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gmunt Bauman -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Zygmunt_Bauman
Zygmunt Bauman (19 November 1925 – 9 January 2017) was a Polish military officer, sociologist and philosopher. He resided in England from 1971. After World ...
Zygmunt Bauman, sociologist who wrote identity in the modern world, dies at 91
Washington Post · 8 hours ago
(Author of Liquid Modernity)
社會學家齊格蒙・包曼（Zygmunt Bauman）1月9日在倫敦家中離世，享年91歲。謝謝他在失速的時代，仍不忘正視現代人的困惑與創傷。
今期《字花》的專題「無法離線的戀人」，思考隨時斷線的「虛擬關係」，正是受他《液態之愛：論人際紐帶的脆弱》所啟發。2003年的著作，放諸今日依然不減其深邃。悼大師。
Zygmunt Bauman (born 19 November 1925) is a Polish sociologist. Since 1971, he has resided in England after being driven out of Poland by an anti-semitic campaign, engineered by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he had previously supported. Professor of soci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Leeds (and since 1990 emeritus professor), Bauman has become best known for his analyses of the links between 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 and of postmodern consumerism.
http://en.wikipedia.org/wiki/Zygmunt_Bauman
將熟悉變為陌生： 與齊格蒙特•鮑曼對談
作者: [英]鮑曼(Zygmunt Bauman)
出版社:南京大學
出版時間:2023年07月
人民幣 ¥68
ISBN：9787305269387
內容簡介
◎我們為什麼正在失去愛的能力？瘋狂消費後，欲望為什麼始終得不到滿足？每個人為什麼都成為其他人的敵人？
—
齊格蒙特•鮑曼 ， 《工作、消費主義和新窮人》作者，21世紀偉大的社會學家、思想家之一。
他去世前，曾與瑞士記者彼得•哈夫納交談了幾天，在他英國里茲的家中，就他畢生的工作進行了四次長談。
在長談中，他繼續描述我們的時代，涉及當前生活的方方面面：愛與親密關係、身份、工作與休閒、家庭、猶太性、道德、幸福、社會。從“二戰”“納粹大屠殺”到“數位時代”，從“經濟危機”到“消費主義與新窮人”，從社會責任到公民權利，從戰爭陰影到幸福日常，從偶像作家到人格類型……為懸浮在不安全感中的我們這代人提供對自己境況的新認知。
他狡黠睿智地描述我們這個流動不居的時代，以及人的境況；從不回避我們這個時代的重大問題，總是努力質疑公認的智慧和常識，讓熟悉的東西變得陌生。
作者簡介
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1925—2017）
出生于波蘭，當代西方傑出的思想家。
曾任華沙大學社會系教授、英國里茲大學終身教授。被譽為“當今用英文寫作的偉大的社會學家”“後現代性預言者”。
一生出版 50多本著作。代表作品有《流動的現代性》《工作、消費主義和新窮人》《現代性與大屠殺》《社會學之思》等。
彼得•哈夫納（Peter Haffner，1953— ）
記者、作家。長年在美國、波蘭和德國工作。
他在蘇黎世大學攻讀哲學和歷史學位。之後，成為一名自由記者，為瑞士、德國和奧地利的媒體工作。1994年獲埃貢•歐文•基施獎。1994年獲蘇黎世新聞獎。
目 錄
前言/ i
說明/vii
1 愛與性別
選擇伴侶：為什麼我們正在失去愛的能力 / 1
2 經驗與回憶
命運：被歷史塑造的我們怎樣塑造歷史 / 15
3 猶太性與糾結
適應：猶太人會被什麼吸引 / 45
4 智識與投入
社會學：為什麼它不應該把客觀的和個人的經驗分開 / 71
5 權力與認同
現代性：論被迫非己，或變成別人 / 93
6 社會與責任
團結：為什麼每個人都成為其他人的敵人 / 121
7 信念與原教旨主義
世界末日：為什麼相信（一個不存在的）神是重要的 / 155
8 烏托邦與歷史
時間旅行：今天的“彼岸”在哪裡 / 175
9 當下與未來
無用之人：誰是現代社會的女巫 / 189
10 幸福與道德
良好生活：脫掉太緊的鞋意味著什麼 / 215
注釋 / 233
部分參考文獻 / 237
愛與性別
選擇伴侶：為什麼我們正在失去愛的能力
彼得•哈夫納（以下簡稱哈夫納）：讓我們從最重要的事情開始：愛。您說我們正在忘記怎樣去愛。什麼讓您得出這個結論？
齊格蒙特•鮑曼（以下簡稱鮑曼）：在網上找伴侶的趨勢隨網上購物的趨勢而來。我自己就不喜歡去商店；大多數東西，比如說書、電影、衣服，我都在網上買。如果你想要新夾克，購物網站會推給你一個目錄。如果你想找伴侶，約會網站也會推給你一個目錄。消費者與商品之間的關係模式變成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模式。
哈夫納：這和以前有什麼不同呢？以前，人們會在農村的節慶活動上，或者，如果你住在城市，會在舞會上遇見自己未來的生活伴侶。其中也會涉及個人偏好，不是嗎？
鮑曼：對害羞的人來說，互聯網肯定有幫助。他們不必擔心在接近女人時會臉紅。在網上，他們更容易建立聯繫，也不會那麼拘束。但線上約會與試圖按自己的欲望來定義伴侶的屬性有關。人們根據對方的發色、身高、體型、胸圍、年齡，以及自己的興趣、嗜好、偏好和厭惡來選擇伴侶。這背後的想法是，我們可以用大量可測量的生理和社會屬性組裝出愛的對象。我們忽視了決定性的因素：人。
哈夫納：可就算以這樣的方式定義自己的“類型”，一旦與真人見面，一切不也都會發生變化嗎？畢竟，那個人不只是這樣的外在屬性的總和。
鮑曼：危險之處在於，關係模式的形式變了。人與人的關係，變成人與日用品的關係。我不會發誓對一把椅子忠誠——為什麼我要發誓將這把椅子當作我的椅子，至死不渝呢？如果我不再喜歡它，我會買一把新的。這不是一個有意識的過程，但我們學會了以這樣的方式看待世界和人。當我們遇見更有魅力的人時，會發生什麼？就像對待芭比娃娃一樣：一旦新品上市，我們就會把舊的換成新的。
哈夫納：您的意思是，我們過早地分開？
鮑曼：我們進入一段關係是因為我們期待從中得到滿足。如果我們覺得另一個人會給我們更多的滿足，我們就會結束當前的關係，開始新的關係。關係的開始需要兩個人之間的約定。結束它只需要一個人。這意味著伴侶雙方都生活在持續的恐懼之中，害怕自己會像過時的夾克一樣被拋棄，被遺棄。
哈夫納：好吧，任何約定從性質上說都是這樣。
鮑曼：當然。但以前，就算一段關係不令人滿意，要斷絕它，也幾乎是不可能的。離婚很難，實際上，也不存在婚姻的替代選項。你們受苦，可你們還是得在一起。
哈夫納：那為什麼分開的自由會比被迫在一起的苦惱更糟呢？
鮑曼：有得必有失。你有了更多的自由，但你會因為你的伴侶也有更多的自由這個事實而受苦。這就導致了這樣一種生活，其中，人們按租購的模式來形成關係，結成伴侶。可以丟掉關係的人不需要努力維持關係。人只有讓對方滿足，才會被認為是有價值的。這背後是這樣一種信念：持久的關係會阻礙人們追求幸福。
哈夫納：而就像您在您那本關於友誼和關係的書《流動的愛》中說的那樣，這是錯誤的。
鮑曼：問題在於這是“轉瞬即逝的愛”。在動盪的時代，你需要不會讓你失望，在你需要的時候會陪在你身邊的朋友和伴侶。在生活中，對穩定的渴望是重要的。臉書一百六十億美元的市值就是建立在這個需求之上，人們不想獨自一人。但同時，我們又很怕投入，怕被糾纏，怕被束縛。我們害怕錯過什麼。你想要一個安全的港灣，但同時，你又想保持自由。
哈夫納：您和雅妮娜•萊溫森的婚姻持續了六十一年，直到她於2009年去世。在她的回憶錄《歸屬之夢》（A Dream of Belonging）中，她寫道，在您和她第一次邂逅之後，您就一直在她身邊。每一次，您都會感歎說“多麼幸福的巧合啊”，您碰巧要去她想去的地方！在她告訴您她懷孕了的時候，您在街上跳起了舞並親吻了她——當時您身穿波蘭陸軍上尉軍裝，這個舉動還引起了一陣轟動。雅妮娜還寫道，甚至在結婚數十年後，您還會給她寫情書。什麼才算是真愛？
鮑曼：在我看到雅妮娜的時候，我馬上就知道我不需要再去尋找了。那是一見鍾情。不到九天，我就向她求婚了。真愛是“我和你”彼此陪伴、成為一體的那種難以捉摸卻又無法抵擋的快樂，是在不只對你來說重要的事情上有所改變的快樂。被需要，甚或不可取代，是一種令人愉快的感覺。這種快樂很難獲得。如果你一直處在只對自己感興趣的利己主義者的孤獨之中，那它就是不可企及的。
哈夫納：因此，愛需要犧牲。
鮑曼：如果愛的本性就是願意站到你愛的對象那邊，支持她，鼓勵和讚美她，那麼，情人就必須做好把自利放到第二位，放到被愛者之後的準備，就必須做好把自己的幸福當作次要問題，當作他者的幸福的附帶問題的準備。用希臘詩人琉善的話來說，人“把自己的命運抵押”給被愛者。與常識相反，在愛的關係中，利他主義和利己主義的對立並非不可調和。它們會統一、融合，最終不分彼此。
…………
權力與認同
現代性：論被迫非己，或變成別人
哈夫納：在批判當今猖獗的消費主義的語境中，您討論過身份認同如同時尚配飾的想法。您說，消費社會使人難以幸福，因為它依賴的，就是我們的不幸福。
鮑曼：在這個語境中，“不幸福”這個詞太大了。但每個市場經理都會堅稱，他的產品能讓消費者滿意。如果是真的，我們就不會有消費經濟了。如果需求真的得到滿足，那就沒理由搞產品反覆運算了。
哈夫納：1968年的左翼把這稱作“消費主義的恐怖”。消費和消費主義有什麼區別？
鮑曼：消費是個體的特徵，消費主義則是社會的特徵。在消費主義的社會中，想要、企求和渴望某個東西的能力脫離了個體。它被物化了，這意味著，它變成了個體之外的一種力量。要抵抗這種力量是很難的，或者說是幾乎不可能的，因為每個人都受制於它。滿足所有商業創造出來的需求的欲望變成一種把社會凝聚為一個整體的癮。
哈夫納：具體來說，這意味著什麼？
鮑曼：想理解這點，需要對歷史進行考察。在十九世紀末，許多工匠失去他們的工坊，從而陷入貧困。但新的工廠所有者——正是他們的行動導致了這一發展——又發現很難找到足夠的工人。只要每天還有麵包吃，他們就不會願意服從工廠所要求的紀律。現代市場經濟的先驅害怕工匠。今天的消費經濟畏懼的鬼怪就是傳統的消費者，因為傳統的消費者滿足于她/他購買的產品。而確切地說，與先前的消費形式形成對照的是，消費主義把幸福與欲望數量的增長——而非需求的滿足——關聯起來。這個增長要求不斷快速地用新的東西來滿足這些欲望。雖然消費主義社會宣稱滿足消費者是它的目標，可事實上，得到滿足的消費者是它最大的威脅，因為只有它的成員沒有得到滿足，它才會繼續繁榮。行銷的主要目標不是創造新的商品，而是創造新的需求。這就是為什麼片刻之前還是最新樣式，還被廣告描繪為欲望物件的產品，突然就會被嘲諷為“過時”的東西。下至五歲大的兒童，就被消費社會朝著不知足的消費者的方向訓練了。星期天，他們會和父母一起，去一個充滿有趣的、令人激動的、誘人的商品的世界中購物。一旦厭倦，他們就會把買回來的東西扔掉。
哈夫納：市場不只包括商品，也包括消費者。就像您說的那樣，他們也被商品化了，這又把我們帶回認同問題。
鮑曼：消費主義文化以這樣一種壓力為特徵：被迫成為別人，去獲得在市場上被人需求的特性。今天，你不得不行銷自己，不得不把自己設想為商品，設想為能夠吸引客戶的產品。成熟的消費主義社會成員本身就是消費品。可矛盾的是，這種強迫——它強迫你去模仿當前市場銷售者兜售的“值得擁有”的生活方式，並因此而修正自己的認同——不被認為是外在的壓力，反而被認為是個人自由的表現。
哈夫納：今天，許多年輕人一心只想靠在Youtube上發視頻或其他一切手段出名。至於還可以從事什麼事業，他們沒有具體的想法。這意味著什麼？
鮑曼：對他們來說，出名意味著登上成千上萬份報紙的頭條，或出現在成百萬上千萬個螢幕上，變成人們談論的物件，被注意，被需要——就像他們自己想要的光鮮亮麗的雜誌上的包包、鞋子和小玩意兒。把自己變成一件人們想要的、可以行銷的商品，能增加一個人在競爭中獲得最多關注、名聲和財富的機會。這就是編織今天的夢想和童話的材料。
哈夫納：根據法國社會學家弗朗索瓦•德•桑格利的說法，身份認同不再是一個根的問題。相反，他用了錨的隱喻。和拔出自己的根、把自己從社會的監護中解放出來不一樣，起錨既非不可逆轉，也不是什麼決定性事件。您不喜歡這種說法，為什麼？
鮑曼：只有在我們不再是我們現在所是的情況下，我們才能變成別人，所以我們必須永遠拋棄我們先前的自我。因為新的選擇源源不斷地出現，不久之後，我們就會認為當前的自我過時了，令人不滿意，讓人不舒服。
哈夫納：改變我們之所是的能力不也蘊含著解放的力量嗎？無論在美國，還是在紐西蘭，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這仍是人們的箴言：重新發明你自己！
鮑曼：當然，這一策略並不新鮮：遇到困難，掉頭逃跑。人們總試圖這麼幹。不過，新鮮的是，通過從產品目錄中選擇一個新的自我來逃離自己的欲望。起初向新的地平線邁出的自信腳步，很快就變成強迫性的常規套路。解放性的“你可以變成別人”，變成了強迫性的“你必須變成別人”。這種義務的“必須”感，和人們追求的自由可不像，許多人也因此發起了反叛。
哈夫納：自由意味著什麼？
鮑曼：自由意味著一個人能夠追求自己的欲望和目標。流動現代性的時代以消費為導向的生活藝術許諾了這個自由，卻未能履行承諾。
……
哈夫納：那麼，我們為我們享受的自由犧牲的安全是什麼？
鮑曼：如今，我們要負責尋找並非我們創造的問題的解決方案。在這點上，我總會回到已故的社會學家烏爾裡希•貝克。他說，今天的個體必須用自己的才能和創造力來為社會的問題尋找個體的解決方案。與先前的時代形成對照，這些問題不再是地方性的，產生于巴黎、柏林或華沙，相反，它們是全球性的。我們無處可逃。就像西班牙社會學家曼紐爾•卡斯特說的那樣，我們生活在一個“流動空間”。一切都在流動。問題也在流動，它們的原因是超領土的，並且它們不受地方的規則和法律約束。覺得自己受到限制的企業家可以隨時跑到別的地方，或把自己的資本轉移到另一個地方。
哈夫納：對雇員來說就不那麼對了；他們的流動性沒那麼高。這就是人們抗議全球化的原因。
鮑曼：因此在大多數國家，我們都聽到了期盼強政府的呼聲。人們受夠了不受限制的自由，因為這樣的自由附帶風險。沒有風險就沒有自由。社會在很大程度上私有化、個體化了。按法律規定，我們都是個體。我們無法擺脫個體的義務；我們被要求承擔這些義務。一方面，這是好事。我們能為自己服務，能自己決定成為什麼樣的人。可另一方面，我們又持續地受挫。我們經常覺得自己不足。這使個體成為孤兒。
This is Not a Diary
This
is not a diary: while these observations were recorded in autumn 2010
and spring 2011 in the form of dated entries, they are not a personal
reflection but an attempt to capture signs of our times in their
movement - possibly at birth, at a stage when they are still barely
perceptible, and in any case before they have matured into common, all
too familiar forms, escaping our attention due to their banality. Some
will perhaps settle in our daily life for a long time to come, others
will fade and vanish before they would otherwise have a chance to be
noted, recorded and explored in depth: in our fast-moving, protean and
kaleidoscopic world, it is hardly possible to predict their future
course and to decide in advance which of them will grow in volume and
significance and which will prove to have been still-born. Whatever
their fate, the author tried to take a leaf from William Blake's precept
of seeing the universe in a grain of sand - and, having done so, alert
us to what is or may be happening to our individual lives, forms of
togetherness, shared prospects; to the ways we perceive and relate to
each other, the forces that shape our life chances and itineraries; and
to the ways we try to control, or at least influence, and sometimes even
reform for the better, some or all those dimensions of our existence.These timely meditations by one of the most perceptive social thinkers of our time will appeal to a wide range of readers.
第一篇2010.9.3早上5點鐘的沉思末尾充滿叡智.....
中文翻譯有些疏忽 譬喻 pointillist 不是斑斑駁駁
實驗.....start them off 非"開啟"
quasi-diary he reflects 黑體字沒翻 (中文p.5 英文p.3
http://books.google.com.tw/books?id=pCV-f_NMKQgC&q
此非日記
- 作者：（英）齊格蒙‧鮑曼
- 出版社：灕江出版社
- 出版日期：2013年
- 收入的是齊格蒙•鮑曼于2011—2012年里寫下的日記式隨筆，他在文中對快速流動的現代社會中民主、自由、信仰等理念所遭遇的困境作了清晰而深刻的闡述，指出它們未來衍變的可能性方向，同時他也對西方政治現實、社會學家的人文立場作了獨到而令人深省的評論。
- 目次
- 2010年9月
寫日記有無意義
大戰風車的作用
虛擬的永恆
文字的耕耘
超級大國和超級債務國
關于平均數
多任務處理
盲目者領導無能者
吉普賽人和民主
信任的衰落和傲慢的膨脹
憤怒的權利
............
2011年2月
全球地區化來臨的時代
如何應對年輕人
關于並非每個人都具備的美德
關于毫無偏袒的祝福和詛咒
一場人類海嘯及之後
底線之下的底線
外來的內部，以及在內猶外
奇跡，也不完全是奇跡
Facebook，親密性和非親密性
在進攻之下構築堡壘
美國人的夢想︰是發訃告的時候了麼？
2011年3月
H.G.威爾斯，和我的最後一個夢想與自白
注釋
來日方長︰阿爾都塞"自傳" ---不是一般自傳/回憶錄是"懺悔錄"兼"答辯錄"......
中文譯者"3個月"就譯出 約1999-2000. 不知何故十幾年之後才出版.
1976年秋～冬 『事実』［最初の自伝草稿］を執筆
1977年5月 『第22回大会』を上梓。内容は1976年12月の講演。マスペロ社(fr.)『からの「延安叢書」(Cahier Yenan)の発刊の機会にアラン・バディウと再び接触。
自伝（『未来は長く続く』）執筆のきっかけ
（ウィキペディア・フランス語版より抄訳）fr:Althusserアルチュセールは、1985年3月14日付の『ル・モンド』紙のある記事を目に留める。それは、パリ人肉事件の佐川一政が 書いた本の成功を取り上げた、クロード・サロートの記事だった。彼は精神病院に一時拘留されたが、予審免訴の恩恵を受け、すぐに本国に返されている。サ ロートはこう書いている。「我々報道者というものは、アルチュセールという権威的名前と、予審免訴というおいしい話とを一緒くたにして、すぐにことを大げ さに考える。犠牲者？ そんなことには、三行すら書く必要もなかろう。主役は犯人である。」
アルチュセールの友人は、反論を勧めた。しかし、彼も予審免訴に与っているのだから、その記事はたしかに当を得ている。こうして、アルチュセールは 自伝をものして、自分のしたことを説明しようとしたのだ。（『未来は長く続く』の「編者による紹介」を参照〔邦訳には載ってい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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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n | Louis Pierre Althusser 16 October 1918 Birmendreïs, French Algeria |
|---|---|
| Died | 22 October 1990 (aged 72) |
來日方長︰阿爾都塞自傳
作者：（法）阿爾都塞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
内容简介 · · · · · ·
作者简介 · · · · · ·
目录 · · · · · ·
中文版序言 陳樂民法文版序言
来日方长
事实
年表
索引
译者后记
《來日方長——阿爾都塞自傳》譯後記
2013-5-22 8:48:21 來源：易文網 作者：蔡鴻濱
庚辰溽暑，鏖戰三月，終於愉快、欣喜地譯完這本小書。
先說為什麼會感到愉快。幾年來，陸續譯過些托多羅夫、戈德曼、福柯、蜜雪兒·塞爾、利奧塔爾的理論著作，深為這些人的書裏內容晦澀難懂、語言佶屈聱牙所苦；譯時絞盡腦汁，傷透腦筋，譯後卻茫然若無所得。老友樂民囑我譯阿爾都塞的這本自傳，起初我因心有餘悸，仍有些遲疑，等粗略讀過一遍原書之後，正如他所說，覺得“這本書重在敍事，是我能看懂的”(見《一個哲學家的“懺悔”》)，這才應承下來，翻譯時也確實感到輕鬆愉快得多。當然書中有些章節譯時也頗費斟酌，因為作者在敍事中既有“事實”和“幻覺”錯綜複雜的混合，也有“瘋狂”和“理智”的搖擺不定，另外還有些關於心理學、精神分析學、哲學的聯想闡釋也極為費解，所以一邊譯，一邊腦子裏閃過一個念頭：作者在寫這本自傳時是否抑鬱症和譫妄症已徹底痊癒。不過仔細想想，這倒也在意料之中，否則阿爾都塞就不成其為阿爾都塞，阿爾都塞也就不成其為哲學家了。
更主要的還是欣喜的心情。要說欣喜，這話就長了，要追溯到半個多世紀以前。四十年代後期，我和老友樂民還在中學讀書。那時國民黨統治已日薄西山，搖搖欲墜，政治腐敗，民不聊生。像我們這樣的小知識份子，雖然也有些正義感，憂國憂民，胸中充滿悲憤，但終歸是“少年不識愁滋味”，不知怎麼突發奇想，說將來我們一起寫書，讓另一位李姓同學開書店，出書售書。不過當時我們並沒有“搭鉤”起誓，也沒有“歃血”為盟，隨著時間推移，加上世事變遷，這個願望也漸漸被淡忘了。五十年代，我們先後大學畢業，他被分配到外事部門，從事民間外交工作，跑遍世界五大洲，他自嘲說是“跑碼頭的”。我畢業後留在最高學府當了教書匠，在階級鬥爭的風口浪尖上磨爬滾打，經受考驗和鍛煉。我們各自幹的“行當”不同，不過都涉及一個“外”字，所以不論在國內、國外都有見面的機會，還有通信來往，可是“一起寫書”的事早都丟在九霄雲外去了。
其實，那時候年輕人要想寫書又談何容易。我的老友在紀念李一氓同志的短文《瀟灑氓公》中，曾回憶起五十年代初隨一氓同志在一個國際組織工作，常駐國外，做些翻譯、秘書之類的事，看到這位領導同志在工作之餘，專注地根據宋、明底本校箋《花間集》，留下深刻印象。可是就他自己來說，雖然喜歡讀書，興趣廣泛，可是那時年輕人要“分配幹什麼就該只幹什麼，心不旁騖，才是忘我，一心撲在工作上”。至於自己的種種愛好、興趣，“贊之者寬厚地許以‘興趣廣泛’，責之者至少是斥之為‘不務正業”’。（見《學海岸邊》）我在學校裏該可以讀書習文了吧？其實不然，一來自己悟性不高，二來環境、氣氛也不許可。那時沒少學《實踐論》，也深知“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要變革梨子，親口吃一吃”的道理，可是學歸學，真要實踐一下，嘗嘗梨子的滋味到底是甜的還是酸的，那就有“業務第一”、“白專道路”、“名利思想”之嫌。那時候，一扣上這幾頂帽子，比文革中的“臭老九”分量並不輕。那麼在學校裏所司何事呢?據說這所大學是“階級鬥爭的晴雨錶”，於是階級鬥爭便成了主課。“大批判”此起彼伏，接連不斷，於是在階級鬥爭的大舞臺上，人人出場亮相，全武行，大開打，個個搞得灰頭土臉，“洪洞縣裏沒好人”，到這時人的自信心都沒了，要想寫書恐怕也難以搦管了。就這樣，我雖然在外語系科工作，身邊有許多知名的導師，圖書館有豐富的中外文藏書，卻貽誤良機，從沒想過寫什麼，也不敢譯什麼，就“一心一意撲在工作上”。再往後，老友樂民在“大好形勢”下，下放到農村去三餐吃白薯，到外省幹校去勞動鍛煉；我則在“開門辦學”的名義下，隨外語系師生到離京城百里之遙的山村分校去種大田、修果樹、整河灘，教課成了“捎帶手兒”的事。這時我們在彼此通信中，誰也想不起再提“一起寫書”的事了。
改革開放，撥雲見日。我的老友開始從事國際問題研究，成就斐然，屢有專著問世，而且將讀書治學的心得彙集成集，以饗讀者，曰《學海岸邊》、《文心文事》、《書巢漫筆》；我每見到他的新作總有一番驚喜，願先睹為快。我自己也在聯合國機構搞了幾年文字工作，然後又回到學校一心一意地教課；“老牛自知夕陽晚，不待揚鞭自奮蹄”，業餘時間也讀點書，譯、寫約二三百萬字，雖然做的都是三四十年前該做的事，但總算追回一點虛擲的寶貴時光，為文化事業作點綿薄貢獻。就在這樣的情況下，老友囑我譯《來日方長》，並表示要為譯本作序，我們終於“一起寫書”了。世事滄桑，人莫能測，半個世紀的夙願，兩人均到古稀之年才得實現，為此快事，不是值得令人欣喜的嗎？
最後．還要感謝老友陳君樂民的女兒陳 豐，是她挽救了被擱置幾年的本書譯文；也要感謝北京世紀文景文化公司的幾位編輯，是他們代我們那位早已失散的老同學，幫助我們實現了多年的夙願。中華人民 共和國開國大典時，我和樂民老友站在天安門西側西三座門南邊“自由觀禮”，見到這位老同學走在群眾遊行隊伍裏，我們彼此打打招呼，從那以後就杳無音訊了。
如今陳君樂民已歸道山，沒能見報我們一起寫的書；也不知哪位同學今在何處，但願他能見到半個多世紀前的同窗舊友搞成的這本小書。
蔡鴻濱
于北京大學中關園
An
eminent sociologist has claimed that high-quality scholarship does not
depend on “obedience” to “technical” rules on referencing after a PhD
student accused him of plagiarising from websites, including Wikipedia,
in his latest book.
Zygmunt Bauman, emeritus professor of soci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Leeds, was responding to claims that he fails to clearly indicate that several passages in his 2013 book Does the Richness of the Few Benefit Us All? are exact or near-exact quotations from the online encyclopedia and other web sources.
His accuser, Peter Walsh, a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hD student, said the websites are at times mentioned in passing as sources, but Professor Bauman does not make clear, through quotation marks or indented text, that he is directly reproducing material. He said this fulfilled the definition of plagiarism in the Harvard Guide to Using Sources.
Mr Walsh also flags up several instances in which the 88-year-old academic, after whom a sociology institute is named at Leeds, appears to reproduce mistakes in the allegedly plagiarised sources.
“He appears to have found [online] evidence to support his claims and stopped there.
“He hasn’t shown any desire to check the facts, statistics and quotes in his sources, and that is fairly elementary,” Mr Walsh explained.
Mr Walsh said he was a “huge admirer” of Professor Bauman, who has published nearly 30 books since the year 2000, and had only stumbled upon the alleged plagiarism after following up a reference in the book to the 1998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These reports are published every year [by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I wondered why he was referring to such an old one, especially as his argument is that economic inequality has been getting worse in recent years,” he added.
Mr Walsh said a Google search revealed that he appeared to have “lazily plagiarised” a 2012 interview transcript from Asia Times Online, which also refers to the 1998 report, and in the process had reproduced mistakes. These included an erroneous reference to where the statistics were quoted in the UN report.
“After that, I noticed a number of casual references to Wikipedia, and was rather surprised that an ‘old-school’ intellectual would be so reliant upon it. I then thought it worthwhile to delve a little deeper,” he continued.
Mr Walsh admitted that it was “risky” to speak out against such a renowned figure, with “a number of allies built up over an exceptional career”.
“There has been a real need to proceed with caution, and I’ve taken advice from as many people as I could,” he explained.
But he said that Professor Bauman’s reputation made it especially important that “violations of the most elementary of scholarly standards” were exposed “if the reputation of academic sociology is something worth fighting for”.
Shown the allegations by Times Higher Education, Professor Bauman said that in 60 years of publishing he had “never once failed to acknowledge the authorship of the ideas or concepts that I deployed, or that inspired the ones I coined”.
“All the same, while admiring the pedantry of the authors of the Harvard Guide to Using Sources, and acknowledging their gallant defence of the private ownership of knowledge, I failed in those 60-odd years to spot the influence of the obedience to technical procedural rules of quotations on the quality (reliability, effectiveness and above all social importance) of scholarship: the two issues that Mr Walsh obviously confuses,” he said.
“As his co-worker in the service of knowledge, I can only pity him.”
Mr Walsh retorted that there was “nothing pedantic about asking authors to indicate when they are using the words of other authors”. He said Leeds’ own guide on plagiarism contained similar prescriptions.
Professor Bauman’s publisher, Polity, declined to comment on whether it had checked Professor Bauman’s manuscript for plagiarism.
A senior Cambridge academic, who asked to not be named, agreed that Professor Bauman had “a strong prima facie case to answer”. He knew of several graduate students who had been failed because their theses had been found to contain unacknowledged passages. He suggested that Professor Bauman’s apparent indifference was the result of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Earlier this year, Lewis Wolpert, emeritus professor in cell and developmental biology at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apologised for including unattributed material, including from Wikipedia, in two recent books. He said that after downloading the passages he had forgotten he had not written them.
Mr Walsh noted Wikipedia’s own warning against using it for academic projects because “anyone…can edit an article, deleting accurate…or adding false information”.
如今陳君樂民已歸道山，沒能見報我們一起寫的書；也不知哪位同學今在何處，但願他能見到半個多世紀前的同窗舊友搞成的這本小書。
蔡鴻濱
于北京大學中關園
Zygmunt Bauman rebuffs plagiarism accusation
Sociologist claims high-quality scholarship does not depend on obedience to technical rules on referencing
Source: Alamy
Pointed remarks: Zygmunt Bauman argues that high-quality scholarship does not depend on ‘obedience’ to ‘technical’ rules
Zygmunt Bauman, emeritus professor of soci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Leeds, was responding to claims that he fails to clearly indicate that several passages in his 2013 book Does the Richness of the Few Benefit Us All? are exact or near-exact quotations from the online encyclopedia and other web sources.
His accuser, Peter Walsh, a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hD student, said the websites are at times mentioned in passing as sources, but Professor Bauman does not make clear, through quotation marks or indented text, that he is directly reproducing material. He said this fulfilled the definition of plagiarism in the Harvard Guide to Using Sources.
Mr Walsh also flags up several instances in which the 88-year-old academic, after whom a sociology institute is named at Leeds, appears to reproduce mistakes in the allegedly plagiarised sources.
“He appears to have found [online] evidence to support his claims and stopped there.
“He hasn’t shown any desire to check the facts, statistics and quotes in his sources, and that is fairly elementary,” Mr Walsh explained.
Mr Walsh said he was a “huge admirer” of Professor Bauman, who has published nearly 30 books since the year 2000, and had only stumbled upon the alleged plagiarism after following up a reference in the book to the 1998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These reports are published every year [by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I wondered why he was referring to such an old one, especially as his argument is that economic inequality has been getting worse in recent years,” he added.
Mr Walsh said a Google search revealed that he appeared to have “lazily plagiarised” a 2012 interview transcript from Asia Times Online, which also refers to the 1998 report, and in the process had reproduced mistakes. These included an erroneous reference to where the statistics were quoted in the UN report.
“After that, I noticed a number of casual references to Wikipedia, and was rather surprised that an ‘old-school’ intellectual would be so reliant upon it. I then thought it worthwhile to delve a little deeper,” he continued.
Mr Walsh admitted that it was “risky” to speak out against such a renowned figure, with “a number of allies built up over an exceptional career”.
“There has been a real need to proceed with caution, and I’ve taken advice from as many people as I could,” he explained.
But he said that Professor Bauman’s reputation made it especially important that “violations of the most elementary of scholarly standards” were exposed “if the reputation of academic sociology is something worth fighting for”.
Shown the allegations by Times Higher Education, Professor Bauman said that in 60 years of publishing he had “never once failed to acknowledge the authorship of the ideas or concepts that I deployed, or that inspired the ones I coined”.
“All the same, while admiring the pedantry of the authors of the Harvard Guide to Using Sources, and acknowledging their gallant defence of the private ownership of knowledge, I failed in those 60-odd years to spot the influence of the obedience to technical procedural rules of quotations on the quality (reliability, effectiveness and above all social importance) of scholarship: the two issues that Mr Walsh obviously confuses,” he said.
“As his co-worker in the service of knowledge, I can only pity him.”
Mr Walsh retorted that there was “nothing pedantic about asking authors to indicate when they are using the words of other authors”. He said Leeds’ own guide on plagiarism contained similar prescriptions.
Professor Bauman’s publisher, Polity, declined to comment on whether it had checked Professor Bauman’s manuscript for plagiarism.
A senior Cambridge academic, who asked to not be named, agreed that Professor Bauman had “a strong prima facie case to answer”. He knew of several graduate students who had been failed because their theses had been found to contain unacknowledged passages. He suggested that Professor Bauman’s apparent indifference was the result of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Earlier this year, Lewis Wolpert, emeritus professor in cell and developmental biology at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apologised for including unattributed material, including from Wikipedia, in two recent books. He said that after downloading the passages he had forgotten he had not written them.
Mr Walsh noted Wikipedia’s own warning against using it for academic projects because “anyone…can edit an article, deleting accurate…or adding fals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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