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算思政 Act Voice說這專頁讚
2015年8月1日下午6:41 ·
【幸有學生捍衞香港的自由和自主】
文：李怡《蘋果日報》
//不久前，讀到94歲中國著名學者何兆武的訪問。他說他1956年到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任職，當時歷史所的組織關係是屬於中宣部的，歷史所領導人都到中宣部接受命令。中宣部是宣傳機構，不是研究機構。研究機構的結論是研究的結果；宣傳機構的結論是研究的前提。比如蘇聯是不是修正主義？作學術研究可以有不同的結論，是、還不算是、不是，都可以是研究結論；但宣傳機構屬下的研究，蘇聯是修正主義已是結論，研究就只能是蘇聯修正主義的特點，它為甚麼及如何成為修正主義。對美國是不是帝國主義的研究也一樣。
宣傳又因政治環境的變化而不同，比如文革時講「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學術研究就不能說可以「半途而廢」。但其後中共把文革定性為「一場浩劫」，研究就不能說「進行到底」啦。
文革後，歷史研究所儘管在組織關係上改掛在社會科學院，但在中共一黨專政下，一切學術研究也都是以黨的政治結論為前提，甚麼北大、清華的法律教授，講到香港普選就以國務院白皮書和人大8.31決定為前提，而不是以《基本法》的文本為依據。一黨專政之下，沒有學術，只有政治。
這就是院校自主和學術自由的關係。何兆武說，抗戰時期他在西南聯大上學的7年，是他一生最愉快的時刻。儘管戰時局勢動盪，面臨民族危亡，生活物質匱乏，但在學術自由的學習環境下，出了171位中國科學院院士，和兩位諾貝爾獎得主。在中共建政後，學術機構和大專院校，在黨領導下沒有了自主，也就沒有學術自由，65年來出過甚麼傑出人才？有過甚麼學術成果？
擔任港大校委近9年的文灼非說，校委會過去一直尊重物色委員會推薦，校委會對之前兩名新副校長任命並無經過討論，校長馬斐森獲聘，校委會都一如以往毋須投票決定就通過任命。任命陳文敏則兩次投票並以「等埋首副」拖延，這不是應有程序，而是對程序和機制的踐踏。
原因顯然與去年左報瘋狂攻擊陳文敏有關。文灼非和大多數支持程序正義的人士，都認為有關任命問題須跟程序，不能因接受捐款事件及與政治組織有聯繫而影響人選。顯而易見這是梁振英以政治因素破壞港大的自主傳統。當以政治作為校委會處理校政的前提，黨領導對學術自由有何影響，看大陸院校的面貌就知道了。//
全文刊載於8月1日《蘋果日報》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50801/19239301
弦誦幸未絕
——詩歌折射的西南聯大歲月
（光明日報 2017-7-7）
□ 張曼菱
本文中所引的詩句，並非從書上抄來，而是我在尋訪搶救西南聯大歷史資源的時候，聽到學人們所吟誦、所喜愛、寫在日記裡的。
這是帶著他們生命體溫的詩句，表達著那一個自我，那一段歷史。
人走了，歷史遠去，但詩還在。那些有意味的故事，就像珠子穿在這詩歌的紅線上。由詩，可以重新聽到心靈的歌唱，歷史的嘆息，使人感受到文學的深遠之美。由文學所折射出的這段歷史，更加多姿多彩，閃耀著人性光輝。
謹以此文紀念“七七事變”八十週年，銘記歷史，勿忘國恥；紀念西南聯大成立八十週年，薪火相傳，弦誦不絕。
一九四五年二月，詩人聞一多與西南聯大師生同遊雲南路南縣石林。
點滴淚水沾衣襦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日軍全面侵華。被稱為“中國最後一位傳統詩人”的陳三立拒絕逃難。聞有人議論中國必敗，他怒斥：“呸！中國豈狗彘耶？豈貼耳俯首，任人宰割？”
北平、天津相繼淪陷。日軍欲招致陳三立，百般遊說，皆不應許。偵探日伺其門，陳三立怒，呼傭拿掃帚將其逐出。從此五日不食，憂憤而死，享年85歲。
“歲時胸臆結壘塊，今我不吐誠非夫。聞者慎勿嗤醉語，點滴淚水沾衣襦。”陳三立的詩，透露出中國當時的衰敗氣象，也閃現著他士子的氣節。
北平有五朝宮闕，是國粹集中之地。北平淪陷，對於文人，無異於“文化的亡國”。
“憑欄一片風雲氣，來作神州袖手人”。陳三立以一個詩人的死，結束一個舊的屈辱的時代，開始一個抵抗的新時代。
1999年，我到北大朗潤園訪季羨林。季羨林回憶恩師陳寅恪：
他對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家裡面三代愛國。第一代就是湖南巡撫陳寶箴。在1860年，英法聯軍燒圓明園那時候，陳寶箴在北京城裡邊。在酒樓上，別人請客，他看到西邊，圓明園大火彌天，正是英法聯軍在那兒燒，當時有人說，陳寶箴痛哭流涕。他的兒子陳三立，就是陳寅恪先生的父親，當時詩壇上第一人就是陳三立，寫舊詩。陳三立得到他父親的遺傳，愛國，非常愛國。
陳寅恪先生把他父親迎到北平，在這裡讓他頤養天年。後來盧溝橋事變，他父親拒絕吃飯，拒絕吃藥，誰勸也不行，後來他父親就是這樣餓死的。
季先生說，陳家“愛國有遺傳”。
2000年夏，我走進陳家當年居住的姚家胡同，知了聲聲，綠蔭依舊，仍感受到一股肅穆之氣。
《吳宓日記》有記載。寥寥數字，便令人沉浸到那“烏衣巷口夕陽斜”的境界之中：
九月二十三日星期四2：00散。宓步行至西四牌樓姚家胡同三號陳宅，祭吊陳伯嚴先生（三立）。行三鞠躬禮。
吳宓記，去悼念時，陳寅恪告訴他，父親的喪事還沒有辦，就已經接到日本憲兵司令部送來的邀請函，要他赴宴。為保全氣節，避免日本人的迫害，他決定秘密離開北平，繼續走自己的路。陳寅恪以為“文化不可以亡”，“救國經世，尤必以精神之學問為根基”。
宋代詩傑陸游留下一句：“家祭無忘告乃翁”。當年在戰亂中有無數的中國父親，迎著氣焰囂張的日本軍隊，顯示出剛毅的背影，用不屈服的目光，將兒孫送上征途。陳三立凸顯了中國詩歌中這位期待著“家祭”的永恆父親形象。
“似此星辰非昨夜，為誰風露立中宵？”借前人的詩，馮友蘭道出一段情節。
在月色清明的夜晚，清華園內兩個手無寸鐵的斯文學者，物理系教授吳有訓與哲學系教授馮友蘭相約，巡邏護校。
今天從舊照片上，還可以看到他們長衫、眼鏡的儒雅模樣。兩位人過中年的學者，想要自己來保衛這淪陷了的校園。
他們的舉動可謂天真，卻動人。
“去吧，去認識我們的祖國！”
隨後，學人們一批批離開北平。《吳宓日記》有一首詩寫“辭京”：
十一月四日星期四
陰，大霧，晨8：00後，即獨至東車站，紫禁城為濃霧所蔽，街上行人尚少。
曉發北平十一月四日
十載閒吟住故都，
淒寒迷霧上征途。
相攜紅袖非春意，
滿座戎衣甚霸圖。
鳥雀南飛群未散，
河山北顧淚常俱。
前塵誤否今知悔，
整頓身心待世需。
吳宓曾設想過，日本人來了，自己躲在北平隱居、讀書。但陳寅恪影響了他。陳家父子的舉動在文化“南遷”中起到了精神領袖的標杆？作用。大時代下的生存，已經不是個人的事。吳宓毅然決定振作起來，到清華大學的轉移地長沙去。
當他登上開往南方的火車，車廂裡有很多日本軍人。日本軍官看他是一介書生，還給他讓座。而在吳宓看來，日本人拿著武器血腥地佔領了北平，卻還在假裝禮儀與文雅，他內心更添氣憤、屈辱與痛苦。
在詩中，他慶幸師生們未散，他們將在遠方匯合，有一個目標去奮發。
當“長沙臨時大學”開課時，一位受聘於清華的英國教授如約趕到那沒有燈火的山麓中，為學生們上課。他是著名的英國詩人與評論家燕卜蓀。在漆黑的夜晚他給同學們背誦莎士比亞的詩章，在泥濘的山路上他跌破了眼鏡。
燕卜蓀寫下長詩《南嶽之秋》：
課堂上所講的一切題目與內容，都埋在丟在北方的圖書館裡。因此人們奇怪地困惑，為找線索，搜尋自己的記憶。
戰亂中，在如此困難的條件之下，這些中國教師們沒有教材，卻憑藉記憶片段仍在傳授知識。《南嶽之秋》記錄了“長沙臨大”的處境。
多年後，作家、翻譯家趙瑞蕻回憶起這段往事：“戰事倥傯之中，上燕卜蓀的課，讓人恍然覺得如秦火之後，天下無書，儒士背誦整部經書授徒。 ”
中國歷史上有過“詩書喪，猶有舌”的傳統。
燕卜蓀寫他“同北平來的流亡大學在一起”的經驗：
那些珀伽索斯應該培養，就看誰中你的心意。版本的異同不妨討論，我們講詩，詩隨講而長成整體。
學校遷到昆明不久，倫敦也被炸了。燕卜蓀說：“現在該是我回到祖國的時候了。”於是返回英國。這種知識分子對自己祖國的情懷，已經貫通中西。
植物學家吳征鎰出身江南書香人家，古典詩詞功底好。他投考清華時，所作遊記就受到朱自清欣賞。後來在昆明又與聞一多相交甚厚。
他說：“我是一抗戰，就是像杜甫詩裡講的一樣：'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我跟西南聯大差不多是'同命運'的、'共呼吸'的，我一畢業，就沒有在北京做過事，而是一直在西南聯大。”
他本來是“七七事變”的頭一天到西北考察。西北就是現在的陝甘寧一帶。到了8月23日，他在寧夏賀蘭山後面，就不能再前進了。北平已經淪陷。他從寧夏、從包頭一直回到老家，教了幾天書，忽然接到學校里通知：清華、北大、南開三個學校要在長沙成立“長沙臨時大學”。他就從揚州趕到長沙。在長沙待了兩三個月，因為長沙也開始轟炸了，南京失陷了，又繼續向西南方漂泊。
這位當時最年輕的助教，參加了長沙臨時大學的“湘黔滇旅行團”，從湖南、貴州一直走到昆明，走了3000多里。
由於在長沙仍舊受到轟炸，學校要轉移到昆明。而整個學校都從國土外轉移，有失學校尊嚴。人們認為，應該有一批勇士直接從國土上走到昆明。三校組織了湘黔滇旅行團，簡稱“步行團”。這意味著這批學人們對國土主權的宣示。
穆旦的長詩《讚美》就是以此為背景：
走不盡的山巒和起伏，河流和草原，數不盡的密密的村莊，雞鳴和狗吠，接連在原是荒涼的亞洲的土地上…… ……我要以一切擁抱你，你，我到處看見的人民呵，在恥辱裡生活的人民，佝僂的人民我要以帶血的手和你們一一擁抱。因為一個民族已經起來。
當時大學裡的學子受到西方現代主義詩人里克爾、艾略特等人的影響，他們寫的詩看起來駁雜，但卻在順應著一種青春生命的原始的姿態、憤怒的姿態和實踐的感受。
1946年，胡適在西南聯大九週年校慶紀念會上說：
“臨大決遷昆明，當時有最悲壯的一件事引得我感動和注意，師生徒步，歷六十八天之久，經整整三千餘里之旅程。後來我把這些照片放大，散佈全美。這段光榮的歷史，不但是聯大值得紀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紀念。”
照片內容有：步行團出發、乘船渡湘江、步行在崎嶇山路上、山路休息、溪水洗腳、山間等候、住宿、挑腳泡、用餐、水邊、聞一多寫生、聞一多的素描圖畫、江流、荒野坐地歇息、步行三教授、教授們歇息、山民背簍、盤江激流、每船五人、驚險渡江等等。
知識分子走出了象牙塔，走入民間，走向人民。
聞一多先生說：“去吧，去認識我們的祖國！”
當年還是學生的任繼愈說：“感受到中國民氣還在，雖然窮，可是當亡國奴他不幹。”
當他們路過一個偏僻的小鄉鎮時，地保敲著鑼，通知趕集的鄉民不要漲價，要按照平價把東西賣給師生們。這種細微的、似乎不足道的關照，已經是這塊貧困土地能夠給予他們的最大關愛。
在進入貴州玉屏時，師生們看見這樣一張政府佈告：
查臨時大學近由長沙遷往昆明，各大學生步行前往，今日（16日）可抵本縣住宿。本縣無寬大旅店，茲指定城廂內外商民住宅概為各大學生住宿之所。凡縣內商民，際此國難嚴重，對此振興民族的領導者——各大學生，務須愛護借重。將房屋騰讓。打掃清潔，歡迎入內暫住。並予以種種之便宜。 務此佈告，仰望商民一體遵照為要。此佈。縣長：劉開彝
這個佈告折射出當年社會各階層對於“保存與保護民族文化與人才”的可貴意識。這個民族在危難時刻湧現出一股巨大的凝聚力量。這股氣概，老百姓叫作“血性”，史家稱為“民氣”，士大夫講究“氣節”，都是指在靈魂深處人的堅貞本性。這是歷代中國人最重視的情操。
弦誦幸未絕，豎儒猶仰俯
西南聯大初到雲南時，文、理、法學院設在蒙自。
正是南湖荷花盛開時，陳寅恪與吳宓一起散步。陳說：“像北平。”吳說：“像西湖。”陳寅恪寫詩作二首，以此一首為最著名。
《南湖即景》（一九三八年六月作於蒙自）風物居然似舊京，荷花海子憶昇平。橋邊鬢影還明滅，樓外歌聲雜醉醒。南渡自應思往事，北歸端恐待來生。黃河難塞黃金盡，日暮人間幾萬程。
詩中用了“南渡”這個典故。自古北方是中華民族文化重心。歷史上，凡“南渡”，就意味著丟棄北方的山河，很難再回去。
由於這首史家之詩，“南渡”與 “北歸”成為詮釋學人們遷徙軌蹟的兩個時段標記。這首詩也使得蒙自邊城的南湖進入了史家的眼光中。
文科的教授們都住在湖畔的歌臚士法式洋行里。有時年輕的教員們歸來大聲喧嘩，獨居的陳寅恪就會用手杖敲擊樓板，於是人們肅然。這位半盲的學者，他的遭遇與心境，已經成為國恨家仇的象徵。他是西南聯大的“靈魂級”的人物。
“無名安市隱 有業利群生”，這副對聯，任繼愈先生對我講過，是吳宓題贈蒙自街頭一位賣粥人的。任先生說：“也沒有裝裱，就是一張白紙貼在牆上，去吃粥的人們都能看到。”它顯示了西南聯大學人與當地人的友善關係，學者對民間文化的同情與尊重。
蒙自有一個周家大院，主人時常請教授們吃飯。內中的女眷樓也變成女生宿舍。吳宓命名為“聽風樓”，說在那裡可以聽到女生的京腔，是一種安慰。可見吳宓比陳寅恪心態更加平和，與外界的聯繫也多。
鄭敏，哲學系女生，與穆旦同為“九葉詩人”。她的父兄們都擅長吟詩，吟的是那種清淡平和的士大夫的閒品。但她那一代青年學子意識到，詩歌不再是休閒小品，詩歌也要承載鮮血、歷史和一些沉重的東西：
終於像種子，在成熟時，必須脫離母體，我們被輕輕彈入四周的泥土。當每一個嫩芽，在黑暗中掙扎著生長，你是那唯一放射在我們記憶裡的太陽。
那年在未名湖畔採訪政治學家趙寶煦。他說，自己年輕時最值得回憶的日子，是在美麗的昆明度過的，感覺一切都很自然，沒有矯揉造作。老百姓非常淳樸，沒有都市的浮華。他吟誦的是自然主義的詩：
樹特別綠，水特別藍。林蔭道上還沒有華貴而色彩不調和的衣衫，扭動，所以，一切都完美，純真。包起藍頭巾早起的婦人，走來汲水。在水邊，彎著腰洗臉的，兵士們，嘻嘻笑著，把草鞋都弄濕了。我第一次看見，翠湖這麼美。
趙寶煦記得，在昆明泡茶館，沒有錢，你可以要一杯“玻璃”，就是白水。
昆明人質樸中有一種雅，很令西南聯大的師生喜愛。如，吃米線不加辣椒，就說“免紅”。鄧稼先多年後跟妻子回憶昆明，對每天中午五華山“鳴炮報時”，印象尤為深刻。他認為昆明非常古樸。
當年擔任鳴炮報時工作的，也是勤工儉學的西南聯大學生。
朱自清有《近懷示聖陶》一詩：
“健兒死國事，頭顱擲不數。弦誦幸未絕，豎儒猶仰俯。”
朱先生一家人在昆明時生活很困苦。這首詩整個的苦調與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相似。但就在詩裡，朱自清點出了“弦誦未絕”口號。
朱自清之子朱喬生告訴我們，當年日軍打來的時候，很多人自問：“我們能做什麼？”朱自清提出：我們應該保持“弦誦不絕”。與陳寅恪的“南渡”一樣，“弦誦”成為支撐“戰時大學”的“骨骼性”理念。
流傳甚廣的還有劉文典“跑警報”的逸事。劉文典曾拍拍肚子說：“我跑警報，是因為我這裡有國學。”他認為“國學”是值得活下去的理由。劉文典為人狂傲，常貶低別人，但他這話裡透露出一種對待人生價值的嚴格標準。
在那種嚴峻的環境裡，每個知識分子都會問自己：活著有什麼價值？為什麼在前方將士拼死抵抗的時候，自己依然要教書讀書？
答案是：為了重建戰後的中國。
“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據聞一多之女回憶，在昆明有月亮的晚上，父親會將家人領到草地上，教小兒女們背誦《春江花月夜》。這體現了他的理想：“詩化生活”“詩化家庭”。
“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聞一多在西南聯大的課堂上講“這是中國詩歌中最美的詩”。通過聞一多的眼光看《春江花月夜》：它訴離婦遊子之思，與抗戰時期人們的情感有交集；還具有一些的美術元素和很多文化符號，甚合聞一多這位美術出身的教授的審美情趣。他本性是一位唯美的詩人，卻在國難深重時拍案而起。
聞一多最喜歡屈原的兩句詩：“望崦嵫而勿迫” “恐鵜鶘之先鳴”。這顯示了他對時光的珍惜之心。所以他關在屋子裡做學問，被人稱作“何妨一下樓”主人。
王國維說，首先是人的境界風骨，其次才來論定詩。
這種“人、史、詩”統一的風格，在西南聯大時期得以體現，純淨透明。
我們的生命像那窗外的原野
昆明的南屏大戲院，成為聯大師生和城中文化人的重要休閑處。五分錢一包的五香花生米，邊看電影邊吃，令人們津津有味，是戰時難得的享受。
南屏大戲院放映的好萊塢電影都是用話筒現場翻譯的。在西南聯大遷到昆明之前，電影裡所有的男人都被叫作“約翰”，女人都叫“瑪麗”。
後來，南屏大戲院的老闆請吳宓教授任翻譯。《魂斷藍橋》《出水芙蓉》就是從南屏大戲院翻譯出來，傳播到內地去的。昆明人也從此結束了一個“瞎看外國電影”的時期。
吳宓住文林街文化巷，附近有翠湖，是師生最愛的漫步處。於是他將好萊塢影片名譯為：《翠堤春曉》。“翠堤”影射昆明翠湖。“藍橋”則採用了中國情人的典故。
《魂斷藍橋》中男女主角在戰火中分離時，跳了一支“燭光舞”，插曲的歌詞是蘇格蘭詩人彭斯所填。這歌曲當年唱響昆明，傳遍中國：
怎能忘記舊日朋友，心中能不懷想，舊日朋友豈能相忘，友誼地久天長。我們曾經終日遊蕩在故鄉的青山上，我們也曾歷盡苦辛到處奔波流浪。
“詩緣情而綺靡”，西南聯大的詩人們也用詩歌表達愛情。
再沒有更近的接近，所有的偶然在我們間定型；只有陽光透過繽紛的枝葉分在兩片情願的心上，相同。等季候一到就要各自飄落，而賜生我們的巨樹永青，它對我們不仁的嘲弄（和哭泣）在合一的老根裡化為平靜。——穆旦《詩八首》
詩要求有重要的個人情感呈現，如果沒有這種元素，詩就失去靈魂的馨香與魅力。
穆旦的情詩不是定向投遞的，不是像傳統情歌那樣，“阿哥找阿妹”。他的情詩顯示出那一代青年學子感情的深度、愛的力度。在詩的世界裡，男女之間美好的情愫處於一種開闊的精神狀態中。
在學人的日記中常常抄錄馮至的詩，詩風簡明大氣，如《我們站立在高高的山巔》：
我們站立在高高的山巔化身為一望無邊的遠景，化成面前的廣漠的平原，化成平原上交錯的蹊徑。表現的是戰亂中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漂泊情狀。有一首情詩非常坦率：我們有時度過一個親密的夜在一間生疏的房裡，它白晝時是什麼模樣，我們都無從認識，更不必說它的過去未來。原野——一望無邊地在我們窗外展開，我們只依稀地記得在黃昏時來的道路，便算是對它的認識，明天走後，我們也不再回來。閉上眼吧！讓那些親密的夜和生疏的地方織在我們心裡：我們的生命像那窗外的原野。
詩人是如何看待男女之間在戰亂中的情感呢？《我們有時度過一個親密的夜》，令人在戰爭中感到生命短暫和可貴。不能用世俗的道德眼光來看待人們在戰爭年代的親密關係，而應該用“人”的胸襟來理解特定的歷史。
開在你腮邊的笑的花朵，它要將人間的哀愁笑落。你那眸子似海深，從裡面，我撈到逝去的青春，愛情從古結伴著恨。時光會從暗中偷換了人心，我駕著一匹感情的野馬去追逐你的笑，你的青春。
臧克家的詩《感情的野馬》，是在台灣的西南聯大校友劉孚坤念給我聽的。他是四川貧苦農家的子弟，考入西南聯大後，在朗誦團大顯身手，曾經受過光未然的指導。
劉孚坤是一個率性的才子，他一輩子沒有結過婚。臧克家這首詩裡包含著一個學人的眼淚，包含了他對美好青春和愛情的回憶。臧克家雖然不是西南聯大詩人，但他的詩卻命中了一位西南聯大學子一生的情感。
在詩歌蒐集過程中，我感受到的不是人的衰老或是卑微，而是人生的價值。這些承載他們一生命運的詩，證明他們有過充實的生命，無論是悲是喜。他們在詩意的陪伴下度過一生，感覺到生命的沉重。
季羨林說，不完美才是人生。
而我以為，人生就是糾結的。有糾結，才是真實的人生。
（作者：張曼菱，係作家、製片人，多年來致力於“國立西南聯大”歷史資源的搶救、整理與傳播工作。）
北大精神“兩歲半的孩子都懂”
2014年04月21日 07:43
來源：東方早報
面對“北大大師不過爾爾”的論調，《北大回憶》一書的作者張曼菱評論道：“不知道他們是否了解中國和北大走過的那些沉重的道路？北大駛過了怎樣的驚濤駭浪？
《北大回憶》出版 早報專訪作者張曼菱
面對“北大大師不過爾爾”的論調，《北大回憶》一書的作者張曼菱評論道：“不知道他們是否了解中國和北大走過的那些沉重的道路？北大駛過了怎樣的驚濤駭浪？是誰堅守在北大？是誰堅守在中國的思想陣地上？又付出了怎樣的代價和犧牲？當獻身之刻輪到他的時候，他是否能做到大師們的一二？”
張曼菱寫下《北大回憶》一書是因季羨林的臨終囑託。
張曼菱寫下《北大回憶》一書是因季羨林的臨終囑託。
2007年深秋，著名作家、電視製作人、北大畢業生張曼菱進京時照例去拜訪季羨林，帶去新作《西南聯大人物訪談錄》。季羨林問：“有沒有寫《北大回憶》？”張曼菱在散文裡對母校有零星回憶，但未成系統，季羨林說：“應該寫，值得回憶。”建議她“像《浮生六記》那樣寫” 。
一時兩人無話。季羨林住進北大301醫院後便欲采蘋花不自由，與這位相交30年的弟子再無單獨暢談的機會。張曼菱說：“先生變得字斟句酌，極為簡潔。”而張曼菱此時仍忙於搶救西南聯大的故人往事，無暇分身，不敢妄然接下先生的囑託。
但大半年後，遠在西南的張曼菱收到季羨林的掛號信，內僅一頁宣紙，題名鈐印赫然，正文連書兩遍“北大回憶”。張曼菱即刻領會：這是臨終囑託。一年之後，98歲的季羨林病逝。
這份功課現在終於交出。 2012年末對西南聯大的打撈鉤沉告一段落，張曼菱便開始回憶北大。記憶裡先生們音容宛在，同學們青春不改，明快昂揚的時代精神猶呼之欲出，但一睜眼已經爛柯：新樓迭起，故園無聲，彼時學子珍為精神聖地的北大，在今日社會或不過登龍階梯耳。
她明白季羨林所託何事。在《北大回憶》裡，張曼菱連綴回憶，直抵歷史，印證當下。用當時北大與北大人《世說》般的動人細節，還原1980年代圖景。 “這本《北大回憶》不僅只是獻給北大，或大學圈的；也不僅只是我與同時代人的對話；願它走出這些圈子，獻給那些心有靈犀的人們。”張曼菱說。
面對“北大大師不過爾爾”的論調，《北大回憶》一書的作者張曼菱評論道：“不知道他們是否了解中國和北大走過的那些沉重的道路？北大駛過了怎樣的驚濤駭浪？
《北大回憶》出版 早報專訪作者張曼菱
面對“北大大師不過爾爾”的論調，《北大回憶》一書的作者張曼菱評論道：“不知道他們是否了解中國和北大走過的那些沉重的道路？北大駛過了怎樣的驚濤駭浪？是誰堅守在北大？是誰堅守在中國的思想陣地上？又付出了怎樣的代價和犧牲？當獻身之刻輪到他的時候，他是否能做到大師們的一二？”
張曼菱寫下《北大回憶》一書是因季羨林的臨終囑託。
2007年深秋，著名作家、電視製作人、北大畢業生張曼菱進京時照例去拜訪季羨林，帶去新作《西南聯大人物訪談錄》。季羨林問：“有沒有寫《北大回憶》？”張曼菱在散文裡對母校有零星回憶，但未成系統，季羨林說：“應該寫，值得回憶。”建議她“像《浮生六記》那樣寫” 。
一時兩人無話。季羨林住進北大301醫院後便欲采蘋花不自由，與這位相交30年的弟子再無單獨暢談的機會。張曼菱說：“先生變得字斟句酌，極為簡潔。”而張曼菱此時仍忙於搶救西南聯大的故人往事，無暇分身，不敢妄然接下先生的囑託。
但大半年後，遠在西南的張曼菱收到季羨林的掛號信，內僅一頁宣紙，題名鈐印赫然，正文連書兩遍“北大回憶”。張曼菱即刻領會：這是臨終囑託。一年之後，98歲的季羨林病逝。
這份功課現在終於交出。 2012年末對西南聯大的打撈鉤沉告一段落，張曼菱便開始回憶北大。記憶裡先生們音容宛在，同學們青春不改，明快昂揚的時代精神猶呼之欲出，但一睜眼已經爛柯：新樓迭起，故園無聲，彼時學子珍為精神聖地的北大，在今日社會或不過登龍階梯耳。
她明白季羨林所託何事。在《北大回憶》裡，張曼菱連綴回憶，直抵歷史，印證當下。用當時北大與北大人《世說》般的動人細節，還原1980年代圖景。 “這本《北大回憶》不僅只是獻給北大，或大學圈的；也不僅只是我與同時代人的對話；願它走出這些圈子，獻給那些心有靈犀的人們。”張曼菱說。
在現今的北大“佈道”
為了準備3月29日在北大的講座，張曼菱特地延後了受訪時間。但講座剛開始，這位現年66歲的78級大師姐就變了主題：能在周六來聽講座的，都是認真向學的好學生，但任她在台上作何發問，台下毫無動靜，學生們一臉稚氣地望向她：友好微笑，悶聲不響。
年過耳順依然雷霆火爆的她當場說：“不要以為考進北大就是勝利，這是你們家長的勝利、你們老師的勝利，不是你們自己的勝利。別人沒進北大，不是因為不如你聰明，而是不如你壓抑。”
講座後一日她與師兄錢理群再聚首，之前在三聯書店開她的新書座談會時，錢理群感喟今天的未名湖畔不僅沒有朱光潛一樣的先生，也沒有張曼菱一樣的學生。研究教育、關注青年的老教授好奇學生都向張曼菱提了什麼問題，張曼菱說，她印象最深的，是她用了一堆自己的故事來告訴學生忠於自己、堅持自己的重要性，但學生問她：“你讓我們張揚，但《聖經》叫我們謙卑，這不是矛盾嗎？”
“我覺得這個問題很可怕。說明他們事實上是在選擇偶像。選擇《聖經》跟以前選擇《語錄》一樣，並不是出自靈魂的需要，而是找個偶像罩著自己。”張曼菱說。
“這甚至不是真的問題，他們只是要在我面前展現一下姿態。”張曼菱又說，“哪怕你問我該不該出國，現在的環境下該怎麼讀書，頭髮該剪短還是留長，對他們來說倒還都是真問題。”
“最後一個問題也不大好吧。”錢理群插了句。
“我在中科院演講時就有個女生這麼問我，我說站起來讓我看下你身高體形，嗯，你還是留著吧。”張曼菱繪聲繪色，“我覺得她很可憐，也許除了做研究連個說話的人都沒有。如果有個好朋友，她就不會來問我了。”在場的學者沉默了。
“現在的學生是壓抑的一代，”張曼菱之後對早報記者說，“對他們說大道理，沒有用；讓他們起來肩負什麼，也沒有用。我只能通過講一些他們感興趣的方向，講一些具體的故事啟發他們。不像我們當年做學生的時候都很強大，現在的學生都很弱，進大學最多是給一些人推翻過去重建自己的機會，我是去給他們佈道的。”
狂者張曼菱
講座類似佈道，《北大回憶》則堪比招魂。本書自1978年進入北大中文系開始，卻沒有停留在四年後畢業時，人生的各個階段包括當下忙於做西南聯大口述整理的經歷，張曼菱都盡錄書中。討論會時有論者委婉提出“個人形像在書裡太過突出”，但張曼菱自道，這正是因為她的整個人生，都來自那個北大的精神給養。
那一時期的北大學生每一級都有標籤：“勤奮的77級，狂妄的78級，墮落的79級，天真的80級”。而張曼菱在狂妄的78級中，也是最醒目者之一：奇裝異服，口出狂言，剪寸頭，喝啤酒。為了去食堂能打上好菜，這個小個子女生每次坐在階梯教室最後一排，好在下課鈴響時直接扒著窗沿跳出去。 30多年後她比畫著當時場面哈哈大笑：“我這可是把教室通道讓給更需要的人。”
這些傳說至今流傳於江湖。如同世人最是津津樂道《世說》裡的狂人段子，而無暇關注他們的內心苦悶。張曼菱的行止往往被目為乖張，而不是一個曾經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青年，面對新時代的天真的自我表達——因“政策放寬”，中國的78級大學吸收了許多前一年因政審而被刷下的考生進入。而77級、78級這兩年的學生，則是在停止高考的11年裡攢下的五六百萬考生中脫穎而出的。
因此張曼菱的狂言狂行有其基礎。曹禺來北大演講，她遞上紙條：“先生，您認為，是您的《王昭君》活得長，還是《漢宮秋》裡那個王昭君會千古？”曹禺當場發怒，據說回去還血壓升高。班幹部和男朋友都批評張曼菱，但她覺得自己有理：“我並不是某位和他過不去的同輩，而是一個仰慕他，為他惋惜的後輩。”
也有修養好的。看過《美的歷程》張曼菱給李澤厚寫信，批評此書執泥形式平衡而創新不夠，李澤厚复函邀她面談，肯定了她的意見，承認這些問題確實存在。
有這樣的眼力基礎，每次見面時季羨林都勸她“坐冷板凳”，但張曼菱心中早有數：“我決不要做一個單純的文化人，我要學習那種'如何利用我的知識'的知識。”
對於那時候的大學生尤其北大學生，學術抱負倒未必是第一志向，兼濟天下或才是心頭塊壘。 1980年冬，海淀區人大代表選舉，北大有3個教工名額及2個學生名額。這類選舉當然有其既定流程，但北大學生卻自發貼出告示，宣布民主競選。以張曼菱的性格，上課時一念所及，“拂袖而去”回宿舍寫告選民書。
她的競選結果是：28位競選者中得票第7，得到了無數風言風語以及一張班裡同學“告發”大字報，失去了男友以及一張用於壁報宣傳的照片。
而在學校的角度，這場競選的結果還包括：中共中央辦公廳的工作組進駐北大調查此事，參與競選者被校方要求低調乃至禁足，校園氣氛極其沉重。而在這座與中國現代歷程息息相關的高校，這顯然不止是校園事務。
而這一難關的渡過，可以北大圖書館東側“振興中華”石碑為參考，碑文曰：“1981年3月20日夜中國男排在香港比賽獲勝消息傳來，北京大學4000多學生集隊遊行，高唱國歌，喊出了80年代的時代最強音'團結起來，振興中華'。特建此碑，以紀念。”
帶領同學喊出口號，並避免學生走出校園的，正是當時不顧禁足令的張曼菱。第二天“團結起來，振興中華”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電波里響遍全國，耳聞目睹了學生愛國活動的中央工作組滿意而歸，北大則以此做了多年的口號。 1982年國慶，天安門城樓前的花壇擺出“團結起來，振興中華”的字樣，北大校黨委副書記馬石江為此給已經畢業的張曼菱打電話：“我在想，小平同志知不知道這個口號的由來？”
“學生是來犯錯的”
但一個、一群或一代學生之所以“狂妄”得起來，背後還是老師、學校甚至體制的包容與保護，乃至張曼菱能進北大，就拜此所賜。
1976年她在老家昆明組織紀念周恩來的活動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為此第二年考上了復旦但也失去了上學資格。 1978年她以雲南高考狀元的身份站在北大的招生老師面前：“我知道我上次沒有錄取的原因。但是請你們記住：十年以後，看一看你們所招的人和我，是什麼樣的？”
兩位老師相當淡定，說：“回去準備棉衣和皮鞋吧，北京很冷的。”
而在那起沸沸揚揚的競選活動中，學校更是功不可沒。學生整理出的資料彙編被印刷作坊舉報，校黨委副書記馬石江讓保衛處趕在公安之前拉回北大；在有聲音認為需要處理競選者、整頓北大的時候，黨委書記韓天石與馬石江賭上前途，聯名上了“肯定主流保護學生”的報告；而當張曼菱畢業分配進天津作協的時候，班主任程郁綴用“好出風頭”輕描淡寫地化解了她被政審的競選風波。
韓天石與馬石江都是“一二·九”運動中的學生骨幹，也都經歷過運動波折，恢復工作後，“他們力圖將自己的道路與我們這代人的道路銜接起來。”張曼菱說。
張曼菱在校的那個時代，學生與領導的關係亦不同於現在。韓天石新上任時在操場主席台與學生見面，面對台上烏壓壓一排領導，學生喊：“小韓，脫帽！”大冷天裡一個老頭脫了帽子摘了圍巾，學生再喊： “行了，別感冒了！”算是通過。
而學者們的表達則是另一種方式。競選中張曼菱素來的言論行徑都被列為反面證據寫進大字報，與她並無私交的教授金開誠特地在課前提及：“這好像不是對待同學的態度，我不明白你們的事，但是北大'反右'的教訓請你們吸取。”
而季羨林看到大字報後，擔心這會讓一個女生心理壓力過大而出現不測，讓秘書李玉潔在晚間“尾隨”張曼菱直到她回宿舍；之後他亦以耄耋之軀回護時代風暴中的學子，後來張曼菱被通知到人民大會堂領莊重文學獎，季羨林當晚盯著電視看完最後一個新聞鏡頭，道：“曼菱從此可以無礙了。”
錢理群認為，前輩保護後進，促其成長，並為其成長道路上的問題或錯誤承擔責任，是北大一直以來的優秀傳統。張曼菱在書中亦回憶了批評家李書磊曾因一次校內簽名惹事，語法大師朱德熙主動為他頂包：“都是我們讓他做的。”
季羨林晚年被抽象成一個民族文化符號，乃至在身後被人蓄意醜化；也有好名者時有“北大大師不過爾爾”的論調出現，張曼菱評論：“不知道他們是否了解中國和北大走過的那些沉重的道路？北大駛過了怎樣的驚濤駭浪？是誰堅守在北大？是誰堅守在中國的思想陣地上？又付出了怎樣的代價和犧牲？當獻身之刻輪到他的時候， 他是否能做到大師們的一二？”
新書座談會上，很多人表示這類細節令人動容。中國出版集團前總裁聶震寧表示，“學生到大學裡就是來犯錯的，犯完了就能到社會上去了，而學校就是要來保護犯錯誤的學生的。”作家陳四益回憶了復旦老校長李登輝在國民黨入校抓抗日分子時要求先抓自己的故事，認為不僅是北大，這種關懷在許多高校都存在，並且在“文革”之後有所延續：“那時候全國高校都出了一批很好的人才，到現在還在發揮很大的作用，跟那時候學校的精神是分不開的。我覺得這一點在現在的大學，這個精神是越來越淡漠了。”
再無“朱光潛”，亦無“張曼菱”
除了受到這一類“政治上”的保護，張曼菱這一代學子，在學術上也屢有奇遇，得到前輩學者的愛護。 《管錐編》出版後，她把讀書心得寄給錢鍾書，不知道地址只管寄到社科院：“從前我們的思維都是先建立一個中心。錢先生給了我啟迪，原來學術觀點的建立不在於問題的中心，而在於問題的邊緣，在此與彼的關係上。”錢鍾書手書一封稱她“大悟大徹”，留了住址邀她來家。
她還是沒去。不僅因為當時男友是社科院研究生，給不知天高地厚的女朋友普及了錢先生其人；更是她覺得自己不專此道，不應該耽誤老先生時間。後來有同學求閱錢鍾書回信，讀到揄揚處，張曼菱心生慚愧，從此再不將信示人。
以知恥之心，張曼菱認為，賢者大儒的肯定並非因為自己的意見有多正確，而是因為這時代的知識分子又重新對學術傳承抱以希望：“沉默正在解凍，學界和學者們正在試圖打破30年來的堅冰，他們把我們這兩屆學子當作希望的園林，一種真正屬於知識層的精神聯盟正在孕育中，他們將飽受挫折的知識界的希望傳遞到我們身上。”
而在北大，張曼菱更直接感受到這種傳遞。畢業時她想以小說充當論文，孫玉石說：“學生有才為什麼不讓發揮？”讓她轉投教授、詩人謝冕。謝冕給了她論文最高分，並給她分配去的天津作協寫信誇這個“北大中文系的高材生”品學兼優，雖然對張曼菱，他說的是：“除了北大，恐怕都很難容你。”
北大的容人之度可以大到，教現代文學的老師嚴家炎在路上跟張曼菱打招呼，不去上課的她傻傻問：“你是誰？”知情后慌忙道歉，嚴家炎卻說：“沒關係，我的課你用不著上。”
“在北大，老師並不認為你不來聽他講課就是冒犯。他們常說，講課的教學大綱，起點是針對應屆中學生的，而我們這批'老大學生'應該抓緊時間多學一些自己需要的東西。”張曼菱回憶。
更有甚者，老師鼓勵學生拋棄他、超越他。張曼菱曾晨讀時遇一老者，見她在讀朱光潛，不以為然道：“他的書都是從外國搬來的，裡面沒多少自己的東西，翻譯也有偏差，你要讀就讀原著。”張曼菱不予理睬，但有人認出，這老者就是朱光潛本人。張曼菱大慨：先生一世為學，付出一生，承受一切，卻叫人不要讀他的書，甘於做學術之路上的墊腳石：“唯我北大朱先生也！”
這句話也令錢理群震驚數日，話裡凝聚了朱光潛那一代學人的命運：小試鋒芒後遇到戰亂，而後是連續30年的思想改造，等可以坐下來做學問了，歲月已不饒人，無力構建自己的獨創思想體係了。
但另一方面，這樣的學者仍清醒自省，心中自有學術標準；而如今的講台上，則滿是“感覺始終良好，不斷吹噓自己，卻不知學術為何物的‘學者’”。 “許多人談論今日之北大的衰落，不可忽視的，是教師隊伍素養的總體下降。”
而 “沒有朱光潛也沒有張曼菱”之慨，則是針對目前的北大學生。張曼菱書中曾深情描述過的北大西門的“小金水橋”，現在則成了絡繹不絕的遊客口中的“狀元橋”。 “‘朝進北大門，暮登天子堂’已經是今日許多學子的‘北大夢’，和我們當年的夢想已經大不一樣了，這也是我們必鬚麵對的現實。”錢理群說。
“現代的杞人已習慣於壓抑式的表達”
但錢理群的思考還有延伸：對於張曼菱這樣的上世紀80年代大學生，無論是自家的躊躇滿志，還是前輩的殷殷期望，都指向其將為中國知識分子歷史開創新的希望與可能。然而衡量他們這代人30年來的成就與功勞，在錢理群看來，仍如朱光潛自省的那樣，“沒有多少自己的東西”。
“這是為什麼呢？朱光潛們是因為戰亂，因為‘思想改造’；張曼菱們的悲劇原因何在呢？這難道真是知識分子的宿命嗎？”錢理群發出無解之問。
上世紀90年代末，原北大中文系主任孫玉石到訪雲南，已經回到雲南的張曼菱一家盛情邀宴。張曼菱的父親張進德是個民間知識分子，當年來北大探望女兒時，在未名湖畔留影尚要脫帽以表敬意。席間這位“中國布衣”父親舉杯相敬：“久仰北大，終得睹北大先生。”
孫玉石卻指著張曼菱說：“北大風，看她就行。”
但當年競選時，孫玉石曾對張曼菱推心置腹：“以後專心寫作，不要再參加那些事情了。”上世紀90年代初，季羨林也對開始下海的張曼菱說，從商很好。
人們談論北大的時候，其所指往往不僅是一所大學，更是中國的知識分子精神，而“不要參加的那些事情”，正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責任。其中矛盾，正如張曼菱所指出：“北大這塊風水寶地，世世代代總要出一些憂天的杞人，然而，思想與現實的重大衝突，一次次的傷害，已使校園的眾多優秀心靈遠離塵世，渴求寧靜純和。現代的杞人已習慣於壓抑式的表達。”
批評家邵燕祥認為，張曼菱在北大的那4年，在北大歷史上是一個特殊時期，以前的老北大傳統在這段時間有一個短暫的、有限度的複活。 “這於你於北大都是值得回憶的華彩樂章，但你將來還會有新的華彩樂章，而我認為北大不會有了。”
但在張曼菱，她沒有聽季羨林的“坐冷板凳”，沒有聽孫玉石的“不參加那些事”，乃至沒有聽錢理群的反思自己這一代怎麼不出大師，她一直在做的，是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銜接歷史。從90年代開始做的西南聯大資料搶救，到現在推出自己的北大回憶，到下一步，還將前往台灣做對岸的西南聯大學生口述史，她致力於為將來保存即將成為過去的現在。
如朱光潛一樣，她也把自己看做了承上啟下的一代人。但是對於要啟發的下一代，她仍不時流露失望。
採訪中，她不時會說起侄孫女小米，像所有舐犢家長一樣津津樂道：學前班裡別的同學聽話端坐，只有她閑庭信步左顧右盼，老師威懾不坐好不給小紅花，兩歲半的孩子徑上講台自取自戴。第一天進幼兒園，其他小朋友離開家長一呼百應哭號一片，獨她如思想者般發問“上學為什麼都要哭”。過年時小米硬拉姑奶奶陪玩，令張曼菱逢人便抱怨侄孫女不肯放過她，才五歲的小姑娘忽一下站了起來：“你說了一遍又說一遍這是什麼意思！”
“這才像我們北大的學生。”張曼菱說，“北大精神沒什麼神秘的：獨立人格，自由思想，以及尊嚴高於一切，連兩歲半的孩子都懂。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
注意：只有此網誌的成員可以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