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mes Dawes《惡人：普通人為何會變成惡魔？》(EVIL MEN )梁永安 譯；pain porn

最近，梁永安先生跟我們介紹James Dawes著的【惡人】(Evil Men)，其中似乎談到2戰戰俘等的慘絕狀況，稱為"人權色情"等。

我寫，這是好機會學一下英文porn一字，在下述可看到food porn、pain porn等：
porn / pornography, food porn, pain porn
http://word-watcher.blogspot.tw/2008/10/run-of-mil-pornography-femme-fatale.html
牛津大學出版社的辭典給我們解釋porn 的俗義：

[IN COMBINATION OR WITH MODIFIER] Television programmes, magazine, books, etc. that are regarded as emphasizing the sensuous or sensational aspects of a non-sexual subject and stimulating a compulsive interest in their audience: 在電視節目，雜誌，書籍等，就"非性"之主題，強調其感性和煽情方面，來刺激他們的觀眾的必看之注意力。

所以porn 的意思，有大肆誇張炒作、煽情等來吸睛。

梁永安 To HC
《惡人：普通人為何會變成惡魔？》



作者道斯是美國一家小型大學的文學及文化研究教授。若干年前，他應某個人權團體的邀請，到日本訪問一批二戰老兵，聽他們談自己在中國幹下的凶殘暴行。這是本書的「緣起」。（該批老兵戰後先是關在蘇聯西伯利亞戰俘營，幾年後被移送至撫順監獄，在獄中接受中共的思想教育，最後全部獲釋。他們對中國心存感念，回國後致力於打破日本對戰爭罪行的沈默，以此獲得人生意義和人生目的，也因此受到孤立排擠）。

《惡人》收錄了部分訪談內容，但作者把它們切割成一小段一小段，以此為引子討論各種與人類殘暴相關的問題，從哲學、文學、社會學和心理學各種角度作出探索。用作者在前言一開始的話說：「本書要談的是凶殘：它長什麼樣子，它感覺起來什麼樣子，它緣何產生，有什麼方法或許可以防治。」更具體的論題包括（這裡只是略舉二三）戰爭和國家機器是如何使普通士兵變成冷血麻木的劊子手（中譯本副標題「普通人為何會變成惡魔」便是指此）？「旁觀者」何以會袖手旁觀？原諒那些犯下滔天大罪而能認錯的戰犯是可能或應該的嗎？試圖「理解」劊子手會不會就是一種對他們的除罪化？劊子手（如那些日本老兵）的自白是可信的嗎，或者說這類「自白」某個意義下是別有動機？

作者在書寫中也反省了伊拉克戰爭，指出美國已經因為神經兮兮而成了一個「隨時就好防禦性射擊姿勢」的國家（典出美軍在越南美萊村射殺老弱婦孺時先蹲下採取防禦性射擊姿勢，以此說服自己對方是有武裝的敵人）。伊拉克戰爭也對美國學界產生了巨大衝擊：「在目前這個後引渡（post-rendition）和後先制（post-preemption）的時代，美國人文學各領域的學者開始問一個問題（其熾烈程度是越戰之後前所未有）：『我正在做的學問意義何在？我正在創造或傳播的知識跟現實世界中正在發生的事關係為何？』很多學者開始相信，在這個特定歷史時刻，他們必須面對的最迫切問題包括美國與當代人權運動的關係。」

從以上已可看出，本書的論題複雜眾多，但作者自言，《惡人》的「核心問題」與上述者在性質上迥然不同：「但若說本書有一個核心問題，其性質乃非常不同。那就是：我給各位說書中故事的用意何在？各位聽它們的用意何在？這至今仍是困擾我最甚的問題。」簡言之，這就是「人權書寫的吊詭」的問題：「人權書寫」的目的一方面是教育讀者同情心，但另一方面又極可能會流為一種「人權色情」（human rights pornography，一種從看八卦獲得的快感），以及讓讀者在付出同情心之後滿足於這種付出，不思進一步的行動：「也許，對著小說好好哭過一場以後，我們的感情便會燃燒殆盡，可以不用在真實世界付出同情。也許，這樣流過淚之後，我們便會覺得我們的付出盡已足夠，覺得我們的慈悲自我形象已獲得充分印證，無須做更多以達到人格均衡。」作者與此相關的另一個擔憂是：「我從展開這專案的一開始便受到這一類的憂慮縈繞。我聽見一些聲音在我腦袋裡悄悄說話：這些人（指日本老兵）在戰爭期間擁有神般的力量。他們單憑說一句話便可以予生或予死，而他們的受害者賤箭如草芥。現在，事隔多年以後，你卻把同樣大的權力重新賦予他們。有好長一段時間，這些聲音老是在我腦子裡嗡嗡響，讓我什麼都寫不出來。」

作者為解決這些問題絞盡腦汁，事隔多年後才想出一個可能的解決方法：用「錯置」（juxtaposition）的書寫方式把「痛」傳遞開去：「我想盡所能讓讀者感到不安全，讓讀者感到痛。」

立緒文化  2015

設法理解創傷性事件，非常類似於設法理解創傷性事件中的加害者，換言之，你得把他們理解為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什麼神祕難解的妖魔。但這又會牽扯出一個相似的弔詭（姑稱之為「邪惡的弔詭」）：把加害者看作我們可理解的人固然是道德失職，但拒絕這樣做同樣是道德失職。也就是說，我們既必須妖魔化他們，又必不可妖魔化他們。我們之所以必不可妖魔化他們，是因為那樣做本身就是一種有妖魔色彩的立場，意即拒絕承認他人的充分人性。

這不只是一種修辭學的憂慮。當道德義憤激烈得讓我們否定別人有精神性可言，它就會變得難以區分於恨—一如呼求正義的有時會難以區分於呼求報復。這不只會帶來危險的政治後果，還會產生嚴重的內在後果。因為當我們妖魔化他人之時，我們不只界定了他人是誰，還界定了我們自己是誰。

……另一方面，倘若我們不維持「他者化邪惡」（the otherness of evil）的意識，又會失去做出關鍵哲學區分的能力。我們會感覺某些行為抗拒理解和牴觸人性並不僅僅是感覺，而且還是一種範疇性區分的指標。如果不能把那些震撼我們良知的行為歸為一類，我們的道德語言將會變得非常貧乏。我們有需要把這些行為歸為另一類，既是為了尊重我們情感所包含的真理價值，也是為了尊重倖存者與死者。

尤有甚者，當我們失去「他者化邪惡」意識，我們也會失去我們的恨，而這真正是一種損失。

——《惡人：普通人為何會變成惡魔？》EVIL MEN，p.48-50

詹姆士．道斯 James Dawes 著；梁永安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