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chards was well-known for his creation, with Charles Kay Ogden, of a simplified language called Basic English, which consists of a primary vocabulary of 850 words. He championed its adoption in books such as Basic English and Its Uses (1943) and So Much Nearer: Essays Toward a World English (1968), and in his teaching at Cambridge and Harvard; he even translated Plato's Republic into Basic English.
瑞恰慈于1931年离开清华后的第三年，曹葆华从他的《文字批评原则》与《意义中的意义》两书中摘译若干章节组成一书，书名叫《科学与诗》。清华 外文系主任叶公超为该书撰写了序言。《序言》从更宏观的视野指出从科学的角度研究诗是时代进化的必然。他说，瑞恰慈最佩服的批评家是柯尔律治，但柯尔律治 的《文学的自传》被人戏称为“八分玄学加二分呓语”，很不明晰，而瑞恰慈是“活在二十世纪的人，他书里无处不反映着现代智识的演进，他所引用的心理学、语 言学、逻辑以及其他必要的工具都比克律利已（今译柯尔律治）的晚不过一百年而已，但是这一百年间人类智识的增进，已然影响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了。”“知 觉迟钝的人也许还没感觉到这种变迁对于将来文学的重要，他们也许还要再等八十年才能觉悟，不过瑞恰慈已然是不耐烦了。”（《科学和诗·序言》，商务印书馆 民国二十六年版 ）
曹葆华譯《科学与诗》(1937) 台灣商務在1968年重新影印出版 (人人文庫 890)
徐葆耕編的這本 （ 瑞恰慈: 科學與詩）多許多相關中文文獻 不過最重要的《科学与诗》本文和譯文品質等都沒討論--我認為問題不少
昔日清華學生固然很容易知道世界文藝新著 譬如說 1931年出版的 Brave New World, a novel by Aldous Huxley (1894–1963)
這書名現在優秀的中學生可能知道它的莎士比亞出處和比較正確的翻譯
在1932年的錢鍾書 (《美的生理學》書評 （ 瑞恰慈: 科學與詩） 等( p.121)和 1936年李安宅 (p.84) 都搞不清楚 這 brave/ new是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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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收入瑞恰慈在20世紀30年代在中國產生重要影響的《科學與詩》一書，以及國內學者有關研究論文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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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恰慈：镜子两边的中国梦
2007-8-22 16:14:11
赵毅衡
瑞恰慈至少试图移开镜子，从“中国如何走向世界”角度看问题，而且提出一种切实的方案。
对 二十世纪文学批评起了最大影响的英国理论家，应当说非瑞恰慈莫属。瑞恰慈是英美形式文论的第一个推动者，他在二三十年代写的七本美学与文艺哲学著作，在文 学理论中引入了两门学科：语义学，与心理学。前一门学科后来成为新批评派的理论基础，后一门却受到形式文论的强烈反对。但是这二门学科，却在瑞恰慈的终身 中国梦想中结合起来。
1922年，尚是年轻学者的瑞恰慈，写出他的第一本著作，即与奥各登等合著的《美学原理》。此书已经着意使用中国哲学，来解决西方思想的传统命题。瑞恰慈从朱熹对《中庸》的诠解，引出了“真正的美是综感”（synaesthesis）这个结论，成为三十年代新批评派“包容诗论”，“张力论”，“不纯诗论”诸说的蓝本。
1927年， 瑞恰慈结婚，决定到远东度蜜月。在日本稍留后，到北京，一直住到夏天才南下攀登喜马拉雅山（瑞恰慈夫妇的一项终身爱好）。中国给瑞恰慈留下如此美好的感 觉，以至于他一生到中国六次，数度准备长居中国，虽然世事沧桑，硝烟难宁，未能如愿，但是他在中国“居住”了五年半，最后几乎死在中国，一往情深，可谓生 死不渝。
1929年 瑞恰慈夫妇又来北京，在北大做访问教授。此时瑞恰慈已经出版了《批评原理》，《实用批评》等轰动性的著作，成为西方文学理论界的权威领袖。此时，他却想在 中国定居。他们开始学汉语，瑞恰慈夫人很快学上了口，以后一直给瑞恰慈做翻译。他本人却从来没有能学会，原因可能是错用《孟子》作教科书。汉语没有学好， 却写成了西方孟子思想研究的一本开拓性著作《孟子论心》（MenciusonMind）。
瑞 恰慈选《孟子》作他的教材，是因为孟子在先秦诸子中，显然是对人的前景最为乐观者。在《孟子论心》的序言中，瑞恰慈表示对胡适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中宣称 的“中国传统哲学只有历史意义，无益于现代”大惑不解。他说他的理解正相反：西方的清晰逻辑，正需要“语法范畴不明”的中国思想方式来加以平衡。
瑞 恰慈明白他并不是一个够格的汉学家，所以他自称做的是“复式定义实验”，即运用他的语境理论，从上下文反复推敲孟子说“心”，“性”，“志”，“命”等词 时，究竟是什么意思。最后他得出结论：沿着孟子的“心性”论方向走，知识就得到一个内求于心的向度，而不是西方式的一味“揭开自然的奥秘”，就完成了求知 的全过程。
此后，瑞恰慈与中国的关系，出现一个转折。
瑞恰慈三十年代初成为奥各登发起的“基本英语”运动的领袖，试图把语言学与心理学结合成一种社会实践。这个运动有两个目的，一是扫盲普及成人教育，二是创造一种世界语，因此自称为“基本语”（Basic）。其方法是把英文词汇压缩到500到800简单词，进一步精简英语中残存的变格变位。他们认为当时正得到不少支持的Esperanto等“人造”世界语不可能成功，因为没有使用此语言的文化社群作依托。
三十年代初，基本语运动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大力支持，在二十五个国家设点推广。但是瑞恰慈认为基本语的成功，需要一个政府支持的“全国运动”试点。他坚持中国是最理想的国家。1935年赵元任，胡适等人参加基本语的中国委员会，使瑞恰慈大受鼓舞。1936年4月他雄心勃勃地来到中国，以其辩才说服了当时的教育部长王世杰，同意“在全国范围内”合作，第一步是训练几千英语教师。
除了1937年 初回英国向剑桥大学请长假，瑞恰慈夫妇这次几乎在中国留了整整三年。选择中国作为基本语试点，除了瑞恰慈本人对中国的深厚感情，还有其他原因。首先，一次 大战期间某些中国旅欧知识分子在华工中进行的扫盲运动，用几百汉字让华工粗通文墨，读报写信，“基本语”的设想起端于此。第二，瑞恰慈对现代汉语作了观 察，认为语言的改轨并没有完全切断文化传统。当时中国谈论正多的“拉丁化”，也使瑞恰慈想象，帮助中国走向世界，何妨更进一步？这 当然是一种语言乌托邦。如果人造世界语因为无民族文化基础，难以开展，那么“基本语”毕竟仍是英语的一种变体，携带着英美文化霸权，即使能让另一个民族接 受，几乎等于文化殖民。幸亏，基本语在具体实施中，只是在速成训练大批英语教师。在这个限度内，瑞恰慈的天真，很难说给中国造成损害。
在中国的开展过于顺利，瑞恰慈在1937年夏天写道，“一 切如愿，太完美，看来总得出点错。”果不其然，两星期不到，七七事变，京津诸校南撤。基本语运动所依靠的中国语言学教授们，也走向西南。瑞恰慈不愿意就此 放弃，也从海路辗转到达香港。此时他们听说叶公超陈翰笙等基本语运动中方人士集中于长沙，立即决定坐长途汽车北上。随着战局恶化，他们也沿桂林，南宁内 撤，最后在昆明站住脚。这一程，虽然地方大员张治中，白崇禧，龙云都表示支持，并且由省教育厅主持大规模演讲训练，但战时气氛，戎马倥偬，已经抹尽了乌托 邦的可能。瑞恰慈的理想主义精神再顽强，也不得不另作打算。
1937年冬，他到大理一带攀山探险，夜渡洱海。1938年春季，再度北上，到平津地区，以天津的耶稣会师范学校为基地，重新开始基本语工作。此事颇引起争议，瑞恰慈说他的时间度量单位，“不是十年二十年，而是半个世纪”，意思是日据与否，可以暂且不论。但是到1938年夏，连瑞恰慈也明白了，整个世界已经无法宁静。他回到西方，在哈佛工作二十年，基本语运动也萎缩成成人扫盲教学法的一种。
1950年，中国内战结束。国情的稳定，使瑞恰慈再度来到北京，试图重振旗鼓。不久朝鲜战争爆发，梦想不再可能。
1978年，八十五岁的瑞恰慈寓居剑桥，突然接到北大校长周培源代表“前同事们，前学生们”寄来的礼物，欣喜若狂。当时他水肿病已很严重，靠利尿剂维持，却依然决定重返中国。“四十年前耕耘，终于能清点一下成果”。
次年5月瑞恰慈到桂林，杭州，上海，济南诸大学周游演说，坚持谈谈基本语的理想。6月初终于在青岛病倒，用火车送到北京协和医院，已经昏迷。7月中旬，中国政府决定派医生护士护送回英国剑桥，但是瑞恰慈一直没有醒过来，九月中止呼吸。
瑞 恰慈明知他的中国之行很可能送命，但是“去是死于胜利，不去是死于失败”。他胜利了没有？在这个被政治撕裂的世界上，语言教学都不可避免带上权力色彩。瑞 恰慈的最后中国演讲之行，没有任何报道。笔者当时正研究新批评派，试图追踪瑞恰慈理论思想的最新发展。让我失望的是，听到演讲的一些朋友，都笑话老先生之 迂。
本 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正是贫弱不堪，内外交困，西方人大都认为中国“国不成国”。但是瑞恰慈坚持认为中国充满希望。“中国人富于人性，反对暴力，奉公守法， 勤俭努力。他们的社会给全世界一个启示：在艰难困苦条件下，人类也能和平地生活在一个地球上”。中国永远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国。
1930年 他准备长居中国，远在伦敦的艾略特写信给他，说西方人要理解东方思想，“就像同时要看到镜子前后，不可能”。艾略特的意思是西方人看到的，只是自己想看到 的，不可能从中国人方面看问题。他的说法，对于大部分观视中国的西方人，显然是对的。但是瑞恰慈至少试图移开镜子，从“中国如何走向世界”角度看问题，而 且提出一种切实的方案。不管此方案本身有多少问题，瑞恰慈对中国的感情是真诚的。
如今，英语果然成了世界语，但是这种充满美国俗文化的英语，与基本语的设想相去太远。
只有在一个意义上，瑞恰慈死于胜利：那就是他不屈不挠接近中国理解中国的努力，赢得了我们的尊敬。*****
徐葆耕
瑞恰慈：科学与诗
王富仁学兄曾对我说，“清华人文学科的特点是讲究科学。”最近，王中忱学兄给我看了一些曾在清华任教的瑞恰慈和朱自清的资料，使我又对清华的人文与科学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
朱自清在《语文学常谈》中说：“瑞恰慈被认为是科学的文学批评家，他的学说的根据是心理学。”（《朱自清全集》第3卷，172页）
以瑞恰慈和艾略特为发端的“新批评”理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在英、美文学研究界占据主导地位。它反拨的矛头直指张扬感情和个性的浪 漫主义文学批评，反对克罗齐的表现论和柏格森的直觉论。强调应把文本看作是独立自足的，应对其进行科学的语义学分析。瑞恰慈在剑桥当教授时曾做过一个实 验：他给学生分发去掉署名的诗篇，要求写出评论交回。其结果是杰出诗人的作品被评为一钱不值，而无名之作却受到赞美。这个结果使瑞恰慈得出结论：阅读存在 着一种“预见”，这种“预见”是阅读的“心理陷阱”。而科学的第一要求就是不承认任何先验的预见。瑞恰慈要求阅读时应排除任何文本以外的因素，将文本孤立 出来“细读”，进行语义学分析。
瑞恰慈曾于1929—1931年之间在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据《清华人文学科年谱》中“瑞恰慈”条：“1929年至1931年在清华大学 外文系任教授，讲授‘第一年英文’、‘西洋小说’、‘文学批评’、‘现代西洋文学（一）诗；（二）戏剧；（三）小说’等课程。其中‘文学批评’是其所开的 重要课程，为三年级必修课。”（见该书第89页，齐家莹编撰，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瑞恰慈在清华执教的这段时间，恰是他的批评理论已经形成并在英美引起注意的时期。很自然，他在清华的讲课也引起学生们的强烈兴趣。王先霈 先生主编的《文学批评原理》中说：“钱钟书在《谈艺录》、《宋诗选注》等著作中曾自觉不自觉地从事过新批评的实践。”“在对李贺、李商隐、陶渊明、辛弃疾 等人的诗歌分析中，他对其中的一些字句的推敲、玩味和旁征博引，对于比喻中的两柄和多边的含义的阐释，都可以看到新批评的‘细读法’的痕迹。”（《文学批 评原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54页，1999）我们不难发现，瑞恰慈在清华执教期间，恰好钱钟书就读于清华外文系。钱恰于瑞恰慈到校年（即1929 年）入清华，1933年毕业。钱钟书曾亲聆瑞恰慈授课，当无疑。
瑞恰慈不仅对学生有影响，对当时文学院教师亦有影响。朱自清先生至少有三篇文章中指名谈到瑞恰慈和另一位西南联大执教的新批评派大师燕卜 荪。其中一篇已在前面提到，另二篇则是《中国文评流别述略》（《朱自清全集》第8卷，147页）和《诗多义举例》。（《朱自清全集》第 8 卷，206页）。如果说前两篇尚属概略介绍的话，而《诗多义举例》则是运用瑞恰慈的理论分析中国古诗的“细读”实践。
在《诗多义举例》一文的开头，朱首先批驳了那种反对对诗进行科学分析的观点：“人们想，诗一分析，诗便没有了，其实不然。单说一首诗‘好 ’是不够的，人家要问怎么个好法，便非做分析的功夫不成。”朱运用瑞恰慈的理论，指出语言有两类，一类用于描述科学，一类用于描述情感。描述科学的要求意 义单一，而描述情感的则复杂得多，必须作语义学分析。朱自清说：“瑞恰慈也正是从研究现代诗而悟到多义的作用。他说语言文学的意义有四层：一是文义，就是 字面的意思；二是情感，就是梁启超先生说的‘笔锋常带感情’的感情；三是口气，好比公文里上行、平行、下行的口气；四是用意，一是一，二是二是一种用意； 指桑骂槐，言在此而意在彼，又是一种用意。他从现代诗下手，是因为现代诗号称难懂，而难懂的缘故就是因为读者不能辨别这四层意义，不明白语言文学是多义 的。”（《朱自清全集》第3卷，172页）朱在《诗多义举例》中对古诗《行行重行行》、陶渊明《饮酒》、杜甫《秋兴》和黄鲁直《登快阁》进行了具体分析， 颇有意味。例如在分析《登快阁》一诗中“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绮晚晴”时，朱引《晋书·傅威传》说：“生子痴，了官事”本意只是说“麻麻糊糊办完了公 事，上快阁看晚晴去。”但鲁直用此典却有四重意义：“一是自嘲，自己本不能了公事；二是自许，也想大量些，学那江海之流，成其深广，不愿沾滞在了公事上； 三是自放，不顾了公事，想回家与白鸥同处；四是自快，了公事而登快阁，更觉快阁之为‘快’了。”（《朱自清全集》第8卷，221页，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3）这四个“自”，并不是凭空的心理揣测，而是借助于全诗的“语境”分析得出，是深合瑞恰慈“语境”理论的。朱在分析每句诗之前先列出前人的点评， 再据全诗语境予以辨析，使读者感受到对诗的科学分析确实比纯粹的心灵感悟要有它的坚实和独到之处。
瑞恰慈于1931年离开清华后的第三年，曹葆华从他的《文字批评原则》与《意义中的意义》两书中摘译若干章节组成一书，书名叫《科学与 诗》。清华外文系主任叶公超为该书撰写了序言。《序言》从更宏观的视野指出从科学的角度研究诗是时代进化的必然。他说，瑞恰慈最佩服的批评家是柯尔律治， 但柯尔律治的《文学的自传》被人戏称为“八分玄学加二分呓语”，很不明晰，而瑞恰慈是“活在二十世纪的人，他书里无处不反映着现代智识的演进，他所引用的 心理学、语言学、逻辑以及其他必要的工具都比克律利已（今译柯尔律治）的晚不过一百年而已，但是这一百年间人类智识的增进，已然影响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了。”“知觉迟钝的人也许还没感觉到这种变迁对于将来文学的重要，他们也许还要再等八十年才能觉悟，不过瑞恰慈已然是不耐烦了。”（《科学和诗·序言》， 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六年版）
无论朱自清先生还是叶公超先生都指出瑞恰慈理论的局限性。朱说瑞恰慈的理论“未必是定论”“独立成为一科大概还早”。叶说：“瑞恰慈在当 下批评里的重要多半在于他能看到许多细致问题，而不在他对于这些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法。”对于诗，乃至整个人文学科而言，心灵感悟或直觉仍然是很重要的。 但是，可以肯定地说，随着科学的发展，科学对于文学的影响和用科学方法从事文学研究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瑞恰慈得此风气之先，清华学派得此风气之先，是颇值 得我们认真研究和继承的。叶先生预言说，有些人“要等候八十年才能觉悟”。距离叶先生说此话历史已又过去了六十多年，我们中间是否有些人还在“等候”呢？ 大概总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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