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訪邊城（全文）

LK Fan

7月6日下午3:27 ·

張愛玲遺作／重訪邊城（全文）

關於〈重訪邊城〉 ◎皇冠編輯部 一九六一年秋天，張愛玲先訪台灣，再到香港。一九六三年三月，張愛玲寫下一篇英文遊記〈A Return To The Frontier〉， 發表於美國雜誌《The Reporter》，在當時台灣文學界，引起了極大的迴響。二○○七年十一月，張愛玲的遺產繼承人宋以朗從家裡面一箱箱的張愛玲資料中， 發現了一篇極為珍貴的文稿──〈重訪邊城〉， 那是根據張愛玲本人在台灣和香港的短期旅遊經驗，所寫下的完整遊記！讓人驚喜的是，它不是從英文版直接翻譯，而是張愛玲重新寫過的版本。台灣和香港，在張愛玲眼中皆屬「邊城」， 透過她的眼睛，我們彷彿穿越時光， 看見了一個煥發著奇特生命力的台灣， 以及舊時香港色香味俱全的尋常生活。 ※編註：此份手稿由於年代久遠，部分字跡已模糊難辨，為尊重作者，在此以空格代替。 －－－－－－－－－－－－－－－－－－－－－－－－－－ 重訪邊城我以前沒到過台灣，但是珍珠港事變後從香港回上海， 乘的日本船因為躲避轟炸，航線彎彎扭扭的路過南台潛，不靠岸，遠遠的只看見個山。倚在船舷上還有兩三個乘客，都輕聲呼朋喚友來看，不知道為什麼不敢大聲。我站在那裡一動都不動，沒敢走開一步， 怕錯過了，知道這輩子不會再看見更美的風景了…… 張愛玲／文 我回香港去一趟，順便彎到台灣去看看。在台北下飛機的時候，沒預備有認識的人來接。我叫麥先生麥太太不要來，因為他們這一向剛巧忙。但是也可能他們託了別人來接機，所以我看見一個顯然幹練的穿深色西裝的人走上前來，並不感到詫異。 「你是李察．尼克遜太太？」他用英語說。我看見過金發的尼克遜太太許多照片，很漂亮，看上去比她的年齡年青二三十歲。我從來沒以為我像她，而且這人總該認得出一個中國女同胞，即使戴著太陽眼鏡。但是因為女人總無法完全不信一句諛詞，不管多麼顯與事實不符，我立刻想起尼克遜太太瘦，而我無疑地是瘦。也許他當作她戴了黑色假髮，為了避免引起注意？ 「不是，對不起，」我說。他略一頷首，就轉身再到人叢中去尋找。他也許有四十來歲，中等身材，黑黑的同字臉，濃眉低額角，皮膚油膩，長相極普通而看著很順眼。我覺得有點奇怪，尼克遜太太這時候到台灣來，而且一個人來。前副總統尼克遜剛競選加州州長失敗，在記者招待會上說了句氣話：「此後你們沒有尼克遜好讓你們踢來踢去了。」顯然自己也以為他的政治生命完了。正是韜光養晦的時候，怎麼讓太太到台灣來？即使不過是遊歷，也要避點嫌疑。不管是怎麼回事，總是出了點什麼差錯，才只有這麼一個大使館華人幹員來接她。 「你們可曉得尼克遜太太要來？」我問麥氏夫婦。他們到底還是來了。 「哦？不曉得。沒聽見說。」 我告訴他們剛才那人把我誤認作她的笑話。麥先生沒有笑。 「唔。」然後他有點不好意思地說：「有這麼個人老是在飛機場接飛機，接美國名人。有點神經病。」 我笑了起來，隨即被一陣抑鬱的浪潮淹沒了，是這孤島對外界的友情的渴望。一出機場就有一座大廟，正殿前一列高高的白色水泥台階，一個五六十歲的太太相當費勁地在往上爬，裹過的半大腳，梳著髻，臃腫的黑旗袍的背影。這不就是我有個中學同班生的母親？麥先生正在問我「回來覺得怎麼樣？」我驚異地微笑，說：「怎麼都還在這兒？當是都沒有了嘛！」除了年光倒流的感覺，那大廟幾乎直蓋到飛機場裡，也增加了時空的混亂。當時沒想到，送行怕飛機失事，要燒香求菩薩保佑，就像漁村為了出海打漁危險，必定要有媽祖廟一樣。我以前沒到過台灣，但是珍珠港事變後從香港回上海，乘的日本船因為躲避轟炸，航線彎彎扭扭的路過南台灣，不靠岸，遠遠的只看見個山。是一個初夏輕陰的下午，淺翠綠的欹斜秀削的山峰映在雪白的天上，近山腳沒入白霧中。像古畫的青綠山水，不過紙張沒有泛黃。倚在船舷上還有兩三個乘客，都輕聲呼朋喚友來看，不知道為什麼不敢大聲。我站在那裡一動都不動，沒敢走開一步，怕錯過了，知道這輩子不會再看見更美的風景了。當然也許有更美的，不過在中國人看來總不如──沒這麼像國畫。輪船開得不快，海上那座山維持它固定的姿勢，是否有好半天，還是不過有這麼一會工夫，我因為實在貪看，唯恐下一分鐘就沒有了，竟完全沒數，只覺得在注視，也不知道是注入還是注出，彷彿一飲而盡，而居然還在喝，還在喝，但是時時刻刻都可能發現銜著空杯。末了它是怎樣遠去或是隱沒的，也不記得了，就那一個永遠忘不了的印象。這些年後到台灣來，根本也沒打聽那是什麼山。我不是登山者，也不想看它陸地上的背面。還是這樣好。 「台北不美，不過一出城就都非常美，」麥先生在車上說。到處是騎樓，跟香港一樣，同是亞熱帶城市，需要遮陽避雨。羅斯福路的老洋房與大樹，在秋暑的白熱的陽光下樹影婆娑，也有點像香港。等公車的男女學生成群，穿的製服乍看像童子軍。紅磚人行道我只在華府看到，也同樣敝舊，常有缺磚。不過華盛頓的街道太寬，往往路邊的兩層樓店面房子太猥瑣，壓不住，四顧茫茫一片荒涼，像廣場又沒有廣場的情調，不像台北的紅磚道有溫暖感。麥氏夫婦知道我的脾氣，也不特地請吃飯招待，只作了一些安排。要看一個陌生的城市，除了步行都是走馬看花。最好是獨行，但是像我這樣不識方向的當然也不能一個人亂走。午後麥太太開車先送麥先生上班，再帶我到畫家席德進那裡去。麥太太是美國人，活潑潑地把頭一摔，有點賭氣地說：「他是我最偏愛的一個人。（He's my favorite person.）」 她在大門口樓梯腳下哇啦一喊，席先生打著赤膊探頭一看，有點不好意思地去穿上襯衫再招呼我們上樓。樓上雖然悶熱，佈置得簡單雅潔，我印像中原色髹漆的板壁很多，正是掛書的最佳背景。走廊就是畫廊。我瞻仰了一會，太熱，麥太太也沒坐下就走了，席先生送她出去，就手陪我去逛街。有席德進帶著走遍大街小巷，是難求的清福。他默無一語，簡直就像你一個人逍遙自在地散步，不過免除迷路的恐慌。鑽進搭滿了晾衣竿的狹巷，下午濕衣服都快乾了，衣角偶而微涼，沒有水滴在頭上。盤花金色鐵窗內望進去，小房間裡的單人床與桌椅一覽無餘，淺粉色印花掛衣袋是美國沒有的。好像還嫌不夠近，一個小女孩貼緊了鐵柵站在窗台上，一動也不動地望著我們挨身走過。也許因為房屋經巧新建，像擠電梯一樣擠得不鬱塞，彷彿也同樣是暫時的。走過一個花園洋房，灰色磚牆裡圍著相當大的一塊空地，有兩棵大樹。 「這裡有說書的。時候還沒到，」他說。想必是露天書場，藤椅還沒搬出來。比起上海的書場來，較近柳敬亭原來的樹下或是茶館裡說書。沒有粽子與蘇州茶食，茶總有得喝？要經過這樣的大動亂，才擺脫了這些黏附物──零食：雪亮的燈光下，兩邊牆上櫥窗一樣大小與位置的金框大鏡，一路掛到後座，不但反映出台上的一顰一笑，連觀眾也都照得清清楚楚。大概為了時髦妓女和姨太太們來捧場，聽完了一檔剛下場就裊裊婷婷起身離去，全場矚目，既出風頭又代作廣告。經過一座廟，進去隨喜。這大概是全世界最家常的廟宇，裝著日光燈，掛著日曆。香案上供著蛋杯──吃煮蛋用的高腳小白磁杯，想是代替酒盅。拜墊也就用沙發上的荷葉邊軟墊，沒有蒲團。牆上掛著個木牌寫著一排排的姓名，不及細看，不知是不是捐錢蓋廟的施主。祀的神中有神農，半裸，深棕色皮膚，顯然是上古華南居民，東南亞人的遠租。神農嘗百草，本來草藥也大都是南方出產，北邊有許多都沒有。草藥發明人本來應當是華南人。 ──是否就是「南藥王」？ ──至於民間怎麼會知道史前的華南人這麼黑，只能歸之於種族的回憶，浩如煙海的迷茫模糊的。我望著那長方臉黝黑得眉目不清的，長身盤腿坐著的神農，敗在黃帝手中的蚩尤的上代，不禁有一種森森然的神秘感，近於恐懼。神案上花瓶裡插著塑膠線組成的鏤空花朵。又插著一大瓶彩紙令旗，過去只在中秋節的香斗上看見過。該是道教對佛寺的影響。神殿一隅倚著搭戲台用的木材。下一座廟是個古廟──當然在台北不會太古老。灰色的屋瓦白蒼蒼的略帶紫藍，色調微妙，先就與眾不同。裡面的神像現代化得出奇，大頭，面目猙獰，帽子上一顆大絨球橫斜，武生的戲裝；身材極矮，從俯視的角度壓縮了。與他並坐的一位索性沒有下半身。同是雙手擱在桌上，略去下肢的一個是高個子，軀幹拉長了，長眉直垂到腮頰上。這決不是受後期印象派影響的現代雕塑，而是當年影響馬蒂斯的日本版畫的表親或祖先。日本吸收中國文化，如漢字就有一大部份是從福建傳過去的。閩南塑像的這種特色，後來如果失傳了，那就是交通便利了些之後，被中原的主流淹沒了。 （注） ※注：鹿港龍山寺未經翻修，還是古樸的原貌。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光華雜誌有它一個守護神的彩色照片，兇惡的朱紅臉，不屑地撇著嘴，厚嘴唇佔滿了整個下頦。同年十二月時報周刊二五一期有題作「待我休息」的照片，施安全攝：兩個抬出巡行的神將中途倚牆小憩，一白一黑，一高一矮。頎長穿白袍的一個，長眉像刷子一樣掩沒了一對黑洞洞的骷髏眼孔；是八字眉，而八字的一撇往下轉了個彎，垂直披在面頰上，如同鬢髮。矮黑的一個，臉黑得發亮，撇著嘴冷笑，露出一排細小的白牙，兩片薄薄的紅唇卻在牙齒下面抿得緊緊的──顛倒移挪得不可思議。局部的歪曲想必是閩南塑像獨特的作風。地方性藝術的突出發展往往不為人注意，像近年來南管出國，獲得法國音樂界的劇賞，也是因為中國歷史上空前的變局，才把時代的水銀燈撥轉到它身上。 ※ 下首大玻璃櫃裡又有隻淡黃陶磁怪龍，上頦奇長，長得像食蟻獸，如果有下頦，就是鱷魚了，但是缺下頦，就光吐出個舌頭。背上生翅，身子短得像四腳蛇。創造怪獸，似乎殷周的銅器之後就沒有過？這麼許多疑問，現成有行家在側，怎麼不請教一聲？彷彿有人說過，發問也要學問。我腦子一時轉不過來，不過看著有點奇怪而已，哪問得出什麼。連廟名沒看清楚，也都沒問是什麼廟。多年後根據當時筆記作此文，席德進先生已經去世，要問也沒處問了。那天等於夢遊症患者，午睡遊台北。反正那廟不會離席先生寓所太遠，不然我也走不動。麥家這兩天有遠客住在他們家，替我在山上的日式旅館定了個房間，號稱「將軍套房」，將軍上山來常住的。進房要經過一連串的小院子，都有假山石與荷池，靜悄悄的一個人影子都不見。在房中只聽見黃昏細雨打著芭蕉，還有就是浴室裡石獅子嘴裡流出的礦泉，從方櫃形水泥浴缸口漫出來，泊泊濺在地上。房間裡榻榻米上擺著藤家具。床上被單沒換，有大塊黃白色的漿硬的水漬。顯然將軍不甘寂寞。如果上次住在這裡的是軍人。我告訴自已不要太挑剔，找了腳頭一塊乾淨土蜷縮著睡，但是有臭蟲。半夜裡還是得起來，睡在壁龕的底板上──日式客廳牆上的一個長方形淺洞，掛最好的畫，擺最好的花瓶的地方。下緣一溜光滑的木板很舒服，也不太涼。一覺睡到日上三竿，女服務生進來鋪床，找不到我，嚇了一大跳。幸而只住了一夜。麥家託他們的一個小朋友帶我到他家鄉花蓮觀光，也是名城，而且有高山族人。一下鄉，台灣就褪了皮半捲著，露出下面較古老的地層。長途公共汽車上似乎全都是本省人。一個老婦人扎著地中海風味的黑布頭巾、穿著肥大的清裝襖袴，戴著灰白色的玉鐲──台玉？我也算是還鄉的複雜的心情變成了純粹的觀光客的遊興。替我做嚮導的青年不時用肘彎推推我，急促地低聲說：「山地山地！」 我只匆匆一瞥，看到一個纖瘦的灰色女鬼，頰上刺青，刻出藍色鬍鬚根根上翹，翹得老高，背上背著孩子，在公路旁一爿店前流連。 「山地山地！」 吉卜西人似的兒童，穿著破舊的Ｔ卹，西式裙子，抱著更小的孩子。 「有日本電影放映的時候，他們都上城來了，」他說。 「哦？他們懂日文？」 「說得非常好。」 車上有許多乘客說日語。這都是早期中國移民，他們的年青人還會說日文的多得使人詫異。公共汽車忽然停了，在一個「前不巴村，後不巴店」的地方。一個壯碩的青年跳下車去，車掌也跟著下去了。忽然打起架來，兩人在地下翻滾。藍天下，道旁的作物像淡白的蘆梗矮籬似的齊臻臻約有二尺高。 「契咖茹喲！契咖茹喲！（搞錯了喲！）」那青年在叫喊。司機也下去了，幫著打他。大概此地民風強悍。一樣是中國人，在香港我曾經看見一個車掌跟著一個白坐電車的人下去，一把拉住他的西裝領帶，代替從前的辮子，打架的時候第一先揪的。但是那不過是推推搡搡辱罵恫嚇，不是真動武。這次我從台灣再去香港，有個公車車掌被抓進警察局，因為有個女人指控他用車票打孔機打她。 ──

但是那不過是推推搡搡辱罵恫嚇，不是真動武。這次我從台灣再去香港，有個公車車掌被抓進警察局，因為有個女人指控他用車票打孔機打她。 ──他們向來總是把那件沉重的鐵器臨空扳得軋軋響，提醒大家買票。 ──那也還不是對打。香港這一點是與大陸一致的，至少是提倡「武鬥」前的大陸。這台灣司機與車掌終於放了那青年，回到車上來。 「他們說這人老是不買票，總是在這兒跳下去，」我的青年朋友把他們的閩南話譯給我聽。挨打的青年站起來拍拍身上的灰塵。他的美軍剩餘物資的茶褐色襯衫撕破了。公車開走了，開過他身邊的時候，他向它立正敬禮。他不會在日據時代當過兵，年紀不夠大，但是那種奇異的敬意只有日本有。觀光客大都就看個教堂，在中國就是廟了。花蓮的廟比台北還更家庭風味，神案前倚著一輛單車，花瓶裡插著雞毛撣帚。裝置得高高的轉播無線電放送著流行音樂。後院紅磚闌干砌出工字式空花格子，襯著芭蕉，燈影裡偶有一片半片蕉葉碧綠。後面廚房裡昏黃的燈下，牆上掛著一串玲瓏的竹片鎖鏈，蒸饅頭用的。我不能想像在蒸籠裡怎麼用，恨不得帶回去拿到高級時裝公司去推銷，用作腰帶。純棉的瑞士花佈如果亂紅如雨中有一抹竹青，響應竹製衣帶，該多新妍可喜！花蓮城隍廟供桌上的暗紅漆筊杯橡一副豬腰子。浴室的白磁磚牆。殿前方柱與神座也是白磁磚。橫擋在袖案前的一張褪色泥金雕花木板卻像是古物中的精品。又有一對水泥方柱上刻著紅字對聯。忽然一抬頭看見黑洞洞的天上半輪涼月──原來已經站在個小院子裡。南中國的建築就是這樣緊湊曲折，與方方正正的四合院大不相同。月下的別院，不禁使人想起無數的庵堂相會的故事。此地的廟跟台北一樣，供香客插燭的高腳蠟台上都沒裝鐵簽──那一定是近代才有的。台灣還是古風，山字架的下截補換了新木，更顯出上半的黯黑舊白木棍棒的古拙。有的廟就在木架上架隻小藤籮，想必籮中可以站滿蠟燭──一隻都沒有，但是揣度木架的部位與高矮，不會不是燭台。因陋就簡，還是當初移民的刻苦的遺風。還有一個特點是神像都坐在神龕外，綉幔前面。乍看有點看不慣，太沒掩蔽，彷彿喪失了幾分神秘莊嚴。想來是神像常出巡，抬出抬進，天氣又熱，揮汗出力搬扛的人挨挨擦擦，會污損絲綢帳幔。我看見過一張照片上，廟門外擠滿了人，一個穿白汗背心的中年男子笑著橫抱著個長須神像，臉上的神情親切，而彷彿不當樁事，並不肅然。此地的神似乎更接近人間，人比在老家更需要神，不但背鄉離井，同荒械鬥「出草」也都還是不太久以前的事，其間又還經過五十年異族的統治，只有宗教是還是許可的。這裡的人在時間空間上都是邊疆居民，所以有點西部片作風。我想起公共汽車旁的打鬥。花蓮風化區的廟，荷葉邊拜墊上鑲著彩色補釘圖案，格外女性化些。有一隻破了的，墊在個大缸底下。高僧坐化也是在缸中火葬的，但是這裡的缸大概是較日常的用途。缸上沒有木蓋，也許還是裝自來水前的水缸。香案前橫幅浮雕板上嵌滿碎珊瑚枝或是海灘石子作背景。日光燈的青光下，綉花神幔上包著的一層玻璃紙閃閃發光。想必因為天氣潮濕，怕絲綢腐爛。夜間沒有香客，當然是她們正忙的時候。殿外大聲播送爵士樂，更覺冷冷清清。廊下一群廟祝高坐在一個小平台上，半躺在藤椅上翹著腳喝茶談天。殿側堆著鑼鼓樂器，有一面大鼓上寫著「特級」二字。附近街上一座簡陋的三層樓木屋，看上去是新造的，獨門獨戶站在一小塊空地上，門口掛著「甲種妓女戶」門牌。窗內燈光雪亮，在放送搖滾樂。靠橋直挺挺兩隻木椅，此外一無所有。兩個年青的女人穿著短旗袍，長頭髮披在背上，彷彿都是大眼睛高個子高胸脯，足有國際標準，與一個男子在跳搖滾舞。男子近中年了，胖胖的，小眼睛，有點豬相，拱著鼻子，而面貌十分平凡，穿著米色拉鍊夾克，隨和地舒手舒腳，至多可以說跟得上。但是此地明明不是舞校，也許是他們自己人閒著沒事做廣告。二等妓院就沒有這麼純潔了。公共食堂大觀園附設浴堂，想也就是按摩院，但是聽說是二等妓院。樓下一排窗戶裡，有一張藤躺椅上鋪著條毛巾被，通內室的門裡有個大紅織錦緞長旗袍的人影一閃。這樣衣冠齊整怎麼按摩？似乎與大城市的馬殺雞性質不同。另一個窗戶裡有個男子裸體躺在藤椅上，只蓋塊大毛巾。又有個窗戶裡，一個人傴僂著在剪腳趾甲。顯然不像大陸上澡堂子裡有修腳的。既然是自理，倒不省點錢在家裡剪，而在這春宵一刻值千金的時候且忙著去剪腳趾甲。雖然剛洗過澡指甲軟些容易剪，也是大殺風景的小小豪舉。這一排窗戶不知是否隔成小室的統間，下半截牆漆成暗綠色，上半截奶油色，壁上有隻老式掛鐘。樓下大敞著門，門前停著許多單車，歪歪斜斜互相偎倚著疊放。大門內一列深棕色櫃檯，像旅館或醫院掛號處。牆壁也漆成同樣的陰暗的綠色，英美人稱作「醫院綠」的。大概因為氣候炎熱需要通風，彷彿沒有窗簾這樣東西，一律開放展覽。小電影院也只拉上一半鐵門，望進去黑洞洞的一直看到銀幕與兩旁的淡綠色舞台幕。風化區的照相館門口高高下下掛滿妓女的照片，有的學影星張仲文長發遮住半邊臉，有的像劉琦，都穿著低領口夜禮服。又有同一人兩張照片疊印的，清末民初盛行的「對我圖」。夜遊後，次日再去看古屋。本地最古老的宅第是個二層樓紅磚屋，正樓有飛簷，山牆上鑲著湖綠陶磁挖花壁飾，四周簇擁著淡藍陶磁小雲朵。兩翼是平房。場院很大，矮竹籬也許是後添的。院門站得遠遠的，是個小牌樓，上有飛簷，下面一對紅磚方柱。台灣彷彿一直是紅磚，大概因為當地的土質。大陸從前都是青磚，其實是深灰色，可能帶青灰。因為中國人喜愛青色──「青出於藍而勝於藍」──迳稱為青磚。紅磚似是外來的，英國德國最普遍的，條頓民族建築的特色。在台灣，紅磚配上中國傳統的飛簷與綠磁壁飾，於不調和中別有一種柔艷憨厚的韻味。有個嘉慶年間的廟，最由的一翼封閉了，一扇門上掛著木牌，上寫「辦公處Office」。側面牆上有個書卷形小窗，兩翼各嵌一隻湖綠陶磁挖花壁飾作窗櫺，中央的一枚想必砸破了，換裝三根原木小棍子，也已經年深月久了，予人的感覺是原有的，整個的構圖倒更樸拙有致。又有一幢老屋，普通的窗戶也用這種八角形綠磁挖花壁飾作窗櫺，六隻疊成兩行。後加同色木柵保護，褪色的淡藍木柵也仍舊溫厚可愛，沒有不調和。小巷裡，採茶葉的婦人背著孩子在門前平台上席地圍坐，大家合捧著個大扁蔑籃，不住地晃動著。籃子里黑色的茶葉想必是烏龍，茶香十步外特別濃。另一家平台上堆滿了舊車胎。印度也常有這種大門口的平台。年青的朋友帶我來到一處池塘，一個小棕櫚棚立在水心。碧清的水中偶有兩叢長草倒影。是農場還是漁塭？似乎我的導遊永遠都是沉默寡言，我不知道怎麼也從來不問。有個長發女郎站在亮藍的水里俯身操作，一件橙黃桔綠的連衫裙捲到大腿上；面貌身材與那兩個甲種妓女同一類型，不過纖巧清揚。除了電影裡，哪有這等人物這身打扮作體力勞動的？如果我是貴賓來參觀，就會疑心是「波田姆金的村莊」──俄國女皇凱薩琳二世的寵臣波田姆金（Potemkin）在女皇遊幸途中遍植精雅的農舍，只有前面一堵假牆，又徵集村姑穿著當地傳統服裝載歌載舞，一片昇平氣象。這美人想必引人注目慣了，毫不理會我們眈眈遙視，過了一會，迳自蹚水進棚去了。我這才微弱地噯呀了一聲，帶笑驚嘆。那青年得意地笑了。此地大概是美人多。一來早期移民本來是南國佳人，又有娶山地太太的高山族，至少是花蓮的阿美族比著名出美人的峇里人還要漂亮。我們沿著池邊走到一個棕櫚涼亭歇息，吃柚子。從來沒吃過這樣酸甜多汁的柚子，也許因為產地近，在上海吃到湖南柚子早已乾了。我望著地下欄杆的陰影裡一道道橫條陽光。剛才那彩色闊銀幕的一場戲猶在目前，疑幻疑真，相形之下，柚子味吃到嘴裡真實得使人有點詫異。同是邊城，香港不像台灣有一水之隔，不但接壤，而且返鄉探親掃墓的來來去去絡繹不絕，對大陸自然看得比較清楚。我這次分租的公寓有個大屋頂洋台，晚上空曠無人，悶來就上去走走，那麼大的地方竟走得團團轉。滿城的霓虹燈混合成昏紅的夜色，地平線外似有山外山遙遙起伏，大陸橫躺在那裡，聽得見它的呼吸。二房東太太是上海人，老是不好意思解釋他們為什麼要分租：「我們都是寄包裹寄窮了呀！」 他們每月寄給她婆家娘家麵條炒米鹹肉，肉乾筍乾，砂糖醬油生油肥皂，按季寄衣服。有一種英國製即融方塊雞湯，她婆婆狂喜地來信說它「解決了我們一天兩頓飯的一切問題。」砂糖他們用熱水沖了吃作為補品。她弟弟在勞改營，為了窩藏一個國特嫌犯；寫信來要藥片治他的腰子病與腿腫。她妹妹是個醫生，派到鄉下工作。 「她晚上要出診，鄉下地方漆黑，又高低不平，她又怕蛇──女孩子不就是這樣。」她抱歉的聲口就像是說她的兩個女兒佔用浴室時間太長，「女孩子不就是這樣。」 我正趕上看見他們一次大打包。房東太太有個親戚要回去，一個七十來歲的老太太，可以替他們帶東西。她丈夫像牛仔表演捉小牛，用麻繩套住重物，掙扎得在地板上滿地滾。房東太太烤了隻蛋糕，又燉了一鍋紅燒肉。 「鍋他們也用得著，」她說。 「一鍋紅燒肉怎麼帶到上海？」我說。 「凍結實了呀。火車像冰箱一樣。」 她天亮就起來送行，也要幫著拎行李通過羅湖邊境的檢查。第二天她一看見我就叫喊起來：「哈呀！張小姐，差點回不來嘍！」 「噯呀，怎麼了？」 「嚇咦呀！先不先，東西也是太多。」她聲音一低，用串通同謀的口氣。 「也是這位老太，她自己的東西實在多不過。整桶的火油，整箱的罐頭，壓成板的鹹魚裝箱，衣裳被窩毯子，鍋呀水壺，樣樣都有，夠賠嫁擺滿一幢房子的。關卡上的人不耐煩起來了。後來查到她皮夾子裡有點零錢，人民票，還是她上趟回來帶回來的，忘了人民票不許帶出來的。夥咦！這就不得了了。『這是哪來的？哈？』嗯，『你這是什麼意思？啊？』找上我了：『你是什麼人？啊？你跟她是什麼關係，哈？你在這幹什麼，啊？』」房東太太虎起一張孩兒面，豎起一雙吊梢眼，吼出那些「啊」「哈」。 「噯呀我說我什麼都不知道，我是來送行的──心裡嚜一直急得要死。」她皺著眉嘖的一聲，又把聲音一低，竊竊私語道：「這位老太有好幾打尼龍襪子縫在她棉袍裡。」 「帶去賣？」 「不是，去送禮。女人穿在長袴裡。」 「──看都看不見！」 「不是長統的。」她向她小腿上比劃了一下。 「送給幹部太太。她總喜歡誰都送到。好能幹呵，老太。她把香港拍的電影進口。給高幹看的。要這麼些錢幹什麼？哈？七十歲了，又沒兒女，哈？」她笑了。這時候正是大躍進後大饑荒大逃亡，五月一個月就有六萬人衝出香港邊界。大都是鄰近地帶的鄉民。向來是農民最苦，也還是農民最苦。十年前我從羅湖出境的時候，看見鄉下人挑著擔子賣菜的可以自由出入，還羨慕他們。我們火車上下來的一群人過了羅湖橋，把證件交給鐵絲網那邊的香港警察。拿了去送到個小屋去研究，就此音信杳然。正是大熱天，我們站在太陽地裡等著。這香港警察是個瘦長的廣東靚仔，戴著新款太陽眼鏡，在大陸來的土包子眼中看來奇大的墨鏡，穿的製服是短袖襯衫，百慕達短袴，燙得摺痕畢挺，看上去又涼爽又倔傲，背著手踱來踱去。中共站崗的兵士就在我們旁邊，一個腮頰圓鼓鼓的北方男孩，穿著稀皺的太大的製服。大家在灼熱的太陽里站了一個鐘頭之後，那小兵憤怒地咕嚕了一句，第一次開口：「讓你們在外頭等著，這麼熱！去到那邊站著。」他用下頦略指了指後面一箭之遙，有一小塊陰涼的地方。我們都不朝他看，只稍帶微笑，反而更往前擠近鐵絲網，彷彿唯恐遺下我們中間的一個。但是仍舊有這麼一剎那，我覺得種族的溫暖像潮水沖洗上來，最後一次在身上沖過。我學生時代的香港，自從港戰後回上海，廢學十年，那年再回去，倒還沒怎麼改變，不過校園後面小山上的樹長高了，中間一條磚砌小徑通向舊時的半山女生宿舍，比例不同了，也有點「面熟陌生」。我正眼都沒看它一眼，時間的重量壓得我抬不起頭來，只覺得那些拔高了的小杉樹還有點未成年人的伶仃相，一個個都是暗綠的池中暗綠的噴泉向白色的天上射去，噝噝嘩嘩地上升，在那一剎那間已經把我拋下很遠，縮小了而清晰異常，倒看的望遠鏡中人，遠遠的站在地下。沒等這畫面成形，我早已轉身走開了。這次別後不到十年，香港到處在拆建，郵筒半埋在土裡也還照常收件。造出來都是白色大廈，與非洲中東海洋洲任何新興都市沒什麼分別。偶有別出心裁的，抽屜式洋台淡橙色與米黃相間，用色膽怯得使人覺得建築師與畫家真是老死不相往來約兩族。想必滿山都是白色高樓，半山的杜鵑花早砍光了。我從來沒問起。其實花叢中原有的二層樓薑黃老洋房，門前洋

其實花叢中原有的二層樓薑黃老洋房，門前洋台上被了漆的木柱欄杆，掩映在嫣紅的花海中，慘戚得有點刺目，但是配著碧海藍天的背景，也另有一種淒梗的韻味，免得太像俗豔的風景明信片。這種老房子當然是要拆，這些年來源源不絕的難民快把這小島擠坍了，怎麼能不騰出地方來造房子給人住？我自己知道不可理喻，不過是因為太喜歡這城市，兼有西湖山水的緊湊與青島的整潔，而又是離本土最近的唐人街。有些古中國的一鱗半爪給保存了下來，唯其近，沒有失真，不像海外的唐人街。這次來我住在九龍，難得過海，怕看新的渡輪碼頭，從前光潤的半舊棗紅橫條地板拆了，換了水泥地。本來一條長廊伸出海中，兩旁隔老遠才有一張玻璃盒裝的廣告畫，冷冷清清介紹香煙或是將上映的影片。這麼寶貴的廣告空閒，不予充分利用，大有諧星的 throwing line 的風度──越是妙語越是「白扔掉」，不經意地咕噥一聲，幾乎聽不清楚。那一份閒逸我特別欣賞。相形之下，新蓋的較大的水泥建築粗陋得慘不忍觀。我總是實在非過海不可，才直奔那家店鋪，目不斜視。這樣□□，目然見聞很少。但是看來南下的外省人已經同化了。孩子們在學校裡說廣東話，在家裡也不肯講任何其他方言，正好不與父母交談，別處的十幾歲的人也許會羨慕他們有這藉口。耶誕節他們跟同學當面交換聖誕卡片。社會上不是教徒也都慶祝，送禮，大請客。報上十三妹寫的專欄有個讀者來信說：「我今年十九歲。」一年前她父親帶她從華北逃出來，一路經過無數艱險，最後一程子路乘小船到澳門，中途被中共射擊，父親用身體遮著她，自己受了重傷，死在澳門的醫院裡。她到了香港，由父親的一個朋友給找了個小事，每個月約有一百元港幣，只夠租一個床位，勉強存活。 「全香港只有我不過聖誕節，」她信上說。 「請告訴我我是不是應當回大陸去。」 十三妹怎樣回答的，不記得了，想必總是勸勉一番。我的反應是漫畫上的火星直爆，加上許多「！」與「＃」，不管「＃」在這裡是代表什麼，當然也不值得這樣大驚小怪，在封閉的社會裡，年青人的無知，是外間不能想像的。連父母在家裡有許多話也都不敢說，怕萬一被子女檢舉。一到了香港的花花世界，十九歲的女孩正是愛美的年齡，想裝飾自己的慾望該多強烈。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是真寧可回到「大家沒得」的地方，少受點痛苦。不過一路出來，沒有糧票路條，不靠親友幫忙決走不了這麼遠。一回去追究起來，豈不害了這些恩人？我覺得這是個非常好的故事，緊張，悲壯，對人性有諷刺性的結局。可惜我不會寫。臨走我有個親戚約了在香港飯店見一面，晚上七點半在大廳上泡壺紅茶，叫了一盤小蛋糕。談了一會，出來也才八點多。我得要買點廉價金飾帶回去送人，聽說就在後面一條街上就有許多金鋪，開到很晚，順便去一趟。在飯店門口作別，不往天星碼頭走，需要□□。表姑父聽我說還要買東西，有點錯愕，但是顯然覺得我也算是個老香港了，不便說什麼，略一點頭呵腰，就在燈光黯淡的門廊裡一轉彎消失了身影。我循著門廊兜過去，踏上坡斜的後街往上爬，更黑洞洞起來，一個人影子都不見。香港也像美國了，一到了晚上，營業區就成了死城，行人絕跡，只有汽車風馳電掣來往。這青石板山道斜度太陡，不通車，就一片死寂。到底是中環，怎麼這麼黑？我該不是第一次發現我有夜盲症，但還是不懂怎麼沒走過幾家門面，頓時兩眼漆黑。小時候天色黃昏還在看書，總聽見女傭喊叫：「再看要雞茅（盲？）子眼啦！」「開了燈不行嗎？」「開了燈也是一樣！」似乎是個禁忌的時辰。只知道狗的視力不佳，雞是天一黑就看不見了？也許因此一到晚上「雞棲於塒」，必須回到雞窩去。照理在光線不足的地方看書，只會近視。黃昏的時候看書就得夜盲症，那是個禁忌的時辰，彷彿全憑□想，不科學。但是事實是我傍晚下台階就看不清楚梯級，戴著眼鏡也沒用。不過一向沒注意，這下子好了──正趕著這時候壯著膽子不去想香港那些太多的路劫的故事，索性瞎了眼亂闖，給捅一刀也是自討的。都怪我不肯多跑一趟，怕過海，要兩次並一次，這麼晚才去買東西。誰叫你這樣感傷起來，我對自己說。就有那麼些感情上的奢侈！怕今昔之感，就不要怕匝頸路劫。活該！道旁該都是匹舊式小店，雖然我這次回來沒來過。樓上不會不住人，怎麼也沒有半點燈光？也是我有點心慌意亂，只顧得腳下，以及背後與靠近的一面隨時可能來的襲擊，頭上就不理會了，沒去察看有沒有樓窗漏出燈光，大概就有也稀少微弱，而且靜悄悄的聲息毫無。要防街邊更深的暗影中竄出人來，因此在街心只聽見石板路□□□的腳步聲。古老的街道沒有騎樓，□直，平均地往上斜，相當闊，但是在黑暗中可寬可窄，一個黑胡同。預期的一拳一腳，或是一撞，腦後一悶棍，都在蓄勢躍躍欲試，似有若無在黑暗中像風吹著柔軟的氣球面，時而貼上臉來，又偶一拂過頭髮，擦身而過，僅只前前後後虛晃一招。這不是擺綢布攤的街嗎？方向相同，斜度相同。如果是的，當然早已收了攤子，一點痕跡都不留。但是那故鄉氣的市集，現在的香港哪還會有？現在街上擺地攤的只有大陸帶出來的字畫，掛在牆上。事隔二十年，我又向來不認識路，忘了那條街是在娛樂戲院背後，與這條街平行。但是就在這疑似之間，已經往事如潮，四周成為喧鬧的鬼市。攤子實在擁擠，都向上發展，小車櫃上豎起高高的桿柱，掛滿衣料，把沿街店面全都擋住了。在人叢裡擠著，目不暇給。但是我只看中了一種花布，有一种红封套的玫瑰紅，鮮明得烈日一樣使人一看就瞎了眼，上面有圓圓的單瓣淺粉色花朵。用較深的粉紅密點代表陰影。花下兩片並蒂的黃綠色小嫩葉子。同樣花還有碧綠地子，同樣的粉紅花，黃綠葉子；深紫地子，粉紅花，黃綠葉子。那種配色只有中國民間有。但是當然，非洲人穿的曠野原始圖案的花布其實來自英國曼徹斯特的紡織廠──不過是針對老非洲市場，投其所好。英國人仿製的康熙青花瓷幾可亂真。但是花洋布不會掉色。與我同去的一個同學用食指蘸了唾沫試過了。是土布。我母親曾經喜歡一種印白竹葉的青布，用來做旗袍，但是那白竹葉上膩著還沒掉光的石膏，藏青地子沾著點汗氣就掉色，皮膚上一塊烏青像傷痕。就我所知，一九三○年間就剩這一種印花土布了。香港這些土布打哪來的？如果只有廣東有，想必總是廣州或是附近城鎮織造的。但是誰穿？香港山上砍柴的女人也跟一切廣東婦女一樣一身黑。中上等婦女穿唐裝的，也是黑香雲紗衫袴，或是用夏季洋服的淺色細碎小花布。 □區與中環沒有嬰兒，所以一時想不到。買了三件同一個花樣的實在無法在那三個顏色裡選擇一種──此外也是在這攤子上，還買了件大紅粉紅二色方勝圖案的白絨布，連我也看得出這是嬰兒襁褓的料子。原來這些鮮豔的土布是專給乳嬰做衣服的，稍大就穿童裝了。在清初「十三行」時代──十三個洋行限設在一個小島上，只准許廣州商人到島上交易──是唯一接近外國的都市，至今還有炸火腿三明治這一味粵菜為證。他們特有的這種土布，用密點繪花瓣上的陰影，是否受日本的影響？我只知道日本衣料設計慣用密圈，密點不確定。如果相同，也該是較早的時候從中國流傳過去的，因為日本的傳統棉布向來比較經洗，不落色，中國學了繪圖的技巧，不會不學到較進步的染料。看來這種花布還是南宋遷入廣東的難民帶來的，細水長流，不絕如縷，而且限給乳嬰穿。我從前聽我姑姑說：「天津鄉下女人穿大紅扎腳袴子，真噁心！」那風沙撲面的黃土平原上，天津近海，想必海風掃蕩下更是荒瘠不毛之地。人對色彩的渴望，可想而知。但看傳統建築的朱欄，朱門，紅樓，丹樨，大紅漆柱子，顯然中國人是愛紅的民族。 ──雖說「大紅大綠」，綠不過是陪襯，因為講究對稱。幾乎從來沒有單獨大塊的綠色的──但是因為衣服比房舍更接近個人，大紅在新房新婦之外成了禁條。當時親戚家有個年紀大的女僕，在上海也仍舊穿北方的紮腳袴。 「老李婆的紮腳袴尿臊臭，」我姑姑也□□這笑話。老年人本來邋遢，幫傭生涯也一切馬虎，扎腳袴又聚氣。北邊鄉下缺水，天又冷，不大能洗澡。大紅棉袴又容易髒，會有黑隱隱的垢膩痕。也許是尿臊臭的聯想加上大紅袴子的挑逗性，使我姑姑看了噁心。唐宋的人物畫上常有穿花衣服的，大都是簡化的團花，可能並不忠實複製原來的圖案。衣服幾乎永遠是淡赭色或是淡青，石青，石綠。當然，這不是說這些沖淡的色調不是適合國畫的風格。從來沒有。是否是有一種不成文法的自我約束？中國固有的絲綢棉布都褪色，所以絕大多數的人在絕大多數的時候都是穿褪色的衣服，正如韓國的傳統服裝是白色，因為多山的半島物產不豐，出不起染料錢。中國古畫中人物限穿淡赭，石青，石綠，淡青，原來是寫實的，不過是褪了色的大紅大綠深青翠藍。中國人最珍愛的顏色「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紅男綠女」──並不是官員才穿大紅袍的。後人作畫墨守成規，於是畫中人穿那種沖淡的顏色。明末清初冒辟疆在回憶錄中寫董小宛「衣退紅衫」觀潮，眾人望之如凌波仙子。我一向以為「退紅」是最淡的粉紅，其實大概也就是淡赭色，不過身為名妓，她當然只穿新衣，是染就的淡赭紅，穿著更亭亭入畫。倒不是繪畫的影響，而是滿清入關，滿人不是愛紅的民族，清宮的建築與室內裝修的色調都趨向蒼□，上行下效，一方面物極必反，漢人本來也已穿厭了「鮮衣」。有這旬諺語：「若安佔，須帶三分孝。」白娘娘如果不是新寡，也就不可能一身白，成了她的招牌。 《海上花》裡的妓女大都穿湖色，也有穿魚肚白，「竹根青」（泛背的淡黃褐色）的；小家碧玉趙二寶與她哥哥都穿月白。書中喪禮佈置用湖色月白。顯然到了晚清，上海的妓院與附近一帶的小戶人家已經沒這些忌諱了。鮮豔的色彩只有保守性的鄉農仍舊喜愛，淪為沒有紀錄的次文化。此外大紅大綠只存在於婚禮中，而婚禮向來是古代習俗的廢紙簍，「兒女□□□」中安志節的考據，也都是當時已經失傳的□節了。 「洞房」這名詞甚至於上溯到穴居時代，想必後來有了房屋，仍舊照上代的習慣，送一對新人。到山洞中過夜。洞房又稱「青廬」，想必到了漢朝人煙稠密，安全清靜的山洞太少，就在宅院中用青翠的樹枝搭個小屋，仿效古人度夏或是行獵放牧的臨時房舍。從什麼時候起，連農民也摒棄鮮豔的色彩，只給嬰兒穿天津鄉下女人的大紅袴子。附近有一處婦女畫春宮為副業──我雖只知道楊柳青的年畫──都是積習相沿，同被視為陋俗。原因許是時裝不可抗拒的力量，連在鄉下，濃豔的彩色也終於過了時，嫌土頭土腦了。但是在這之前，宋明理學也已經滲透到社會基層，女人需要處處防閒，不得不韜光養晦，珍愛的彩色只能留給小孩穿。而在一九四○年的香港，連窮孩子也都穿西式童裝了，穿傳統花布的又更縮到吃奶的孩子。當時我沒想到這麼多，就只感到狂喜，第一次觸摸到歷史的質地──暖厚黏重，不像洋布爽脆──而又不像一件古董，微涼光滑的，無法在上面留下個人的痕跡；它自有它完整的亙古的存在，你沒份，愛撫它的時候也已經被拋棄了。而我這是收藏家在古畫上題字，只有更「後無來者」──衣料裁剪成衣服，就不能再屬於​​別人了。我拿著對著鏡子比來比去，像穿著一幅名畫一樣森森然，飄飄然。是什麼時候絕跡於中原與大江南北，已經不可考了。港戰後被我帶回上海，做了衣服穿，一般人除了覺得怪，並不注意，只有偶而個把小販看了似曾相識，凝視片刻，若有所悟，臉上浮出輕微的嘲笑。大概在鄉下見過類似的破布條子。當然沒穿多久就黯敗褪色了。像抓住了古人的衣角，只一會工夫，就又消失了。共產黨來了以後，我領到兩塊配給布。一件湖色的，粗硬厚重得像土布，我做了件唐裝喇叭袖短衫，另一件做了條雪青洋紗袴子。那是我最後一次對從前的人牽衣不捨。排隊登記戶口。一個看似八路軍的老幹部在街口擺張小學校的黃漆書桌，輪到我上前，他一看是個老鄉，略怔了怔，因似笑非笑問了聲：「認識字嗎？」 我點點頭，心裡很得意。顯然不像個知識份子。而現在，這些年後，忽然發現自己又在那條神奇的綢布攤的街上，不過在今日香港不會有那種鄉下趕集式的攤販了。這不正是我極力避免的，舊地重遊的感慨？我不免覺得冤苦。寧可冒身體發膚的危險去躲它，倒偏偏狹路相逢，而且是在這黑暗死寂的空街上，等於一同封死在鐵桶裡，再鍾愛的貓也會撕裂你的臉，抓瞎你的眼睛。幸而我為了提心吊膽隨時準備著被搶劫，心不在焉，有點麻木。而且正在開始疑心，會不會走錯路了？通到夜市金舖的橫街，怎麼會一個人都沒有？當然順著上坡路比較吃力，摸黑走又更費勁。就像是走了這半天了。正耐著性子，一步一步往前推進，忽然一抬頭看見一列日光光雪亮的平房高高在上，像個泥金畫卷，不過是白

正耐著性子，一步一步往前推進，忽然一抬頭看見一列日光光雪亮的平房高高在上，像個泥金畫卷，不過是白金，孤懸在黑暗中。因為是開間很小的店面房子，不是樓房。對街又沒有房舍，就像「清明上河圖」，更有疑幻疑真的驚喜。貨比三家不吃虧，我這家走到那家，櫃檯後少年老成的青年店員穿著少見的長袍──不知道是否為了招徠遊客──袖著手笑嘻嘻的，在他們這不設防城市裡，好像還是北宋的太平盛世。除了玻璃櫃裡的金飾，一望而知不是古中國。貨品家家都一樣，也許是我的幻覺，連店員也都一模一樣。我買了兩隻小福字頸飾串在細金鍊條上。歸途還是在黑暗中，不知道怎麼彷彿安全了點。其實他們那不設防城市的默契──如果有的話──也不會延展到百步外。剛才來的時候沒遇見，還是隨時可以冒出個人影來。但是到底稍微放心了點，而且眼睛比較習慣了黑暗。這才看到攔街有一道木柵門，不過大敞著，只見兩旁靠邊丈來高的卅字架。大概門雖設而長開。傳說賈寶玉淪為看街兵，不就是打更看守街門？更鼓宵禁的時代的遺跡，怎麼鹿港以外竟還有？從前買布的時候怎麼沒看見？那就還是不是這條街，真想不到，臨走還有這新發現。當然，也許是古□，不是古蹟。但是怎麼會保留到現在，尤其是這全島大拆建的時候？香港就是這樣，沒準。忽然空中飄來一縷屎臭，在黑暗中特別濃烈。不是倒馬桶，沒有刷馬桶的聲音。晚上也不是倒馬桶的時候。也不是有人在街上大便，露天較空曠，不會這樣熱呼呼的。那難道是店面樓上住家的一掀開馬桶蓋，就有這麼臭？而且還是馬可孛羅的世界，色香味俱全。我覺得是香港的臨去秋波，帶點安撫的意味，若在我憶舊的份上。在黑暗中我的嘴唇旁動著微笑起來，但是我畢竟笑不出來，因為疑心是跟它訣別了。發掘〈重訪邊城〉的過程 宋以朗／文 〈重訪邊城〉是怎麼樣發掘出來的？這件事是我經手的。首先，我要介紹自已。我的名字是宋以朗，我是宋淇〈林以亮〉和鄺文美的兒子。根據我家里人說，我父母與張愛玲早在五○年代結交好友。當時我年紀太小，所以我沒有任何回憶。在一九六一年秋天，張愛玲先訪台灣，再到香港。在香港期間，有幾個星期，張愛玲是住在我們家裡的，我記憶中的張愛玲，是一個高高的貴雅的上海女士。一九六八年，我放洋讀書，其後定居美國東岸，從此沒再見過張愛玲。一九九五年，張愛玲過世，我父母告訴我，張愛玲留了遺囑，將所有財產贈予他倆。當時我也沒有多想；一九九六年，我父親過世。二○○二年十二月，我母親中風。二○○三年一月，我返回香港長期照顧母親。回香港後，我發現家裡面有一箱箱的張愛玲資料，包括書信、文稿、日常觀察、語錄、簽語、證件等等。但那些資料沒有經過整理，所以我也不大明了內容情況。二○○七年，李安的電影「色，戒」上映，我這才重新閱讀家裡的張愛玲資料，找出有關〈色，戒〉的部份，並提供給媒體發表，我也因此逐漸明了張愛玲資料的大致狀況。這期間，香港大學要求提供有關「張愛玲，〈色，戒〉與香港大學」的資料，當時我從一堆三十四頁非常混亂的資料中，才找出一頁描述香港大學校園的資料。二○○七年十一月，母親逝世，我開始正式細心整理張愛玲的資料。當我重新閱讀那份三十四頁稿子的時候，我發現它其實是一篇完整的遊記──〈重訪邊城〉。文中作者提到坐飛機剛到台灣，有一個穿西裝的人問她：「你是李察．尼克遜太太？」我想起在張愛玲資料中看過英文版：〈You are Mrs. Richard Nixon？ 〉原來那篇英文遊記是在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八日於美國雜誌《The Reporter》刊出的〈A Return To The Frontier〉。我小心比較〈A Return To The Frontier〉與〈重訪邊城〉，發現後者不是從英文版直接翻譯的，因為它新加了很多文字。 〈A Return To The Frontier〉在當時台灣的文學界，引起了極大的迴響，主要是因為張愛玲到台灣短期旅遊，她會見了王禎和，白先勇，王文興，陳若曦等人，一般反應對〈A Return To The Frontier〉不是甚佳，也許大家對「祖師奶奶」期望太高了，但僅僅一個星期的短期旅遊，不大可能啟發出什麼高知卓見，而且英文寫作也顯示不出張愛玲中文的真正功力。母親在去年過世後，我現在是張愛玲文學遺產的執行人，擔負著該不該讓〈重訪邊城〉出版的責任。第一個考慮的，應當是作者的意願。張愛玲的資料裡面，沒有提到過有關〈重訪邊城〉的事，所以我只能臆測：〈A Return To The Frontier〉在一九六三年刊出，而〈重訪邊城〉推斷是一九八二年以後才開始撰寫（因為文中引用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光華雜誌》中關於鹿港龍山寺的部份）。張愛玲也許知道了當年台灣讀者這方面對〈A Return To The Frontier〉的反應，耿耿於懷，以至二十年後再用中文還原原意，等於是回應當年台灣反應的一段情結。所以我是傾向出版。第二個考慮是文學價值。 〈重訪邊城〉的原稿有些混亂，可能因為還是初稿，未經修飾，不宜出版。我不是文學專家，所以我交給皇冠編輯，因為他們跟張愛玲合作四十多年，一定清楚「祖師奶奶」的標準。基於文學價值與歷史價值，他們對出版的態度是肯定的。這些就是〈重訪邊城〉公諸於世的原因。 （※按：《皇冠》二○○八年四月號。）

LK Fan

7月6日下午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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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遗作／重访边城（全文）

关于〈重访边城〉 ◎皇冠编辑部 一九六一年秋天，张爱玲先访台湾，再到香港。 一九六三年三月，张爱玲写下一篇英文游记〈A Return To The Frontier〉， 发表于美国杂志《The Reporter》，在当时台湾文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回响。 二○○七年十一月，张爱玲的遗产继承人宋以朗从家里面一箱箱的张爱玲资料中， 发现了一篇极为珍贵的文稿──〈重访边城〉， 那是根据张爱玲本人在台湾和香港的短期旅游经验，所写下的完整游记！ 让人惊喜的是，它不是从英文版直接翻译，而是张爱玲重新写过的版本。 台湾和香港，在张爱玲眼中皆属「边城」， 透过她的眼睛，我们彷佛穿越时光， 看见了一个焕发着奇特生命力的台湾， 以及旧时香港色香味俱全的寻常生活。 ※编注：此份手稿由于年代久远，部分字迹已模糊难辨，为尊重作者，在此以空格代替。 －－－－－－－－－－－－－－－－－－－－－－－－－－ 重访边城 我以前没到过台湾，但是珍珠港事变后从香港回上海， 乘的日本船因为躲避轰炸，航线弯弯扭扭的路过南台潜，不靠岸，远远的只看见个山。 倚在船舷上还有两三个乘客，都轻声呼朋唤友来看，不知道为什么不敢大声。 我站在那里一动都不动，没敢走开一步， 怕错过了，知道这辈子不会再看见更美的风景了…… 张爱玲／文 我回香港去一趟，顺便弯到台湾去看看。在台北下飞机的时候，没预备有认识的人来接。我叫麦先生麦太太不要来，因为他们这一向刚巧忙。但是也可能他们托了别人来接机，所以我看见一个显然干练的穿深色西装的人走上前来，并不感到诧异。 「你是李察．尼克逊太太？」他用英语说。 我看见过金发的尼克逊太太许多照片，很漂亮，看上去比她的年龄年青二三十岁。我从来没以为我像她，而且这人总该认得出一个中国女同胞，即使戴着太阳眼镜。但是因为女人总无法完全不信一句谀词，不管多么显与事实不符，我立刻想起尼克逊太太瘦，而我无疑地是瘦。也许他当作她戴了黑色假发，为了避免引起注意？ 「不是，对不起，」我说。 他略一颔首，就转身再到人丛中去寻找。他也许有四十来岁，中等身材，黑黑的同字脸，浓眉低额角，皮肤油腻，长相极普通而看着很顺眼。 我觉得有点奇怪，尼克逊太太这时候到台湾来，而且一个人来。前副总统尼克逊刚竞选加州州长失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了句气话：「此后你们没有尼克逊好让你们踢来踢去了。」显然自己也以为他的政治生命完了。正是韬光养晦的时候，怎么让太太到台湾来？即使不过是游历，也要避点嫌疑。不管是怎么回事，总是出了点什么差错，才只有这么一个大使馆华人干员来接她。 「你们可晓得尼克逊太太要来？」我问麦氏夫妇。他们到底还是来了。 「哦？不晓得。没听见说。」 我告诉他们刚才那人把我误认作她的笑话。麦先生没有笑。 「唔。」然后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有这么个人老是在飞机场接飞机，接美国名人。有点神经病。」 我笑了起来，随即被一阵抑郁的浪潮淹没了，是这孤岛对外界的友情的渴望。 一出机场就有一座大庙，正殿前一列高高的白色水泥台阶，一个五六十岁的太太相当费劲地在往上爬，裹过的半大脚，梳着髻，臃肿的黑旗袍的背影。这不就是我有个中学同班生的母亲？ 麦先生正在问我「回来觉得怎么样？」我惊异地微笑，说：「怎么都还在这儿？当是都没有了嘛！」除了年光倒流的感觉，那大庙几乎直盖到飞机场里，也增加了时空的混乱。当时没想到，送行怕飞机失事，要烧香求菩萨保佑，就像渔村为了出海打渔危险，必定要有妈祖庙一样。 我以前没到过台湾，但是珍珠港事变后从香港回上海，乘的日本船因为躲避轰炸，航线弯弯扭扭的路过南台湾，不靠岸，远远的只看见个山。是一个初夏轻阴的下午，浅翠绿的欹斜秀削的山峰映在雪白的天上，近山脚没入白雾中。像古画的青绿山水，不过纸张没有泛黄。倚在船舷上还有两三个乘客，都轻声呼朋唤友来看，不知道为什么不敢大声。我站在那里一动都不动，没敢走开一步，怕错过了，知道这辈子不会再看见更美的风景了。当然也许有更美的，不过在中国人看来总不如──没这么像国画。 轮船开得不快，海上那座山维持它固定的姿势，是否有好半天，还是不过有这么一会工夫，我因为实在贪看，唯恐下一分钟就没有了，竟完全没数，只觉得在注视，也不知道是注入还是注出，彷佛一饮而尽，而居然还在喝，还在喝，但是时时刻刻都可能发现衔着空杯。末了它是怎样远去或是隐没的，也不记得了，就那一个永远忘不了的印象。这些年后到台湾来，根本也没打听那是什么山。我不是登山者，也不想看它陆地上的背面。还是这样好。 「台北不美，不过一出城就都非常美，」麦先生在车上说。 到处是骑楼，跟香港一样，同是亚热带城市，需要遮阳避雨。罗斯福路的老洋房与大树，在秋暑的白热的阳光下树影婆娑，也有点像香港。等公车的男女学生成群，穿的制服乍看像童子军。红砖人行道我只在华府看到，也同样敝旧，常有缺砖。不过华盛顿的街道太宽，往往路边的两层楼店面房子太猥琐，压不住，四顾茫茫一片荒凉，像广场又没有广场的情调，不像台北的红砖道有温暖感。 麦氏夫妇知道我的脾气，也不特地请吃饭招待，只作了一些安排。要看一个陌生的城市，除了步行都是走马看花。最好是独行，但是像我这样不识方向的当然也不能一个人乱走。 午后麦太太开车先送麦先生上班，再带我到画家席德进那里去。麦太太是美国人，活泼泼地把头一摔，有点赌气地说：「他是我最偏爱的一个人。（He's my favorite person.）」 她在大门口楼梯脚下哇啦一喊，席先生打着赤膊探头一看，有点不好意思地去穿上衬衫再招呼我们上楼。楼上虽然闷热，布置得简单雅洁，我印象中原色髹漆的板壁很多，正是挂书的最佳背景。走廊就是画廊。我瞻仰了一会，太热，麦太太也没坐下就走了，席先生送她出去，就手陪我去逛街。 有席德进带着走遍大街小巷，是难求的清福。他默无一语，简直就像你一个人逍遥自在地散步，不过免除迷路的恐慌。钻进搭满了晾衣竿的狭巷，下午湿衣服都快干了，衣角偶而微凉，没有水滴在头上。盘花金色铁窗内望进去，小房间里的单人床与桌椅一览无余，浅粉色印花挂衣袋是美国没有的。好像还嫌不够近，一个小女孩贴紧了铁栅站在窗台上，一动也不动地望着我们挨身走过。也许因为房屋经巧新建，像挤电梯一样挤得不郁塞，彷佛也同样是暂时的。 走过一个花园洋房，灰色砖墙里围着相当大的一块空地，有两棵大树。 「这里有说书的。时候还没到，」他说。 想必是露天书场，藤椅还没搬出来。比起上海的书场来，较近柳敬亭原来的树下或是茶馆里说书。没有粽子与苏州茶食，茶总有得喝？要经过这样的大动乱，才摆脱了这些黏附物──零食：雪亮的灯光下，两边墙上橱窗一样大小与位置的金框大镜，一路挂到后座，不但反映出台上的一颦一笑，连观众也都照得清清楚楚。大概为了时髦妓女和姨太太们来捧场，听完了一档刚下场就袅袅婷婷起身离去，全场瞩目，既出风头又代作广告。 经过一座庙，进去随喜。这大概是全世界最家常的庙宇，装着日光灯，挂着日历。香案上供着蛋杯──吃煮蛋用的高脚小白磁杯，想是代替酒盅。拜垫也就用沙发上的荷叶边软垫，没有蒲团。墙上挂着个木牌写着一排排的姓名，不及细看，不知是不是捐钱盖庙的施主。 祀的神中有神农，半裸，深棕色皮肤，显然是上古华南居民，东南亚人的远租。神农尝百草，本来草药也大都是南方出产，北边有许多都没有。草药发明人本来应当是华南人。──是否就是「南药王」？──至于民间怎么会知道史前的华南人这么黑，只能归之于种族的回忆，浩如烟海的迷茫模糊的。我望着那长方脸黝黑得眉目不清的，长身盘腿坐着的神农，败在黄帝手中的蚩尤的上代，不禁有一种森森然的神秘感，近于恐惧。 神案上花瓶里插着塑胶线组成的镂空花朵。又插着一大瓶彩纸令旗，过去只在中秋节的香斗上看见过。该是道教对佛寺的影响。神殿一隅倚着搭戏台用的木材。 下一座庙是个古庙──当然在台北不会太古老。灰色的屋瓦白苍苍的略带紫蓝，色调微妙，先就与众不同。里面的神像现代化得出奇，大头，面目狰狞，帽子上一颗大绒球横斜，武生的戏装；身材极矮，从俯视的角度压缩了。与他并坐的一位索性没有下半身。同是双手搁在桌上，略去下肢的一个是高个子，躯干拉长了，长眉直垂到腮颊上。这决不是受后期印象派影响的现代雕塑，而是当年影响马蒂斯的日本版画的表亲或祖先。日本吸收中国文化，如汉字就有一大部份是从福建传过去的。闽南塑像的这种特色，后来如果失传了，那就是交通便利了些之后，被中原的主流淹没了。（注） ※注：鹿港龙山寺未经翻修，还是古朴的原貌。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光华杂志有它一个守护神的彩色照片，凶恶的朱红脸，不屑地撇着嘴，厚嘴唇占满了整个下颏。同年十二月时报周刊二五一期有题作「待我休息」的照片，施安全摄：两个抬出巡行的神将中途倚墙小憩，一白一黑，一高一矮。颀长穿白袍的一个，长眉像刷子一样掩没了一对黑洞洞的骷髅眼孔；是八字眉，而八字的一撇往下转了个弯，垂直披在面颊上，如同鬓发。矮黑的一个，脸黑得发亮，撇着嘴冷笑，露出一排细小的白牙，两片薄薄的红唇却在牙齿下面抿得紧紧的──颠倒移挪得不可思议。局部的歪曲想必是闽南塑像独特的作风。地方性艺术的突出发展往往不为人注意，像近年来南管出国，获得法国音乐界的剧赏，也是因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变局，才把时代的水银灯拨转到它身上。※ 下首大玻璃柜里又有只淡黄陶磁怪龙，上颏奇长，长得像食蚁兽，如果有下颏，就是鳄鱼了，但是缺下颏，就光吐出个舌头。背上生翅，身子短得像四脚蛇。创造怪兽，似乎殷周的铜器之后就没有过？ 这么许多疑问，现成有行家在侧，怎么不请教一声？彷佛有人说过，发问也要学问。我脑子一时转不过来，不过看着有点奇怪而已，哪问得出什么。连庙名没看清楚，也都没问是什么庙。多年后根据当时笔记作此文，席德进先生已经去世，要问也没处问了。那天等于梦游症患者，午睡游台北。反正那庙不会离席先生寓所太远，不然我也走不动。 麦家这两天有远客住在他们家，替我在山上的日式旅馆定了个房间，号称「将军套房」，将军上山来常住的。进房要经过一连串的小院子，都有假山石与荷池，静悄悄的一个人影子都不见。在房中只听见黄昏细雨打着芭蕉，还有就是浴室里石狮子嘴里流出的矿泉，从方柜形水泥浴缸口漫出来，泊泊溅在地上。房间里榻榻米上摆着藤家具。床上被单没换，有大块黄白色的浆硬的水渍。显然将军不甘寂寞。如果上次住在这里的是军人。我告诉自已不要太挑剔，找了脚头一块干净土蜷缩着睡，但是有臭虫。半夜里还是得起来，睡在壁龛的底板上──日式客厅墙上的一个长方形浅洞，挂最好的画，摆最好的花瓶的地方。下缘一溜光滑的木板很舒服，也不太凉。一觉睡到日上三竿，女服务生进来铺床，找不到我，吓了一大跳。 幸而只住了一夜。麦家托他们的一个小朋友带我到他家乡花莲观光，也是名城，而且有高山族人。 一下乡，台湾就褪了皮半卷着，露出下面较古老的地层。长途公共汽车上似乎全都是本省人。一个老妇人扎着地中海风味的黑布头巾、穿着肥大的清装袄袴，戴着灰白色的玉镯──台玉？我也算是还乡的复杂的心情变成了纯粹的观光客的游兴。 替我做向导的青年不时用肘弯推推我，急促地低声说：「山地山地！」 我只匆匆一瞥，看到一个纤瘦的灰色女鬼，颊上刺青，刻出蓝色胡须根根上翘，翘得老高，背上背着孩子，在公路旁一爿店前流连。 「山地山地！」 吉卜西人似的儿童，穿着破旧的Ｔ恤，西式裙子，抱着更小的孩子。 「有日本电影放映的时候，他们都上城来了，」他说。 「哦？他们懂日文？」 「说得非常好。」 车上有许多乘客说日语。这都是早期中国移民，他们的年青人还会说日文的多得使人诧异。 公共汽车忽然停了，在一个「前不巴村，后不巴店」的地方。一个壮硕的青年跳下车去，车掌也跟着下去了。忽然打起架来，两人在地下翻滚。蓝天下，道旁的作物像淡白的芦梗矮篱似的齐臻臻约有二尺高。 「契咖茹哟！契咖茹哟！（搞错了哟！）」那青年在叫喊。 司机也下去了，帮着打他。 大概此地民风强悍。一样是中国人，在香港我曾经看见一个车掌跟着一个白坐电车的人下去，一把拉住他的西装领带，代替从前的辫子，打架的时候第一先揪的。但是那不过是推推搡搡辱骂恫吓，不是真动武。这次我从台湾再去香港，有个公车车掌被抓进警察局，因为有个女人指控他用车票打孔机打她。──他们向来总是把那件沉重的铁器临空扳得轧轧响，提醒大家买票。──那也还不是对打。香港这一点是与大陆一致的，至少是提倡「武斗」前的大陆。 这台湾司机与车掌终于放了那青年，回到车上来。 「他们说这人老是不买票，总是在这儿跳下去，」我的青年朋友把他们的闽南话译给我听。 挨打的青年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尘。他的美军剩余物资的茶褐色衬衫撕破了。公车开走了，开过他身边的时候，他向它立正敬礼。他不会在日据时代当过兵，年纪不够大，但是那种奇异的敬意只有日本有。 观光客大都就看个教堂，在中国就是庙了。花莲的庙比台北还更家庭风味，神案前倚着一辆单车，花瓶里插着鸡毛掸帚。装置得高高的转播无线电放送着流行音乐。后院红砖阑干砌出工字式空花格子，衬着芭蕉，灯影里偶有一片半片蕉叶碧绿。后面厨房里昏黄的灯下，墙上挂着一串玲珑的竹片锁链，蒸馒头用的。我不能想像在蒸笼里怎么用，恨不得带回去拿到高级时装公司去推销，用作腰带。纯棉的瑞士花布如果乱红如雨中有一抹竹青，响应竹制衣带，该多新妍可喜！ 花莲城隍庙供桌上的暗红漆筊杯橡一副猪腰子。浴室的白磁砖墙。殿前方柱与神座也是白磁砖。横挡在袖案前的一张褪色泥金雕花木板却像是古物中的精品。又有一对水泥方柱上刻着红字对联。忽然一抬头看见黑洞洞的天上半轮凉月──原来已经站在个小院子里。南中国的建筑就是这样紧凑曲折，与方方正正的四合院大不相同。月下的别院，不禁使人想起无数的庵堂相会的故事。 此地的庙跟台北一样，供香客插烛的高脚蜡台上都没装铁签──那一定是近代才有的。台湾还是古风，山字架的下截补换了新木，更显出上半的黯黑旧白木棍棒的古拙。有的庙就在木架上架只小藤箩，想必箩中可以站满蜡烛──一只都没有，但是揣度木架的部位与高矮，不会不是烛台。因陋就简，还是当初移民的刻苦的遗风。 还有一个特点是神像都坐在神龛外，綉幔前面。乍看有点看不惯，太没掩蔽，彷佛丧失了几分神秘庄严。想来是神像常出巡，抬出抬进，天气又热，挥汗出力搬扛的人挨挨擦擦，会污损丝绸帐幔。我看见过一张照片上，庙门外挤满了人，一个穿白汗背心的中年男子笑着横抱着个长须神像，脸上的神情亲切，而彷佛不当桩事，并不肃然。此地的神似乎更接近人间，人比在老家更需要神，不但背乡离井，同荒械斗「出草」也都还是不太久以前的事，其间又还经过五十年异族的统治，只有宗教是还是许可的。这里的人在时间空间上都是边疆居民，所以有点西部片作风。我想起公共汽车旁的打斗。 花莲风化区的庙，荷叶边拜垫上镶着彩色补钉图案，格外女性化些。有一只破了的，垫在个大缸底下。高僧坐化也是在缸中火葬的，但是这里的缸大概是较日常的用途。缸上没有木盖，也许还是装自来水前的水缸。香案前横幅浮雕板上嵌满碎珊瑚枝或是海滩石子作背景。日光灯的青光下，綉花神幔上包着的一层玻璃纸闪闪发光。想必因为天气潮湿，怕丝绸腐烂。 夜间没有香客，当然是她们正忙的时候。殿外大声播送爵士乐，更觉冷冷清清。廊下一群庙祝高坐在一个小平台上，半躺在藤椅上翘着脚喝茶谈天。殿侧堆着锣鼓乐器，有一面大鼓上写着「特级」二字。 附近街上一座简陋的三层楼木屋，看上去是新造的，独门独户站在一小块空地上，门口挂着「甲种妓女户」门牌。窗内灯光雪亮，在放送摇滚乐。靠桥直挺挺两只木椅，此外一无所有。两个年青的女人穿着短旗袍，长头发披在背上，彷佛都是大眼睛高个子高胸脯，足有国际标准，与一个男子在跳摇滚舞。男子近中年了，胖胖的，小眼睛，有点猪相，拱着鼻子，而面貌十分平凡，穿着米色拉链夹克，随和地舒手舒脚，至多可以说跟得上。但是此地明明不是舞校，也许是他们自己人闲着没事做广告。 二等妓院就没有这么纯洁了。公共食堂大观园附设浴堂，想也就是按摩院，但是听说是二等妓院。楼下一排窗户里，有一张藤躺椅上铺着条毛巾被，通内室的门里有个大红织锦缎长旗袍的人影一闪。这样衣冠齐整怎么按摩？似乎与大城市的马杀鸡性质不同。 另一个窗户里有个男子裸体躺在藤椅上，只盖块大毛巾。又有个窗户里，一个人伛偻着在剪脚趾甲。显然不像大陆上澡堂子里有修脚的。既然是自理，倒不省点钱在家里剪，而在这春宵一刻值千金的时候且忙着去剪脚趾甲。虽然刚洗过澡指甲软些容易剪，也是大杀风景的小小豪举。 这一排窗户不知是否隔成小室的统间，下半截墙漆成暗绿色，上半截奶油色，壁上有只老式挂钟。楼下大敞着门，门前停着许多单车，歪歪斜斜互相偎倚着叠放。大门内一列深棕色柜台，像旅馆或医院挂号处。墙壁也漆成同样的阴暗的绿色，英美人称作「医院绿」的。 大概因为气候炎热需要通风，彷佛没有窗帘这样东西，一律开放展览。小电影院也只拉上一半铁门，望进去黑洞洞的一直看到银幕与两旁的淡绿色舞台幕。 风化区的照相馆门口高高下下挂满妓女的照片，有的学影星张仲文长发遮住半边脸，有的像刘琦，都穿着低领口夜礼服。又有同一人两张照片叠印的，清末民初盛行的「对我图」。 夜游后，次日再去看古屋。本地最古老的宅第是个二层楼红砖屋，正楼有飞檐，山墙上镶着湖绿陶磁挖花壁饰，四周簇拥着淡蓝陶磁小云朵。两翼是平房。场院很大，矮竹篱也许是后添的。院门站得远远的，是个小牌楼，上有飞檐，下面一对红砖方柱。 台湾彷佛一直是红砖，大概因为当地的土质。大陆从前都是青砖，其实是深灰色，可能带青灰。因为中国人喜爱青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迳称为青砖。红砖似是外来的，英国德国最普遍的，条顿民族建筑的特色。在台湾，红砖配上中国传统的飞檐与绿磁壁饰，于不调和中别有一种柔艳憨厚的韵味。 有个嘉庆年间的庙，最由的一翼封闭了，一扇门上挂着木牌，上写「办公处Office」。侧面墙上有个书卷形小窗，两翼各嵌一只湖绿陶磁挖花壁饰作窗棂，中央的一枚想必砸破了，换装三根原木小棍子，也已经年深月久了，予人的感觉是原有的，整个的构图倒更朴拙有致。 又有一幢老屋，普通的窗户也用这种八角形绿磁挖花壁饰作窗棂，六只叠成两行。后加同色木栅保护，褪色的淡蓝木栅也仍旧温厚可爱，没有不调和。 小巷里，采茶叶的妇人背着孩子在门前平台上席地围坐，大家合捧着个大扁蔑篮，不住地晃动着。篮子里黑色的茶叶想必是乌龙，茶香十步外特别浓。另一家平台上堆满了旧车胎。印度也常有这种大门口的平台。 年青的朋友带我来到一处池塘，一个小棕榈棚立在水心。碧清的水中偶有两丛长草倒影。是农场还是渔塭？似乎我的导游永远都是沉默寡言，我不知道怎么也从来不问。 有个长发女郎站在亮蓝的水里俯身操作，一件橙黄桔绿的连衫裙卷到大腿上；面貌身材与那两个甲种妓女同一类型，不过纤巧清扬。除了电影里，哪有这等人物这身打扮作体力劳动的？如果我是贵宾来参观，就会疑心是「波田姆金的村庄」──俄国女皇凯萨琳二世的宠臣波田姆金（Potemkin）在女皇游幸途中遍植精雅的农舍，只有前面一堵假墙，又徵集村姑穿着当地传统服装载歌载舞，一片升平气象。 这美人想必引人注目惯了，毫不理会我们眈眈遥视，过了一会，迳自蹚水进棚去了。我这才微弱地嗳呀了一声，带笑惊叹。那青年得意地笑了。 此地大概是美人多。一来早期移民本来是南国佳人，又有娶山地太太的高山族，至少是花莲的阿美族比著名出美人的峇里人还要漂亮。 我们沿着池边走到一个棕榈凉亭歇息，吃柚子。从来没吃过这样酸甜多汁的柚子，也许因为产地近，在上海吃到湖南柚子早已干了。我望着地下栏杆的阴影里一道道横条阳光。刚才那彩色阔银幕的一场戏犹在目前，疑幻疑真，相形之下，柚子味吃到嘴里真实得使人有点诧异。 同是边城，香港不像台湾有一水之隔，不但接壤，而且返乡探亲扫墓的来来去去络绎不绝，对大陆自然看得比较清楚。我这次分租的公寓有个大屋顶洋台，晚上空旷无人，闷来就上去走走，那么大的地方竟走得团团转。满城的霓虹灯混合成昏红的夜色，地平线外似有山外山遥遥起伏，大陆横躺在那里，听得见它的呼吸。 二房东太太是上海人，老是不好意思解释他们为什么要分租：「我们都是寄包裹寄穷了呀！」 他们每月寄给她婆家娘家面条炒米咸肉，肉乾笋乾，砂糖酱油生油肥皂，按季寄衣服。有一种英国制即融方块鸡汤，她婆婆狂喜地来信说它「解决了我们一天两顿饭的一切问题。」砂糖他们用热水冲了吃作为补品。她弟弟在劳改营，为了窝藏一个国特嫌犯；写信来要药片治他的腰子病与腿肿。她妹妹是个医生，派到乡下工作。「她晚上要出诊，乡下地方漆黑，又高低不平，她又怕蛇──女孩子不就是这样。」她抱歉的声口就像是说她的两个女儿占用浴室时间太长，「女孩子不就是这样。」 我正赶上看见他们一次大打包。房东太太有个亲戚要回去，一个七十来岁的老太太，可以替他们带东西。她丈夫像牛仔表演捉小牛，用麻绳套住重物，挣扎得在地板上满地滚。房东太太烤了只蛋糕，又炖了一锅红烧肉。 「锅他们也用得着，」她说。 「一锅红烧肉怎么带到上海？」我说。 「冻结实了呀。火车像冰箱一样。」 她天亮就起来送行，也要帮着拎行李通过罗湖边境的检查。第二天她一看见我就叫喊起来：「哈呀！张小姐，差点回不来喽！」 「嗳呀，怎么了？」 「吓咦呀！先不先，东西也是太多。」她声音一低，用串通同谋的口气。「也是这位老太，她自己的东西实在多不过。整桶的火油，整箱的罐头，压成板的咸鱼装箱，衣裳被窝毯子，锅呀水壶，样样都有，够赔嫁摆满一幢房子的。关卡上的人不耐烦起来了。后来查到她皮夹子里有点零钱，人民票，还是她上趟回来带回来的，忘了人民票不许带出来的。伙咦！这就不得了了。『这是哪来的？哈？』嗯，『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找上我了：『你是什么人？啊？你跟她是什么关系，哈？你在这干什么，啊？』」房东太太虎起一张孩儿面，竖起一双吊梢眼，吼出那些「啊」「哈」。「嗳呀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是来送行的──心里嚜一直急得要死。」她皱着眉啧的一声，又把声音一低，窃窃私语道：「这位老太有好几打尼龙袜子缝在她棉袍里。」 「带去卖？」 「不是，去送礼。女人穿在长袴里。」 「──看都看不见！」 「不是长统的。」她向她小腿上比划了一下。「送给干部太太。她总喜欢谁都送到。好能干呵，老太。她把香港拍的电影进口。给高干看的。要这么些钱干什么？哈？七十岁了，又没儿女，哈？」她笑了。 这时候正是大跃进后大饥荒大逃亡，五月一个月就有六万人冲出香港边界。大都是邻近地带的乡民。向来是农民最苦，也还是农民最苦。十年前我从罗湖出境的时候，看见乡下人挑着担子卖菜的可以自由出入，还羡慕他们。我们火车上下来的一群人过了罗湖桥，把证件交给铁丝网那边的香港警察。拿了去送到个小屋去研究，就此音信杳然。正是大热天，我们站在太阳地里等着。这香港警察是个瘦长的广东靓仔，戴着新款太阳眼镜，在大陆来的土包子眼中看来奇大的墨镜，穿的制服是短袖衬衫，百慕达短袴，烫得摺痕毕挺，看上去又凉爽又倔傲，背着手踱来踱去。中共站岗的兵士就在我们旁边，一个腮颊圆鼓鼓的北方男孩，穿着稀皱的太大的制服。大家在灼热的太阳里站了一个钟头之后，那小兵愤怒地咕噜了一句，第一次开口：「让你们在外头等着，这么热！去到那边站着。」他用下颏略指了指后面一箭之遥，有一小块阴凉的地方。 我们都不朝他看，只稍带微笑，反而更往前挤近铁丝网，彷佛唯恐遗下我们中间的一个。但是仍旧有这么一刹那，我觉得种族的温暖像潮水冲洗上来，最后一次在身上冲过。 我学生时代的香港，自从港战后回上海，废学十年，那年再回去，倒还没怎么改变，不过校园后面小山上的树长高了，中间一条砖砌小径通向旧时的半山女生宿舍，比例不同了，也有点「面熟陌生」。我正眼都没看它一眼，时间的重量压得我抬不起头来，只觉得那些拔高了的小杉树还有点未成年人的伶仃相，一个个都是暗绿的池中暗绿的喷泉向白色的天上射去，噝噝哗哗地上升，在那一刹那间已经把我抛下很远，缩小了而清晰异常，倒看的望远镜中人，远远的站在地下。没等这画面成形，我早已转身走开了。 这次别后不到十年，香港到处在拆建，邮筒半埋在土里也还照常收件。造出来都是白色大厦，与非洲中东海洋洲任何新兴都市没什么分别。偶有别出心裁的，抽屉式洋台淡橙色与米黄相间，用色胆怯得使人觉得建筑师与画家真是老死不相往来约两族。 想必满山都是白色高楼，半山的杜鹃花早砍光了。我从来没问起。其实花丛中原有的二层楼姜黄老洋房，门前洋台上被了漆的木柱栏杆，掩映在嫣红的花海中，惨戚得有点刺目，但是配着碧海蓝天的背景，也另有一种凄梗的韵味，免得太像俗艳的风景明信片。 这种老房子当然是要拆，这些年来源源不绝的难民快把这小岛挤坍了，怎么能不腾出地方来造房子给人住？我自己知道不可理喻，不过是因为太喜欢这城市，兼有西湖山水的紧凑与青岛的整洁，而又是离本土最近的唐人街。有些古中国的一鳞半爪给保存了下来，唯其近，没有失真，不像海外的唐人街。 这次来我住在九龙，难得过海，怕看新的渡轮码头，从前光润的半旧枣红横条地板拆了，换了水泥地。本来一条长廊伸出海中，两旁隔老远才有一张玻璃盒装的广告画，冷冷清清介绍香烟或是将上映的影片。这么宝贵的广告空闲，不予充分利用，大有谐星的 throwing line 的风度──越是妙语越是「白扔掉」，不经意地咕哝一声，几乎听不清楚。那一份闲逸我特别欣赏。 相形之下，新盖的较大的水泥建筑粗陋得惨不忍观。我总是实在非过海不可，才直奔那家店铺，目不斜视。这样□□，目然见闻很少。 但是看来南下的外省人已经同化了。孩子们在学校里说广东话，在家里也不肯讲任何其他方言，正好不与父母交谈，别处的十几岁的人也许会羡慕他们有这藉口。 耶诞节他们跟同学当面交换圣诞卡片。社会上不是教徒也都庆祝，送礼，大请客。 报上十三妹写的专栏有个读者来信说：「我今年十九岁。」一年前她父亲带她从华北逃出来，一路经过无数艰险，最后一程子路乘小船到澳门，中途被中共射击，父亲用身体遮着她，自己受了重伤，死在澳门的医院里。她到了香港，由父亲的一个朋友给找了个小事，每个月约有一百元港币，只够租一个床位，勉强存活。「全香港只有我不过圣诞节，」她信上说。「请告诉我我是不是应当回大陆去。」 十三妹怎样回答的，不记得了，想必总是劝勉一番。我的反应是漫画上的火星直爆，加上许多「！」与「＃」，不管「＃」在这里是代表什么，当然也不值得这样大惊小怪，在封闭的社会里，年青人的无知，是外间不能想像的。连父母在家里有许多话也都不敢说，怕万一被子女检举。一到了香港的花花世界，十九岁的女孩正是爱美的年龄，想装饰自己的欲望该多强烈。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是真宁可回到「大家没得」的地方，少受点痛苦。不过一路出来，没有粮票路条，不靠亲友帮忙决走不了这么远。一回去追究起来，岂不害了这些恩人？ 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故事，紧张，悲壮，对人性有讽刺性的结局。可惜我不会写。 临走我有个亲戚约了在香港饭店见一面，晚上七点半在大厅上泡壶红茶，叫了一盘小蛋糕。谈了一会，出来也才八点多。我得要买点廉价金饰带回去送人，听说就在后面一条街上就有许多金铺，开到很晚，顺便去一趟。在饭店门口作别，不往天星码头走，需要□□。表姑父听我说还要买东西，有点错愕，但是显然觉得我也算是个老香港了，不便说什么，略一点头呵腰，就在灯光黯淡的门廊里一转弯消失了身影。 我循着门廊兜过去，踏上坡斜的后街往上爬，更黑洞洞起来，一个人影子都不见。香港也像美国了，一到了晚上，营业区就成了死城，行人绝迹，只有汽车风驰电掣来往。这青石板山道斜度太陡，不通车，就一片死寂。 到底是中环，怎么这么黑？我该不是第一次发现我有夜盲症，但还是不懂怎么没走过几家门面，顿时两眼漆黑。小时候天色黄昏还在看书，总听见女佣喊叫：「再看要鸡茅（盲？）子眼啦！」「开了灯不行吗？」「开了灯也是一样！」似乎是个禁忌的时辰。只知道狗的视力不佳，鸡是天一黑就看不见了？也许因此一到晚上「鸡栖于埘」，必须回到鸡窝去。照理在光线不足的地方看书，只会近视。黄昏的时候看书就得夜盲症，那是个禁忌的时辰，彷佛全凭□想，不科学。但是事实是我傍晚下台阶就看不清楚梯级，戴着眼镜也没用。不过一向没注意，这下子好了──正赶着这时候壮着胆子不去想香港那些太多的路劫的故事，索性瞎了眼乱闯，给捅一刀也是自讨的。 都怪我不肯多跑一趟，怕过海，要两次并一次，这么晚才去买东西。谁叫你这样感伤起来，我对自己说。就有那么些感情上的奢侈！怕今昔之感，就不要怕匝颈路劫。活该！ 道旁该都是匹旧式小店，虽然我这次回来没来过。楼上不会不住人，怎么也没有半点灯光？也是我有点心慌意乱，只顾得脚下，以及背后与靠近的一面随时可能来的袭击，头上就不理会了，没去察看有没有楼窗漏出灯光，大概就有也稀少微弱，而且静悄悄的声息毫无。 要防街边更深的暗影中窜出人来，因此在街心只听见石板路□□□的脚步声。古老的街道没有骑楼，□直，平均地往上斜，相当阔，但是在黑暗中可宽可窄，一个黑胡同。预期的一拳一脚，或是一撞，脑后一闷棍，都在蓄势跃跃欲试，似有若无在黑暗中像风吹着柔软的气球面，时而贴上脸来，又偶一拂过头发，擦身而过，仅只前前后后虚晃一招。 这不是摆绸布摊的街吗？方向相同，斜度相同。如果是的，当然早已收了摊子，一点痕迹都不留。但是那故乡气的市集，现在的香港哪还会有？现在街上摆地摊的只有大陆带出来的字画，挂在墙上。事隔二十年，我又向来不认识路，忘了那条街是在娱乐戏院背后，与这条街平行。但是就在这疑似之间，已经往事如潮，四周成为喧闹的鬼市。摊子实在拥挤，都向上发展，小车柜上竖起高高的杆柱，挂满衣料，把沿街店面全都挡住了。 在人丛里挤着，目不暇给。但是我只看中了一种花布，有一种红封套的玫瑰红，鲜明得烈日一样使人一看就瞎了眼，上面有圆圆的单瓣浅粉色花朵。用较深的粉红密点代表阴影。花下两片并蒂的黄绿色小嫩叶子。同样花还有碧绿地子，同样的粉红花，黄绿叶子；深紫地子，粉红花，黄绿叶子。那种配色只有中国民间有。但是当然，非洲人穿的旷野原始图案的花布其实来自英国曼彻斯特的纺织厂──不过是针对老非洲市场，投其所好。英国人仿制的康熙青花瓷几可乱真。但是花洋布不会掉色。与我同去的一个同学用食指蘸了唾沫试过了。是土布。我母亲曾经喜欢一种印白竹叶的青布，用来做旗袍，但是那白竹叶上腻着还没掉光的石膏，藏青地子沾着点汗气就掉色，皮肤上一块乌青像伤痕。就我所知，一九三○年间就剩这一种印花土布了。香港这些土布打哪来的？如果只有广东有，想必总是广州或是附近城镇织造的。但是谁穿？香港山上砍柴的女人也跟一切广东妇女一样一身黑。中上等妇女穿唐装的，也是黑香云纱衫袴，或是用夏季洋服的浅色细碎小花布。□区与中环没有婴儿，所以一时想不到。买了三件同一个花样的实在无法在那三个颜色里选择一种──此外也是在这摊子上，还买了件大红粉红二色方胜图案的白绒布，连我也看得出这是婴儿襁褓的料子。原来这些鲜艳的土布是专给乳婴做衣服的，稍大就穿童装了。 在清初「十三行」时代──十三个洋行限设在一个小岛上，只准许广州商人到岛上交易──是唯一接近外国的都市，至今还有炸火腿三明治这一味粤菜为证。他们特有的这种土布，用密点绘花瓣上的阴影，是否受日本的影响？我只知道日本衣料设计惯用密圈，密点不确定。如果相同，也该是较早的时候从中国流传过去的，因为日本的传统棉布向来比较经洗，不落色，中国学了绘图的技巧，不会不学到较进步的染料。 看来这种花布还是南宋迁入广东的难民带来的，细水长流，不绝如缕，而且限给乳婴穿。 我从前听我姑姑说：「天津乡下女人穿大红扎脚袴子，真恶心！」那风沙扑面的黄土平原上，天津近海，想必海风扫荡下更是荒瘠不毛之地。人对色彩的渴望，可想而知。但看传统建筑的朱栏，朱门，红楼，丹樨，大红漆柱子，显然中国人是爱红的民族。──虽说「大红大绿」，绿不过是陪衬，因为讲究对称。几乎从来没有单独大块的绿色的──但是因为衣服比房舍更接近个人，大红在新房新妇之外成了禁条。 当时亲戚家有个年纪大的女仆，在上海也仍旧穿北方的扎脚袴。「老李婆的扎脚袴尿臊臭，」我姑姑也□□这笑话。老年人本来邋遢，帮佣生涯也一切马虎，扎脚袴又聚气。北边乡下缺水，天又冷，不大能洗澡。大红棉袴又容易脏，会有黑隐隐的垢腻痕。也许是尿臊臭的联想加上大红袴子的挑逗性，使我姑姑看了恶心。 唐宋的人物画上常有穿花衣服的，大都是简化的团花，可能并不忠实复制原来的图案。衣服几乎永远是淡赭色或是淡青，石青，石绿。当然，这不是说这些冲淡的色调不是适合国画的风格。从来没有。是否是有一种不成文法的自我约束？ 中国固有的丝绸棉布都褪色，所以绝大多数的人在绝大多数的时候都是穿褪色的衣服，正如韩国的传统服装是白色，因为多山的半岛物产不丰，出不起染料钱。中国古画中人物限穿淡赭，石青，石绿，淡青，原来是写实的，不过是褪了色的大红大绿深青翠蓝。中国人最珍爱的颜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红男绿女」──并不是官员才穿大红袍的。后人作画墨守成规，于是画中人穿那种冲淡的颜色。 明末清初冒辟疆在回忆录中写董小宛「衣退红衫」观潮，众人望之如凌波仙子。我一向以为「退红」是最淡的粉红，其实大概也就是淡赭色，不过身为名妓，她当然只穿新衣，是染就的淡赭红，穿着更亭亭入画。 倒不是绘画的影响，而是满清入关，满人不是爱红的民族，清宫的建筑与室内装修的色调都趋向苍□，上行下效，一方面物极必反，汉人本来也已穿厌了「鲜衣」。有这旬谚语：「若安占，须带三分孝。」白娘娘如果不是新寡，也就不可能一身白，成了她的招牌。《海上花》里的妓女大都穿湖色，也有穿鱼肚白，「竹根青」（泛背的淡黄褐色）的；小家碧玉赵二宝与她哥哥都穿月白。书中丧礼布置用湖色月白。显然到了晚清，上海的妓院与附近一带的小户人家已经没这些忌讳了。 鲜艳的色彩只有保守性的乡农仍旧喜爱，沦为没有纪录的次文化。此外大红大绿只存在于婚礼中，而婚礼向来是古代习俗的废纸篓，「儿女□□□」中安志节的考据，也都是当时已经失传的□节了。「洞房」这名词甚至于上溯到穴居时代，想必后来有了房屋，仍旧照上代的习惯，送一对新人。到山洞中过夜。洞房又称「青庐」，想必到了汉朝人烟稠密，安全清静的山洞太少，就在宅院中用青翠的树枝搭个小屋，仿效古人度夏或是行猎放牧的临时房舍。 从什么时候起，连农民也摒弃鲜艳的色彩，只给婴儿穿天津乡下女人的大红袴子。附近有一处妇女画春宫为副业──我虽只知道杨柳青的年画──都是积习相沿，同被视为陋俗。原因许是时装不可抗拒的力量，连在乡下，浓艳的彩色也终于过了时，嫌土头土脑了。但是在这之前，宋明理学也已经渗透到社会基层，女人需要处处防闲，不得不韬光养晦，珍爱的彩色只能留给小孩穿。而在一九四○年的香港，连穷孩子也都穿西式童装了，穿传统花布的又更缩到吃奶的孩子。 当时我没想到这么多，就只感到狂喜，第一次触摸到历史的质地──暖厚黏重，不像洋布爽脆──而又不像一件古董，微凉光滑的，无法在上面留下个人的痕迹；它自有它完整的亘古的存在，你没份，爱抚它的时候也已经被抛弃了。而我这是收藏家在古画上题字，只有更「后无来者」──衣料裁剪成衣服，就不能再属于别人了。我拿着对着镜子比来比去，像穿着一幅名画一样森森然，飘飘然。是什么时候绝迹于中原与大江南北，已经不可考了。港战后被我带回上海，做了衣服穿，一般人除了觉得怪，并不注意，只有偶而个把小贩看了似曾相识，凝视片刻，若有所悟，脸上浮出轻微的嘲笑。大概在乡下见过类似的破布条子。当然没穿多久就黯败褪色了。像抓住了古人的衣角，只一会工夫，就又消失了。 共产党来了以后，我领到两块配给布。一件湖色的，粗硬厚重得像土布，我做了件唐装喇叭袖短衫，另一件做了条雪青洋纱袴子。那是我最后一次对从前的人牵衣不舍。 排队登记户口。一个看似八路军的老干部在街口摆张小学校的黄漆书桌，轮到我上前，他一看是个老乡，略怔了怔，因似笑非笑问了声：「认识字吗？」 我点点头，心里很得意。显然不像个知识份子。 而现在，这些年后，忽然发现自己又在那条神奇的绸布摊的街上，不过在今日香港不会有那种乡下赶集式的摊贩了。这不正是我极力避免的，旧地重游的感慨？我不免觉得冤苦。宁可冒身体发肤的危险去躲它，倒偏偏狭路相逢，而且是在这黑暗死寂的空街上，等于一同封死在铁桶里，再钟爱的猫也会撕裂你的脸，抓瞎你的眼睛。幸而我为了提心吊胆随时准备着被抢劫，心不在焉，有点麻木。 而且正在开始疑心，会不会走错路了？通到夜市金铺的横街，怎么会一个人都没有？当然顺着上坡路比较吃力，摸黑走又更费劲。就像是走了这半天了。正耐着性子，一步一步往前推进，忽然一抬头看见一列日光光雪亮的平房高高在上，像个泥金画卷，不过是白金，孤悬在黑暗中。因为是开间很小的店面房子，不是楼房。对街又没有房舍，就像「清明上河图」，更有疑幻疑真的惊喜。 货比三家不吃亏，我这家走到那家，柜台后少年老成的青年店员穿着少见的长袍──不知道是否为了招徕游客──袖着手笑嘻嘻的，在他们这不设防城市里，好像还是北宋的太平盛世。除了玻璃柜里的金饰，一望而知不是古中国。货品家家都一样，也许是我的幻觉，连店员也都一模一样。 我买了两只小福字颈饰串在细金链条上。归途还是在黑暗中，不知道怎么彷佛安全了点。其实他们那不设防城市的默契──如果有的话──也不会延展到百步外。刚才来的时候没遇见，还是随时可以冒出个人影来。但是到底稍微放心了点，而且眼睛比较习惯了黑暗。这才看到拦街有一道木栅门，不过大敞着，只见两旁靠边丈来高的卅字架。大概门虽设而长开。传说贾宝玉沦为看街兵，不就是打更看守街门？更鼓宵禁的时代的遗迹，怎么鹿港以外竟还有？从前买布的时候怎么没看见？那就还是不是这条街，真想不到，临走还有这新发现。 当然，也许是古□，不是古迹。但是怎么会保留到现在，尤其是这全岛大拆建的时候？香港就是这样，没准。忽然空中飘来一缕屎臭，在黑暗中特别浓烈。不是倒马桶，没有刷马桶的声音。晚上也不是倒马桶的时候。也不是有人在街上大便，露天较空旷，不会这样热呼呼的。那难道是店面楼上住家的一掀开马桶盖，就有这么臭？而且还是马可孛罗的世界，色香味俱全。我觉得是香港的临去秋波，带点安抚的意味，若在我忆旧的份上。在黑暗中我的嘴唇旁动着微笑起来，但是我毕竟笑不出来，因为疑心是跟它诀别了。 发掘〈重访边城〉的过程 宋以朗／文 〈重访边城〉是怎么样发掘出来的？这件事是我经手的。 首先，我要介绍自已。我的名字是宋以朗，我是宋淇〈林以亮〉和邝文美的儿子。根据我家里人说，我父母与张爱玲早在五○年代结交好友。当时我年纪太小，所以我没有任何回忆。在一九六一年秋天，张爱玲先访台湾，再到香港。在香港期间，有几个星期，张爱玲是住在我们家里的，我记忆中的张爱玲，是一个高高的贵雅的上海女士。一九六八年，我放洋读书，其后定居美国东岸，从此没再见过张爱玲。 一九九五年，张爱玲过世，我父母告诉我，张爱玲留了遗嘱，将所有财产赠予他俩。当时我也没有多想；一九九六年，我父亲过世。二○○二年十二月，我母亲中风。二○○三年一月，我返回香港长期照顾母亲。 回香港后，我发现家里面有一箱箱的张爱玲资料，包括书信、文稿、日常观察、语录、签语、证件等等。但那些资料没有经过整理，所以我也不大明了内容情况。 二○○七年，李安的电影「色，戒」上映，我这才重新阅读家里的张爱玲资料，找出有关〈色，戒〉的部份，并提供给媒体发表，我也因此逐渐明了张爱玲资料的大致状况。这期间，香港大学要求提供有关「张爱玲，〈色，戒〉与香港大学」的资料，当时我从一堆三十四页非常混乱的资料中，才找出一页描述香港大学校园的资料。 二○○七年十一月，母亲逝世，我开始正式细心整理张爱玲的资料。当我重新阅读那份三十四页稿子的时候，我发现它其实是一篇完整的游记──〈重访边城〉。文中作者提到坐飞机刚到台湾，有一个穿西装的人问她：「你是李察．尼克逊太太？」我想起在张爱玲资料中看过英文版：〈You are Mrs. Richard Nixon？〉原来那篇英文游记是在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八日于美国杂志《The Reporter》刊出的〈A Return To The Frontier〉。我小心比较〈A Return To The Frontier〉与〈重访边城〉，发现后者不是从英文版直接翻译的，因为它新加了很多文字。 〈A Return To The Frontier〉在当时台湾的文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回响，主要是因为张爱玲到台湾短期旅游，她会见了王祯和，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等人，一般反应对〈A Return To The Frontier〉不是甚佳，也许大家对「祖师奶奶」期望太高了，但仅仅一个星期的短期旅游，不大可能启发出什么高知卓见，而且英文写作也显示不出张爱玲中文的真正功力。 母亲在去年过世后，我现在是张爱玲文学遗产的执行人，担负着该不该让〈重访边城〉出版的责任。第一个考虑的，应当是作者的意愿。张爱玲的资料里面，没有提到过有关〈重访边城〉的事，所以我只能臆测：〈A Return To The Frontier〉在一九六三年刊出，而〈重访边城〉推断是一九八二年以后才开始撰写（因为文中引用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光华杂志》中关于鹿港龙山寺的部份）。张爱玲也许知道了当年台湾读者这方面对〈A Return To The Frontier〉的反应，耿耿于怀，以至二十年后再用中文还原原意，等于是回应当年台湾反应的一段情结。所以我是倾向出版。 第二个考虑是文学价值。〈重访边城〉的原稿有些混乱，可能因为还是初稿，未经修饰，不宜出版。我不是文学专家，所以我交给皇冠编辑，因为他们跟张爱玲合作四十多年，一定清楚「祖师奶奶」的标准。基于文学价值与历史价值，他们对出版的态度是肯定的。这些就是〈重访边城〉公诸于世的原因。 （※按：《皇冠》二○○八年四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