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中的羅青，是詩集《吃西瓜的方法》和後現代藝術......
2018年參觀過其妻食畫展。
這本書《天下第壹巷：人才紅利時代之二》更好玩。
很有趣、內容的文壇軼事。許多人與事，令人低徊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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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第壹巷：人才紅利時代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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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O年代至八O年代間，來自各省流寓台北的名家，梁實秋、林海音、楊興生、喻仲林、鍾鼎文、王藍、白先勇、羅蘭……等，紛紛聚居敦化南路、忠孝東路巷弄之間，羅青穿梭其間，盡享與時彥才俊歡聚之樂。他將這千年難得一遇的時代稱為「人才紅利時代」，並用心記下所見所聞，為這個迷人的時代，留下閃亮如露珠般的註解。後生小子怎敢說：「梁實秋是我的敵人？」白先勇家為何窗子都釘死？「台北半個文壇」林海音家又是怎樣的光景？高陽通讀李商隱《玉谿集》，寫下〈集玉谿生一首〉，看似精摘詩句，其實是藉李商隱之詩澆心中塊壘，自傷身世。羅青解集句，說本事，勾勒高陽一生坎坷，半生困守稿紙爬格子還債，因此留下了三千多萬字的小說精品，真可謂「詩人不幸詩家幸」，而許多精闢的詩論更見證了「賦到滄桑句便工」。王藍《藍與黑》寫國仇家恨大是大非敵我對抗之思，鹿橋《未央歌》則是在小我情愛與大我志業之間，安身立命的掙扎，不過「時間距離」與「美學距離」都太近，無法超然而又無我的盡情挖掘。在自由詩的狂潮下，鍾鼎文以《藍星》詩社堅守浪漫格律詩的創作，卻遭到嘲笑、貶損，羅青稱作格律派最後的護法。
天下第一巷──代序
卷一 天下第一巷
半個文壇在夏府──林海音先生（1918-2001）百歲紀念
果汁先生藍與黑——懷老四大名嘴王藍先生（1922-2003）
怡安車庫一怪客——憶柏楊（1920-2008）
卷二 懷梁實秋（1903-1987）
我的「敵人」梁實秋先生——一篇寫了一半的紀念文
一張畫要了三十年——憶梁實秋與張佛老（1907-2003）
牆裡牆外——懷梁實秋與韓菁清（1931-1994）
卷三 懷鍾鼎文（1914-2012）
格律派最後的護法——紀念一位被忽略遺忘的大詩人
You don’t happy, I don’t buy——憶鼎公先生鍾鼎文
〈雨中的太陽是黑的〉——紀念大詩人鍾鼎文逝世六周年
卷四 懷高陽（1922-1992）
我就是胡雪巖——紀念高陽先生
不知原是此花身——仿高陽釋〈高陽仿義山無題詩〉
立體說詩方法奇——懷高陽先生的「小說詩話」
螳螂捕蟬詞話——憶葉嘉瑩、高陽說《夢窗詞》
卷五 記白先勇（1937-）
緊釘窗戶的人——白先勇二三事
〔後記〕新近燒成的磚瓦
六O年代至八O年代間，來自各省流寓台北的名家，梁實秋、林海音、楊興生、喻仲林、鍾鼎文、王藍、白先勇、羅蘭……等，紛紛聚居敦化南路、忠孝東路巷弄之間，羅青穿梭其間，盡享與時彥才俊歡聚之樂。他將這千年難得一遇的時代稱為「人才紅利時代」，並用心記下所見所聞，為這個迷人的時代，留下閃亮如露珠般的註解。後生小子怎敢說：「梁實秋是我的敵人？」白先勇家為何窗子都釘死？「台北半個文壇」林海音家又是怎樣的光景？高陽通讀李商隱《玉谿集》，寫下〈集玉谿生一首〉，看似精摘詩句，其實是藉李商隱之詩澆心中塊壘，自傷身世。羅青解集句，說本事，勾勒高陽一生坎坷，半生困守稿紙爬格子還債，因此留下了三千多萬字的小說精品，真可謂「詩人不幸詩家幸」，而許多精闢的詩論更見證了「賦到滄桑句便工」。王藍《藍與黑》寫國仇家恨大是大非敵我對抗之思，鹿橋《未央歌》則是在小我情愛與大我志業之間，安身立命的掙扎，不過「時間距離」與「美學距離」都太近，無法超然而又無我的盡情挖掘。在自由詩的狂潮下，鍾鼎文以《藍星》詩社堅守浪漫格律詩的創作，卻遭到嘲笑、貶損，羅青稱作格律派最後的護法。
羅青
本名羅青哲，湖南省湘潭縣人，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五日生於青島。輔仁大學英文系畢業，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比較文學碩士，曾任輔仁大學、政治大學英語系副教授，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所、翻研所、美術系所教授，中國語言文化中心主任。明道大學藝術中心主任、英語系主任。一九九三年獲傅爾布萊德國際交換教授獎。
一九七四年獲頒第一屆中國現代詩獎，國內外獲獎無數，被翻譯成英、法、德、義、瑞典等十三種語言。畫作亦獲獎多次，並獲大英博物館、德國柏林東方美術館、加拿大皇家安大略美術館、美國聖路易美術館、中國美術館、遼寧美術館、臺灣美術館等國內外公私立美術館收藏。曾出版詩集、詩畫集、畫集、論文集、畫論集五十餘種。
代序〕天下第一巷（節錄）
一九七四年秋，二十六歲的我，結束留美學業，取道歐洲，環遊世界，返回台灣，開始定居於台北大安區，在敦化南路351巷內，開展我的藝文學術生涯。就是在這條巷子裡，我遇到了「我的時代」以及「我們的時代」，一個意氣風發談笑風生，千年難的一遇的「人才紅利時代」。
我隨父母於1949年初春搭乘太平輪到基隆，先是南下住在高雄鳳山大寮，旋又遷至淡水，轉往台北。一年多後，又回到基隆落腳，在雨港一路由幼稚園小學念到初中高中，直到進入新莊輔仁大學後，才離開基隆，回到台北，常常在士林、中正、中山、萬華、大安區遊走玩耍，幾乎成了半個台北人。
我去美國留學後，父親從基隆船務公司退休，看到大安區敦化南路351巷內，由港商出資沈祖海建築師事務所設計的怡安大廈，是當時少有的二丁掛七層電梯車庫公寓建築，十分鍾意，因此決定移居台北，入住大廈東棟。
在此以前，我在大安區的活動，多半在和平東路師大附近及新生南路國際學舍（現在的大安森林公園）一帶，忠孝東路與敦化南路之間，還是蕉林稻田與園藝花圃錯雜的郊區，常有水牛出沒。沒想到數年不見，聯結敦化南北路的復旦橋東西兩側，出現了頂好商圈，龍門畫廊，後來又有了金石堂書店、誠品書店、建宏書局（三民書局）與阿波羅畫廊群，一派欣欣向榮的氣象，引來許多作家詩人畫家，紛紛聚居於此。他們泰半都是一九四九年後，自中原各省流寓台北的人才，為明鄭至今三百五十年以還所僅見，人數之眾，品類之廣，亦為永嘉、靖康以來所未有。我就在這樣的環境中，一住三十年，享盡師長友朋問道學藝之樂，亦閱盡人間滄桑世事變幻之奇。
兒子老子楊興生
油畫家兼龍門畫廊創辦人楊興生（1938-2013），則住我隔壁的一排四樓公寓裡。老楊出生於江西，長我十歲，是師大美術系的高材生，曾留學美國念藝術研究所，但卻陰錯陽差開了畫廊，習得了洋人賣畫賺錢的法門。他在我返台定居的第二年，在頂好商圈創辦了龍門畫廊，把當時畫框、畫店、倉庫式畫廊，提升三級，成為台灣最早的美式「新銳藝術發表」的商業畫廊，讓傑出畫家每兩三年有固定場所發表最新實驗力作。此一創舉，為中國歷朝歷代所無，老楊功在畫壇，必須載入史冊。我常在巷口的美利堅麵包店遇到他，汗衫短褲藍白拖，亂頭鬍渣香菸叼，十足藝術叛徒的模樣。
一日，我在他家門口看到他，蹲在公寓進門的台階上抽菸，便好奇的上前寒暄。他跟我搖搖頭，嘆口氣說，沒辦法，上初中的兒子回來跟我住啦，不讓抽菸，只好在這裡躲一躲囉。我聽了啼笑皆非，只好調侃的厲聲道：「反了反了，兒子居然管起老子來了！這像話嗎？」沒想到，平時瀟灑的老楊，居然苦著一張臉，兩手一攤，向我訴起苦來:
太太在美國，兒子從小隨外公住。他外公是留英的，完全是英國式教育，把兒子訓練成一個小紳士，早上起來，刷牙洗臉，打扮得整整齊齊，才正經八百的來吃早餐，就差沒打領帶。男人嘛，你知道，在自己家裡，可以隨便一點，穿件內褲，就可以坐在客廳看電視，喝點啤酒，把腳放在茶几上，放鬆一下。這些都是不行的，常常挨他斥責說，像什麼樣子，趕快把衣服穿好，坐好，訓導主任似的，弄得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連招幾個朋友打幾圈小牌，都要遭到干涉，簡直是「爸」不聊生，難過極了。
我聞言大笑道：「天不怕地不怕，你老楊也有今天，真是一物降一物，這個兒子好，將來肯定孝順，你就等著享福吧。」
果然，老楊晚年，畫室移到淡水，由兒子照顧，生涯直接由「浪子期」一躍，進入「老年期」，過起不菸不酒不賭每天畫畫的規矩生活……。
我的「敵人」梁實秋先生──篇寫了一半的紀念文
一、 從二十七年前開始
「梁實秋先生是我的敵人！」
這是我在梁先生七十五歲生日宴上發言時的開場白。那天，財神酒店裡，梁先生的門生故舊，濟濟一堂，溫馨又熱烈的為梁翁祝壽，大家紛紛獻辭，場面十分感人。在眾多前輩高人之前，本來輪不到我來說話。但是主席余光中先生點名，說我是當日與會者，最年輕的一個，理當發表一點感想助興。美意當前，我不好過份推辭，便大膽的站了起來。沒想到，一開口，竟然是這麼一句話。大家聽了，固然是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就連我自己，也是心頭一愣，不得不急急忙忙的，加以解釋了起來。
「打從我念初中一年級開始，也就是民國四十九年，便與梁先生在英語課上結了『仇』。當時學校採用的課本是遠東版的初級英文，封面上大大的印著『梁實秋主編』五個大字。放學回家，到書店裡去買中學適用的遠東版最新英漢字典，上面印的還是『梁實秋主編』幾個大字。就這樣，從初中念到高中，六年英文讀下來，大考小考模擬考外加大專聯考，翻來覆去，每日總少不了要與『梁實秋』三個字為伍，直念得我頭昏腦脹，咬牙切齒，連作夢都在考英文。」不解釋還罷，一解釋，反而更糟，真是越描越黑了。
「不過，上大學之後，事情便開始有了變化。我考上的是輔仁大學英文系。才念大一，便迷上了莎士比亞的警句妙語，明喻暗喻，覺得新奇無比。這時候，梁先生所譯的莎士比亞，註解詳盡，意思暢達，立刻成了我在莎翁英文大海中的『救生圈』，抱之不放，日夜捧讀，幾乎達到廢寢忘食的地步。一年下來，竟把眼睛給弄近視了。從大二開始，我戴上了眼鏡。人家笑我，高中三年，都沒有近視，考上了大學，反倒變成了四眼田雞，真是『反常』！」
「我無辭以對，只好說：『這都是梁實秋害的。』」
接下來，我話鋒一轉，開始講我與梁先生「化敵為友」的經過，把前面那些「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話，一一化解，轉危為安，使大家心中為之一寬。而梁先生則始終面帶微笑的坐在壽星席上，看我這個後生晚輩，耍嘴皮子，絲毫不以為忤。
事後，梁先生淡淡的對我說：「你們湖南湘潭人公開與我為『敵』，不是第一次了。」說罷，莞爾一笑，大有「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的味道。我知道他是指剛剛去世不久的毛澤東。毛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點名批判梁先生，早已是天下皆知的事情了。
二、 從十五年前開始
民國六十年，我從軍中退伍，在貿易公司上班，專辦成衣雜貨外銷。那個時候，是台灣外銷景氣最旺的一刻，公司大賺其錢，我也連連加薪，真可謂形勢一片大好。然而，當時的我，除了工作賺錢外，心思全都放在第一本詩集《吃西瓜的方法》上，希望在詩集出版後，出國去念比較文學，繼續在文學藝術上求精進。
那年秋天，余光中先生剛從美國回來，對國內詩壇的發展十分關心，對年輕詩人的鼓勵更是不遺餘力。旅行遷居的勞頓尚未完全消除，他便在百忙之中，抽空約見青年詩人，交換對詩的看法及心得，興致高昂，神采飛揚。
言談之間，我不但表示了我對新詩發展的看法，同時也以一個英文系畢業生的身份，吐露了我對自己未來的抱負。
「在英文系的前輩之中，我最佩服的就是梁實秋先生。我的理由有三。第一是他能在研讀教授外文之餘，選擇自己所喜愛的文學名家，翻譯他的全集。第二是他能積極介入文壇，在自己專精的領域中，發表深刻中肯的見解，成為時代浪潮裡的中流砥柱。第三是除了學術功力外，他還有創作才能，為中國新文學在散文方面，開拓了一片新天地，自成一家，精采動人。我真希望能在出國之前，拜訪這位英文系的老前輩，當面請益，比如今後求學的指南，並完成我面謁一代散文大師的宿願。」當時我尚未察覺，梁先生還精於書畫，行書宗米趙，繪畫擅寒梅，不然一定要加上這第四項理由。
余先生聽了我的話，頗有同感。他說：「梁先生除了在學術及創作上，值得我們效法之外；在做人處事上，亦足為後學表率，這麼多年來，他堅守教育崗位，從不做出仕的念頭，有為有守，實在是我們這一代讀書人的好榜樣。我已有多年未得空去探望他，現在回國了，理當去看看，問候一下。你如有意，我們可以約個時間，一同去。」
過了不久，余先生來信通知，說是已經約好了日子，是二月十九日，農曆正月初五，時間是下午四時。
記得當時梁先生住的地方離師大不遠，水泥造的圍牆，苔痕點點，淡綠色的大門，油漆斑駁，他親自應門，引我們走過一小段花徑，進入一間獨幢單層的小洋房。大家在套有沙發罩的大椅子上坐定後，便開始海闊天空的聊了起來。
梁先生知道我是英文系的畢業生後，便起身進入書房，捧出了兩本書來。一本是美國女詩人愛密麗迪金蓀(Emily Elizabeth Dickinson，1830-1886) 的詩選，由迪金蓀權威強森 (Thomas Johnson)編纂，是難得的善本。梁先生笑著對我說：「我在報上看過你一兩首小詩，還留有剪報，這部詩選，你想必用得著，就留著做個紀念吧！」說罷，他拿起鋼筆，鄭重的在扉頁題上了我的名字。
另一本是《文字新詮》，紅皮精裝一大冊，燙金的封面，氣勢不凡。余先生有點驚訝的問：「前幾天在中央日報上，看到梁先生為此書寫的序，但卻沒有提及作者，不知何故？」梁先生笑道：「這是陳獨秀的遺作，三十年前，抗戰初期，陳被共黨排擠，落魄重慶，中央收留他，在教育部得一閒差。陳的門生故舊甚多，想要接濟，他拒不接受。後以此書稿，交給國立編譯館，得稿六千元，以為餬口。」他感慨的說：「陳乃一介傳統書生，年紀比胡適之、瞿秋白都大，政治上則近乎『托派』，實非政治中人。以他這樣背景，當然與共產黨格格不入。他晚年在重慶，已大悟前非，傾向民主了。」
「這本書，實在寫得好！」梁先生繼續說道：「雖然其中有些觀點仍源於唯物論，但論證精詳，見解通達，是其生平傑作，最能展示他的舊學根柢。事隔多年，我認為這部稿子，仍有價值出版，在我有生之年，總算了了一樁心事。」
接著，他話頭一轉，有一點淒涼的說：「這幾年來寫文章，寫來寫去，都寫的是一些老朋友。不過，我有一個原則，那就是死了才寫，不死不寫。前些日子，我寫了謝冰心，以為她已經死了，追懷了一番。不料近來凌叔華來信，說有人在大陸看過她。」「不過，既然寫了，也就不便忙著更改。」梁先生幽默的說：「以後總是要死的。」我想，於國內開放大陸探親的此刻，冰心在北京聽到這段話，一定是感觸良多，啼笑皆非的。（謝冰心於1999年初謝世。）
梁先生知道我是在青島出生的，頓時興起了許多回憶：「我當時在青島大學做外文系主任，聞一多做中文系主任。有一天，有一位山東戲劇學校的校長，來青大找我，說是有一女學生父母雙亡，為親友迫下戲班，情況可憐，請我幫忙，替她在大學裡找一個半工半讀的差事。我答應了，見了那女生，說是叫李平平，也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江青』。」
「江青在青大做了一陣圖書館的書卡抄寫員，後來認識了俞大維的姪子，不久便同居了。在戲劇學校畢業後，她到延安去勞軍。別人都穿得很樸素，只有江青一身華麗的打扮。毛澤東問她為何如此。她答曰：『我這是帝國資本主義下後方的現身說法。』毛聽了，大樂，認為答得好。」
談著談著，時間已晚。余先生與我準備告辭，難得梁先生談興正濃，叫我們多坐一會兒。他說：「這幾年，下午五時過後，便不出門。晚餐之後，九時入睡。不久前，孟瑤票戲，一票五百，送來兩張。起先說是要賣，後來看我沒有動靜，才改為送。我對平劇，興趣不大，更何況是孟瑤的戲。只好問她幾點開鑼，她答說是晚上七點。我便說：『我下午五時後，便不出門，九時入睡，根本無法去看好的戲。你如一定要我看，那只有一個法子，那就是到我家裡來演。如果辦不到，那這兩張戲票，只有送給能去的囉！』」我們聽了，哈哈大笑，順勢起立，告辭出門。
梁先生客氣的送我們到門口，他一邊走，一邊自己埋怨自己：「都怪我自己訂下這本寫中文《英國文學史》的計畫。本來以為輕鬆容易，沒想到一下筆，才知道為學之不足，害得我天天要給自己惡補。早知如此，應該四十歲時，就開始寫了。如今我已經七十多了，不知何時才能寫完。」
此時，天色已完全黑了下來，巷口的路燈，暗暗的亮著；冬天的風，冷冷的吹著。梁先生扶著大門，說我的名字羅青，使他想起了夏菁；想起了多年前與夏菁桐油阿里山的事。他說：「大家都講，阿里山的日出如何如何！我與夏菁興沖沖地跑了去，卻覺得也沒有什麼。」說著說著，他在風中扶了一下衣領。
「現在回想起來，只記得阿里山上，冷得不得了，被子太短，沒法蓋，抽水馬桶也沒有，十分不習慣。」「而且！」梁先生頓了頓：「也沒有看到日出！」
註：
十月初（民國七十六年），余光中先生來電話，說梁實秋先生八十六歲的生日快到了，他準備為梁先生編一本感性的祝壽文集，在生日當天，獻給他，希望我能夠寫一篇文章，記敘一些與梁先生交遊的往事；並且強調，事不宜遲，最好能在十月十五日交稿。
梁先生為人風趣，學問淵博，與我這個晚輩相交，自在悠遊，常常忘年。十幾年來，從他口中聽到過不少妙事軼聞，多半雋永可傳，每次拜訪他老人家，都是如坐春風，二、三個鐘頭，一晃而過。我早就想為文記敘，公諸於世。現在機會來了，當然不可放過，便在電話上一口答應下來。心想，這個題目，只要坐下來，三五千字，是一揮而就，頃刻可以成篇的。
於是，我便開始計畫，如何把與梁先生交往的情形，生動的記錄下來。我第一次見梁先生的面，是在十五年前。但在此之前，也就是二十七年前，從我上初中開始，「梁實秋」三個字，幾乎是我每日必須面對的。因為它不但印在我的初高中英語教課書上，而且也印在我念大學時片刻不離的英漢字典上。因此，我便決定從二十七年前，我第一次看到「梁實秋」三個字開始寫起，然後再寫十五年前，十四年前，十二年前……等，一路寫下來。
不料，當我寫完十五年前第一次與余光中先生聯袂同訪梁先生的經過之後，便忽然停筆，寫不下去了。一直拖到十月底，還是無法終篇。
心中正在為此納悶的時候，梁先生不幸病故的消息，出人意料之外的傳來，時間是十一月三日，政府開放大陸探親的第二天。他本來可以有機會回到他文章中、口頭上，常常提到的北平，去看看老家親人，看看他多年未見的女兒。可惜天意往往難從人願，時間總是冷漠無情。這就好像他上阿里山的經驗一樣，期待跋涉了半天，但卻沒有看到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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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四年秋，二十六歲的我，結束留美學業，取道歐洲，環遊世界，返回台灣，開始定居於台北大安區，在敦化南路351巷內，開展我的藝文學術生涯。就是在這條巷子裡，我遇到了「我的時代」以及「我們的時代」，一個意氣風發談笑風生，千年難的一遇的「人才紅利時代」。
我隨父母於1949年初春搭乘太平輪到基隆，先是南下住在高雄鳳山大寮，旋又遷至淡水，轉往台北。一年多後，又回到基隆落腳，在雨港一路由幼稚園小學念到初中高中，直到進入新莊輔仁大學後，才離開基隆，回到台北，常常在士林、中正、中山、萬華、大安區遊走玩耍，幾乎成了半個台北人。
我去美國留學後，父親從基隆船務公司退休，看到大安區敦化南路351巷內，由港商出資沈祖海建築師事務所設計的怡安大廈，是當時少有的二丁掛七層電梯車庫公寓建築，十分鍾意，因此決定移居台北，入住大廈東棟。
在此以前，我在大安區的活動，多半在和平東路師大附近及新生南路國際學舍（現在的大安森林公園）一帶，忠孝東路與敦化南路之間，還是蕉林稻田與園藝花圃錯雜的郊區，常有水牛出沒。沒想到數年不見，聯結敦化南北路的復旦橋東西兩側，出現了頂好商圈，龍門畫廊，後來又有了金石堂書店、誠品書店、建宏書局（三民書局）與阿波羅畫廊群，一派欣欣向榮的氣象，引來許多作家詩人畫家，紛紛聚居於此。他們泰半都是一九四九年後，自中原各省流寓台北的人才，為明鄭至今三百五十年以還所僅見，人數之眾，品類之廣，亦為永嘉、靖康以來所未有。我就在這樣的環境中，一住三十年，享盡師長友朋問道學藝之樂，亦閱盡人間滄桑世事變幻之奇。
兒子老子楊興生
油畫家兼龍門畫廊創辦人楊興生（1938-2013），則住我隔壁的一排四樓公寓裡。老楊出生於江西，長我十歲，是師大美術系的高材生，曾留學美國念藝術研究所，但卻陰錯陽差開了畫廊，習得了洋人賣畫賺錢的法門。他在我返台定居的第二年，在頂好商圈創辦了龍門畫廊，把當時畫框、畫店、倉庫式畫廊，提升三級，成為台灣最早的美式「新銳藝術發表」的商業畫廊，讓傑出畫家每兩三年有固定場所發表最新實驗力作。此一創舉，為中國歷朝歷代所無，老楊功在畫壇，必須載入史冊。我常在巷口的美利堅麵包店遇到他，汗衫短褲藍白拖，亂頭鬍渣香菸叼，十足藝術叛徒的模樣。
一日，我在他家門口看到他，蹲在公寓進門的台階上抽菸，便好奇的上前寒暄。他跟我搖搖頭，嘆口氣說，沒辦法，上初中的兒子回來跟我住啦，不讓抽菸，只好在這裡躲一躲囉。我聽了啼笑皆非，只好調侃的厲聲道：「反了反了，兒子居然管起老子來了！這像話嗎？」沒想到，平時瀟灑的老楊，居然苦著一張臉，兩手一攤，向我訴起苦來:
太太在美國，兒子從小隨外公住。他外公是留英的，完全是英國式教育，把兒子訓練成一個小紳士，早上起來，刷牙洗臉，打扮得整整齊齊，才正經八百的來吃早餐，就差沒打領帶。男人嘛，你知道，在自己家裡，可以隨便一點，穿件內褲，就可以坐在客廳看電視，喝點啤酒，把腳放在茶几上，放鬆一下。這些都是不行的，常常挨他斥責說，像什麼樣子，趕快把衣服穿好，坐好，訓導主任似的，弄得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連招幾個朋友打幾圈小牌，都要遭到干涉，簡直是「爸」不聊生，難過極了。
我聞言大笑道：「天不怕地不怕，你老楊也有今天，真是一物降一物，這個兒子好，將來肯定孝順，你就等著享福吧。」
果然，老楊晚年，畫室移到淡水，由兒子照顧，生涯直接由「浪子期」一躍，進入「老年期」，過起不菸不酒不賭每天畫畫的規矩生活……。
我的「敵人」梁實秋先生──篇寫了一半的紀念文
一、 從二十七年前開始
「梁實秋先生是我的敵人！」
這是我在梁先生七十五歲生日宴上發言時的開場白。那天，財神酒店裡，梁先生的門生故舊，濟濟一堂，溫馨又熱烈的為梁翁祝壽，大家紛紛獻辭，場面十分感人。在眾多前輩高人之前，本來輪不到我來說話。但是主席余光中先生點名，說我是當日與會者，最年輕的一個，理當發表一點感想助興。美意當前，我不好過份推辭，便大膽的站了起來。沒想到，一開口，竟然是這麼一句話。大家聽了，固然是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就連我自己，也是心頭一愣，不得不急急忙忙的，加以解釋了起來。
「打從我念初中一年級開始，也就是民國四十九年，便與梁先生在英語課上結了『仇』。當時學校採用的課本是遠東版的初級英文，封面上大大的印著『梁實秋主編』五個大字。放學回家，到書店裡去買中學適用的遠東版最新英漢字典，上面印的還是『梁實秋主編』幾個大字。就這樣，從初中念到高中，六年英文讀下來，大考小考模擬考外加大專聯考，翻來覆去，每日總少不了要與『梁實秋』三個字為伍，直念得我頭昏腦脹，咬牙切齒，連作夢都在考英文。」不解釋還罷，一解釋，反而更糟，真是越描越黑了。
「不過，上大學之後，事情便開始有了變化。我考上的是輔仁大學英文系。才念大一，便迷上了莎士比亞的警句妙語，明喻暗喻，覺得新奇無比。這時候，梁先生所譯的莎士比亞，註解詳盡，意思暢達，立刻成了我在莎翁英文大海中的『救生圈』，抱之不放，日夜捧讀，幾乎達到廢寢忘食的地步。一年下來，竟把眼睛給弄近視了。從大二開始，我戴上了眼鏡。人家笑我，高中三年，都沒有近視，考上了大學，反倒變成了四眼田雞，真是『反常』！」
「我無辭以對，只好說：『這都是梁實秋害的。』」
接下來，我話鋒一轉，開始講我與梁先生「化敵為友」的經過，把前面那些「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話，一一化解，轉危為安，使大家心中為之一寬。而梁先生則始終面帶微笑的坐在壽星席上，看我這個後生晚輩，耍嘴皮子，絲毫不以為忤。
事後，梁先生淡淡的對我說：「你們湖南湘潭人公開與我為『敵』，不是第一次了。」說罷，莞爾一笑，大有「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的味道。我知道他是指剛剛去世不久的毛澤東。毛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點名批判梁先生，早已是天下皆知的事情了。
二、 從十五年前開始
民國六十年，我從軍中退伍，在貿易公司上班，專辦成衣雜貨外銷。那個時候，是台灣外銷景氣最旺的一刻，公司大賺其錢，我也連連加薪，真可謂形勢一片大好。然而，當時的我，除了工作賺錢外，心思全都放在第一本詩集《吃西瓜的方法》上，希望在詩集出版後，出國去念比較文學，繼續在文學藝術上求精進。
那年秋天，余光中先生剛從美國回來，對國內詩壇的發展十分關心，對年輕詩人的鼓勵更是不遺餘力。旅行遷居的勞頓尚未完全消除，他便在百忙之中，抽空約見青年詩人，交換對詩的看法及心得，興致高昂，神采飛揚。
言談之間，我不但表示了我對新詩發展的看法，同時也以一個英文系畢業生的身份，吐露了我對自己未來的抱負。
「在英文系的前輩之中，我最佩服的就是梁實秋先生。我的理由有三。第一是他能在研讀教授外文之餘，選擇自己所喜愛的文學名家，翻譯他的全集。第二是他能積極介入文壇，在自己專精的領域中，發表深刻中肯的見解，成為時代浪潮裡的中流砥柱。第三是除了學術功力外，他還有創作才能，為中國新文學在散文方面，開拓了一片新天地，自成一家，精采動人。我真希望能在出國之前，拜訪這位英文系的老前輩，當面請益，比如今後求學的指南，並完成我面謁一代散文大師的宿願。」當時我尚未察覺，梁先生還精於書畫，行書宗米趙，繪畫擅寒梅，不然一定要加上這第四項理由。
余先生聽了我的話，頗有同感。他說：「梁先生除了在學術及創作上，值得我們效法之外；在做人處事上，亦足為後學表率，這麼多年來，他堅守教育崗位，從不做出仕的念頭，有為有守，實在是我們這一代讀書人的好榜樣。我已有多年未得空去探望他，現在回國了，理當去看看，問候一下。你如有意，我們可以約個時間，一同去。」
過了不久，余先生來信通知，說是已經約好了日子，是二月十九日，農曆正月初五，時間是下午四時。
記得當時梁先生住的地方離師大不遠，水泥造的圍牆，苔痕點點，淡綠色的大門，油漆斑駁，他親自應門，引我們走過一小段花徑，進入一間獨幢單層的小洋房。大家在套有沙發罩的大椅子上坐定後，便開始海闊天空的聊了起來。
梁先生知道我是英文系的畢業生後，便起身進入書房，捧出了兩本書來。一本是美國女詩人愛密麗迪金蓀(Emily Elizabeth Dickinson，1830-1886) 的詩選，由迪金蓀權威強森 (Thomas Johnson)編纂，是難得的善本。梁先生笑著對我說：「我在報上看過你一兩首小詩，還留有剪報，這部詩選，你想必用得著，就留著做個紀念吧！」說罷，他拿起鋼筆，鄭重的在扉頁題上了我的名字。
另一本是《文字新詮》，紅皮精裝一大冊，燙金的封面，氣勢不凡。余先生有點驚訝的問：「前幾天在中央日報上，看到梁先生為此書寫的序，但卻沒有提及作者，不知何故？」梁先生笑道：「這是陳獨秀的遺作，三十年前，抗戰初期，陳被共黨排擠，落魄重慶，中央收留他，在教育部得一閒差。陳的門生故舊甚多，想要接濟，他拒不接受。後以此書稿，交給國立編譯館，得稿六千元，以為餬口。」他感慨的說：「陳乃一介傳統書生，年紀比胡適之、瞿秋白都大，政治上則近乎『托派』，實非政治中人。以他這樣背景，當然與共產黨格格不入。他晚年在重慶，已大悟前非，傾向民主了。」
「這本書，實在寫得好！」梁先生繼續說道：「雖然其中有些觀點仍源於唯物論，但論證精詳，見解通達，是其生平傑作，最能展示他的舊學根柢。事隔多年，我認為這部稿子，仍有價值出版，在我有生之年，總算了了一樁心事。」
接著，他話頭一轉，有一點淒涼的說：「這幾年來寫文章，寫來寫去，都寫的是一些老朋友。不過，我有一個原則，那就是死了才寫，不死不寫。前些日子，我寫了謝冰心，以為她已經死了，追懷了一番。不料近來凌叔華來信，說有人在大陸看過她。」「不過，既然寫了，也就不便忙著更改。」梁先生幽默的說：「以後總是要死的。」我想，於國內開放大陸探親的此刻，冰心在北京聽到這段話，一定是感觸良多，啼笑皆非的。（謝冰心於1999年初謝世。）
梁先生知道我是在青島出生的，頓時興起了許多回憶：「我當時在青島大學做外文系主任，聞一多做中文系主任。有一天，有一位山東戲劇學校的校長，來青大找我，說是有一女學生父母雙亡，為親友迫下戲班，情況可憐，請我幫忙，替她在大學裡找一個半工半讀的差事。我答應了，見了那女生，說是叫李平平，也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江青』。」
「江青在青大做了一陣圖書館的書卡抄寫員，後來認識了俞大維的姪子，不久便同居了。在戲劇學校畢業後，她到延安去勞軍。別人都穿得很樸素，只有江青一身華麗的打扮。毛澤東問她為何如此。她答曰：『我這是帝國資本主義下後方的現身說法。』毛聽了，大樂，認為答得好。」
談著談著，時間已晚。余先生與我準備告辭，難得梁先生談興正濃，叫我們多坐一會兒。他說：「這幾年，下午五時過後，便不出門。晚餐之後，九時入睡。不久前，孟瑤票戲，一票五百，送來兩張。起先說是要賣，後來看我沒有動靜，才改為送。我對平劇，興趣不大，更何況是孟瑤的戲。只好問她幾點開鑼，她答說是晚上七點。我便說：『我下午五時後，便不出門，九時入睡，根本無法去看好的戲。你如一定要我看，那只有一個法子，那就是到我家裡來演。如果辦不到，那這兩張戲票，只有送給能去的囉！』」我們聽了，哈哈大笑，順勢起立，告辭出門。
梁先生客氣的送我們到門口，他一邊走，一邊自己埋怨自己：「都怪我自己訂下這本寫中文《英國文學史》的計畫。本來以為輕鬆容易，沒想到一下筆，才知道為學之不足，害得我天天要給自己惡補。早知如此，應該四十歲時，就開始寫了。如今我已經七十多了，不知何時才能寫完。」
此時，天色已完全黑了下來，巷口的路燈，暗暗的亮著；冬天的風，冷冷的吹著。梁先生扶著大門，說我的名字羅青，使他想起了夏菁；想起了多年前與夏菁桐油阿里山的事。他說：「大家都講，阿里山的日出如何如何！我與夏菁興沖沖地跑了去，卻覺得也沒有什麼。」說著說著，他在風中扶了一下衣領。
「現在回想起來，只記得阿里山上，冷得不得了，被子太短，沒法蓋，抽水馬桶也沒有，十分不習慣。」「而且！」梁先生頓了頓：「也沒有看到日出！」
註：
十月初（民國七十六年），余光中先生來電話，說梁實秋先生八十六歲的生日快到了，他準備為梁先生編一本感性的祝壽文集，在生日當天，獻給他，希望我能夠寫一篇文章，記敘一些與梁先生交遊的往事；並且強調，事不宜遲，最好能在十月十五日交稿。
梁先生為人風趣，學問淵博，與我這個晚輩相交，自在悠遊，常常忘年。十幾年來，從他口中聽到過不少妙事軼聞，多半雋永可傳，每次拜訪他老人家，都是如坐春風，二、三個鐘頭，一晃而過。我早就想為文記敘，公諸於世。現在機會來了，當然不可放過，便在電話上一口答應下來。心想，這個題目，只要坐下來，三五千字，是一揮而就，頃刻可以成篇的。
於是，我便開始計畫，如何把與梁先生交往的情形，生動的記錄下來。我第一次見梁先生的面，是在十五年前。但在此之前，也就是二十七年前，從我上初中開始，「梁實秋」三個字，幾乎是我每日必須面對的。因為它不但印在我的初高中英語教課書上，而且也印在我念大學時片刻不離的英漢字典上。因此，我便決定從二十七年前，我第一次看到「梁實秋」三個字開始寫起，然後再寫十五年前，十四年前，十二年前……等，一路寫下來。
不料，當我寫完十五年前第一次與余光中先生聯袂同訪梁先生的經過之後，便忽然停筆，寫不下去了。一直拖到十月底，還是無法終篇。
心中正在為此納悶的時候，梁先生不幸病故的消息，出人意料之外的傳來，時間是十一月三日，政府開放大陸探親的第二天。他本來可以有機會回到他文章中、口頭上，常常提到的北平，去看看老家親人，看看他多年未見的女兒。可惜天意往往難從人願，時間總是冷漠無情。這就好像他上阿里山的經驗一樣，期待跋涉了半天，但卻沒有看到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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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後現代詩的推波者羅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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