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爾里希·貝克將後現代社會詮釋為風險社會，其主要特徵在於:人類面臨著威脅其生存的由社會所製造的風險。我們身處其中的社會充斥著組織化不負責任的態度,尤其是,風險的製造者以風險犧牲品為代價來保護自己的利益。作者認為西方的經濟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不僅捲入了風險製造,而且參與了對風險真相的掩蓋。貝克力倡反思性現代化,其特點是既洞察到現代性中理性的困境,又試圖以理性的精神來治療這種困境。
序言
陸月宏譯
本書的主題是不引人注意的前綴詞“後”。它是我們時代的關鍵詞。一切都“後”了。一段時間以來,我們變得習慣於後工業主義了,它對於我們或多或少還是具有意義的。伴隨著後現代主義而來的,是事情開始變得曖昧不清。有關後啟蒙運動的概念是如此含混,以至於一隻貓都會逡巡不前而不敢冒險涉足其間。它暗示了一種它無法命名的“逾越”,在實質性的內容上,它暗示了它所命名的東西,同時否定了它與熟悉事物之間仍然存在的聯繫。“過去”加上“後”——這就是我們藉以面對脫節了的現實的基本處方。
本書是一種追踪詞語“後”的努力,這個詞語“後”有時被命名為“晚期的”,有時被命名為“超越的”。它不斷地做出一種努力,即努力去理解在過去二三十年間現代性的歷史發展所賦予這個詞語的含義。這種努力只有通過與陳舊的理論和習慣性的思想方式——只是經由詞語“後”,它們的生命才得到了人為的延長——衝鋒陷陣般的格鬥才能獲得成功。鑑於這些陳舊的理論和習慣性的思想方式不僅藏納於其他人之中,而且殘留於我自身之內,所以,與之作搏鬥的噪音有時會迴響於本書之中,這種噪音的響度部分地源自我也不得不與我本身所面對的對象進行格鬥這個事實。因此,某些事情也許會顯得刺耳,表現為極度的冷嘲熱諷或魯莽。通過習以為常的學術的平衡行為,人們是無法抵抗來自陳舊思想方式的強大牽引力的。
在根本上,下面所要展開的研究不是沿著社會研究的經驗路線進行的。倒不如說,它孜孜以求的是另一種抱負:在仍舊佔據優勢的過去面前,改變正開始成形的未來。以下內容寫作於一種19世紀早期的觀察者的心態之中,這個觀察者註視著從衰退中的封建土地改革的外表後面湧現出來的尚未得到認識的工業時代的輪廓。在結構變遷期間,代表性(representativity)與過去結盟,阻礙了我們對正從四面八方侵入地平線的未來山峰的觀察。就此種意義而言,本書包含了一些立足於經驗的、投射性的社會理論——而沒有採取任何方法論上的防禦措施。
此種做法基於這樣一種評價之上,即我們是見證人——作為主體和客體——是發生於現代性內部的一種斷裂的見證人。現代性正從古典工業社會的輪廓中脫穎而出,正在形成一種嶄新的形式——(工業的)“風險社會”。這種情形需要對存在於現代性內部的連續性與斷裂之間的矛盾做出一種細緻的權衡,此種矛盾也反映在現代性和工業社會之間、工業社會和風險社會之間的對抗狀態中。這些劃時代的區別如今正在顯現出來這個事實,正是我想要在本書中加以表明的。它們在細節上是如何分化的則源自對社會發展跡象的觀察。在獲得清晰的景象之前,無論如何,一種稍遠一些的未來必須進入視野之中。
我將涉及的理論上的騎牆態度,在實踐上也有其對應者。那些在“當代非理性”的襲擊面前空前緊密地依附於帶有19世紀前提的啟蒙運動的人,在每一點上都與另一些人一樣受到了決定性的挑戰,這些人試圖把現代性規劃連同其所附帶的畸形產物沖刷得一干二淨。
在這裡,不必給自陷危境的文明令人恐怖的全景畫再添加任何東西,這種景像在輿論市場的各個部分都業已被充分描繪。這同樣適用於一種“新窘困”的各種表現,這種“新窘困”已喪失了工業世界組織性的二分法,而工業世界甚至在它的各種對抗中仍然是“完整無缺的”。本書要處理的就是這相繼而起的第二步。它所做的是將這一步驟上升為解釋的主題。問題是,如何以在社會學上受到啟發和得到訓練的思想來把握和概念化這些當代精神中的不安全感。這些當代精神中的不安全感既在意識形態上憤世嫉俗地進行否定,又有屈服於非批判性的危險。為此目的而提出的引導性理論觀念,能夠再一次地以一種歷史類比的方式來加以闡明。正如現代化消解了19世紀封建社會的結構並產生了工業社會一樣,今天的現代化正在消解工業社會,而另一種現代性則正在形成之中。
無論如何,這種類比的局限有助於澄清論點。19世紀,現代化在其對手的背景之上發生了:一個傳統的道德觀念世界,和一個要被認知和掌握的自然。今天,在21世紀的門檻上,在發達的西方世界中,現代化業已耗盡了和喪失了它的他者,如今正在破壞它自身作為工業社會連同其功能原理的前提。處於前現代性經驗視域之中的現代化,正在為反思性現代化所取代。在19世紀,等級制世界觀和宗教世界觀遭到了解神秘化;今天,同樣的情形發生在對古典工業社會的科學和技術的理解之中,也發生在工作、閒暇、家庭和性的存在模式之中。處在工業社會道路上的現代化,正在為一種對工業社會原理進行的現代化所代替,這是時至今日仍在使用的任何理論方案和政治醫書所沒有提供的。正是這種展開於工業社會和現代性之間的對抗性,扭曲了我們進行“社會測繪”的努力,原因在於,我們是如此徹底地習慣於在工業社會的範疇中來構思現代性。本書的論點是:我們正在見證的不是現代性的終結,而是現代性的開端——這是一種超越了古典工業設計的現代性。
這種存在於對傳統的現代化和對工業社會的現代化之間的區別,或者用另一種方式來表述就是,存在於古典的現代化和反思性的現代化之間的區別,將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佔據我們的思想。在接下來的篇幅裡,我們將在對當代生活形形色色的領域的穿行中指向這一點。尚不清楚的是,工業社會精神的哪些支柱將在這種第二次理性化中崩坍。而這種第二次理性化在今天僅僅處於開端。但我們有良好的理由來對此加以猜度,即這種情形甚至將發生於一些最根本的支柱,例如,功能分化或與工廠相聯繫的大規模生產。
從這種陌生的視角中將出現兩種後果。迄今為止,它仍保持為不可思議:在其純粹的連續性中,按照完完全全的常態來說,工業社會退出了世界歷史的舞台,它是經由副作用的後樓梯而退出的,而不是以社會理論的圖畫書所預測的方式退出的:通過某種政治爆炸(革命、民主選舉)。進而言之,這種視角意味著,如今正在顛覆著世界的反現代主義劇本——新的社會運動,對科學、技術和進步的批判——並不是對於現代性的駁斥,倒不如說是對於超出了工業社會輪廓的反思性現代化的表達。
現代性的全球性影響與它的工業社會規劃的局限和僵化形成了對立。通向這種觀點的道路,為一種尚未破裂的、仍舊依稀可辨的神話所阻塞。19世紀的社會思想本質上就受限於這種神話,而且它還給20世紀的後三分之一時期投下了一道陰影。這種神話斷言,發達的工業社會,連同它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它的生產部門,它的立足經濟增長的思想範疇,它對科學和技術的理解與它的民主模式,是一個徹底現代的社會,是現代性的頂峰——甚至設想超越它的可能性也是沒有意義的。
這種神話具有各種各樣的表現形式。其中最有影響的是有關歷史之終結的瘋狂笑話。這個觀點對於這個時代擁有特殊的迷惑力,在這個時代中,創新正從傳統的重壓之下穩步地解放出來。或者,換言之,我們無法想像另一種正在到來的現代性,因為就我們的範疇所及,不存在這樣一種現代性。工業社會或工業資本主義的古典理論家們,業已將他們的歷史經驗轉化為必然性,轉化為隱蔽的先驗性。為康德所激發的問題——什麼使社會成為可能?——已經演變成一個一般而言有關資本主義的功能前提和現代性的必然性的問題。在社會研究領域中甚至出現了這樣的斷言,即工業社會中基本的東西一直在變化——家庭、職業、工廠、階級、工薪勞動、科學、技術——但同時,這些東西在原則上又沒有變化,這種斷言的古怪方式就是對於這一事實的進一步明證。一般而言,工業社會是一個持續地革命的社會。但在每一場工業革命之後,留下來的卻仍是一個工業社會,或許更工業化一點。這就是現代社會學向我們講述的故事。
前所未有的緊迫之事是,我們需要這樣的觀念和理論,它們將允許我們構思以一種新方式貫穿著我們的新現代性,允許我們在它裡面生活和行動。同時,我們必須與傳統的財富保持良好關係,而不必以一種誤解和悲傷的方式轉向新現代性。無論如何,這種新現代性始終殘存著陳舊之物。追踪早已伴隨著陳舊事物的衰亡而開始出現的新範疇,是一項艱難的任務。對一些人來說,這種追踪帶有“改變體系”的味道,會使得到憲法保障的“自然權利”陷入危險。另一些人已經避難於某些核心信念之中——這些信念可以採取許多形式:新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量化方法、專門化——根據違背他們的意願強加給他們的忠誠觀念,他們盲目地抨擊任何散發出異端氣味的東西。
然而,或許正由於這個原因,這個世界並沒有走向終結,至少不是因為在今天19世紀的世界正在走向終結。甚至這樣說也是一種誇大其辭。正如我們所知,19世紀的社會世界確實不是那麼穩定的。它業已被摧毀過幾次——在思想上。在這個領域,它在適時地誕生之前,就已經被埋葬了。今天,我們已經知道,19世紀晚期尼采的觀點或“古典的”(這就意味著:陳舊的)現代主義文學有關婚姻和家庭戲劇的舞台作品,是如何在實際上發生於21世紀開端時我們的廚房和臥室之內的日常生活之中的。因此,在推遲了大約半個世紀或甚至整整一個世紀之後,很久以前發生於思想中的事情正在如今的生活中發生。
我們也經驗到——超出從前只在文學中加以想像的東西——人們必須在故事講完之後繼續生活。因此可以這樣說,我們在一部易卜生的戲劇中經驗到帷幕落下之後發生的事情。我們經驗到後資產階級時代舞台之下的現實。或者說,關於文明的風險:我們是文化批判的子嗣,這種文化批判業已變得僵化,因而我們不再能夠滿意於文化批判的診斷,這種診斷總是更多地意味著某種告誡性的悲觀主義。如果“超出”沒有如實地得到認識並被擺脫,那麼整個時代就不可能進入某個超出從前所定義的範疇的空間:人為地延長了過去對於權威性的要求,這個過去已經洞察到了逃出它手掌之外的現在和未來。
因此,這本書所探討的就是有關工業社會的“反思性現代化”。主導性的觀念從兩個角度發展而來。首先,連續性和非連續性的相互摻雜將用財富生產和風險生產的例子來加以探討。其中的論點是,在古典工業社會中,財富生產的“邏輯”統治著風險生產的“邏輯”,而在風險社會中,這種關係就顛倒了過來(第一篇)。在對現代化進程的反思之中,生產力喪失了其清白無辜。從技術—經濟“進步”的力量中增加的財富,日益為風險生產的陰影所籠罩。在早期階段,這些還能被合法化為“潛在的副作用”。當它們日益全球化,並成為公眾批判和科學審查的主題時,可以說,它們就從默默無聞的小角落中走了出來,在社會和政治辯論中獲得了核心的重要性。風險生產和分配的“邏輯”比照著財富分配的“邏輯”(它至今決定著社會—理論的思考)而發展起來。佔據中心舞台的是現代化的風險和後果,它們表現為對於植物、動物和人類生命的不可抗拒的威脅。不像19世紀和20世紀上半期與工廠相聯繫的或職業性的危險,它們不再局限於特定的地域或團體,而是呈現出一種全球化的趨勢,這種全球化跨越了生產和再生產,跨越了國家界線。在這種意義上,危險成為超國界的存在,成為帶有一種新型的社會和政治動力的非階級化的全球性危險(第一章和第二章)。
然而,這些“社會危險”與它們所擁有的文化和政治潛力僅僅是風險社會的一個方面。當人們把工業社會之中存在著現代性和反現代性之間的內在矛盾置於討論的中心時,風險社會的另一面就顯現出來(第二篇和第三篇)。一方面,在昨日、今日和整個未來永存的階級或階層化社會的意義上,工業社會被籌劃為一個擴展的群體社會。另一方面,階級依賴於社會階級文化和傳統的有效性,而在戰後的發展中,這種社會階級文化和傳統正處於不斷喪失傳統特性的過程之中(第三章)。
一方面,在工業社會中,核心家庭範圍內的社會生活變成了常規的和標準化的。另一方面,可以說,核心家庭奠基於男人和女人被硬性劃定的和(不妨說)“封建的”性角色,這種角色開始與持續進行的現代化過程(將女性投入於工作過程中,日益頻繁的離婚,等等)進行搏鬥。但隨之而來的是,生產和再生產的關係開始改變,正如與工業社會“核心家庭的傳統”聯繫在一起的一切其他事物一樣:婚姻、親子關係、性、愛和諸如此類的東西(第四章)。
一方面,工業社會是根據(工業)工作社會而設想出來的。另一方面,當前的理性化卻直接將目標對準了工業社會的有序模式:工作時間和場所的彈性化模糊了工作和非工作之間的界線。微電子技術帶來了一種跨越生產各部分的部門、工廠和消費者之間的新的網絡化。但隨之而來的是,早先的就業體系的法律前提和社會前提被“現代化掉了”:大規模失業被整合進以一種嶄新的多元化不充分就業形式出現的職業體系,伴隨而來的是所有與之相關的危險和機會(第六章)。
一方面,科學(因而也包括方法上的懷疑論)在工業社會中獲得了製度化。另一方面,這種懷疑論(首先)局限於外在的研究對象,而科學工作的基礎和後果卻在內部風起雲湧的懷疑論面前被保護得嚴嚴實實。懷疑論的區分對於專業化的目標是必要的,正如它在易錯論的猜疑面前是不穩定的一樣:科學—技術發展的連續性在它的內在和外在關係方面都經歷了非連續性。在這裡,反思性現代化意味著懷疑論延伸到了科學工作的基礎和危險之中,因此,科學既被普遍化了,也被解神秘化了(第七章)。
一方面,議會民主制的要求和形式伴隨著工業社會而建立了起來。另一方面,這些原則的有效性範圍受到了削減。被制度化為“進步”的亞政治的創新依然處於商業、科學和技術的管轄範圍之內,對它們而言,民主程序是虛弱無效的。在反思性現代化進程的連續性中,這種情形變得成問題了;在現代化進程中,面對著日益增長的或危險的生產力,亞政治從政治手中接過了塑造社會的領導性角色(第八章)。
換言之:一種內在於工業主義中的傳統性的組成部分以形形色色的方式被銘刻在工業社會的建築物上——銘刻在“階級”、“核心家庭”、“專業工作”的模式之上,或銘刻在對“科學”、“進步”、“民主”的理解之中——同時,它們的基礎開始在現代化的反思性中瓦解和粉碎。聽起來也許令人奇怪,為這種情形所激發的時代憤怒,並非現代化危機的產物,而是現代化成功的產物。甚至針對工業社會自身的假設和限製而言,現代化也是成功的。反思性現代化不是意味著更少而是意味著更多的現代性,一種針對古典工業構架的道路和範疇而被激進化了的現代性。
我們正在經驗一種變化之基礎的變遷。不過,為了構想這些假設,工業社會的形象必須修正。就其藍圖來說,工業社會是一個半現代社會,它內在的反現代成分並非陳舊的或傳統的東西,倒不如說是工業時代自身的結構和產物。工業社會的概念建立在一種矛盾之上,這種矛盾存在於現代性的普遍原則——公民權利、平等、功能分化、論證方法和懷疑論——和其製度的特殊結構之間,在其制度中,這些原理只能在一種部分的、部門的和有選擇的基礎之上得到實現。由此產生的後果是,工業社會通過其體製而使自身變得不穩定。連續性成為了非連續性的“原因”。人們從工業時代的確定性和生活模式中解放了出來——正如他們在宗教改革期間從教會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而進入社會一樣。由此所產生的震動構成了風險社會的另一面。把生活和思考緊緊地系縛於工業現代性之上的坐標體系——性別之軸、家庭之軸和職業之軸,對科學和進步的信念——開始動搖,同時機會和危險的新的黎明正在形成之中——這就是風險社會的輪廓。這是機會嗎?在風險社會中,現代性的原則從工業社會裡的分離和限制狀態之中被救贖了出來。
在許多方面,本書反映了作者的發現和學習的過程。在每一章的結束我都要比開始部分變得更聰明一些。存在著一種從結論出發重寫和重新構思本書的巨大誘惑。我之所以沒有這樣做並不是因為缺乏時間。如果我這樣做了,一個新的過渡階段還會再次出現。這再一次強調了本書論點的過程性特徵,而不應該被理解為對缺陷的空白檢查。對讀者來說,它提供了單獨地或以不同的秩序閱讀各章的好處,並促使他們通過有意識地運用、反對和增補這些論點而進行徹底的思考。
或許每個接近我的人都業已在某些地方遭遇了有關本書主題的捲帙浩繁的已有文獻,以及我對於他們的評論的請求。他們中的一些人並不完全滿意於不斷浮現的變化。一切都滲透於其中了。這種在我的研究活動領域中主要與年輕學者的合作,在這個文本中或在此處的序言中都無法被充分地談及。對我而言,它是一種不可思議的激動人心的體驗。這個文本中的許多部分,實際上是對於個人談話和共享生活的“剽竊”。雖然只能掛一漏萬,但我還想致以謝忱:感謝E.貝克格恩斯海姆,為了我們每天所度過的非凡生活,為了我們共同追求的思想,為了我們相互之間從不缺乏的尊重;感謝M.雷里希,為了諸多的思想、談話和復雜的材料準備;感謝R.許茨,為了她的神聖而富有感染力的哲學好奇心和鼓舞人心的想像;感謝W.邦斯,為了幾乎涉及本書所有部分的成功而富於探索性的談話;感謝P.貝爾格,為了他向我提供的一份大有助益的反對意見;感謝C.勞,為了他的深思熟慮和對某些固執己見的論點的支持;感謝H.施托姆普夫和P.索普,為了他們的諸多啟示,為了他們富於創造性地提供的文獻和經驗材料;感謝A.沙赫特和G .穆勒,為了他們在打印文本時的可靠與熱情。
我也體會到了來自同事們的令人愉快的鼓勵,它們分別源自KM博爾特、H.哈特曼和L.羅森邁爾。重複和錯誤的形象總會存在,因此我有意識地要保留瑕疵的痕跡。
任何在本書的字裡行間彷彿看見了湖泊之閃光的人都沒有出錯。本書的主要部分寫作於山頂空地,這座山位於施塔恩貝格湖畔。陽光、微風或波浪的評註直接被納入書中。這個非同尋常的工作場所——受惠於陽光燦爛的天空——由熱情好客的弗勞·魯多爾菲女士和她的家庭所提供。他們甚至禁止他們的孩子在靠近我的地方玩耍,禁止他們的家畜在靠近我的地方吃草。
一份來自大眾汽車公司基金會的學術津貼為這段閒暇時間創造了前提條件,沒有它,也許這項學術事業就無法進行。為了我的方便,我在巴姆貝格大學的同事P.格羅斯和L.瓦斯科維奇同意推遲他們的休假學期。我真誠地感謝所有這些朋友——他們對我的錯誤和誇大其辭並不負有任何責任。也許還要感謝那些沒有打擾我的安寧並忍耐了我的沉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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