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出四本金克木的書，想一想要送給誰？
《掛劍空壟》，金克木在後記說：
「往聖證道，面壁九年。不佞思過，緘囗十載。」⋯戊寅春夏之交記（1998）
緘囗十年，應該是指：從1989至1998。
⋯⋯更多
2017.3.24 阿邦請我們吃日本料理，又送ㄧ袋寶物，真謝謝：
一幅對聯：
鄭善禧寫的：
"置身百尺樓上；放眼萬卷書中"，後詳。
6本書：；金克木《咫尺天顏應對難》北京：人民日報，2007；羅銀勝《王元化和他的朋友們》湖北人民，2009；《錢穆講學語錄》香港：商務，2013；陳丹燕《我的旅行方式》浙江文藝，2015；絲柏客《溫城筆記：一個律師的人文世界》台北：書泉，2006；皮爾斯夫人《夢想德國》台北：柿子文化，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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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健邦先生2016年12月25日的贈書，非常謝謝 (他還請我們看一部"慾望城國"，朋友辛先生夫婦請吃飯)。
趙武平《閱人應似閱書多》是本71篇雜文 (書評和作者/意者之介紹或訪談雜記)
每篇都有些"小新知"(對我而言)，所以是難得的有用雜學。
閱人應似閱書多
《閱人應似閱書多》中所涉人和事，無一不是我們熟悉的，但對於我們來說又都是新鮮的。作者多年編書、譯書、淘書、藏書，在書中閱人、參悟人生。書中所述名人趣事、文本賞析、譯本考證和時事評論，透出濃濃的與書有關的歡喜和文人的情懷，於閱書中閱人、閱事。有品位，很好看。
趙武平，文字工作者，現任職於上海譯文出版社。曾就讀於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出版研習班，耶魯大學美國研究訪問學者。著有隨筆集《人如其讀》，翻譯《楊柳風》和《斯蒂芬•斯皮爾伯格傳》，主編《王爾德全集》。
目錄
陸序
施序
自序
語言的「復活」
朱光潛與毛澤東詩詞英譯
「杏仁」的「正名」
馮譯《聖經》及其名物考
也談魯迅致陶亢德信
老舍美國行之目的
翻譯的恩怨
哥大的老舍檔案
誤 解
變奏，致敬，和美妙的相遇
此樂園非彼樂園
從叩頭到握手的外交
「夢家和××」
喬木關於知堂的信
不再咒罵翻譯家
謀害「文學教皇」的方法
虛妄的「緋聞」
詞典的「粉絲」
入鄉問俗
群病與己責
矜 持
南昌熱
韓國城
過軒尼詩道
讀書不二
南書房行走
瞎馬盲人
咸肉庄考
「上海傑克」
仿來的故居
面條的身份
書評與書販
宮里的星巴克
遠去的醬園
合理的宮刑
紙上紙老虎
川味法國菜
歷史的緘默
捕風捉司馬
作為隱喻的內褲
德里達先生的銀發
井水飲處歌傑倫
姚明不識「簽語餅」
人總是要老的
小說不是小說
作家「考古」
貓鼠游戲
鄭和的發現
復原上海的失敗
毛踢誰的屁股
王爾德的先祖與后輩
魯濱孫的媒人
「阿三」和《紅與黑》
《紅樓夢》非「石頭記」
霍克思先生的翻譯
譯叢中的螳螂和黃雀
誰為馬可波羅編「謊言」
本雅明的幻滅
比較董橋的政治筆記
邵洵美的「美麗錯誤」
李歐梵的「摩登上海」
楊絳譯筆下的蘇格拉底
林徽因的考古發現
閱人應似閱書多
「勢利鬼」之辨
滋養心靈的散文
諾貝爾的謎語難猜
譯大書與寫小品
「政治不正確」
「小說史」引發的困惑
梵高的信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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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健邦先生10月27日、31日來訪的贈書，非常謝謝。
朱敬一 【飆哈雷救經濟】台北：時周文化，2011 (HC:我不知道這本文集呢！)
周言【國土與國變---知識人與晚近中國】台北：秀威，2011 (看了李劼的"序"解釋".......自由是零。這既是我的人生選擇，也是我的寫作維度......"就可。)
鄭貞銘、丁士軒編【百年大師 二之1】台北：遠流，2015 (我對這種一網打盡的書，興趣不大......)。
【明報月刊】2016.7 (獨家圖文：楊絳浮沉錄)---頁27有張書架的照片，我以前努力研究過，記得有本Hieronymus Bosch (1450-1516)大畫冊：昨晚公視播"
國家地理頻道 《洪水來臨前》(
BEFORE THE FLOOD) 引他的畫作。
字 字 字 二○一六年十一月號 余英時 江青 重點內容 專題．特輯…
與許冠三胡菊人結緣
江青女士（下稱「江」）：您是怎樣成為《明報月刊》的作者的？
余英時先生（下稱「余」）：我跟《明報月刊》關係很深。我自一九五五年，就到了美國。《明報月刊》一九六六年創辦時，我在美國教書，並不認識總編金庸先生。一九七一年我從美國回香港，才經人介紹認識金先生。我第一個接觸的《明報月刊》編輯是許冠三先生。許先生已過世了，他比我大幾歲，是學歷史的。
一九六三至六四年許先生自印了一些文章給大家看，問了我許多問題，我也回信答覆。這些信我都沒有保留，後來他編《明報月刊》，就把書信往來整理成文發表（《涵養新知 商量舊學》，本刊一九六六年四月號）。他發表這些文章時，我不知道，是後來才得悉的。這些信的內容，與討論中國有關係。一九七三年至七五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任職，當時《明報月刊》總編是胡菊人先生，他夫人劉美美女士是新亞的學生。他們做了一個很長的採訪，這個長篇訪問（《中國在遽變中未能完全脫離傳統之流弊》，本刊一九七四年一月號）刊出後，引起注意，招致《新晚報》連續罵了兩天。他們說我批評文革，沒有加強中美關係的建立。其後，我也認識了該報總編羅孚，他說刊報時他剛好不在香港，手下編輯開罪了我。我說，沒開罪，我了解《新晚報》的立場。
江：我也是因胡菊人先生開始和《明報月刊》結緣。
余：什麼時候？
江：一九七三年，我在紐約成立江青舞蹈團。一九七八年，去香港參加亞洲藝術節演出。胡先生連續幾天寫藝評，從文化角度來寫，讓我很驚訝。胡先生擅彈古琴，眾所周知，他是個十分真誠的人。後來，我寫教舞蹈的文章，挑了些交給他刊登。一九八二年至八四年，我在香港舞蹈團任藝術總監，常常把演出構思寫成文章交他發表。董橋先生接任時，我和《明報月刊》依然這麼往來。
余：我其實更早結識胡先生。我的朋友辦了友聯出版社，《中國學生周報》就是這個出版社創辦的，朋友找我做《周報》的編輯。我是第一任總編輯，可只做了兩三個月，因為想專心做研究。胡先生那時候十分年輕，也在友聯工作，那時候我們彼此都知道對方，但沒有真正接觸。一九七六年，我寫文章探討大陸對知識分子的態度。文章由《聯合報》連載十幾天，十分轟動。這篇重要的文章（《反智與中國政治傳統──論儒、道、法三家政治思之分野與匯流》，本刊一九七六年二月號、三月號連載》）是因為胡菊人約稿。我很想念胡菊人先生。
江：他後來辦《百姓》雜誌。
余：那份雜誌的老闆不行，是投機商人，不是理想的報人。
與董橋之因緣
江：胡菊人離開《明報月刊》後，董橋先生接任。您和董橋關係特別深——
余：董橋任內，我寫論文推究陳寅恪的舊詩，解釋其詩中隱晦的內容，是批評一九四九年以後的時事的。這些文章大陸很關注，引起很大爭論。大陸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就是對這場爭論作總結。還有，我也寫了《胡適傳》。中英政府展開談判香港回歸時，董橋也讓我寫許多文章。總而言之，給董橋寫了最長時間以及最多文章。
江：我常常到香港，跟董橋很熟悉，見面頗多……
余：我只見過董橋一次，那回從美國回香港，他請我吃飯，還有新亞書院老先生——牟潤孫。那是惟一一次的見面和談話。董橋七十歲時，我寫詩祝賀……
江：我就跟董橋說，余先生給你那麼大面子。我的四部書，有三部都是董橋作序。
余：他的散文很細膩。羅孚寫了《你一定要看董橋》一文，他的散文在大陸大受歡迎，和羅孚此文有關。
江：他的書法也非常出色。
余：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通過董橋邀我出書，出版了《中國文化史通釋》，董橋為該書作序。我和《明報月刊》的關係，董橋是重要的角色，這樣才維持下去。胡菊人先生離任後，我和《明報月刊》失去聯繫，直到董橋寫信約稿。但董橋和我早已是互相信任的朋友，不只是編者和作者的關係。
《明報月刊》的價值和使命
江：《明報月刊》的價值和使命，您怎麼看？
余：《明報月刊》是惟一的文化和思想刊物。不是政治刊物。政治是附帶的，不是重點所在。我認為《明報月刊》最主要的貢獻是思想和文化方面。一九四九年底我到香港，一直到現在，還沒有看到有第二份刊物，具有這樣的內容性質。《明報月刊》有廣泛的文化性和思想關懷，容量非常大，試圖做到通盤了解人類社會和文化。更難得的是，託香港言論自由之福，這一刊物竟延續五十年之久，而且還在向前走。這樣的刊物十分罕有。
江：兩岸三地知識人，怎樣發揮作用？
余：知識人的重要性，是中國很特殊的歷史。自先秦孔孟以來，中國的「士」或「士大夫」，即所謂的知識人，他們入世，是社會的一部分，負起責任。儒家的「道」一方面超越塵世，另一方面又正視人世，認為人生只此一回，要極嚴肅對待，不可草草混過。道家比較灑脫，但同樣肯定人生，不過要人不為世俗名利所困而已。道家「無為而治」，要求一個高度自由的秩序。
中國的「士」即使不做官，歸隱或著述，仍關懷社會。而西方，像希臘哲學家，雖然也關心社會，但偏重抽象思維。西方之出現知識人，一直要到十八世紀啟蒙運動後，才比較普遍。相比起來，中國早自漢朝，已有察舉制度，選拔治理國家的人才。這在全世界，是獨一無二的，西方統治階層，或是貴族、或是商人，或是武士，但都不是知識人。西方知識人的社會關懷、文化關懷，發源於宗教。但這個大問題一言難盡，我在《士與中國文化》一書中討論很多，請參看。
江：您不說「知識分子」，而說「知識人」，用「人」這個字特別精準。
余：我以為稱「知識人」，比稱「知識分子」妥當，一九四九年以後，什麼什麼「分子」，都是被批鬥的對象，諸如反革命分子、勞改分子、右派分子、投機倒把分子等。日本人也稱「知識人」，中國也可用這個詞語。
我的意思——不是要知識人像過去「士」或「士大夫」那樣主宰社會體制，而是要他們發揮關懷社會和弱勢人群的精神，作為現代社會的批評者。以美國為例，也不是知識人領導社會。現在有所謂的「公共知識人」，很接近中國的「士」，他們和社會息息相關，不單擅長自己的專業。西方的人民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如遊行、罷工等方式解決問題。中國的傳統不一樣，知識人的作用比起西方社會重要。當年「五四」運動和最近「六四」還都是知識人出頭領導的，他們把傳統「士」的基本精神轉化為現代社會中批判的力量。一直要等到進入民主社會以後，法治、人權等普世價值落實了，才不必借重知識人。以現在中國大陸的情況而言，還是要靠知識人。現在的問題是，事實上當局為了維護政權，害怕知識人引起動亂。我知道共產黨的想法就是不要有任何動亂。最好防止動亂的方法是，讓人民有途徑表達不滿，促使政府各部門協力解決改善。這是西方的辦法。西方媒體報道問題所在，政府負責人必須面對它，解決它。如果一個政權不斷自我完善，就是一個最可靠最穩定的社會。如果以暴力壓制一切不同的觀點，就等於自掘墳墓，所以說中國仍處於秦始皇時代。
江：一九七八年以後，您就不再踏足中國，可對中國大陸那麼了解。這是很深的中國情懷。現在大陸叫「公知」（公共知識分子）的，是不是等於您所謂的「士」，他們具有社會責任感和良心，例如徐友漁、賀衛方、章詒和等。他們不是異議人士、民運人士，他們眼於文化思考，對當前社會問題提出看法和批評。
余：他們就是現代的「士」。從「士」的精神轉換而來；但他們不同於傳統的「士」，把皇權看得高高在上，而是把政權看做是平等的公共組織，可以平等對話。不過現代知識人也同時必須有高度責任感，必須對自己的批評負起責任，決不應信口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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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為旅居紐約和瑞典的華裔舞蹈家。）
高友工《美典︰中國文學研究論集》，北京：三聯，2008 對江青的舞蹈讚譽有加：
Amelie Lee 訪余先生這位是瓊瑤電影 "幾度夕陽紅" 女主角，劉家昌前妻。董成瑜幾年前幫壹周刊訪過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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