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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玫儀《施蟄存先生的詞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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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懷碩 《繼絕學，開道路--恭賀施蟄存先生百壽》
主題：施蟄存《唐碑百選》香港：《書譜》
《唐碑百選》緣起
《唐碑百選》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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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康宜《「童化」與「教化」》
「……(Fred) Rogers請著名的音樂家馬友友來演奏大提琴，馬友友一開始就閉著眼睛在拉琴，好像很陶醉的樣子；女兒於是拍手叫道：『真好，他在睡覺也能演奏，Good for him!』。」（p.432；孫康宜《「童化」與「教化」》載《慶祝施蟄存教授百歲華誕文集》pp.43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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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童化」與「教化」》中，施先生對孫康宜說過這樣一段話：「通常人大多像一塊麵糰，總是很被動地接受了社會環境的塑造。但我勸你無論如何要用自己的毅力來塑造你的生活環境。其實說穿了，每個人的人生都像一個大舞台，開始時你總是不太清楚自己所要扮演的是什麼角色。但後來隨著自己的努力，就會成為劇中的女主角、男主角、丑角等。」
施先生何嘗不是一直在用自己的毅力來塑造自己的生活環境。他把人生的苦難轉化成精神資源：「1960年代，在農村勞動摘棉花時，我邊勞動邊悟出了一些道理。棉花的性格是受到外部擠壓時，它變為渺小無力；可是一旦外部擠壓鬆弛時，它便會彈性十足地恢復原樣，棉花依然是棉花，其妙在富有彈性。」1957年1月3日的《文匯報·筆會》刊登的《上海的作家們，為新的一年而努力》就曾提及「寫作環境較差的施蟄存，一方面在華東師大教書，另一方面又在課餘趕譯丹麥作家尼克索的長篇《征服者貝萊》的第三部『大鬥爭』，並以多餘的時間輯錄『宋人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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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信原是不擬發表的私書，「文章也只是寥寥數句，或通情愫，或敘事實，而片言隻語中反有足以窺見性情之處，此其特色也」（周作人語）。沈建中也許意識到施蟄存先生的書信具有「得以窺見性情」的獨特價值，一直致力於施先生來往書信的收集，他將施先生與孫康宜往來信函和孫撰寫的有關施先生的七篇文章合編為《從北山樓到潛學齋》。
筆者查《施蟄存全集》，收錄施蟄存致孫康宜函三十五通，而該書多達五十七通。《施蟄存全集》收錄施蟄存致張充和函僅一通，該書又增兩通，此外附錄中的施蟄存致劉裘蒂、施蟄存致張珍懷、施蟄存致葉長海、施蟄存致康正果這四通也未見於《施蟄存全集》。
筆者查《施蟄存全集》，收錄施蟄存致孫康宜函三十五通，而該書多達五十七通。《施蟄存全集》收錄施蟄存致張充和函僅一通，該書又增兩通，此外附錄中的施蟄存致劉裘蒂、施蟄存致張珍懷、施蟄存致葉長海、施蟄存致康正果這四通也未見於《施蟄存全集》。
......「但他留下來的著作，尚能使我們聆聽到他紙上的聲音」（黃裳語）。《施蟄存全集》《施蟄存先生編年事錄》《夏日最後一朵玫瑰———記憶施蟄存》均已出版，我也期待《施蟄存研究資料》早日編成。
亞洲週刊-悼念現代文學大師施蟄存
2003年12月7日 第17卷 49期
悼念現代文學大師施蟄存 李歐梵
李歐梵，哈佛大學教授、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科技大學榮譽博士。現任香港科技大學客座教授。著有《西潮的彼岸》、《浪漫之餘》、《上海摩登》和小說《東方獵手》等。
施蟄存三四十年代作品風格前衛，與感時憂國式的寫實主義和人道主義大相逕庭。重繪世界小說地圖，施蟄存魔幻色彩及心理描寫，都展現過人的張力與技巧，成為中國現代派先驅。
十一月二十五日是文學大師巴金的百歲誕辰，全國上下熱烈慶祝﹔另一位文學大師施蟄存卻悄悄於十一月十九日逝世，媒體的報道不多也不詳盡，與巴金的普天同慶狀況恰成對比。
然而，兩位老人的晚年心態都是孤寂的，上期亞洲週刊資深特派員江迅寫的報道《百歲孤寂，不死的諷刺》，剛好點出了這個為人忽略的主題，內中還引了上海老作家徐開壘回憶巴金對他說的話﹕「我在十七年（指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六年）中沒寫出一篇使自己滿意的作品。」於是巴金在痛定思痛之後，花了八年時間完成《隨想錄》五卷，以日常生活隨想式的文章，道出對中國多年變革——特別是文革——的反思，備受崇敬。當時我們都以為巴金會以這種說真話的精神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然而事與願違，倒是隨巴金到法國訪問也被巴金看重的作家高行健多年後得到這個榮譽。
反觀施蟄存先生，他早在三十年代和巴金同時在文壇建立名聲，各辦一個重要的文學雜誌﹕一個叫《現代》，一個叫《文學》，合在一起，才真正稱得上對於三四十年代的中國文學創作奠定了一個基礎和傳統。巴金在這方面的貢獻（主編《文學月刊》，出版《文化生活叢刊》）往往被人忽略，而施蟄存主編的《現代》雜誌，一直到八十年代以後才受到學術界應有的尊重，因為「現代派」和「新感覺派」等字眼在六七十年代仍是貶意詞，而《現代》雜誌所揭櫫的西方現代主義的藝術精神，更為向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自稱的學術界主流所詬病。直到八十年代初，我第一次到上海訪問施蟄存先生的時候，才聽說施老終於被「解凍」了，甚至被年輕一輩的作家和學者奉為中國現代主義的先驅。
行內人都知道，三十年代施先生因推崇「莊子」和《文選》而受到左翼文學家魯迅的批評，文革期間，所有受到魯迅批評的人都變成了「階級敵人」，施先生因之也被打成右派，和巴老一樣（雖然巴老從未受到魯迅的正面攻擊）。然而，施先生在一九四九年以後決意脫離現代，回歸古典，變成一位備受尊重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學者，多年任教於華東師範大學，非但桃李滿天下，而且自己筆耕不斷，或編撰或著述，出版了多種有份量的學術著作，其中影響較大的有《北山談藝錄》、《北山樓詞話》、《唐詩百話》、《唐碑百選》等。現在美國耶魯任教的著名學者孫康宜教授（以研究唐宋詩詞著稱），每次到上海必會去拜訪施先生，和我一樣，然而施先生和我們交談的題目卻截然不同，一古一今，相映生輝。
最近一期深圳媒體《晶報》（十一月二十二日出版）報道施先生的生平著述，曾引了施先生自己的話說，他總結為自己一生的精神生活共打開了四扇窗﹕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東窗、翻譯外國文學的西窗、文藝創作的南窗、整理和研究金石碑版的北窗。這一種博學的精神和成就，乃中國近世所罕見。
我有幸從施先生的「南窗」先登堂，再從他的「西窗」入室，多年來受益良多，非筆墨所能形容，最近也曾寫過一篇短文向他致敬。然而我至今尚未能打開他的東窗和北窗。即便如此，我已從他「南窗」的創作小說中窺見一種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獨特視野。
《將軍的頭》和《鳩摩羅什》等歷史小說，皆以唐朝為背景，故事極富魔幻色彩，心理意味更濃，把文明和被壓抑的性欲之間的衝突表現得淋漓盡致，而《石秀》非但是《水滸傳》中兩章的改寫，而且更大膽地運用了薩德（Marquisde Sade）的理論，把石秀這個草莽英雄寫成一個虐待狂，令人咋舌，真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當然余華的《古典愛情》也把「三言二拍」式的故事寫得絕頂恐怖，充滿了血腥暴力，但仍然較《石秀》遜色）。
這一種藝術視野，在當時可稱之為「前衛」，但卻與中國現代文學中的感時憂國式的寫實主義和人道主義大相逕庭，也難怪當時的左派批評家認為施蟄存走入「魔道」，甚至對施先生加以壓力，逼得他在一本小說集的後記中公開承認錯誤。
然而，事隔半個世紀，我們重讀這些小說，卻為內中無比的張力和技巧所折服。此一時也，彼一時也，施先生終在二十世紀末得到「最後的一笑」﹗我這句話的意思並不是指施先生的作品得到甚麼國際大獎，而是指當我們重繪世界小說地圖的時候，會在西歐的喬埃斯（JamesJoyce）、沃爾芙（VirginiaWoolf）、湯馬斯曼（ThomasMann）這些現代主義大師之東，以及南美的波赫斯和馬蓋斯之北，發現一位繼往開來而又獨特無二的現代主義作家——施蟄存。可惜他寫的小說太少，而且當時中國的歷史環境也不容許他的這種現代小說的崛長。
記得去年我最後一次去拜見施蟄存先生的時候，曾向他提出慶賀百年壽辰的事，他聽後當即回答說——而且不無忤意——「我是在等死，我是二十世紀的人，我的時代早已過去了﹗」想巴金先生也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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