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賴和基金會主辦的2019台灣文化日文化行腳，五位青年明天將搭乘火車從清水到台中，緬懷1925年2月21日蔡惠如在台中入獄的歷史事件。我曾寫過長篇論文〈日治時期台灣「監獄文學」探析──以林幼春、蔡惠如、蔣渭水「治警事件」相關作品為例〉詳述這段過程，分析相關作品。明天下午2點從台中火車站出發，將由陳彥斌先生進行台中市區文協景點導覽，歡迎參加。
以下補充蔡惠如作品與報紙報導等文獻，給大家參考。
蔡惠如曾將此一經歷寫成慷慨激昂的詞作，發表在台灣民報上，非常震動人心:
芳草連空，又千絲萬縷。一路垂楊，牽愁離故里。壯氣入樊籠，清水驛，滿人叢，握別到臺中。老輩青年齊見送，感慰無窮。 山高水遠情長，喜民心漸醒，痛苦何妨。松筠堅節操，鐵石鑄心腸。居虎口，自雍容，眠食亦如常，記得當年文信國，千古名揚。
台灣民報也曾針對此一事件詳述報導，內容如下:
蔡惠如、林幼春二氏，應屬在台中刑務所受監，然幼春氏因病得延期受刑，而蔡惠如氏獨挺然於廿一日下午搭列車至台中驛，（在清水出發之際，沿途皆有佇立奉送，至驛送者約二百名，送至沙鹿者二十餘名，送至台中者三十餘名）迨下車時台中無數同志，迎住握手，各敘其別忱，復有盛鳴爆竹以迎其至。警官隨命其解散，然群眾不勝為之惜別，而不肯分散，亦不忍分離，堅隨其身邊，自停車場前，直透新盛街以至錦町，人眾絡繹於道，有連呼聲者，警部遂將魏朝昌氏檢束，其後放出。蔡氏先至台中病院訪林幼春氏，乃向台中地方法院檢察局。在法院前，民眾多數似築人垣，遂見警官無數奔到，更由警部命解散，蔡氏即赴檢察局，其後方入刑務所。時見蔡氏絕無狼狽相，氣色十分沈著，對人云：「予自已覺悟，故無所恐怖 。」
從這段詳細的報導，不難想見:七十多年前治警事件諸志士所代表的追求台灣人權益的行動，是受到當時民眾多麼熱烈的擁護。而惠如作品中的「清水驛，滿人叢，握別到台中。老輩青年齊見送，感慰無窮」等句，也正如葉榮鐘所說的:「蓋寫實也」 並無誇大成分。在《台灣民報》所載的同一則報導中提及：蔣渭水是二十日下午即出門，北部各地民眾沒料到蔣氏如此快速入監，因而不及相送，只好臨時群集到刑務所附近等候，警官見狀，命群眾解散，等蔣氏坐車快速至刑務所，諸友已不及見他一面。可見蔣渭水所受到的民心支持並無二致，但由於入監過於倉促，使送行者緣慳一面。至於蔡惠如則因為是次日從清水到台中報到，民眾爭相走告，才有機會自發性地聚集送行，共同塑造了台灣人權運動史上，戲劇張力十足、高潮迭起的這一幕『歷史場景』，而惠如的＜意難忘＞詞則以當事人身份，為這幕歷史場景留下情韻深長的文學記錄，值得再三咀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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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看到的報導，關於上星期六在台中文學館舉行我的新書發表會部分內容。照片中我的姿勢跟笑容，怎麼好像要唱歌仔戲?
可能我沒講清楚，記者誤把蔣渭水當成櫟社成員了。我是指他與林獻堂一起成立臺灣文化協會，共同從事民族運動，並不是說他是櫟社詩人。
可能我沒講清楚，記者誤把蔣渭水當成櫟社成員了。我是指他與林獻堂一起成立臺灣文化協會，共同從事民族運動，並不是說他是櫟社詩人。
2017.12.23 有幸參加廖振富教授在台中文學館的新書《以文學發聲：走過時代轉折的臺灣前輩文人 》發表 (忘記帶可攝影的器具，可惜.....)：
該場地附近，我家50年前租過屋，當時還有許多有花園的宿舍呢。
廖振富教授是台灣菁英的文學史專家，演講時，對故事如數家珍，許多前輩他多感謝 (如葉榮鐘先生先生留下許多作品可供研究；莊垂勝先生的加拿大後院看過去的景象美如樂園，讓人想久居(姑且不談還有許多訪談錄音等待整理)；一些前輩之間的道不同，卻能各說各話.....。
總之，內容很有意思。
總之，內容很有意思。
我只有一件事情要呼籲出版業，起碼做個簡單的索引吧。
廖振富
在歲末的時間夾縫中，明天上午10點，在家鄉台中文學館擧辦新書分享會，敬邀各位好友光臨指教。
12 月23日
有興趣
以文學發聲：走過時代轉折的臺灣前輩文人》新書分享會臺中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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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說玉山社出版公司讚
承擔時代的重量 《追尋時代：領航者林獻堂》結語
廖振富·2016年12月11日
霧峰林家萊園入口，有一對楹聯：「自題五柳先生傳，任指孤山處士家」，上聯提到的〈五柳先生傳〉，是著名隱逸詩人陶淵明的自述文章，下聯「孤山處士」則是指宋代著名隱士林和靖（林逋）。這對楹聯彰顯萊園主人堅持操守、不隨俗俯仰的懷抱，也融合儒家「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思想。然而以林獻堂一生的事蹟來看，他所展現的當然不是古代隱士獨善其身的行徑，而是積極入世的承擔精神。
林獻堂出身豪門世家，他的祖先在清領時期以拼鬥精神強勢累積土地，甚至多次與其他豪族爆發激烈衝突，血跡斑斑。兩位伯父：林文察戴罪立功卻戰死沙場，林文明與官府產生巨大矛盾而慘遭殺害。而他的父親林文欽，似乎已體悟到依靠武力起家終究難以持久，曾中過舉人而蛻變為地方仕紳。他的堂兄林朝崧、姪子林幼春、林仲衡都以擅長寫詩著稱，進而共組詩社，切磋文學。耳濡目染之下，林獻堂也逐漸養成對文學的愛好，以及少年老成的穩重性格。
他的人生黃金年代，都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度過，如果他選擇一條與多數當時仕紳階層相同的路，與統治者保持密切合作，將更能確保他的社會地位與龐大產業，但他卻選擇一條比較艱困的道路，領導民族運動，為改善臺灣人被殖民的處境而奮鬥大半生。從激進或階級立場來看，林獻堂被認為是溫和保守的地主階級，但如果我們設身處地體會他的處境，林獻堂當然有其出身與知識背景的限制，而他的個性有難以避免的弱點，甚至也曾退縮躊躇過，但觀察其一生作為，持平而言，他已經在時代與社會條件的重重限制下，盡了最大的努力。尤其，他戰後並不為國民政府所喜，最後遠走他鄉，病逝日本，遠離臺灣以全操守，成為臺灣人近代悲情的一個縮影。
總結林獻堂的事功與人格，他堪稱是一個人格者，一個舊社會出身卻極具涵養的紳士。除了領導民族運動，他積極鼓吹臺灣文化再造，致力栽培人才，長期對文化藝術與文學事業奉獻心力。他難免也有凡人的缺失：會有情緒失控的時候，也會因家庭紛爭而生氣，也會對同志失望、不滿。從日治到戰後，不論社會運動、政治場域他都曾遭受誣衊打擊或羞辱，然而他仍挺身熬過多重考驗。政治上的林獻堂，也許並不成功，也缺乏像蔣渭水般的英雄色彩而引人矚目，但他的堅持與努力，卻更需要長期的堅定意志，值得當代人給予更多的關注與掌聲。
從更貼近一般凡人的角度來看，他喜歡旅行、登山、泡溫泉，更熱愛看電影，懂得欣賞美女與才女，曾對影星李香蘭的美麗傾倒，晚年愛看電視的摔角與相撲節目，這些活生生的樣態，其實也都與你我無異。從這個面向來看，我們就不難理解：何以立身謹嚴、終生堅持不娶妾的林獻堂，為何在晚年也會不小心出現婚外情。我們無須誇大其事功，過度美化其人格，但也應肯定其努力，尊敬其操守與堅持，為後人塑造一位有為有守的舊世代人格典範。
本書撰寫接近尾聲之際，因偶然在臉書看到一則朋友貼文，分享呂赫若小說集《清秋》的幾張照片，赫然發現：該書封面題字竟然是出自櫟社社長傅錫祺（1872~1946）之手。他們是潭子同鄉，呂赫若（1914~1951）是晚輩，他結婚時，傅錫祺曾應呂赫若的父親邀請出席婚禮，呂赫若與傅錫祺長孫傅雄飛是交情頗深的好友。本書出版於昭和19年，也就是1944年，誰料得到，二戰結束數年後，呂赫若走向革命之路，最後英年早逝，命喪石碇鹿窟山區。
傅錫祺與呂赫若，兩位分屬不同世代的台灣文學家有此交集，我因而聯想：林獻堂是否曾與呂赫若，一位是日治時期民族運動領袖，一位是有「台灣第一才子」美稱的作家，兩人否也有過交會？翻閱林獻堂日記之後發現：1944年11月4日，有以下記載：
工藤好美者，台北帝大助教授也，十時餘葉榮鐘、楊貴、呂赫若與之同來，攀、猶、雲、文環、磐石俱出相會，攀龍導之遊萊園、觀大花廳，午餐後乃去。
這則語氣平淡的記事，主要人物是臺北帝大文學教授工藤美好，其他人都是陪客。而這可能是目前可見林獻堂與呂赫若曾晤面的唯一資料，這一年呂赫若剛出版小說集，在臺灣文壇聲勢如日中天。而包括張文環、楊逵（本名楊貴）、葉榮鐘幾位台灣作家，以及林獻堂的三個兒子齊聚一堂，也堪稱百年來萊園人文薈萃的另一則證據。
不過引發筆者深層感懷的是，與這次晤面相隔不到10年，臺灣在世局牽引下，被迫捲入時代狂瀾，因而發生了驚天動地的大變化。而上述諸人的命運與選擇，也無法置身於亂流之外，雖選擇與命運各異，但悲憤與痛苦則一。1945年8月二次大戰結束，臺灣結束為期50年的殖民統治，1947年2月爆發二二八事件，1949年9月林獻堂遠走日本，晚年在異鄉度過7年悲涼而淒苦的歲月。同年，楊逵因「和平宣言」而被捕入獄，被遣送綠島服刑，前後12年。1948年，呂赫若從文藝青年蛻變為左翼革命家，在風聲鶴唳下，開始他秘密與躲藏的革命生涯，據說1951年在石碇山區被毒蛇咬死，至今屍骨無存。葉榮鐘在二二八事件後離開公職，在林獻堂去世後發憤著述，以保存臺灣歷史記憶為職志。張文環（1900~1978則選擇噤聲不語，停止寫作，直到晚年才又出版日文小說集。
這些人，這些事，都發生在並不很久以前，這既是一群臺灣文藝菁英的故事，也是一頁頁淚痕與光影交錯的臺灣現代滄桑史。而隱藏在這些史料背後，還有更多值得認識、閱讀的故事，等待更多有心人撥開重重歷史迷霧，與堆積的灰塵，去挖掘、探索。或許我們可以從中尋求啟發，指引當代臺灣人思索未來的道路。（2016年11月9日，在國立臺灣文學館完稿）
精裝 / 21*15cm / 265頁 / 部分彩色 / 中文
叢書系列： 東亞文明研究資料叢刊 9 (此書系定價極廉，像本書定價： 250 元，實售200元......)本書似可取代絕版的"蔡惠如和他的時代"一書(東亞文明研究資料叢刊5)
http://www.press.ntu.edu.tw/?act=book&refer=ntup_book00706
廖振富
蔡惠如哀辭 連雅棠
嗚呼惠如死矣。惠如之死，出余意外，故余視其病，潸然流淚。及見其逝，放聲大哭。至今思之，猶有無窮之慟也。余之識惠如也，在二十五年前，其時惠如尚少，余以為豪華子弟爾。迨聞其議論、觀其行事、審其待人接物，而後知惠如為倜儻慷慨之士，不可以繩墨度也。惠如志大才大膽大，而心小慮周，又足以濟之，故疊遭挫敗，氣不稍餒，再接再厲，操縱自如。余以為必有成功之日，而今竟死矣，哀哉。
惠如之經營實業，奔走政治，事跡在人耳目，余不言。言其私，先是余寓臺中，與惠如同居瑞軒。余妻又與惠如之妻少同里閈，兩家兒子亦嬉戲如昆仲。交情日深，而道義愈篤，臺中為余第二之故鄉，又多友侶之周旋，居之甚樂。乃十數年來，一哭癡仙， 再哭悔之，今又哭惠如。故舊凋零。思之悽咽。顧惠如之死。不死於鰲峰。不死於榕城。而死於臺北。而余亦適居於此。豈余兩人之情義尚有最後之一訣耶。嗚呼痛哉。雖然惠如死矣。而尚有不死者在。余將綜其平生。書之簡策。以詔來許。則惠如可以不死。而今竟死矣。哀哉。
2017.12.25
廖振富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
Joy Luck's Mirror Garden
《嗨!妳好嗎？》-Part 1
錄像,複合媒材
蔡海如從小以畫畫做為逃避外界的避難所，也遵守被告知不對同學外人說家裡父親的事。成為母親之後，不同於自我滿足的過往創作模式，逐漸把創作內容當做為拓展自身與外界溝通、連結的介面。近兩年她才開始在一些契機之下正緩慢面對那塊家中禁語的部分，以藝術為踏腳板出發，同時也探得解決的路徑和自我療癒的功能。
「我希望在這個二代女展覽中對自己從小感受的陰影可以直白一點表現，透過影像內容再現某些這樣身分下的姊妹們曾經有過的某些遭遇和感受。...訪談與意象畫面交錯的紀錄片是我想做的，目前由於時間因素，只能完成初步階段。」(文/蔡海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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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蔡海如，從小立志當畫家，畢業於國立藝專國畫組，法國瑟基藝術學院肄業，一直從事藝術創作，目前也擔任母職。隨著中年目光焦距不斷來回在近身親愛的新生命成長和不斷老化逝去的長輩之間，近兩年才開始能夠近身處理白色恐怖過往歷史相關的創作內容。不管「我」在獨立個體、女性照顧者或家庭與社會之中，流變成何種幻影或實體狀態，但終究存在樣態的根本結構，還是會來回折返於原生家庭當中的種種。儘管在父親回家後我也成年了，就算常常和他在餐桌上喝酒聊天講到後面總是爭吵翻臉收場，但兒時曾是我心中僅次於「神」那般的精神啟蒙人兼遠距書信好友的認知並不會消失。還有持續用心用力把大家都凝聚在一起並照料小孩和工廠都好好長大的─我偉大的母親。她讓我從小便心疼希望能夠一直保護她，但卻又是在我階段性經常出現意欲掙脫的傳統女性典範與那些的規訓束縛來源。
我的父親蔡意誠1927年出生於台中清水。日本時代畢業於台中一中，自小聽聞他的祖父蔡惠如相關事蹟心存景仰，喜愛思考閱讀與哲學思想亦傾向社會主義。1947年二二八事件之後曾為營救短期身陷牢獄的父親蔡珍曜奔走，未料1950年自己也因先前參加讀書會以及加入地下黨活動，便成為政治犯入獄長達近14年。回來之後進入四維公司工作並晉升到業務經理，與母親結婚後亦自行創業，生下三個女兒。1976年公司正要有新階段的發展時，再度因匪諜案牽連入獄10年，期間與之後母親不離不棄和全面承擔奮鬥，加上父親常講的「一個員工後面就是一個家庭」，出獄後決心徹底轉向以既有印刷事業的發展，做為他能為社會、眾人、家庭，甚至難友做最直接有力的回饋與照顧的方式，這樣的理念即便至今仍舊念茲在茲。
母親蔡李玉霞於1944年出生於台南善化清寒家庭，她父親從做木工到務農，家中二男四女，母親排行老三，自小靈精聰慧，勤於家務並照顧弟妹，上學時連僅有的一雙破布鞋常常不捨得穿赤腳上學。小六時一邊當校工一邊完成學業之後，便開始外出就業。曾在台南紡織廠當日夜輪班的女作業員，之後上台北工作幫人織毛線才與父親相識相戀而排除眾議成家。在父親再度出事之後，一肩扛起所有照顧的職責，她常說「一切事要能成功，都必須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母親這輩子都在為她自己和周遭所有的人做這些努力，我們也都得到她全力的庇蔭。
「白色恐怖」的扭曲影響和糟糕情境，當然也陸續出現在我們家庭這一連串生命之歌的重要變奏當中。可是兒時的我所記得的很大部分都很歡樂，也是至今我們家人聚在一起吃飯時總反覆愛聊的回憶。包括爸爸被抓之前，每到周末常常出遊以及在爸媽房間裡我們小孩都會有小小家庭演唱會，被抓之後的周末就改成期待大嗓門又很會講故的大姨媽和大姑丈的出現，舅舅最愛帶我們去吃好料的,總要大家「薩齁霸」(台語)。就連每次前一晚媽媽要帶去看守所給爸爸的菜色準備和如何將酒藏在其中，都是當時圍在桌旁等吃的小孩會覺得好玩的事。還有工廠和住家不分地，周末眾人一起刷地板沖水和赤腳乾淨涼爽的感覺和歡笑聲等等。
若說有傷心和很深的孤獨與不安，甚至曾經出現過真的不知如何是好的恨意和種種懷疑，確實都是從我升小三那個暑假爸爸不見了之後才開始，直到長大成人，還是常需要不同程度的努力來和那些反覆跑出來的滋味奮戰。事發當時媽媽騙我們說爸爸出國了，但時間一久，我問她「是不是爸爸拋棄了我們？」。家裡氣氛和大人們的怪異談話，媽媽深夜床邊哭泣的背影。直到我像偵探一樣在家裡搜尋才發現一張張寫著我爸是匪諜的報紙剪報之後，媽媽開始叫我到學校不准跟別人說，連老師也不可以！於是「爸爸出國」的藉口便一直沿用到了我藝專畢業去法國念書之後。
這些大概就算是我與白恐有關的成長背景簡述了。
廖振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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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振富·2016年12月11日
霧峰林家萊園入口，有一對楹聯：「自題五柳先生傳，任指孤山處士家」，上聯提到的〈五柳先生傳〉，是著名隱逸詩人陶淵明的自述文章，下聯「孤山處士」則是指宋代著名隱士林和靖（林逋）。這對楹聯彰顯萊園主人堅持操守、不隨俗俯仰的懷抱，也融合儒家「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思想。然而以林獻堂一生的事蹟來看，他所展現的當然不是古代隱士獨善其身的行徑，而是積極入世的承擔精神。
林獻堂出身豪門世家，他的祖先在清領時期以拼鬥精神強勢累積土地，甚至多次與其他豪族爆發激烈衝突，血跡斑斑。兩位伯父：林文察戴罪立功卻戰死沙場，林文明與官府產生巨大矛盾而慘遭殺害。而他的父親林文欽，似乎已體悟到依靠武力起家終究難以持久，曾中過舉人而蛻變為地方仕紳。他的堂兄林朝崧、姪子林幼春、林仲衡都以擅長寫詩著稱，進而共組詩社，切磋文學。耳濡目染之下，林獻堂也逐漸養成對文學的愛好，以及少年老成的穩重性格。
他的人生黃金年代，都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度過，如果他選擇一條與多數當時仕紳階層相同的路，與統治者保持密切合作，將更能確保他的社會地位與龐大產業，但他卻選擇一條比較艱困的道路，領導民族運動，為改善臺灣人被殖民的處境而奮鬥大半生。從激進或階級立場來看，林獻堂被認為是溫和保守的地主階級，但如果我們設身處地體會他的處境，林獻堂當然有其出身與知識背景的限制，而他的個性有難以避免的弱點，甚至也曾退縮躊躇過，但觀察其一生作為，持平而言，他已經在時代與社會條件的重重限制下，盡了最大的努力。尤其，他戰後並不為國民政府所喜，最後遠走他鄉，病逝日本，遠離臺灣以全操守，成為臺灣人近代悲情的一個縮影。
總結林獻堂的事功與人格，他堪稱是一個人格者，一個舊社會出身卻極具涵養的紳士。除了領導民族運動，他積極鼓吹臺灣文化再造，致力栽培人才，長期對文化藝術與文學事業奉獻心力。他難免也有凡人的缺失：會有情緒失控的時候，也會因家庭紛爭而生氣，也會對同志失望、不滿。從日治到戰後，不論社會運動、政治場域他都曾遭受誣衊打擊或羞辱，然而他仍挺身熬過多重考驗。政治上的林獻堂，也許並不成功，也缺乏像蔣渭水般的英雄色彩而引人矚目，但他的堅持與努力，卻更需要長期的堅定意志，值得當代人給予更多的關注與掌聲。
從更貼近一般凡人的角度來看，他喜歡旅行、登山、泡溫泉，更熱愛看電影，懂得欣賞美女與才女，曾對影星李香蘭的美麗傾倒，晚年愛看電視的摔角與相撲節目，這些活生生的樣態，其實也都與你我無異。從這個面向來看，我們就不難理解：何以立身謹嚴、終生堅持不娶妾的林獻堂，為何在晚年也會不小心出現婚外情。我們無須誇大其事功，過度美化其人格，但也應肯定其努力，尊敬其操守與堅持，為後人塑造一位有為有守的舊世代人格典範。
本書撰寫接近尾聲之際，因偶然在臉書看到一則朋友貼文，分享呂赫若小說集《清秋》的幾張照片，赫然發現：該書封面題字竟然是出自櫟社社長傅錫祺（1872~1946）之手。他們是潭子同鄉，呂赫若（1914~1951）是晚輩，他結婚時，傅錫祺曾應呂赫若的父親邀請出席婚禮，呂赫若與傅錫祺長孫傅雄飛是交情頗深的好友。本書出版於昭和19年，也就是1944年，誰料得到，二戰結束數年後，呂赫若走向革命之路，最後英年早逝，命喪石碇鹿窟山區。
傅錫祺與呂赫若，兩位分屬不同世代的台灣文學家有此交集，我因而聯想：林獻堂是否曾與呂赫若，一位是日治時期民族運動領袖，一位是有「台灣第一才子」美稱的作家，兩人否也有過交會？翻閱林獻堂日記之後發現：1944年11月4日，有以下記載：
工藤好美者，台北帝大助教授也，十時餘葉榮鐘、楊貴、呂赫若與之同來，攀、猶、雲、文環、磐石俱出相會，攀龍導之遊萊園、觀大花廳，午餐後乃去。
這則語氣平淡的記事，主要人物是臺北帝大文學教授工藤美好，其他人都是陪客。而這可能是目前可見林獻堂與呂赫若曾晤面的唯一資料，這一年呂赫若剛出版小說集，在臺灣文壇聲勢如日中天。而包括張文環、楊逵（本名楊貴）、葉榮鐘幾位台灣作家，以及林獻堂的三個兒子齊聚一堂，也堪稱百年來萊園人文薈萃的另一則證據。
不過引發筆者深層感懷的是，與這次晤面相隔不到10年，臺灣在世局牽引下，被迫捲入時代狂瀾，因而發生了驚天動地的大變化。而上述諸人的命運與選擇，也無法置身於亂流之外，雖選擇與命運各異，但悲憤與痛苦則一。1945年8月二次大戰結束，臺灣結束為期50年的殖民統治，1947年2月爆發二二八事件，1949年9月林獻堂遠走日本，晚年在異鄉度過7年悲涼而淒苦的歲月。同年，楊逵因「和平宣言」而被捕入獄，被遣送綠島服刑，前後12年。1948年，呂赫若從文藝青年蛻變為左翼革命家，在風聲鶴唳下，開始他秘密與躲藏的革命生涯，據說1951年在石碇山區被毒蛇咬死，至今屍骨無存。葉榮鐘在二二八事件後離開公職，在林獻堂去世後發憤著述，以保存臺灣歷史記憶為職志。張文環（1900~1978則選擇噤聲不語，停止寫作，直到晚年才又出版日文小說集。
這些人，這些事，都發生在並不很久以前，這既是一群臺灣文藝菁英的故事，也是一頁頁淚痕與光影交錯的臺灣現代滄桑史。而隱藏在這些史料背後，還有更多值得認識、閱讀的故事，等待更多有心人撥開重重歷史迷霧，與堆積的灰塵，去挖掘、探索。或許我們可以從中尋求啟發，指引當代臺灣人思索未來的道路。（2016年11月9日，在國立臺灣文學館完稿）
叢書系列： 東亞文明研究資料叢刊 9 (此書系定價極廉，像本書定價： 250 元，實售200元......)本書似可取代絕版的"蔡惠如和他的時代"一書(東亞文明研究資料叢刊5)
蔡惠如――臺灣民族運動的先覺者
本書透過其作品、詩文與其他相關報導，以及友人日記記載，
建構出蔡惠如的完整形象，以呈現於世。
本書旨在蒐集蔡惠如作品與相關資料，以建構更清晰完整的蔡惠如形象，提供各界參考。全書共涵蓋六大部分：導論、蔡惠如作品、與蔡惠如相關之詩文與書信、蔡惠如的相關報導、友人日記之相關記載、蔡惠如年表初編。另附錄論文〈日治時期台灣「監獄文學」探析──以林幼春、蔡惠如、蔣渭水「治警事件」相關作品為例〉一篇。
本書透過其作品、詩文與其他相關報導，以及友人日記記載，
建構出蔡惠如的完整形象，以呈現於世。
本書旨在蒐集蔡惠如作品與相關資料，以建構更清晰完整的蔡惠如形象，提供各界參考。全書共涵蓋六大部分：導論、蔡惠如作品、與蔡惠如相關之詩文與書信、蔡惠如的相關報導、友人日記之相關記載、蔡惠如年表初編。另附錄論文〈日治時期台灣「監獄文學」探析──以林幼春、蔡惠如、蔣渭水「治警事件」相關作品為例〉一篇。
本書資料來源，包括報紙、雜誌、專書，及田野調查所得之「傅錫祺日記」、「林癡仙日記」與相關文獻，來源廣泛。其中櫟社社長傅錫祺家屬提供之原始文獻尤多，如蔡惠如書信、手稿多件，皆屬新發現之珍貴史料。書中所收蔡惠如作品與文友相關詩文，曾參考謝金蓉編輯《蔡惠如和他的時代》一書，並重新逐一核對出處，加以校正增補。至於導論專文，係編者根據本書編輯過程中所發現之新資料撰寫而成，曾發表於《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17期（2013年10月發行）。書後所附年表皆詳細交代出處，以方便查考。
廖振富（Liao Chen-fu）
1959年生，臺灣臺中人。臺灣師範大學文學博士，曾任臺灣師大臺文所教授，現任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教授兼所長。專長領域為中國古典文學、臺灣古典文學、臺灣近現代文學、日治時期在臺日人漢文學。著有《唐代詠史詩之發展與特質》、《櫟社研究新論》、《台灣古典文學的時代刻痕：從晩清到二二八》，策劃「台灣古典作家精選集」大型叢書，並主編《林癡仙集》、《林幼春集》、《在臺日人漢詩文集》三冊，另有單篇論文多種。多年來致力探勘近百年來臺灣知識份子新舊世代之思想與文學傳承，近年並關注「在臺日人漢文學」，試圖挖掘日治時期日本漢文學在臺灣文學場域與臺灣、中國交會之多重意涵。近期接受臺中市文化局委託，與楊翠教授共同執行「臺中文學館展示與臺中文學史編纂」研究計畫。
【目次】
影像圖集：蔡惠如相關照片、書信、手稿
編輯說明
壹、導論：從「富家公子」到民族運動「啟蒙先驅」──蔡惠如生平與作品新論
一、前言
二、蔡惠如新資料的來源與價值
三、蔡惠如的經商生涯：臺灣與中國投資的起落
四、蔡惠如的政治活動：從同化會到臺灣民族運動
五、蔡惠如的文學活動與創作：從「維護漢文」到「啟蒙意識」的覺醒
六、結語
貳、蔡惠如作品
一、詩作
二、詞作
編輯說明
壹、導論：從「富家公子」到民族運動「啟蒙先驅」──蔡惠如生平與作品新論
一、前言
二、蔡惠如新資料的來源與價值
三、蔡惠如的經商生涯：臺灣與中國投資的起落
四、蔡惠如的政治活動：從同化會到臺灣民族運動
五、蔡惠如的文學活動與創作：從「維護漢文」到「啟蒙意識」的覺醒
六、結語
貳、蔡惠如作品
一、詩作
二、詞作
http://www.press.ntu.edu.tw/?act=book&refer=ntup_book00706
大正13年(1924)台灣政冶無力者(林獻堂,林幼春等)對抗有力者(辜顯榮,林熊徵等)演講宣傳廣告,今天不管你自認是有力或無力者大家都要去投票,票票平等.祝福各位庫友投票順利!心想事成!
廖振富
蔡惠如哀辭 連雅棠
嗚呼惠如死矣。惠如之死，出余意外，故余視其病，潸然流淚。及見其逝，放聲大哭。至今思之，猶有無窮之慟也。余之識惠如也，在二十五年前，其時惠如尚少，余以為豪華子弟爾。迨聞其議論、觀其行事、審其待人接物，而後知惠如為倜儻慷慨之士，不可以繩墨度也。惠如志大才大膽大，而心小慮周，又足以濟之，故疊遭挫敗，氣不稍餒，再接再厲，操縱自如。余以為必有成功之日，而今竟死矣，哀哉。
惠如之經營實業，奔走政治，事跡在人耳目，余不言。言其私，先是余寓臺中，與惠如同居瑞軒。余妻又與惠如之妻少同里閈，兩家兒子亦嬉戲如昆仲。交情日深，而道義愈篤，臺中為余第二之故鄉，又多友侶之周旋，居之甚樂。乃十數年來，一哭癡仙， 再哭悔之，今又哭惠如。故舊凋零。思之悽咽。顧惠如之死。不死於鰲峰。不死於榕城。而死於臺北。而余亦適居於此。豈余兩人之情義尚有最後之一訣耶。嗚呼痛哉。雖然惠如死矣。而尚有不死者在。余將綜其平生。書之簡策。以詔來許。則惠如可以不死。而今竟死矣。哀哉。
太震撼了！我熟悉蔡惠如，曾出版一本專書《蔡惠如資料彙編與研究
1929年5月蔡惠如去世，連雅棠曾寫輓聯：「是文字交、是道義
2017.12.25
周六新書分享會，談到蔡惠如入獄的作品 意難忘。台中市文化局正規劃將這首作品，放置在台中刑務所演武場，並設置解說牌，讓民眾體會日治時期臺灣抗日志士充滿英雄氣魄的歷史現場。摘錄我以前寫的論文分析如下:
蔡惠如是一位熱情而充滿浪漫俠氣的領導人物，他對朋友同志的熱情，每令同志印象深刻，大受震動 。其「治警事件」相關詞作中，專為同志而寫的有＜東方齊著力：送獻堂總理東上＞、＜渡江雲：乙丑春日下獄懷南北同志＞、＜金縷曲：幼春入院養病，故遲我十日下獄，聞被當道催促，不容寬緩，賦此解慰＞等首。而＜意難忘＞一首，特別能反映當時民心對他們的支持：
芳草連空，又千絲萬縷。一路垂楊，牽愁離故里。壯氣入樊籠，清水驛，滿人叢，握別到臺中。老輩青年齊見送，感慰無窮。山高水遠情長，喜民心漸醒，痛苦何妨。松筠堅節操，鐵石鑄心腸。居虎口，自雍容，眠食亦如常，記得當年文信國，千古名揚。
這首作品描寫一九二五年二月廿一日惠如自清水火車站搭火車到台中監獄報到的經過，惠如原作在詞牌下注明：「下獄之日，清水、台中人士見送，途將為塞，賦此鳴謝」，可見由於民眾對他們的強烈支持，使惠如深覺感動欣慰，才以激昂的語調寫下本篇作品。據《台灣民報》的相關報導，有如下記載：
蔡惠如、林幼春二氏，應屬在台中刑務所受監，然幼春氏因病得延期受刑，而蔡惠如氏獨挺然於廿一日下午搭列車至台中驛，（在清水出發之際，沿途皆有佇立奉送，至驛送者約二百名，送至沙鹿者二十餘名，送至台中者三十餘名）迨下車時台中無數同志，迎住握手，各敘其別忱，復有盛鳴爆竹以迎其至。警官隨命其解散，然群眾不勝為之惜別，而不肯分散，亦不忍分離，堅隨其身邊，自停車場前，直透新盛街以至錦町，人眾絡繹於道，有連呼聲者，警部遂將魏朝昌氏檢束，其後放出。蔡氏先至台中病院訪林幼春氏，乃向台中地方法院檢察局。在法院前，民眾多數似築人垣，遂見警官無數奔到，更由警部命解散，蔡氏即赴檢察局，其後方入刑務所。時見蔡氏絕無狼狽相，氣色十分沈著，對人云：「予自已覺悟，故無所恐怖 。」
從這段詳細的報導，不難想見:七十多年前治警事件諸志士所代表的追求台灣人權益的行動，是受到當時民眾多麼熱烈的擁護。而惠如作品中的「清水驛，滿人叢，握別到台中。老輩青年齊見送，感慰無窮」等句，也正如葉榮鐘所說的:「蓋寫實也」 並無誇大成分。在《台灣民報》所載的同一則報導中提及：蔣渭水是二十日下午即出門，北部各地民眾沒料到蔣氏如此快速入監，因而不及相送，只好臨時群集到刑務所附近等候，警官見狀，命群眾解散，等蔣氏坐車快速至刑務所，諸友已不及見他一面。可見蔣渭水所受到的民心支持並無二致，但由於入監過於倉促，使送行者緣慳一面。至於蔡惠如則因為是次日從清水到台中報到，民眾爭相走告，才有機會自發性地聚集送行，共同塑造了台灣人權運動史上，戲劇張力十足、高潮迭起的這一幕『歷史場景』，而惠如的＜意難忘＞詞則以當事人身份，為這幕歷史場景留下情韻深長的文學記錄，值得再三咀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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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y Luck's Mirror Garden
《嗨!妳好嗎？》-Part 1
錄像,複合媒材
蔡海如從小以畫畫做為逃避外界的避難所，也遵守被告知不對同學外人說家裡父親的事。成為母親之後，不同於自我滿足的過往創作模式，逐漸把創作內容當做為拓展自身與外界溝通、連結的介面。近兩年她才開始在一些契機之下正緩慢面對那塊家中禁語的部分，以藝術為踏腳板出發，同時也探得解決的路徑和自我療癒的功能。
「我希望在這個二代女展覽中對自己從小感受的陰影可以直白一點表現，透過影像內容再現某些這樣身分下的姊妹們曾經有過的某些遭遇和感受。...訪談與意象畫面交錯的紀錄片是我想做的，目前由於時間因素，只能完成初步階段。」(文/蔡海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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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蔡海如，從小立志當畫家，畢業於國立藝專國畫組，法國瑟基藝術學院肄業，一直從事藝術創作，目前也擔任母職。隨著中年目光焦距不斷來回在近身親愛的新生命成長和不斷老化逝去的長輩之間，近兩年才開始能夠近身處理白色恐怖過往歷史相關的創作內容。不管「我」在獨立個體、女性照顧者或家庭與社會之中，流變成何種幻影或實體狀態，但終究存在樣態的根本結構，還是會來回折返於原生家庭當中的種種。儘管在父親回家後我也成年了，就算常常和他在餐桌上喝酒聊天講到後面總是爭吵翻臉收場，但兒時曾是我心中僅次於「神」那般的精神啟蒙人兼遠距書信好友的認知並不會消失。還有持續用心用力把大家都凝聚在一起並照料小孩和工廠都好好長大的─我偉大的母親。她讓我從小便心疼希望能夠一直保護她，但卻又是在我階段性經常出現意欲掙脫的傳統女性典範與那些的規訓束縛來源。
我的父親蔡意誠1927年出生於台中清水。日本時代畢業於台中一中，自小聽聞他的祖父蔡惠如相關事蹟心存景仰，喜愛思考閱讀與哲學思想亦傾向社會主義。1947年二二八事件之後曾為營救短期身陷牢獄的父親蔡珍曜奔走，未料1950年自己也因先前參加讀書會以及加入地下黨活動，便成為政治犯入獄長達近14年。回來之後進入四維公司工作並晉升到業務經理，與母親結婚後亦自行創業，生下三個女兒。1976年公司正要有新階段的發展時，再度因匪諜案牽連入獄10年，期間與之後母親不離不棄和全面承擔奮鬥，加上父親常講的「一個員工後面就是一個家庭」，出獄後決心徹底轉向以既有印刷事業的發展，做為他能為社會、眾人、家庭，甚至難友做最直接有力的回饋與照顧的方式，這樣的理念即便至今仍舊念茲在茲。
母親蔡李玉霞於1944年出生於台南善化清寒家庭，她父親從做木工到務農，家中二男四女，母親排行老三，自小靈精聰慧，勤於家務並照顧弟妹，上學時連僅有的一雙破布鞋常常不捨得穿赤腳上學。小六時一邊當校工一邊完成學業之後，便開始外出就業。曾在台南紡織廠當日夜輪班的女作業員，之後上台北工作幫人織毛線才與父親相識相戀而排除眾議成家。在父親再度出事之後，一肩扛起所有照顧的職責，她常說「一切事要能成功，都必須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母親這輩子都在為她自己和周遭所有的人做這些努力，我們也都得到她全力的庇蔭。
「白色恐怖」的扭曲影響和糟糕情境，當然也陸續出現在我們家庭這一連串生命之歌的重要變奏當中。可是兒時的我所記得的很大部分都很歡樂，也是至今我們家人聚在一起吃飯時總反覆愛聊的回憶。包括爸爸被抓之前，每到周末常常出遊以及在爸媽房間裡我們小孩都會有小小家庭演唱會，被抓之後的周末就改成期待大嗓門又很會講故的大姨媽和大姑丈的出現，舅舅最愛帶我們去吃好料的,總要大家「薩齁霸」(台語)。就連每次前一晚媽媽要帶去看守所給爸爸的菜色準備和如何將酒藏在其中，都是當時圍在桌旁等吃的小孩會覺得好玩的事。還有工廠和住家不分地，周末眾人一起刷地板沖水和赤腳乾淨涼爽的感覺和歡笑聲等等。
若說有傷心和很深的孤獨與不安，甚至曾經出現過真的不知如何是好的恨意和種種懷疑，確實都是從我升小三那個暑假爸爸不見了之後才開始，直到長大成人，還是常需要不同程度的努力來和那些反覆跑出來的滋味奮戰。事發當時媽媽騙我們說爸爸出國了，但時間一久，我問她「是不是爸爸拋棄了我們？」。家裡氣氛和大人們的怪異談話，媽媽深夜床邊哭泣的背影。直到我像偵探一樣在家裡搜尋才發現一張張寫著我爸是匪諜的報紙剪報之後，媽媽開始叫我到學校不准跟別人說，連老師也不可以！於是「爸爸出國」的藉口便一直沿用到了我藝專畢業去法國念書之後。
這些大概就算是我與白恐有關的成長背景簡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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