苦努力地工作，确实经常引导人们去争取某些肯定的优势。然而，在某个阶段，仍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我一直想描述的某种危机。 现在来谈谈与独裁式和家长式截然不同的商业式体制。这是我们有必要非常深刻去理解的体制，因为从总体上来说这是我们现在的体制。如果我出生在两百年前，我知道自己肯定会反对上述两种体制，支持商业式体制。因为商业式体制认为：一个集团的人有什么权力来决定别人阅读什么，看见什么或者思考什么？至于他们的意图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还是为了提供某种善意的指导，以达到他们自己所希望的未来，那都无关紧要。为什么少数人竟然有这样的权力？让人民从总体上拥有自由。让我们拥有市场，我们不要垄断。一个人想写什么就让他去写，一个人想买什么就让他去买。一个人能说什么就让他去说。让人们自己选择是否去听。让这个东西公开。让它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吧。让我们摆脱由少数人控制整个体制的思想吧。 直到本世纪，英国传媒的全部历史基本上就是这种商业利益之争，或者说是利用商业手段来结束独裁式和家长式体制的利益斗争。英国的报业历史是一个反对各种形式国家控制的长期斗争史。从早期由皇家垄断印刷，到对报纸和广告课税，经历过贿赂、腐败、压制、迫害：这就是英国的报业史。直到距今大约一百年前的1855 年，对报业的最后一项课税得以取消，它才真正获得了自由。是人民说出了这样的话：“市场体制优于独裁体制和家长体制；最好的向导最终是市场”；实际上是市场取得了突破，建立起我们的各种机构以及我们关于传播的各种思想方法。 现在，每当我参加关于传播问题的讨论，我都觉得自己是在一台时间机器上，能听到一些类似1780年前后的人表述的论点，别无二致——也许有过之而无不及。人们对这些规则的了解非常透彻：国家控制是很糟糕的；我们应当让市场来决定。拿这个问题去问任何一个英国人，得到的都将是这样的回答。那么我为什么不把这一点作为我论述的高潮呢？我为什么不说这个体制已经达到完美了呢？唔，得出这样的结论将会是很了不起的抽象化，那我们不得不再看一些例子。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在这个组织方法中，究竟是什么使它最终成为一个糟糕的体制，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体制呢？这为什么是一个不好的体制呢？因为它虽然反对过独裁式或家长式体制，确立了出版自由和阅读自由，但最终却在进行新的控制。由于受到市场法则的束缚，它现在强调的已经不是允许说什么，而是怎样说才有最大的利益。 这就是本世纪我们面临的情况，在传媒的开放市场体制下，我们看到独立传媒机构实际上在萎缩，控制传媒的手在减少。我们实际上看到了传媒方面的权力在集中，尽管这已经开始使人们感到惊讶，但是我们并没有看见它有任何终结的征兆。那就是那堵完好无损的墙，因为即使人们看见这种权力的集中，也不知道说什么。因为沾沾自喜坐在这堵墙上的是我先前提到的那些人，他们说：“毕竟，要想有一个体面的传媒体系，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市场自由运作；你们总不想倒退到独裁式和家长式体制的年代吧？”如果找不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就不会有任何进展。 即使现在媒体变得很有油水，只有极少数人控制着我们的大多数报纸，只有极少数人控制着我们的广播和电视，而且这个人数有可能变得更少，但是现在还没有一个总体的答案。你可以找到真正起决定作用的人，他们不仅决定我们的报纸、杂志上刊登什么，而且决定什么样的报纸、杂志能够存在下去，你不仅可以把他们请到这个大厅里来，而且可以请他们到前排就座。如果在一个拥有五千万人口的国家中，它的传媒体制存在着这种情况，我们对最初争论的这种体制的优越性还那么有把握吗？当年在与家长式体制、独裁式体制相比的时候，它听起来是一个不错的体制，一个自由的体制，可是现在，用不同的方法观察，发现它已经产生了非常类似家长式和独裁式体制的结果。因为我们现在毕竟面临着一个非常实际的情况：一份有一百多万人购买的报纸可能在一夜之间被关闭，而它的读者和作者将永远不会再有人去过问。市场机制的思想在其早期曾经充满了各种个人主义、奋发进取和自由的口号，曾在许多方面有很大的吸引力，可是现在居然出现了这样的危机，这个危机不仅仅出现在报业，而且正在向我们所有的文化机构扩散，这确实是非常可悲的。 现在，在英国，我们仍然有独裁式体制的残余，我想这么说是公平的，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家长式体制的例子，我们还有一个作为主流的商业式体制，而且正在取得成功。去年秋天在老贝利（伦敦中央刑事法院）这种独裁式体制的残余就登台亮过相 ；它们在张伯伦勋爵的办公室亮相——它们散发出不可否认的守旧思想和毋庸置疑的陈腐气息；我们知道这些都是家族中的传家之宝，我们觉得它们不是1961年的型号。这意味着它们不会就此退出。这样的事在英国不会发生。但是你不能真的就这么举出这些例子说事：你看，英国有一个独裁式的传媒体制。这些东西还存在着，不能把它们忘了，但是它们是分散的，没有特征的，许多方面都在萎缩。 家长式的体制呢？好吧，再看一看英国广播公司。我特别喜爱那张1908年巴利奥尔成人教育的照片，照片上有个戴草帽的年轻人，是个辅导老师，站在草坪上，在他下面的长凳上——我很遗憾，这一点再现了这次讲课的所在地——坐着三个穿着得体的工人（当然没有他穿得体面），手拿铅笔，抬头看着他。我漫步于巴利奥尔、观察成人群体的时候，经常想起这张照片。我知道现在要区别学生与老师是根本不可能的，除非根据相反的衣着标准。我也知道，在一般的成人教育课堂里，如果出现这种身体上或精神上的接触，或者使这种接触保持长久，会发生什么情况。英国广播公司显然一直就像这样——里思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觉得有了这样强大的新体制，英国的美德和特点就全靠他了。所以我们对公共服务有很完美的想象，对道德有很完美的想象，对英国的星期天也有很完美的想象：从总体上说这种情调是显而易见的，但商业电视台的人最近不友好地把它说成是金色孩童情调，或者叫贵族情调，说他们将对英国人民进行教育和启蒙，但要按照他们的办法。 我想说的是，在现代英国的正常文化发展进程中，英国广播公司是个了不起的（不管其他方面怎么样）而且很幸运的例外。它之所以是个例外，是因为人们认为它对于国防和国家安全来说至关重要，而一旦涉及这些东西，就可以有例外。但是在过去一百年中，它是逆着我们其他所有机构的普遍趋势而行的。它是一座孤岛；十年前有谁会想到这是一座将来会被海水淹没的小岛，一座甚至会受到侵蚀威胁的小岛？人们觉得：呃，那是在英国。虽然这个公共服务机构有它的劣势，但是它还坚强地屹立在那里。他们已然忘了变化有多么快，因为实际上当有人提出搞商业电视并积极为它造势时，商业电视就通过了审查，好像英国的家长式体制就此随着大英帝国的旧思想一起荡然无存了。也许这不是悲剧吧。它至少让我们知道了自己究竟在哪里。它向我们表明，家长式体制有这个致命的弱点，即它知道对人民来说什么是最好的。因为这就是人们为商业电视进行的辩护；现在为它进行的辩护也是五花八门：“人民需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吧”，“为什么要让一个集团为他们作决定”，“为什么要让他们来为我们作决定？”于是，在批评家长式体制（当然肯定也那么在民主传播体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无疑，这样的传媒是属于整个社会的，如果它是健康的，它就必须依靠社会中最大程度的个体参与。传媒是人类成长的记录，它必须多样化。它必须扩散到许多不同的、独立的体制之中，然而，所有这些体制都必须具有足够的安全性以维持其自身的存在。它必须抛弃这样的思想，即认为传播是少数人教训、指挥、领导多数人的思想。它必须最终抛弃我们现在所接受的错误的传媒思想，因为这是那些对传媒感兴趣，但却把它看成控制别人或借以牟利的人的思想。 有一种可怕的思想，认为传媒中的大部分实际工作现在都靠广告商来完成，目的是找到更有效的办法推销广告客户的产品。同样糟糕的是，我们在谈论传媒时，所使用的术语几乎全部来自美国，而在美国的确有一些比较好的社会学，但还有大量没有根基、受雇于人的社会学。在那里是没有“影响”（effect）或者“印象”（impression）的，他们总是使用“冲击”（impact）这个词。甚至连“人民”也不是人民，而是“广大受众”，是社会经济群体，是标靶。这些术语中的锋芒，“冲击”这个词中的锋芒，“标靶”这个词中的锋芒，都属于那些有控制欲的人咄咄逼人的表达方式。但是，民主体制的基础是普通民众，他们应当把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不应当成为任何人的标靶。 我认为，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一种与商业式体制截然相反、与国家控制格格不入的体制。社会主义本应提供这个问题的答案，可是它现在做不到，因为在人们头脑中，它与中央集权和新闻检查密切相关。这不仅是敌对势力宣传的结果；这也是一个事实。我们必须找到一些方法，以便真正分散对传媒的控制，并真正打开参与的通道。我本人的观点是，我们不要再从全国性的体制上来考虑问题。我们当然也不要再考虑什么理想的全国性体制。相反，我们能不能进行这样一个简单的测试：在特定情况下，这样一种表达手段能不能被使用它的人所拥有？有些表达手段是可以的。如果你是作家，攒钱攒了一段时间，你就可以拥有一台打字机；如果你是画家，攒了很长时间的钱，或者省吃俭用，你就可以得到画笔，你就可以作画。对许多个体工作者，对许多个体画家来说，这些东西都可以为自己所拥有。在出现这种情况的地方，我认为，为了确保他们能得到更多必要的东西，这应当是公共责任——地方当局修建绘画工作室，然后租给画家们使用，或者举办各种展览会和艺术节。在这样的场合中，成人教育运动就可以一展身手，可以使艺术家在不受商业式体制干预的情况下把他们的作品拿来展示。但是如果你应用这样的标准——这样的手段能为个人所有吗？——你立刻会意识到，在这一领域的大多数地方，人们所应用的有些方式永远不可能是个人所有的，甚至不可能是集体所有的：一家报纸、一家广播电台、一家电视台，甚至于一家真正的剧院或者电影制片厂，或者一个电影放映网络。这些东西永远不可能直接被使用它们的人所拥有。至少，我现在还看不出来。在能做到的地方，那好。在做不到的地方，我们必须试行这种新的体制，传媒工具将由社会拥有，作为实际生产者的托管财产。所以不要以公有制为中心建立大型的中央组织，要鼓励组建各种独立群体，这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公共拥有的工具将租赁给这些群体。我说的是演员剧团，一家公共拥有的剧场可以租借给他们使用若干年。我说的是广播电台，也许它是当地的信托，但可以租借给职业制作人公司。我说的是报纸，我认为它最终必须由各种不同的组织对它实行某种形式的公有，但是它也可以租赁给愿意保证对报纸政策进行控制的记者工作群体。还有电影制片厂，可以长期租给独立的电影制片人群体使用。在公共所有制中，如有必要，都可以用这些方法，实行放权的总政策，把制片的决策牢牢把握在那些必须制作影片的人手中。因为，在我们任何一个传播体制中，无论与什么人交谈，问他们为什么它会以这种形式出现，他们会说：“不要问我，老伙计，它还没有出现之前我就说过了。”这个系统中的人敏感地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在他们和他们想做的事情之间有个东西，尽管它与任何一种自由都是格格不入的，但是他们知道他们必须服从这个东西。 我知道这个新的概念会遇到多少困难，但是我同样非常清楚，已经不可能再退回家长式体制，而商业式体制的运作显然也是不行的，但是却无法改革，因为它在坚守，而且必须坚守自己的原则：说出来有利可图的话才是可以说的话。所以我认为，无论有多困难，我们都必须设法使这个新概念的骨架上长出肉来，设法为一个民主的传媒体制进行细节设计。说实在的，我认为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做不到。人们善意地说，我们当中有些人已经有了突破，突破了那堵墙。我的印象只是擦破了指关节上的一点皮，我不是唯一这样说的人。我想说的是：我环顾四周，想看看阻力来自何方，结果发现它不仅来自那些即将失去很多东 西的人——那些积极的投机者，而且来自许多即将获得一切的人，可是这些人学会了一些关于传媒问题的教条，并机械地运用这些教条，这些人不太愿意直面我们现在的真实情景，但又希望一切都能像变魔术那样变好。我在20世纪50年代就说过报纸将会逐渐衰落，还说一些大报纸将会倒闭，我知道这种说法使人感到很悲哀。当《新闻纪事报》被关闭的时候，当一系列倒闭突然开始的时候，我百感交集：看见正在发生的一切，我感到很难受，但我也产生了一种轻松感，因为这件事终于明朗化了，这是在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显而易见的，是将要发生的，现在显然还将继续发生，这件事的轮廓已经很清晰，可供人们观察与思考。突然，我们的面前出现了这堵墙：终于清晰可见了。我认为现在到了我们拆除这堵墙的时候了。只要我们有勇气去尝试，我们就可以把事情办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