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斯：《也斯的香港》《灰鴿試飛：香港筆記》；《昆明的紅嘴鷗》《街巷人物》(2002/OUP 2017)《山光水影》(2002/OUP 2017)。悼念也斯的文章：李歐梵的，收入《迷情現代主義》(OUP 2014)；〈香港文學的礦苗〉(廖偉棠)/梁秉鈞文集線上閱讀

 也斯（梁秉鈞）《街巷人物》《山光水影》《梁秉鈞五十年詩選》(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昆明的紅嘴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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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3日 13:24 · 

"寫作是為了表達意見、抒發感情、與人溝通，但香港作為寫作的環境的確愈來愈不理想，發表在綜合性的刊物上，作品被刊物自我檢查、刪改，或因編者的疏忽、美術編輯的輕狂、校對的固執而變得面目全非，也是常有的事。在這樣的情況下，特別感到寄人籬下之苦。在香港寫作這麼多年，最近可是愈來愈感到專欄的水準低落，不負責任的意見充斥，流行言論愈來愈張狂，要發表不同想法愈來愈難。香港是我的家，寫作是我的本行，但我的家好像也變成一個陌生的地方，找一個地方說想說的話也不是那麼容易了。"

梁秉鈞（也斯）Prof. LEUNG Ping-kwan

2016年6月3日 11:37 · 

蘭桂坊的憂鬱 /也斯

　　一九九四年五月，一位住在香港的丹麥詩人朋友伊歷嘉∙居妮斯（Ulrikka Gernes）來找我，說她們打算在蘭桂坊的藝穗會舉辦每月一次的詩朗誦，邀請我參加。我當時因為要外訪，錯過了，結果是參加了六月的詩會。這群外國朋友自稱為Partners in Rhyme，來自歐美各地，大多用英文寫詩，在香港從事不同工作，有在報館當記者，也有當酒保。他們其實過去在蘭桂坊另一爿酒吧「後九七」搞過詩朗誦，我也參加過。餐牌上還印明每月的詩朗誦節目，規定朗誦時不送酒上菜，每位朗誦的詩人送回兩杯免費酒作為報酬。

　　我這晚在藝穗會唸自己詩的英文稿，不免有點感慨。我當然更喜歡用自己的語文讀自己的詩，但近幾年來，有機會被邀讀自己的詩，卻往往是在外國，如在牛津的文學會議上，或者是在蘭桂坊的酒吧這樣「洋化」的地方。中文詩的寫作和活動，沒得到什麼支持。這自不免令人想到香港文化空間的種種問題。

無家可歸的詩

　　一九九一年初，香港有一所出版社邀李家昇和我做一本以香港為題材的詩和攝影的書。我們很有興趣合作這樣一本書，因為我們寫過香港的詩，拍過香港的攝影，更想用一本書去組織我們對香港現在的看法。只不過我們不想像遊客那樣浮光掠影獵奇，也不想單純地繪畫一幅健康樂觀的圖像。 （要呈現香港，總有那麼多問題！）出版社基本上同意了，只是說如果詩是難明的，或可補以散文的解說。八九年以後香港基本上已沒有出版社願意出這樣的書，我們都珍惜機會，希望好好做出來。那年夏天我得到一份獎學金，到紐約研究電影半年，家昇後來也到紐約去，我們又一起到東歐去，然後回到香港。書的輪廓在旅途中逐漸成形了：從香港開始，也看外面的世界，也從外面回望香港，希望從接觸和比較，可以進一步說說香港的問題。書名我們叫做《家》，因為香港是我們的家，也因為我們過去合作過〈廣場〉的詩和攝影，〈廣場〉連起〈家破〉和〈家具〉這《家》的組詩，是對兩三年前發生的事情的反應。此外我們在旅途中也看過許多人的家，教堂像是信仰的家、圖書館是哲學的家，至於布萊希特和卡夫卡的故居呢，令我們想起這些藝術家怎樣工作、怎樣生活，怎樣置身在他們各自的社會和文化之中。我總是羨慕人家有一個舒適明亮的家，安放好書本、收集了各地旅行帶回的民間藝術，可以在那裡與來訪的朋友喝茶談天，晚上好好地靜心工作。在香港一切都似是過渡，大家搬來搬去、工作辛勞、前景迷茫，朋友移民他去，親人離散，總像難尋一個可以安穩地生活和工作的家。

　　我們帶著完成的初稿在九二年初回港，交給了出版社，才發覺情況已經不同。出版社的雜誌和書籍多少改變了風格，我幫忙編的兩本大陸作家的文學書銷路並不好。發行方面有困難、有壓力，我們的書總之無法出版了。我可以理解，在香港目前的情況下也無法苛求。只不過，帶著我們對香港種種意見的詩和攝影找不到歸宿，散亂地扔在抽屜和影室的一角，變成無家可歸的詩與攝影了。

　　在香港，為詩找發表的地方一直就不容易。雖然不同圈子的愛詩朋友都辦過詩刊，一份停了又一份，像《詩朵》、《風格》、《秋螢》、《詩風》、《新穗》、《九分壹》等等，也可說不絕如縷了。即以家昇他們創辦的《秋螢》來說，由早年的油印到鉛印，停了又辦，辦了又停，改為海報形式，最後改為明信片形式，每期由八幀明信片連起來，印上詩畫，既擺在書店出售，也放在畫廊寄賣，希望讀者看了，還買來寄給朋友，也可說借助現代設計和媒介的特色，來推廣文藝了。在這些刊物發表，像在好客的人家作客，真有賓至如歸之感。但刊物關門，不同的意見逐漸難找地方發表，詩也就無處可去了。有政治傾向的刊物有它的限制、小圈子的同人刊物有它的排他性、不同的園地會有不同的把關者，吹捧他們自己那一套。逐漸你會發覺不是那麼容易說自己想說的話。結果可能寧願把詩發在非文學性的雜誌上，像《電影》、婦女雜誌《妍》、攝影雜誌《娜移》、文化評論雜誌《越界》等，為了要能暢所欲言，反而要策略性地把會惹起爭論的東西發在商業綜合刊物上、把實驗性的東西發在小刊物上。

　　寫作是為了表達意見、抒發感情、與人溝通，但香港作為寫作的環境的確愈來愈不理想，發表在綜合性的刊物上，作品被刊物自我檢查、刪改，或因編者的疏忽、美術編輯的輕狂、校對的固執而變得面目全非，也是常有的事。在這樣的情況下，特別感到寄人籬下之苦。在香港寫作這麼多年，最近可是愈來愈感到專欄的水準低落，不負責任的意見充斥，流行言論愈來愈張狂，要發表不同想法愈來愈難。香港是我的家，寫作是我的本行，但我的家好像也變成一個陌生的地方，找一個地方說想說的話也不是那麼容易了。

　　為了希望這地方可以成為一個可以好好生活下去的家，我們都扮演了各種不同的角色。比方當一個教師，教人閱讀與分析、分辨與思考；比方寫專欄，做一些文化評論的工作，希望可以澄清誤解，提出不同的看法；比方參與大眾文化的工作，與其他媒介合作。我們不能再像早期的前衛藝術家那樣孤芳自賞對抗群眾，而當你理解整個地方教育的偏側、傳媒的權勢、意見如何受到播弄，若果你仍想有所言說，到頭來總不免有點像是站在人家門外發言，有時還不免享了閉門羹。

　　我的無家的詩，後來倒有一些被人收留了。一位美國詩人和翻譯家哥頓∙奧城，邀我合譯了我四十首詩，他寫了個前言，阿巴斯先生寫了個長序，奧城又與我就香港文化以及我的詩作了長談，收編成一本小書City at the End of Time（《形象香港》），在一個文化研究的叢書中出版了。感謝文化研究，我的一些未得以結集的中文詩，流離失所之餘，好像暫時在外地找到個家了。

　　也許你會想到我們一些朋友（其中當然也有詩人），因為覺得香港愈來愈難安居，不得已移民海外。其實，對於他們和對於我的詩來說，現實的遷徙，在其他文化中安頓，都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如果我覺得家園變成陌生地，那並不表示所有陌生的異鄉都可以輕易變成家園。人的遠適異國，正如詩文之翻譯成另一種語文，都是一個錯綜複雜的過程，冒著喪失自己被吞沒的危險。我記得有許多個下午，在蘭桂坊的「四季」或是「藝穗會」這些地方，我們來回斟酌文字。我們反覆商量，如何才可以既不誇張又不抹煞？怎樣才可以保持原來我的文化中的意思，但又不致對於另一文化的人顯得毫不可解？怎樣可以找一把異鄉聲音，而又不致矯揉造作冒充他人？我可以在外面的文化裡找到一個家嗎？翻譯又變成是新的創作，困難重重，輕易碰上新的疏離。

蘭桂坊的憂鬱

　　蘭桂坊好似也是個好背景，適合作這樣的對話與商量。它本是個平民住宅區，早年人們在這兒賣花賣布，又說山腳眾水，撮合姻緣的媒人生意興隆。七○年代就有些藝術家朋友，比方李家昇和梁家泰，在這兒租地方開攝影室；實驗劇團「進念」也曾在這兒駐足，大概因為這兒接近中環，而當時租金還比較廉宜。雲咸街原來牛奶公司的殖民地建築，已變成外國記者俱樂部和藝穗會的所在。七八年第一所Disco在這地區開辦，八○年代以來歐陸風味的餐廳和酒吧陸續開張，就有優皮雜誌把此地稱為「香港的蒙馬特」。這類說法總使我想起最近戲劇論壇上「香港話劇團」藝術總監的話，他說香港戲劇的長處是你可以在此地看到百老匯等外國最新戲劇的翻譯本，而本地劇作家最大問題是他們用粵語寫作，有礙於走向世界。照他的說法，香港最好的東西就是不是香港的東西，而「世界」就是一個用以取代「本地」的理由。對我們來說，當然不覺得搬演西方的皮毛可以代表香港戲劇的長處，同樣我們也不會覺得置身中環這一塊地方要假裝是在外國。

　　當然，一般來說，大家都覺得蘭桂坊是最異國情調的地方。商人投資開辦的新餐廳和酒吧，都用上特別遙遠的地名：貝魯特、非洲、加州、中央公園、印度支那、卡薩布蘭卡，那些遙遠的空間也帶來遙遠的時間：舊日的殖民地、殖民者記憶中永留的剎那、世紀末的頹廢、面對巨變的時空的邊緣地帶、老帶著異國情調。這兒有賣奧國菜的「莫扎特」、泰國菜的「絲綢」、德國啤酒館、有以甜餅出名的「美國批」、有水準相當不錯的「爵士俱樂部」。喜歡五十年代舊歌的店主開了「五十年代」，有時還會自己下場引吭高歌。時間可以是懷舊的過去：五○年代、六○年代；酒吧的名字可以是年前難忘的時刻；可以是超越未來的九七、後九七。危機與玩笑、頹廢的縱情與健康食物、古今中外的不同時空，好似毫無禁忌地擠在一起。它有趣的地方，正是世界與本地相遇，意大利餐廳旁有日本小吃、酒吧隔鄰賣魚腩粥，在最不是香港的地方香港的現實又在街頭巷尾浮現出來。香港是什麼也難以界定。走上去荷里活道那兒，可見古董商在櫥窗放滿秦俑或唐三彩瓷馬招徠遊客。外來游客，不管長居短住，也在這兒找到摹擬的家鄉。好奇的年輕人在這兒一瞥西方的潮流，回港的留學生在這兒回憶外國生活。但蘭桂坊又不僅是如此而已。本地藝術家在附近搞過「十二吧」、Quart Art這類地方，想創造另類的展覽空間。一群本地中青年創辦的Club 64亦是藝術家出沒的地方，有展覽和論壇，亦有人在這兒討論周年的紀念展覽，遊行回來喝一杯酒。這兒華洋雜處，還沒有一幫人控制全局，不似官方的劇團被外來的主管霸佔了作威作福，不似同人雜誌排斥異己。這公眾空間基本上還可以容納不同意見，來自不同階層的人都有。門外臨時擺起的桌子也許搖晃不定，卻沒有勢利的優皮挑剔別人的身世。

　　這地方不是蒙馬特。我們也無需把它浪漫化。事實上黑社會滲透的事時有傳聞，毒品的問題亦存在的。表面上華洋雜處沒有問題，但幾年前的平安夜，也發生過毆打外國人的故事。蘭桂坊顯然是在這個殖民地政治與經濟運作之內，並不是一幅孤立自主的空間。

輕易會失去的「家」

　　一九九二年除夕發生的慘劇，由於擠迫踐踏而壓死了二十人，震驚和哀慟之餘，也再一次提醒大家，蘭桂坊並不是蒙馬特，它是與香港本身的諸種問題連在一起，息息相關的。慘劇發生後港督往現場視察。不久新華社和北京方面也發表了聲明。後來又有議員往醫院慰問、發表意見。有人批評這些行為有自我製造形象，撈政治資本之嫌，又有推卸責任的做法。更令人擔心的是由此引起的一些禁酒和嚴格管制蘭桂坊的說法。這種種都顯示香港目前的微妙處境，什麼都與政治相連。新聞和言論自由的前景令人擔憂，自然風吹草動，杯弓蛇影了。

　　德忌笠街的路口正在為亡魂拜祭，蘭桂坊又出現了另一群受害者。香港專業攝影師協會數星期前剛開始在這兒辦一個攝影展覽，並打算拍賣籌款，資助新進的年輕攝影師往外國學習。但現在他們得把掛在半空中的攝影拆下來了。其中林世昌君的一幅Stun，是雕了三十個和尚的合桃核的放大，背景是漂染的藍色樹葉。不想卻被迷信的人傳說是照片中人數與死亡人數吻合（其實不是），剛好似是宣言了擠迫而死的圖畫。這無稽的說法一時傳開，報章和專欄也有應和，然後一份新創刊不久的《東周刊》更以這照片為封面，做了一個專輯，請來好幾位法師，對這次展覽的照片作了各種充滿想像力的解讀：比方一張照片中的紅磚建築被認為酷似墓碑、另一張照片中的鮮花被說是似墓前獻花，舊梳似是陪葬物。這樣看下去，自然時鐘也就想起「送終」，霧中風景也看出一個朦朧的倒臥的少女的頭像來！一位法師的結論是，現在蘭桂坊陰氣太重，奉勸大家走進去之前雙掌合什，口中喃喃自語三遍：百無禁忌！

　　幾天後我見有人批評這份雜誌的做法。然後我在《信報》上看到在刊物打工的Y的訪問，他解釋刊物的做法本來並不是鼓吹迷信。同一版上我又讀到李家昇的訪問，他代表專業攝影師協會發言，低調地宣佈攝影展覽中止，拍賣也只能暫時擱置了。

　　那天早晨我讀著《信報》上同版裡刊物編輯和攝影師的兩段訪問時，特別記起他們其實都是一起辦過詩刊的朋友，他們家中或許還有大疊大疊的明信片吧。這兩位朋友，寫過細緻紮實的評論，用視覺和文字玩反斗的遊戲，他們都寫過好詩，還有其他寫過好詩的朋友，繼續當計程車司機、巴士站長、在金舖賣首飾、教書、進入電視台工作、編輯刊物和寫更多文字，這些人繼續樸素善良地生活下去，偶然在路上你遇見他們和高出他們一個頭的兒子在散步，有些人移民他鄉，另外一位好朋友則久病後在過年前撒手離我們而去了。曾經有一段時間，我覺得我們像是一個無名家族中的成員，可以爭辯吵架，但又總會互相支持、互相幫助，永遠在心中記得彼此的。我們繼續在共有的公眾空間中浮移進退、或聚或散，繼續扮演不同的角色，用文字去做不同的事。偶然在這麼奇怪的情況下，好似又再聚首，我們還可以一起設法令這地方成為一個比較可以安居和創作的地方？還是我們不能不被迫失去這個家了？

　　在蘭桂坊街道上空，那些攝影給除下來了。像我的詩一樣，這些攝影也變得無家可歸。不管我們願意不願意，我們生活在這共有的空間之中，個人的言論，從八卦專欄開始，也可以影響到公眾的態度。我們爭取一些另類空間、發表不同意見，這也很容易會被併吞成為齊一的聲音，異議很容易被抹煞。我們的溫柔輕易轉成粗暴，公眾的理想翌日可以被功利代替，輿論總像是難以預料，無可依賴。

　　蘭桂坊的空間令我想到香港的空間。我們所共有的空間是一個混雜、擠迫而又危險的空間，生活在危機重重中仍似在狂歡節日，天堂裡轉角就是災難。是眾多勢力的角力場，那麼多人想利用它來謀取利益，那麼多人等著撈完最後一筆離去。我們還可以盡量令它成為一個安居和創造的家園嗎？好似小心謹慎的態度可以變成自我檢查的壓制、好似自由瀟灑的言論也可以去傷害他人的自由，總有那麼多勢力改變簡單的人際關係，那麼多勢力可以利用或改變了文字和影像的意思。這開放的空間也同時輕易會閉塞。沒有了一個友善穩定包容的家，我們只好與文字和影像到處游離。

一九九三年，原刊《娜移》；一九九四年修正後刊於《誠品閱讀》

【專頁編按：本文摘自也斯：《也斯的香港》（香港：三聯，2005），頁104-115】

梁秉鈞（也斯）Prof. LEUNG Ping-kwan

《澳門日報‧閱讀時間》 ，2015年6月21日
談文說藝的生活　宋子江

《灰鴿試飛：香港筆記》
作 者：也斯
出 版 社：解碼
出版日期：2012年11月

　　《灰鴿試飛：香港筆記》在台灣出版，是也斯第一本散文集《灰鴿早晨的話》的重版。新版前兩輯〈灰鴿早晨的話〉和〈書與街道〉是舊版的全體，新版還有第三輯，包括葉輝和黃寶蓮的兩篇文章。前者討論也斯的“中間詩學”，對青年也斯的散文作出理論性解讀；後者抒發時隔四十年重讀此書的感受，是一篇深入淺出的導讀性文字。此書所談到的作家和藝術家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大部分站在世界文藝風潮的前端，例如搜索的一代（beat generation）、法國新小說派（nouveau roman）、安迪華荷、杜尚、波豈士、三島由紀夫等。

　　葉輝所言極是：「那些談文說藝的散文也不純粹是推介書本、電影或別的藝術，而是嘗試將外國文學、電影、繪畫和自己的生活連接起來。」那麼「談文說藝」是怎樣連接起「自己的生活」呢？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此書，第一輯與第二輯還是有一定的差別。第一輯對「自己的生活」著墨較多，第二輯則較為側重談文說藝；而第二輯著筆時間大體上先於第一輯。

　　也斯在第二輯談到的作家和畫家，絕大部分是有後現代主義傾向的藝術家，例如杜尚常常被認為是概念畫派（conceptual art）的先驅，但他的既成品藝術（readymades）卻是對精英現代主義藝術的一種反抗；三島由紀夫的劇本《沙德夫人》，以法國作家沙德的生平作為底本，重構沙德夫人離去的緣由。也斯指這部作品聰明地顛覆了沙德“禁書作者”的形象。

　　也斯在「談文說藝」部分，見解獨到，但並未和「自己的生活」聯繫起來，而〈書與街道〉是個例外。他在第一段寫住所的塵埃，不斷想起葛蒂沙的短篇〈鵲巢鳩佔〉裡的一句話：「布宜諾斯艾利斯也許真是一個清潔的城市，但這只不過是因為它的市民打掃得勤快罷了。」由此，書中的敘述與街道景觀似乎真的在想像中融合起來，「書本中的塵埃暫時取代了生活中的塵埃，彷彿也真有點迷迷濛濛。」也斯在散文的最後一段有兩句精闢的總結：「現實生活並不缺乏奇特，同樣它也不缺乏矛盾。書本不能帶人離開這種矛盾，也不能帶人離開這個世界。」可以說，〈書與街道〉透露了也斯對於談文說藝和現實生活有自己的處理方式，雖然他的生活離不開談文說藝，但文藝並不是逃避現實的安樂窩。〈書與街道〉寫於1970年1月，正好是他寫第一輯散文的時間（〈秋與牙痛〉和〈斷夢與斷想〉除外），由此可以猜想〈書與街道〉或許標誌著他開始創作把談文說藝和自己的生活結合的散文，兩者結合也是第一輯散文的一個特徵。

　　如果說〈書與街道〉還有理論的味道，作者的身影也頗為模糊的話，那麼〈虛榮者給虛榮者〉中的文字則非常生活化，生活化正是第一輯散文的特色。也斯是怎樣寫自己的生活呢？他介紹自己的書時寫道：「我很喜歡法國電影，因為這些電影提供了一種理解自己生活的方法……我正想用不同的方法去書寫香港；但也要調整，如何在喜歡那種電影美學的同時，又能觸及現實裡的生活。」法國電影裡那種被動的人物、內化的情景、鬆散的描述、奇想的跳接在〈灰鴿早晨的話〉中表現得淋漓盡致。灰鴿降落簷篷，打亂了作者的思考，「可談的事情多了，但都忘了。既然準備說的話都忘了，那便說一些別的話，說說目前這一刻，這些灰鴿子。」作者對自己要思考的、要書寫的事情並沒有堅持，而是任其迂迴流轉，從奧非的故事跳到聖經的故事，從毫無憑藉的走索轉到海明威的小說，再拼接上突發性演出，最後又回到被灰鴿打斷的開頭：「那便寫些別的事吧，寫些新的事，說一些目前這一刻的話吧。」以談文說藝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多少人夢寐以求？讀也斯的《灰鴿試飛：香港筆記》，就像做了一場美夢。

也斯(梁秉鈞)的著作可能數十本

….我在香港長大，但要到1974年春天，才有機會到大陸旅行， 當時也只能去到廣州…..

---也斯《昆明的紅嘴鷗‧序》香港:突破，1991

灰鴿早晨的話  台北:幼獅1972/1982四版

《灰鴿試飛：香港筆記》——《灰鴿早晨的話》重印

也斯的第一本散文集《灰鴿早晨的話》已重印出版囉。書名改為《灰鴿試飛：香港筆記》。
說是「香港筆記」，其實書中所說也不盡是香港，總括來說就是也斯先生對生活、藝術、電影與文學的感言。
此書的文章主要寫於一九六八至一九七一年，只有〈秋與牙痛〉、〈斷夢與斷想〉兩篇分別寫於六六和六七年。

重印是一件很好的事，教你不要因那發黃的書頁，感覺那只是過去的東西。
有很多事物消逝了。有很事物仍然存在。

出版社：解碼出版
出版日期：2012年10月29日

60年代末的一些國際名人的過世他都有所介紹
昆明的紅嘴鷗香港:突破出版社1991
這是他的中國遊記集



梁秉鈞文集線上閱讀
也斯作品抽樣 書信等很感人
http://leungpingkwanworks.blogspot.hk/

也斯：香港文學的礦苗

廖偉棠為紐約時報中文網撰稿 2013年01月14日

Liao Wei Tang

香港詩人、作家也斯去世，享年63歲。

在雪人依然無家可歸的時候，
在聖誕禮盒打開裡面僅餘黑色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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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o Wei Tang

 也斯畢生的作品都在追問：「香港何為？」

在年之獸因為疼痛而低嗥的時候，
人們走過他曾書寫的每一條街道
記得他寫下的路牌和店鋪。

悼念一位詩人最好的方式是為他寫一首相稱的詩，在聽聞也斯先生於2013年1月5日在香港辭世的消息翌日，我為他寫的紀念詩中，以上面這幾行開篇。 也斯先生享年63歲。這樣一個晦暗的時刻，是先生詩文中始終念之系之的香港如今經歷的時刻：政界充斥謊言與諂媚，民間面對割裂與歪曲，在一切舊價值新價值 交替失衡之際，留存而安定人心的，唯有文字所留下的記憶、詩句中確切明晰的人間情景。香港前所未有地凝聚着本土認同的精神努力，而這一認同，奠基於四、五 十年前一眾香港文化人的激進開拓，這批人之中，就有也斯先生。

而也斯，是那一代人中寫作最努力勤勉、成果亦因此最豐碩的一位，所以我說他的過早逝世是香港文學重大的損失。無論是詩歌、小說還是散文，“香港”是 也斯先生最主要的主題，也是他畢生尋問的問題：“香港何為？”。這既包含了“香港是什麼？”和“香港能做什麼？”兩個題目，也包含了“香港文學是什麼？” 和“香港文學能做什麼？”。即使在也斯晚年他仍苦惱於“香港的故事，為什麼這麼難說？”，然而作為一個詩人、作家，他尋思和提問的過程就是他的成果，並不 必需答案，正如在也斯的詩里我們常常遭遇一些沒有回答的問句（並非設問與反問）一樣，在複雜的此時此地，提問本身就是答案。

也斯先生本名梁秉鈞，廣東新會人，從20歲開始發表作品，在詩歌、散文、小說、文學評論、文化研究等方面均有造詣，曾獲香港文學雙年獎。他從 1974年的詩作《華爾登酒店》到本世紀初的小說《後殖民食物與愛情》，寫盡香港殖民地虛妄風華的沒落，而越往後越能寫出這風華中個體的人的困頓；從 1976年的小說《李大嬸的袋錶》到2009年的詩《卧底槍手逃離旺角》，他用魔幻故事描摹所謂“四小龍”崛起時代香港資本積累時期的荒誕，直到“自由行 救港”時代一個舊式反抗者的尷尬；當然也有成名作詩集《雷聲與蟬鳴》里被詩人正名的港島尋常巷陌、真實人間，一直繁衍到散文集《山水人物》、《城市筆記》 的小城“無故事”的觀察敘述，跨界詩集《食事地域記》、《衣想》等與各方藝術家共同唱和衣食俗事之美，乃至最後詩集《蔬菜的政治》、散文集《人間滋味》、 小說集《後殖民食物與愛情》以塵世吃食涵蓋了人間種種愛恨嗔痴，繼而一再反思港人、華人、亞洲人的身份問題。也斯的世界，具體而微，卻枝葉備至，成為現實 中那個日益顯得狹隘的世界的補充，為其尋找話語的“着落”地——這就是詩人的“正名”之努力。

而當他繁茂垂須如一株老榕樹，
他得以靜聽風間穿過鳥語喁喁。
人們所以得知五十年前一則消息：
有關陽光在樹梢上打了個白鴿轉，
不同的腳可以踏上不同的石頭，
雖然浮藻聚散雲朵依然在水中消融。

香港六、七十年代文化人的覺醒和突圍，是成就日後的也斯的關鍵，而也斯也以更大的力量加持其中，與西西等同代作家一起，把那些激進沉澱成繁茂根系， 成為今天我等繼承的財富。正如我在2011年為香港《明報周刊》所做的也斯訪談中感慨言：“如果不是他們當年的種種大膽對陳舊價值的衝擊、種種對新美學建設的實驗，如果不是他們對香港人文化身份的自信，可以說沒有今天的香港——如浮藻漸漸聚結、開合，原來也可以生化出繁盛的生態來。”
也斯先生在訪談中把當時的他自喻為“在黑夜裡吹口哨”，我說也許就是這種在黑夜裡吹口哨的信念支撐這些實驗者從六十年代走到今天，把憤怒與壓抑鍛煉 成未來成熟之種子。就像也斯1970年寫的《持着我的房子走路》一文中所說：“我記得自己曾在暴雨的荒山中奔跑。而現在，我卻比較喜歡持一把傘。”這把傘 所撐起和遮護的，非常珍貴，被暴雨揭示出來、被持傘人所撿拾。

我為也斯先生所作的紀念詩中，那句“不同的腳可以踏上不同的石頭”，是向他《浮藻》一詩里“說話有時停頓/我與你彼此踏上不同的石塊/落下不同的沙 礫地”致敬，這其實也是也斯通過寫作整理香港身份認同問題的最大收穫：混同與差異，這是所謂殖民地文化、半唐番文化的獨立性所在，也是魅力所在，從六七十 年代香港作家的自省中逐漸獲得自己的輪廓。可以說在也斯中後期作品中反覆大量書寫的食物題材，主要用作梳理此文化，曲盡其妙。正如我愛的他《沙律》（即 Salad）以詩所示：

“經歷 由濃而淡 逐一 咀嚼
如今 逐漸 愛苦澀的 清新
包容 種種 破碎 不知秩序”

這種率性的包容既是香港食物也是香港文化之味，更是也斯文學之味。而且他總是在文化混同處不斷強調差異，如他寫《豆汁兒》：“你問我能喝豆汁兒嗎/ 成！尤其能趁熱喝/我也能喝疙瘩湯/吃爆肚，喝棒子粥……但我也知道/你到頭來總會找到破綻/你發覺我不喜歡灌腸，你/發覺我與你口味不一樣”。

正是這種差異甚至拒絕，造就了香港文化的獨立性，孜孜不倦地書寫和宣講這種獨立性，是也斯後來文學的一個執念。可令人心酸的是香港的文化不作為政策 並不積極支持此獨立執念，華語文學的中原大一統標準更不可能理解，據聞也斯先生遺願仍是“為香港文學平反”，其之耿耿，殊令人戚戚。

香港已接納他如接納一株礦苗回歸礦床，
是他最早與你耳語念出你平凡的奧秘，
人群嘩嘩向前涌動時我們思考他的駐足，
人群沙沙退後的時候我們方知他在亍立。

平凡的奧秘——這既是香港文化的魅力，也是也斯的詩歌的魅力。這裡面有傳統，其詩如前文所寫的《沙律》，洋洋洒洒鋪排賦比興，亦遵循詩經的基本，使 用此時此地的語言和意象。他的詩貌似散漫，卻於散漫中暗藏許多伏筆，讓人咀嚼回甘，這樣的散漫遠承中國古代的即事詩，柴米油鹽離別重遇，無事不可入詩，接 過來又和後現代主義的禪宗垮掉派、紐約派的和諧自如相合，美國詩人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的質樸自然、弗蘭克·奧哈拉(Frank O’Hara)的率性流動，都在也斯的東方語言中回歸源頭。

就像這些外國同行一樣，也斯也善於在寫實與隱喻之間進行曖昧游移，尤其在其進行政治隱喻或身份理念思考的時候（不過也必須指出，在其中期待詩說理過 露，有失於概念先行）。他最精彩的地方在於其繼承了中國詩人馮至、林庚新詩里，禪宗斷語式的神來之筆，抽象象徵圓融於意象虛實之間。這是詩的無理之妙，抵 償了理念之白。

2009年，也斯在得知自己患上肺癌前後，他的創作傑作紛呈，部分收於《普羅旺斯的漢詩》一冊中，讀之頗令人感慨，既感詩到窮絕處則工，又感命運的 韁繩催之何太急。他借書寫韓熙載、羅聘、潘天壽、孔子等東方人物，寄託自身甚深。如寫《韓熙載夜宴圖》：“你或知道我每一舒展/都擺脫不了宵來的沉重/只 是無謂在人前/反覆沉吟”；寫《潘天壽六六年畫<梅月圖>》：“在冬夜獨有新發的梅花靜靜開放，向望未盡為暗雲抹蓋的月色，也仍受月色眷顧。 只沉入畫中的境界，也不知，也管不了：能否待得春天到臨？”，寫作時間是2012年2月。《孔子在杜塞爾多夫》一詩也像是對自己的反省：“我只不過熟悉人 世的曲折，在其中周旋/喚起人們去想像溫柔敦厚的詩教/一旦烈酒在脆弱的喉間燃燒/只教我無法心境平和與世界細語商量”。
“溫柔敦厚”是許多人讀也斯詩的第一感覺，但能細品其烈酒燃燒的內心的人不多，就如他在《隰桑》中寫：“細雨中的燈火這麼熾熱/為什麼不直接傾瀉？ /還是藏在裡面的好/每日溫暖着心頭”，這不但有詩經的誠懇，還有倉央嘉措道歌的縈迴。在這組《詩經練習》里的詩歌多是有情之詩，讓人遐想詩人晚年之愛。 難怪英國漢學家芮福德(John Minford)把也斯比喻為納蘭性德，實為知人之言，那是一個隱藏甚深的也斯——孤傲於自己的深情的詩人。

現實中的也斯教授，任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手頭有寫不完的論文、創作以及會議，“偏偏是不屬於這兒也不屬於那兒，還要驕傲自己喜歡越界的品性， 結果就總是這樣落了單，變成沒有歸屬的孤魂”----芮福德引用也斯《邊界》里的句子想說明他“對失敗者不帶自戀的頌揚”，其實同時也承認了在此時代一個 詩人必然的格格不入、必然的遺世獨立。

“跟去吧，詩人，跟在後面，
直到黑夜之深淵，
用你無拘束的聲音
仍舊勸我們要歡欣”

在我寫給也斯先生的悼詩里，最後以引用W.H.奧登(W. H. Auden)《悼葉芝》(In Memory Of W.B. Yeats)的句子作結，是因想起了古今詩人傳承的同一命運。我想起了也斯先生在2002年曾經給我和女友寫過一首詩《葯膳》，在他來北京大學看望我們之後，收於組詩《北京戲墨》里。他寫到我們那天晚上走過的路：“校園黑暗的小路兩旁屋裡透出燈光/照亮我們的路。那是林庚住過的地方？/那邊是金克木？還有 朱光潛呢！/不要擔心，患了感冒的小情人/那麼多愛詩的靈魂/他們會庇護你們的”，今天我才明白那小路兩旁的燈光就來自愛詩的靈魂。而今天，也斯也加入了 這些美麗的靈魂行列中，成為護佑詩歌繼續前行的燈光。

廖偉棠是香港詩人和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