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敬一院士評《非驢非馬》一書激發的爭議看似茶杯裡的風暴,其實談論中醫問題,不論贊成或質疑,都和我們自己對身體、醫療的定位有關,譬如COVID-19期間你/妳是否祇信西醫,或確診者有服清冠一號嗎?凡此都切身的很,也不會有定論。
雷祥麟處理的是現代性初萌的1930年代中國,但彼時日治台灣呢?以及 1949之後,國共對中醫的立場都有互動與爭鋒,關心者還是先從《非驢非馬》下手,再績(sic及)其他。
《思想坦克》登出雷祥麟教授回應朱敬一的解文,大家可先參照。
雷祥麟:
朱敬一院士針對拙作《非驢非馬:中醫、西醫與現代中國的相互形塑》在臉書發表了一篇長達兩千字的評論,讀完覺得十分感佩。平日我在讀完帶給自己啟發的書籍後,也不時會覺得應該努力寫下我的心得,好與愛書人在分享閱讀中得到更深的理解、思考與喜悅,只恨總是力不從心。看到朱院士這樣勤於閱讀與分享,帶動社會閱讀與討論的風氣,覺得很感謝與佩服。
對於身為作者的我而言,朱院士的評論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在最後提及他四十多年來打太極拳對「氣」的體會。這也是我在中文版序中所說的,我一直想把這本英文學術著作翻譯改寫為供大眾閱讀的中文書,就是因為中醫現代史一方面關係現代化與國家發展方向等重大問題,另一方面又涉及我們個人非常切身的體驗與困惑(頁13)。朱院士以鮮活細膩的文字描述「氣遍周身,氣斂入骨」的親身體驗,令人感到無比真切,但他最後不無遺憾地表示:「這些氣的感受,要怎麼『科學化』檢驗?我完全沒有概念」。
我自己的猜想是,因為朱院士對於氣有這樣長期而深刻的親身體驗,也在思考如何才能將這種對自己而言無比真實的體驗加以「科學化」,而又感到非常困難,所以他的評論是基於《非驢非馬》書中所描述的歷史而做出進一步的思考。《非驢非馬》是一部基於原始史料的歷史著作,但的確不是只想描述歷史,所以結論那章題為「與現代中醫一同思考」。看到讀者由閱讀此書而開始思考與分享他們本身所關切的問題,甚至許多專家花大功夫寫下細緻精彩的意見,作者當然覺得感動莫名。
只是我不得不指出,朱院士說「反對作者意見」的部分,其實是在反對當年中醫批評者的論點,而不是我的觀點(參見頁35),説「作者批評陳果夫的實驗『次序顛倒』」,那也是中醫批評者提出的批評(參見頁 275)。我的想法反而與朱院士相去不遠,是以覺得朱院士相當精準地捕捉到當年中醫批評的最大問題。朱院士反對中醫批評者的這幾個論點,如果書中的中醫改革者與陳果夫等人地下有知,應該都會感到認同與共鳴。而他們感到有苦難言之處,就在於他們與朱院士一樣相信自己見到許多有價值的東西,但是他們想要將其科學化的努力卻被中醫批評者論斷為「非驢非馬」——絕對沒有價值、絕對不會成功、絕對沒有意義。
應該也是由於氣功的體驗,朱院士很自然會想追問《非驢非馬》中的「中醫」究竟有沒有包含氣功,也因此困擾於書中為何沒有為「中醫」提供一個定義。朱院士的提問是:「本書『非驢非馬』的主詞究竟是什麼?….但就本書而言,非驢非馬的主詞顯然是『中醫』。但是全書沒有一個地方定義什麼是『中醫』。是把脈針炙嗎?是中藥治療嗎?包括氣功嗎?包括陰陽五行等理論嗎?我不是在這裡找碴,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主詞的定義是什麼。不了解定義,閱讀推論就很吃力。」
我完全相信朱院士提出這個問題不是找碴,我現在更可以體會讀者可能會因為缺乏定義而在閱讀時感到困惑,如果有機會的話,改版時我會設法先為讀者提供更好的準備。但直接回答朱院士的問題,《非驢非馬》一書的主詞其實不是「中醫」,而是當年改革派中醫師所宣稱要創造的「新中醫」,而這本書是關於那個「新中醫」逐漸成形,卻被論斷為一個非驢非馬的雜種醫的故事。
中醫的英文是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看起來是「傳統」的延續,中醫支持者也常以保存文化傳統為論據,但事實上它相當多的特徵卻是在這段成為「新中醫」的歷史中才新創獲的。這本書就是想捕捉這個「號稱傳統、實則巨變」的歷史過程。
當年的中醫師認識到自身面臨生死存亡的挑戰,一定要徹底地改革,成為一個全新的、被認為「科學化」的中醫,所以曾考慮放棄許多我們以為很核心的元素,如陰陽五行與氣化,也有很多我們今天常識中認為很核心的中醫元素,如「中醫氣化」與「辨證論治」(第八章),都是納入現代醫學與科學概念之後,才新近發展出來的,但這不意味著它們是完全沒有歷史根據的發明。舉例而言,今天國際上想到中醫時,一定會想到針灸。或許會令大家意外的是,在1930 年代的上海,針灸被鄙視為「混沌醫療」的一部分(頁170)。改革派的中醫師,受到日本經驗的啟發,才正式決定將針灸高舉為「新中醫」的四大核心之一(頁214)。當時陳果夫還建議將按摩與「中醫的心理治療」(他指祝由)納入中醫之中 (頁215),而台灣的杜聰明博士曾說:「關於漢醫與西醫的優劣,我並不敢斷言,但是只有在接骨這一件事上,我敢說接骨要比西洋的外科偉大多了」。[1] 如果這些建議得到接受而且延續至今,「中(漢)醫」的定義會變得何等不同?我們今日的生活與保健又會變得何等不同?說到我們今日的生活,順便提一點,當年也有中醫師主張基於醫食同源,而要將食療納入「新中醫」的核心,但由於當時主導改革的中醫師一心想使「新中醫」變得越像西醫越好,覺得強調食療是自我貶低為食品調理師,所以沒有採納這個建議。像領有中醫執照的莊淑旂博士 (1920-2015)長銷兩百多版的《怎樣吃最健康》,就是要等到二十世紀下半不同時空環境裡才能出現的新發展。
[1] 雷祥麟,〈杜聰明的漢醫藥研究之謎:兼論創造價值的整合醫學研究〉,《科技、醫療與社會》, 11 (2010) 199-284,關於接骨的部分見頁244。
為了看見這樣動態的形成過程,《非驢非馬》以解讀一張中醫尚未成形時的「上海醫藥形勢圖」來切入。感謝左岸出版社的努力,他們比出版《非驢非馬》英文版的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做得更好,貼心地把這張圖放大,做成一張可以剪下的單頁,放在全書的末尾。讀者如果仔細觀看此圖的話,會發現繪圖者為1930年代上海的醫療列出45個條目,其中卻找不到「中醫」。因為當時的中醫還未成形,中醫師是在集結推動「新中醫」時,才首次建立全國性的組織,並開始嘗試系統化中醫、統一病名,並為「中醫」提供官方的「定義」,例如納入針灸為中醫四大領域之一,只是那時他們又拒絕被稱為「中醫」,而自稱「國醫」。另外,當時圖中有許多與宗教相關的條目,卻都在中醫形成的過程中被逐出中醫。讀者可以依照自己的興趣與關心,在圖中尋找中醫尚未充分成形時的條目,追索自那時以來它演化的軌跡。回到朱院士關心的氣功問題,我印象中當年的中醫改革者似乎沒有考慮過納入氣功,我無法完全確定,但很可能是如此,因為推動「中醫科學化」的改革者一度主張「科學化」的具體目標就是「全盤推翻氣化」(頁205-210),很難想像他們同時又提倡將氣功納入中醫,但1949年後的情形可能截然不同。
《非驢非馬》沒有從一開始就提供「中醫」定義的原因,就是希望讀者能感受到這個後來被稱為中醫的東西,如何在歷史中掙扎成形,其中每次政治抗爭、每個學術辯論、甚至實驗室內突破性的研究成果,都曾參與形塑之後中醫的形貌,從而體會到歷史性思考的意義與魅力。但是我現在明白了,在出發之前,我應該讓讀者先知道他們即將目擊的歷史過程的核心,就是重新界定何為中醫。
在朱院士發表讀後感之後,有些朋友好意告訴我許多人在討論與《非驢非馬》相關的議題,很感謝朱院士的點評。但大家可能沒有充分意識到,光是出版社願意出版這樣一本燒腦的學術作品,而且竟然還有讀者欣喜捧讀,就是何等不尋常而值得珍惜的台灣奇蹟。就算是我景仰的歐美科學史大師,恐怕都絕對不敢夢想有一天他們的著作能夠陳列在綜合型書店的熱銷區。這一切都要感謝台灣眾多人文社會出版社的努力,特別是全程照護《非驢非馬》問世的左岸出版社責任主編林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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