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少聰《永遠的外鄉人》

東海大學的人與書 (100)：

將100號給一位久聞其大名而幾乎還沒讀過他作品的 陳學姐：陳少聰

陳少聰

　　祖籍山東，小時曾在浙江住過，在台灣淡水長大。畢業於東海大學外文系後，赴美國愛荷華大學修習宗教及文學，獲英美文學碩士學位。曾在加州大學附設的中國研究中心任助理研究員。後又在華盛頓大學專修臨床心理治療課程，獲社會工作碩士學位。在美任心理治療師二十餘年。著作繁體字版有《水蓮》、《女伶》、《航向愛琴海》、《有一道河從中間流過》、青少年讀物《偉大的靈魂：甘地》等，簡體字版有《捕夢網》、《有一種候鳥》。譯作有《柏格曼與第七封印》。曾獲時報文學獎散文獎、吳魯芹散文獎。長年居住於美國加州灣區。

 《永遠的外鄉人》印刻，2010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487239
 身為外鄉人，我們扮演不了任何戲中的角色，深深地感受到自己不屬於這個社會……
一次返鄉之旅，記憶中的青石板路，讓人毫無心防地踏進了時光隧道，回到一個戰亂的年代，一個兩千年歷史的古城，那是母親的故鄉，也是流離的起點。 作者彷彿洄游的鮭魚、返航的海燕，半生的天涯流轉，還是要到最原初的所在，才能為一生回眸。然而那不只是一個家族的往事，也是一代人無力扭轉的命運，以及 一個國家歷史的縮影。1950年，作者的母親帶著三個孩子，從深圳偷渡進香港，搭船到高雄港與父親會合，一家人在白色恐怖陰影下度過克難時代；父親哼唱的 《四郎探母》，是歷史丕變下被犧牲的那一代，無處申訴的苦悶。然而相對父輩，於夾縫中僥倖逢生的後一代，卻成了犬儒的一代，處處為家，卻也是永遠的外路 人、外鄉人；他們不是回不了家，而是無家。和上一輩相反，他們的傷感或許卻是，無能擁有鄉愁。從中國到台灣，再從台灣到美國；回返父母的家鄉，卻不知自己 的家在哪裡。

我知道有些國軍中曾任師長、軍長的將官，因為被共軍俘虜過，在台灣「永不錄用」，潦倒以終。且不管個人事業的得失，像陳智那一輩在台灣的國軍官兵，內心深 處，恐怕都有一股說不出口的鬱結、悲憤，大陸戰敗，打擊太過沉重，國軍內傷，難以復原，也無法痊癒。成王敗寇，連當年抗日的輝煌歷史也遭抹煞殆盡。中共至 今還不肯承認國軍領導抗戰，而在台灣自己的政府對這段悲壯歷史竟然也輕忽漠視，甚至扭曲。──白先勇

 陳少聰的《永遠的外鄉人》這本書，在2年半後才找到，先借給曹永洋學長之後，才先讀她寫她在心理諮商的心得和送別父母過程。
這本書，似乎都只間接談她的東海大學那一段經歷。2015年夏，有位旅美的校友返台，我們訪問他。他提及在東海時，他在藝術館辦過音樂會，伴奏的是......我猜出....他說，我不必寫這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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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少聰擔任她的助理，兩人演了一年只寫紙條避不見面的默劇。"


 與「張愛玲」擦肩而過

陳少聰 　(20050713) 中時人間副刊
    
    這大半輩子以來，與不少名人有過擦肩而過的緣分，但至今依舊教我覺得深為悵惘的，莫過於與張愛玲的一段特殊的際會。雖然事隔三十餘年，張先生辭世也已經十年了，這段因緣至今依然「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也許現在終於到了傾吐的時候了。

    一 九六九年秋天，我住在加州柏克萊，那時剛從愛荷華大學讀完碩士，開始在加大附設的中國研究所的語文部門打工。本來那裡的資深研究員是莊信正（在莊之前是夏濟安先生），那年莊信正另有他就，他的位子由他舉薦張愛玲接任。張和我兩人當時是語文部門僅有的兩個工作人員。在職位上我應當是她的助理。我們的上司則由 加大東亞系的陳世驤教授兼任。陳教授愛才心切，特別把張先生從東岸聘請到所裡來。他因愛惜張愛玲的曠世才情，一心想為張安插個有充分自由的差事，好讓她有 精力多創作，並沒仔細考慮過她是否適合做這類學院派的研究性工作。 

    第 一次見到張愛玲是在陳先生為她接風的晚宴上。陪客還有三、四位其他教授。我的全副注意力都聚焦在張的身上，那時期我是不折不扣的「張迷」。她所有著作我沒有不讀的。在她身邊我變得小心翼翼，羞怯乖巧。儘管我的內心萬般希冀著能與她接近，與她溝通，當時我卻連話也不會說，也不敢說。我幾乎聽見自己心底迫切誠 摯的呼喊：相信我吧！在我身上你會找到一個真正崇拜你了解你的知音！請放下你自衛的盾牌吧！

    那 晚張很文雅地周旋於賓客之間。她不主動找人說話，好像總在回答別人的問題。說話時臉上帶著淺淺禮貌性的微笑。她穿著一襲銀灰色帶暗花的絲質旗袍（後來她一 直都穿顏色保守的素色旗袍）。那年她四十九歲。身材偏高，十分瘦削。中度長短的鬈髮，看得出是理髮師的成品。她臉上略施了些粉，淡紅的唇膏微透著銀光。她 的近視眼度數不淺，以致看人時總是瞇著眼睛，眼光裡彷彿帶著問號，有時讓你不敢確定她是否在看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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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 了不久，陳教授又請了一次客。晚飯後請大家到校園劇場去看美國版的「琵琶記」。在劇院裡，我懷著緊張興奮的心情，坐在她的旁邊。這次她給我的印象與頭次相仿。還是一身素雅的旗袍，淡淡的粉光掩飾著她蒼白的容顏。在中場休息的時間，她從皮包裡拿出了粉鏡，對鏡捋了捋本已一絲不亂的頭髮（後來有一兩次我也曾在 大街上瞥見她對著店鋪的玻璃窗捋著她的頭髮）。她的話有限。只記得她說了些有關原本「琵琶記」的作品背景，不知是否因為當時過分緊張興奮，我竟然記不得那 次交談的其他內容了。

    不 久之後，張先生開始正式上任了。所裡上班鐘點頗具伸縮性，尤其由於她的「巨星」身分，更有充分的自由安排她的工作時間，反正到年終交得出研究論文來就行。 張先生總是過了中午才到，等大家都下班了，她往往還留在辦公室。平日難得有機會與同事見到面，也沒有人去注意她的來去，大家祇是偶然在幽暗的走廊一角驚鴻 地瞥見她一閃而過的身影。她經常目不斜視，有時面朝著牆壁，有時朝地板。只聞窸窸窣窣、跌跌沖沖一陣腳步聲，廊裡留下似有似無的淡淡粉香。

    那時與我同時在中國研究所打工的研究生還有宋楚瑜和劉大任。宋沉穩持重不苟言笑；劉則尖銳俏皮，言談機鋒。我們閒聊時偶爾不免會提及張先生來去的神秘蹤影。大任曾打趣說：「張愛玲是咱們辦公室的靈魂嘛！」一語雙關，玄妙自在其中。

    張先生自從來過陳家兩次之後，就再沒見她出來應酬過。陳先生和夫人再三邀請，她都婉拒了。陳教授儘管熱情好客，也不便勉強，只好偶爾以電話致候。

    一九六九年太空人登陸月球那一天，陳教授夫婦開車經過城西的San Pablo大街，湊巧撞見張先生站在路邊，正仰頭瞇眼張望電線桿上的招貼，手裡提著一個大紙盒。陳先生連忙煞車，問她在找什麼，她說在找公共汽車站。她近視得厲害，竟把電線桿當成站牌了。在送她回家的路上，陳先生才弄明白，原來張今天特別趕去買電視機，準備觀看今晚登陸月球的實況轉播。陳先生事後對我們說：「可見張先生對世界大事還是挺感興趣的，我們大家本來還以為她完全不食人間煙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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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她同一辦公室，在走廊盡頭。開門之後，先是我的辦公園地，再推開一扇門進去，裡面就是她的天下了。我和她之間只隔一層薄板，呼吸咳嗽之聲相聞。她每天大 約一點多鐘到達，推開門，朝我微微一粲，一陣煙也似地溜進了裡屋，一整個下午再也難得見她出來。我盡量識相地按捺住自己，不去騷攪她的清靜，但是，身為她 的助理，工作上我總不能不對她有所交代。有好幾次我輕輕叩門進去，張先生便立刻靦腆不安地從她的座椅上站了起來，瞇眼看著我，卻又不像看見我，於是我也不 自在了起來。她不說話；我只好自說自話。她靜靜地聽我囁囁嚅嚅語焉不詳地說了一會兒，然後神思恍惚答非所問地敷衍了我幾句，我恍恍惚惚懵懵懂懂地點點頭， 最後狼狼狽狽地落荒而逃。

    這類「荒謬劇場」式的演出，彩排了幾次之後，我終於知難而退，沒法再續演下去。魯鈍的我終於漸漸覺悟了這個事實：對於張先生來說，任何一個外人所釋出的善意、恭敬，乃至期望與她溝通的意圖，對她都是一種精神的負擔和心理的壓力。至少那一個時期的她確是如此。

    從此我改變了作法。每過幾個星期，我將一疊我做的資料卡用橡皮筋扣好，趁她不在時放在她的桌上，上面加一小字條。除非她主動叫我做什麼，我絕不進去打攪她。 結果，她一直堅持著她那貫徹始終的沈寂。在我們「共事」將近一年的日子裡，張先生從來沒對我有過任何吩咐或要求。我交給她的資料她後來用了沒用我也不知道，因為不到一年我就離開加州了。

    深悉了她的孤僻之後，為了體恤她的心意，我又採取了一個新的對策：每天接近她到達之時刻，我便索性避開一下，暫時溜到圖書室去找別人閒聊，直到確定她已經平安穩妥地進入了她的孤獨王國之後，才回歸原位。這樣做完全是為了讓她能夠省掉應酬我的力氣。

    那陣子剛讀完她的新書《半生緣》不久，接著人家又借給我一部胡蘭成寫的《今生今世》，其中有一章以「民國女子張愛玲」為題，深入地書寫張先生。我讀得過癮極 了，但同時又覺得有幾分罪過感，彷彿自己躲在她背後偷窺私密似的。但是胡蘭成的描述真是生動，也更加深了我對張愛玲的了解和尊重。

    當 時正值加大學生鬧學潮，學生發起的言論自由運動如火如荼，反越戰示威也轟轟烈烈。身為外國學生的我們，總像隔岸觀火。人家搞革命我們湊不進去。自己的國家 又遠在天邊……台灣正值白色恐怖高峰期；大陸文化大革命毒焰方興未艾，我們這些外國學生的心態不免陷入惶措鬱悶的低潮，雖然我一向對政治反應遲鈍，然而夾 在一批血氣僨張、雄辯滔滔的知識青年當中，難免也感染到周遭的苦悶徬徨。一頭栽進張愛玲的世界，似乎是我個人逃避方法之一。在那段苦悶的歲月裡，她的視野 變成了我的世界；她精絕的文字，成了我渴望的麻醉劑。

    隔著一層板壁，我聽見她咳嗽，她跌跌沖沖的腳步聲。我是張愛玲週邊一名躡手躡腳的仰慕者。方圓十呎之空間內我們扮演了將近一年的啞劇。我是如此地渴望溝通與相知；而她，卻始終堅守她那輝煌的孤絕與沉寂。

    初春時節，柏城路邊的紅梅花開得最是燦爛。有天早晨出門時我順手摘了幾枝。在辦公室舊櫥裡找到一只缺了口的白瓷壺，我把一捧紅梅插了進去，看來居然像日式盆藝。我頗為得意，順手把它放在她的案頭，沒去想過她會如何反應的問題。那幾天我們也沒機會碰面。又過了幾天，聽說她病了。我打了電話去問候，並問她需不需 要我為她買什麼藥物之類。她住的公寓在Durant街，距辦公室只有三個街口，我很容易為她效勞，她自然婉拒了。後來我還是不放心，逕自照她所說的症狀到中藥房配了幾副草藥，送去她的公寓。我撳了下門鈴，心裡知道她不會來開門，我把藥包留在門外地下就離開了。

    幾天後，張回來上班了。我們中間的門仍掩著。在書桌上我發現了一張寫著「謝謝」的小字條，壓在一小瓶Channel#5香水的下面。我只好嘆息了。真是咫尺天涯啊！我深深感受到沉重的無奈與悲涼。一半為她，一半為我自己，我感到一絲泫然。

    我終於徹底醒悟張先生是個徹底與俗世隔絕之人。一幅荒漠的意象在我心底浮現出來：在一片空蕪廣袤的荒漠上，天荒地老，杳無人跡，所見僅僅是地平線盡頭一輪明月，孤零零冷清清地兀自照著，荒漠上只見張踽踽獨行的背影。私底下我曾一再渴望她偶爾回眸，發現有一雙真摯忠誠的目光正追隨著她。這當然是我一廂情願之 想，其實張先生早已拂袖奔月去了。

    十年前在廣播中聽到張先生辭世的消息，我並不特別驚訝。她辭世的方式，顯然出於她自己的選擇。我覺得早在二十年前她對生存方式的抉擇與後來她辭世的方式如出一轍，前後完全一致。我對她的抉擇，唯有持一分敬意與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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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止一次，朋友們都勸我把這段「不遇」之緣寫出來發表，我都搖搖頭，因為一向怕湊熱鬧。況且這段往事是屬於她和我個人之間的「隱私」，潛意識裡我想我寧可將之珍藏於心，唯恐一說出來就會失去了什麼似的。

    我怕失去的到底是什麼呀？我問自己，難道怕失去我們從未曾擦亮過的火花？我又不得不笑了。

    有一年雷驤帶了他的電影工作隊來到柏克萊。他要拍十二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巨擘的紀錄性影片，張愛玲是其中一位。那時她尚在世，住在洛杉磯。雷驤找到我作尋訪舊蹟的嚮導，我義不容辭地充任了一次「白頭宮女話天寶」的角色，帶他們回到城中心2168 Shattuck 街，坐電梯上三樓舊地。指出長廊頂端張愛玲和我的辦公室，指出宋楚瑜工作過的圖書室，劉大任待過的小房間……研究所早已搬到加大校園去了，此地已改為商業寫字間。長廊裡光線亮了許多。一扇扇掩著的門扉後傳出說話的聲息和機器操作聲。

    我想起了「辦公室的靈魂」一語，不覺獨自莞爾。走廊上再也聽不到張愛玲跌跌沖沖的腳步聲。那淡淡的粉香，猶似有似無地在廊裡游移飄浮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