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蟄存的西行逃難詩歌 | 孫康宜
1993 年，施蟄存照片
1993年，施蟄存手跡（本文圖片均由作者孫康宜提供。）
施蟄存的西行逃難詩歌
作者：孫康宜
抗戰八年, 給我以很好的機會，使我在大後方獲得多次古代旅行的經驗。 騎驢下馬，在雲南的山陵丘壑間尋幽攬勝，乘一葉輕舟， 在福建的溪洪中經心動魄地逐流而下……不論是騎馬，乘船或徒步，每一次旅行都引起我的一些感情。我也做過幾十首詩，自己讀一遍，覺得頗得唐宋人的風格和情調， 因為我的行旅之感和古人一致了。
——施蟄存
一九三七年對於施蟄存是特別重要的一年。那年他才33 歲，已經出版過許多本小說集和不少新詩，尤以新潮的心理分析小說享譽上海文壇，並曾主持令人矚目的《現代》雜誌。但他眼見上海文壇的氣氛已不同於往昔，故於那年的七月下旬接受了雲南大學校長熊慶來的聘請（通過朱自清的推薦介紹），決定前往昆明教書。
但那是一個動盪不安的時代。兩個多星期之後，他還來不及上路西行，中日軍就在上海地區發生衝突，8 月13日淞滬抗戰正式爆發。當時施蟄存和他的妻兒正在老家松江，目睹敵機日夜以機槍掃射，頗為心悸。於是對於去滇之意，他開始有些動搖：“實則私心尚有躊躇。堂上年高，妻兒又幼弱不更事，餘行後，家中頗無人能照料者，無事之時，固不生多大問題，但在此兵革期間，卻不忍絜然遠去也。且去滇程途，聞亦頗生險阻，上海直放海防之船，聞極擁擠，公路能否直到昆明，亦無從打聽，即使啟行，究竟宜取海道乎，陸路乎？頗亦不能自決。半日間思慮種種，甚為焦苦。”1
最後他與家人和友人商量之後，決定出發前往雲南， 以便趕上秋季開學。這時中國大地已經開始了中日大戰， 於是施蟄存那個原本頗為單純的赴滇之旅， 一變而成了十分艱辛的逃難之行。9月6日他從老家松江出發，經過了持續不斷的長途跋涉，途經浙江、江西、湖南、貴州諸省，直到9 月29 日才抵達昆明。一路上他經常目睹敵機在高空盤旋，又時聞炮聲大作，並見各處逃生者紛紛四散，人心惶惶。每天他提著三大件行李上路，又忙著購票、上車、下車，又得跑警報、找旅館， 一路上十分艱苦。在那段充滿緊張情緒的旅程中，雖明知前途艱險，但既已上路，也只有冒險前行了。
正是在這段三個星期的緊張逃難中， 施先生平生第一次（而且不間斷地）寫出了大量的舊體詩。他二十三天內共寫了二十五首詩，其中包括六首《車行浙贛道中得詩》（只存二首）和八首《長沙漫興》。此前，他雖早有過舊體詩創作（他曾說，“在文藝寫作的企圖上，我的最初期所致力的是詩”）2，但僅為斷斷續續的寫作，偶爾有感而發而已。再者， 五四運動之後， 他傾向新文學，故許多年不太作舊體詩。但奇妙的是，1937 年9 月，當他開始走上逃難之行時，他忽然詩興大發，妙語佳句接二連三地湧上心頭。而他的《西行日記》也同時開始。於是在這段非常時期， 他的舊體詩創作與旅途日記並駕齊驅，二者形成 “互文”關係—— 如果說，他的日記以散文的方式對歷史作出了具體的見證，他的詩歌乃是詩人感性所發出的抒情聲音。當這兩種聲音疊合在一起的時候——尤其在描寫苦難、逃亡、挫折的過程——我們似乎可以聽見一種新的“時代”的聲音。那是一個充滿複雜性、而又富多層意味的“自覺”意識。英國現代詩人艾略特(T. S. Eliot) ——也是施先生特別尊敬的詩人——就曾經說過這樣的話：“詩人只是把人們早已熟悉的感情用更富有自覺性的方式表達出來，因而能説明讀者更加認識他們自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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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感謝沈建中先生供給有關施蟄存先生的寶貴資料。同時，在撰寫和修改這篇文章的過程中，我曾得到陳文華教授和我的耶魯同事康正果的幫助， 在此一併致謝。
1.施蟄存，《同仇日記》， 8 月31日。 《同仇日記》，見《北山散文集》第4 輯，劉淩、劉效禮編，《施蟄存全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2 年），第5 卷， 第1619-1633頁。
2.施蟄存，《我的創作生活之歷程》，1933 年5月。見《施蟄存散文選集》，應國靖編（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 1986年），第96 頁。
3. T. S. Eliot, On Poetry and Poets (New York: Noonday Press, 1961), p. 9.
談到文學“自覺”，很少有比逃難時期的施蟄存更有“自覺”性了。他在赴滇的途中，每天都寫日記和詩；甚至在出發的前幾天，當他目睹敵機不斷來襲之際，他還忍不住在炮火中趕寫兩篇有關抗戰的文章， 希望能激起讀者的共鳴。第一篇寫於9 月2日， 題為《後方的抗戰力量還不夠》（發表時改為《後方種種》）；第二篇寫於9 月3日， 題為〈上海抗戰的意義〉。4 可以想見，9 月6 日那天當他開始出發西行， 之後又頻頻因敵機的轟炸而隨時改道時，他的內心有多麼大的焦慮。其狼狽的情況可由9 月7 日和8日的日記得知一二：““昨晚即決定改道由洙涇到楓涇，若幸而有楓杭長途汽車，則乘汽車到杭，否則即從楓涇搭火車赴杭，則既過石湖蕩鐵橋，亦可較少危險。蓋石湖蕩之三大鐵路橋實為滬杭線第一要隘，戰爭發作以來，日機無日不來投彈。我方則屢損屢修，敵人則屢修屢炸，故行旅者咸有戒心耳。今晨7時，仍攜行李雇人力車到西門外秀南橋船埠，搭乘洙涇班船。8時啟碇，10時到達。問訊楓涇班船夫，則謂楓杭汽車確已通行，但每日只上下行各一次，今日到楓涇，已趕不及……。”（9月7日 《西行日記》）5。“ 船行凡80分鐘，即到楓涇。雇人挑行李到汽車站。沿途見大街上已有數屋被炸殘跡，鎮上居民似亦移去十之六七，蕭條甚矣……火車站中候車難民已甚擁擠，余攜笨重行李三事，車到時恐亦無法擠上……11時30分，汽車先來，余遂到汽車站買票。據站長謂汽車不載行李，拒不賣票，余多方譬說，亦不見允……余見此事不可以理爭，遂徑將行李搬上車中，即坐於行李上，招站長來視，許其不再另占座位。餘人亦紛紛效法。站長無辭，始允賣票。”（9月8日《西行日記》）。
當時逃難過程之艱難，由此可見一般。然而，與日記體裁不同，詩歌則更偏重于詩人的內心世界。如果說前者注重描寫逃難期間的日常細節，後者則較重詩人內在情緒的發抒。他的《長沙漫興八首》頗能表達作者在逃難途中的複雜心態：
一肩行李一囊書，來及長沙霖雨餘。
胡為泥中幹曳尾，秋風征旅始愁予。
大道青樓天樂居，客來何事誤停車。
笙歌別館中宵發，一榻蕭然且聽渠。
八角亭邊列肆張，綺窗朱戶小門牆。
女兒市粉翁賒帽，仿佛杭州保佑坊。
鑿地兼尋始及泉，荷塘深似九重淵。
移來湘浦淩波種，花發真成玉井蓮。
武夷清茗佐芽薑，猶是唐人水厄方。
半日偷閒碧茵社，任他犖確走羊腸。
猶是先生痛哭時，三年獵彘古今疑。
何人夜半頻前席，閑煞長沙太傅祠。
藥碗茶鐺未便虛，愁霖腹疾兩難攄。
支頤倚枕都無計，自聽潺潺雨灌渠。
病室淒清客夢孤，幾曾問疾見文殊。
若非天女殷勤意，誰為維摩夜點酥。6
（第１３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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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後方種種》後來發表於1937 年10 月1日的《宇宙風》，第48 期。《上海抗戰的意義》發表於1937 年9 月30 日的《非常時期聯合旬刊》，第4期。參見《施蟄存先生編年事錄》，沈建中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1937 年9 月2日及9月3日條。
5. 《西行日記》，見《北山散文集》第4 輯，劉淩、劉效禮編，《施蟄存全集》, 第5 卷，第1634-1651。
6.除非特別標明，所有詩歌都取自施蟄存，《北山樓詩》（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年）。
以上這八首詩反映的是施蟄存不幸被困于長沙長達六天的狼狽狀況。必須說明，當初他於９月10日清晨早已抵達南昌。本預備從南昌到九江、漢口，再乘飛機去雲南。但由於敵機開始轟炸該區，他只得臨時改道，故決定次日買票前往長沙。誰知在往長沙的途中，那司機“年老力衰，且於汽車機構似不甚熟悉”，故汽車時開時停，直到９月13日早晨才到長沙。剛抵長沙那天，施先生頗為興奮，因為他的三妹及其夫家的人正好都在長沙，大家“相見各道行旅艱辛”，並到酒家大吃一頓晚餐。（參見《長沙左宅喜晤三妹》一詩）。沒想到當晚在旅館中，施先生即開始腹瀉不停：“……既而腹痛欲絕，披衣下樓如廁，竟病泄矣。余所僦室在三樓，廁所則在底層，半夜之間，升降五次，疲憊之至。” （９月13日《西行日記》）。第二天仍腹瀉不止，故只得進入附近醫院。一直到９月18日清晨才平安出院，於次日繼續趕路。
就在這樣的艱難情況之下，施蟄存寫出了《長沙漫興八首》。該組詩中，每一首寫一個情景，或一種特殊的心情。
首先，第一首的開頭兩句（“一肩行李一囊書，來及長沙霖雨餘”）很細膩地描寫了一幅連綿多日大雨後的蕭條景象，一種寂寞的羈旅之情不由而生。最後一句“秋風征旅始愁予”顯然借用《楚辭 · 湘夫人》的意境：“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在這令人哀愁的秋景中，作者感歎他那飄泊異地、顛沛轉徙的苦楚。他問道：“胡為泥中幹曳尾？”意思是說：為什麼我像龜一樣拖著尾巴在泥潭中爬行？（典出《莊子·秋水》）。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一切都為了逃難，以全生遠害也。接著第二首又描寫他住進天樂居旅館之後的情況：該旅館十分吵鬧，別室一直有人在歌唱（ “笙歌別館中宵發，一榻蕭然且聽渠”）。把他人的徹夜歡娛和自己的蕭然獨宿對舉，更有一種客居淒涼之感。此外，國難當頭，依舊“笙歌”，似有“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之歎。於是詩人又問道：“客來何事誤停車？”言下之意是：開車的司機為何把我帶到這個地方？不幸的是，晚間不停的腹瀉（加上窗外不停的霖雨聲）又增加了這段羈旅的痛楚。所以第７首詩寫道：“藥碗茶鐺未便虛，愁霖腹疾兩難攄。支頤倚枕都無計，自聽潺潺雨灌渠。”
在病中，詩人特別聯想到古代謫居長沙的賈誼。（第６首）。賈誼原來是洛陽人，在漢文帝初年被召為博士，後被權貴中傷，貶為長沙王太傅。當初賈誼曾上《治安策》，開頭有“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之語，此策卻不為文帝採納，故李商隱有“賈生年少虛垂涕”（《安定城樓》）之句。此處言“猶是”，說明施蟄存以為當前的情勢與賈誼獻策時一樣不安定，足可令人痛哭。詩中三、四句則用“宣室夜對”事：文帝曾在宣室召見賈誼，“至夜半，文帝前席”成為君臣遇合的千古佳話，但賈誼最終還是被貶到長沙，不為重用， 所以李商隱曾有“可憐夜半虛前席”（《賈生》）的感慨， 在此施先生更以詰問的口氣表達了他對賈誼（一個懷才不遇之士）的惺惺相惜之感：“何人夜半頻前席，閑煞長沙太傅祠？”
但施先生終究還是幸運的。即使他不幸住進了醫院，並嘗盡了百般的痛楚（“病室淒清客夢孤”， 見第8首），最終他還是平安出院。根據《維摩詰經》，維摩嘗以稱病為由，向釋迦牟尼遣來問疾的文殊等宣揚大乘深義。在此施蟄存顯然以維摩自比，只是無人問候探望（“幾曾問疾見文殊”），可見詩人客地臥病之孤淒。若非維摩室中的“天女”（即醫院裡的護士）殷勤伺候，連為自己點燈的人也沒有。但他最後還是痊癒了，而且在出院之後，還有一個“半日偷閒”的機會到著名的景點八角亭散步，甚至到長沙市的街上去參觀市面，還發現那個市面與杭州的保佑坊十分相似。他甚至還有時間飲茶，欣賞池塘裡的蓮花等。（見第３首到第５首）。
把腹瀉前後的經驗如此生動地寫入詩中，確實是施蟄存的一大發明。這樣的寫法使得他的古典詩歌顯得更加“現代化”。另外一個頗為“現代”的主題就是在旅途中所經常遭遇的“臭蟲”之患。有關臭蟲，施先生在他的《西行日記》中經常提起。其實，在長沙的旅館中開始“腹痛不絕”時，他已經埋怨道：“床上臭蟲又多，反側不能成寐。”（9月13 日《西行日記》）。後來腹瀉痊癒之後，他奔馳了兩整天（計程共381 公里）， 於9 月20 日抵達沅陵。（他在詩裡寫道：“一日奔馳七百里， 長沙西來皆坦途。”） 然而不巧的是，本來以為住進了當地的全國大旅館就可以好好地休息一夜，誰知臭蟲又給他帶來了厄運。他當天的日記寫道：
“9時解被褥就睡。初，肢體得蘇憩。睡極酣適。既而臭蟲群集，競來侵齧，殆警覺時，左股及左脅間，已累累數十餅，略一撫摩，肌膚起栗矣。……後室有女伎三五，更番作樂，謳歌宛轉，箏笛低迷。俱大擾人，不能安枕。遂披衣排闥而出，山月初升，西風忽緊，哀猿絕叫，孤鵲驚飛，夐獨幽涼，悲來無方，真屈子行歌之地，賈生痛哭之時也。” （《西行日記》，9 月20 日）。
臭蟲之擾的確敗壞了詩人的心情。同時，旅館的周圍環境吵鬧不堪，使他不能安眠。最後他只得半夜逃出戶外，但終究還是感到“夐獨幽涼，悲來無方”。在《沅陵夜宿》那首詩中，他把臭蟲群集的情況比成螞蟻入侵，尤其令人難忘：
瞢騰欲睡乍驚起，爬搔四體無完膚。
明燈熒熒照文簟，臭蟲歷亂如蟻趨。（第14 頁）
這次恐怖的經驗使得詩人從此害怕臭蟲，而該詩也就以這種非常真實的顧慮作結：“遲明發軔尚惺忪，惡道崎嶇心所虞。”後來施蟄存幾乎對臭蟲產生了一種神經質似的畏懼。9 月28 日抵達曲靖時，他甚至不敢隨意睡在旅館的榻上：“餘榻上所設一草薦，已塵汙作黑色，恐有臭蟲，不敢用，遂卷置一端。解被包，出一薄被，擬和衣而臥矣。”（9月28 日《西行日記》）。
前面已經說過，如果施蟄存的日記注重描寫逃難期間的日常細節，那麼他的詩歌則較重詩人內在情緒的發抒。但由以上的例子可見，他詩裡所描寫的“內在情緒”實與日常經驗息息相關。換言之，他之所以在長沙和沅陵的旅程不甚愉快，實由於腹瀉和臭蟲的騷擾而引起。當然古人一定也有腹瀉和遭遇臭蟲的經驗，但他們大多不認為那是合適的詩歌主題。尤其有關亂離詩，他們通常都注重描寫家國之痛——例如明末女詩人王端淑（也是施先生很佩服的一位才女）的《悲憤行》就是典型的一例：“淩殘漢室滅衣冠，社稷丘墟民力殫。勒兵入寇稱可汗，九州壯士死征鞍……。”7 然而，施蟄存卻傾向把現代人所感受的真實心理情況——哪怕是神經質的——用現代人的方法注入他的詩中。這或許與他的現代派小說之心理描寫有關。總之，我們應當把施蟄存的古典詩歌放在這種特殊的現代語境來閱讀。學者陳聲聰（兼與）曾如此評論過施蟄存的《北山樓詩》：
“然時代變，詩亦從無不變。自《三百篇》而《離騷》而樂府，而宋、齊、梁、陳，而唐、宋，以迄於清之同光，其表現意識，放映事務，實有不同之境界，皆有無形之進步。蓋其變者內容，而不甚變者文字，恒為人所不覺耳……君［指施蟄存］華亭傑士，方其少日，文壇角逐，抗手時賢。中更喪亂，輾轉越南海角三湘八閩間，其所遇之境，所見之物， 非前人所曾遇見。以君淹貫中西，融會新舊之才，發為聲歌，雖由古之體， 而其詩究為今之詩，與君一人之詩……。”8
把施先生的舊體詩歸納為十分富有創意的“今之詩”和“君一人之詩”，確實甚有見地。可惜一般研究施蟄存的人都把注意力放在他二十多歲時所寫的小說，卻忘了他從三十多歲以後在舊體詩以及其他有關古典文學方面的輝煌成就。難怪陳聲聰先生感歎道：“欣賞者[指欣賞舊體詩者]固已日少。”
另一方面，行旅中的施蟄存卻喜歡與古人認同。在一篇回憶的散文中，老年的施先生居然把他平生的行旅稱為“古代旅行”，這是因為他的“行旅之感和古人一致”：
“唐宋詩詞中，有許多贈別和行旅的作品，都是以當時的交通條件為背景的。現代人讀了，總是隔一層，沒有體會。即如‘夜泊秦淮近酒家’，‘夜半鐘聲到客船’這等詩句，古人讀過，即有同感，因為人人都有這種生活經驗。現代青年讀後，便無動于中，連想像也無從想像，因為他們的生活中從來沒有這等境界。各式各樣的古代旅行給了我的好處，就是使我能更深入地瞭解和欣賞這一類詩詞……。”9
正是1937 那年的西行逃難之旅（那就是，長達23日的長途跋涉， 而非舒適的飛機之行）使他開始進入這種“古代旅行”的趣味中。這也可以解釋，為何那年施蟄存突發詩興，居然在途中欲罷不能地寫出了那麼多首抒情的舊體詩。（順便一提，西方中古時代的大詩人但丁， 也是因為在“被貶”的逃難之行中有所感觸，才開始大量寫出抒情詩的。所以現代文學批評家瑪麗亞·莫納克(Maria Rosa Monocal) 曾經說過：“中古時代——以及現代和後現代——的抒情詩是在 ‘貶謫’之中發明的。”）10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一個逃難者必須從“逃難”的心態轉為“旅人”的心態才可能領略這種“古代旅行”的真正趣味。施蟄存的詩歌正好反應了這種微妙的心理變化。有趣的是，在西行的旅途中，最初觸發他進入這種“旅者”心態的原因就是小說家沈從文的湘西世界。且說， 9 月21 日那天，施蟄存順利地離開了沅陵 （那個充滿“臭蟲”記憶的地方），驅車凡240 裡，最後抵達辰溪。一路上他“經過湘西各地，接觸到那個地區的風土、人情，”頓然就想起了“鳳凰沈從文著《湘西》一卷，摹寫其地風物甚佳。”於是他忍不住在辰溪口做了一首詩，題為《辰溪待渡》：
辰溪渡口水風涼，北去南來各斷腸。
終古藤蘿牽別緒，絕流人馬亂斜陽。
浣紗坐老素足女， 叩棹行歌黃帽郎。
湘西一種淒馨意，彩筆爭如沈鳳凰。（第15 頁）
就是這首作為“有詩為證”的《辰溪待渡》首先紀錄了詩人進入“旅人”心境的重大改變。（半個世紀之後，在他追悼沈從文的挽聯中，施蟄存還念念不忘那段有關湘西的經驗：“沅芷湘蘭，一代風騷傳說部；滇雲浦雨，平生交誼仰文華。”他曾自己闡釋過這幅挽聯， 他說：“上聯說從文的作品是現代的楚風、楚辭， 不過不表現為辭賦，而表現為小說。”）11
其實，施先生的《辰溪待渡》一詩（尤其是“浣紗坐老素足女”等意象）也使我聯想到明代詩人楊慎（1488-1559？）。楊慎曾作《題浣女圖》詩一首，戲仿李白的《浣紗女詩》， 其開頭的兩句就是：“紅顏素足女，兩足白如霜。” 不過，更關鍵的是，施蟄存的西行經驗很自然地使我聯想到楊慎的赴滇旅程。楊慎本來在文壇上很早（二十多歲時）就佔據了很顯赫的位置，後來（1524 年，37 歲時）卻不幸因 “議大禮”事件而觸怒了嘉靖皇帝，故在遭到廷杖之後，終被貶到雲南永昌衛。他在長達35年的流放生活中仍繼續勤學， 努力寫作，其持續的多產令人驚歎。13 雖然施蟄存並沒被貶 （只是他的“西行”原有“自我放逐”的含義），他後來在雲南也只呆了三年，但他那種身處“邊緣”卻新作迭出的創作精神，卻讓我不得不聯想到明代大才子楊慎的經歷。重要的是，當年的楊慎曾經從一個“放逐者”轉而變成了一位融入大自然的“旅人”。他曾在《遊點蒼山記》中寫道：“自余為僇人，所歷道途，萬有餘裡……號稱名山水者，無不遊已。”尤其是， 在他見了點蒼山之後，終於“如醉而醒，如夢而覺……然後知吾響者之未嘗見山水，而見今日始。”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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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王端淑，《吟紅集》，1651年，卷三，第１頁。
8. 陳聲聰，“《北山樓詩》序”，《兼與閣雜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9. 施蟄存， 《古代旅行》，寫於1979 年9 月17日。見《乙夜偶談》，《施蟄存散文選集》，應國靖編，（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6），第293-295 頁。
10. Maria Rosa Menocal, Shards of Love: Exil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Lyric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91.
11. 施蟄存，《滇雲浦雨話從文》，寫於1988 年，8 月23日。 見施蟄存，《沙上的腳跡》（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31 頁。
12. 楊慎，《升庵集》，卷68，《素足女》條，見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第1270 冊，頁671。
13. 楊慎所撰寫和編篡的的文字多達四百餘種 （現存約二百多種）， 僅雜著就有一百餘種。見豐家驊，《楊慎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342。
14. 楊慎，《遊點蒼山記》， 《升庵詩文補遺》卷一,《楊升庵叢書》(成都:天地出版社,2002)，第4冊，頁65。 參見葉余，《楊升庵的“遊點蒼山記”》，《滇池》，1982 年10期，頁60。並請見拙作，《走向邊緣的“通變”：楊慎的文學思想初探》，《中國文學學報》創刊號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及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合編），2010 年12 月， 第359-368 頁。
與楊慎相同，在初往滇黔的道中，施蟄存也有一種“如在夢中”的感觸。他在9 月22 日的日記中曾記載道：
“車入貴州境後，即終日行崇山峻嶺中，紆回曲折，忽然在危崖之巔，俯瞰深溪，千尋莫止，忽焉在盤谷之中，瞻顧群峰，百計難出。嶮峨之狀，心目交栗。鎮雄關，鵝翅膀，尤以險塞著聞，關輪疾馳以過，探首出車窗外，回顧其處，直疑在夢寐中矣……。”
當時施蟄存曾寫詩《晃縣道中》一首，以描寫這種既險峻又令人感到震撼的特殊景象。作為一個旅者，面對如此經驗，可謂大開眼界：
漸有居夷感，終朝瘴霧間。
天無三日霽，地屬五溪蠻。
林杪猿啼急，雲中鳥道艱。
回車吾豈得，越嶺復登山。（第16 頁）
尤可紀念者，當車行至“中國第一瀑布”黃果樹時，施蟄存忍不住要請司機停下來，以便讓他靜靜地觀賞那千仞山壁、飛泉直落的震撼景觀。他的日記寫道：“至黃果樹，路轉峰回，便見中國第一大瀑布。上則匹練千尺，下則浮雲萬疊，勢如奔馬，聲若春雷，遂命司機停車10分鐘，憑窗凝望焉。”（9月26 日《西行日記》）。那天他當場就寫下了《黃果樹觀瀑》一詩：
黃果奴千樹，青山界一條。
靜垂吳女練，急卷浙江潮。
幽谷晴噴雪，曾陰晝聽梟。
蠻煙封絕域，殊勝在三苗。（第17 頁）
“青山界一條”、“靜垂吳女練”等詩句顯然暗用中唐詩人徐凝《廬山瀑布》中的名句“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但施先生卻把它放在一個“蠻煙封絕域，殊勝在三苗”的全新背景中，於是就更加令人震撼。就是在這種“馳驅於懸崖絕壑”的旅途中， 使得施蟄存由衷地感歎道：“昔嘗從徐霞客遊記中知其為黔西險要，今親臨其地，視之果然。”15 同樣，在《車行湘黔道中三日驚其險惡明日當入滇知復何似》那首詩中，我們不但讀到“驅車三日越湘黔，墮谷登崖百慮煎” 那種令人驚心動魂的描寫，也能體驗到作者詠歎滇黔地方風物的樂趣：“負鹽苗女支筇歇， 叱馭奚僮解馱眠。”（第18 頁）。
值得注意的是，這段充滿刺激的西行逃難之旅最終成了施蟄存一生中很重要的治學和文化之旅。他於9 月29 日抵達昆明，9 月30 日往雲南大學報到，不久開始教大一國文、文選、歷代詩選等課程。施先生是抗戰爆發後第一批到昆明教書的“外省人”之一，當時與他同時抵達昆明的教師們還包括吳晗、李長之等人。他們“都是在盧溝橋事變以前決定應聘的，”所以當初選擇來到昆明，“不是由於戰事的影響。” 16然而不久就來了大批的清華、北大師生，當時兩校合併為西南聯合大學。又有中央研究院的沈從文、楊振聲等人也同時逃難到了昆明。所以一下子昆明成了人才的集中地，施先生也就很自然地進入了這個學術圈子。同時，昆明大學面臨美麗的翠湖，那湖濱也是學者們經常聚合的地方。據沈建中的書中所載，施蟄存曾回憶道：
“那時候，中國的學術圈子主要是在北平，一大批學者雲集北平的幾所大學。抗戰爆發後，北平淪陷，北平城裡的這一大批精英開始撤離，一部分去了成都、重慶，另一部分隨著清華、北大、中央研究院遷到了昆明，成立了西南聯大。在那裡，我碰到了聞一多、向覺明、羅庸、馮友蘭、張蔭麟、陳寅恪、魏建功、唐蘭、林徽因、楊振聲、冰心等許多人，還有舊友朱自清、浦江清、沈從文、滕固、傅雷、徐遲、孫毓棠、鳳子、徐中玉和葉秋原夫婦，課餘時常聚集在一起，有時在翠湖公園裡散步聊天，有時到圓通公園喝茶，漸漸地似乎也進了這個圈子。對於我來說，在治學方面深受影響，知識面廣了，眼界開了。” 17
1937年，施蟄存在雲南大學校園
很巧的是，施蟄存當時正好與浦江清等人住在翠湖旁邊的承華圃街，所以他課餘閒暇之時經常到風景優美的湖邊散步。他當時所交的新朋友——例如吳宓、馮友蘭等人——大多在翠湖散步時相識的。如果說昆明是戰亂時期知識份子的避難所，那麼翠湖就成了那個“避難所”的象徵。在《翠湖閑坐》那首詩中，施蟄存企圖捕捉其中的平靜之美：
斜陽高柳靜生煙，魚躍鴉翻各一天。
萬水千山來小坐，此身何處不隨緣。
重要的是，一個人必須在歷經千驚萬險的顛沛逃亡之後，才能真正體會這種“此身何處不隨緣”的境界。
在昆明的前半段期間，施蟄存還沒有真正感到戰事的威脅，因為那時昆明很少遭受嚴重的空襲。然而，詩人內心的焦慮卻因松江老家被日機炸毀的消息而難以平靜。1937 年11 月2 日，他突然接到家人的電報，得知老家已在戰火中毀去，內心感傷之情無以名狀， 當下即賦詩一首，題為《得家報知敝廬已毀於兵火》：
去家萬里艱消息，忽接音書意轉煩。
聞道王師回濮上，卻教倭寇逼雲間。
屋廬真已雀生角，妻子都成鶴在樊。
忍下新亭聞涕淚，夕陽明處亂鴉翻。（第23頁）
從此， “已是無家爭得歸”（見《大觀樓獨坐口占》）就成了他詩中的一大主題。在《除夕獨游大觀樓》那首詩中，他把自己比成古代詩人陸機那種隻身漂泊異鄉的孤寂心情：“樓外樓空遊客稀，老夫策杖獨依依。城中兒女喧分歲，日下倭夷正合圍。入洛士衡非得計，去家元節總思歸。蕭寥一段殘年意，伴取西山冷翠微。” （第24頁）。在給妻子的家書中, 施蟄存雖表達了憂國思家的愁悶，但總是儘量给予安慰，總是盼望戰爭很快就會過去（“王師旦夕定東夷”）。例如《寄內》一首：
干戈遍地錦書遲，每發緘封總不支。
莫枉相思歌杕杜，暫時辛苦撫諸兒。
浮雲隨分天南北，閨夢欲來路險巇。
春水方生花滿陌，王師旦夕定東夷。（第32頁）
然而，對施蟄存來說，真正能起到撫慰心靈作用的，乃是倘佯於山水的旅行經驗。1938 年的寒假，他終於有個好機會到路南縣旅遊前後十五天，在其間他“遊玩石林、芝雲洞諸名勝三天， 在彝人山中住了十天，”“自然界的奇觀及倮羅人的風俗習慣”均使他多年之後“未能忘懷”。18 該行是應雲南大學學生李埏的邀請，到他的家鄉路南彝族自治縣旅遊。同行之人還有吳晗先生和他的弟弟吳春曦。其中尤以石林之遊特別引人入勝，施先生嗣後還寫了長詩《游路南石林詫其奇詭歸而作詩》一首。其開頭四句寫道：
平生不解馳驅樂，一朝捉轡心手艱。
石林遊興不可降，踞鞍叱馭終自嫻。
1938年，施蟄存、李埏,吳晗弟弟在石林（吳晗攝影）
該詩以如此風趣和自嘲的口吻開頭，在古今詩中都是少見的。原來，施蟄存一向不善騎馬, 不像吳晗和他的弟弟平日課餘就經常租馬去郊外練習馳騁，因而在往路南縣的山路旅途中他們總是策馬急馳，唯獨施先生因“不善捉鞚”，只得“享用滑竿”。但在那次石林之遊，施先生終於有了平生第一次騎馬的經驗。他的《路南遊蹤》很生動地記載了當時的情況：
“吃了早飯，李埏君已將馬匹預備好。我本來想乘坐滑竿，但吳君昆仲堅主騎馬，並且也勸我趁此機會學一學馳騁之術。我心中不免動搖，頗油然而有據鞍之興，遂即欣然首肯。李延君知道我不會騎馬，所以特地替我預備了一匹馱馬……我跨上馬背，坐在那鞍架上，覺得怪不舒服……於是我表示寧願摔交，不願騎這馱馬。吳君等都笑起來，請李君給我的馬換上了一道鞍子……出了東門……來到城外大路上，吳君昆仲策馬疾馳，李君的馬也跟著跑了。我的馬在最後，看見前面三匹馬絕塵而去，也不甘落後，翻滾銀蹄，追奔上去了。我竭力保持身子的平衡，不讓給溜下去，但是有好幾次是已經滑下了鞍子，又努力坐正來的。我覺得馬背在我胯下像波浪一樣地往前湧，耳朵中只聽見呼呼的風聲，眼前只見一大堆馬鬣毛。我屢次大叫前面的馬趕快停止了奔馳，但吳君他們都哈哈大笑。這樣我完成了生平第一課的騎術。” 19
後來他們四人終於安抵石林峭壁，並爬上了最高的石堆。施蟄存那首《遊路南石林詫其奇詭歸而作詩》的後半部（第17 行至末尾38 行） 就是描寫他剛見到那些嶙峋的巨石所產生的非尋常之感官意識：
千巖萬崿開竹田，琅玕磊砢難躋攀。
虎牙桀峙荊門竦，天光隱遁日腳黫。
望夫插灶羅星躔，督郵亭長趨朝班。
蒼鷹靜發山鬼笑，杜鵑亂作洪荒殷。
始知女媧煉石處，鼎爐乃在西南蠻。
米顛屐齒不到此，丈人寂寞苔蘚斑。
蘇柳鬥詩虛想像，幾曾真見劍鋩山。
東吳培塿亦小巫，萬笏朝天徒自訕。
老夫眼福得天賜，色飛魂動眸子孱。
拊髀爵躍不可說，欲寵以詩辭已慳。
待乞項容揮水墨，臥賞崔嵬几席間。（第34 頁）
以上這一段詩的大意是：石林的千萬石柱拔地而起，如竹林一般，又多又密，難以攀登。這些尖銳的怪石有如“虎牙”一般，連太陽光都被擋住。它們仿佛是望夫石和插灶山的巨石一般，都一起高聳入雲；峭壁上的兩塊大石有如“督郵”和“亭長”兩個官吏正在攘袂相對。20 這些奇石或如展翅欲飛的蒼鷹，或如凝睇含笑的山鬼，姿態各異。同時，亂石堆積，滿目殷紅，似杜鵑遍地，又好像到了混沌的遠古時代。21這才令人恍然大悟：原來女媧煉石的“鼎爐”就在這裡（“西南蠻”）。可惜善畫山水的米芾遊蹤不到此地，以致奇山怪石寂寞不為人知, 到處都長滿了苔蘚。從前蘇柳等人也都寫過有關“尖山”似“劍芒”的詩文，但他們“幾曾真見劍鋩山”了？22（言下之意是：眼前石林之陡峭遠勝蘇柳所見）。我今天見了這兒的石林，才終於想到：原來蘇州的天平山（“東吳培塿” ）雖然早已擅名“萬笏朝天”， 其實只是小巫見大巫了。我（“老夫“）真是“眼福得天賜”，讓我面對此景，少見多怪，故覺驚心動魄，以至眉飛色舞，歡欣雀躍，所見奇景無法形諸言語文字（“欲寵以詩辭已慳”）。但願唐代著名的山水畫家項容能為我畫出這個石林偉觀（“待乞項容揮水墨”），好讓我臥賞石林的高大奇景（“臥賞崔嵬幾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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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937 年， 9 月27 日日記。（見《西行日記》）。
16.施蟄存，《滇雲浦雨話從文》，見《沙上的腳跡》， 第133頁。
17.沈建中，《遺留韻事：施蟄存遊蹤》（上海：文匯出版社，2007），第132 頁。
18. 施蟄存，《路南遊蹤》， 見《北山散文集》第1 輯，劉淩、劉效禮編，《施蟄存全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2 年），第2 卷， 第105 頁。
19.施蟄存，《路南遊蹤》， 見《北山散文集》第1 輯，劉淩、劉效禮編，《施蟄存全集》， 第2 卷，第108-109頁。
20.插灶,山名。位於湖北省宜昌縣附近。又，有關督郵和亭長，語出劉義慶的《幽明錄》， “宜都建平二郡之界有五六峰，參差互出，上有倚石，如二人像，攘袂相對，俗謂二郡督郵爭界於此。”
21.“蒼鷹靜發山鬼笑, 杜鵑亂作洪荒殷”兩句似乎指向《楚辭》中的《山鬼》一章：披著薜荔衣裳的山鬼“既含睇兮又宜笑，”她“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
22. 有關“蘇柳”兩句：柳宗元《與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華親故》：“海畔尖山似劍鋩，秋來處處割愁腸。若為化作身千億，散向峰頭望故鄉。”《東坡題跋》：“僕自東武適文登，並海行數日，道旁諸峰，真若劍鋩。誦柳子厚詩，知海山多爾耶。” 蘇、柳皆貶南方蠻荒之地，而施蟄存也到了同樣的地方(雲南)。故此兩句既言石林之陡峭勝蘇柳所見，或亦蘊含詩人自己望鄉思家之意。
像這樣生動的遊記詩確實少見。比起韓愈那首《山石》， 施蟄存的《游路南石林詫其奇詭歸而作詩》更來得“奇詭”。韓愈的《山石》其實並非關於“山石”，只是因為開頭一句“山石犖確行徑微”而得名， 全詩乃是有關詩人游山之後、在歸家途中之所見所感， 其中尤以結尾諸句（“人生如此自可樂， 豈必局束為人羈。嗟哉吾黨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歸”）流傳於世。施蟄存特別欣賞韓愈這首詩的結尾，曾在他的《唐詩百話》中評論道：“像這樣的生活，自有樂趣， 何必要被人家所拘束，不得自由自在呢？我們這兩三人， 怎麼能在這裡遊山玩水，到老不再回去呢？” 23 施蟄存的《游路南石林詫其奇詭歸而作詩》似乎也抒發了“至老不更歸”的旅遊情趣。當然，除了《山石》，施先生此詩（至少在多層描寫的技巧上）顯然更受韓愈《南山詩》的影響。韓愈《南山詩》之描寫險語疊出，也頗動人心魄，在此不能不提及。24 但施詩最大的不同是：它雖是一首舊體詩，其中所表達的卻是一種“新”的感覺。換言之，詩人用很艱深的古典用語來描寫自己獨特的心理印象——從詩人的眼中看來，石林中所有那些嶙峋的巨石都被人格化了，在他的想像中，那些石頭已經不是什麼靜態的峭拔石塊，而是充滿動作的主動者。這樣的寫法不得不令人想起：施先生其實是用他那種寫“現代派”心理小說的寫法來寫詩了。與他從前所寫的許多心理小說相同，他在這首詩中採用了不少古代的典故，但描寫的卻是極其現代的心理感覺。25
這種古典中的“新鮮”感， 其實是施先生的雲南詩歌中很重要的一個特徵。在昆明的期間，他最流連欣賞的景致之一就是到處滿目怒放的山茶花。他曾與浦江清、吳晗等人多次到著名的金殿欣賞茶花之美，目睹“茶花盛放”的景致。有一次，其中一株“色淺紅者尤大，高二丈許，花大可比芍藥”。26 至於施蟄存所寫有關山茶花的詩歌，尤以長詩《華亭寺看山茶》最為壯觀：
雲南鶴頂誇絕豔，未到雲南先在念。
寓齋頗有犀角株，初浣征塵已點朱。
繁霜濃霧日淩扇，坼蕊吐苞忽滿院。
曈曈曉日蒸燕支，蕩蕩瓊瑰照酒卮。 8
豐肌穠態出殊色，江外盆栽那比得。
老夫一日三憑欄，欲賦新詩琢句難。
涯渚自欣天下好，坐被鄰翁笑絕倒。
朝來挈我上西山，松檜蕭森苔蘚斑。 16
迤邐卻入華亭寺，目炫魂翻心忽墜。
赤城霞起建高標，三月阿房火勢驕。
即墨奔牛猶爇尾，東甌燒佘驚山鬼。
眼前物候失春冬，暖入重裘四體融。 24
誰遣炎官主北政，日炙風薫來用命。
當階一丈飾瓏璁，突兀淩霄照殿紅。
簇碗堆盤幾千朵，醉眼酡顏爭婀娜。
雲從煙擁舞霓裳，朱鸞赤鳳翩回翔。 32
桃杏不須誇爛漫，芙蓉失色山榴歎。
南強北勝徒紛爭，籬角牆根浪得名。
寺僧為我征故實，屈指昆明推第一。
移向安寧三泊開，劣與茶王作輿台。 40
鄰翁聞之面發赤，拘虛人笑拘虛客。
要余更作三泊遊，觀海一洗井魚羞。
老夫回面謝不敏，莫損有涯逐無盡。
歸來詩成不飾文，寄去家園詫細君。 48
（第26 頁）
這首長詩大約作於1938 年三月間， 是施先生與葉秋原、杜衡夫婦游華亭寺之後寫的。27 據沈建中考證，“滇西南郊西山之腹地有座殿宇華亭寺，元延祐七年（1320年）由高僧玄峰建立，傳說大殿上樑之際有群鶴翔集，詫為華亭仙翮，因而名寺。明末毀於兵燹，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修繕，至咸豐七年（1857年）又遭毀，在光緒九年（1883年）重新興建。1923年虛雲和尚增建了藏經樓、大裴閣、海會塔，改名為雲棲禪寺。寺內有天王殿、大雄寶殿、鐘樓，大殿內有三尊三世佛金身塑像，兩旁壁上塑有五百羅漢像；天王殿雕有四大金剛和哼哈二將，正中供奉彌勒佛。寺周圍蒼松翠柏，曲徑通幽，頗為古雅。”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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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施蟄存，《唐詩百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08。
24. 見韓愈，《南山詩》，《全唐詩》第336 卷 （北京：中華書局， 1960），第10冊，第3763-3765頁。
25. 有關施蟄存的心理小說經常採用古代典故和故事，尤以《將軍的頭》最明顯；該故事從頭就引用杜甫的詩：“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此外， 他的小說《石秀》（1929）、 《鳩摩羅什》（1931？）等也都建立在古典用事的基礎上。 見施蟄存，《十年創作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
26.沈建中，《遗留韵事：施蛰存游踪》，第143页，引用浦江清日记。
27. 沈建中，《施蟄存先生編年事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1938 年3 月條。
28.沈建中，《遺留韻事：施蟄存遊蹤》， 第154 頁。
然而， 施蟄存的長詩《華亭寺看山茶》卻把重點放在“紅色”山茶的描寫上。據傳說“華亭寺”最初乃因“大殿上樑之際有群鶴翔集，詫為華亭仙翮，因而名寺，”所以施先生此詩的開頭首句就把雲南的山茶花比成丹頂鶴——那是一種頭頂上有一抹豔紅的白鶴：“雲南鶴頂誇絕豔”。這樣一來，該詩的氣氛從頭就是既紅又豔的。首先，詩人描寫當天在旅途中， 從一開始就看到周遭的樹林已有紅色的點綴（“初浣征塵已點朱”）。後來他漸漸覺察到太陽照在胭脂色的山茶花上之景觀：“曈曈曉日蒸燕支”（第7句）。於是那紅色的山茶立刻使他聯想到紅玉般的酒杯（“蕩蕩瓊瑰照酒卮”）。抵華亭寺之時，那兒的山茶花更讓他感到 “目炫魂翻心忽墜”, 因為整個華亭寺有如一個“赤城”。此外，滿山遍佈的山茶也令他聯想到阿房宮中的紅火：“赤城霞起建高標，三月阿房火勢驕”（第19-20 句）。他接著還聯想到古代春秋時代那種像火一般的“火牛陣”，還有那足以令山鬼心驚的火燒佘田（“即墨奔牛猶爇尾，東甌燒佘驚山鬼”）。此時詩人猛然覺察到：似乎季節完全倒錯了，否則山茶花的“紅熱”怎麼使得寒冷的初春溫暖得有如盛夏一般？ 於是他又問道：是誰差遣火神（炎官）來到人間，使他做出違背節序之事？
眼前物候失春冬，暖入重裘四體融。
誰遣炎官主北政，日炙風薫來用命。（第23-26 句）
接著詩人注意到：有一棵一丈多高的山茶，就在華亭寺的臺階上， 它長得特別突出，它的紅色照亮了整個寺院；同時，它樹上的“幾千朵”山茶花有如堆積起來的碗盤，其豔麗猶如美人的兩腮醉顏 :
當階一丈飾瓏璁，突兀淩霄照殿紅。
簇碗堆盤幾千朵，醉眼酡顏爭婀娜。（第27-30 句）
此外，詩人也把這些山茶花比成“舞霓裳”的美女，還有天上飛翔的“朱鸞赤鳳”。最後他的結論是：無論是桃杏或是木芙蓉或石榴花，即使它們也是紅色的，根本無法和山茶的燦爛相比：“桃杏不須誇爛漫，芙蓉失色山榴歎”（第33-34 句）。
把山茶花比成像火一般的熱烈，確實是施先生的一大創見。在這首詩中，我們也可以感受到所謂“通感”(synaesthesia) 在詩中的作用。錢锺書把“通感”定義為中國古典詩中很重要的詩法， 它指的是一種視覺、聽覺等“感覺挪移”的交互作用。 但在《華亭寺看山茶》這首詩中， 施蟄存所表達的更是一種“現代派”的全面象徵手法， 那是法國波德雷爾 (Baudelaire) 等人所主張的“象徵通感”( correspondence ) 之進一步發揮。因為施蟄存所強調的不僅是“感覺挪移”的作用，而是一種整體的感官想像——詩人由視覺進入觸覺的熱感、又由熱感轉入心理的描寫。有關色彩的渲染， 施蟄存無疑是受了唐代詩人李賀詩法的影響（施在少年時代曾寫《安樂宮舞場詩》，自稱是“模仿了許多李長吉的險句。”）30 但在這首《華亭寺看山茶》的詩中，施蟄存所創造的意象卻有一種“現代派”的特徵，那就是觸及到“心理現實”的層面。尤其是，他把山茶花擬人化，並讓它具有某種心理活動，確實令人大開眼界。
當然，並非施蟄存所有的逃難詩歌都具有這種“現代派”手法， 但一般來說，施先生所寫的較長的“古詩”——尤其像《游路南石林詫其奇詭歸而作詩》和《華亭寺看山茶》等長詩——都比較容易展示他這一方面的特徵。相比之下，他一般所寫的律詩或絕句，則似乎較為含蓄而濃縮。這乃是因為，短詩較不容易安排大規模的意象“通感”。例如，有一回他和朋友在晉甯探望聞一多，順便游盤龍寺，之後寫了一首五言律詩， 題為《晉寧偕浦君練呂叔湘侍聞一多先生游盤龍寺》。該詩云：“殘晉開蠻郡，蒙元選佛場。三乘空貝葉，十地舍金裝。來見不見相，謂盡無盡藏。闍黎供一飯，毛孔生妙香。” 這首詩的重點自然和以上的長詩十分不同。
此外，必須說明，並非施蟄存在昆明所寫的全部詩歌都和旅遊有關。上頭已經提到，在抗戰初期，昆明成了人才薈萃之地，施蟄存也就很自然地進入了這個文人的圈子，所以他的許多詩歌都是他當時和朋友的唱和。例如，昆明的大觀樓一向是文人賦詩聚會之處，所以施先生經常和朋友們到該地品茶酬唱，有一首詩《何奎垣李季偉張和笙諸公招飲大觀樓分韻賦詩因呈一章》就特別記錄了那次的聚會：“勝地初相引，來同詩酒盟。倭氛妨北顧，蜀學喜南行[諸公皆蜀人]。佳句草堂舊，玄言秋水清。幸從傾蓋語，尊俎定平生。”據施先生告訴沈建中，“這三位四川籍教授都是風雅之士，何奎垣尤善詩詞，李季偉偏愛戲曲，張和笙長於圍棋。” 31另外，施蟄存也經常與他的同事周泳先唱和，當時周泳先住在風景優美的磨盤山，施先生常去拜訪他家。有一首詩《贈大理周泳先》云：“蒼洱新詞客，清真有嗣音。湖山容寄傲，花草費鉤沉。寇騎不窺塞，霜翰甯息林。從今謝羈旅，松菊入瑤琴， ”對周氏的隱居方式表示羡慕之情。另有一首題為《周泳先招飲率爾有作》， 對周氏後院 “松菊存三徑” 的環境尤為稱讚， 相較之下，自己卻還在“風塵”中逃難， 他因而感歎道：“周郎招取飲香醪，更與吳箋寫欝陶。篆刻雕蟲童子技，霜刀飛鱠細君勞。輸卿松菊存三徑，老我風塵見二毛。小閣銀燈共遙夜，羈愁聊借一尊逃。” 施先生對朋友的坦白和幽默的情趣完全在該詩中表現無遺。
此外，施蟄存對抗戰期間避居昆明的才女格外敬仰。其中有一位女詩人盧葆華 , 她早年曾在上海求學，後不斷在報刊上發表詩文，施先生早與她結識。抗戰爆發後，盧氏攜帶老母和兩個孩子避居昆明，又被丈夫遺棄， 所以施蟄存特別同情她，也經常與她唱和，曾贈她“今來解後（邂逅？） 滇池上，避地俱為離亂人”等詩句。（見《為盧葆華女士題飄零集詩卷》：“少日相逢歇浦濱，茗邊曾與共佳辰。今來解後（邂逅？）滇池上，避地俱為離亂人。樂鏡漫隨黃鵠舉，文君解賦白頭新。如何浪作飄零計，聞道劉盧是世親。[女士適劉生，時方議仳離]。） 另外，有一次施先生在翠湖公園散步時認識了著名的女詩人徐芳，後來經常有來往，曾作一詩《漫題一絕為徐芳作》：“元是淩波縹緲身，雕蟲獺祭亦天真。焚書王壽終能舞，卻道君家有解人。” （第33 頁）。
對當時不在昆明、卻不幸遭遇困難的朋友們， 施蟄存也同樣以寫詩的方式表示關切。例如，他曾作詩《寄郁達夫南洋》：“容台高議正紛紛，競奏蠻書靖敵氛。雪涕賈生方賦鵩，投荒杜老政憐君。朱弦欲為佳人絕，玉鏡難緣舞鳳分。珍重東坡謫儋耳，隨行猶自有朝雲。” （第25 頁）。此詩顯然寫於1939 年郁達夫在香港《大風》雜誌刊登《毀家日記》、公佈自己與王映霞婚變內幕之後。詩的前半部集中描寫抗戰期間對於當時文人的衝擊，他把郁達夫的南洋逃難比成賈誼被貶和杜甫在安祿山事變期間的“投荒”四川。詩的後半部則對朋友的婚變表示遺憾——大意是，即使那個被貶到海南島的蘇東坡，也比郁達夫幸運。總之，整首詩表達了對郁達夫的關切， 也表示問候之意。（順便一提，後來1940 年初夏施蟄存到了香港，有一天見到王映霞，聽她述說自己的經歷，故作一詩《香港寰翠閣遇王映霞話近事為賦一章》， 深表遺憾：“朱唇蕉萃玉容臞，說到平生淚漬襦。早歲延明真快婿，於今方朔是狂夫。謗書漫玷荊和璧，歸妹難為合浦珠。蹀躞禦溝歌快絕，上山無意采蘼蕪。” 32後來1942 年施蟄存轉到福建長汀， 聽說王映霞已改嫁，又作《聞王映霞近事》一首，中有“可憐京洛風塵裡，緇盡淩波白練裙”諸語，卻不無微詞，此為後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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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錢锺書，《通感》，收入《七綴集》（北京：三聯書店，2002 年）， 第62-76 頁。
30.施蟄存，《我的創作生活之歷程》，1933 年5月。見《施蟄存散文選集》，應國靖編（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 1986年），第97 頁。
31.沈建中，《遺留韻事：施蟄存遊蹤》，第137 頁。
32. 該詩原來題目為：《二十九年仲夏晤王映霞女士于香港皇后道寰翠閣娛樂咖啡室為言達夫不可同居已告仳離矣因綴其語》。見沈建中，《施蟄存先生編年事錄》， 1940 年6 月條。
昆明在抗戰時期所扮演的文化角色是比較特殊的。當初施蟄存之所以決定到昆明去教書，他所選擇的純粹是一條傳統文人的道路——這與他的朋友戴望舒、穆時英等人的目標極其不同。然而，施蟄存最終在昆明只住了三年（嚴格地說，前後只住了兩年半）， 這完全是外在現實的情況所造成的。首先， 1939 年之後， 由於屢次躲避敵機的轟炸，施蟄存和他的朋友們經常被迫避居離昆明一百里以外的小城，情勢已經很危險了。從他的散文《山城》 和《枯坐》那首詩中（有“索居空眾慮， 枯坐遂中宵”等語）， 已可以讀出作者日漸孤寂的心態。33 同時，據他所寫的《米》一文可知， 當時昆明的通貨膨脹已到了“一百元一石的米價威脅之下”， 他說“我們每天擔憂著明天或許要挨餓，因為我們沒有權利一次買到一斗以上的米，也沒有把握能確定每一次都買得到。” 34 1940 年3 月10 日，施先生在給成都聞宥先生信中則更清楚地寫道：“弟現已定於13日離滇赴港”；並說“昆明物價近已無法對付，米售百元一石尚可，所更難堪者，紙煙‘皇后輪’廿支乃售1元6角。故弟不能待至暑假結束告退耳”。35 不過， 當時施先生可能只想暫時離開一下，想在香港呆一段時間，等將來情況好轉再回昆明。誰會料到，僅只三個月之後， 日本軍就徹底封鎖了滇緬線的鐵路，即使他想再回昆明，也已經不可能了。
在施蟄存的人生記憶中，昆明一直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在他的心目中，昆明不僅是 一個特殊的“地點”，也是一種特殊心靈境界的象徵。尤其在離開雲南之後，他更加懷念昆明。事實上，才離開昆明不到兩個月，他就寫出了以下憶舊遊的文字：“現在到了香港了，安居下來之後，一天一天地覺得不自在起來。雖然在這裡抽紙煙吃魚都比昆明方便，可是當時所渴望而不可得者，現在既得之後，反而又覺得不甚珍異；非但不甚珍異，甚且有點厭膩，而對於昆明的生活，轉覺得大可懷戀，雖然明知道此刻的昆明比我離開它時更不易居了。”36 八月二十日，施先生又發表了一篇題為“馱馬”的文章，其中寫道：“我第一次看見馱馬隊是在貴州，但熟悉馱馬的生活則在雲南…… 二萬匹運鹽運米運茶葉的馱馬，現在都在西南三省的崎嶇的山路上，辛苦地走上一個坡，翻下一個坡，又走上一個坡，在那無窮盡的山坡上，運輸著比鹽米茶更重要的國防材物，我們看著那些矮小而矯健的馬身上的熱汗，和它們口中噴出來的白沫，心裡將感到怎樣的沉重啊！” 37 這篇散文令人想起了他的石林之遊， 還有那首題為《馱馬》的五言律詩：“巴滇果下馬，款段耐登山……長楸噴玉過，斜日識途還……。”（第27頁）。後來十月間他到了福建，在途中寫《坑田道中得六詩》， 詩中卻有“吾昔遊滇中，好山看不已”之句。（第39頁）。在福州的西湖公園內喝茶，也不知不覺地想起了昆明：“福州也有一個西湖，但我在西湖公園內開化寺前喝茶的時候，卻仿佛身在昆明翠湖公園中的海心亭茶寮內。我自己也有點吃驚，為什麼昆明能使我愈益留戀起來？” 38 不久他到了山中的永安教書，心裡特別寂寞，也就懷念起從前在昆明的日子：“ 這一年中的生活，大約將花費於朝看山色，暮聽溪喧裡了。到此地，真有寂寞之感了。在昆明的時候，感覺到寂寞。到這裡來之後，就不禁想起在昆明時的熱鬧了。這裡沒有親戚，沒有同鄉，也沒有一個舊朋友，投身到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裡，即使我原是抱著此勇氣而來，到其間也不禁有點後悔的樣子。” 39 不久他寫長篇的《愁霖賦》表達他那種哀“世亂而流離”的情緒， 中有“初紆轡於昆滇，旋揚舲於閩越”的感歎。40接著他寫《歸去來辭並序》， 抒發無家可歸的悲哀， 寂寞之情油然而生：“庚辰之冬，寄跡閩越諸山中。除夕，少飲酒，便而陶然，空堂獨坐，無與歡者……歸去來兮！歲雲暮矣，爾安歸？……。” 41在那段期間，與昆明的老朋友們通信已成為他生活中最大的安慰——當然，那些朋友大都已離開昆明，都轉到成都或重慶去了。好友呂叔湘就曾經由成都來函， 中有“前讀《愁霖之賦》《歸去來辭》，讀之淒然”諸語。42 後來施蟄存遊著名的武夷山，寫《武夷行卷》三十五首， 在該“題序”中居然也提到了雲南：“予居滇三年，嘗發意遊雞足山， 輒因循未踐，既去滇乃大悔。今因緣來閩越，武夷山近在眉睫，詎忍復失之？”原來他遊武夷山的原因之一，乃是為了補償當年在雲南之行的遺憾。最有意思的是，閩食那種 “一撮花生佐濁醪” 的趣味居然也令他想起了昆明的美食。他曾作《偶憶昆明肴饌之美戲賦一首》：“浪跡昆明意氣豪，盤觴排日助吟毫。薄批雲腿凝脂酪，小盞香螺細縷蒿。五月雞葼真俊味，三年蟲草亦珍芼。朅來閩嶠艱生事，一撮花生佐濁醪。” 這首詩大約作於1943 年的春天，當時他在長汀的廈門大學教書。
尤可注意者，在一組題為《綺懷十二首》（副標題為“十年影事微見於斯”）的 詩作中 （作於1943 年秋季， 於長汀）， 昆明翠湖的“海心亭”居然成為其中少有的一個“實證”。首先就整體而言，該詩組讀來頗令人感到一種迷離恍惚的心理狀態——初讀之下，讀者會以為每首詩可能影射一事，但細讀之下，卻很難找到明顯的事實。43 詩人忽而套用近代人黃景仁《綺懷十六首》的豔詩詞彙（如“飄蓬”、“紅燭”、“明珠”、“沈郎”、“梨雲”等）， 忽而轉用曹植《洛神賦》和劉禹錫詩中的典故（例如第一首開頭二句：“瑤琴羅襪各生塵， 病樹前頭忍見春”）。44 總而言之，此詩組似乎充滿了許多虛化的事實，故給人一種憑空臆造、故布迷陣、若有若無的“影事”情境。然而有趣的是，第七首居然提到“海心亭”， 那至少是一個可以證實的實際地名：
海心亭畔觀魚樂，笑說儂心樂似魚。
今日華堂供設醴，可曾緘淚戒魴鱮。
至於“海心亭畔觀魚樂”是否指實有其事， 也無從考察。但有一個暗示就是：該詩的後半部似乎意味著那個被懷念的朋友已經亡故， 但詩人還一直難以忘懷。至於結尾 “戒魴鱮”一詞似可由以下漢樂府《枯魚過河泣》一詩引申出意思：
枯魚過河泣，何時悔復及！
作書與魴鱮，相教慎出入。
所以“戒魴鱮”大概是指好友之間互相警戒的意思。當然，“觀魚樂”一事的具體事實如何，那就純屬個人內心的秘密了。
最令人感動的是，施蟄存終其一生都無法忘記昆明的翠湖。2001 年，他已是九十七歲的老人，但他的那首舊作《翠湖閑坐》（寫於1938 年寓居昆明時）又一次刊登在《新民晚報》上：45
斜陽高柳靜生煙，魚躍鴉翻各一天。
萬水千山來小坐，此身何處不隨緣。
對於施先生，昆明似乎永遠代表著內在心靈的避難所。如果不是1937 那年，他毅然走上那個赴滇的逃難之旅，他的後半生將會十分不同。就如他在垂暮之年所說：“去雲南大學教書， 成為我一生的生活轉捩點。”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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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施蟄存，《山城》， 1940 年5 月18 日。 見《北山散文集》第1 輯，劉淩、劉效禮編，《施蟄存全集》，第2 卷，第150-152 頁。
34. 施蟄存，《米》， 1940 年4月8日。見《北山散文集》第1 輯，劉淩、劉效禮編，《施蟄存全集》，第2 卷，第141-149 頁。
35.見沈建中，《施蟄存先生編年事錄》，1940 年3 月10 日條。
36. 施蟄存，《抗戰氣質》，《薄鳧林雜記》，載於1940 年6月20 日香港《大風》半月刊第69期。見《北山散文集》第2 輯，劉淩、劉效禮編，《施蟄存全集》， 第3 卷，第571-572頁。
37. 施蟄存，《馱馬》，《薄鳧林雜記·續》， 香港《大風》半月刊第73期。
38. 施蟄存，《適閩家書》， 1940 年11 月1日。《適閩家書》，見《北山散文集》第4 輯，劉淩、劉效禮編，《施蟄存全集》 ，第5 卷，第1782-1798 頁。
39. 施蟄存，《適閩家書》， 1940 年11 月9 日。
40.施蟄存，《愁霖賦》，1941年，3 月27日。見《北山詩文叢編》，劉淩、劉效禮編，《施蟄存全集》 ，第10 卷， 第171-172 頁。
41. 施蟄存，《歸去來辭》，刊於香港《大風》， 第87期，1941 年4 月5日。1941 年4 月16 日又刊於《宇宙風》，第117期。
42. 呂叔湘，1941 年8 月7日函。見沈建中，《施蟄存先生編年事錄》， 1941 年8 月7日條。
43. 特別要感謝張宏生教授與我深入討論施先生此組詩歌的多種意境， 也感謝他與我分享他的新著《讀者之心》。他的《讀者之心》取「讀者之心何必不然」的意思。他覺得現在不少人說是硏究文學，其實都是硏究文學史，他的這本書主要就是文本解讀，希望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回到文學本位。感謝張宏生教授的啟發。
44.“瑤琴羅襪各生塵”採用曹植《洛神賦》中“羅襪生塵” 之意象。有關”病樹前頭忍見春”， 請見劉禹錫的詩《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
45. 施蛰存，《翠湖闲坐》，刊于《新民晚报·夜光杯》，2001 年3 月19 日。
46.沈建中，《遗留韵事：施蛰存游踪》， 第122 页。
（載于 《國際漢學研究通訊》， 第8 期， 北京大學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年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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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康宜，美国著名华裔汉学家。原籍天津，1944年生于北京，两岁时随家人迁往台湾。1968年移居美国，曾任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馆长。现为耶鲁大学首任Malcolm G.Chance’56 东亚语言文学讲座教授，曾获美国人文学科多种荣誉奖学金。2015年4月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学院院士。2016年被选为台湾中研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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