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史景迁对谈1898—1989年的中国知识分子
史： 我年輕時有幸跟隨房兆楹研究胡適。胡適所做的紅學研究，著實令我感到敬佩，他是一位史學分析家，卻能認真地將中國傳統文學與滿洲文化做一完美的連接，可見胡適在五四運動中的反傳統主張只是他的思想的一部分。
五四運動與反傳統說法的掛鉤，其實與中國共產黨的宣傳及與五四的淵源有關。但這對五四運動及對中國共產黨的研究都不一定很恰當。
毛崇拜胡適注意問題少談主義
餘：1994年，在蔣經國基金會的讚助下，學界曾在捷克布拉格舉辦五四研討會。
史：這是說蔣經國基金會有意助捷克重振漢學傳統？
餘：是的。那個研討會的目的在重新檢視五四運動。我曾為文主張五四“既非文藝復興也非啟蒙運動”。五四運動可以自不同觀點來理解。
若自國內的觀點來研究“五四”，魯迅就比胡適更重要，陳獨秀也是一個重要人物。胡適只能算是右翼。胡適在五四時代最佩服的學者是王國維，1926年他在英國演講時也提到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梁漱溟也應說是五四成果的一部分。
五四時代知識分子就像共產革命前夕的俄國知識分子，整天在變。有人指出，當時俄國知識分子早上是自由主義者，中午是布爾什維克的共產主義者，一會兒又變成斯拉夫民族主義者。陳獨秀最早崇拜的是俾斯麥統治的德國，後來又崇拜美國的杜威，最後變成共產主義的信徒。這是中國知識分子在大動蕩的時代為自己關心的問題尋找出路的足跡。
史：毛澤東也是。
餘：對的，毛澤東原本最崇拜的是胡適，在胡適與李大釗就有關問題與主義的辯論中，毛是站在胡的這邊，認為應注意問題少談主義；而國內史學家卻說毛站在李這邊，最近中國大陸的學者已指出此一錯誤。 80年代“開放”以來，一些大陸學者——如李澤厚更認為若戊戌政變能夠成功，中國可以避免日後的所有革命。這似乎顯示五四思想已走完了的第一個循環，又回到戊戌維新前後的改良主義軌道上來了。
Kang-i Sun Chang
A dialogue between YU Ying-Shih 余英时 and Jonathan Sp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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