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銘美術館於2012年成立朱銘研究中心，盼成為國際研究朱銘雕塑藝術的權威單位，期望帶領臺灣與全球雕塑界接軌。

為落實此使命與任務，朱銘研究中心和展覽部聯手推出第一檔朱銘研究展－「朱銘故鄉情」特展，此展從朱銘與家鄉土地的關係出發，透過近90件朱銘作品、未曾曝光之影像及珍貴文獻史料來呈現作品所蘊涵之故鄉情懷。
為延伸「朱銘故鄉情」特展，美術館將於1月5日舉辦《大師對談--全球化下的臺灣藝術》座談會，邀請3位臺灣藝文界傳奇大師朱銘、林惺嶽、林懷民，透過圓桌對談分享臺灣創作者在邁向國際時，如何正視或回溯東方精神，以淬煉他們自身獨特的風貌。

林先生在會中暢談台灣媒體放棄文化所以中國等古裝劇等一再氾濫島上

古碧玲著《臺灣後來好所在:中美斷交及《薪傳》首演20周年紀》林懷民序，台北:臺灣商務，1999

一齣舞及一個時代的歷史

這些雲門舞者-找一個角度，讓自己發光

作者：李惠貞
出版社：晴天出版
出版日：2009.02.04

故事，從2008年八里的一場大火開始；從雲門舞集創立開始；或是，從這些雲門舞者出生那一天開始……

不論在鐵皮屋裡，在國際舞台上，在鄉鎮的學校裡，在中正紀念堂戶外廣場上，他們都開心起舞，用身體，用舞步，創造許多感動的瞬間。如果台灣野百合是美麗與堅韌的代表，這群故事中的主角就是野百合的化身。

他們來自嘉義的菜市場、高雄的眷村、台北的拖鞋行，也來自上海、馬來西亞；出身自船員、警察、勞工家庭；有的是單親，有的在爺爺奶奶的呵護中成長；有的自小學舞，有的歷經艱辛，在這條路上踽踽而行。他們共同在舞台上創造的奇蹟，就是一則則如你我的平凡小人物發光發熱的故事。

在我們終日被喧鬧的新聞困住的同時，有這麼一些人，在國際舞台上贏得上千人對台灣的起立致敬；也有一些人，到醫院、學校裡，努力讓一張張憂愁的臉展開笑顏。我們看不到他們在排練場上揮汗、開發身體的極限，回家熱敷、貼傷口的樣子，但是，可以從這些綻放光芒的生命身上，讀到一些讓自己快樂又富足的啟發。

本書收錄雲門舞集及雲門二團共十四位舞者的故事，讀者可以一窺舞者生活的真相，了解《九歌》《水月》《狂草》《斷章》《鳥之歌》等舞作的幕後花絮，也能讀到所有熱愛跳舞的人內心那塊美好的境地。

「生活在希望中的人，沒有樂曲也能跳舞。」愈黑暗的時代，愈能照見光明。

-->林懷民　(20090211)
-->
常常有人問我，如何「堅持」走過雲門三十多年的歲月。我沒有堅持。三十多年來，是舞者餵養我。
七○年代，有些創團舞者真的像小說中的人物，餓著肚子跳舞。目前雲門最資深的舞者李靜君，八○年代入團的薪水六千，可是房租就去了四千。舞者對專業的愛和奉獻不斷教育我關於執著，關於忠誠，還有奉獻。 -->

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
今天的雲門舞者每天跳舞七小時。光是長達六七小時的專注常令我肅然。
我半路出家，創了團才學編舞。在排練場，舞者透過他們的舞動，讓我學習到關於身體和動作的奧妙。在我創作撞牆的時候，他們安慰我，鼓舞我，提供大量的動作素材，讓我把舞編下去。
我覺得自己的作品在九○年代才成熟起來。最重要的關鍵是舞者。在兩代人之後，台灣舞蹈教育和雲門的歷練累積出世界級的舞者。我的工作只是找到一個方向，把他們呈現出來。
呈現在台灣鄉野和國際大都市的舞台上。
在謝幕的時間，我往往驚愕地發現，雲門的舞者如此自信，靜定，優雅──我從未想像過台灣人會長出這樣的面貌。
英國詩人葉慈問：「我們如何區分舞與舞者？」
台灣關於舞蹈的報導和評論很少，有限的文字只談編舞的意念，編舞家的成敗，幾乎從不談到舞蹈的關鍵：舞者！
舞者在台上光燦的形象，神乎其技的表達，往往使人忘了他們是凡人。
雲門舞者大半出身市井，憑著熱情和苦行走到前人所未抵達的舞台，以渾身的能量帶給社會美和激勵。
這本台灣第一部描繪敘述舞者生涯的書，讓我更進一步認識長年工作的伙伴，也讓社會認識舞蹈這個行業。
感動地閤上書頁之際，希望社會各界透過這本書，對舞者，以及藝術工作的本質多一番體會。
（本文為晴天出版新書「這些雲門舞者」之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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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丹，1972: 流浪者計畫, since 2005

1972年，歐洲。
那是林懷民首度的「流浪之旅」，第一站，就飛到了阿姆斯特丹，荷蘭的首都，世界有名的「毒都」。在機場的大看板下，他定住了！那巨幅的看板提供了各種資訊：「如果你想找住的地方，可以到★★；如果你有性病，可以聯絡★★；如果你有墮胎的問題，可以找★★；如果你吸毒出了問題，可以打★★ 電話。」
他既震撼又感動。「這個城市，它『面對』它的問題，堂皇光明地告訴你，如何處理這些問題。」

那是嬉皮的年代，全球的年輕人開始「大串連」。他搭乘的飛機上，就有一個個長髮與鬍鬚飛揚的不羈嬉皮們，要到各地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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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 1983年，雲門創團十週年，編舞家林懷民在《中國時報》發表的文章。文中林懷民回憶十年來與他擦肩而過的不知名臉孔，有觀演後硬塞錢給他的雜貨店老闆娘、在《薪傳》（1978）中的〈渡海〉台下淚流滿面的老太太、機場中力爭合理待遇的台灣商人等，這些滿懷自信與生命力的臉孔，成為林懷民洩氣時的力量，也是修訂《薪傳》時，渴望表達的台灣精神。

每匹馬都在奮蹄車才能跑得快

書名

擦肩而過

作者

林懷民

出版者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989

頁數

262 頁

2007

「俞大綱百歲冥誕紀念活動」 4月 27日至5 月27日在台北、宜蘭陸續登場，除了 5月 25日至 27日在宜蘭傳藝中心的研討會，國光及台灣戲曲學院將重演俞大綱在民國 58年、59 年創作的京劇「新繡襦記」、「王魁負桂英」，地點分別在台北城市舞台、中山堂，國光演出時間為 4月27 日至29日、台灣戲曲學院京劇團為 5月 10日至 12日。

國光由藝術總監王安祈重新修編劇本，「新繡襦記」由大陸旅美崑曲小生溫宇航和台灣著名青衣魏海敏搭檔，「王魁負桂英」則由汪勝光、陳美蘭主演；台灣戲曲學院則演出俞大綱的原始劇本，「新繡襦記」排出趙揚強與蒲族涓、「王魁負桂英」則由團長曹復永與旦角朱民玲搭檔。

曾經追隨俞大綱學習的文建會主委邱坤良指出，

俞大綱對台灣藝文界的影響不只在戲曲， 1960至 1970年代，台灣的學術風氣還沒那麼自由，學歷史出身的俞大綱，身邊永遠圍著一群青年學子，包括戲劇、文學、舞蹈、電影各個領域，有空就跑到俞大綱掛名董事長的怡太旅行社，天南地北聊起來，常見到辦公室煙霧迷漫。俞大綱與學生對抽起香菸，中午時間一到，俞大綱就吆喝大家去吃飯。

邱坤良笑說，他從年輕時就是「壞學生」，只有俞大綱這位導師還願教他。

國光藝術總監王安祈中學時代就當起追星族，從民國 58年「新繡襦記」首演看起，當時飾演名妓李亞仙的旦角胡陸蕙才 16歲，隔年「王魁負桂英」發表，女主角郭小莊也才 19歲。民國 66年，俞大綱病逝時，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不但連續兩年舉辦「王魁負桂英」紀念演出，還客串演出劇中小鬼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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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陣子蘇錦坤兄來訪看見雲門約20年前的一本書
現在找不到......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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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記者何定照／台北報導】

雲門舞集藝術總監林懷民。記者陳瑞源／攝影

成立雲門舞集三十七年，藝術總監林懷民，昨天發表文集「高處眼亮」，收有一路舞來的歲月告白。重看歷年文字，林懷民形容有如「勵志文萃」，「因為我當年就是需要大量鼓勵，總在呼喚著自己，去做不知道為什麼要去做、別人沒做過的事！」

新書發表會上，遠流出版公司王榮文、台灣現代民歌先鋒胡德夫、亞都麗緻集團前總裁嚴長壽也聚首話當年，「那時我們都是小孩子，尋找未來的路」，然而相互碰撞下，竟分別成為各界重要棟梁，激撞出今日大時代。

林懷民透露，雲門創團翌年，發表第二支作品，當時王榮文和沈登恩、鄧維楨等人合開遠景出版社，「自己撞上門來，說要幫雲門賣票，卻撞進票務恐怖陷阱！」原來當時票務複雜，票雖然賣得好，票券流向卻亂了套，最後王榮文默默吸收虧錢，「我到現在還感謝他」。

林懷民當年崇拜的偶像胡德夫，看「高處眼亮」，形容是「活的、動的」，種種記事，讓他想起當年誓言「唱自己的歌」，林懷民對胡德夫早年遭禁唱時，乾脆在卡車上開唱的往事也津津樂道：「我現在仍常問自己，是否還有胡德夫在卡車開唱、準備回不了家的精神？」
嚴長壽指出，「高處眼亮」不僅說明雲門的進程，也呈現台灣每一階段的過程。「看了此書，就明白林懷民和雲門的價值不是憑空而來，那是書中多少人物、文化的累積而成。」

一九六七年，Rudolph Nureyev同一天成為《時代》雜誌和《新聞週刊》的封面人物。我廢寢忘食，用一個禮拜的時間，把幾噸英文生字查清楚，日夜捧讀，最後寫了一篇文章，介紹這位投奔西方的俄國芭蕾舞星。我不知俄文的Nureyev後面那個e不發音，譯成紐瑞耶夫。一代舞神從此以錯誤的音譯和華語世界的讀者，以及後來的觀眾見面。錄影帶尚未問世，在那個匱乏的年代，文字和圖片成為認識，或誤解，西方舞蹈的窗口。一幅舞照，一行解說就可以引發我執迷的憧憬。那年，我是政大新聞系三年級的學生，年紀太大，絕不可能成為舞者，退求其次，立志為舞評家。因為六十年代學生運動的感召，因為執迷，一九七三年，我創辦雲門舞集。翌年，瑪莎‧葛蘭姆來台，邀我為她在國父紀念館舞台上的演講即席翻譯，我百辭不得，忐忑上陣，倒也流利自在。識貨的朋友覺得葛蘭姆充滿象徵、隱喻的英文，我竟然出口成章，真不容易。他們不曉得我做足了功課。美國留學三年，只上過一百多堂技術課；沒在任何職業舞團待過，只編過三個短舞，異想天開成立舞團！我請朋友寄來瑪莎‧葛蘭姆和喬治‧巴蘭欽的傳記。日夜捧讀。我看他們如何充實自己，如何訓練舞者，如何探索、建立強烈的個人風格，如何與社會應對。我也發現這兩位世界頂尖的大師，一個從事革命性的現代舞，一個改造創新芭蕾傳統，卻都有相同的命運：屢屢窮途末路，舞團多次解散再重組。葛蘭姆舞團在她生前死後，一直藕斷絲連地生存，抓到適當的時辰，就在舞台上迸放光芒。紐約市立芭蕾舞團是巴蘭欽的第六個舞團，在美國世家支持下，長駐林肯中心州劇院，舞台更是根據他的需求量身定做的。然而，傳記寫道，每夜劇終，送走訪客，老先生總會回到頂樓辦公室整理一下，然後，不乘電梯，一樓一樓走下來，關掉仍然亮著的燈，節省電費，降低赤字。因此，創團之初，家父警告我：「跳舞可以是乞丐的行業。」我說，我知道。神祇般的大師猶然如此，渺小的我如何例外？雲門生涯，我有憧憬，無有幻想，無暇哀怨，藝術的視野必須拓展，財經書刊也得讀，避免窮途末路，讓雲門人果然變成乞丐。這本書是我三十多年來學習的札記，記錄我在不同時期的執迷，探索與啟蒙。七十年代的文字大部分像是「補習」的筆記。在正常社會裡一個年輕知識份子應該熟稔的傳統文化，如京劇，崑曲，原住民樂舞，乃至二二八，我都必須重頭去找尋，認識。西方藝術，舞蹈，也得去關心，觀察一位藝術家，一齣重要作品，不能單獨只看表相，放到時代、社會與文化背景上去計較，才能比較容易掌握到可以運用的道理。旅行時，我不帶照相機，找到有關當地文化，歷史的書，我常抓狂地徹夜閱讀，見了人就東問西問。因為執迷。在海外寫的文章篇幅往往較長，沒有舞團，有閒暇伏案。七、八十年代，現代舞在台灣是新事物，主編文化版的長輩們說，光跳不行，要寫文章講你在做什麼，不然社會不懂。我往往在排練休息的一小時，一揮而就，趕上截稿時間。八十年代後半期，我開始減量。留學歸來的舞蹈學者愈來愈多，文章愈寫愈好，特別是《表演藝術》創刊後，我完全不必再肩負介紹西方舞蹈的任務，只做一個快樂的讀者。少寫的另一個理由是，我排斥文字。寫小說，學新聞，我從文字出身，早期作品《白蛇傳》，《薪傳》，《紅樓夢》都有敘事的色彩。文字傷舞。講求文字可以界定的表現往往限制了肢體的豐富性：白蛇再怎麼潑辣，也不能像青蛇那樣蛇蛇蠍蠍，滿地打滾吧。舞近於詩。舞蹈的特長是以舞者的「生理發作」激發觀眾的生理反應，是能量的交換。我用了大約二十年的時光，試圖洗去文字的牽掛，用畫面，用動力來思考。一九九四年的《流浪者之歌》之後的作品，我覺得比較成熟，舞者不必再為角色服務，肢體獲得「解嚴」，動作繁複了，蘊涵也較深厚。與此並行發展的是，我不會寫文章了。好容易坐定，總是找不到字。一篇短短的〈高處眼亮〉竟然纏綿兩個禮拜。勞師動眾編就的舞作，幕落就蒸發。我的作品在我退休沒幾年後，也勢必消失──因為新的藝術總監不一定覺得舞者需要站樁，打坐；基本訓練消失；《水月》，《行草三部曲》自然「退休」。這是生命榮枯的定律。求魚得魚，無憾。然而一個人閉門造車，輕易寫就的文字卻可能千年萬代，特別在網站風行的年代，想毀屍滅跡都辦不到。我思索，這冊舊作新編的文集可以有什麼意義？觀舞之餘的閒暇閱讀。回顧台灣文化界一個學藝者的成長足跡。連侯孝賢也快成為大多新世代的陌生人之際，我很願意重複宣唱一些「古人」的名字，描繪他們的風範，好像《薪傳》吟唱陳達的〈思想起〉，《白蛇傳》的舞台矗立楊英風的雕塑，如果幸運的話，也許觸動了某個容易執迷的年輕人，引發他異想天開的憧憬，像鄧肯，紐瑞耶夫，葛蘭姆，巴蘭欽，康寧漢，葉公超，侯孝賢那樣震動我的靈魂，像俞大綱老師那樣把著我的手，給我重大的啟蒙。我把這本書獻給俞大綱先生在天之靈。
	【躍動推薦】殷允芃（《天下雜誌》董事長兼總編集長）．嚴長壽（亞都麗緻大飯店總裁）　　　　　　胡德夫（Kimbo，歌手）．陳文茜（《文茜世界週報》主持人）　　　　　　王榮文（遠流出版公司董事長）舞者林懷民的光芒太耀眼閃亮了，以致年輕人少有機會去注意背影裡同樣令人驚艷的寫者林懷民。這本書些許補足了這份遺憾，可以欣賞到懷民由文字到意象的另一種精彩與魅力。── 殷允芃在獲得了所有國際藝術界的盛譽，對台灣民眾，林懷民代表的是超越經濟、科技成就以外的真實台灣價值。他擁有一個在文明社會，金錢與權力都不足以取代的尊貴地位。從過去到現在，懷民以自己及雲門耕耘著台灣這塊文化土壤，他代表的是一個屹立的文化標竿。今年夏天，他抱著前一天才從海外搭飛機回來的疲憊身軀，為我所主持的公益平台在花東地區舉辦的藝術營，親自來給這些青少年朋友打氣，結訓那天還傳簡訊要我轉告他們：「一定要為自己加分，只要做到過去做不到的事，就永遠要給自己加分！」懷民！台灣有你真好！── 嚴長壽在田納西州，那什維兒鎮的十五天。早九晚九地工作，錄製專輯。夜裡便細讀帶去的《高處眼亮──林懷民舞蹈歲月告白》的文稿。飛回台灣十七小時的三萬尺高空中，又讀了一遍。高興有三：為自己能在這本書內看到「同胞」、「兄弟」、「凡夫」、「走卒」──偉大人民的浮影、圖像而高興。我將在以後的許多歌中唱出他們。為年輕朋友們可在十月新書叢中和它握抱而高興。它將是你永遠誠摯的益友，提醒著立下志向的你，一絲不茍、全力以赴地幹！關懷它，更能明白林懷民是如此的「懷民」。為己履志而跳，或計劃未來將「跳」的朋友們高興，因它是一本助跑助跳的書！ ── 胡德夫文釆風流的林懷民，多年來作品卻如鳳毛麟角。讀他《高處眼亮》裡精選的文章，好像和他一起走回共同成長的藝文年代。他在〈失足與起步〉詳述自己如何因緣際會走上創辦雲門舞集的不歸路；〈從排隊上車做起〉，我們知道為什麼雲門一開始就做到準時開演、讓遲到的觀眾必須再等待才能入埸的苦心和理念堅持。而〈館前路四十號——懷念俞大綱先生〉一文，讓我們見識了一個精釆的時代氛圍以及人才群聚和跨界合作的重要。我們更可以從他闖蕩江湖四十年的所見、所聞、所思，讀到他的徬徨、痛苦和成長。雖然這本書還不是大家迫切等待的「林懷民自傳」，但這些文字已足夠讓我們了解，一個台灣英雄為提升人類文明所做的貢獻。── 王榮文返回頁首
	享譽國際的台灣編舞家林懷民，1947年出生於台灣嘉義。十四歲開始發表小說，二十二歲出版《蟬》，是六、七○年代台北文壇矚目的作家。大學就讀政治大學新聞系；留美期間，一面攻讀學位，一面研習現代舞。1972年，自美國愛荷華大學英文系小說創作班畢業，獲藝術碩士學位。 1973年，林懷民創辦雲門舞集，帶動了台灣現代表演藝術的發展。雲門在台灣演遍城鄉，屢屢造成轟動，並經常出國作職業性演出，獲得佳評無數：《紐約時報》：「林懷民輝煌成功地融東西舞蹈技巧與劇場觀念於一爐。」德國《法蘭克福匯報》：「林懷民的中國題材舞作，與歐美現代舞最佳作品相互爭輝。」香港《英文南華早報》：「林懷民是亞洲的巨人……二十世紀偉大編舞家之一。」《柏林晨報》：「亞洲最重要的編舞家。」 1999年，歐洲舞蹈雜誌將他選為「二十世紀編舞名家」。2000年，國際芭蕾雜誌將他列為「年度人物」，並為法國里昂國際舞蹈節選為「最佳編導」。2009年，獲歐洲舞動國際舞蹈大獎頒贈「終身成就獎」，肯定林懷民對世界舞壇的貢獻與成就。林懷民的其他獎項，包括有「亞洲諾貝爾獎」之稱的麥格塞塞獎、紐約文化局的終身成就獎、國際表演藝術協會卓越藝術家獎、美國洛克、斐勒三世獎。2005年，《時代》雜誌選他為「亞洲英雄」。林懷民的舞作有《聽河》、《花語》、《風‧影》、《行草三部曲》、《水月》、《流浪者之歌》、《九歌》、《薪傳》等八十餘齣。結集出版的文字創作包括：《蟬》、《說舞》、《擦肩而過》、《跟雲門去流浪》，以及譯作《摩訶婆羅達》的劇本。
	高處眼亮──《風‧影》創作源起二○○五年春天，蔡國強到國家劇院看《紅樓夢》，演出後到後台邀我參加二○○八奧運開閉幕式的創意小組。我說我很怕開會，很怕集體創作。他放我一馬。國強走出化妝室時，我靈光一閃，問他願不願和雲門合作。他說，好啊。我不是請他來設計舞台，而是提供構想，並擔任視覺總監。換句話，他出點子，我來做；他再來檢視，品管。第二天見面，他開門見山地問，在國家劇院演嗎？我說，是。他說，首演前，讓一個人到劇院琉璃瓦的屋脊上站一會兒。我說，好。睡了一覺起來，他又說，琉璃瓦上可以鋪鐵絲網，那個人才爬得穩，站得實。我說，好。那天晚上，他說，國家劇院屋頂站穩了，咱們再去北京紫禁城屋頂站站。我們兩個人都是江湖客，老是在坐飛機。我們在威尼斯，在台北見面。每次談話，國強的結語都是，這些都不算，我們再想想。回到紐約，被逼急了，國強就連寫帶畫，電傳點子到台北。還是那句話：這不算，再想想。想像，不犯罪，也不花錢。但是我的想像力往往只離地三尺，不像國強在天空飛翔，無邊無際。我們工作的屬性很不一樣。國強接受邀約，美術館出錢出力，協助他完成構想。做為一個民間舞團，雲門資源有限，久而久之，「量入為出」變成我想像的框架，越過現實框架，我就得把自己拉回來。國強做完一個作品，便邁向下個新作。舞團必須推陳出新，重排舊舞吸走許多可以滋生新意的腦汁。國強住紐約，世界如在眼前，他知道西方藝術最新的遊戲規則，同時遙想中國與泉州。我住台北，很難不關心台灣，或者要花很多力氣去抵抗媒體所呈現的台灣。媒體可以一連幾個月報導幾個政治案件，好像台灣別無他事，台灣之外，別無國際。台灣政經僵局像是把人往下拖的暗流，一不留意就被捲進去，安然地盯著自己的肚臍自言自語。要把頭伸出水面才能看到外面的世界，看到自己的位子，才能對著蒼穹憧憬夢想。這很費力氣，而且不能叫累。透過《風‧影》的合作，我希望能用國強的眼睛來看東西，用他的腦筋來思考。我請國強來破雲門的「套路」，給我們洗個澡。他不知雲門的財務和人才的限制，沒有我的框框，天馬行空，想到哪說到哪，我們全盤照收，努力去把他勾勒的意念實現出來。林克華（舞台設計），張贊桃（燈光設計），洪韡茗（舞台，道具執行）、王奕盛（影像設計）和曾天佑（服裝設計），消化國強的構想，想辦法去表現。近年來，雲門舞台裝置力求精簡，一堆米構成《流浪者之歌》的風景，幾張紙架構了《狂草》的空間。《風‧影》一下子就有十多項裝置，道具和特殊服裝要去探索、研發，時間有限，有點手忙腳亂。這期間有欣喜的發現，也有執行失誤或不到位的挫折。挫折往往來自思考的不夠周密，細節沒有照顧齊全。雲門早已脫離「要拚才會贏」的階段，但是「拚」仍在我們的DNA裡，不小心就冒進了。《風‧影》的工作經驗留給雲門同仁最大的資產將是透過清明的檢討來找到自己的定位，再思突破，同時不斷溫習震耳欲聾的蔡氏名言：「細節決定歷史」。國強希望《風‧影》是一齣流動的裝置藝術，不希望「跳舞」。看來簡單的動作給雲門舞者的挑戰無非是細節的斟酌。在迭宕飛揚的《狂草》之後，這是適時的調理，為舞者奠定再度騰躍的好跳板。諸多《風‧影》的挑戰中，雲門同仁最感頭痛的是如何把人送到國家劇院屋脊上去「站一站」。劇院負責工程的朋友力勸我們不要冒險，因為「連工人都不太願意上去。」所有「攻頂」的策畫宣告失敗之後，同仁想出一個替代方案：讓人站到較低的屋簷上。我不喜歡，一個念頭浮現腦中，但我想知道國強怎麼想。果然，他不要替代品。果然，他一語中的，說出我早已胸有成竹的話：「找登山的朋友。」我快樂地打電話到登山協會。一切迎刃而解。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雲門《風‧影》在台北國家劇院首演。演出前，一位身著《風‧影》服裝的年輕朋友，將在萬人矚目下，攀登琉璃瓦的屋頂，走上屋脊，讓勁風揚起他背上有如天使翅膀的紗旗。我熱烈期待，同時禱告那天無雲無雨，是個「攻頂」的好天氣。勇敢夢想，慎選策略，落實細節，走出困局，向上爬，往上走，高處眼亮。大家加油！ ── 原載於《中國時報》二○○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出走與回家一九六九年九月，我初到美國讀書。在舊金山機場看到通往全球的航班表：紐約、倫敦、巴黎、東京、阿姆斯特丹、莫斯科、斯德哥爾摩…… 那是個驚嚇的啟蒙經驗。世界如在眼前，地理課本的地名，原來是真的可以去的城市！那年五月，搖滾樂、大麻、性愛，五十萬人大聚會的胡士托音樂節，震動了全球的年輕人，而我來自戒嚴的台灣。一年多以前，巴黎、東京、紐約、柏克萊，學生運動風起雲湧；在台北，我衷心崇拜、曾在明星咖啡廳仰望的作家陳映真被警總抓走，寫作圈子的朋友私下轉告，不知所措，也有人徹底避談。可以這麼說，到了美國，我才開始走進世界。七○年耶誕假期，我從讀書的愛荷華，一路候補機位，用學生票旅行，混到西岸。忘了如何抵達太平洋高速公路的一個水族館。我第一次看到海豚，樂得張開了嘴巴。看完海豚戲球，我對著太平洋的落日發呆，轉頭才發現人全走光了。到了館外，停車場是空的，也沒公車了。天色昏沉，我只能在路邊橫著大姆指等便車。一位長髮嬉皮讓我上他的車。弄清楚我不知自己身在何處，不知要往何處去，便安靜地說：「那麼，到我家過一夜吧。」睡到半夜起來上廁所，只見起居室五、六個長髮男女安靜坐著，看了我一眼，沒說話。房間裡有印度線香的味道，也許都吸了大麻，一屋寂靜。我回房繼續睡。第二天早上，另一個長髮嬉皮順路把我在公路邊放下。我橫起大姆指等車。七二年，我打工存了錢，經歐陸返台。紐約到盧森堡的學生包機每人九十美元。在阿姆斯特丹，我根據手上的《每天十元遊歐洲》，找青年旅館過夜，也睡過公園，認識了人就一起去玩。有一個人要去巴黎，我改了行程和他同行。他找到幾個朋友，一起混了幾天。吃飯，大家湊錢買幾條麵包，幾瓶便宜紅酒就打發了一頓。這些來自各國的背包族，有人初抵巴黎，也有人要離去，大夥兒就在便宜小酒館為隔日要啟程的朋友送行。喝得太晚，第二天爬不起來，誤了車程，因此晚上再度送行，喝到凌晨…… 在巴黎認識的瑞士青年要去葡萄牙、西班牙，邀我同行。到了葛那達，他要去摩洛哥，我的護照要等上一個多月才能取得簽證。從此我一人獨行，去義大利和希臘。在羅浮宮、在烏菲茲美術館我第一次感覺到「顏色」。從希臘的天空和愛琴海，我終於知曉藍色有無限的層次和變調。在日內瓦，我看到一本美麗的畫冊，那是我第一次認識敦煌壁畫。通往曼谷的學生班機由雅典起飛。才走進世界，又得回到窒息戒嚴的台灣；觀光尚未開放，一般人收入極少，我不覺得自己還有機會出國，躲到廁所狠狠哭了一場。沒想到我竟然一次又一次出國，頻繁的程度使我想起機場和坐飛機就要自閉地憂鬱起來。跟雲門出國是工作；十次九次，演完第二天必須離開；沒有主辦單位可以大方地讓三、四十個人不演出，住旅館。一九八八到九一年，雲門暫停的三年，我隨心所欲地跑來跑去。背起包包，住十美元的民宿，我去了印尼、菲律賓、尼泊爾和印度。印度！許多人怕去印度，因為髒亂和貧窮，因為火車飛機從不準時。這些，正是讓我一再回到印度的理由。生了兩回氣後，我有了「頓悟」：即使慢上七、八小時，火車一定會來。我放心地在火車站讀了一本又一本平日沒時間讀的書。人生可以不必急吧，我終於擺脫時程表！印度的燥熱飛塵，天天在街頭上演的生老病死，為我曉示生命的本質。我也去過恆河畔，看到骨灰撒入河中，焚燒一半的殘屍逐波而下，下游的印度信徒面不改色地掬起「聖水」，仰頭吞下。生死有界，流水無痕。我驚悸而感動。不知不覺，去了九次印度。印度安頓了我。毛躁起來時，閉眼想起聖牛踱步的火車站月台，流水悠悠的恆河，心就靜定一點。我開始覺得雲門的工作不是磨難。得失心淡了以後，作品慢慢成熟。一次次的出走，孤獨的背包旅行，讓我看到許多山川和臉孔，見識到不同的文化，以及不同文化背後共通的人性。旅行為我打開一扇扇門。回了家，我閱讀，追尋曾經碰觸過的文化，關心去過的國家，遠地的戰爭彷彿也與我有關。更重要的是：離開台灣，隔了時空的距離，台灣，還有在台灣的自己，變得特別地清明，因而逐漸培養出對付自己的能力。台灣解嚴二十多年，但是，我們仍然容易陷入島國的自閉，陷入消費主義的迷障。我懷念六、七十年代年輕人沒有特定目的的貧窮旅行。我希望有更多年輕人出走。二 ○○四年，我把行政院文化獎的六十萬獎金捐出來，成立「雲門流浪者計畫」，承蒙許多朋友，特別是施振榮先生和他的夫人葉紫華女士，以及吳清友先生、嚴長壽先生熱心支持，使這個計畫可以持續進行。五年間，四十一位年輕朋友在「流浪者」的獎助下到亞洲各國學習，去奉獻，去挑戰自己，或者，只是去放空。台灣受了太多西方影響，對於近鄰的亞洲文化缺乏認識，我們希望年輕朋友去紐約、巴黎之前，先到亞洲看看。我們要求流浪者單獨旅行：一個人走才能增加與當地人互動，確保和自己對話的機會。我們也期待旅行的時間不低於兩個月：希望他們可以完成緊張、興奮、疲累、挫折與重建的幾個階段才回家。常有人問，對「流浪者」有什麼期待。我們祝福他們帶著新的視野，以及對自己的新觀點，重返台灣的生活。如此而已。然而，事情的發展讓人喜出望外：第一屆的謝旺霖書寫鐵騎西藏高原的《轉山》成為二○○八年誠品中文書籍排行榜第二名的暢銷書；簡體版在大陸「火紅」。吳欣澤透過演奏與CD，以西塔琴豐富台北的音樂文化。劉亮延的「李清照私人劇團」新作不斷，令人驚艷。鍾權的紀錄片在公視、在大陸播放。吳耿禎的現代剪紙這兩年來，成為台北眼亮的風景。薛常慧的伊朗之旅，促成台灣與伊朗紀錄片的交流。楊蕙慈去廣西學蠟染，回來發願募款，要為當地瑤族孤兒蓋一所小學。盧銘世持續在全國推廣種樹，綠化台灣…… 「流浪者」的旅行只是他們生命的逗點，沒有這趟旅行，他們的才華與熱情一樣會燦爛開花，但因為有過這番交會，我們沾染了年輕朋友圓夢的喜悅，也以他們的成就為傲。二○○八年，雲門穿針引線，七位「流浪者」到四十所學校，分享他們旅行的經驗，參與的學生高達兩萬五千人。有些學校因而企劃了「小小流浪者計畫」，鼓勵學生進行島內自助旅行。二○○九年，十位「流浪者」接棒，到七十所學校演說，繼續擴大青少年的視野。年輕人逐夢的勇氣，落實夢想的毅力，是社會進步重要的本錢。而告別年輕多年的我，因為這個計畫得到前所未有的激勵。工作膠著苦悶之際，遙想張子午騎著自行車穿越哈薩克、俄羅斯、土耳其，直至葡萄牙大西洋海邊；林乙華到印度參加喜馬拉雅山登山訓練；陳乃綺辭去台大醫院研究員工作，「捐出」八個月，到柬埔寨和寮國，參加當地登革熱的衛教、防疫的活動；輔導台北遊民多年的楊運生在日本深入觀摩遊民輔導機構的運作；我的世界變得寬闊，對自己的沮喪感到可恥，因而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聖經》裡，浪子的故事以落魄的浪子回家，得到父親寬容的擁抱做結。紀德的〈浪子回家記〉顛覆了《聖經》的道德教訓：回家的浪子，幫助弟弟離家出走。出走。回家。再出走。我希望看到一代代人不斷出走。 ── 原載於《自由時報》二○○九年五月二十五日