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斌《截屏再瞥周一良》，《周一良全集》2015，鄧廣銘

《周一良讀書題記》天地一書生( "郊叟曝言: 周一良自選集")/ 唐代密宗/ 魏晉南北朝史論集/魏晉南北朝史札記

《周一良讀書題記》天地一書生( "郊叟曝言: 周一良自選集")/ 唐代密宗/ 魏晉南北朝史論集/魏晉...


Ben Chen

郝斌（曾任北大副校長）回憶周一良對涉入「梁效」的悔恨。
其中列出周一良生前所用的幾方印章，頗有意思。
大陸友人送過一册周一良家族自印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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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初，时在农历岁尾，按照校长办公室的安排，我到燕东园24号周一良先生寓所拜年，遭遇了一场意想不到的谈话。于今快三十年了，当时的尴尬情景时时涌动心头。现在，依据我的记忆，把这次晤谈追记下来，同时也以我现在的认知做一点必要的诠释。周一良，作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位代表性人物，已有不少学者对他给予关注、研究，我写的这些，或许可以作为研究者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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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屏再瞥周一良 1


－－作者：郝斌


1987 年初，時在農曆歲尾，按照校長辦公室的安排，我到燕東園 24 號周一良先生寓所拜年，遭遇了一場意想不到的談話。於今快三十年了，當時的尷尬情景時時湧動心頭。現在，依據我的記憶，把這次晤談追記下來，同時也以我現在的認知做一點必要的詮釋。周一良，作為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一位代表性人物，已有不少學者對他給予關注、研究，我寫的這些，或許可以作為研究者的參考。



周一良印 白文，篆書


太初


周一良早年用字 朱文，篆書


現時的北大，每到農曆年末，都有一場春節團拜會，數百人的規模，校內的教職員工，方方面面，都有人受邀出席。這一舉措，始於上個世紀的九十年代之初，而後成為定制，延續至今。在此之前，春節到來，只是因襲舊俗，登門拜年。受拜的，先是一、二級教授，後來因人事代謝，一、二級教授凋零的不少，遂延擴至三級教授。登門拜年的角色，由校長、副校長、書記、副書記充任。有時一人獨往，有時二人同行。一個上午拜望一家、兩家，最多三家。至於誰去拜誰，全依平日交往熟識的狀況，由校長辦公室協調確定。最早是空手登門，僅是敘談和禮數而已；後來，辦公室加備了一點禮品，也不過蘋果二、三斤。那個時候，冬令時節，市場上只有國光蘋果可見，酸中帶甜，但個頭兒嫌小，賣相不佳。如果外加幾個白梨和香蕉，已屬當時罕見之物。水果裝入袋中，放進自行車筐，先有電話預約，隨後登車徑去。不記得哪一年，水果被放進一個小籃筐里，一下雅緻了許多。


打從“文革”，師生、同事之間的拜年，作為“四舊”廢除多年了，八十年代一切慢慢恢復。拜年，總是一種喜慶，增添了這種往來，賓主都感親切；就是今天回想起來，也覺一股清風，沒有俗氣。在敘談過程中，間或有人對校務提出某種建議，遇有這種情況，在年後的相關場合，我們會彼此通報。其間的不便只有一點，如果順路拜訪兩家，叩門求進的時候，另一籃水果該放在什麼地方呢？隨身帶進門去，告別的時候，又復拿出，有點不尷不尬；放在門口呢，主人送客出門，難免要解說幾句，多費口舌，尚在其次，萬一有誰順手牽羊拿走了，賓主相向，又尷又尬，反倒更是不便。這個小小的技術問題，我一直未得解決。


時任黨委書記的王學珍，拜年活動，從不缺席，而且有兩戶人家，他必親往。一戶是法律系教授芮沐，一戶是經濟系教授嚴仁賡。芮、嚴兩家，我都隨他去過。


我自 1984 年擔任黨委副書記之後參與此項活動，先是隨同張學書、王學珍前往，後來間有獨行。我先後拜望過的有陳岱孫、馮友蘭、季羨林、金克木、李汝祺、段學复、謝義炳、沈同、鄧廣銘，以及朱光潛先生的夫人奚今吾等。周一良是我的老師，辦公室安排由我前去，自在情理之中。


家在燕東園貳拾肆號 齋館印，朱文，篆書



那時候，周先生退休一年多了，青燈孤館，過客星稀。人一閒下來，過往的雜事難免會湧上心來，何況是周先生。他的心境不好，我已有耳聞，去往燕東園的路上，也大致有個估計。然而多年以後，看到他寫的自傳和雜記才知道，我當時的估計實在差得太遠。


壓在周一良心頭的，一是“黑幫”舊怨，二是“梁效”新恨。“文革”初起，他被打成“黑幫”，在“牛棚”里關了將近三年；“四人幫”倒台，他作為“梁效”成員，再次隔離受審，又是三年。身陷“梁效”，直弄得名辱身冤，其間的遭遇遠甚於頭一次的“黑幫”。周一良後來一再提到的他在“文化革命當中的三件公案” 2 ，也就是讓他抑鬱多年的三個心結，與“梁效”有關的，佔了兩件。


其實，“四人幫”倒台後，外面指罵“梁效”正兇之際，隔離受審的周一良，對此所聞無幾。他一直在“竹筒倒豆子”，認真地檢查自己。直到審查的第三個年頭，連審查者也患上疲勞症時，受審者仍需每天到“學習班”報到坐班。這個時候，我們的周先生已經是個“老運動員”了，可他畢竟又是位書生，一者單調無聊，二者才情有餘，在讀書的間暇，手頭髮癢，於是就寫起詩來－ －檢討詩。到了 1978 年 11 月，審查解除，初步結論為“人民內部矛盾”，他才覺得可以給朋友寫封信了；對遠在上海的譚其驤，他早年的燕京同學，正好一訴衷腸。周一良在信中先有問候，同時附去了這首別體，並有說明：“進學習班後曾有俚語述懷，未嘗示人，亦奉吾兄以見當時心情一二。”請看這首述懷的開頭四句：

奴才羽翼兩兼之，悔恨交加已太遲。

明明謬論偏相信，暗暗陰謀那得知！3

“奴才羽翼”、“悔恨交加”，讀者朋友，這是什麼分量的詞語！周先生的自責自恨，溢於言表。固然這是朋友間的談心，而其披瀝如此，其痛可知。可這話背後的般般細節，在周先生來說，當時卻無從對人說起，其中甚至包括家人 4 。後一件，成了他心頭的隱痛。



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言人無二三朱文，金文大篆



讀者或有不知，“四人幫”倒台時候，國人皆曰可誅；而為“四人幫”張目的“梁效”，國人皆曰可惡。彼時的情勢如此，天理人情。而我們現今觀察、剖析的周一良，身為“梁效”的成員，當時正是惹嫌國人的一位。


殊不知世上的事情是複雜的，有時候複雜到讓人一眼看不透，兩眼也未必看得透，一如司馬遷所慨嘆的：“事本末非易明也” 5 。換句話說，事情發生了，如果任誰一人一眼全能看清、看透，那就用不著我們這些人來專門學史、治史了。“梁效”的事情，就很帶點這樣的複雜性。


在這裡，我需要囉嗦幾句“梁效”。


“梁效”，它的正式名稱原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出現於 1973 年 10 月，終結於 1976 年 10 月。那是“文革”的中、後期了，進入了所謂“鬥、批、改”階段，“革命大批判”成為一種時髦。於是“大批判組”應運而生，幾至遍於國中，單位無論大小，一律都不會少。彼時，“六廠二校” 6 已經被毛主席認定為“樣板單位”。由“樣板”單位中的“二校”，即“兩校”，聯合組成一個“大批判組”，地位自然非比尋常。而據多年後服刑出獄的謝靜宜說，當初她拉起這個機構，原是奉毛澤東之命而行，江青插手進來，還是成型之後的事 7 。“梁效”乃是“兩校”的諧音，它先是發表文章使用的筆名，隨後，也成為這個機構的別名。其成員共 39 人，除軍宣隊和“摻沙子”進來的工人各一名外，個個都是飽學之士，當初都從各系選拔而來。接到調入的通知，有人受用，覺得組織信任；有人勉強，可能眼裡看到的事情多了一點；有人很不情願，但也不能抗命不從。不過，“梁效”原來手眼通天，則都是他們進入之後才慢慢感知到的。正是由於這個緣故，他們炮製的文章，十篇之中竟有五篇、六篇能夠刊登在“兩報一刊” 8 之上，而且是頭版頭條，甚至是通欄的標題。於是，不久就有了“小報看大報，大報看'梁效'”的說法，“梁效”的文章，儼然成了毛主席戰略部署的風向標。


說到內部如何炮製文稿，原來全是奉命寫作，絕少自己創意命題。所謂奉命寫作，就是授意的不動筆，動筆的只是精微闡發而已。有時候，有人送來一紙提綱，讓你寫，你就得寫。至於這份提綱由誰人所擬，對不起，此事不勞多問。而真正動起筆來，因是群體寫作，雞一嘴，鴨一嘴－－當然，總是調高的驅逐調低的；等送去審查，過目者都是高層，增刪自然由人，而增刪之句，往往又是點睛之筆；若問增刪者何人、為何增刪，那都屬於工作中的秘密，都在紀律約束之中。這樣一來，國內明明民不聊生，捉刀諸公卻能寫成“鶯歌燕舞”。開頭，人們看了，還頗憤慨難忍；後來，就只剩下訕笑和輕蔑了。讀者雖然側目，可它有“兩報一刊”可傍，一時成為國內輿論的主導。其實，“梁效”與“兩報一刊”，不過左牽黃，右擎蒼，都在老夫一家手掌之中，外人不易看透而已。等到“四人幫”倒台，審查“梁效”，追究起文責，其結果是，公開發表的長短文章共 181 篇，大致只有一篇無關緊要的短文為一人所寫，其他 180 篇，較起真來，竟沒有任何一篇有哪一個人完全扛得起來。一句話，文章的立意、命題、起草、增刪、審定、發表，與官方文字，應無二致。


周一良在裡面擔當什麼角色呢？


“梁效”內部分為三個部分：寫作組若干，材料組和註釋組各一。他們的直接上司是支部書記李家寬－－遲群、謝靜宜派來的一位軍宣隊員。周一良是註釋組的成員。這個組，不參與文章的寫作，只是註釋一些古典詩詞、典故，或將詩詞譯成白話，據說，譯成之後都是送到中南海，由護士念給毛主席聽的。如此說來，周一良所參加的註釋組，無非一個“活字典”而已，說不上什麼大惡。讓周一良招怨的，是“批林批孔”動員令發布全國的時候，派他站到了最前台。


1971 年 9 月林彪摔死之後，他的居所毛家灣想必早就查抄過了。兩年過去之後，有人想起他的書籍字畫來。於是， 1973 年末，派了“梁效”一干人馬又去翻檢一過。上萬冊圖書，只要是在尊孔文字上面用筆勾了道道、畫了圈圈的地方，都摘出來。十幾個人，連查了三次，湊到一塊，沒有幾條。劉項原來不讀書，嗟爾眾人，胡為乎來哉！此一時節，只憑匠心巧運，編排出一份《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算是完成上面的旨意，用這個材料指說林彪是孔老二的徒子徒孫。


清算林彪，何以要把文章做到孔夫子頭上？林彪的事是十足的政治問題，何以要跟古代的思想意識掛起鉤來？此事的玄妙，筆者至今不解。如今，我們只能就事論事。我們但知的是，在此前半年左右，曾有毛澤東的《七律·讀 < 封建論 > 呈郭老》 9 傳達，另有一首五言絕句“郭老從韓退” 10 ，也傳出來，都是否定孔子的。這兩首詩才是“批孔”的真正源頭。“梁效”奉命編排出來的那份材料，於 1974 年 1 月 18 日，經毛澤東批准，作為當年的第一號中央文件發向全國，這無異於一道金牌，一場“批林批孔”正劇由此開鑼登場。


一周之後， 1 月 24 日，在首都體育館召開萬人大會，宣講這份文件，出席者是中央機關的工作人員。會間，江青拉起長聲向台下發問：“郭沫若來了沒有？”萬人叢中，站起一個小老頭，唯唯稱在。這一年的郭沫若 82 歲。第二天，這個會接著召開，坐在台上的，有兩位“梁效”成員，他們是受命來給這份材料中引用的孔孟語錄專作註釋性講解的。其中的一位，就是周一良。


上賓下囚幾紅幾黑朱白相間


在此之前不久， 1973 年 8 月，中共第十屆代表大會召開，主席台上坐有一位白髮老者，那也是周一良。當時，人們的視點聚焦在文革伊始就被打倒、此刻剛剛複出的一批老臣、老將身上，他被淹沒了。這回在首都體育館登台一現，著實讓他風光了一回。“四人幫”一倒，“梁效”遭罵，輿論譏諷“註釋組”中的四位宿儒長者，說他們大節有虧，周一良的名字幾乎與馮友蘭伯仲之間。


原罪難贖 朱文，篆書


自責 白文，篆書



話說到這裡，讀者大致可以了解我們現在所說的周一良了。他以大半輩子的真誠，換得來的卻是兩番奇恥大辱。幾遭上下之後，冷處一隅的他，也曾自怨自艾，也曾怨天尤人 11 。說起來，對有過類似經歷的人來說，這都是免不了的常情。可我們這裡所說的周先生，可以大書一筆的，是他熬過這個階段之後，沒有於此停步，沒有像眾人所取的那種“傷心


過往事，而今休再提”的俗態。他是一個有識見、有學養、有自己品格的人。蓄積一生的內在能量，在他身上擰成一股強力，驅動著他前跨前行，從而步入另一個境界－－與“學習班”裡的被動審查迥乎不同。他做的是一種參悟、一種修煉、一種自我審視和解剖。有生以來，自己如何對人對事、為人為學，如何挨批，如何批人，都在他的審視範圍之內。今天我們來看他的自傳、書信和雜記，尤其是那部《中國文化書院訪談錄》，裡面的自我解剖和展示，其嚴酷的程度，可以說滴滴是血！行年七十，他走入了人生的拐點。他幾乎用了十年的時光 12 ，完成了一次蛻變。說起來，“改造思想”一詞，打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起，他就念念在口；“文革”到來，更升級為“脫胎換骨，重新做人”。其實，那個時候說這話，乃實乃虛，真假參半。這一次，周一良倒真是實實在在地換了一個人。其間，周先生骨折 3 次 13 ，又患有帕金森綜合症，容貌日見其衰，而內心世界全新。


反思 朱文，篆書 回歸 朱文，篆書



什麼叫蛻變？俗話說：“不死也得脫層皮”。這個過程本來已經痛苦非凡，何況又煎熬了那麼多年？！



七十以後 白文，篆書



閒言少敘。周一良蛻變陣痛之際，他的老朋友鄧廣銘，從旁窺察到他落拓不振、心境有異。當時的鄧先生正在北大歷史系的系主任任上。


鄧、周二位原是同一輩人，雖然分屬不同教研室，但在歷史系同台執教近 30 年，不可謂不相知。而鄧長周 6 歲，閱世甚深，處事決斷。這一年，鄧先生 73 歲，“文革”之後，他出任系主任，一刀一斧，撥亂反正。系務剛剛有點頭緒，他忽然向學校提出辭呈，同時另附建議：由周一良先生接任。鄧先生辭職，原是意料中事，他的歲數在那兒了；而在附議之中另藏深意，則為外人所不知。鄧先生的女兒回憶：“記得一天早上，他剛剛起床，就坐在床前跟我說，要向學校領導建議，請周一良出任歷史系主任。他說，這是為歷史系的發展著想，也是希望周先生能邁過'梁效'這個坎來。” 14


“邁過'梁效'這個坎來”－－鄧先生的用心可謂良苦，他想給周先生換一個環境，​​換出一個心情。


又費了不少周折，到 1981 年，即“梁效”審查解除後的第三年，周先生才出任歷史系主任。鄧先生的一劑良藥看來有效，海內外的歷史學界之中，邀約周先生出席學術會議，主持、參加研究生的論文答辯，為將出版的學術論著題款寫序，如此等等，很讓周先生忙乎了一陣。周先生曾有“不能詣人貪客過”一類的感嘆，此時一掃而過。


不能詣人貪客過 白文，篆書


慣遲作答愛書來 朱文，篆書


一切似乎都在平復之中。


其實不然。說起來，周先生染的乃是一種時疫。在他身上，原有內火，內火外感相攻，一時之間，確實病得不輕。而鄧先生開出的，不過一劑發汗之藥，病人服了，一身大汗，確有發表的功效，一時痛快；過後，舊日症候未減，反而一日重似一日。原來周先生的任督二脈擁塞，百脈不暢。周先生擔任系主任不滿二年，也行辭去，轉由田餘慶擔任。


舊怨“黑幫”、新恨“梁效”，攤在一個人身上，在當代中國的知識分子中，實屬罕見。周先生將它稱為“兩遭劫難”。這“兩遭劫難”由何而來？此一時刻，閉關在家的周先生真是早夜以思，早夜以思。語云：君子貴乎責己。他經多番求索，得出的答案是：從自己方面來說，全因對黨的“一片真心”所致。這樣一來，他漸漸走入心靈的熬煎之中，壓在心底多年的酸甜苦辣，一陣一陣，全都翻騰上來。這樣的日子，足有幾年的光景。


一片真心 兩遭劫難 朱文，篆書


我去拜年的時刻，周先生的心境大抵如此。


背陰的客廳，光線不足，昏暗得有點壓抑，室溫也不夠。棉服臃腫的周先生一人端坐，看來他只在等待我的到來。


我的寒暄問候剛剛完畢，周先生就把話題轉到“梁效”。他說，外間傳他在“梁效”的住室裡有保險櫃，裡面藏有整周總理的黑材料，在持槍士兵面前還拒不交出；又說：“有人來信罵我是'無恥之尤'。” 15 他邊說邊指著桌子：“我個人並不在乎這個！這封信，我壓在玻璃板下面，給自己看！壓了好長時間。”屋子裡的光線雖暗，我也看見周先生臉上的肌肉在抖動。我不好插嘴，也不好妄說什麼。周先生接著又說：“春節到了，我擬了一副對聯，正準備寫了貼出去”。隨即對我念了一通，上下聯都是七個字。聽下來，我知道文辭甚雅而火氣甚大。只是我這方面的修養太差，當時沒有全聽懂，也不好請他重複，囫圇將就過去，我只能隨口勸說，還是不貼為好，否則惹來四鄰圍觀，反為不美。周先生嘿嘿一笑說：“圍觀！上萬人的圍觀我都見過了！這點兒算什麼！”這時候，周先生忽然蹦出一句話：“郝斌！我要求退黨！”


我一時愕然，不知如何應對。停了一停，我又把春聯不貼為好的話重複一遍，周先生的嘴裡也在嘟嘟囔囔。過了好一陣子，氣氛稍有舒緩，抓到一個合適的當口，我趕緊起身告辭。


騎車回來，走在未名湖邊，滑冰的孩子們在愉快地喊叫，傳過來的完全是另一種氣氛，它多少沖淡一點我心裡的沉重。回到辦公樓，關上辦公室房門，坐在椅子上，我想靜一靜，卻靜不下來。一陣，去想周先生的聯語怎麼連綴，一陣，又想起他“要求退黨”的話。


寒假過後，照常上班了。我該不該把這次談話通報一回呢？


通報－－茲事體大，按照慣例，不容不報。黨章有規定：黨員有退黨的自由，有要求退黨的，經過支部討論，宣布“除名”就是。再者，當時的習慣做法是，凡是有人提出這種要求，任誰也不好攔阻。這一點，雖不成文，也算一條潛規則，它的慣性力量不可小覷。


可憑我的感覺，周先生那天說的，怎麼聽都是氣話，不像正經八擺的“要求”。


果然是“氣話”嗎？這種事情，明擺著是嚴肅的政治問題，哪能一氣就衝口說出來呢？


再想想，又轉回原地：不可能是真心的“要求”－－我自己也陷入混亂之中。


說起來，我同周先生的關係有兩層。一，他是我的授業老師；二，“文革”期間，在“牛棚”裡，我們有三年同棚作囚的雅誼。這期間，沒有什麼人格尊嚴可言，唯此之故，彼此之間，倒算得是赤誠之交，亦頗有年。因有這樣的兩層關係在，他肚裡有話，“誰可告訴者”？我或許算得一個吧！


說到這裡，我要向讀者補白：筆者當時擔任北大黨委副書記一職，主管的正是黨務。如此一來，我同周先生又構成了第三層關係：他所說的事，乃在我的職責範圍之內。我想，是這三層關係綜合到一起，才讓他選中我，由我來聽他這心頭的憤懣一語吧！也許，因有這第三層關係的存在，他沖我訴說出來，才最解心頭之懣吧！


上面這段一二三的分析之語，乃是我今日之見，事發當時，我並沒有這麼清晰的認識。因此，拿到會上去通報，首先是我自己說不清楚，別人聽了，當然更不會明白。我若把燕東園中的答對，兩語三言，簡單一說，人家倒是聽得明白了，可接茬儿自然會問，你是主管，你先說個主意吧。那我又該如何去接這個下茬呢？


以此之故，又是一回囫圇將就，延耽下來，既沒有在相關的場合通報，對書記王學珍，我也沒有一句匯報－－我實在說不清。


此後，有好長時間我沒有去過周府。再次登門，那是很久以後的事了，也是傍人同行。我多了一個心眼，怕他老人家舊話重提。


再後來的多次見面表明，我當時憑感覺得來的認知，算是靠得住的。我們後來的見面，該說什麼，就說什麼，像沒有發生過那次談話一樣。一片烏雲盡行散盡。


梁家子弟 朱文，篆書


說起“梁效”的成員，當年大半以業務見長被網羅入選。在後來“審查”時，被審者和審查者，都認為“竹筒倒豆子”了，可報到上面，豈料一報經年，再報經年，都沒有回音。於是到審查的後期，就出現了這種狀況：讀書的讀書，學外語的學外語，甚至有人開篇寫起專著來。“審查”一行解除，他們個個業務精進，展翅高飛，或先或後，拿出了自己的東西。其中一位，涉事最深的，當時曾有他會被開除黨籍傳言。近日，《周一良全集》出版，其中收有周一良的書信。他給一位時在國外進修的老師寫信，提到了這位“梁家子弟” 16 ，說他“近以歐公研究稿見示，頗有新意”，下面接著說，假如不遭審查，一帆風順，“他不會出此成績，亦可謂因禍得福，只恨黨籍代價太昂耳。” 17


“只恨黨籍代價太昂”！他說這個話，時在 1993 年，掐指一算，距我拜年的時間，過去約有六年了。


（ 2016 年 9 月）


注


1 本文所用插圖，多為周一良先生生前所用印章，蒙周啟銳先生應允使用，謹致謝忱。


2 《周一良全集》第 7 卷 337 頁。趙和平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年 12 月，北京


3 《周一良全集》第 10 卷 45 頁。趙和平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年 12 月。北京


4 “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言人無二三”。周一良因感而請老友、書法家顧廷龍寫成大篆楹聯，懸於廳室。


5 見司馬遷：《報任少卿書》。


6 六廠是：北京針織總廠、新華印刷廠、北京化工三廠、北京南口機車車輛廠、北京木材廠、北京二七機車車輛廠；二校是：清華大學、北京大學。這八個單位的經驗，在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和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上，毛主席予以肯定，並以它們的經驗指導全國的“鬥批改”。


7 轉見範達人：《梁效－－文革御筆沉浮錄》。


8 兩報，指《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一刊，指《紅旗》雜誌。這是當時的簡稱。


9 全詩是：“勸君莫罵秦始皇，焚坑之事要商量。祖龍雖死業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10 “郭老從韓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產黨，崇拜孔二先。”


11 周一良出身於資本家家庭，曾多年認為自己“原罪難贖”。


12 這裡說的十年，是從周一良心生“畢竟是書生”的感慨時（ 1980 年 5 月）算起，到在中國文化書院接受訪談時（ 1990 年秋）為止。


13 左右大腿股骨頭及右手腕各折一次，腿不能行走，手不能握筆。


14 鄧小楠：《想念父親》，載《想念鄧廣銘》第 43 頁。張世林主編。新世紀出版社， 2012 年。北京。


15 同註 2 。這封信也是周一良所說的“三大公案”之一。


16 周一良私下對“梁效”成員的謔稱。見《周一良全集》卷 10 ，第 158 頁、 161 頁。趙和平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 12 月，北京


17 《周一良全集》第 10 卷 166 頁。趙和平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年 12 月。北京。



附周啟銳來信：



讀了郝斌老師的《截屏再瞥周一良》一文，勾起我的一些回憶可為佐證。現記敘如下：關於退黨問題，在人們思想上變得突出是在“扒久風波”以後。黨內有一批人身體力行了。家父曾在家吃飯時講到，聽說郁風在北美有演說 ( 或講話 ) 並提出退。國內有楊憲益先生聽說要對其勸退，自己搶先一步申請退出。家父也有此意向。我趕忙勸阻說，你可不能退，不然又鬧成大事，這家裡剛消停兩天，又起波瀾，弄不好又挨一通臭整，再當一回典型！你不像我們這種無名小卒，退也就退了，不交黨費夠半年也就自動脫了。此後他不再提了，其實一直心嚮往之。到 1991 年接受中國文化書院訪談時，他在談完“餾似”風波後，話鋒一轉又講到像他這樣的人也不適合在黨內了。全集中的訪談錄刪去了這些。2000 年秋，我隨家父去季府去看望季羨林先生，有李玉潔女士坐陪。經過長時間懇談後告別時，我端攝像機退在前邊，出了單元門洞一回頭，聽見季老送客的一句尾話是：“都入了，就別退了”。我馬上想到他話憋到最後的議題是退，甚至是直抒心意。以上的三個節點上足以證明，退的問題一直在他心中盤算多年，直到一年後他在睡夢中故去。喪事期間，有親友提示我們可向主辦方提出告別式複蓋黨旗。我脫口而出—不要！因這不符合他的遺願。我原以為他是“ 89 ”以後才動此念頭，讀了郝文才知早在 1987 年初他已向主管黨務和黨員組織問題的副校長、副書記有所表述。只是由於郝斌書記出於善意的保護他丶愛護他，以及同仁的勸阻和家人的反對，才使告退一事未成事實。此文可附在郝文之後同時轉，謝謝！


周一良三子周啟銳 2016.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