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0.11 人名應都採全譯方式，不可只譯姓.....
6.21記下上周與譯者的一些討論：
《形塑歷史：政治變遷如何被敘述》 (Shaping History：Narratives of Political Change By Molly Andrews) 2007，陳巨擘譯，台北：聯經，2015
2015.6.8 陳巨擘先生贈書。相談夢想。
我這搞翻譯的人，瞥見一些可以討論的字眼翻譯：Narratives ：敘述 或敘事 (章名)。
tell-able：有說服力的(介紹首頁)、能夠講出 (p.12)、
tell-ability ：講述能力(p.28)
"顛覆性(counter-story)上頭" (p.69)
第8頁的"內部性批評者 (connected critic) ，似乎是社會學界的專門用語
以上的問題，陳兄說：
我：昨天想過connected 有點雙關。用"圈內人"尚可。
以上的問題，陳兄說：
HC: 謝謝你提的那些問題，因其中有些是聯經的編輯改的，我說：我想一下，Connected critic 可能指：他倆平時在社群網站等，都是連結的，他的這位朋有，我也不知如何回答。 我在四月拿到書後已送了一本校訂稿給那個編輯， 他說再版的時候會修正。現在只能希望這本書還有再版的機會。
陳兄：用口語說就是圈內人，例如民進黨資深黨員對民進黨的批評，他的批評事出於善意，要讓這個黨更好， 但卻因而常常會被同黨的人貼上標籤。補充一點，由於這個資深黨員是圈內人，對民進黨的瞭解甚深， 所以他的同夥就會更覺得他在背判叛個黨。
我：昨天想過connected 有點雙關。用"圈內人"尚可。
我要提242頁的板球測試部分：Tebbit, in an interview with the Los Angeles Times, said: "A large proportion of Britain's Asian population fail to pass the cricket test. Which side do they cheer for? It's an interesting test. Are you still harking back to where you came from or where you are?"[2]
黑體是"提到或回憶"，採用"回憶"過去和現在的地方，
陳兄：中文應該是「心繫著的是出生的地方或是現在所處的地方」
A Connected Critic: The Practice of Social Criticism
www.emonastery.org/files/art/critic/4criticism.html
形塑歷史：政治變遷如何被敘述
Shaping History：Narratives of Political Change
- 作者： 茉莉‧安德魯斯
- 原文作者：Molly Andrews
- 譯者：陳巨擘
-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經歷重大政治變遷之後，人們開始形塑歷史；
形塑自己的歷史，形塑國家社會的歷史，
這是轉型正義的核心課題。
但是，某些敘述為什麼比其他敘述更被重視？
誰決定了某些人比其他人更有資格敘述？
誰決定了誰有資格聆聽並保存敘述？
又有誰能真的聽到沉默裡的故事？
難道有某些正義比其他正義更正義？
當我們述說自己的生活故事時，就是間接地在向其他人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和世界觀。但是，為何有些故事存留下來，有些卻湮沒無蹤？「事實」並不會為自己講話，而是我們選擇了某些「事實」，然後希望它們經由我們的選擇向我們講話。
但是，我們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向他人述說我們的故事？
什麼因素讓我以某種特定觀點而不是其他觀點去闡釋我們這時代的事件？我們如何看待自己和那些事件的關聯？我們有多積極投入去影響我們的政治環境？我們認為改變我們生活最主要的力量是什麼？我們認為自己屬於哪個團體或哪些團體？以及這如何影響我們理解政治世界？
茉莉‧安德魯斯在《形塑歷史：政治變遷如何被敘述》中收錄許多引人入勝的個案故事，透過獨特的視角去觀察近數十年來的重大政治變革，同時展現出「如何敘述政治世界」的可能性和挑戰。
她選取四個不同國家的許多個案──英國的社會正義問題、美國的「後911愛國主義」、德國人對於拆除柏林圍牆的反應、證人在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面前如何承受壓力提供證言──採用新穎手法深入分析歷史和個人生活經歷之間的關係，洞察重大問題之爭議。
茉莉‧安德魯斯在每一項個案研究裡，探討這些人在講述自身生命故事時所透露的、他們堅信的政治世界；同時嘗試辨識出，哪些範圍廣泛的社會和政治脈絡，會使得某些故事成為比其他故事「更有說服力的敘述」（tell-able）。
作者/譯者/繪者簡介
形塑自己的歷史，形塑國家社會的歷史，
這是轉型正義的核心課題。
但是，某些敘述為什麼比其他敘述更被重視？
誰決定了某些人比其他人更有資格敘述？
誰決定了誰有資格聆聽並保存敘述？
又有誰能真的聽到沉默裡的故事？
難道有某些正義比其他正義更正義？
當我們述說自己的生活故事時，就是間接地在向其他人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和世界觀。但是，為何有些故事存留下來，有些卻湮沒無蹤？「事實」並不會為自己講話，而是我們選擇了某些「事實」，然後希望它們經由我們的選擇向我們講話。
但是，我們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向他人述說我們的故事？
什麼因素讓我以某種特定觀點而不是其他觀點去闡釋我們這時代的事件？我們如何看待自己和那些事件的關聯？我們有多積極投入去影響我們的政治環境？我們認為改變我們生活最主要的力量是什麼？我們認為自己屬於哪個團體或哪些團體？以及這如何影響我們理解政治世界？
茉莉‧安德魯斯在《形塑歷史：政治變遷如何被敘述》中收錄許多引人入勝的個案故事，透過獨特的視角去觀察近數十年來的重大政治變革，同時展現出「如何敘述政治世界」的可能性和挑戰。
她選取四個不同國家的許多個案──英國的社會正義問題、美國的「後911愛國主義」、德國人對於拆除柏林圍牆的反應、證人在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面前如何承受壓力提供證言──採用新穎手法深入分析歷史和個人生活經歷之間的關係，洞察重大問題之爭議。
茉莉‧安德魯斯在每一項個案研究裡，探討這些人在講述自身生命故事時所透露的、他們堅信的政治世界；同時嘗試辨識出，哪些範圍廣泛的社會和政治脈絡，會使得某些故事成為比其他故事「更有說服力的敘述」（tell-able）。
作者/譯者/繪者簡介
作者：茉莉‧安德魯斯（Molly Andrews）
東倫敦大學（Univerisity of East London）社會科學院社會學及政治心理學（Political Psychology）教授、敘事研究中心（Centre for Narrative Research）共同主持人。近二十餘年的研究工作關注「個人生命史敘述（自傳、回憶錄）與社會變遷的交叉點」，尤其著重個人對「自身政治觀點以及社會角色」的敘述方式。已出版專書包括Lifetimes of Commitment: Aging, Politics, Psychology(2001)、Narrative Imagination and Everyday Life(2014)。
譯者：陳巨擘
美國加州大學Davis分校社會學系博士肄業，曾任巨流圖書公司、政治大學出版社總編輯。譯有《後殖民主義》、《社會科的戰爭》等書，目前在高雄市第一社區大學從事成人教育工作。
東倫敦大學（Univerisity of East London）社會科學院社會學及政治心理學（Political Psychology）教授、敘事研究中心（Centre for Narrative Research）共同主持人。近二十餘年的研究工作關注「個人生命史敘述（自傳、回憶錄）與社會變遷的交叉點」，尤其著重個人對「自身政治觀點以及社會角色」的敘述方式。已出版專書包括Lifetimes of Commitment: Aging, Politics, Psychology(2001)、Narrative Imagination and Everyday Life(2014)。
譯者：陳巨擘
美國加州大學Davis分校社會學系博士肄業，曾任巨流圖書公司、政治大學出版社總編輯。譯有《後殖民主義》、《社會科的戰爭》等書，目前在高雄市第一社區大學從事成人教育工作。
Shaping History
Narratives of Political Change
AUTHOR: Molly Andrews
Featuring extraordinary personal accounts, this book provides a unique window through which to examine some of the great political changes of our time, and reveals both the potential and the challenge of narrating the political world. Molly Andrews' nove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y and biography presents in-depth case studies of four different countries, offers insights into controversial issues such as the explosion of patriotism in post -9/11 USA; East Germans' ambivalent reactions to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the pressures on victims to tell certain kinds of stories while testifying before South Africa's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and the lifelong commitment to fight for social justice in England. Each of the case studies explores the implicit political worldviews which individuals impart through the stories they tell about their lives, as well as the wider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text which makes some stories more 'tell-able' than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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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s & endorsements
"This is an inspiring book. It seamlessly weaves together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psychology and sociology with the human stories, gathered in in-depth interviews, of people deeply engaged in important historical conditions and events. The concerns of the interviews range from identity, to commitment to causes and the moral meaning of actions. This is an important scholarly book that is a pleasure to read."
- Ervin Staub, author of The Roots of Evil: The Origins of Genocide and Other Group Violence (Cambridge, 1992) and The Psychology of Good and Evil: Why Children, Adults, and Groups Help and Harm Others (Cambridge, 2003)
Table of Contents
1. History, biography and political narratives
2. Reflections on listening
3. England: stories of inspiration
4. The United States: narratives of patriotism
5. East Germany: the contested story
6. South Africa: told and untold stories
7. Questions and endings.
2. Reflections on listening
3. England: stories of inspiration
4. The United States: narratives of patriotism
5. East Germany: the contested story
6. South Africa: told and untold stories
7. Questions and endings.
致謝
第一章 歷史／傳記／政治敘述
舊故事／新故事
政治敘述的力量
第二章 有關聆聽的省思
建構聽眾
研究與欲望
述說和可述說性
傾聽已述說的和未述說的故事
「賦權敘述」的迷思
第三章 英國：激勵人心的故事
追求激勵人心的故事
研究的脈絡
為什麼是生命史？
形成激進思想的故事
堅持信念
我們的書信
進入與退出生活
第四章 美國：愛國主義的敘事
「我的」國家：人稱代名詞的複雜性鎮波灣戰爭期間一個鄉鎮的愛國主義經驗
好公民
愛國主義及其不滿
終止「越南症候群」
停格的9/11事件
復活國家敘事
回顧停格之前的時間
第五章 東德：有爭議的故事
原始研究計畫的背景
建構／被建構的聽眾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內的異議活動分子與內部批評者
追尋可敘述的過去
認同、想像與圍牆
世代的問題
寬恕和重寫過去
第六章 南非：已說出的與未說出的故事
南非，生命歷程與政治想像
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奇蹟」
談話治療？
個人和歷史的敘述：集體記憶的形成
第七章 問題與尾聲
渴望道德劇
開頭和結尾
個人的身分認同與想像的共同體
經過一段時期的政治敘述
參考書目
*****
第一章 歷史／傳記／政治敘述
舊故事／新故事
政治敘述的力量
第二章 有關聆聽的省思
建構聽眾
研究與欲望
述說和可述說性
傾聽已述說的和未述說的故事
「賦權敘述」的迷思
第三章 英國：激勵人心的故事
追求激勵人心的故事
研究的脈絡
為什麼是生命史？
形成激進思想的故事
堅持信念
我們的書信
進入與退出生活
第四章 美國：愛國主義的敘事
「我的」國家：人稱代名詞的複雜性鎮波灣戰爭期間一個鄉鎮的愛國主義經驗
好公民
愛國主義及其不滿
終止「越南症候群」
停格的9/11事件
復活國家敘事
回顧停格之前的時間
第五章 東德：有爭議的故事
原始研究計畫的背景
建構／被建構的聽眾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內的異議活動分子與內部批評者
追尋可敘述的過去
認同、想像與圍牆
世代的問題
寬恕和重寫過去
第六章 南非：已說出的與未說出的故事
南非，生命歷程與政治想像
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奇蹟」
談話治療？
個人和歷史的敘述：集體記憶的形成
第七章 問題與尾聲
渴望道德劇
開頭和結尾
個人的身分認同與想像的共同體
經過一段時期的政治敘述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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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試閱
第一章 歷史／傳記／政治敘述
時間是1992年，地點是東柏林，我坐在沃夫崗‧天普林（Wolfgang Templin）的客廳裡，柏林圍牆已經在三年前拆掉了。艾瑞西‧洪內克（Erich Honecker）擔任東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國，GDR）共產黨總書記（1971~1989）的時候，曾經將天普林視為「國家的頭號敵人」；1987年，天普林和其他幾位主要的反政府運動分子一起被放逐，他和家人最後落腳在西柏林。對天普林和他的國家而言，從柏林圍牆倒塌的那個時刻起，生活開始產生相當大的變化。我請天普林告訴我，他在1989年11月9日那天晚上的感受。
他回答時非常激動，遭到放逐將近兩年之後，他終於獲准「回家」。天普林推擠著一直湧向西方的群眾，奮力走回東德：
「我立刻打電話告訴朋友說，如果圍牆倒塌，我回到東德的路途就會是自由的，而我當時欣喜若狂⋯⋯柏林圍牆倒塌對我而言，代表我可以回到東德，而不是離開東德。我用身體直接體驗了這晚的經歷─所有人都是推擠著湧過我身邊離開東德，而我則是奮力往東德的方向擠進去。我欣喜若狂，而且是以這樣的情緒進入東德……兩、三個星期後……我的家人搬回來。」
天普林的故事極為引人入勝，有幾個原因：這是一個喜愛家庭生活的男人的簡單故事；他被迫離開他所熱愛並且奉獻一生的土地，現在他獲准回來；他「欣喜若狂」。
這故事不僅僅是天普林個人的喜悅─他的故事間接地挑戰了柏林圍牆倒塌這個歷史事件對一般人的意義。就在天普林進一步說明當天晚上以及隨後幾個星期他那種強烈的情緒時，我不禁想了解，是什麼因素讓他對這些事件有這樣的反應。除了普遍用來解釋1989年巨變的那一種政治論述框架之外，我認為有必要思索另一種不一樣的論述框架。在那個重大的夜晚，他為什麼沒有和其他那些尋歡作樂的人一同在圍牆上跳舞、喝香檳？更令人好奇的是，為什麼在想盡辦法「逃離」東德之後，一旦機會來臨，他又要回來？天普林的故事引發更多這類的問題。
在過去二十年裡，我一直在和類似沃夫崗‧天普林這樣的人交談、聽他們講話，並且試著從他們告訴我的生活故事裡，了解其中更深入廣泛的意義。因為我深信，當個人事務成為政治事務，同時政治事務也成為個人事務的時候，一定有其重大意義。人們就是透過日常生活中那些瑣碎的事務，而捲進他們那個時代的政治漣漪以及大風大浪。
第二章 有關聆聽的省思
......研究者不必然會成為更稱職的聆聽者。事實上，也許正好相反：當我們在自己的專業領域裡發展知識時，我們也許會漸漸陷入自己建構的論辯裡，並且較不願接受來自不同立場的解釋。此時，自信（confidence）和確信（certainty）之間的重要分際開始變得模糊。當我們愈是熟稔自身的技能，我們確實愈有自信；在此同時，「確信」卻摒除了理解問題的其他可能方式。然而，「確信」和「自信」有時可以在矛盾對立下並存，就像一位帶著充分自信的人可以說：「我不知道。你可以告訴我嗎？」
波蘭詩人辛波絲卡（Wislawa Szymborska）在她的1996年得獎演說中，清楚地寫出這種「自承無知」（engaged ignorance）之立場的重要性：「無論靈感是什麼，它都是出自一種有意識的『我不知道』。」她繼續說：
「這就是為什麼我那麼看重那個簡潔的語句「我不知道。」它很簡短，但卻帶著強而有力的翅膀飛行。它擴展了我們的生活，不僅包括我們內在的空間，還包含了我們這顆小小地球所懸浮的廣邈空間。如果牛頓從來不對自己說「我不知道」，他那小果園裡的蘋果大概就會像冰雹般掉到地上，而他頂多是把蘋果撿起來，然後津津有味地把它們大口吃掉。」
「聆聽」包含讓自己的自我處於險境，讓自己暴露在新的可能性和意義架構裡。在心理上，那是非常耗費心力的，因為它要求排除已經成為我們的專業標誌的那種確信的光環。史都‧特克（Studes Terkel）是一位在近代極為有名的訪談者，他形容訪談者的角色是：「啟程進入未知領域的人。沒有地圖，因為沒有人曾經去過。你是探險者，發現者。很興奮─然而很可怕，它令人驚恐。」聆聽要求對未知保持開放的態度；同時也要求我們研究者不僅在知識上、在感情上也要全神貫注和投入。
........對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那句名言的回應：「如果你在年輕時沒有成為社會主義者，你是沒有感情的人；如果你在四十歲時仍然是社會主義者，你就是沒頭腦的人。」在1970年代於華盛頓特區這個高度政治性的環境中長大，成年時又受到越戰和水門事件的強烈衝擊，因此我堅信，為妳所信仰的原則奮戰，既不是也不應該是某一年齡層者的專利。
美國反戰抗議者告訴我的故事，其意義大都源自更寬廣的愛國主義論述脈絡。他們要求取回身分認同、或是搶回旗幟，這些作為只有和「什麼才是好美國人」的主流敘述並置觀察，才能明確了解其意義；他們所採取的政治策略，就是對於「可預期的故事」提出挑戰。明顯地，9/11事件對於「什麼是負責任的美國公民」的國家敘述，有很強大的影響力。就像我在第四章所討論的，例如〈美國愛國者法案〉（USA PATRIOT Act）就把還在爭論中的意見納入法律裡。這個敘述的可述說性具有歷史敏感性，9/11事件產生一種政治氛圍，很難將「負責任的美國公民」和反戰行動相提並論。後9/11時期，即使是那些對於美國的內政或外交政策中某些內容感到不滿的人，也會將他們的批評放在比較受到廣泛支持的脈絡裡。
東德的「不具述說性的故事」，指的是反對「將1989年事件視為資本主義勝利的指標，全世界因此欣喜若狂」的故事。以波列的話來說：「那其實是受苦的人民的反抗。他們並沒有問為什麼他們要反抗，不論是對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他們已經無法再容忍這種謊言……這並不是資本主義的勝利。」我前往東歐是為了要觀察更多行動者歷經革命變化的經驗，並且和他們談論他們接下來所面對的新世界。我在那裡聽到的故事，不論是和我在西方媒體上聽到，或是我自己所預設的，都十分不同。在某種意義上，這樣激烈的革命並不在他們的計畫中。包曼對共產主義之終結所做的分析，呼應了我所聽到的故事：
「舊制度必然附帶產生的反對意見，往往超出此制度能夠承受的程度，因而使危機到達極限；但它正是以現有制度的語言來表達要求，才產生的結果⋯⋯因此，以這個制度無法滿足的預期，來對待它……摧毀舊朝代的勢力，在意識上並不希望改革的最後結局是毀滅。」
這些故事和西方社會裡廣為流傳的大不相同，西方將其描述成到處「欣喜若狂」：「『我們的生活形式』證明了它的可行性和優越性，永遠勝過任何其他真實的或想像的形式。」
種族隔離政策終結之後的南非，是個致力於創造新的國族敘述的國家，這個敘述試圖承認濫用種族隔離政策的行為，這樣做就是為了走出那些凌虐行為的陰影。這個國族敘述裡包括「懺悔的迫害者」和「給予寬恕的受害者」，他們透過對話一起建構新南非。在第六章，我描述了南非人在講述種族隔離政策下某種特定經驗的故事時，所面對的壓力。創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目的，是要在個人以及全國的層次上，協助南非人走出決裂和創傷的情境，轉換為重振生機的局面。那些可能對建立新國家的計畫有不利影響的故事，比起那些無論細節多麼令人不快卻可用來走出陰影的故事，更不具有可述說性。「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委員們，事實上偏好的是關於寬恕的故事，而且在某些情形下，可能還創造出他們想聽到的故事情節。容許和解甚至寬恕的個人陳述，具備高度的可述說性，而這種情形不僅是由個人，而且是由文化所生產以及再生產的。...
......掌握對方告訴她的事，也包括她所能聽出的所有事；艾瑞卡‧雅弗波姆（Erika Apfelbaum）提醒我們：「不幸地，敘事（narration）受限於交談雙方理解對方談話內容的能力。」不僅是那些參與我們研究的人會根據我們的預期而調整他們所說的故事，而且很重要地，我們也會期待聽到某種想要聽到的故事。我們透過社會化過程而成為個人、成為社區的成員之後，其中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傾向於、並且熱切地想去聆聽某種特定的故事，並對其他故事充耳不聞。因此，不僅某類故事比較具備「可述說性」，而且某些類故事比較具備「可傾聽性」（hear-able）。作為研究者，對於那些可能超出我們已習慣的文化敏感度範圍的故事，我們必須訓練自己維持高度興趣。意思是，我們必須讓自己接納遇到的各種真理與文化規範，即使是和我們社會化過程中所習慣的不同，甚至相互衝突。
艾瑞卡‧雅弗波姆說過一個故事，在她父親被遣送到奧斯威辛（Auschwitz）集中營的五十週年時，她在法國世界報（Le Monde）發表一篇紀念短文，談論載她父親駛向不歸路的車隊。發表之後，她收到來自一位以前同班同學的信，在學校時這個人是和她坐同一張長櫈的。在信中，這位女同學說：「我對妳和妳的悲劇故事一無所知……這樣的事怎麼可能發生？。」有許多文章已提出，大屠殺（Holocaust）生還者無力講述他們難以言表的痛苦經歷，並以此解釋為什麼在戰後，有關他們經驗的傳述那麼少。但是，這類解釋卻將沉默的責任歸諸於生還者。然而，如果沒有人聆聽，誰會談論這類的事？威爾（Weil）寫道，「我們通常會聽到說，那些從集中營回來的人，會選擇忘記……這對有些人來說也許是事實，但對大部分的人而言，卻非如此。至於我，我一直希望能講出來、能出面作證。但沒有人願意聽。」同樣地，普力莫‧李維（Primo Levi）在《在奧斯威辛集中營中倖存下來》中描述他不斷出現的夢魘：「不斷重複出現無法被聽到的故事。」投入研究大屠殺生還者已超過二十五年的亨利‧葛林斯潘（Henry Greenspan）指出，生還者不僅在戰後幾十年裡保持沉默，他們也無法發聲。他描述生還者經歷了「一種持續進行的壓抑和污名化過程」，他們喚起「可憐、恐懼、厭惡、和罪惡感交織的複雜心情……他們受到孤立和嫌棄」。但是社會將那些一直忍受著沉重斷裂的人，與其他人隔離開來的現象，不僅出現在大屠殺的悲劇裡。...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難以言表」的慘狀，保羅‧福索（Paul Fussell）寫道：
「邏輯上，英語沒有理由無法充分表達戰爭的真實情況⋯⋯問題不在於「語言」而是在風度和樂觀心態⋯⋯聽眾沒有必要受驚嚇時，他為什麼要？我們使得難以言表的意思無法描繪：它實際上就是令人不快。」
同樣地，蘇珊‧布里森（Susan Brison）令人激動地寫出她從蓄意謀殺和強暴中倖存下來後，所受的精神創傷，她說：「當其他人不願傾聽倖存者所忍受的事情時，她們是很難痊癒的。」布里森認為，我們是社會動物，但關於我們的精神創傷，我們卻經常要單獨面對。以莉‧維索（Elie Wiesel）認為，「接納」往往對大屠殺倖存者而言是懲罰：「人們啜泣並流著眼淚歡迎他們，然後轉頭離開。」其他人不希望看到精神創傷倖存者和這個世界的其他部分有所關聯，因此採取了將該事件──甚至許多事件──特殊化的策略。然而，讓自我和社會世界重新整合，必須要有交流：「沒有人可以在沉默中找到平靜，即使是他們選擇保持沉默。」這種拒絕進入另一個可能世界的典型範例，是一個經常用來回應苦難故事的單字：
「『難以想像』（unimaginable）：藉由這個評論性的單字，聆聽者⋯⋯沒有意願繼續了解，使講述者退回沉默之中⋯⋯並且保護他自己不去冒險，跨出熟悉的安全世界的疆界，進入到一個完全不同星球的未知世界裡⋯⋯當人們在存在與知識論上的安全感受到威脅時⋯⋯拒絕傾聽也是他們一種恐懼的表現。就像打開一扇窗戶，面對令人感到威脅的真相，強迫他們去正視一個沒有資訊可參考，而且令人沮喪的現實，他們在那裡不再感到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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