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正健：《空翻》：大江健三郎的卡拉馬助夫呢喃

宙返り

ちゅうがえり

大江健三郎による小説

《空翻》，大江健三郎╱著，楊偉╱譯，自由之丘

《空翻》是大江健三郎在奧姆真理教事件發生后，耗費四年心血的長篇巨著。小說中兩個備受爭議的人物「師傅」和「嚮導」曾創立一個宗教團體。在信徒中的激進派準備採取炸毀核電站的恐怖行動之際，「師傅」和「嚮導」來了個「空翻」，宣布自已的教義是虛假的，於是教會宣布解散，進激進派的運動宣告流產。十年後，兩位原領袖籌劃東山再起；然而突發事件接連發生，「師傅」沒有新的建樹。也就在此時，一個「新人」教會悄然興起。




作者：（日本）大江健三郎 譯者：楊偉

大江健三郎（1935～），日本著名小說家。1957年發表《奇妙的工作》，作為學生作家開始嶄露頭角。1958年的《飼育》獲得第39屆芥川獎，被視為日本文學新時期的象徵和代表。1994年，憑借《含人的體驗》與《萬延元年的Football》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其作品在中國受到讀者廣泛的喜愛。

楊偉，重慶人，1963年生，1982年畢業於武漢大學外語系日語專業，后考入四川外語學院師從黃瀛教授研究日本文學，1985年獲文學碩士。現為四川外語學院日語系教授。主要從事日本現當代文學的研究。曾在《國外文學》《外國文學》等發表過《論大江文學中的少年形象》《太宰治思想發展試論》等數十篇論文，並有安部公房的《他人的臉》、川端康成的《少女的港灣》、三島由紀夫的《鏡子之家》、山田詠美的《床上的眼睛》等近200萬字的譯著，其中大江健三郎的《空翻》獲第六屆全國優秀外國文學圖書獎。

大江健三郎最厚重的一本小說《空翻》繁體中譯版，除經過英日版的編修外，也將原先簡體中譯的漏文補上（或許小說中攻擊核電廠的段落過於敏感之故），為本來就難讀的大江清除閱讀障礙（即使仍然有困難）。

這本書的誕生與日本奧姆真理教事件有關。另一方面，這本小說，承接同樣討論宗教與宗教領袖的《燃燒的綠樹》，並開啟往後大江最終的「古義人系列」，對於理解大江健三郎的作品而言相當重要。尤其他晚期小說，更加緊密地將人生與作品編織進小說裡，在四國的小村莊中成為一個不斷吐納的宇宙。

「空翻」的名稱，在小說的一開始便表明這是「已經發生」（並且是十多年前）的宗教團體嘗試，而且是失敗的嘗試：由「師傅」與詮釋「師傅」話語的「嚮導」組成的教會，逐漸失去控制後，為了阻止教會成員佔領核電廠，兩人遂於電視公然宣布他們所創的宗教是巨大的謊言。

大江的故事總是發生不只一次，譬如《萬延元年的足球隊》的鄉村武裝想像建基在過往失敗的革命（甚至連失敗都來不及就覆滅）。而大江筆下，帶領眾人革命的宗教或政治領袖往往是最孤獨、無助，需要救贖的悲劇角色。整起事件（還發生兩次）最為困頓者，或許不過是師傅本人。

「空翻」不只是針對這「發生在故事之前」的事件，也不僅是捲土重來的教會的自我指涉。「空翻」事件之前，甚至在教團出現之前，書中第九章，師傅講述自己童年的一段經驗。記憶中有人對年幼的師傅說，他是稀有的，而且寫在某本書上。這本神秘的書成為師傅成長過程當中不斷追尋、甚至自己想寫出來的書。當中的一位角色聽見，心中不禁暗想：「那本書的書名難道不是《空翻》嗎？」

是以，《空翻》的整體架構，複雜無比的虛構配置，每個人的詮釋，導向出的行動，「舊人」與「新人」的衝突，全部，其實圍繞在一個巨大的空缺而轉：包括神的存在，包括「師傅」所見與設想，絲毫不可靠。這也落實了「空翻」的終極意義：如果這意味著空轉一圈又落回原地，原是缺席意義的引發的所有行動、詮釋、組織，最終將回歸於虛無。這意外的（或一點也不意外的）複製最早的「事件」所暗示的走向：世界末日。

大江的小說有一貫的複雜與嚴肅，很難以單線的思維去理解。不過，這本非常「大江式」的小說裡，以一面拆除自身結構的方式結構起的小說，反敘述編織的敘事，所直指的新興宗教的核心與常見的末世論，不僅讓我們可以觀照其邏輯，也能更嚴肅思考之。

小說最終的安排，與「新人」的辯證，亦是作者長久以來深掘的主題（《醒來啊！新人》與《憂容童子》都有觸碰）。為整個看似虛無的迴圈，指出了希望所在。

 

目錄

序章 狗一般面龐上的美麗眼楮
第一章 百年
第二章 再會
第三章 空翻
第四章 講解R.S.托馬斯
第五章 莫斯布魯加委員會
第六章 向導
第七章 聖痕
第八章 選出新向導
第九章 一本里面什麼都寫著，但活著就得續寫下去的大書
第十章 守夜狂躁病無限地延續（一）
......
第三十章 關于向導的回憶
第三十—章 夏季的集會
第三十二章 為了師傅
尾聲 永遠的一年

星期日文學‧《空翻》：大江健三郎的卡拉馬助夫呢喃

2020/5/10






【明報專訊】《空翻》是大江健三郎的《卡拉馬助夫兄弟們》。首先是篇幅上，原日文版是分上下卷，共一千八百多頁，新近出版的台版中譯則壓縮成沉甸厚實的一冊，六百多頁，密麻麻的印刷字大大挑戰讀者耐力。當然僅是篇幅，不足以讓《空翻》在大江健三郎的小說創作中有此地位，事實上，同是處理日本新興宗教題材的前作《燃燒的綠樹》，篇幅同樣不短，但在敘事結構上，《空翻》則頗有《卡拉馬助夫兄弟們》的格局：故事情節不複雜，出場人物卻很多，整部小說主要以人物對話和自白構成，且是大篇幅的宗教敘論。而正如《卡拉馬助夫兄弟們》被巴赫金（Mikhail Bakhtin）譽為複調敘事的典範之作，《空翻》的複調性同樣鮮明，角色對故事的主軸：「空翻」事件的理解和說法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一個最直接的解讀是，大江健三郎借這種幾乎不曾出現在其前作的複調寫法，試圖討論（而不是定調）一個杜斯妥也夫斯基式的神學問題：在現代日本，如果沒有神，靈魂救贖是否可能？


小說中的「空翻」，是指一件發生在十年前的宗教事件。宗教領袖「師傅」及其同伴「嚮導」創立了一個新興宗教，廣納信徒，並預言世界末日將至，教會迅速壯大。但師傅和嚮導漸漸發現，教內激進派開始失控，竟試圖轉向恐怖主義，計劃偷襲核電廠，並就地改造成核子武器。師傅和嚮導無法阻止激進派，竟決定對外公布：他們過去所講的一切教義，全都是騙人的玩笑，同時要求政府出面遏止激進派的計劃。傳媒將這件事稱為「空翻」：就像跳起打了一個空翻，再回到原地，彷彿什麼都沒有發生過。事情之後，教會解散，師傅和嚮導在信徒的謾罵和怨恨中，從公眾視野消失。
探討新的靈魂救贖方式

上述故事都是發生在小說開始之前。而小說則始於師傅和嚮導經過十年如墮入地獄的生活之後，試圖再創立一個新教會，並招募了幾個小說中的主要角色，整部小說六百多頁，就是敘述這個新教會的創立過程。同樣是一個最直接的解讀是，出版於一九九九年的《空翻》，是大江健三郎對一九九五年由奧姆真理教策劃的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的文學回應，而小說中也確切地寫到，師傅和嚮導重建教會，一部分也是受沙林毒氣事件影響。以文學手段討論奧姆真理教最著名的作品，自然是村上春樹的兩部《地下鐵事件》，不過《地下鐵事件》是紀實文學，身為文學作者的村上春樹位置比較抽離，書中只是直接呈現當事人（包括事件受害者和奧姆真理教的邊緣信徒）的經驗和想法。相對而言，僅把《空翻》視為對沙林毒氣事件的回應，則未免簡化了大江健三郎的文學意圖。




早在沙林毒氣事件發生之前，大江健三郎已在《燃燒的綠樹》裏，深刻地描述了一個蜷伏在四國山谷中的新興宗教，以種種非正統方式探索靈魂救贖的集體行為。但大江健三郎絕非站在社會批判位置，斥責這類被主流社會視為「邪教」的教派，相反，他真正感興趣的，恰恰跟這些新興宗教信徒所關心的相同：在現代社會靈魂空虛這個普遍現象裏，傳統宗教再也無法提供拯救人類靈魂的藍圖，我們可以如何另闢蹊徑？正如在《空翻》裏，師傅曾經質疑，傳統宗教既然信眾如此的多，社會影響力如此巨大，為何它們不聯合起來，共同提供一個救贖人類的方案？

就是這樣，從《燃燒的綠樹》到《空翻》，大江真正深入思考的，並非「為何宗教會發展成恐怖主義」這類社會學式問題，而是切切實實一個關於靈魂和救贖的冥想和沉思。在很多時間裏，大江健三郎的生命和創作都刻鑿着清晰的靈性痕迹，他曾經說過：「從很早的時候起，我便始終認為，以本質來說，人原本是善良的、美好的，但隨着生活的不斷積累，卻發生了讓我不得不覺得『情况並非如此』的事情。但是身有智障的孩子，在自然生活下去的過程中，他於傾聽美妙音樂時感受到了樂趣，漸漸地，他也開始創作美妙的音樂，創作讓聽眾認為『心情突然開朗了』的美妙音樂。在現實上發生這樣的事情，對我來說，是最為神秘的事，這應該是朝向我們的grace出現了。」（《大江健三郎作家自語》頁二一九）

智障孩子是一種生命的不幸，同時也是一種恩典（grace）。然而這並不是依一般基督教義的說法，大概對大江健三郎而言，新興宗教在現代社會出現，就好像五百年前基督新教出現一樣：我們需要更新救贖的方式。相對於《燃燒的綠樹》集中講述一個教會的具體興衰，《空翻》始終緊扣着「空翻」事件所象徵的救贖問題：身為「救世主」的師傅，跟身為「先知」的嚮導，怎麼可能忽然把他們所信仰的救贖一筆勾銷呢？
「空翻」嘲弄了神和信仰

可是，「空翻」所指向的第一個信仰問題並非關於基督，而是關於天皇。日本昭和天皇在二戰戰敗後發表《人間宣言》，宣稱天皇並非「現代人世間的神」，而只是普通人。這一宣言儼然就是日本社會最大規模的「空翻」，它一概否定了日本神道傳統，造成了日本戰後在經濟繁榮背後的集體精神失落。《空翻》雖有提及這一類比，但大江健三郎並未清楚地將小說主題指向天皇問題，相反，小說的複調敘事令「空翻」的象徵變得更加深邃：在歷史層面上，現代日本經歷了天皇的「空翻」，但在生活和個人心靈層面上，「空翻」更象徵了對靈魂信仰的持續幻滅和重建，小說並非終於「空翻」，而是始於「空翻」後的重新出發，意味着它可能不止一次。人對神、對信仰、對救贖的渴望和失望，會一切延綿下去。

在小說中，大江健三郎透過師傅和嚮導兩個角色，建構了一個能到達彼岸的可能模式：師傅以「巨大冥想」獲得了彼岸的意象，卻無法以人間語言表達出來，因此他需要嚮導替他把意象「翻譯」出來。換言之，只有兩人的合作，彼岸之意才能傳到人間，讓人間眾生得到救贖。而「空翻」卻徹底破壞了信眾對師傅和嚮導的信賴，不過這並非單純是信仰的幻滅，使人間落入一個無神論的境地中，而是一個更複雜的信仰問題。「空翻」之後，小說描述師傅和嚮導深深陷入「地獄」之中，而這所謂「地獄」，絕非一個無神之境，而是距離神最遠之地，這也恰恰「證明」神是存在的。十年之間，師傅再無法進入「巨大冥想」之中，他與彼岸的聯繫斷了。同時他開始質疑，過去的「巨大冥想」，的確是彼岸給他的神諭，還是只是他自我創造出來的幻想，而被他誤以為是信仰的根源？更進一步說，作為翻譯的嚮導，更無從得知師傅這一質疑，而只能相信師傅的一切神秘經驗皆是真的。

因此「空翻」成為了一個呈現信仰弔詭性的舉動：兩人為了阻止激進派誤讀彼岸信息，只好宣稱這信息的源頭——他們所確信的——是假的。這不是否定信仰，而是對信仰的嘲弄，這也是信眾最為憤恨之處：嘲弄一個你確切相信的神，才是最大的褻瀆。

小說中經常提及《聖經》中的先知約拿，及後更出現一個認同「空翻」、名叫「曰那」的年輕人，親自向師傅解釋「空翻」的意義：約拿是一個違背上帝旨意的先知，上帝令約拿向異教徒之城尼尼微發出警告，令他們悔改，否則便會滅城。但約拿不願意，更抗命逃走。曰那少年認為，「空翻」之舉說明了師傅改寫約拿故事的結局，使約拿成為一個敢嘲弄神、發出抗命之聲的新主。小說中反覆出現這樣一個情節：師傅自小就聽過神對他的召喚，然而多年過去，神並沒有更新衪的話語，這事不僅在曰那身上出現過，也是另一主角育雄的神聖體驗。按傳統神學解釋，神的心意不可猜度，也不容質疑，但「空翻」對神的嘲弄，實是源於神首先取消自己的命令。因此，人亦應該擁有向神抗議的權柄，甚於由自己發號施令。

結果，師傅最後得出一個結論：不論他的神秘經驗是否來自某種超自然力量，他只有透過「空翻」嘲弄神，才能實現信仰的告白，這遠比反覆闡述那揮之不去，卻無可言喻的所謂冥想幻象，更能成為創建新教會的信仰基礎。
信仰的存在不必神來介入

大江健三郎將《空翻》獻給他的摯友，音樂家武滿徹。武滿徹於一九九六年猝逝，對大江的衝擊絕不下於其妻兄伊丹十三之死。伊丹十三之死觸發了大江創作《換取的孩子》，而武滿徹之死則成了他寫《空翻》的催化劑。大江喜歡武滿徹的音樂，在武滿徹死後的一年裏，大江去了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講學，此外便整天沉浸在武滿徹和大江的智障兒子光的音樂中。後來他以「難以言說的嘆息」作為一部隨筆集之名，此名出自一個對保羅《羅馬書》的著名論斷，在大江看來卻恰是他聽武滿徹和兒子光的音樂時的個人體驗，就是一種語意不清，如同呻吟之話語，卻只能以此表達內心無法言述的悲傷和憤怒。《空翻》有一個名叫「森生」的自閉男生，跟光一樣擅於音樂，他替師傅寫了一首名為《升天》的音樂，竟正好傳達了師傅在「巨大冥想」中體驗到的異象；另一主角「木津」，在原來的嚮導遇襲身亡後暫代了「嚮導」一職，並以繪畫傳遞師傅的異象。

與曰那不同的是，森生和木津以非言說的形式替師傅傳話，正是「難以言說的嘆息」在小說中的反映。然而其所指涉的，不只是個人內心「難以言說」的情感，更要進一步追溯靈魂深處可能觸碰到「彼岸」。大江健三郎不是基督徒，可是自天皇《人間宣言》起蔓延至今的集體精神失落，以及大江個人生活中受摯友和兒子所激發的靈魂挖掘，均促使他終於以《空翻》來完成這場個人精神信仰的思考。自完成《燃燒的綠樹》之後，大江一度宣布封筆，但後來卻在「難以言說的嘆息」一題裏，領悟到可將小說寫作看成是個人祈禱。他在《空翻》裏延續了《燃燒的綠樹》對新興宗教的未竟思考：離開了宗教，信仰還可能嗎？

杜斯妥也夫斯基在《卡拉馬助夫兄弟們》的經典論題是：「如果上帝不存在，一切是否被允許？」大江健三郎在《空翻》中則把它改寫成：「如果上帝不存在，我們的信仰可以怎樣？」他借木津答話：「即使沒有神，依然可以rejoice。」（《空翻》頁六三六）要注意的是，這裏所說的是「即使」而不是「如果」，意思是說，神存在與否已不重要了。借薇伊（Simone Weil）的話說：「神在遠方，與我們人全無關係。」人可以直接與信仰連接在一起，直接經驗grace和rejoice（喜悅），而不再需要神。大江曾依循薩依德（Edward Said）的看法，指一個具secular性質的人，並不需要皈依任何宗教，或任何神聖對象作引導，而可以直接由本人創造自己，即「自我創作」（self making）。他甚至認為，在許多日本年輕人身上，他都看到這種以自身力量創造自己的態度，也是奧姆真理教一類新興宗教之所以有強大吸引力的原因（《大江健三郎作家自語》頁二二七至二二八）。

在《空翻》的結局，師傅以其獨特的方式完成創立「新人」教會，並高喊「卡拉馬助夫萬歲」。面對奧姆真理教的陰霾，大江健三郎借育雄之言回答：「即使在『新人』教會中存在着有可能在十年或十五年後做出可怕行為的少年，但只要他們是『新人』，我就絕不會排斥他們。」（《空翻》頁六三四） 這果然是一個十分杜斯妥也夫斯基式的當代回應。
文//鄧正健
編輯//關曉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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